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济研究学界一名老学者，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过程，其中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萌芽、提出、论证与争论尤为引人注目，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则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胡耀邦、万里等的贡献也将名留青史。
回顾这段历史，人们都已看到，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的舞台上先是反角，再到正面配角，再到正面平行主角，最后成为真正主角，并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演出波澜壮阔的时代壮剧，最生动不过地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
一、孙冶方、顾准早在1950年代就观察到计划经济不尊重价值规律的弊端，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萌芽。之后他们被残酷整肃反证了“三不主义”才是理论争鸣的正确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学习前苏联，照抄照搬来一整套计划经济体制，否定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窒息了经济活力。孙冶方在《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发表《把计划和统计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开宗明义提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必须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实际上是在批评斯大林否认价值规律的作用，在我国学术界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孙冶方把价值理解为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认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仍然起作用，这对于批判“自然经济论”和“不讲经济效果”的政策措施与制度设计是强大的思想武器，对于建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很重要。孙老后来还提出，要尊重价值规律，以生产价格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定价的基础，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应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红线贯穿始终。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在计划经济时代提出要重视和尊重价值规律的文章。
不过，孙冶方在附记中提到，文章受到了顾准的启发。顾准1956年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后，与孙冶方共事，开始研究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问题，最早提出并论证了计划体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在1957年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被认为是我国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1959年3月30日,毛泽东在批转山西省委关于当时人民公社存在的“一平二调”作风的文件时说，平调的旧帐一般要算。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之后,他又多次强调这一观点。只不过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贯彻。孙冶方后来曾说他受到毛泽东这一说法的影响。1964年对孙冶方一次批判会上他说出名言“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在1978年10月2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他以此为题写了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孙冶方在《经济研究》1959年第9期发表的《论价值——并试论“价值”在社会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是他经济思想特别是价值、价值规律的代表作。孙冶方公开声明：我的价值内因论源自恩格斯“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理论，认为：价值规律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都不能取消的自然规律，强调价值并不仅仅是商品经济所特有的范畴，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反映着社会化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特别是十年文革期间，极左势力们对孙冶方、顾准痛下杀手。顾准于1957年和1965年两次被划右派，患难与共30多年的妻子汪璧被迫提出与顾准离婚，1968年4月更因不堪迫害而含恨自杀；五个子女宣布与顾准断绝关系，并断绝一切来往。1974年12月3日，顾准因肺癌在北京病逝。1980年2月9日，顾准被“恢复名誉，彻底平反”。孙冶方遭遇也惨。1966年《红旗》杂志陈伯达以《内部未定稿》形式印出孙冶方《利润指标》以及《论价值》等四篇文章，针对文章中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应该以利润带动一切”、“国营企业应该独立自治”等观点，污蔑孙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孙冶方被停职反省。1965年秋，由于孙冶方“态度恶劣”，被撤销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下放周口店劳动改造，同时在报纸上宣布“他是中国经济界最大的修正主义者”。1967年4月4日，孙冶方被捕入狱，受尽折磨，但他不忘对社会主义经济论的研究，没有纸笔，就在脑海里打腹稿，七年打了85遍。1975年4月份，68岁的孙冶方被批准出狱。在汽车上，工宣队队长警告孙冶方要“老实做人”，他当即表示：“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
令人欣慰的是，1979年，被称为经济学界的“解冻大会”的全国第二次经济理论研讨会在无锡召开，此时距离第一次价值规律大讨论已经整整过去了20年。开幕式上，孙冶方讲了为追求真理的“五不怕”：不怕受批评、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杀头。薛暮桥则讲了“三不主义”，即对经济学理论讨论的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会后，许多人赞同理论争论中应该贯彻“三不主义”，仅有个别极左分子继续利用手中职权对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实行“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秋后算账”，直至将其送入监狱，整死后还要再踏上一字脚，将其“批倒批臭”。这也反正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三不”方针的正确。
二、要让国人吃饱饭、穿暖衣，唯一出路就是土地多产粮食，按照市经济体制的通常做法，农村集体经营无一能让土地多产粮食，而变集体经营为农户家庭经营，无一不使土地多产粮食，由此农户家庭经营成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
