刘珩，人类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教授，2009-2010年度哈佛燕京访问学者。

摘要：拉比诺提出的当下人类学的概念，旨在促使学界关注具有时代紧迫性的现实问题。当下人类学对于当下的研判和尝试性把握，对于如何理解当前中国所处的时代，如何凝练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问题意识、术语概念以及“书写”方式，同样是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需要反思的问题。当下人类学主要有四个来源：首先是福柯对于当下以及现代性的重新定义所确定的新批判哲学体系；其次是当今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及正在开展的新一轮启蒙运动；第三是拉比诺对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再反思；第四是当代艺术对于当下的认知及实践产生的启示。在方法论层面，当下人类学通过设计的三个原则（新兴、矫正以及繁荣）探索田野实践的对象、方法和目标，并且通过组合这一社会现实的映射形式，考察相关因素的变量衍生而来的概念体系。

关键词：当下；自主知识体系；科学与技术；伦理导向；合成生物学

一、问题与语境

何为“当下”（contemporary）？如何论证一门“当下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的合法性？这是人类学领域一个既边缘，但又亟需开展的话题。之所以说它是边缘的，主要是因为它对于“当下”这一存在样态的探索，过多地停留在大多数人类学家都不太喜欢的哲学层面，并且当下人类学在方法论层面所引入自然科学实验室般的设计观念，使得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有可能被科技的流程完全覆盖，最终导致人类学田野工作中的文化属性被全盘简约为技术属性（technicity）。此外，当下的概念阐述停留在“精神气质”（ethos）这一颇为玄学的层面上，它与现代以及后现代的关系也交织缠绕，需要进一步地予以厘清。

然而当下人类学似乎又不是一个边缘的话题。正如大多数人所说我们生活在当下，要把握住当下一样，当下是一个我们能够感知的既有别于过去，又不同于未来的时刻，它是新兴（emergent）的又是短暂的。既然当下是大多数人用以标记时间（marking time）的概念，它似乎如同逻各斯一样已然成为度量万物的尺度和准则，同时也是普罗大众用以进行自我反思，以便应对各种困境与挑战的工具或者装备。因此，在当下安身立命似乎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的精神气质，而非某种与传统决裂的划时代体验。当下更像是一种将新与旧、传统与现代输送和交染在一起的关系网络，从而成为探索相应概念和实践的场所。自20世纪80年代“写文化”运动将“民族志作为文本”进行政治学和诗学式的反思和批判之后，当下的人类学似乎又面临一个马库斯所谓的“学科以及方法论层面的困境”。人类学在“后写文化”时代迫切需要关注西方以及其他地区正在兴起的各种事件，以此引领人类学知识的生产并破除当前的困境。一种契合正在变化中的人的实践方式的人类学也因此应运而生，拉比诺将其称作“当下人类学”，其宗旨在于通过人类学的田野实践（着重于科学与技术研究），从经验研究的层面聚焦于“当下”“组合”“装备”（apparatuses）等概念的思辨之上，完成一种人类学意义之上的唯理论与经验论的联动，以此作为后写文化运动人类学知识生产的重要场域。具体而言，致力于“此地和当前”（here and now）的当下人类学实践试图摆脱一贯的“远方与非时间性”（far-away and timeless）传统的束缚，其承前启后的转折意义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当下人类学遭遇的更多是问题，而非另辟蹊径且卓有成效的研究范式。针对拉比诺这一颇为激进和边缘的思想，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当下人类学主要不再关注远方和文化他者，那么我们如何界定自身的人类学属性呢？一旦人类学的研究不再专属于社会和文化，我们又该如何界定人类学的主体和客体呢？如此的问题不一而足，但在拉比诺看来，如此的问题空间和诸多的困境，恰好是人类学知识生产的动力。因为，面对尚且不能命名的新问题，人类学家需要针对特定的现象探索新的概念和方法，这恰好是当下人类学在各种新兴事物和实践语境之下的应有之义。

其次，当下人类学为当前和未来的人类学实践设计了一套可持续的伦理机制。无论科学与技术如何发展，无论所谓“人类世”的时代如何更迭并增加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智慧内涵，人类学都应该是一种提倡研究道德、伦理、幸福感以及美好生活的良善之学。拉比诺对于科学与技术研究中伦理层面的关注，表明社会的福祉和大众的幸福感并不以科技的极致发展为前提。探索科技对于大众日常生活和情感空间的支配乃至侵蚀，并非意在阻止其进步和发展，而是在两者相互作用、日益紧密的当下，去照见未来美好生活更多的包容性、可能性和替代性。繁荣作为人的福祉最为基本的伦理原则，在拉比诺看来应该成为人类学设计最为重要的前提。

再次，拉比诺所参与的科学实验研究，从本体论的层面提出重新认知自然与表象关系的重要性。长期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自然，多种文化”的既定模式源自于“一个自然，多种表象”的认知原则。科学与技术研究则意在破除自然与表象相对这样一种二元论观念。通过考察科学与技术参与当下世界构成的方式与路径，重申世界这一集合的认知不再是一个表象的问题，而是一个“演成”的问题。也就是说，借助科学与技术实践所特有的本体论架构和效应，在这一场域中探索众多对象如何参与并最终“演成”某种集合的过程，凸显了集合不断演变和生成的意象，不再是某种需要准确表象或者再现的给定性实在。从本体论的视角而言，科学与技术研究的动机意在避免被一个有关“视角”（perspectives）的描述体系和衡量准则所限定，其最终的目的在于，绕开有关表象（再现）的方法论和话语体系，从而探索一条更为直接的对接世界构成（composition of the world）的途径。

事实上，“当下”既是一个时间问题，也是一个事关存在的人类普遍性的问题。如何理解当前中国所处的这一时代，如何凝练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问题意识、术语概念以及“书写”方式，“使之具有深耕中国国情的‘从实求知’品格和植根中华文化沃土的文化特征”， 同样是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需要反思的问题。早在拉比诺提出当下人类学这一概念之前，人类学家就已经使用“民族志当下”（ethnographic present）这一概念。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一种特殊时态，其目的在于,将过去、现在与将来浓缩在一个持续性的当下（continuous present）。如此整合的价值就在于，对当下已经有所观察、有所认识并且有所分析和阐释。毕竟过去所具有的重要性必然经由现在和此刻予以认识和彰显。进一步而言，此刻和当下的诸多有关未来的观念，同样必须通过某些特定的路径从当下的诸多判断中来加以认识。显然，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自主知识和话语体系也应该放在这一持续性当下来通盘考量，以确定其符合国情，依据历史语境不断调适的使命和任务，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向。何明搭建起了中国民族学在不同时期的“革命之学”“建国之学”“发展之学”以及“强国之学”的中国经验架构， 使得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在过去、当下和未来均呈现出清晰的脉络，并在新时代各种因素的参与中不断“演成”，折射出未来发展的独特的中国路径。总之，这个当下恰恰是我们思考自主知识体系的起点和基础，同时也凸显自主知识体系的本土视野和独特风格。也就是说，我们在人类学的学术思想史中，需要回顾过去、立足当下，才能展望未来。黄剑波等将这一持续性的当下集合为“汉语人类学的历史、实践与可能路径”，并且“力图在学术思想史的延长线上探寻中国立场与风格的人类学”。

