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领导者和缔造者，也是发展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推动者和引领者。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历史征程中锻造出显著的革命性，并不断通过革命和自我革命的方式实现其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引领建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并在自我革命中推动发展与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方式打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并在这一过程中领导建立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时期，中国共产党更是通过自我革命方式不断提升自身的领导与执政能力，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成熟与定型提供持续的内生动力。区别于西方国家“制度孕育政党”的生成逻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间呈现为“政党构建制度”的生成逻辑。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构建者的历史贡献，更彰显了其作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缔造者的特殊地位。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使命型政党；革命；自我革命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既根植中国土壤、彰显中国智慧，又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1］在长期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强烈的使命担当精神与伟大的革命实践逐步确立起领导核心地位。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共产党相伴而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展与壮大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成熟与定型紧密相连，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的独特性蕴涵。

相较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密切关联的实际，既有研究却较少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而往往进行分别论述。一方面，围绕中国共产党展开相关研究。学术界从政党类型学视角进行论述，提出使命型政党［2］、目标型政党［3］等政党类型；或是从政党组织学视角展开，从建设“三型”政党，即“学习型政党、服务型政党、创新型政党”［4］的层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组织特征进行概括与描述。另一方面，围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展开相关研究。学术界从概念内涵阐释［5］、生成过程与历史演进［6］、中西方政党制度的比较［7］、话语体系构建［8］等角度，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出了系统且深刻的学理性阐释。但总体来看，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两者联系起来探讨的理论研究较少，其原因在于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得以生成与发展的应有之义，这已经成为学者们开展相关研究的共识性前提，从而忽视了从根本上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其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都诞生于中国革命进程，相同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路径使得两者存在共通性，学者们易形成对一方讨论即是对另一方解释的认识，从而未能理解两者之间存在的深刻关联。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从“重要性”到“为什么重要”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为什么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构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领导构建与推动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鉴于此，本文尝试从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角度出发，分析使命型政党与革命性的内在逻辑，并从革命与自我革命两个层面，展开探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关系，即中国共产党如何在革命中引领建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及在自我革命中推动发展与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二、中国共产党构建新型政党制度的内在逻辑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诞生于中国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践行初心使命需要其始终具有鲜明的革命性，革命与自我革命是革命性的集中呈现，这也构成了分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关系的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呈现出“政党构建制度”的发展逻辑。

（一）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类型学定位

政党是现代国家政治中的重要部分，也是构成政党制度的核心主体要素，而处于核心地位的政党性质、定位与实践则会影响并塑造政党制度的形态特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最显著的特征。”［9］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在艰苦奋斗历程中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建设以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过程中形成、确立与巩固、发展的，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党的十九大以来，学术界立足于世界政党的比较视角与政党类型学的整体性视角，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这一标识性概念，具有丰富的学理性与经验性意涵。具体来看，现代西方国家政党普遍将获得多数选票与赢得周期性竞争选举作为政党功能发挥的首要目的，由此形成了具有工具性特征的“竞争型政党”或“选举型政党”类型。相比较而言，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将政党性质、政党功能与政治理想有机统一形成的“使命型政党”类型［10］。“使命型政党”在理论假设、理论基础、关系结构、组织原则、角色地位、使命责任、政治生态、发展道路［2］等多层次维度上都呈现出与现代西方国家的“竞争型政党”的显著差异与比较优势。“使命型政党”概念的提出从学理层面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类型学定位。

对于中国共产党为何是“使命型政党”可以从四个角度予以把握和理解。一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内在规定性的角度。马克思主义政党是肩负特定历史使命而诞生的革命党，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目标：“消灭私有制；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共产主义新社会必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这个新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使命特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在中国实践的逻辑外化。二是基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角度。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生死存亡之际，其在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政党组织自觉担负的重任［12］。三是基于政党价值追求的角度。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身的“初心与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实现必然要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初心与使命内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构成了使命型政党的理论逻辑［13］。四是基于政党自身发展的角度。政党使命的实现具有阶段性与长期性特征，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需要进行必要的发展与创新，以具有更强的动态性与适应性［14］。中国共产党不仅因其是推翻阶级压迫的先锋队政党而具有鲜明的革命特征，还因其为实现长远的使命目标而始终保持自身的革命性与先进性，并以自我革命的方式促进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与自我提高。

