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纪念不仅为了唤醒中华民族英勇抗争的伟大精神，更具有在多元社会语境下构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强化社会认同的深层价值。抗战纪念作为唤醒集体记忆的载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从内在逻辑看，二者同源于“命运与共”的历史实践，同构于“大道同行”的价值准则，同向于“复兴中华”的目标使命，呈现高度契合性。抗战纪念以内容呈现重塑集体记忆，依托空间互动凝聚情感力量，通过话语表达涵养价值认同，借助功能实现强化行为规范，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多维支撑。要从知、情、意、行四重维度入手，引领抗战纪念内容、拓展抗战纪念空间、优化抗战纪念话语、提升抗战纪念效能，发挥抗战纪念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抗日战争；抗战史观；抗战纪念；集体记忆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我国民族工作的主线，是推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凝聚民族复兴磅礴伟力的必然要求，引起了学界的广泛研究。学界从研究结构、研究范式、研究学科范围等方面，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了深入研究。学者们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身的概念内涵、制度机制的发展脉络，从数字技术、新质生产力、教育、文化等方面探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关注有关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设经验。然而，学界对从历史纪念构建集体认同的研究较少。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利用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基于纪念视角，开展以重大历史纪念日为载体的系列活动，深入挖掘其背后承载的历史底蕴与民族精神，激发全民族的集体、情感、价值与行为认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现实必要性。
目前，学界主要从记忆刻写与仪式互动的角度探讨纪念活动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制。在记忆刻写方面，麻国庆从记忆的多层次性、公共记忆等方面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生成逻辑。部分学者研究纪念活动与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逻辑关系，分析国歌、国庆庆典、公祭仪式、抗战仪式图像等政治仪式，揭示记忆唤醒对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催化作用。在仪式互动方面，少数学者着重从情感能量为核心的互动仪式链理论研究有效聚集各民族成员一家亲的情感能量。另有历史学者聚焦“抗战历史”的集体记忆对中华民族认同的意义。这些研究成果内容丰富、观点新颖、方法科学，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在政治学与历史学交叉研究视阈下，从抗战纪念角度探讨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用的研究较少，且少部分研究仍存在理论挖掘不深、实践指导性不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结合不紧密等不足。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国隆重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包括阅兵仪式、颁发纪念章、举办主题展览等十项安排。纪念活动是“一系列象征符号的集合”，也是承载历史记忆的具象化载体。抗战纪念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以中华民族共有的创伤记忆为主题，是国家或地区组织全国各族人民对抗日战争这一特定历史事件开展的集体性纪念实践，对唤醒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凝聚中华民族的情感力量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抗战纪念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为出发点，分析抗战纪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从“知、情、意、行”四个维度探寻抗战纪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以期构筑起“我者”的身份归属，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供参考。
二、抗战纪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
抗战纪念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作用，这源于二者具有高度契合性。抗战纪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源于“命运与共”的实践探索，同构于“大道同行”的统一准则，同向于“复兴中华”的目标使命。
（一）生成同源：“命运与共”的实践探索