我们知道，在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有三类市场主体，一是农业农村的农户家庭，美国等是农场主；二是具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三是公民依法设立的企业。而在我们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却不存在这三类主体，农业农村是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公有企业（国有与集体所有）是政府机关的附属物，不允许民营企业存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的后果之一，市场经济的主体不明确，千百万人民群众没有任何生产与经营的积极性、责任心，生产萎缩，产品短缺，服务恶劣，毫无创新，国民经济到了破产边沿。
大家知道，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农业都是以农户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模式，而以苏联、东欧为代表的农村集体农庄式的经营模式是失败的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农村农业体制，有三个互相关联的特征，一是农民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不允许农民家庭经营，农民没有积极性，粮食产量很低，许多生产队连口粮都不能保证；二是农产品国家统购统销，加上实行工农产品“剪刀差”政策，农业长期萧条，农民辛劳一年年底基本没有分红；三是行政管理上是人民公社体制和城乡分割的户籍管制，不准自由迁徙，除了个别的军队招兵和升学外绝大多数无门路跳出农村。
怎么解决我国农业农村问题，那时的办法是学大寨运动，其特征一是吃大苦流大汗，不分环境条件地修“大寨梯田”；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打成阶级敌人，通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白色恐怖逼其屈服。实践多年证明，农业学大寨不但不是我国农业发展出路，而且只能是死路。
解决我国农业问题，当时第一个难题是让农民吃饱饭，而农民们都知道吃饱饭的唯一出路是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曾在1957年、1959年、1962年实行过包产到组、包产，百试百灵。由于当时认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致使这种自发的形式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压制，屡起屡落。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农民在国人第二次解放浪潮中，首先想到的吃饱饭，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出现就是必然的。
那么，为什么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首先出现在安徽？因为安徽天灾人祸的重灾区。老百姓已经活不下去了。当时安徽有28万个生产队，仅有10%的生产队能勉强维持温饱，90%的生产队不能维持温饱，还有最困难的10%的农民，几乎是在饥饿线上挣扎！万里在革命老区金寨县做调查亲眼看到位老婆婆和一位姑娘没有裤子穿。当年冬天，全省有大批农民到临省“盲流”“讨饭”。仅凤阳县外流人口就有13000多人。
1977年6月，中央在邓小平的建议下任命万里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当时，里来到安徽后，决心要解决讨饭问题。他说：“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都没有啦?”他决心打破“左”的框框，探索农村改革之路，支持农民的改革之举。于是，才有了小岗村20户已经吃不上饭的农民，冒着“杀头”的危险，私自签订了一份“包干到户”的协议。以及小井庄等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典型的出现。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出现，在全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姓“资”姓“社”的问题。据赵树凯的系列回忆农村改革初期的文章，当时国家领导人中“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反对者，主要是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陈永贵等。万里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包产到户正名的。1980年1月，万里在一次会议上说：“包产到户原则上不同于分田单干，虽然形式上与分田单干相似，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没有变，土地所有权仍然是公有的，生产队有权根据情况加以调整。”
万里主导的这场惊心动魄的安徽农村改革，很快就见到了成效。1978年，包产到组的办法在凤阳部分地方开始实行，就此促成了全国“包干到户”政策的形成，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万里由此被称为“改革先锋”！社会上流传的“要吃米，找万里”就是生动的写照。
万里以及安徽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改革，得到了邓小平的全力支持。万里曾多次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果断地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万里受到鼓舞，信心百倍。1980年4月2日，邓小平特地把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找去谈话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穷的地区，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给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这次谈话，可以说是邓小平对安徽试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次表态支持。
邓小平第三次表态支持是在1980年5月31日。这一天，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中，着重谈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1980年4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等领导人谈话，姚依林汇报道：甘肃、内蒙古、云南、贵州这些省份，中央调给他们很多粮食，这是国家很大的负担，提出这些地区是不是可以改革，在这些地区政策上搞的宽一些，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他们多想些办法，减轻国家背的很重的包袱。邓小平说：“农村地广人稀，像贵州、云南、西北的甘肃等省份中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邓小平还强调：“要解放思想！此事请万里同志研究个意见，提到书记处讨论。”
胡耀邦以总书记身份，对万里及安徽的改革给与了的坚定支持，一是拍板每年一号中央文件都是谈农村改革，一年比一年有深入的新突破。二是协调中央各部门、各省市区的改革进程；三是在理论概括上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提供根据。1980年7月，胡耀邦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明确表示，不要一提到单干，就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说。“我们前些年搞那个大呼隆，二三十人，三四十人一起下地，名曰集体劳动，实际是集体窝工，磨洋工，上午搞这块地，下午还是搞这块地，这样搞了一二十年，搞得没有饭吃，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啊！”他高屋建瓴地率先从理论上阐述了农业生产的集体劳动与社会制度没有关系，奴隶社会也是集体劳动。这一阐述的思想高度，在当时高层领导和理论学界中无人能及。这成为后来起草1号文件、实现政策根本突破的思想理论基础。
