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昂:习近平调查研究实践的生成逻辑、基本原则与价值意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8 次 更新时间:2025-09-18 23:07

进入专题: 调查研究   实事求是   两个结合   问题意识   群众路线  

刘昂  

 

内容提要:习近平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深入基层一线,察实情、探民意、谋良策。习近平调查研究实践生成于对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的遵循、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调查研究智慧的汲取、对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优良传统的继承,以及剖析社会发展客观实际的现实需要,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独特的文化逻辑、清晰的历史逻辑和鲜活的现实逻辑。在调查研究中,习近平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攻坚克难、坚持系统观念,注重在“两个结合”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通过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不断推动解决发展难题,拓展中国式现代化。

关键词:调查研究 实事求是 “两个结合” 问题导向 群众路线

 

党中央决定自2025年全国两会后至7月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中央八项规定是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基石,第一条便聚焦调查研究,指出“要改进调查研究,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习近平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深入乡村社区、厂矿企业、学校院所等基层一线,察实情、探民意、谋良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调查研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提出“带头深入调查研究”的要求,强调要“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202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将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作为在全党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2024年12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明年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十分繁重,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加强调查研究,弄清楚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弄清楚基层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研究加以解决”。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形成了系统的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为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做好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身体力行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更是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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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习近平调查研究实践的生成逻辑

调查研究是“对客观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目的是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习近平调查研究实践生成于对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的遵循、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调查研究智慧的汲取、对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优良传统的继承,以及剖析社会发展客观实际的现实需要,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独特的文化逻辑、清晰的历史逻辑和鲜活的现实逻辑。

1.理论逻辑:遵循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不仅身体力行深入一线开展广泛而系统的调查实践,更在长期实践探索中构建起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调查研究思想体系。这一思想既源于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洞察,又在实践中不断升华,为习近平调查研究实践提供了深刻的理论逻辑。

一方面,立足科学实践观认识调查研究。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次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实践观,深刻揭示了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实践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指明了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证明自身思维的真理性。调查研究正是实践的重要内容,通过调查研究,人们能够对事物形成更为科学系统的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到达思维的彼岸。马克思以科学实践观为理论根基指出:“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种社会现状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这凸显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恩格斯基于实践立场,批判德国理论家脱离现实的空谈倾向,指出“德国的理论家对现实世界了解得太少,以致现实的关系还不能直接推动我们去对这个‘丑恶的现实’进行改革”,揭示了理论脱离调查研究的局限性。列宁充分吸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调查研究的认识,强调“应当设法根据准确的和不容争辩的事实来建立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可以作为依据,可以用来同今天在某些国家中被恣意滥用的任何‘空泛的’或‘大致的’论断作对比”,找到了通过调查研究从整体上和具体联系中把握客观事实、认识社会规律的可能路径。

另一方面,基于无产阶级立场开展调查研究。无产阶级立场是马克思主义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根本立足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开展调查研究的出发点。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就围绕摩泽尔地区木材分配、民众生活状况进行深入调查,并由此发生研究方向的转变。1866年,马克思提出“国际联合行动”,建议“由工人阶级自己对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状况进行统计调查”,并拟定了调查大纲。在此基础上,1880年马克思编制了《工人调查表》,详细了解工人工作时长、工作环境、工作酬劳等问题,以期能够系统揭露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丑恶行径,更好推动社会变革,争取无产阶级合法利益。恩格斯同样关心无产阶级生存状况,深入英国工人住宅区,系统了解资产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工人阶级的事实,形成了深入剖析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地位、斗争历程以及历史使命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开展调查研究的无产阶级立场,围绕工人劳动和生活条件,设计了一份包含九个方面,共计57条的《调查提纲》,并带头开展调查研究,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科学实践观洞察调查研究的重要价值,并立足无产阶级立场开展调查研究,为习近平调查研究实践筑牢了理论根基。习近平遵循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指出调查研究对了解客观实际具有重要意义,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展调查研究,强调“大兴调查研究,就是要推动各级领导干部树牢唯物史观,强化群众观点和宗旨意识”,凸显了通过调查研究了解群众需求、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逻辑。

2.文化逻辑: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调查研究智慧

习近平调查研究实践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中华民族历来重视调查研究,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调查研究概念,但客观上秉持调查研究的思维方式,形成了相关调查研究制度,并产生诸多彪炳史册的调查研究成果,为习近平开展调查研究提供了独特的文化逻辑。