抗战纪念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生成上具有同源性，皆来自命运与共的实践探索。抗战纪念植根于全体中华儿女共御外辱的抗日战争实践，其作为载体与符号，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命运与共”历史的一部分。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据统计，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死亡人数超过3500万，其惨烈程度可见一斑。在这场民族危机中，各族儿女同仇敌忾、救亡图存，在与侵略者的斗争中产生了广泛的民族认同，实现了“一个国家各阶级、各族人民对外要求、意志的统一”。中华民族将抗日战争这段重要历史记忆转译成纪念活动，并通过代际传承延续至今。抗战纪念作为承载中华民族“命运与共”的精神符号，其形式与内涵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深化演进。
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共同体意识。一方面，中华民族具有共同奋斗的历史过往。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战争与分裂，但都以冲突各方融合成一个整体为结局。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在战争这个“大熔炉”中，“打成坚强的不可分的一片”。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华民族在抗美援朝战争和应对1998年长江洪水、2008年汶川地震、新冠疫情等重大挑战中，始终秉持“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理念，共同应对风险挑战。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具有相同前途命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民族工作提高到战略高度，始终秉持“一个都不能掉队”“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理念。五十六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各民族是事实上的平等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共同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途命运。
（二）价值同构：“大道同行”的统一准则
抗战纪念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价值上具有同构性，表现为各民族团结一致，携手同行。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抗战纪念，并根据不同历史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开展纪念活动，体现了大道同行的统一准则。抗战时期，党的纪念活动以动员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团结抗战为核心主题。1942年纪念“七七”五周年大会召开之前，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明确“强调团结抗战及战后建设三民主义国家”。毛泽东还亲自主持修订《解放日报》纪念专刊文稿，系统阐释“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后，抗战纪念成为加强民族团结、增强民族认同感与凝聚力的重要载体。例如，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阅兵仪式中，国家专门设置了各民族代表席位，使少数民族与汉族代表共同观礼、互动交流，展现了民族大团结的景象。
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大道同行的共同体意识。首先，中华民族在经济上相互依赖。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受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各民族经济类型呈现多元化特征，形成了大规模的商品交换格局，强化了各民族间经济的互补性，深化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其次，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相互依存。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始终将“大一统”作为文明圭臬。近代以来，面对列强侵略危机，国家主权与民族安全岌岌可危，中华儿女意识到单个民族存亡与整个中华民族休戚相关，各族同胞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最后，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借鉴。不同民族所处自然地理环境各异，通过经济来往、人口流通等方式，多元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化如同“主干”，滋养各民族文化；各民族文化恰似“枝叶”，繁荣发展并反哺主干。在交流互鉴中，各族文化相融共生，共同推动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
（三）目的同向：“复兴中华”的时代使命