此外，“当下”也是一个事关人类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海德格尔将“当下即是”看做一种本真状态，“是”就是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此在”。此在的普遍性首先是因为其是一种在世的展开状态，“是此在的寻视操劳的日常生活中来照面的周遭世界”， 这是此在的空间维度。其次，此在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时间意识贯彻其中，“具有非静止的展开中的过程性，是一种朝着未来投射、承载着过去、立于当下的‘时间三重性’”。显然，“当下即是”理应成为不同文化以及历史和社会背景下，需要直面的一个人类生存状态的普遍性问题，并以此作为不同文化背景下学科研究的底色。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话语体系，自然需要从本源上对接、反思和回应这些普遍性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此在”这一携带西方话语权的概念与所谓普世性等同起来，在考量西方话语的一般性建构中所抽离出的特殊性以及历史情境性的同时，需要探索中国语境的特殊性对于一般性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考和刻画，并从中提炼出基于中国经验和思想资源的术语和概念。

如何理解中国传统中人的生存样态这一普遍性的问题，并将其作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底色和根本呢？黄剑波等对于汉语人类学需要开展工作的反思很有启发性。他们认为，汉语人类学试图在根本上从汉语及其所承载的生活世界和经验中打开一种对于人及其宇宙关系的不同图景，或者说一种不同的人论或“人类学想象”。同理，中国语境中人的普遍生存样态也需要打开一种特属于自主学科体系的“想象空间”，同样需要“立基于汉语世界的历史文化、思想资源与精神结构，直面人类普遍性的问题”。赵旭东等认为，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场漫长的阈限，这种过程性意识通过长时段、多主体、阔思维的考察获得完整性展现，以此链接成的射线就是无限的自主知识体系束中的一支。朱晓阳在中文语境中，提炼出与“地势”相关的“人势”“时势”以及“运势”等观念，表明中国人生存中人—物合一的生存之道，以及“顺势而为”的生存性智慧，并以此与海德格尔的“栖居”观念加以对照，来论证中国人主体/客体、人与自然相融而非相互区隔的生存样态。对这些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生存经验的考察，从中所体现出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应该成为中国人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根本方向。

带着上述当下人类学提出的问题以及产生的语境，我们不妨先从拉比诺当下人类学概念的几个来源说起。

二、拉比诺当下人类学概念的几个来源

拉比诺当下人类学中的“当下”观念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首先，福柯对于当下以及现代性的重新定义和谱系学的考察路径，所确定的新批判哲学体系；其次，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正在当下开展新一轮的启蒙运动，如何从话语、权力和伦理等层面重新理解知识体系、治理策略和自我技艺的重要变迁，必须对当下的现实进行诊断并加以批判；第三，对摩洛哥田野作业的不断反思，并不仅仅将研究的对象、过程以及自我本身再次作为研究的对象予以观察，同时也试图在现实（virtual）与潜在性（potential）之间探索一种相邻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 adjacency）的可能性； 第四，当代艺术对于当下的认识和实践，对于人类学在当代语境中理解对象、材料、主体性的形式不断变化和重叠的演变过程，并进而理解当下的含义，无疑都大有裨益。以下就上述四个方面作简要论述。

（一）福柯对于当下现实的诊断

福柯认为，人文社会科学需要再一次批判和启蒙，以此对当下现实展开新一轮的辨析和思考。当下在福柯看来“事实上是对话语可能性实践的多种规范方式”，并且由于某种话语结构随时可能被另一种话语结构取而代之，因此，这一整套被想当然当做事实接受的术语、概念和实践经常会以分支甚至断裂的方式造成转变，其本身充满偶发性。 正是对于当下现实的剖析，使得福柯不再像传统哲学那样用概念和观念去建构一套理论体系和真理话语。 同时，由于话语结构的不稳定性和偶发性，福柯对于任何超验的历史规律也保持一种摒弃的态度。历史同样应该放在当下的现实中予以审视和辨析，将历史嵌置于当下这一场域之内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提出“当下的历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这一概念，意在说明历史本质上是对当下进行诊断，不能将其当作某种决定论的规律予以接受。具体而言，当监狱这一代表社会变革的场所被当作特定的理性类型被大众广为接受的时候，当下的历史首先要对包括监狱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变革计划进行诊断，由此形成一种可以恰当思考的模式，用以分析那些与知识和权力相关的基本概念、实践以及组织如何被拼凑（bricolage）和配置在一起，从而使得监狱成为合理改造囚犯，并进而保卫我们的社会的恰当方式。

如何认识当下特有的样态呢？福柯认为，应该确定一个“暂时性”（temporality）的考察对象，这一暂时性“决定了空间如何延续，以及在这一延续的空间内，各种追本溯源的方式。一言以蔽之，就是各种理解时间和历史的方式是如何被决定的”。福柯定义的暂时性，如同运动中的历史的一个横切面，借助这一“历史的切片”，我们可以将某些证据暂时固定下来，并以此追溯各种话语、实践和观念得以聚合、互动的轨迹，进而形成一个可以观察思考的空间。受到福柯当下观念悬置性、偶发性和聚合性特征的影响，拉比诺认为，当下是一种运动状态，在刚刚逝去的过往（recent past）与不远的将来（near future）之间运动，这一特有的历史模式，因其关照的范围相对较小，其阐发的话语和范式相对温和，因此便于将多种对象集于一处加以分析考察。