中国古人较早掌握了调查研究的思维方式,注重通过实地调查了解客观情况。在原始社会,尧、舜、禹都主张通过深入百姓生活,获得真实民情、掌握现实民俗。尧在位时曾在庭中设鼓,让百姓击鼓进谏;舜则在交通要道立木牌,让百姓在上面留下谏言;禹在宫中悬挂五种乐器,鼓励民众击打不同器具,依类进言献策,推动形成广开言路的良好制度,收集百姓意见、了解民间疾苦。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虽然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但大多认可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强调通过调查研究,认识和了解事物,分析和解决问题。

在此过程中,中国古代产生了相对完备的调查研究制度。西周时期较为成熟的“采风”制度,旨在通过天子巡守和官员调查等形式,了解民间风俗和百姓疾苦,达到“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汉书·艺文志》)的目的。习近平高度肯定和赞赏古代先贤广开言路的调研态度及其制度理念,并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充分调查,广泛听取意见。习近平指出:“古代尚有尧舜谏鼓谤木、大禹揭器求言、唐太宗兼听兼信等故事,我们共产党人更要有这样的理念和原则、气度和气魄。”

此外,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涌现出诸多调查研究的突出成果,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浓墨重彩的一笔,形成中华民族注重调查研究的文化基因。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记载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300余篇诗歌,其中《国风》篇主要来自采风所收集的诗歌,反映了周代各地劳动人民真实生活状况,刻画了贫困民众受压迫、受剥削的悲痛处境,表达了百姓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在历史研究领域,司马迁通过广泛收集资料、实地考察、深度访谈等方式对历史与现实进行系统梳理与深入研究,撰写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在农业科技领域,北魏贾思勰根据自身多年实地走访调研经验,系统总结了6世纪以前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技术与经验,写就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农学著作《齐民要术》。此外,在地理研究、艺术修养、政治文化等方面,也产生了诸多调查研究成果。

3.历史逻辑:继承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优良传统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社会现实、准确把握时代主题、积极回应人民期待。习近平充分继承了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不断推动调查研究走深走实。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中国国情、分析阶级力量,探寻革命道路。这一时期,毛泽东开展了大量实地调研,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等反映中国现实情况、谋划未来发展方向的论著。毛泽东将社会调查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策基础,作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重要论断。1941年,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中共中央颁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从制度上确立了调查研究在党的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为开展调查研究指明了方向。习近平以“寻乌调查”为例,指出“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充分肯定相关制度文件对推进调查研究工作的价值,强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提出了不少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这些要求和方法,至今仍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一步开展调查研究。这一时期毛泽东从理论上对调查研究作了系统总结,并掀起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大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提出“搞个实事求是年”。习近平充分强调了形成调查研究之风的重要价值,指出“那次全党大调研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经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国际国内形势,广泛开展调查研究,提升决策科学性,掌握工作主动权。邓小平指出:“我们办事情,做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江泽民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胡锦涛提出:“要坚持和完善调查研究制度”;等等。习近平调查研究实践充分吸收了这些重要论断的有益思想。

4.现实逻辑:剖析社会发展客观实际

调查研究是剖析社会发展客观实际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指出:“要了解实际,就要掌握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从地方到中央,面对不同的机遇和挑战,习近平坚持以调查研究摸清现实情况、剖析社会发展客观实际。

在陕西梁家河插队期间,习近平正是同老百姓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干在一起,与当地农民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了解乡亲们最需要什么”,为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建设沼气池、铁业社、代销点、缝纫社、磨坊等奠定了基础,真正解决了当地农民烧饭难等一系列劳动和生活需求问题。在河北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走遍全县所有村庄。在福建工作时,习近平进一步拓展调查研究范围,坚持先调研后决策。到厦门工作第三天就带队赴同安县调研,任宁德地委书记后首先开展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任代省长第二天便赴企业调研。在福建工作十七年半时间中,习近平从“四下基层”到“四个万家”,从“三进下党”到“七下晋江”,深入八闽一线,始终将调查研究作为摸清情况、打开局面的起点。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每周至少安排一次调研活动,在系统了解浙江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八八战略”等决策部署。在上海工作时,习近平到任第一个月就开展密集调研,通过实地探访、召开座谈会等途径了解上海。到中央工作后,习近平从全局高度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系统了解社会发展客观实际,并强调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充分表达了立足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着眼党和国家事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通过调查研究深刻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推进调查研究制度化、常态化。在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挑战前,习近平指出,“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找到症结,做到心中有数”,要求领导干部“积极开展调查研究,要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迈开步子、走出院子,到车间码头,到田间地头,到市场社区,亲自察看、亲身体验”。习近平躬行实践、以上率下,深入基层一线,听实话、察实情、收实效,为形成治国理政重大方略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习近平调查研究实践的基本原则