抗战纪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根本目的上同心同向，均指向“复兴中华”的时代使命。抗战纪念作为对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的重演，对于凝聚民族认同、实现民族复兴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身陷战争泥沼，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复兴中华的具体表现。中国共产党组织召开的纪念活动都围绕这一目的展开。譬如，1938年6月30日，在全民族抗战一周年前夕，毛泽东在《新中华报》发表纪念题词：“共产党员，应与各党各派各界人民一道坚持抗战，为驱逐日寇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并在斗争中起模范作用，不达目的，决不停止”。新中国成立后，抗战纪念通过弘扬抗战精神，激励中华儿女投身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鼓舞他们以百折不挠的毅力迎难而上，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如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我们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要把伟大的抗战精神化为振兴中华的实际行动。”
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形成了“复兴中华”的共同体意识。第一，面对西方殖民主义侵袭，中华民族自我觉醒、统一意志、团结奋斗，以巨大的牺牲和无尽的奉献，打赢了这场反对外敌侵略、争取自由独立的民族战争，实现了“站起来”的民族解放目标。第二，面对积贫积弱的国情，我国坚持以民族平等为核心，各民族团结互助，完成了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转变，实现了“富起来”的民族富强目标。第三，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坚持中华民族大团结，引领各族人民勠力同心、奋勇前进，朝着实现“强起来”的民族复兴目标迈进。
三、抗战纪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
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抗战纪念有助于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层意蕴。抗战纪念在知、情、意、行四个维度上呈现价值表征，使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群体通过“内容呈现”“空间互动”“话语表达”“功能实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记忆的重塑、情感力量的凝聚、价值认同的涵养、行为准则的践行。
（一）抗战纪念的“内容呈现”重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
纪念“让这段不屈抗争的历史，成为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抗战纪念的“内容呈现”是指对抗战历史与抗战精神的再现，在重构过去与当下的对话中赋予集体记忆以现实意义并保障其延续性。它以表达性唤醒记忆，以重演性塑造记忆，以形式化延续记忆，为重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提供了不竭动力。
抗战纪念的“内容呈现”以表达性唤醒集体记忆。表达性是指通过形式或手法传递思想。具体到抗战纪念，是以情景再现抗战历史的形式唤醒中华民族集体记忆。抗战纪念“明确涉指原型人物和事件”，通过纪念活动，抗战中的人物与事件“从不可见的时间‘黑洞’转向可见可感的时间‘前台’”。如在抗日战争中，日军造成了冀南等地死者、伤者、服劳役者达107万余人。1949年冀南等地开展“七七”纪念活动，活动中将人物、语言、文字等元素结合，唤醒了民众的历史记忆。“群众余痛未已，纷纷要求严惩日本战犯，要求日本赔偿损失，根绝法西斯。”可见，通过纪念活动，个体感触并接受集体对抗日战争的普遍态度，各个“我”仿佛看到了中国人民遭受的深重苦难，唤醒了集体记忆。
抗战纪念的“内容呈现”以重演性塑造集体记忆。重演性是指对过去的重现与延续，具有主观特点。抗战纪念的重演性不是以一种主题或方式呈现抗战历史，而是依据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调整纪念主题与形式。在抗战时期，抗战纪念活动以发布宣言、刊发文章、局部召开纪念大会为主要形式，其目的是号召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抵御外侮。例如，在全民族抗战两周年纪念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寇出中国”的号召。新中国成立以来，抗战纪念活动以在全国范围内召开纪念大会、文艺演出为主要形式，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总之，抗战纪念内容呈现的重演性促使集体记忆内容在不同时代条件下被重新整合与刻写，这是“根据‘今天’的需求，建构‘昨天’的过程”。
抗战纪念的“内容呈现”以形式化的方式延续集体记忆。形式化表现为程式化、陈规化和重复化。抗战纪念的内容呈现的形式化是指通过精心设计呈现抗战纪念内容，其并不会产生明显变化，而是以一种较为固定的形式重复出现。从抗战时期至今，抗战纪念形式主要为撰写宣言、召开纪念大会、组织文艺活动等，虽然纪念形式也会丰富，但都仅在有限范围内变化。以国家公祭仪式为例，自2014年12月13日首届国家公祭仪式举行以来，此后的公祭仪式除了没有首届仪式中的国家公祭鼎揭幕之外，奏唱国歌、默哀、鸣笛、敬献花圈等仪式均固定化沿袭。抗战纪念的内容呈现的形式化加深了人们对纪念内容的固有印象，循环往复的活动保障了集体记忆不因代际传递而逐渐弱化乃至消逝，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被牢固浇铸。