（二）革命与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实现初心使命的实践路径

政党的产生方式及其类型化特征决定了政党使命目标的不同，因而政党所采取的实践路径也就不同。一方面，从国内外政党的生成方式看，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大多是现代国家制度发展的产物，国家及政权机构先于政党出现，进而发展为像英国的“议会内政党”［15］，即内生性政党；而中国共产党先于现代国家而产生，是在革命浪潮中为确立和建设现代国家制度而诞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是外生性政党。另一方面，从政党类型特征看，基于西方代议制民主而形成的“竞争型政党”，是以赢得多数选票并进入政府体系为目的的政党类型，因此竞争性选举是政党实现其目标的行动路径；而承载特定历史使命而出现的中国共产党则属于“使命型政党”类型，是以推翻阶级压迫与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政党，因而永葆革命性是实现政党使命的主要行动路径。总之，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需要采取特定的方式或路径以实现初心和使命，而作为外生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不仅是其与生俱来的特质，同样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特质为践行初心和使命提供了实践路径。中国共产党是为实现特定的历史使命而诞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党，革命性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同时，政党使命的实现是阶段性与长期性相统一的过程，只有始终具备革命性的政党才能够在复杂困难的形势中取得最有力的突破。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仅要通过彻底的革命推翻旧的生产关系，还要通过自我革命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与生命力，才能实现初心和使命。由此，革命与自我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性特质的两种表现方式，也构成其实现初心使命的两种主要实践路径。

一是革命路径。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革命”具有丰富内涵，广义上的革命可以理解为一种“改变世界”的革命观，即“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6］的一切行为。狭义上的革命则根据对象、目的、阶段、方式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解释。首先，在革命的对象和目的层面，革命路径表现为无产阶级政党通过革命彻底打碎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社会的过程，也即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6］421的过程，体现的是“他者”革命的逻辑。其次，在革命阶段层面，革命路径具有阶段性与长期性特征。马克思与恩格斯强调“不断革命”［16］8口号的同时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性特征，即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最后，在革命方式层面，革命路径侧重于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强调“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17］，只有具备明确革命纲领和严密组织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在革命中取得最有力和最有效的革命行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都是革命实践的具象化展开。

二是自我革命路径。“党的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理论创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18］，党的二十大报告更进一步强调“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19］。从实现初心使命的角度看，自我革命是使命型政党不断强化与巩固自身使命特质而对自身进行深层次变革或重大调整［14］。自我革命路径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第一，自我革命的对象具有内向性特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依赖自身力量，自上而下开展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过程，是一种“刀刃向内”的革命。第二，自我革命路径贯穿于整个革命过程，是广义革命进程中的一条重要主线和内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则更加强调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20］。第三，自我革命路径侧重于通过对革命精神、革命理念与革命理论的强化与武装，提升与巩固政党自身的革命性与先进性，进而为实现政党使命提供坚实的领导主体力量。

（三）政党构建制度：中国共产党与新型政党制度的关联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呈现出“政党构建制度”的逻辑关系。从生成逻辑看，中国共产党先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而产生，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才使得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出现成为可能。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开启了中国民主共和的现代国家建设，中国现代政党政治实践先后进入了移植西方政治制度的多党林立时期、军阀割据的“不党主义”时期以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时期。其结果是，清末民初仿照西方的政党政治实践导致了民主共和的破产，国民党一党训政的专制独裁扭曲了孙中山的“以党建国”理念，并摧毁了建立在初期国共合作基础上可能生成的政党制度雏形。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屡次失利，使其逐渐丧失了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随后，中国共产党逐渐确立起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并在不断发展壮大统一战线的过程中联合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力量，从而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生成。