习近平始终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攻坚克难、坚持系统观念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推动调查研究真正成为把握规律、破解难题、促进发展的重要途径。

1.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列宁强调“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毛泽东进一步概括为“为人民服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的历届领导人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人民利益,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习近平在调查研究中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习近平指出,“开展调查研究就是走群众路线”,深刻揭示了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的内在统一性。首先,从价值论角度看,习近平开展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与人民群众聊家常、话生计、谋发展,将人民群众的“小事”作为党和国家发展的“大事”,从根本上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其次,从认识论角度看,习近平坚持到群众中去开展调查研究,倾听人民群众内心诉求,这是获取真实情况与正确认识的必要路径。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是认识的源泉,只有深入人民群众,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才能洞察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鲜活经验与创新智慧,进而将这些丰富素材提炼、升华为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认识,为科学决策筑牢根基。最后,从方法论角度看,习近平注重将经由调查研究得出的科学决策、正确主张,以易于群众理解和接受的方式传达出去,引导群众积极响应、自觉践行,实现理论向实践的转化。这一过程不仅彰显了党对群众主体地位的尊重,更保障了决策的科学性与施策的有效性,生动诠释了党的群众路线在治国理政实践中的强大生命力与重要价值。

2.坚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并未直接提出“实事求是”这一概念,但其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强调的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体,“内在地融合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实践观、规律观和能动反映论,是彻底的唯物论与彻底的辩证法的有机整体”。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内涵,形成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习近平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习近平调查研究实践以实事求是为基本原则,强调“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具有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具体而言,一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握“实事”。习近平注重在深入扎实的一线调研中掌握全面而真实的一手资料,了解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做到胸中有数、有的放矢,“防止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二是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求是”。“实事”是“求是”的基础,“求是”是“实事”的旨归。在掌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探寻事物发展规律,制定方针政策。习近平指出:“情况搞清楚了,就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想出来的点子、举措、方案符合实际情况,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三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认识真理是一个过程,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习近平开展调查研究坚持从人民利益出发探寻真理,并鼓励党员干部卸下包袱,及时修正错误,“要实事求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特别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在调查研究中走马观花、浅尝辄止、一得自矜、以偏概全,草率地下结论、做判断”。

3.坚持问题导向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矛盾的突出表现。对问题的准确认识和科学把握,有利于矛盾的化解和问题的解决。习近平始终注重围绕具体问题展开调研,指出:“要提高调查研究能力,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实际摸清真实情况,集合众智提出解决办法,努力使对策建议有的放矢、切中要害。”

第一,通过深入调研找准“真问题”。习近平调查研究实践注重以现实矛盾为切入点,梳理研判现实问题。现实矛盾往往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各种复杂关系的集中体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信息与关键线索。习近平始终保持敏锐的洞察力,精准捕捉这些矛盾,将其作为开启调研工作的关键“钥匙”,强调“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坚持问题导向的调查研究,有效避免了调研“无的放矢”的盲目性,使调研目标与时代需求、实践任务紧密结合,找准“真问题”,真正做到“研”有所指、“究”有所向。

第二,通过系统调研正视“真问题”。习近平在调查研究中,以客观实际为支撑点,直面现实问题。客观实际是认识问题的基石,只有立足客观实际,才能锚定问题的本质与根源,避免主观臆断与片面认知。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境,习近平始终聚焦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正确认识问题产生的背景、发展态势及其原因。习近平指出,“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处于深刻复杂变化之中,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新做法新经验不断涌现,需要我们不断加以认识、加以总结。希望大家围绕当前党和国家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加强调查研究”。在此过程中,习近平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不回避、不遮掩、不粉饰问题。

第三,通过精准调研解决“真问题”。习近平开展调查研究,坚持讲求实效,科学回应现实问题。精准调研作为靶向性问题求解的核心方法,能够实现对复杂现实问题的本质性把握与针对性回应,进而形成基于事实的解决方案。调查研究的价值最终需通过实效来检验,唯有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开展有针对性的精准调研,才能避免流于形式、失去意义。习近平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调研,对“蜻蜓点水”式调研、“钦差”式调研以及“被调研”等情况进行严厉批评,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围绕现实问题,真正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强调在调查研究基础上作出理论概括和政策设计。

4.坚持攻坚克难

攻坚克难是中国共产党人干事创业的鲜明政治品格。调查研究的本质是通过实践活动把握社会矛盾,而社会矛盾在发展进程中常呈现多重叠加、隐蔽变异的复杂样态。这决定了调查研究绝非轻松的经验收集,而是必须坚持攻坚克难。习近平多次强调“攻坚克难”的重要性,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勇于担责、敢于创新,在攻坚克难中长本领、出业绩”。在调查研究中,只有坚持攻坚克难,在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锤炼斗争本领中,才能突破现象表层的“感性具体”,抵达“思维抽象”,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律。