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1号”文件，胡耀邦亲自把大包干、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等提法，一并改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且在这个文件里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肯定为“伟大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万里曾激情地说：“我1980年到书记处分管农业，当时相当为难，可以说动辄得咎，多亏耀邦同志全力支持，主动配合，我们俩很谈得来，观点特别一致，好多事我们一商量呼啦啦就干起来了，一次又一次冲破难关，如果没有耀邦，那就不好办了。”
万里还说，“人民公社下的农民就像奴隶，没有自由”。“农民说在人民公社劳动，还不如给地主当长工，当长工还知道得多少东西，在公社就不知道”。
三、由四川省开始的放宽自主权为代表的城市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革避开了争论，塑造了市场经济的第二大支柱。
农村改革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城市和现有企业的改革，出现了“包字进城，一包就灵”。时任四川省委书记赵X阳一手抓农村改革，社会流传“要吃粮，找X阳”和“要吃米，找完里”当时是并列一句话；另一手率先搞起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制定了14条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办法，允许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之外，在生产计划、产品销售、劳动人事、技术改造等方面有一定的机动权力，例如，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超计划完成的利润可以分成等。四川省试点工业企业于1978年10月上报国务院批准后，1979年1月由6户增加到100户，同时对40户国营商业企业也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扩大企业自主权改变了过去那种企业只按计划生产，不了解市场需要，不关心产品销路和赢利亏损的状况得到初步扭转。四川的改革巧妙在于不涉及所有权、经营权，保守派们想抓辫子无处下手，说白了就是遭遇的阻力不像农村改革那样多。
1981年初，特大型的首钢等为代表的一些企业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基础上实行了利润包干的经济责任制。之后，全国各地陆续实行了一些不同的包干办法。1987年3月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明确肯定了承包制，当年全国掀起了第一轮承包热潮。到1987年底，全国预算内企业的承包面达78%，大中型企业达80%。1990年，第一轮承包到期的预算内工业企业有3.3万多户，占承包总数的90%。接着又开始了第二轮承包。之后，全国又试行厂长负责制，克服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和企业内部吃“大锅饭”的现象。但是，这种经济责任制由于没有解决企业产权缺位问题，将必然被股份制改革所代替。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特别是面对个体私营经济竞争，一些中小型国有企业纷纷陷入经营困难，国家不得不出台小型国有企业租赁经营、拍卖给个人经营的措施，学界及时修正个体私营经济补充论，而用平等发展论代替。
小型国有企业租赁经营或拍卖给个人经营后，当然壮大了个体私营经济队伍，同时也使这些企业的员工身份转换，从而产生“国企弃儿”心理。由此人们都看到以下事实：文革及其前后公有制企业只招收家庭政治条件合格的，俗称“红五类”，出身不合格的“黒五类”被挡在了门外；改革开放初期政策放宽，“黑五类”们自谋职业搞个体私营，“红五类”们不肖一顾；到1990年代中期，个体私营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站住了脚，赚了钱，而大量小型国企在市场经济中败下阵来，就业的员工不得不到个体私营经济企业打工，这应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那句老话。
多年来，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效率低下已成为老大难问题，主要表现在软约束、吃偏饭、过度保护、过度干预、多头管理的问题，导致企业低效率。
一是国有控股企业的总资产利润率。2015和2016年国有控股企业总资产利润率是2.9%，2017年是3.9%；非国有企业的总资产利润率，这几年大致在8%到9%之间，明显比国有企业高了很多。
二是亏损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比重。国有控股企业亏损面2015年高达29.8%，2017年略有下降，为24.7%，总体来看仍有大致四分之一的企业是亏损企业。非国有企业亏损面这几年基本上在11%到12%之间。很明显，国有控股企业的亏损面比非国有企业高了一倍以上。
1992年，中央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明确规定企业享有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销售权、资产处置权等经营自主权。到1998年底，全国共确定了近3000家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框架，找到了国有企业从工厂制向公司制转变的方式和从政府附属物向市场主体转变的途径，逐步拥有了产品所有权，基本确立了市场主体地位。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在这个框架下，中央又正式提出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按照这一思路，国有企业不断深化公司制改革，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分类分层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积极引入各类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提升国有资本经营效率和效益。为解决国有企业效率问题，党的十九大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明确指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到2016年，中央企业集团及下属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达到68.9%，不含参股企业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实收资本达到7.6万亿元。
经过多年股份制改造，虽然很多国企早已变成混合所有制，国资占比已较低，但政府干预仍无处不在，公司治理上不达标。行政化垄断体制未真正打破，开了玻璃门，还有旋转门，准入限制未真正放开。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要以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为基础，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并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要在完善国资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截至2025年一季度末，各中央企业、各地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重点改革任务平均完成率已超过80%。
四、大量知情回城、被平反冤假错案者及每年递增的就业人口亟待就业，无奈承认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补充地位作用，塑造出市场经济第三大支柱。