福柯针对“当下现实”的诊断和剖析所开启的新的哲学和历史研究谱系，对于拉比诺将当下人类学界定为一门有关现实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 actual）有着不小的启示作用，这样的人类学有着两个鲜明的特点。首先，当下人类学不以族群作为基本和重要的研究对象。这并非说当下人类学全然摈弃包括族群在内的人类学已有的概念体系，而是致力于探索将其带入当下研究领域中的可能路径。拉比诺认为，当下所提供的方向有助于从人类学传统的研究资源中搜寻相关的实践、术语、概念和形式，并且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用于当下的研究领域。如此一来，这些新探索出来的研究对象或者事物，经过概念的重组（reconfigured）和必要的修正（remodified），将不同于它们过去被理解和再现的意义。 正是在这一维度之上，拉比诺的当下人类学更具有本体论的色彩，因为它更感兴趣的是用以研究新的对象所发展形成的新的工具，而非将民族志作为生产人类学知识的工具。其次，人类学强调当下悬而未决的问题化空间，正如福柯所强调的当下历史的诊断作用一样，一方面避免过于仓促的回应和批判，另一方面也避免提出所谓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而是提供一些概念和可能的思考方向，以便促使大众更好地思考、分析和提问。为了达到这一诊断的目的，人类学应该仿照艺术创作的模式，将自我与他者、与物置于一种运动和问题的语境之中，从中探索问题意识，并且探索各种现代性概念和实践配置和组合的方式与路径。

（二）科技时代的生活

　科学与技术的每一次重大发展，必然极大地重塑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以及自我认知的能力。然而，科技的发展并非总是给人类社会带来福音，知识的累积似乎也无助于当代大众比美洲的印第安人更多地了解生活的奥义。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类不断增强的自我意识与改造世界的能力总是处于一个矛盾的境地。科学的进步似乎总是意味着对人类盲目且自大的主体性的不断打击，从而呈现出一种从个体到社会的不满和郁闷情绪。当然，每个时代都有其自身科学发展所带来的郁闷情绪。比如，哥白尼的日心说所带来的宇宙观念的冲击，达尔文的进化论所带来的生物学观念的冲击，面对这些剧烈的震荡，研究特定时期科学与生活的关系，显得尤为紧迫与重要。因为它可以疏解普罗大众因为既有观念被颠覆所带来的种种不适和焦虑，并且开出慰藉性的心理治疗方案。

当然，科学并不能够完全解决人的存在的问题，人类的萎靡不振、郁郁寡欢并不能通过科学的精准计算得以解决。但是科学的不断进步，却提供了新的思考方法以及规范化的工具，并不断对思考者加以训练。如此的训练，使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更为清晰明澈，对于自我的认知更为澄明通达。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带来生活巨大变迁乃至郁闷情绪四处蔓延的同时，也正致力于对生活加以诊断和观察，并试图开出救赎社会与自我的良方。关键在于如何确定当下社会生活乃至郁闷情绪的症结所在，以便理解科技发展对于生活的重新塑造的过程。那么，当代科技的发展对于既有的观念产生了哪些颠覆性的作用，又将如何塑造我们未来的生活呢？

也许，分子生物学所引发的生物科技变革是继哥白尼的日心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之后，对既有观念和假设产生重大冲击的领域。拉比诺认为，仅仅是人类基因测序完成这一个例子所带来的新问题，就足以揭示诸多旧有假设的苍白乏力。很多事物也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新的科技领域将帮助人们重新理解基本的生命进程，对于疾病及其诊断和治疗带来全新的方法，并帮助自我理解健康与疾病的含义。显然，分子生物学及其衍生的科技，如同一部高效整合和运作的机器，其目的一方面在于诊断人类目前面临的各种疑难杂症，并最终为包括癌症和艾滋病在内的疾病提供治愈的手段。另一方面，这同时也是一部创造未来的机器，它正在创造一个完全有别于当下的未来，并将形成健康及其照护被理解、实践和操作的部分基石。

当下人类学自然也在这两个维度理解社会和生活并设计未来。首先，生物科技对当下生活带来巨大的震荡效应，由此催生出新的知识和话语体系。然而，分子生物学所达成的共识，只是公众领域通行的众多符号和标记的一种，它必须同其他符号和意义形成互动，才能实现自身的“科学”的意义和重要性。很多研究已经表明，公众对诸多科学研究的了解和认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策的制定和科研经费的投入和使用，很多科研项目也带有迎合政治和公众的意味。也就是说，科学的事实数据与大众的认知之间总是存在矛盾，而后者显然与公众的社会文化经验密切相关。此外，分子生物学领域中的“基因”已经成为行动者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行动者，探讨这一行动者如何在公众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支配性的观念，从而成为政府治理的辅助手段，也是当下人类学必须予以审视和诊断的重要场域。总之，考察公众的社会文化经验与科学话语和治理策略的整合过程，揭示生活和科学在当下的重构与组合的形式和路径，是当下人类学发挥“诊断”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现代科技正在创造完全有别于当下的未来，这并非说现代科技全然摈弃当下，而是更擅长在当下再现未来的镜像。现代科技因此充斥着更多设计和构想的因素。同理，民族志在当下的现实中呈现自身的方式和传统的时候，未来的结构和任务便已明确了。民族志在当下的任务更多的是让未来到场，与现实照面，“从而为人类学知识的人类学式的生产提供一些新的设想和路径”。总之，对于人类学未来的设想正如拉比诺所言，以一种有别于传统人类学著作的方式进行探索和叙述，由此必然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这种效应从本质上而言并不见得更有价值，但却为读者和人类学家提供了完全不同的经验和感受，对这些效应的考察无疑是这门学科未来发展的一个紧要任务。

（三）摩洛哥田野作业再反思

1968年跟随格尔茨夫妇在摩洛哥进行的田野作业，对于拉比诺而言并不是一次愉快的经历。格尔茨为这次调查做了大量充分的准备，特别是在阿拉伯语言这一方面，准备了大量可供查阅的词典，配备专门的语言导师以便学习，当然自身还有深厚的语言与文化知识储备，以便进行广泛性的理论反思。然而如此装备精良的语言工具，却并不一定实用。田野期间发生的一件趣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有一次格尔茨观察一支供奉圣人的游行队伍，并与其中一名年轻男子简短交谈，其后格尔茨对旁边的拉比诺耸耸肩说，鸡或者玻璃。见后者茫然无知，旋即略微抱怨地补充道，摩洛哥语言中鸡和玻璃的发音太相近，自己也搞不清确切含义。“鸡或者玻璃”这一趣事在拉比诺看来并非说明格尔茨的阿拉伯语很不地道，但凡格尔茨能够更多地以玩笑、闲谈甚至打趣的方式与当地人互动，而不是直接提问，那么他不但能搞清楚到底是鸡还是玻璃，而且还能觉察他们在表达这一概念时候的细微感受。显然，由于对田野的观察和感知角度的不同，使得拉比诺能够抛弃概念构造和标准叙述的负担，转而混迹于当地人的生活之中，与各色人等打成一片，看上去似乎终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这种态度显然是不被格尔茨认同的，二人之间的龃龉因此也不难想象。

