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对“德国式的现代问题”进行了探索和解答。接续黑格尔的思考，通过对德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时代错乱”的诊断与反思，马克思揭示了德国哲学与现实之间的深刻断裂，并提出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现代化方案。马克思之所以能够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出发，创造性地提出将德国哲学与社会主义相关联的现代化方案，关键在于将现代化问题的焦点从政治领域转向社会领域，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塑造的社会关系结构是现代性困境的根源。从政治现代性到工业现代性的视域转换，得益于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立场的确立。正是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所开辟的现代性的新维度中，马克思发现了工人阶级作为现代化主体的历史潜能，从而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实践提供了新的范式。
关键词：马克思 “德国式的现代问题” 法哲学批判 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
马克思对现代化问题的理论探索发端于19世纪30年代对德国现代化进程的批判性诊断。落后的德国如何达到英法等现代国家的高度，并克服现代性困境是马克思思考的核心议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对“德国式的现代问题”进行了探索与解答。通过对德国独特的历史和现实的分析，马克思提交了一份以达到“人的高度”的解放为目标的现代化方案。对“德国式的现代问题”的分析和探索，是马克思接续黑格尔的思考、探寻19世纪落后的德国“往何处去”的理论起点。也正是在这一回应中，马克思阐明了一种不同于英法的现代化方案。由无产阶级担纲的人的解放方案的提出，是马克思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核心要义。马克思何以能够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出发，最终通向社会主义的创立？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不仅能够揭示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生成的内在逻辑，而且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
一、“时代错乱”中的德国现代化问题
19世纪，随着英法等欧洲国家纷纷通过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建立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德国的现代化逐渐被提上日程。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突破及其现代效应在德国思想界和政治界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这些反应影响了德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道路的思考。法国大革命之初，德国思想界表现出对莱茵河彼岸革命的振奋，诗人荷尔德林在革命的激励下创作了《自由颂》，黑格尔盛赞拿破仑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尽管德意志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表现出对大革命的热切关注，但“在德意志却从没有出现任何企图仿效法国事件的有组织的运动。任何一个德意志邦都既没有革命情绪，也没有革命形势。即使存在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革命思想，也仅限于一小批知识分子”。事实上，不仅政治界无意效仿法国现代化路径，而且思想界也对激进变革持审慎态度。马克思在1843年9月致卢格的信中明确指出当时德国思想界对德国现代化道路的困惑：“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模糊。”
面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断推进和德国政治领域的保守落后，黑格尔率先从哲学层面指认了德国现代化的独特路径：自由意志在世界历史的展开中经历了不同的环节，在法国以大革命的形式呈现为一种政治实践，在德国则主要体现为平静的理论革命。“为什么法兰西人从理论方面立刻进入实际方面，日耳曼人却满足于理论的抽象观念呢？”在黑格尔看来，之所以是法国而非德国承担起绝对精神在现实政治中的对象化，是因为宗教改革塑造了德意志特有的强健的内在性。当全世界都在忙着前往东印度和美洲掠夺财富时，当英国想要通过殖民掠夺建立日不落帝国时，德国人则在基督教的精神世界中寻求“内在性”原则。所以，黑格尔说宗教改革的根本内容是“人类靠自己是注定要变成自由的”。这是德国人所坚守的现代性的核心。黑格尔认为，德国现代化的独特之处就在于，相较于英法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革命，日耳曼民族率先通过宗教改革在精神领域完成了这场革命。黑格尔诉诸思想的内在性意在阐明，现代性在特定的社会现实中必然具体化为多元展开路径。自宗教改革以来，德国独特的内在性非但未阻碍现代性，反而催生了德国特有的现代化模式。德国尽管没有像法国那样建立现代政治国家，但是在思想和理论上分享了现代性的成果，首先在思想领域完成了现代化。根据洛维特的介绍，卢格也赞同“黑格尔哲学是与法国革命‘同时的’……作为政治世界观，自由精神生存于启蒙运动和革命之中，而作为形而上学，它生存于德国哲学之中”。事实上，黑格尔不仅从宗教改革的角度揭示德国哲学与法国大革命的深层同构性，而且进一步指出，正是宗教改革所培育的主体性内省原则，促使德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优势，避免法国大革命的暴力震荡。法国既没有经历宗教改革，也没有预先培育起内在的民族精神，导致外部革命未能生成可持续的现代性成果，亦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诗人海涅也将德国的哲学史与法国的政治史进行比较，主张德国哲学在思想领域的革命是未来政治革命的序幕。“我以为我们这样一个有计划有步骤的民族是必定从宗教改革开始，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从事于哲学，并且只有在哲学完成之后才能过渡到政治革命的。我觉得这个顺序完全合理。”