粉碎万恶的“四人帮”后，叶剑英曾向胡耀邦询问治国良策，胡耀邦以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为主旨，呈送三句话，被称作“新隆中对”，第一句“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句“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句“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工作后，迅即开始“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揭发康生迫害干部罪行。不久胡耀邦接替反对平反冤假错案的原部长郭玉峰，出任中组部长，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支持下，以“要下油锅我先下，要上刀山我先上，要入地狱我先入”的“三先”勇气，力排众议，无私无畏，为平反一切冤假错案煞费苦心，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实现“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然而，那时百废待举，国家财力有限，唯一存在的国有与集体公有制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极少，无法安置正常新增就业，再加上当时紧迫的三类待安置人，火烧眉毛，力不从心。于是，不得不让被平反人员自谋职业，无奈承认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补充地位与作用，市场经济第三大支柱被塑造出来。
（一）平反历次运动“冤假错案”而落实政策的大批人员及其连带的亲属子女约上千万人，虽然部分得到安置，但仍有不少于上百万人只能自谋出路。
文革十年中，国家干部1/6被立案审查，文革后中央国家机关待分配的干部就有6000多人，如果包括还在干校和分配不当在外地需要回来重新安排工作的有将近万人。特别是大案要案及涉案人员，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如全国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的数百万人，从中央到地方许多领导干部的冤假错案都有所谓“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地方的代表人物”等等，同时也推动了其他历史遗留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如先后为彭德怀、陶铸、贺龙、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等受迫害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平反昭雪。再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其中在“文革”前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国家机关部长以上职务的就有22人，他们的家属、子女、亲友、老部下，受到株连审查与打击迫害的成千上万。他们中虽然部分得到安置，但仍有不少于上百万人无法安置，也只能让他们自谋职业。
（二）改正错划右派分子54万多人由于文化水平和素质高得到安置，仍有不少难以安置，只能自谋出路。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毛主席原定4000人,后来扩大到了55万人。由于他们文化水平和素质高，恢复政治名誉的同时，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待遇也作了妥善的安排，使得大批优秀人才获得彻底解放，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其中包括后来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朱镕基、费孝通、钱伟长等。这当然是幸运的！到1981年上半年，全国共改正54万多人的“右派”问题，占原划右派总数55万人的98％。但是受他们影响的亲朋好友，还是有不少难以安置，只能自谋出路。
（三）上山千万回城知青，除极少数顶替父母、考入大中专及有关系者外，约2000万人，几乎是无岗位安置，也就只能自谋出路。
自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到1978年底，全国下乡知青约2000万人，在农村备受磨难。1978年12月由云南省西双版纳农场10万知青请求回城震惊世界!国务院同意知青回城后，公有制单位早已没有空余岗位可以安置，除个别人顶替父母外，唯一的出路就只能是让他们自谋职业。当时北京街头的“大碗茶”就是真实写照。
（四）土改中被划为地富分子及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成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四类分子”约上千万人，被摘帽后更是无工作岗位安置。
在长达30年的岁月里，地主、富农与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起被划归为“四类分子”。 据统计，1977年年底全国尚有地主分子279.7万人，富农分子189.5万人，合计469.2万人。
当时，将反革命分子分为十一类：⑴特务间谍；⑵反动党团骨干分子；⑶反动会道门头子；⑷恶霸；⑸土匪；⑹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⑺托匪分子；⑻汉奸；⑼蒋匪军、政、警、宪人员中的反革命分子；⑽敌对阶级中的反革命分子；⑾其他现行反革命破坏分子。坏分子指：政治骗子、叛变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中的盗窃犯、抢劫犯、杀人犯、放火犯、奸犯、诈骗犯、贪污犯、以及严重破坏公共秩序和生产秩序的流氓阿飞等等。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四类分子”都是被重点打击的对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胡耀邦曾说：地富反坏中的“地富”，作为一个阶级早已被推翻被剥夺了，但作为这个阶级的每一个具体的人，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造分化，干吗老是给人家压着沉重的铁帽子？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给“四类分子”摘掉帽子；他们的子女的本人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以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其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1984年11月２日，《人民日报》报道：从公安部获悉，全国给最后一批7.9万名“地、富、反、坏分子”摘帽子的工作已顺利结束。至此，我国自建国以来对二千多万名“四类分子”进行教育改造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但是，约上千万人“四类分子”，被摘帽后更是无工作岗位安置，让他们自谋职业也只能是唯一选择。
（五）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也被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让他们得以重操旧业。
这一决定使至少2000万人政治上获得新生，经济上得以重操旧业。据统计，到1981年11月，全国有70多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被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成分。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要求“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从此，中国出现了“个体户”、“个体经济”名词。这种无奈的选择，却催生了个私经济这个中国最具活力的市场经济主体。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市场主体从不足50万户增加到目前的1亿户以上，增长了200多倍，
与我国改革开放同步，涌现出新的一类市场主体，即外商独资企业、合资企业。
（一）邓小平批示、胡耀邦首倡的特区很快发展成全方位对外开放，催生出外企新主体。
1978年6月下旬，邓小平在听取谷牧汇报考察西欧五国情况时说，“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我国对外开放的关键一步是设立经济特区。支持创办经济特区。1979年1月，邓小平在一份香港厂商要求回广东开设工厂的来信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这对广东省委很大的鼓舞。