（二）抗战纪念的“空间互动”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力量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情绪，或者说是一种情绪化的意识形态”，这种情绪化的意识形态通过空间场域，经由群体互动仪式凝聚为共同的情感力量。依据互动场域的不同可以将抗战纪念空间分为普通民众交流抗战历程的社会空间，例如学校；收藏、保护抗战见证物的历史空间，例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呈现仪节的仪式空间，例如天安门广场。不同空间互动的群体具有三个共同特征：一是共同身体在场，二是共同主题交流，三是共同情绪体验。这三个特征为情感的传递与承接提供了载体，触发了产生集体兴奋的条件，成为聚集群体间情感力量的关键。
抗战纪念“空间互动”的身体共在性前提，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身体是手段也是目的，是主角也是配角，是导演也是演员，是背景也是道具。”身体是空间互动的基本介质，身体共处于抗战纪念的物理空间，是中华儿女互动的前提条件。中华儿女汇聚于“被唤醒的空间”，群体面对面的仪式互动，不仅实现了即时交互，而且激发了参与热情，更深化了具身认知。纪念会和座谈会是在特定空间，保证较多成员具身参与的抗战纪念形式。群体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高唱国歌，抗战老兵以及遗属畅谈抗战往事。各族群众聚集在同一空间的互动交流，消弭了彼此间情感距离，实现了从“身体共在”到“情感共在”的跃迁，确证了自身的身份认知，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
抗战纪念“空间互动”围绕共同主题开展交流，激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共鸣。“互动仪式的核心是一个过程，在该过程中参与者发展出共同的关注焦点，并彼此相应感受到对方身体里的微观节奏和情感。”抗战纪念凝聚了成员的关注焦点，为他们的情感交互创造了条件。比如，在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殉国80周年之际，吉林省白山市各界民众代表在杨靖宇纪念碑前拜谒英灵。在这一仪式行为中，杨靖宇英勇抗战事迹成为群体共同关注的主题，参与者围绕这一主题交流并统一行动告慰先烈。群体投入到抗战纪念行动中不仅实现了关注焦点共享，而且加强了彼此间交流，甚至可以相互感受情感状态的变化，激发了中华儿女的情感共鸣。
抗战纪念“空间互动”产生共同的情绪体验，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共享。情绪体验作为个体在主观上感受到的情绪状况，既包括对空间氛围的即时性反应，也包含更深层情感意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实质可以归结为情感的共享”，作为个体主观感受的情绪体验，在“空间互动”中触发为群体间情感共享。具体来说，在抗战纪念空间中，道具、服装、布景均经过专业化设计，并经由空间互动机制实现对参与者情绪的引导与强化。例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立在南京大屠杀江东门集体屠杀遗址之上。馆内陈设的灰黑底色的灾难墙、和平大钟、数字300000，通过视觉震撼、听觉冲击与空间压迫引起了参观者的悲痛情绪。同时，参观者的情绪体验在高唱国歌、集体默哀、分享感受等互动交流下愈显浓烈，激发了群体间的情绪能量，催化了深层的情感意蕴，形成高度认同与情感共享。
（三）抗战纪念的“话语表达”涵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凝结了共同价值，并借助“话语表达”得以生动体现。马克思指出：“语言是一种实践、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显然，话语是表达与传递自身与他人意识的实践，这也证明，抗战纪念话语是表达抗战纪念思想、涵养中华民族共同体价值认同的最直接形式。总结归纳历次抗战纪念的“话语表达”，其以深刻的诠释力呼应价值期许，以强大的感染力凝聚价值共识，以生动的隐喻性加速价值传递，这三大特征为涵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认同提供了支撑。
抗战纪念“话语表达”的诠释力呼应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期许。诠释是指对文字或话语的解释性行为，诠释力是话语表达的基本特质。抗战纪念话语的诠释力不仅体现在抗战纪念本身意义的表达，而且蕴含了抗战纪念背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期许。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证明，中华民族是具有顽强生命力和非凡创造力的民族，只要我们紧密团结起来，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一斗争与团结话语彰显了中华民族团结奋斗、无私奉献的价值追求。抗战纪念话语的诠释力将普通话语表达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追求的责任意识、奋斗精神、和合理念和奉献精神的价值观内核。
抗战纪念“话语表达”的感染力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共识。感染力是借助语言传递情感或思想时引发他人强烈共鸣的能力，是抗战纪念话语的鲜明特性。抗战纪念话语以难以觉察的影响力，引发了中华儿女的强烈共鸣，凝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共识。例如，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招待会，习近平总书记引用郭沫若“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的诗句。借助这一引用，抗战纪念话语所蕴含的团结价值被中华儿女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借用排比修辞，抗战纪念话语所蕴含的正义与和平价值更易被中华儿女铭记。抗战纪念话语的强大感染力，使中华儿女形成的价值共识深深烙印在每个人心中。