如果说法国大革命率先定义了现代性的原则，那么尚未完成民主革命的德国则在这样的现代性图景中处于尴尬境地。但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知识分子将德国理论与法国政治加以比附，强调二者的同质性，使德国人在头脑中率先建立起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与之前的理论家一样，马克思同样将德国解放问题追溯至宗教改革。“即使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理论的解放对德国也有特殊的实践意义。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但是，与黑格尔和海涅不同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将德国的解放只停留于思想领域。1843年3月，马克思在游历荷兰的过程中，通过对荷兰市民社会的考察，洞见到现代市民社会中个体自由与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张力。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指出：“一个最平凡的荷兰人与一个最伟大的德国人相比，仍然是一个公民。”马克思的意思是，即便是最普通的荷兰公民，已经是具有主体性的自由个体，而同时代最有见解的德国知识分子却仍然将未来的希望寄托于德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在1843年5月的书信中，马克思进一步将德国称作“最完善的庸人世界”，其任务则是“考察庸人及其国家”。在对德国现实政治的考察中，马克思指出，“如果想从德国的现状本身出发，即使采取唯一适当的方式，就是说采取否定的方式，结果依然是时代错乱”。在马克思看来，按照黑格尔对德国理论与法国革命的对比，并不能完成德国的现代化叙事。尽管德国哲学已经发展到如此前瞻的程度，但是没有解决德国现实政治的落后问题，反而使得德国处于一种“时代错乱”之中。简言之，德国哲学的先进性不仅不能为其现代性辩护，反而表明德国现实的极端落后，“思维的抽象和自大总是同它的现实的片面和低下保持同步”。在马克思这里，德国思想上的先进性不再被视作一种现代化进程中的优势，而是亟待通过解放加以克服的“时代错乱”。
那么如何走出这种“时代错乱”？马克思通过原本和副本的比喻，阐明了考察德国现代化的独特路径。马克思指出：“随导言之后将要作的探讨……首先不是联系原本，而是联系副本即联系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来进行的。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这一探讨是联系德国进行的。”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对德国现代化的思考不能联系原本，而必须联系副本展开。所谓原本就是德国的现实，而副本则是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为什么马克思要首先联系德国的法哲学，而不是德国的现实呢？此处马克思已经给出了答案，因为这里讨论的是德国，德国的现实和德国的哲学之间的独特性在于，德国的哲学并不是对德国现实的表现和反映，而是远远地走在了时代的前列。19世纪30年代的德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如果仅仅从德国落后的现实制度出发，则只能展开反封建的斗争。和落后于时代的德国现实不同的是，“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换言之，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已经以现代政治为考察对象，正是在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中，以英法为代表的现代资产阶级革命所开启的现代世界的矛盾得到最彻底的呈现和反思。在这里，马克思通过对德国哲学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考察，力图阐明德国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对英法现代化道路的效仿，更为重要的是要进一步解答英法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中凸显的现代性难题。简言之，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实质上就是对现代政治的批判。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从副本出发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原本的批判，德国现实的落后并不妨碍其作为批判对象而存在，只不过对原本的批判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如果说批判德国落后的封建制度是政治解放的任务，那么批判黑格尔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最终要实现的是人的解放，所以对副本的批判天然地就包含了对德国现实的批判。马克思联系副本所做的批判，不仅能够和作为“现代国家的隐蔽的缺陷”的旧制度做彻底的告别，而且能够触及当代的焦点，将这一批判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制度，但是按照法国的纪年，我也不会处在1789年，更不会是处在当代的焦点”。显然，当代的焦点是对资产阶级革命所确立的现代政治的反思，所以在1843年的德国，即使从德国现实这一原本出发也只能是重复前人早已完成的历史任务，即使德国最终成功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我们面对的仍然是黑格尔法哲学力图揭示的现代国家本身的缺陷。只有从副本出发，从黑格尔法哲学所切中的现代国家的局限性出发，才能对现代国家本身的缺陷予以揭示，从而在对现代性的思考上超越资产阶级政治。由此可见，马克思从黑格尔法哲学出发所构想的德国现代化方案，事实上包含了对德国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现代民主国家的双重批判。
为什么同样是从法国革命与德国理论的关联出发，在黑格尔那里表现为德意志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优势的德国理论，而在马克思这里则表现为一种背离现代性的落后和反动呢？其根源在于马克思所面对的现实已然发生了变化。在黑格尔、海涅等人那里，法国革命与德国理论之间的关系还主要体现为法国大革命和德国哲学之间的关系；到了马克思这里，马克思已经开始直面现代性内在矛盾的爆发，而法兰西思潮已不仅仅是法国大革命，它还包括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正是因为这种全新的思潮，促使马克思在对现代政治的反思中，能够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批判和重构，进而开辟出一条将德国哲学与社会主义相关联的现代化路径。而马克思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走向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和无产阶级在德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性生成机制，共同植根于马克思对观念和现实的双重批判。