及至格尔茨团队出版《摩洛哥社会的意义与秩序》（Meaning and Order in Moroccan Society）一书时，拉比诺提交的文章因不符合规范没被收录其中。然而无心插柳的是，拉比诺另起炉灶完成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却将自我作为重要的观察对象，“让‘我’在‘他’中完全现身，成为人类学的经典之作”。当然，有关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还远不止此，它时时浮现在拉比诺后期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之中。

在摩洛哥田野调查期间，格尔茨不断提醒拉比诺等人要观察记录摩洛哥社会中正在消失的诸多重要文化特质，不要将精力耗费在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之中，要将自己想象成正在考察中世纪时期摩洛哥集市和村镇的日常生活。格尔茨多少对当下生活的纷繁芜杂、多元异质有些“视而不见”，他主要关注伊斯兰化的摩洛哥大众的生活，而拉比诺似乎对于同样正在变迁甚至隐退的犹太和法国社群文化更感兴趣。格尔茨在摩洛哥所展现的怡然自得的心态和学术自信，究其原因似乎缺少了一种马库斯（George Marcus）所谓的从事人类学研究所普遍具有的当下的焦虑（contemporary anxiety）。当下的紧迫感一旦缺失，就会按照学科既有的时间刻度，慢条斯理地在一种真理式的永恒中继续文化和社会的研究课题。 人类学家特有的脱离当下和历史语境的能力，在马库斯看来是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迟钝。拉比诺则认为，与生命科学相比，后者所面临的无休止的、不断加剧甚至颇为残酷的竞争，一切都为了占据优先的地位，这使得那些怡然自得，以追寻真理为标记的研究有些让人难以想象。

人类学当下焦虑感的缺失，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很多研究仍然秉承博厄斯式的人类学研究姿态：敢于向权力宣告真理，以此获得一种颇为固执的知识的永恒性；另一方面则是对于这一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所具有的独特视角和洞见，过于自信，由此可能造成概念体系及其使用情境与公众接受维度的脱节，从而妨碍人类学知识和著作的公共普及性。比如，人类学家试图向生物学家推销“种族”（race）这一已经打上人类学权威性判断和烙印的概念时，后者则会认为，使用这一概念没有任何不妥，种族的差异就摆在那里，人人都能看见，并且这些显著的差异能够在基因层面得以呈现。显然，在不同学科之间、学界与公众接受之间、历史与当下之间以及永恒与即刻之间，存在着一种相邻性（adjacency），这一空间之内充满问题与困惑，时而超前时而迟滞，有时过快有时缓慢，总之这是一个既需要踟蹰不前，又需要大胆创新，处处让人烦恼焦虑的地带。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让人不适的空间才是兼容不同风格、不同形式，并且能够梳理当前受众优先考虑、高度关注话题的场域。这一空间同时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绝佳位置，因为它可以整合为一种研究的模式，并以此引导思考的逐步成型。或许，人类学研究的相邻性是这门学科得以宣示真理和永恒的重要视角，因为它并没有被学科的既有范式和基本概念所充斥和支配，而是不断在田野中去“确认新的研究趋势，寻找各种联系，应对各种即刻的场景并且预判各种可能的变迁”。假使当年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并不仅仅局限考察摩洛哥社会伊斯兰化所特有的象征性意义和秩序，而是对于同样处于变迁中的犹太群体和法国殖民文化给予关注，并寻求其中的联系，则这些在当下进程中伴随田野考察的相邻的事物，会以某种特有的形式折射出来，不断对既有的概念及其关注场域进行或左或右、或前或后的调整，从而形成一种相邻的视角。总之，从相邻的视角高度关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伴随左右的事实及其过程，构成当下这一概念的核心。按照拉比诺的解释，当下这一术语并非对于一种替代性的可有可无的妥协，当下提供了一种方向，便于人类学家从学科传统中汲取既有的实践、术语、概念以及形式，将其在当前的语境中加以重塑，以便应对现代社会的种种新的问题。

（四）现代艺术的启示

2009年，先锋派杂志《十月》的主编向欧美各大博物馆馆长发了一份调查问卷，寻求他们对于“当下”这一概念的理解。在回收的问卷中，馆长们的思考大概分为如下几类。首先，以当下艺术为例，其质量、意义、观察者的重要性以及不断衍生的各种新的艺术形式相互纠缠在一起，聚讼纷纭，是一个很多人都无法肯定回答的问题；其次，对当下艺术评判的权威性进一步丧失，典雅与流行、大众与精英、个体与社团以及艺术的生产和批评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甚至消解，并逐渐演变成一种支配性的观念；第三，20世纪初兴起的包豪斯艺术形式对于理解当下艺术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因为包豪斯恰好是一种相邻性与合作精神的象征，旨在将艺术、技艺、标准、教学以及工业配置在一起，以便在工业化的经济与社会中重塑日常生活。显然，包豪斯所形成的网络体系通过自身的输送和转译的作用，将之前的艺术品转换成日常的生活用品，又将工业产品依照其效用或者自身具有的各种优势转换成博物馆或者艺术馆中具有审美价值的展品。