第一,坚持攻坚克难,要增强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对矛盾隐蔽性的自觉警惕,增强忧患意识是坚持攻坚克难的认知前提。在调查研究中,坚持忧患意识,既需直面显性矛盾的“明礁”,更要洞察隐性矛盾的“暗流”,唯有以“草摇叶响知鹿过”的敏锐性预判矛盾演化方向,才能避免“温水煮青蛙”式的认知钝化,在现象与本质的张力中保持清醒判断。随着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向前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随之增加,不可预料的事情也逐步增多。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强调“加强对各种风险源的调查研判”,深刻凸显增强忧患意识、积极开展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

第二,坚持攻坚克难,要发扬斗争精神。斗争精神是对矛盾尖锐性的主动应对,发扬斗争精神是坚持攻坚克难的实践路径。在调查研究中践行斗争精神,既要正视矛盾冲突的客观存在,更要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无畏气魄迎难而上。面对改革深水区的利益固化藩篱、基层治理的“中梗阻”难题,唯有秉持“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动真碰硬”的担当意识,才能在破解困境中打开认知新维度。面对调查研究中发现的“硬骨头”,习近平强调“要发扬斗争精神,勇于面对各种风险挑战,勇于克服各种困难,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这为攻坚克难,发扬斗争精神提供了行动指引。

第三,坚持攻坚克难,要锤炼斗争本领。斗争本领是应对复杂局面的实践能力。斗争本领并非天生,而是需要在重大斗争磨砺中获得。习近平强调:“要自觉加强斗争历练,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斗争中成长提高,努力成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勇士。”在调查研究中锤炼斗争本领,既要吃透基层实情,掌握“四两拨千斤”的巧办法;也要增强抗压能力,形成“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硬作风。唯有将调查研究作为本领提升的“磨刀石”,在与困难斗争中积累经验、优化策略,找寻破解矛盾的“金钥匙”,锻造化解风险的“金刚钻”,才能真正把“想干事”的热情转化为“能干事”的能力。

5.坚持系统观念

系统观念作为揭示事物内在联系与发展规律的科学方法,构成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指出“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这一论述深刻阐释了系统观念的本质特征,强调了事物存在的普遍联系性,突出了认知与实践过程中所需的全局性、动态性思维范式,为调查研究提供了原则指引和方法遵循。

一是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联系是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不同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习近平在调查研究中,非常注重事物的普遍联系性,指出“定措施、作决策、抓工作,一定要吃透情况,从事物的普遍联系特别是复杂的因果关系中把握问题的实质,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然后针对矛盾和问题来推动工作”。习近平深刻揭示了调查研究过程中运用普遍联系观点分析问题的关键意义,要求我们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实际情况时不能孤立地看待事物,而是要深入剖析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准确把握问题的核心与关键,制定出切实可行、有的放矢的政策举措,以实现工作的高效推进与问题的妥善解决。

二是运用全面系统的观点。全面系统的观点强调事物作为有机整体的内在统一性,要求从全局视角把握事物的多层次结构、多维度关联与多要素协同。列宁指出:“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在调查研究中,习近平非常注重对调研对象的全面系统把握,指出:“要强化系统观念,统筹处理好两难甚至多难问题,不能‘按下葫芦起了瓢’。”通过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既能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思维,又能防止“单兵突进、顾此失彼”的片面化倾向,从而在把握事物本质联系中实现治理效能的整体跃升。

三是运用发展变化的观点。一切事物都处在变化发展之中,并表现为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习近平在调查研究中始终坚持以变化发展的观点审视问题。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习近平在广泛调研、听取报告的基础上强调,“要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加紧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这一重要论述既着眼技术演进的动态特性,又立足长远构建制度防护网,为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指明方向,体现了习近平在调查研究中以发展眼光应对科技变革、以系统思维防范风险挑战的战略智慧。

三、习近平调查研究实践的价值意蕴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习近平坚持“两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在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重要遵循,成为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有力武器的同时,为破解中国社会发展难题指明方向,不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彰显出强大的真理力量与实践伟力。

1.坚持“两个结合”,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

习近平在调查研究中,始终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回答了调查研究“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理论内涵的深度阐释,到实践价值的战略定位,再到方法路径的科学指引,系统构建起新时代调查研究的理论体系,为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的丰富和发展给出了极具价值的中国答案。