二、走出“时代错乱”的社会主义方案：头脑与心脏的结合
联系副本的现代化阐释路径仅仅确认了对现代政治展开批判这一思想任务，但是马克思绝不可能仅将其现代性批判局限在一个抽象的国家中。洛维特认为，马克思对准副本“这种明显‘唯心主义的’转变的根基却又在于历史的现实”。所以，马克思必然要将这一思想任务落实到德国这一具体的现实国家之中。换言之，在黑格尔那里被概括为德国理论和法国革命之间差距的德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到了马克思这里则被转化为德国理论与德国现实之间的矛盾。一旦面对具体的德国现实，马克思首先遭遇的难题是德国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国家。要在现实的德国展开对现代性的反思，首先必须在德国完成对旧制度的批判，建成现代国家，否则就不能展开对现代国家的批判。那么如何让德国达到现代国家的高度呢？
面对德国的旧制度，马克思明确表达了其批判立场。“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正像一个低于做人的水平的罪犯，依然是刽子手的对象一样。”所以，在马克思看来，消灭旧制度已然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但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样一种旧制度的消灭应该以何种方式来实现？马克思在这里再次提出了一个对于德国的现代化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德国有没有可能首先通过政治革命达到现代国家已经达到的高度，即先将德国建成资产阶级政治国家，再对这样一个现代国家进行批判。对于德国是否可能像法国那样通过政治革命建立现代国家的问题，马克思分析道，“在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要能够扮演这个角色，就必须在自身和群众中激起瞬间的狂热……法国贵族和法国僧侣的消极普遍意义决定了同他们最接近却又截然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积极普遍意义”。在马克思看来，革命的可能性首先在于具有积极普遍意义的等级的存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法国社会中存在着具有消极普遍意义的法国贵族和僧侣阶级以及具有积极普遍意义的法国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这个特殊的阶级在革命展开的历史时刻，成为代表整个社会普遍权利的普遍阶级。那么德国资产阶级是否能够成为这样一个阶级呢？马克思认为，德国的特殊性决定了德国资产阶级根本无力成为具有积极普遍意义的等级。这是因为，直到19世纪德国资本主义才开始发展，相较于英法等国家，德国资产阶级力量相当弱小。在英法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本国无产阶级都充当了资产阶级的同盟军。但是，德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则大为不同。“当诸侯同君王斗争，官僚同贵族斗争，资产者同所有这些人斗争的时候，无产者已经开始了反对资产者的斗争”。据此，马克思认为，处于封建贵族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资产阶级不可能成为社会革命的承担者，德国也不可能效仿英法率先通过政治解放建成现代国家。那么德国普遍解放的可能性在哪里呢？谁才是代表普遍性的等级呢？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曾明确将官僚等级视作普遍等级，因为官僚等级能够超越市民社会这一等级的逐利的狭隘性而献身于公共事务，从而成为国家普遍利益的代表。但在马克思看来，官僚等级所宣称的普遍性不过是一种虚假的普遍性。如果说市民社会的其他等级都公开谋取自身利益的话，那么官僚等级则在普遍利益的掩盖下将私人利益包装为普遍利益。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私人目的，变成了追逐高位、谋求发迹”。这一批判揭示了官僚等级的本质是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特殊利益集团。尽管马克思不赞同黑格尔将官僚等级视作普遍等级，但马克思保留了黑格尔通过普遍等级这一范畴考察德国现代化的思考路径，并在《导言》中第一次将无产阶级引入对社会历史的分析，指出“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特殊阶级才能要求普遍统治”。既然黑格尔的官僚等级不能担当这样具有普遍意义的角色，那么由谁来担当？“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能够通过将自身在当前社会中的处境予以普遍化从而达成其历史使命。面对处于“时代错乱”之中的德国，马克思提出了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现代化方案，即德国无法通过政治解放达到其他国家现有的高度，而只能通过人的解放来达到“有原则高度”的解放，并且这一解放是由无产阶级来完成的。
德国的无产阶级何以能够承担这样的任务？德国工人阶级的诉求何以具有普遍性？对于这一问题，尽管马克思在《导言》中没有给予具体回应，但是在《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马克思联系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历史意义，阐明了德国无产阶级开展社会革命的可能性。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发表不久后，德国就爆发了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卢格在《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将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归结为地方性事件，并不具备普遍意义。马克思不同意卢格对工人起义的看法，指出德国工人运动并非地域性事件，而是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法国和英国的工人起义没有一次像西里西亚织工起义那样具有如此的理论性和自觉性。”相较于英法工人运动，德国工人运动的显著特征在于其阶级意识的觉醒。