1979年1月，胡耀邦来到深圳、珠海考察，看到渔民用蔬菜到香港换回来电视，给了胡耀邦另外一个启发，广东能不能在沿海搞一个橱窗，允许老百姓跟对面的香港人做生意、互通有无。他同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等领导同志商量：我们能不能在沿海搞个橱窗，允许老百姓跟对面的香港人做生意，用互通有无的民间交换发展经济？广东省委在胡耀邦离开后便风风火火地干起来。然而，他们没有料到传到中央的消息竟是沿海在搞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胡耀邦不信，他决定再次去当地看一看，并同当事人聊一聊。胡耀邦在广东亲眼目睹了当地所发生的大变化，时任省委书记习仲勋告诉他说，你走了以后，我们就干起来了，现在经济发展很快，如果广东有自主政策，可能几年就能搞上去，但是在现行体制下不行，希望中央给广东一些经济自主权。那次长谈后，胡耀邦就拉习仲勋一起去北京找邓小平当面汇报，邓小平表示支持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工作会议正式讨论了广东省的提议。1979年7月15日，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共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从此，中国大地拉开了对外开放的大幕。
1983年2月，胡耀邦前往深圳经济特区视察，提笔“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据党史记载，这是自1982年以来中央高层领导第一次正面评价深圳。
特区经济很快激发了全国各地对外开放热，中央不失时机推出沿海发展张略，时任国务院总理曾概括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1988年3月4日，时任副总理田纪云在会上讲话把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补充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以出保进、以进养出、进出结合”。
现在，外企已遍布全国各地。据商务部研究院日前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披露，截至2024年底，外商累计在华投资设立的企业超过123.9万家，累计实际使用外资20.6万亿元人民币。国人对外企的态度，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理解、害怕，很快转变为发自内心的钦佩、敬仰！
（二）外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引领作用不可替代
据百度百科资料，外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一是经济贡献度很大。就业拉动：外资企业直接创造就业岗位超2800万个，贡献全国城镇新增就业总量的7%，在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密集区就业贡献度高达15%—20%。税收增长：外资企业年度纳税总额占全国税收比重持续稳定在14%—17%区间，在自贸试验区等重点开放区域税收贡献率超30%。贸易促进：外资企业进出口额占中国外贸总值比重达34.8%，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占比突破42%。
二是产业覆盖体系：外资企业在制造业领域实现31个大类、548个小类全覆盖，重点集中在：高端装备制造：汽车、航空航天、工业机器人领域外资占比超45%；电子信息产业：半导体、新型显示器件外资企业市场占有率超60%；新材料研发：石墨烯、碳纤维等前沿材料领域外资研发投入占比达58%；在长三角地区，每引进1美元外资可带动7.8元人民币的产业链投资。
三是科技创新支撑：2013年至2023年十年间，外资工业企业在研发领域呈现跨越式发展：研发人力：全职研发人员从42.6万人增至56.8万人，增长率33.2%；经费投入：年度研发支出由1568亿元增至2923亿元，增幅86.4%；专利产出：有效发明专利持有量从8.9万件增至38.8万件，增长率336%。
我还认为，外企在我国的重要作用还特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带来新的经营管理理念，如我国商业零售原来没有超市，对外开放引进沃尔玛、家乐福后，很快便成为重要的商业零售模式，至于马云创办的淘宝等电商，也就从美国引进的；二是与中国企业实现了有益竞争；三是大大改善了我国企业的服务态度；四是提高了我国商品在国际上的知名度、竞争力；五是为国内企业提高员工工资待遇树立了样板。君不见，国人对外企、三资企业员工的高工资福利个个羡慕，而对于敬仰的福耀玻璃老总曹德旺反对外企员工高工资福利并不认同，就是例证。
六、同步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退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取胜。
由于要躲避明枪暗箭，我国的改革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一点一点稳妥前进，积少成多，逐步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照抄照搬苏联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制约了国民经济活力。
计划经济又称指令性经济、命令经济，是指政府作出所有关于生产和分配决策的经济，是对生产、资源分配和产品消费事先进行计划的一种经济体制。20世纪30年代由斯大林亲手建成。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逐渐学习苏联模式，建立并实行了这一体制。
就我国的实践看，这一体制弊端主要体现为：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过于追求所有制纯而又纯；经济决策权过于集中，企业成为行政部门的附属单位，极度缺乏自主权；靠指令性计划配置资源，排斥市场机制，企业和市场经常“被计划”。简言之，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压抑了生产者积极性，使市场作用得不到发挥，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计划经济体制行政配置资源审批时间比较长，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审批经济，陷入了“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又放，一放又乱，一乱又统”的恶性循环，特别是造成的短缺经济状态，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穿不暖衣的贫困状态。
（二）三年困难时期而放松经济管制、允许个私经济按照商品经济运营。
从1960年代国家为走出三年困难而放松经济管制、允许个私经济按照商品经济运营，人们终于看到商品经济的活力，但是很快被打压下去。早在1962年，广东社科院原副院长、经济学家卓炯曾提出要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预言“商品经济必将万古长青。”但一直到1981年底，商品经济仍然是个充满风险的禁忌话题。到1983年，主张“商品经济论”的经济学家薛暮桥还被批评“有知识分子的劣根性”。虽然这个时候离改革开放的标志性起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已经过去了整整5年。
之所以商品经济这四个字的面世如此艰难，不妨回顾和之相对应的计划经济。提到计划经济，就会绕不过“姓资姓社”这个当时看来仍然无比重大的问题。很显然，在当时的语境下，1949年以来曾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计划经济，是无比正确的，是不能被质疑的，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那么与之对立的商品经济就只能是资本主义。好不容易才建立的计划经济，如果让商品经济掺和进来，那岂不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可不属于经济改革的范畴！
（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出