抗战纪念“话语表达”的隐喻性加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传递。隐喻作为一种形象生动的修辞手法，既有助于理论的阐释，又有助于理论的宣传。抗战纪念通过隐喻性话语将刻板的抗战历史具象化，表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层价值。并且，这种形象生动的表达方式加速了这一价值传递。在抗战纪念话语中，诸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内涵都借助隐喻话语表达出来。例如“中国人民用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话语中，以“长城”隐喻中华民族英勇无畏的奋斗精神。“两岸同胞在抗战中血脉相连”话语中，以“血脉”隐喻中华民族不可分割、团结一致的和合理念。相较于普通话语的价值传递，“长城”“血脉”等隐喻符号贴近生活、形象生动，能更快速、更高效、更有力传递核心价值，从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产生广泛的辐射作用。
（四）抗战纪念的“功能实现”践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行为准则
抗战纪念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具有目的性，功能正是目的的现实彰显。不同历史时期的抗战纪念承载着各不相同的历史使命，但其核心功能可凝练为宣传动员、统一意志与强化信念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的“功能实现”践行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准则、中华民族“最大公约数”的准则、中华民族“五个认同”的准则。
宣传动员的“功能实现”践行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准则。宣传动员功能是抗战纪念的基本功能，以号召中华儿女为国家建立与建设服务为内容。抗日战争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国土、欺辱人民的正义之战，捍卫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是首要任务。因此，抗战纪念的宣传动员功能，首先便是号召中华儿女投身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伟大事业。在1938年“七七事变”一周年纪念中，中国共产党“组织宣传队，街头戏剧，深入街头与四乡群众作广泛的宣传与动员工作”。此时的宣传以唤醒民族觉醒、维护国家统一为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有力号召下，越来越多的民众积极响应，加入到反抗侵略者、捍卫国土的队伍中。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举办的抗战纪念活动始终高度重视维护国家统一。例如，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的十项安排中，就专门设立了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大会这一重要环节。这些宣传活动深刻彰显了中华儿女对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光明前景的伟大追求。
统一意志的“功能实现”践行中华民族“最大公约数”的准则。统一意志功能是通过抗战纪念团结各民族，使各族群众在政治立场、价值取向和行动目标上高度一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凝聚共识很重要，思想认识不统一时要找最大公约数。”这里的“最大公约数”包括最大限度寻找各民族利益的交汇点，指向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共同愿望。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站在全民族利益的立场上，积极推动与国民党的合作，发挥抗战纪念的统一意志功能。抗战纪念的统一意志功能凝聚超越具体分歧的最大共识，推动中华民族“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诠释了在差异中凝聚共同意志的“最大公约数”准则。
强化信念的“功能实现”践行中华民族“五个认同”的准则。强化信念功能通过抗战纪念“提供共同体验的瞬间，激发、增强或重塑个体成员的集体意识和认同”。集体意识和认同集中体现为“五个认同”，即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这是强化信念的具体内容。抗战纪念通过宣传英雄先辈的英勇事迹，潜移默化地激励后辈坚定理想信念，自觉践行“五个认同”准则。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时强调：“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除此之外，抗战纪念塑造了共同敌人形象。抗战纪念通过揭露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种种暴行，深切触动了中华儿女对国家和民族的强烈责任感与使命感，从反面强化“五个认同”准则。
四、抗战纪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抗战纪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可从知—情—意—行四个维度层层递进、协同发力，即引领抗战纪念内容建构集体记忆、拓展抗战纪念空间强化情感联结、优化抗战纪念话语推进价值融合、提升抗战纪念效能增强行为自觉。这四个维度前后衔接、相互支撑，共同引导各族人民在明确认知、深化情感、坚定意志、付诸行动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引领抗战纪念内容，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