一方面,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习近平深刻指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调查研究中,习近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具体实际之“的”,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内容贯穿于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全过程。通过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准确把握中国社会现实和发展需求,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转化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现实方案。这一结合既突破了教条主义的理论桎梏,拒绝“削足适履”式的理论套用,坚持从中国社会独特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出发谋篇布局;又超越了经验主义的局限,以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为指引,将碎片化的实践经验升华为系统化的解决方案,实现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

另一方面,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强调,“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在调查研究中,习近平非常注重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与中华文明的认知范式有机统一。在阐释调查研究必须反对形而上学、坚持唯物辩证法时,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很多典故都是批评和讽刺形而上学的,如盲人摸象、郑人买履、坐井观天、掩耳盗铃、揠苗助长、削足适履、画蛇添足,等等”。这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这种结合既克服了文化虚无主义,拒绝割裂历史、否定传统的“去中国化”倾向,从中国传统价值中提炼现代治理的文化基因;又超越了文化复古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种兼具真理深度与文化厚度的调研范式,为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注入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内涵。

2.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党的作风建设是党的形象的体现,关乎人心向背和事业成败,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指出“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强调“透过作风看党性,在解决作风问题的基础上解决好党性问题”。习近平在调查研究中将党的作风建设置于突出地位,以自身的实际行动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起光辉典范。

习近平注重以调查研究推进作风建设,指出调查研究工作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切入点和重要环节”。在脱贫攻坚中,习近平深入考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既是为特困地区脱贫找方法,也是希望以此种方式带动党员干部躬身实践,坚持调研开路,切实投入到调查研究之中,不断完善党的作风建设。2015年,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指出,“我们下去了,也会带动地方同志开展调查研究”,强调领导干部带头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在考察过程中,习近平严明工作纪律,树立良好作风。在河北阜平考察时,习近平入住当地经济型酒店,房间面积仅为16平方米;和同行人员共用晚餐,10人仅食“四菜一汤”。在河南兰考考察时,习近平入住焦裕禄干部学院,房间和其他学员房间一样,没有任何特殊改造和装修,并且和大家一同用餐,2天餐费共计160元。赴甘肃特困地区考察时,为了减少当地接待负担,习近平直接在火车上就餐。

党的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在调查研究中,一方面,习近平坚持刀刃向内,精准识别党内存在的腐败滋生、权力寻租等深层次问题,通过科学制定系统性整改方案,靶向施策、精准发力,以“零容忍”态度坚决纠治党内不良现象,切实增强党的自我革命的精准度与实效性。另一方面,习近平高度重视基层首创精神,注重从基层实践中汲取智慧,及时总结提炼基层在党建创新、治理实践中的鲜活经验,将其转化为推动党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源头活水,推动党的建设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实现系统性突破和前瞻性发展,为党的自我革命注入强大动力,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3.推动解决发展难题,拓展中国式现代化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我们面临的问题在复杂程度与解决难度上显著增加。习近平强调,要“以深化调查研究推动解决发展难题”,这深刻揭示了调查研究在攻克发展难题、推动事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系统总结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系列严峻而紧迫的发展难题。习近平调查研究实践,对于推动解决发展难题、持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调查研究中回应国际国内形势。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习近平将调查研究作为把握时代脉搏、破解发展难题的关键路径。在国际上,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动态演变中探寻历史规律,系统剖析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等全球性挑战,创造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三大全球倡议”等理念体系,为完善全球治理机制、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注入中国方案。在国内,深入经济发展前沿、民生建设一线与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等开展沉浸式调研。通过“解剖麻雀式”的典型分析、系统性的多维度考察,准确把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梗阻、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层逻辑,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推进共同富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重大战略部署提供坚实的现实依据,从而构建起理论联系实际、实践反哺理论的体系架构,有效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在调查研究中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将调查研究作为引领发展变革的重要引擎,走进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产业园区等创新一线,研判前沿科技突破方向、捕捉产业形态重构信号等。面对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习近平深入北京中关村、南京紫金山实验室、上海“模速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等创新高地,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开展解剖式系统性调研,剖析技术攻关堵点与产业发展痛点,强调要具有“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战略自觉,并将人工智能定位为“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为我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抢占高点、推动产业变革指明了方向。

在调查研究中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调查研究的过程,本质上是与群众共情共鸣、为群众排忧解难的过程。习近平在调查研究中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强调“要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习近平秉持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深入基层,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以“现场看、当面问、直接听”的沉浸式调研触摸民生脉搏,在察实情、听真话中精准捕捉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新期待,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将调研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实际举措。

习近平调查研究实践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更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从大队知青到大国掌舵人,习近平始终高度重视调查研究,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为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与水平,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强大动力与坚实保障。

刘昂(1992- ),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基地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江苏南京 210023)。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8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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