粉碎“四人帮”获得第二次解放，商品经济、市场调节重新回来。1982年，“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方针。“计划经济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市场调节为辅’，就是认识到光是计划经济不行，你要搞市场经济，要么计划经济跟市场经济相结合;要么计划调节跟市场调节相结合，“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得到被迫承认。
1984年10月，在胡耀邦努力下，十二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多年被极左理论权威当成是精神污染的商品经济第一次写进党的决议：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计划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必须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明确提出了中国要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变了原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成为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之一。
邓小平这样评价三种全会的提法：“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
（四）“鸟笼经济论”被彻底抛弃，宣告市场经济的胜利。
1982年11月2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在谈到计划经济指导和搞活经济的关系时，首次用了“笼”与“鸟”的比喻。1982年12月2日，陈云在参加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会议时，又对“鸟笼经济论”作了阐述：“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指导的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就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0页）
“鸟笼比喻”表达了宏观计划主导性、制约力与微观主体自主性、积极性之间的一种共存状态。但是鸟笼经济的弊端越来越显现，最重要的它限制了经济主体的积极性、责任心，最终导致市场创新受限。例如早期互联网行业严格的准入审批曾延缓技术创新，就是例证。
随着实践的深入和理论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即通过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监管，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到此，“鸟笼经济论”被彻底抛弃，就是水到渠成。
六、邓小平一言九鼎肯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命题。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外宾时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的，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把这当做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在此，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这是中央领导层中对社会主义也能搞市场经济的最早论述。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的一个重大成果是突破了长期以来的禁锢，要求尊重价值规律，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回答了长期困扰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问题，使经济体制改革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在与十二届三中全会同时召开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
1989年政治风波后，有人怀疑市场取向改革，甚至出现“计划取向派”，要回到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滑坡的非常严重。1984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是15.2%，到了1988年下滑到11.3%，1989年就突然降到4.1%，1990年降得更低，是3.8%。对这些现象，邓小平在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1992年1月17日，以88岁高龄启程南巡，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前后历时35天，行程6000余公里，一路走、一路看，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这就是著名的南方谈话，捍卫改革开放。1991年春节前夕，邓小平在上海视察。他语重心长地对上海市的负责人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邓小平南方谈话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驱散了人们思想上的迷雾，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大声疾呼：“谁不改革开放，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并强调“不争论”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谈话一锤定音，结束了理论界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
七、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江泽民代表中央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
邓小平石破天惊的南巡讲话，震动了朝野！响应最快的当属时任总书记江泽民。
1991年10月至12月，江泽民曾主持11次专家座谈会（每次半天）。据参加这11次会议的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回忆，会议主要目的是为次年党的十四大有关经济体制和政策纲领提法进行酝酿，听取意见。参加这11次座谈会的专家大部分是经济学家，其中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国光、蒋一苇、李琮、陈东琪、张卓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王慧炯、林毅夫，国家体改委的杨启先、傅丰祥、江春泽，中国银行的周小川，国家计委的郭树清，以及外交部、安全部、中联部的有关专家，总共不到20人。每次会议均由江泽民亲自主持，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其中一些会议。
座谈会的最主要成果是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同时还对这一重要提法给出两点解释，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二是市场是有国家宏观调控而不是放任自流的。这样就为江泽民总书记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和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与此同时，改革者也在通过其他渠道向江泽民进言。4月30日，吴敬琏与他经济学领域的同事———周小川、李剑阁和吴明瑜在多次讨论、修改之后，向江泽民提交了《关于计划与市场提法的建议》。在建议书中，吴敬琏等人梳理了十多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中提法的演变，并建议在十四大把这一论述提到一个新高度，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模式做出新的科学概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