马克思根据其在《德法年鉴》时期所达到的认识，进一步揭示了德国工人阶级的赤贫是现代工业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德国工人运动的根本原因不是政治的而是经济的。在马克思看来，德国工人以消除人的本质的异化为导向，这样的起义远比法国工人的政治起义的意义更为重大。作为社会革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是人对非人生活的抗议；是因为它从单个现实的个人的观点出发；是因为那个脱离了个人就引起个人反抗的共同体，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的本质”。也正是在对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分析中，马克思明确对处于“时代错乱”中的德国现代化予以回应。“在德国，哲学和政治的发展之间的不相称并不是什么反常现象。这是一种必然的不相称。一个哲学的民族只有在社会主义中才能找到与它相适应的实践，因而也只有在无产阶级身上才能找到它的解放的积极因素。”这种“哲学的民族”与“庸人的国家”的深刻断裂，使德国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主导的社会革命才能实现真正的现代性超越。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使马克思意识到，德国现实的落后并不意味着德国的工人没有成为积极普遍等级的可能性，工人是否能够卷入无产阶级革命并不完全由其工业发展水平决定。德国工人运动能够直指现代工业发展中人的本质异化这一根本问题，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能够作为历史主体解构资本主义的逻辑。正是通过对德国工人运动的深入考察，马克思确证了社会主义才是德国哲学现实化的最终路径。“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以社会主义为指向的现代化路径依然植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只不过这一传统是经过马克思改造的德国古典哲学。以色列学者阿维纳瑞强调，“虽然马克思肯定不是第一个探讨无产阶级及其在工业社会的立场的人，但他却是第一个将无产阶级与各种主要源自于黑格尔遗产和传统的普遍见解结合起来的人”。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正像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恩格斯还指出，法国哲学和德国哲学在革命的进程中承担的角色是完全不同的，法国哲学同官方和教会进行公开的斗争，但是德国哲学却与普鲁士国王站在同一政治立场上，被推崇为普鲁士的官方哲学。所以，必须对德国哲学的传统加以扬弃，才有可能将其提升为共产主义。其中，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和赫斯的行动哲学为解构黑格尔法哲学的神秘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支点，正是在费尔巴哈和赫斯的双重推动下，马克思最终得以将德国哲学的精神辩证法提升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历史逻辑。洛维特则指出，“只有一个经马克思纠正了的黑格尔才让人真正认识19世纪的历史”。
马克思关于头脑和心脏相结合的比喻正是源于费尔巴哈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所提出的新哲学的主张。费尔巴哈认为，“只有存在与本质结合、直观与思维结合、被动与主动结合、法国感觉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反经院派的热情原则与德国形而上学的经院派的冷淡态度结合起来的地方，才有生活和真理”。在费尔巴哈看来，德国的哲学是头脑，它使事物成立，而法国的唯物主义是心脏，使事物运动，而只有运动才能指向革命。所以费尔巴哈力图构建的新哲学是对德国唯心主义抽象性的否定，因为德国的唯心主义与宗教神学是同构的。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是宗教神学的最终避难所和最后理性支柱，费尔巴哈强调只有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才能完成对宗教神学和一般哲学的批判。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马克思不满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追溯到自然，在1843年3月致卢格的信中，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太少。然而这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惟一联盟。”马克思认可费尔巴哈对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揭示，并进一步指出消除这种异化依赖于哲学与政治的联盟，所以他强调必须从哲学的高度展开对政治的批判。在建构哲学与政治的这种联盟中，作为最早将法国社会主义与德国哲学相结合的思想家，赫斯率先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理论拓展到社会生活领域，并对马克思产生了直接影响。赫斯强调“精神哲学的任务在于成为行动的哲学”，仅仅依赖于对现实的理论批判并不能产生革命的效果，只有付诸行动才能实现对现实的革命。赫斯认为，“德国和法国的精神留给自己的任务，本质上是同样的工作。并且，关于德国以绝对的精神自由的学说，法国以绝对的社会平等的学说，各自的一切归结为共同产生的同一的根本原理”。在赫斯看来，法国社会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同一历史任务的不同面向，社会主义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法国学者科尔纽认为，赫斯是“第一个在行动哲学中把黑格尔哲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明确指出赫斯发表在《二十一印张》上的文章是“德国人为了这门科学而撰写的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贯穿这些文章的核心主张是，社会问题而非政治问题才是解放的最终目标，当下应该将视域从政治领域转向社会领域，致力于社会解放。赫斯的主张对青年马克思将德国解放问题从政治领域转向社会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赫斯为马克思提供了德国哲学与法国社会主义相结合这一破解德国现代化难题的思路，但是赫斯此时理解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理解的社会主义存在着十分明显的不同。于马克思而言，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直指市民社会中无产阶级的经济关切，是市民社会中人的解放，而赫斯则从费尔巴哈的“类”出发，考察“一般人”的解放问题。