总的说来，艺术家们有关当下艺术的理解对于人类学的启示作用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当下艺术总是将自己研究对象的生成置于当代社会进程和变迁这一时代背景之下，艺术的生产和工作总在寻找与科学、技术、政治、族群等重大发展动向之间的联系，并致力于再现艺术、科技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与当下艺术研究对象的生产过程相比，人类学对于包括科学与技术在内的诸多巨大变迁性社会工程（social projects）的关注略显不足，自身研究对象以及“产品”的社会认知程度不够普遍与广泛，在“审美”的维度上多少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仅属于这一门学科的专属性。其次，当下艺术对于纷至沓来的各种艺术呈现的介质（media）采取一种兼容并蓄的态度，尽管包括语言、色彩、声音、肢体动作在内的艺术介质的神圣性不复存在，但并非将其统统摒弃，而是探寻一种无限的循环机制，将过去的介质、各种美学价值以及历史形式在当下日益扩充的艺术表现中加以综合，让彼此形成关系场域，输送价值并造成转译，这一过程在艺术界被称作“介质重组”（remediation）。介质重组这一概念对于人类学的启示，就在于当下很多研究领域都充斥着各种或新或旧的元素（比如人类学传统的种族观念与当下分子层面对于群体差异的认知等等），它们纷繁芜杂、形态各异，探究这些元素如何串联在一起，并且形成可供人类学进一步探索的关系场域，同样是一种介质重组的形式。第三，艺术界通常将当下艺术实践的对象、主体性以及表现方式的多元异质看成一个颇为有益的问题空间，现代性的各种观念以及伴随其间剧烈的社会变迁并没有彻底破坏艺术的表现方式，只不过生成了种种问题，因此应该颇为乐观和富有责任感地将其看做一个可以实验和探索的场域。对于人类学而言，同样致力于在当下重塑问题空间。借助福柯对于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这一概念的阐述，拉比诺认为，福柯对于事物问题化状态的理解（亦即对于特定类型化问题变量过程的阐述、特征的提炼以及重组），同时也是人类学批判性思考的对象、场域以及本质。

概括而言，福柯对于当下现实的诊断，将人类学既有的术语和概念体系与一种更为普遍的现实对接起来，既兼顾其历史情境，又审视其随时可能产生的波动和偶发性，从而形成有益于探索的问题化场域。现代科技致力于在当下再现未来的镜像，从而赋予人类学诸多设计的灵感和元素。田野调查的相邻视角，便于人类学根据当前的语境不断调整研究的问题和策略，从而更好地对接社会现实。当下艺术对于材质、对象、实践、社会变迁以及表现方式相互缠绕的多元异质性的理解，有助于人类学在同样的语境下将纷繁芜杂的元素进行组合与重塑，从而配置出恰当的概念体系。显然，构建一门当下人类学的核心就在于组合与设计。然而，如何将“当下”组合为问题化空间，在其中陈列和再现不同学科、学术与受众、既有概念与社会现实之间交织缠绕的种种元素呢？此外，如何在当下配置出具有新意的概念体系，以便凸显人类学特有的对于未来的设计和呈现路径呢？这些同样都是需要深入思考并加以回应的问题。

三、设计与组合：当下人类学的研究路径

2008年，德国学者雷斯（Tobias Rees）采访了拉比诺、马库斯（George Marcus）以及法比奥（James D.Faubion）三位学者，以对谈的方式回顾了20世纪末推动美国人类学转向的三个重要因素。尽管拉比诺和马库斯对于人类学传统的概念和方法如何契合社会现实，以及如何理解“当下”存在分歧，但是两人都认为，写文化运动开启了一种学术批判，批判这门学科在认识论层面过于依赖既有概念的保守主义，使得人类学获得了思考、习得以及设计新的概念的机会，从而与一个无处不在的现代社会进行对接。人类学之所以要设计当下，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近来人类学领域兴起的本体论转向的话题，致力于发掘新的问题意识并重构问题空间，这是一个缺乏既有认识论参照体系之下的重新概念化的过程。由于缺乏既有的概念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参照或者束缚，当下人类学必须进行系统的设计。按照马库斯的说法，与其在认识论层面凭兴趣不断打磨民族志研究的问题，认真思考人类学家和他者之间所谓的主体间性，不如从本体论层面生成复杂事物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空间。 因此，“在问题之中”（midst the problems）不但是当今人类生活现状的真实写照，同样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语境和场域。这一充斥着各种问题的场域使得人类学能够获得一种恰当的观察视角和态度，从而针对当下的问题和面临的风险，设计一个更加细致、更具操作性的研究空间。显然，拉比诺的“问题之中”与拉图尔所说的“现代性构成”（modern constitution）如出一辙，两者都强调现代社会问题重重、危机四伏这一事实，都主张借助现代性引发的危机和批判意识，激发人类学从理论层面发明或者设计出更多的方法进一步参与和思考我们所处的世界，并进行相应的实验。

此外，现代性构成的问题语境以及“演成”（enactment）这一过程的偶发性，同样在不断重塑人类学的田野之地，并不断检视和校正田野研究的方法。面对当下人类社会诸多“新兴”的实践方式、社会和人群的重组方式以及公共空间的塑造和重塑的过程，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更像是一次缺乏社会和文化恒定性概念引导的实验，自然需要全盘的规划和设计。也就是说，当下人类学如同反思人类学的田野研究一样，一方面需要重新审视诸如田野、田野工作、访谈人以及研究者自身等诸多方面，并将其作为反思和实验的对象。另一方面，人类学的某一概念或理论也必须成为实验的对象，从而将这门学科以“田野”为中心的民族志维度自我实验的惯习，向着以“分析”为中心的理论维度加以延伸。也就是说，民族志者进入实际田野调查之前，应该彻底思考其间的话语链，并且分析性地阐释特定田野之地的主要观念、理论范式以及构成要素，以便提前“构建”出一个观念扎实，相关话语经过仔细厘清和辨析的“田野之地”。这个“田野之地”必须由一个设计的程序来开启，并且最好在一个“设计的工作室”（designing studio）中进行，以便在多方的合作与参与过程中，共同设计和拓展人类学田野之地的实验和研究的维度。拉比诺形象地将这一研究的过程称作“实验室席明纳”（labinar），以此凸显田野之地相关各方的汇报和持续反馈的重要性。与此同时，田野研究的多种理解、多种方案以及未来可能的批判和修正意见也能在实验室席明纳中得以通盘考量、预先设计。此外，既然田野之地的设计在一个类似于实验室的环境中进行，相应的分析和理论推演最好符合一定的科学实验程序。在本体论转向的学者看来，开放和探索始终是这一设计过程的应有之义，其目的在于将这一特殊且富有启发性的框架沿着多少有点“算法规则”的程序，不断推向极致，并且将实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加以反思和阐释，以此作为不断修正和改进的依据.