1992年4月1日晚，江泽民给时任体改委主任陈锦华打电话。他说：“现在，改革开放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下一步该怎么办，大家都在等待，也有点着急，请体改委好好研究一下，向中央提出建议。”陈锦华立即请刚从上海调任体改委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的楼继伟组织座谈会。楼继伟约请了广东、江苏、山东、辽宁、四川等几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召开座谈会，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采用哪种提法更好。在座谈会上，广东省体改委主任易振球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易振球认为，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到收入分配，再到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与中国的国家性质并不矛盾。易振球讲得很系统。其看法也获得绝大多数参会者的赞同。会后，国家体改委将“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议写成报告，直接呈送江泽民。当时，十四大报告起草组已经拿出第一稿，文中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进展并非一帆风顺。1992年七八月间，起草十四大文件的班子中有人提出，把调子往下降降，打算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成报告中的第三级标题。
同在起草组的刘国光坚持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当下最重要的，应该放在第一级标题。
在看到十四大报告征求意见稿后，吴敬琏于9月5日再度上书江泽民：“把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规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的进一步阐明，也是本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项最重大的发展，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十分深远，应当用有分量的语言加以概括和评价。”并直言不讳“目前的文稿似乎体现不足”。这些中肯意见，江泽民十分重视。
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
报告列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五大支柱，明确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一是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二是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三是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四是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五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后，中国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并于 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大步推进使中国经济更加欣欣向荣，一些年份经济增速达两位数。国企改革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股份制改革在国有大中型企业迅速展开；个体和私营经济快速发展，私营经济户数 1993—1995年年增幅均达 50%以上，吸收和利用外资也走上快车道。1994年，经过多方谈判协调，实现了用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分税制代替原来落后的地方财政包干制，使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 50%左右，从而增强了中央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重大举措，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2—2012年，中国货物出口总额年均增速达21.3%，在全球位次由第 6位一跃升至第 1位。
至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终于被我们党所采纳，市场经济理论派取得了争论的完胜。
实事求得看，我国的改革到现在，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健全与完善，仍然由较长的路要走，特别是比较现代发达国际与地区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仍然有不小差距。这说明，改革的路还很长。
八、赞成市场经济体制者完胜后并没有对反对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在长期以极左为代表的路线方针下，对党内正常的争论、特别是学术界的不同意见争鸣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至于历史上的反右派运动、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十年文革运动所制造的冤假错案，以及波及到的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等，虽然已经在胡耀邦主持下、由党中央名义一一得到平反，但是要使经历过的老一代人们从脑袋里抹去，则是不可能的。唯一正确的做法，则是从制度上汲取教训，才能真正落实毛泽东亲手制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悲剧不再重演。
可喜地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和体制机制的大讨论中，多数时期赞成者的意见占上风，最终党中央决策层采纳了赞成者的意见，而赞成者并没有对反对者重演“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作法，而在讨论的初期，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和体制机制者，毫不留情挥舞“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吓人的帽子、棍子，必与置之死地而后快。以至于连老百姓都评价说：改革派“整”反改革派总是“心慈手软”，而极左派“整改革派”总是“心狠手辣”。
在此，有必要回顾以股份制研究争鸣中的平和说理。我非常推崇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和邢俊芳共同编辑的《关于股份制问题》（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年10月版）一书中把当时讨论股份制时争论双方有代表性的文章集中在一起，让读者辨别。现把目录照录于下：
“目录
编者前言
股份经济之我见（王梦奎）
关于所有制改革的若干问题（刘国光）
对股份经济的认识（郭振英）
股份制不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方向（范茂发 苟大志 刘复平）
社会主义股份公司股息分配的若干问题（胡怡建 张为国 褚敏伟 丛树海）
马克思的股份资本理论与社会主义股份公司（熊志军）
对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的几点意见（蒋学模）
国有企业股份化可能出现问题的探讨——与蒋学模先生等商榷（赵俊臣），
关于所有制问题（孙尚情）
论所有制改革的目标域政策（佐牧）
股份化不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正确方向（郑青 张洁）
略论股份制经济（吴树青）
也谈国营企业股份化——兼与吴树青商榷（张嵩坡）
股票交易与控制股票投机（竺国平）
当前股票发行和管理问题初探（俞梅荪 曹文炼）
国有经济实行股份制的宏观影响与耦合条件（韩建方）
试论我国现阶段股份经济的特点及其管理（倪静石）
股份化——二权分离——所有权的弱化（曹勇）