卢卡奇曾这样评价赫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只是与革命的无产阶级结成‘同盟’，却永远不能站在无产阶级的实际阶级处境中思考问题”。简言之，赫斯站在孤立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上，不能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及其历史作用作出科学的分析。在卢卡奇看来，在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对无产阶级主体地位的阐释上，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超越赫斯的关键因素是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不断深入研究。卢卡奇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源泉并未包含资产阶级的另一项至高学术成就，即英国古典经济学。这并不能单纯用德国经济的落后来解释。事实上，即便我们完全忽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洛贝尔图斯的‘社会主义’也非常关注古典经济学的问题，尤其是西斯蒙第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所以，正是因为古典经济学的欠缺，导致赫斯不能理解黑格尔哲学的颠倒。1844年身处巴黎的马克思一边处理《德法年鉴》事务，一边展开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工作。如果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启了政治经济学研究，那么在《导言》中马克思对德国现代化中工业问题的关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前奏。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在对德国“往何处去”的问题上超越德国唯心主义的方案，最终走向社会主义，一个关键的环节就在于马克思将处于“时代错乱”中的德国现代化问题从政治领域转向社会领域，揭示出德国现代化问题的本质是现代市民社会中的工业问题。
三、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所开辟的现代性的新维度
在《导言》中，马克思强调“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以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主要线索的现代问题在德国有其独特的表现。马克思指出，“在法国和英国，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统治；在德国，问题却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因此，在法国和英国是要消灭已经发展到终极的垄断；在德国却要把垄断发展到终极。那里，正涉及解决问题；这里，才涉及冲突。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德国式的现代问题”。通过对比德国与英国工业发展水平，马克思意在阐明的是集中体现在工业领域的现代化问题在德国主要表现为德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水平的滞后性。“这个问题开始是以何种形式引起德国人的关注的呢？以保护关税、禁止性关税制度、国民经济学的形式。”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19世纪30年代的德国尚未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地主贵族掌握政权，国内保留着封建农奴制度，各个邦国有自己的关税壁垒，邦国内各个省也分别有地方税率，这一情况极大阻碍了德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关税问题成为19世纪德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焦点问题，关税保护的讨论在当时的德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马克思在回溯其思想历程时明确指出，“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马克思这里谈及的关税保护政策正是李斯特国民经济学体系的核心主张。针对斯密、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李斯特认为，流行的自由贸易理论只有在各个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相当的情况下才有其正确性，“如果任何一个国家，不幸在工业上、商业上还远远落后于别国，那么它即使具有发展这些事业的精神与物质手段，也必须首先加强它自己的力量，然后才能使它具备条件与比较先进各国进行自由竞争”。李斯特的这一论断直指19世纪上半叶德国的处境——作为工业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必须通过关税保护培育其民族工业体系，否则将沦为英法等国的工业附庸国。对此，李斯特主张对内瓦解德意志各个邦国之间的关税壁垒，以构建统一的国内市场，对外则实施关税保护政策，建立全德关税同盟，以对抗英法发达工业资本的冲击。
马克思对李斯特的关税保护政策予以了激烈的批判。早在《导言》中，马克思就曾将李斯特关于关税保护的宣传，尤其是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斥为“狡猾的理论”。马克思认为，“这些国家在理论上激烈反对的、然而却又像戴着锁链一样不得不忍受的陈旧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做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李斯特的关税保护政策不过是德国建立资本主义工业的手段，但是在英法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内在局限性已经充分暴露，而德国资产阶级却仍将其视作现代性的“初升朝霞”而热切推崇，这充分折射出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滞后性。所以在马克思看来，李斯特竭力维护的德国资产阶级根本无力代表德国工业发展的先进性，李斯特的经济学仍然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与他所批判的斯密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正是因为洞察了李斯特经济学的这一本质，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既然资产者现在希望主要靠‘保护关税’来发财；既然只要不再是英国人而是德国资产者自己对同胞进行剥削，而且剥削得甚至比外国人对他们的剥削更加厉害，保护关税才能使他发财”。