实验室中的田野之地的设计，只不过是整个研究工程这一序列的一个环节。接下来要进入的田野则充满诸多的偶发性和不确定性，因为田野调查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遭遇，其间穿插着各种机缘巧合（serendipity）以及突然迸发的灵感，使研究者不断偏离原有的研究计划。然而这正是人类学价值之体现，正如拉比诺所言，人类学无法确保所有的研究都沿着既定的、不变的经验性过程发展，它总是不断偏离已有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壁垒。面对田野研究的诸多不确定性，研究者应该始终保持一种意识，也就是拉比诺所谓的“觉察力”，从而有意在田野中生成更多的材料。如此生成并收集而来的材料，可能在当下尚不能确定和阐释，并且往往背离研究者最初的目的和系统设计的范畴。人类学的田野研究之所以留意这些数据和信息，主要用来应对未来民族志可能遭受的危机和批判，以便寻找原因并加以修正。这当然也是一种设计，具有在当下设计未来之意。

最后，当下人类学田野之地开放和公共的属性，使其更像是一个多方参与合作的空间，同时也是多方共同设计的结果。传统意义上的田野之地，更像是人类学的专属领域，只有实地调查的人类学家才能掌握诸如亲属、仪式以及宗教等领域的材料，并且给出权威性的阐释。然而当下的田野之地却是开放的，是包括媒体、公益组织以及各种研究和被研究的主体共同加工的“产品”，由此产生的文献在话语层面具有重叠、平行或者相悖等属性。这一合作和互动的田野研究样态，使得当下的人类学是一种既在田野之地，也超越于田野之地的实践，已经没有所谓民族志的整体性（ethnographic totality）之说，同时也并不指望人类学研究能够把握或者衡量所谓普遍意义的人文类型，并以此来获得做研究的凭据。如此一来，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多少具有一点派生性，它稍稍延迟于各种重叠性的研究、文献以及话语之后，因此更需要进行人类学意义的重新设计，以便将各种公共性的话题、受众层面异质杂陈的观点以及多方合作的可能性，纳入这一工程中通盘考虑。

经过实验室和田野之地系统设计之后生成的信息和材料，进入到分析和处理这一程序中，也就是拉比诺所谓的如何“组合”，以便形成概念和工具的过程。拉比诺的组合观念衍生自福柯的问题化语境，这一语境从哲学层面对人类反思和探索行为加以总结，认为恰恰是那些不可见、不能言说以及理不清头绪的问题化意识——其本质就是不能思考、没有头绪（unthought）这样一种状态——构成我们研究和思考的根本性结构。 福柯将其称作由话语和非话语实践构成的集合（ensemble），从而将纠缠不清、对错难辨的事物聚集在一起，并且通过道德反思、科学知识或者政治分析等形式呈现出来。从时间上看，问题化的跨度比较长，可能会延续一两百年，比如希腊有关愉悦与自由的问题化或者现代有关生命和治理的问题化集合。此外，问题化涵括的领域非常广泛，其中掺杂着经济、话语、政治、环保等要素，拉比诺将其视作一级矩阵。此时，我们如果借助“当下历史”对社会现实特有的诊断功能，将问题化从时间跨度以及涵括的范围加以收缩，便会得到一个在刚刚逝去的过往与不远的将来这一暂时性（temporality）区域内运动的组合，亦即拉比诺所谓的二级矩阵。

相较于问题化，组合这一二级矩阵更像是一次事件，充满偶发性。或许正是这样的一些偶发事件，将问题化中的一些相关要素裹挟出来，形成诸多较为迫切且新颖的关注点和问题空间，不但契合当下的现状，同时也可以追溯其历史来源，并且勾勒出未来发展的轮廓。组合在偶发性事件中凝聚，其时间跨度可能持续数年或者数十年。纵观拉比诺的学术研究，便不难发现作为事件出现，并且在刚刚逝去的过往、当下以及不远的将来之间运动的组合，成为他最主要的学术旨趣。20世纪初法国在摩洛哥的殖民统治就形成一个组合，这一历史性事件为法国的现代性治理观念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海外实验场所，包括卫生、阶级、建筑、以及城市功能区划在内的诸多概念以及相应的治理技术在其间不断重组，成为拉比诺考察现代性如何借助技术手段得以施行，并最终形成相应的科学话语、行政实践以及社会秩序的重要路径。此外，现代合成生物学（synthetic biology）在拉比诺看来也是一个组合，这一组合在人类基因组测序完成之后形成，随后将生命科学与人文科学聚合在一起，在考察两者关系的同时，也致力于研究至今悬而未决的诸多问题，比如研究对象的样态、路径与方法以及随之形成的更为宽泛的伦理框架，并进一步探索这些实体未来发展的种种局限性以及可能性。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组合所具备的偶发性和潜在性特点。因为充斥其间的各种元素异质杂陈，如同活跃的原子，可能在某一瞬间稍微成型、凸显轮廓，在下一个瞬间又解体重构、不断重组。因此，我们还需要一套装备（apparatus），以便获取组合中可以控制的变量，并进而加以测量、观察和分析。

显然，装备是用来观察和分析组合的技术性工具，包含着诸多可供参考以及阐释的变量，比如话语、制度、建筑布局、政策制定、法律、行政举措、科学陈述以及哲学、道德和慈善等方面的建议。 在具体操作环节，可以从装备中选取出若干与当下问题语境产生交集的变量加以概念化，从而形成符合学科规范的实践模式，用以探索传统和当下各种既存关系互动和重组的过程。在拉比诺看来，变量的概念化过程是人类学的重要任务，是学科的概念化框架与实证探索相结合的产物，由此产生的知识有助于我们在伦理、政治以及本体论维度得以全面地升华。在有关合成生物学这一组合的研究中，拉比诺选取了“伦理”和“治理”这两个变量加以概念化，而在有关法国在摩洛哥的殖民统治的研究中，他以“建筑布局”为框架，考察城市功能区划与政策制定、话语建构以及卫生观念等多种治理因素的联系。如此的概念化框架为人类学在当下问题空间中的想象、发明、设计以及实践提供了一套颇为容易上手操作的装备。

需要强调的是，装备中知识与权力关系的组合会形成一套颇为经济的治理模式，从中可以考察话语和言辞（figuration）的建构理念、治理的对象和目标以及干预（intervention）的方式和路径等诸多方面。在合成生物学的研究中，生物权力（biopower）以及生物政治（biopolitics）等概念应运而生，用以分析生物学重大的科学和技术进程如何进入社会控制和发展的规划之中并不断被调适和重塑的过程。考察装备中的概念各自组合所形成的权力与知识的经济形式，以及相应的社会治理目标和对象，同样可以形成一套分析和阐释的工具。