股份化是社主义企业的一个新起点（童大林）
对《股份化是社主义企业的一个新起点》疑问的商榷（沈骥如 李金早）
我国股份制改革的设想（厉以宁）
关于股份经济的几个问题（刘溶沧）
股份制：我国经济改革的新探索（徐景安）
谈股票发行的法律管理（叶安民）
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动力不能是化公为私股份制（马宾）
读社会主义股份经济的探讨（徐家树 金志）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实质是什么——从股份制企业讨论引起的（谷书堂）
略论集团股份制（陈必吾）
也谈集团股份制——与陈必吾商榷（魏开武 房汉庭）
不能夸大股份制在改革中的作用（刘光第）
以下为案例、实行办法、研究动态、国际上股份发展情况介绍。”
我之所以照录上述目录，读者将可以从中看到以下几点：一是1980年代确实是我党历史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正是这种自由讨论，真理越辩越明，为股份制这个市场经济的重要支柱——企业主体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充分的论证。之后我国股份制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壮大，以至于到目前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混改，仍然是用股份制原则，让国有企业吸收民营经济入股参股。自由争论问题的作风至今仍然需要发扬。二是那时人们自由争论问题时，争论双方都没有延续过去那种向对方扣帽子、打棍子那套恶习做法。三是实践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凡是对别人动不动就扣帽子、打棍子者，不但并不表明他掌握了真理，恰恰表明他并没有掌握真理。
十、中国的改革经不起各种干扰
中国的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不断地克服各种干扰的过程中一点一点、一步一步推进的。概括的说，这些干扰主要是坚持僵化教条的本本主义者的指责，以及民粹主义者的煽动。至于老百姓中的大多数，有一个说明情况、接受说服教育的问题。
一是消灭私有制或是扬弃私有制？
曲解马克思个别论断，这是所有反对改革者最常用的手法。如，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周新城2018年1月发表《共产党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指责人们忘记了共产党初心是消灭私有制。
对此，华生批驳说正如马克思所说，有人今天三天两头用要消灭私有制吓唬民营企业，其实是很可笑的。就像共产主义也要消灭政党、消灭国家，你能拿这个每天去吓唬党、吓唬政府吗？理论与实践都表明，消灭私有制与消灭国家必须基本同步，否则必然是灾难性的，导致马克思所说的梦魇成真。
其实，早在2002年，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就撰文指出：受于光远关于社会所有制、私有制消除等研究启发，他曾研究过《共产党宣言》那句很有名、引用很广的话“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发现中译本翻译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应译作扬弃私有制。”董辅礽还说，他曾就此查过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的用词，查过上海辞书出版社关于消灭和扬弃等词语的对应中译，还先后请教过德国专家朋友埃林及其夫人赵远虹，也证明把“扬弃”翻译成“消灭”是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本意的。董辅礽这一研究结论，就从源头上揭示了我们过去搞的那套“消灭私有制”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义，这不能不是对周新城们的说教来了个釜底抽薪！
此后，对于《共产党宣言》那句名言的研究，进入一个高潮，其中对以下几个问题达成了共识：一是马克思讲的是私有制，而不是劳动者的个人财产；二是私有制推出历史舞台是个长期过程，在共产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阶段将长期存在等
争鸣中，中共中央编译局曾公开表示坚持原译文。但是总的看，对于马克思讲的对私有制究竟是“消灭”或者是“扬弃”，学者们并没有达成共识，显然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二是私营经济离场论。
2018年9月12日，自称“资深金融人士”的吴小平网络文章《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引发社会热议。
9月13日，经济日报在时评版头条刊发了题为《对“私营经济离场论”这类蛊惑人心的奇葩论调应高度警惕——“两个毫不动摇”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的文章编者按指出：日前，有自媒体发表文章，鼓吹“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文章一出，舆论哗然。这篇文章逻辑之荒谬、论调之反智奇葩本不值一驳，但是，在当前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生存面临诸多新挑战的情况下，任由这种逆潮流而动、企图开历史倒车的危险想法传播，容易蛊惑人心，应该引起高度警惕。
经济日报作为党中央、国务院指导全国经济工作的重要舆论阵地，第一时间发出重磅批驳文章，重申中央对非公经济“两个毫不动摇”政策，以正视听。文章刊发后，人民日报微信公号头条转载，主流媒体纷纷跟进，在广大读者尤其是民营经济界引发强烈反响。
三是民营资本对立面论。
2021年8月29日，一些网站转发了李光满名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表示：民营资本已经走到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走到人民的对立面。
9月2日，时任《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网上发表文章《宣扬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革命，这是误判和误导》，对李光满提出批评。该文起到了一些平衡作用，但仍未解决人们的疑虑。
同年9月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石家庄召开的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上讲话说，必须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为我国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没有变，现在没有变，将来也不会改变！
9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长篇评论员文章《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两手并重、两手都要硬》。文章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
9月18日，时任总理李克强在广西考察时强调民营经济是创造财富、吸纳就业的重要力量，国家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对各种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维护公平竞争，促进民营企业更好发展。
至此，李光满文章引发的争论虽然平息了。这说明，围绕个体私营经济的争论还没有完结。在此，期待着有关个体私营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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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赵树凯：万里发动农村改革立足何地？——《中国农村改革史丛书·滁州卷》编撰座谈会发言，爱思想2024-10-20 23:53。
11，赵树凯：研究胡耀邦有多难？爱思想2025-05-09 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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