在马克思看来，“德国庸人”不过是借用民族主义的话语来掩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剥削逻辑。李斯特的关税保护政策最终维护的不过是通过压迫和剥削工人从而攫取财富的资产阶级。马克思的这一批判带来了双重理论效应：一方面，揭露了关税保护主义的实质是后发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性手段；另一方面，又指认了这一手段事实上与古典经济学共享了同样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根基，即通过资本自由的叙事来遮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阶级对立。在《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马克思进一步揭露了自由贸易的本质。“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自由发展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不管商品相互交换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所以，不论是古典经济学的自由贸易还是李斯特国民经济学主张的关税保护，本质上都是“资本自由”的不同实现形式，其差别仅仅在于是力图突破封建壁垒的资本还是不断扩张其全球统治的资本。
马克思通过对自由贸易和关税保护政策的双重批判，深刻揭示了德国工人阶级的现实处境，处于后发的德国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无产阶级深陷封建专制制度与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中，关税保护作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手段，最终必然进一步加深工人阶级对资本的实际从属。但马克思同时指出，正是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语境赋予了德国工人阶级特有的革命潜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在法国和英国通过历史斗争而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在德国成熟起来，同时，德国无产阶级比德国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已经有了更明确的阶级意识。因此，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看来在德国有可能产生的时候，它又成为不可能了。”尽管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落后于英法，但德国资本主义的后发性使得无产阶级在阶级意识层面形成了独特的优势，即当德国资产阶级尚在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时，无产阶级就已经通过对英法资本主义矛盾的历史观察，形成了自身的理论自觉。在马克思看来，英法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已经转移到工人阶级手中，成为工人阶级寻求解放的思想武器，所以处于德国封建主义和英法资本主义夹缝中的德国资产阶级不可能充当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主体。马克思指出：“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所以，只有这种政治经济学才能破解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资本论》中被揭示的这一原理，马克思早在《德法年鉴》时期尤其是对李斯特经济学的反思中就已经有所洞察。
日本学者城塚登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一书中提出，尽管马克思在《导言》中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概念，但是对于“这一阶级为人的解放应该做些什么？这个阶级具有完成这样伟大任务的能力吗？同时，在这里被称为无产阶级的人具体地由什么样的人所组成？无产阶级在社会上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职能作用？等等，马克思对此没有作出回答”。城塚登认为，此时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存在和运动的实际状况的把握主要是通过施泰因获得的，因此还无法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有清晰的认识。结合《德法年鉴》之后马克思对李斯特的进一步批判可以发现，《德法年鉴》时期就已经对李斯特国民经济学的本质有所洞悉的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把握已经远远超出了施泰因。所以，城塚登的这一判断有待商榷。通过对李斯特的批判，可以发现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中转向社会主义，提交一份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现代化方案，其根源在于此时马克思已经自觉将现代化问题置于市民社会而非政治国家之中。在黑格尔和海涅那里，“时代错乱”还更多体现为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现代政治与德国哲学之间的关联，到了马克思这里，现代性的内涵已经溢出政治革命所带来的现代国家，而更多转向了工业发展所开辟出的现代市民社会领域。现代性不仅仅体现为政治的现代性，更包含了至关重要的工业现代性的内涵。卢卡奇认为，只有马克思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找到了真正的基础，“他将政治经济学批判拯救了出来，将其从拜物教的僵化和抽象的琐碎中予以解放，并使之成为辩证法的基础……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再是一门和其他科学并列的科学，也不仅仅作为基础科学位列其他科学之上。相反，它包含了整个世界历史，这一世界历史包含了人类社会的存在形式（范畴）”。
结 语
通过对处于“时代错乱”中的“德国式的现代问题”的探索与解答，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人的解放的现代化方案，以此来突破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结构性矛盾。然而，马克思的这一现代化构想最终没能在他的祖国得以实现，理论预设与实践进程之间的张力，促使马克思重新校准其现代化方案。