由于时间的久远性与人类记忆的有限性，抗战的集体记忆面临逐渐淡化风险，更时有出现污名化抗战历史人物、歪曲抗战历史事实的现象。抗战纪念作为唤醒集体记忆的方式，其内容创作需以党的坚强领导为根本，尊重史实，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
以政治领导力指引抗战纪念内容的创作方向。党的政治领导力本质在于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为抗战纪念内容创作方向的把控提供重要支撑。党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抗战纪念内容创作把方向、定基调、列原则，实现抗战纪念内容的正确创作，指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
以思想引领力校准抗战纪念内容的创作事实。党的思想引领力本质在于用科学的理论武装群众，抵御错误思潮，能够为抗战纪念内容创作的历史事实校准提供重要支撑。党领导开展抗战历史研究，整理、搜集抗战历史资料，阐释抗战历史事实，破除错误史观对群众思想的侵蚀，增强人民群众比较、辨别和分析能力，引导人民群众客观了解抗战历史，校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
以群众组织力增强抗战纪念内容的创作力量。党的群众组织力本质在于坚持人民立场，坚持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这能够为增强抗战纪念内容创作的主体力量提供重要支撑。党一方面引导抗战纪念内容创作深入人民群众生活，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加深人民群众的理解与内化；另一方面广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抗战纪念内容创作提供多元的主体力量，创造丰富的抗战纪念内容，充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
以社会号召力提升抗战纪念内容的创作效益。党的社会号召力本质在于团结人民、凝聚共识和动员社会，为提升抗战纪念内容创作效益提供重要支撑。党以辉煌的实绩和良好的政党形象为基础，加强对抗战纪念内容的宣传，引导社会文化思潮，促使人民群众对纪念内容发自内心的认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
（二）拓展抗战纪念空间，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联结
纪念空间承载着遥远的记忆，它作为一种中介将时间锚定在某个历史瞬间，将参观者与特定历史时空相联结，使其重返“历史现场”。抗战纪念空间是意识形态鲜明的政治空间，也是无声教化的育人空间，其背后的历史和意识形态话语都具有一定的抽象性。抗战纪念走进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具象化的“景观”呈现。因此，要通过创设“入眼”和“入心”的文化景观来塑造抗战纪念空间，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联结。
以“入眼”的文化景观塑造抗战纪念空间。抗战纪念空间的文化景观布置要具有审美性。探索通过场馆的装饰摆设、建筑雕塑的风格选择、配套设施的合理安排，同时充分利用墙、廊、柱等元素进行空间设计，形成文化墙、文化廊和文化广场等空间，最大程度唤起参观者的审美感受，引发参观者的深刻思考，提升参观效果。探索用审美化、物态化的方式唤醒和传递回忆，有效引起参观者的情感共鸣，达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以“入心”的文化景观塑造抗战纪念空间。文化景观不仅要愉悦眼睛，更要浸润心灵，通过构建多维符号系统来具象化地呈现抗战纪念空间中的历史事件及精神内涵。要借助建筑、图片、数字、影像等视觉符号传递“抗战影像”，运用光影、明暗对比等手法生动再现历史场景，复原历史本貌，唤醒人们的历史认知。探索通过纪念人物的原声再放、模拟历史情境的枪炮声等听觉符号构建层次鲜明的声音结构，与视觉感知相呼应，营造肃穆的环境氛围，引发群体的沉思和冥想。探索通过直接的身体触感在沉浸式的纪念空间中进行“抗战体验”，利用VR、AR、MR等技术帮助受众真实体验抗战历史场景，以此实现对抗战精神的情感共通。纪念空间的文化景观将久远的历史化为“可视”“可听”“可触”的景观，使抗战精神更容易“动情”传承，以此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联结。
（三）优化抗战纪念话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融合
抗战纪念话语体系内容丰富，是对“由谁说”“和谁说”“说什么”“如何说”等一系列问题的系统回答。优化抗战纪念话语体系是一个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发展过程，需要从话语形态、话语方式、话语功能入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融合。
建构话语形态，提升抗战纪念话语的感召力。抗战纪念话语形态包括诠释性话语、引领性话语和问题式话语。比如，通过对抗战历史的发展轨迹、主要事件、英雄人物进行清晰阐述，完善诠释性话语；通过对抗战纪念相关议题的详细解释、说明与论证，完善引领性话语；通过解决抗战纪念存在的遗忘和偏差问题，完善问题式话语。三种形态联系密切、相融相通，三者统一提升抗战纪念话语的感召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融合提供了深层精神引领。
转化话语方式，提升抗战纪念话语的亲和力。抗战纪念话语方式包括政治话语、学术话语、生活话语，要将三种话语有机融通。第一，积极发挥政治话语体现统治阶级思想、意志、精神的重要作用，以此作为抗战纪念性质、方向和使命的重要标准，讲出政治话语背后的道理、事理、情理，增强其解释力和说服力。第二，充分发挥学术话语所蕴含事物本质和客观规律的真理性力量，打造彰显抗战纪念价值内涵、范畴的理论性话语，将深奥晦涩的部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话语表达。第三，将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转化为鲜活的生活话语，推动抗战纪念话语向日常生活渗透，运用故事法提升话语的生动性，运用论喻法强化话语的形象性，不断提升抗战纪念话语的亲和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融合提供广泛认同基础。