四、合成生物学：设计人类实践的问题空间

拉比诺所论述的合成生物学，据信是后基因组序生物学的发展方向。这门新兴的学科得益于美国文化中特有的工程理念，强调有机体（living organisms）在工程化中加以设计、制造、装配的标准化、精密性以及规范性。也就是说，在工程标准化之下设计制造的有机体，能够像乐高玩具即插即玩的插件一样，组合装配为不同的生物体系并应用于不同领域，从而有助于解决能源危机、增强生物安全性、修复自然环境以及在医学上找到新的治疗方案，并大大降低费用。鉴于合成生物学巨大的发展前景，美国科学基金会于2006年成立了合成生物学工程研究中心，下辖四个部门：第一个是生物标准部件部门，负责生物模块化以及添加部件的设计，从而以一种线性的组合方式形成功能性的单元；第二个部门负责设计与制造，也就是说按照第一个部门的标准化部件在细胞以及酶这一层面进行研发和生产，颇有微生物化学工厂的作用；第三个部门被称为底盘或底架（chassis），负责生物学控制论的规范化。其目的在于探索生物工程的抽象性和标准化在系统层面的可行性及其程度或范围。第四个部门叫做人类实践（human practices），主要负责探索合成生物学对未来医学、生物安全、能源以及环境保护可能做出的贡献及其方式，拉比诺是这一部门的负责人。

第四个部门的名称，人类实践，一方面是指将生物学作为职业的科学家在研究中的行动逻辑，另一方面则是指社会科学特别是人类学在科学实验室中的田野实践，拉比诺将其称作“干预”。之所以称作“干预”，主要是为了强调人类学家不能总是被动地跟着科学家做实验，不能总处于合作的“下游”位置，而应该在实验的“上游”或至少“中游”的位置，参与彼此都感兴趣的问题的设计、呈现并付诸实践。然而对于满脑子都是实验数据和公式的生物学家而言，他们对于社会科学的介入更为关注的是伦理、生物安全以及知识产权等问题，这些领域构成双方合作的基础。因此人类学家在生物实验室中所设计的问题首先要围绕伦理来展开。

进入人类基因组测序之后，生物学的伦理、法律和社会的潜在属性和效应备受关注，相关的研究项目（ELSI）旨在制定标准，规范实践。这一时期的伦理观念强调生命所具有的普遍性和非历史性，可以脱离任何语境而存在。也就是说，无论科技如何发展，生物体的自然属性永恒不变，符合伦理的研究和实践可以被清楚地标示出来，标示之外的则是不合法的禁区。然而，当下生物学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越传统的研究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基因技术的应用，以及针对人类、动物甚至诸多危险物质的实验引发更多的争议。随着禁区不断被突破，谁来负责以及如何规范生物学领域的实验成为学者们的主要关注对象。如今，合成生物学的日益崛起似乎在推动伦理学研究的转向，也就是之前对技术规范性的关注转而关注于新事物本身。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合成生物学的本体论转向生成新事物的潜在性，以及发明自身的技术以及实践方式时所形成的问题空间，但大多普遍认为这一领域没有提出新的伦理问题，既有的生物伦理架构只需稍加调整，便能适应新的科技语境。总之，传统意义上的伦理研究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和指导性，尽管脱离不断变化的语境，但总能满足治理的需要。

因此，以合成生物学这一组合为问题生成的空间，探索伦理研究如何适应情境变化，考察科学技术发明自身的种种路径以及逐渐与其他领域契合的模式，成为拉比诺领导的人类实践这一部门的当务之急。合成生物学不断生成新的事物，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考察这些事物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这些事物如何被命名、持续、分布以及不断修正的过程，这一考察对于阐释诸如本体论、伦理以及规范性的问题至关重要。 有鉴于此，相关的伦理研究应该有针对性地重新进行设计，以便首先契合当前生物学领域各种因素交织缠绕、不断重组这一客观语境。具体而言，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一特定时期正面临日益升高的全球恐怖主义以及各种致命疾病流行传播的风险，与合成生物学相关的生物安全、医药研究以及能源危机等问题及其解决之道只有随着相关研究的展开才得以逐步显现出来，因此“朝向不远的将来推进的知识，只能在一个相对而言不太确定且充满各种偶发性的空间中进行设计和发展”。

设计的第二个面向是“矫正”（remediation）。拉比诺认为，矫正有两层意思，其一是使事物变得更好，其二是媒介质重组产生的变化。 既然合成生物学领域面临的问题纷繁芜杂，相应的伦理研究也应该针对这些不断涌现的问题进行修正，比如在实验中对于人类这一主体权益的保护，正义的问题以及健康关怀中官僚层面的规范性等等。总之，合成生物学的伦理研究应该始终考虑相应的伦理实践、程序以及原则是否总是与当下的情境充分契合，如若不然，我们应该如何予以矫正？最后，对“繁荣”（flourishing）的不断认知和反思应当成为生物伦理研究的立足点，并以此作为设计的必要前提。我们应当明确的是，科学和技术的巨大发展以及取得的成就并不等同于繁荣，因此人类的科技进步总是面临一个伦理学的困境，亦即如何将人类相关事物的知识与人类相关事物的关怀联系起来。有鉴于此，人类学介入生物科技的核心问题和挑战旨在探索合成生物学在有关繁荣的伦理引导下，以何种模式和实践为这一探索做出贡献。

在合成生物学这一组合中可以重新加以设计的另一个变量是“治理”。治理事实上也是一种集合的形式，集合中众多的元素被配置在一起，一方面确保正进入规范化过程中的事物能够充分契合社会控制和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确保这一进程中包括大众在内的参与者，能够实现从被治理者到管理自身这一角色的平稳转变。此外，治理也是知识与权力相结合之后所形成的一种颇为经济的形式和自主性体系，从而在话语建构、知识的生产、干预模式以及治理目标等方面能高效地规范和维系自身的运作和管理机制。合成生物学的治理在上述方面也经历过一系列的调整和转变，以适应不同时期知识的生产方式和治理目标的需要。概括来说，拉比诺设计人类实践之前的治理模式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将生物科学的运用分为好与坏两个极端，这一时期知识的生产依赖于技术手段，因此干预或者重点管理的场所是从事相关研究的实验室，而干预的模式是对生物科技的种种限制，以免其落入邪恶势力之手，生物学的研究人员自然成为治理的主要目标。此时，公众对于生物科技的认知也停留在好与坏两个方面，运用得当必将造福人类，否则将招致毁灭性的灾难（比如生物武器的运用，致命病菌的刻意扩散等等）。显然，公众认知与治理的话语建构意图完全一致，限制成为各方的共识。第二个阶段治理的关键概念是生物权力，相关的科学技术被进一步纳入社会控制与发展的语境之中。随着生物科技在公众中的普及，干预的场所从实验室转向了知识的生产及其与大众的关切相互交织和影响的场域之中，干预的模式也转变为常态化（normalization），目的在于促成生物学领域的知识转换成配合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元素，并且作为常规持续塑造群体以及个体的行为和观念，最终获得一种自我治理的效应。此一阶段的治理目标当然就是普罗大众。