在《“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中，马克思修正了早期的立场，对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辩证的审视。与《德法年鉴》时期断然否定德国展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可能性不同，此时的马克思则指出，“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使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中得到崭新的武器，而且还给他们创造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地位——他们已成为一种公认的力量”。简言之，资产阶级统治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进程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和德国封建官僚统治相比，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更有利于提高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从而促使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获得优势。这一思想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一文中得到了进一步深化。马克思对比了封建专制政权与资产阶级统治之间的本质差异：“工人非常清楚:资产阶级不仅在政治上必将比君主专制对他们作出更大的让步，而且为了自己的工商业它还会违背自己的意旨为工人阶级创造团结的条件，工人阶级的团结就是工人胜利的首要前提。”封建专制通过暴力镇压无产阶级的运动，而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却迫使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作出让步。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应该主动参与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是无产阶级取得最终革命胜利的重要一环。但是，无产阶级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将不可避免地到来。
马克思对德国现代化的构想与德国现代化转型的现实之间的冲突，并不能否认这一时期马克思对德国现代化思考的普遍意义。马克思根据德国社会实践的实际进展不断调整自身的理论，反而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方法论的特质，即通过不断扬弃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实现理论的革新。相较于法国大革命所规定的政治现代性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法哲学所讨论的哲学的现代性，马克思更为深刻地目睹了工业现代性的来临。在《导言》中，马克思通过对现代问题本质的揭示，表明现代社会的根本矛盾既不是宗教批判领域的神圣形象的异化，也不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所标榜的政治解放，而是植根于市民社会领域的人的解放问题。这一定位也促使马克思将现代性批判的焦点从宗教意识与政治制度层面转向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所塑造的社会关系结构。从政治现代性到工业现代性的视域转换，是马克思批判政治经济学立场得以建构的重要前提。这一理论转向尽管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才得以系统阐发，而《德法年鉴》时马克思就已经敏锐捕捉到工业革命所催生的现代性新维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德法年鉴》上，我也十分概括地提到过本著作的要点”。这里马克思所指的正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所以《导言》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我们理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要理论前提。在1859年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再次确认了《德法年鉴》时期的研究构成了巴黎时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前奏。
发端于《德法年鉴》时期，并贯穿马克思此后全部理论研究生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构成了马克思考察包括德国在内的现代国家的核心方法，其世界历史意义在于为后发国家提供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困境的替代性方案。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理论和现实之间的“时代错乱”并非德国的特例，而是所有后发国家都可能面临的共性问题。“它怎么能够一个筋斗就不仅越过自己本身的障碍,而且同时越过现代各国面临的障碍呢？”面对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马克思提出了以社会主义为指向的现代化构想。这一构想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前瞻性，更为后续的现代化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
[2]〔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孟钟捷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
[3]〔德〕桑巴特：《德意志社会主义》，杨树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吴照玉（1987-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讲师（北京 102249）。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7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