强化话语功能，提升抗战纪念话语的传播力。抗战纪念话语功能包含呈现思想、传播理念与启迪新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主体地位，将党的价值主张转化为抗战纪念话语体系的内核，使话语所呈现的思想得到广泛认同。持续强化对内、对外话语传播，对内广泛采用受众易于理解的表达方式，对外积极推进国际话语能力建设。要创新抗战纪念话语表达，为抗战历史提供新的认知、思维和逻辑，为知识的传承和创新开辟道路。话语功能的不断完善提升抗战纪念话语的传播力，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融合提供了高效辐射通道。
（四）利用数智技术提升抗战纪念效能，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行为自觉
抗战纪念效能是指围绕抗战纪念开展的一系列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数智技术的深入发展，促进了抗战纪念资源的高质量保存和传承，推动了抗战纪念内容的高质量传播与互动，实现了抗战纪念活动的高质量创新与再构建，进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增强全体中华儿女的行为自觉。
数智技术促进抗战纪念资源的高质量保存与传承。抗战纪念资源具有时间跨度大、内容元素多等特征，需要借助数智技术有效精准识别抗战纪念资源，优化管理流程，提高保存和传承质量。数字孪生技术对抗战纪念资源进行仿真渲染，再现资源的分布与保护现状，有利于明确重点保护内容。在此基础上，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生成式AI等多元化数智技术综合加工，将抗战纪念资源转化为易识别、储存的意义符号，能够有效推进其挖掘、提炼、重组及备份。抗战纪念资源精准、持久、共享式储存便于高效调用，为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行为自觉提供独特资源保障。
数智技术推动抗战纪念内容的高质量传播和互动。在数智技术的普及和组合应用下，抗战纪念内容的传播打破了单调的言语交流、抽象的文本传递和静态封闭的实物展示，实现立体、具象、沉浸的传播。智能搜索引擎快速检索抗战纪念内容，给予成员随时随地自由访问和获取信息的条件，打破了“口耳相传”的低效率局限，有力地增强抗战纪念仪式的传播影响力。与此同时，对成员的需求和偏好进行数字画像，精准定制个性化传播方式，实现抗战纪念内容的靶向供给，能够有效地提升抗战纪念内容传播的适配度。“数智技术”的传播有效破除了物理空间、身份背景等对抗战纪念内容传播与互动的限制，为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行为自觉提供重要手段。
数智技术实现抗战纪念活动的高质量创新与再构建。抗战纪念活动作为社会建构的产物，只有与社会保持良性互动，才能得到丰富和强化。数智技术为用户提供参与的便捷平台，允许更多的人参与到对历史事件、当前实践与未来预期的讨论中，为抗战纪念活动的再构建提供新的资源、新的视角、新的形式。“数智技术”的普及使得更多的力量参与到抗战纪念活动的创新和再构建中，为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行为自觉提供有效途径。
五、结语
新时代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置于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理论与实践探索表明，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是引导公众思考国家命运，担负民族责任的重要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充分利用我国改革发展的伟大成就、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活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华民族传统节庆、国家公祭仪式等来增强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意识，运用艺术形式和新媒体，以理服人、以文化人、以情感人，生动传播爱国主义精神，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让爱国主义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坚定信念和精神依靠。”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的壮举，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新纪元。抗战纪念不仅为了唤醒中华民族英勇抗争的伟大精神，更具有在多元社会语境下构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强化社会认同的深层价值。面向未来，抗战纪念应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着力深化纪念内涵、拓展纪念空间载体、优化纪念话语体系、利用数智技术提升纪念效能，助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卫苏潇，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袁圣洁，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俞敏，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来源：《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