显然，相较于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将生物学领域的知识生产置于一个动态化的场域之中，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是它还是片面强调了知识面向公众加以常态化普及，以便形成规范在治理中的重要性，从而忽略了大众在这一知识生产过程中的能动性。有鉴于此，拉比诺认为有必要在合成生物学这一组合中对干预的场所、模式以及目标重新加以设计，以便反思治理在当下复杂社会安排中重构的可能性。按照设计既有的三个向度，首先需要关注知识生产场域中，各种新生事物与既有观念和行为这一语境之间相互影响、不断重组的复杂关系。个体和群体实践所生成的一系列事件及其效应既是大众所倚重的行动语境，同时也是科学的一系列事件及其效应得以施行的重要场域，因此探索两者之间以何种方式以及在何处交集，并进而形成动态化且充满反思性的场域，成为设计的第一个导向。设计的第二个向度是矫正。拉比诺使用“技术的世界主义”（techno-cosmopolitanism）这一概念来说明在既存的文化、社会以及审美等制度和空间之中，重新规范以及规划包括科学实践在内的种种认知的重要性。以此作为治理的干预模式，一方面旨在说明让事物变得更好（矫正）是治理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意在说明技术治理过程中所形成的生产效力、科技进步等知识，不能脱离既有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框架，应该充分考虑这些因素作为介质参与其间，不断重塑科技景观的重要性。最后，如果以“繁荣”这一伦理准则作为设计的依据，则治理的目标不再是大众，而是一种生命形式。拉比诺认为，重新设计治理的路径迫切需要发展并且实践一种探索的伦理形式，而这一探索的目标就是生命形式。显然，对生命形式持续不断地进行伦理意义上的探索，一方面表明科技的发展进步并不能取代人类繁荣这一根本关切；另一方面也意在说明，以伦理为导向的治理及其配置并不以促成政府的管理机制为目的，它更大的关注集中在群体的福祉上，比如改善群体的生存条件，增加群体的财富，延长寿命以及健康生活等方面。这种关切事实上对于维系行政机构的运作颇有裨益，同时也有利于在增强群体生产力的同时提升其福祉。如此一来，正如前文所言，科技所创生的新事物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及其效应与人类实践所衍生的一系列事件和效应，在正确的配置中平稳交集、相互促进，互惠共赢。

余 论

概括来说，“当下”既是拉比诺所倡导的人类学研究的时间截面，同时也是其研究的对象。当下在刚刚逝去的过往与不远的将来之间运动，不但避免了“现代”或者“后现代”等概念引发的聚讼纷纭，并且在呈现过去的同时，也照见未来，勾勒出三者间的谱系学关联以及发展变化的轨迹。此外，当下最为核心的样态是组合。这一组合既可以是后基因组测序的合成生物学，也可以是法国在摩洛哥的殖民地规划和治理，当然也可以是全球化与地方性知识的交集方式，也可能是罗安清笔下由松茸的采摘、流通和消费所形成的市场体系。组合之内则聚合着多地点、多物种以及多学科等因素，不断塑造和重塑人类学研究项目的问题空间。当下人类学与当今人类生存状态息息相关，是人类学朝向问题空间的又一次转型，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经典哲学时期对于人性的理解总是停留在范畴或者结构等理想类型之上，自身受到文化特性（cultural singularity）的一般化原则的支配，从而可以游离于科学和技术之外，成为某种超验式的道德规范。当今人类的本质属性更像是一套清晰的“程序”，成为普罗大众的基本配置。随着现代科学各种知识和话语体系的生产，这套程序可以被重新书写和组织，在空间上加以安排，在行为上进行调节。与此相应的，当下人类学自然应该返回这一科技与人性纠结缠绕的现实生活之中，坦然面对其间千差万别的知识形式以及混沌不清、是非难断的伦理观念。其次，当今人们的生活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似乎正日益脱离时代、文化和进程等整合性结构的支配，并进而与他者、与物以及事件聚合在一起，通过众多中介的“转译”作用形成新的联合形式。此时，当下人类学更关注这一变动中的组合过程以及参与其间的众多因素，其目的在于理解人类自身的处境与不断变化的知识生产之间聚合离散的关系。第三，就人类学的田野实践而言，合作的对象从以前的“关键资讯人”演变为科学家或者企业精英一类专家式的伙伴，他们所能提供的智识资本，从概念架构上重新界定当下田野工作的边界，不断修正其研究的路径。总之，当下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更像是一种“实践的共同体”，它所展现的是一种合作的关系。

显然，正是当今人类与科学技术复杂的“交染”（entanglement）关系，使得拉比诺认为应该探索一门当下人类学，意在“通过实验性的工作，想象、探索并且设计一种切实可行的实践模式，来面对当下人类科学知识的产生、传播以及批判，以便将当今这些知识产生和传播的各个环节重新勾连和串通起来，不但以此把握现实，而且把握这些现实发生变化的节点和精确形式。这种实验的模式就是当下人类学”。 由此可见，当下人类学意在探索当前诸多事物得以生成、修正以及产生影响的方式和路径，并致力于通过概念的组合与重组所塑造的问题空间，来观察、反思、分析乃至表述这些本体论维度的重大转变， 进而设计一套以合作为基础的实践方法。面对人类知识生产方式的重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挑战，人类学自然应该顺应形势，发展出新的探索、实践、书写以及伦理观念，并形成一套符合自身学科特点的装备。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拉比诺和拉图尔都认识到，当下是一种异质杂糅的组合形式，而人类学的任务就是对这些存在模式（modes of existence）进行探索。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拉图尔认为，进入这一组合同时也是关系场域的行动者，平等地在组合的连锁效应中发挥各自的能动性，人类学所要做的仅仅是追踪诸多行动者在交染、混杂、转译过程中留下的痕迹，从而探索社会组合与重组的过程；拉比诺则更注重概念的配置对于理解组合的重要性，因此科学与技术研究（STS）在他看来应该将关注点从“物的事实上的联结”转向“问题的概念性联结”，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对于拉比诺影响之深刻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