从实践逻辑看，中国共产党通过发挥自身的革命性推动构建与发展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革命性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初心使命的实践路径，贯穿于党形成与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外向性的社会革命和内向性的自我革命。其中，外向性的革命路径与制度的形成建立的联系更紧密，内向性的自我革命与制度的发展完善的联系更紧密。具体来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主要通过革命路径，实现推翻旧的阶级统治、实现民族解放、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政党使命，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也正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起始阶段，故而在此阶段中，一般意义上的革命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构建关联性更强。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自其诞生以来便始终存在，而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对于长期处于领导地位的执政党而言，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阶段则更加侧重以自我革命的方式保持自身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提升领导力与执政力，强调“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21］。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得以发展完善，因此在这一时期，党的自我革命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联系更为紧密。

三、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新型政党制度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孕育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形成于协商筹建新中国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使命目标，在这一过程中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奠定了政治基础、社会基础与制度基础。

（一）中国共产党引领塑造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基础

政治基础是政党制度得以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原则与政治共识。政党制度从制度上实现了对合法政党之间关系的规范化，使各政党能够在一定框架内有序稳定地运行。而这种稳定性得以存续的原因，在于其背后存在着各政党主体共同认同的基本原则与政治共识，由此构成了政党制度的政治基础。政党制度的政治基础在产生方式与内容形式上因不同国家而异。在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与学者们看来，竞争是西方代议制民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此基础上，西方国家展开了以选举为中心的“党争民主”实践。多党竞争的政党制度正是基于西方民主价值而确立的重要制度形式，但无论竞争性政党制度的表现形式如何，其制度设计的核心都是“合法反对原则”。这种以“竞争”为核心的政党关系原则与民主价值，构成了现代西方国家竞争性制度的政治基础。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基础是以实现人民民主为共同价值追求，以长期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地位为根本遵循，以形成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相互政治认同而确立起来的。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引领塑造了各政党在价值旨归、政治地位、政治认同方面的政治基础。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基础不是基于特定的价值或观念设计出来的，而是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实践而逐步塑造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共同遵循。第一，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共同价值理念。无论是在革命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促进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共同助力于国家建设与社会长期发展方面，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都存在着共同的价值基础，在奋斗目标、发展道路、制度建设、坚持人民性方面都存在共识耦合［22］。第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共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对革命任务的明确提出、对革命进程的准确把握以及在革命斗争的浴血奋战中逐渐确立领导核心地位。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从放弃“中间路线”到转向新民主主义，再到承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进而公开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一个从自发参与到自觉接受的过程。在国家建设时期，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地位，从而增加了领导与被领导的政治关系意涵，在制度层面确立了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合作关系，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一核多元”新型政党关系格局。第三，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的政治认同也是构成政治基础的关键内容。无论在何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承认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的重要作用，并从制度与宪法层面上承认其合法性地位，鼓励其作为参政党长期存在，并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整合凝聚新型政党制度的社会基础

社会基础是政党制度形成与发展的根基。政党代表着一定社会群体的利益，是社会借以进入国家政治体系，影响和主导国家运行的重要中介。作为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结果，政党制度的形成既是基于国家立场的政党合法化过程，也是基于国家立场的政党整合过程［15］。政党制度既为政党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构建了制度化规范，也发挥着对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的整合能力。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通过发挥其强大的整体代表性与社会整合力，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奠定了广泛且坚实的社会基础。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种代表性不仅源于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始终是广大劳动阶级的代表力量，还因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先锋队政党“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6］413。中国共产党以其自身的革命性与先进性，在领导中国革命进程与国家建设的历史使命中，逐渐成为全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代表力量。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力，能够在革命中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革命力量。革命形势的复杂性与艰难性使共产主义者深刻意识到革命行动绝不是“独唱”，而是需要强大的革命群众力量与各积极力量的联合。马克思与恩格斯强调：“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16］435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不仅能够有效团结广大劳动群众的力量，还能够有效整合中国社会各代表性的阶层、集团或精英的力量，从而形成强大的历史合力以推动革命进程。

在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既通过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先进性与代表性，巩固其阶级基础与社会支持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将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与中国革命的使命任务紧密相连，积极争取和实现同各民主党派与各社会力量的联合。统一战线的形态和内容也伴随历史进程、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不断完善与发展。无论是面向革命斗争层面，以凝聚革命力量和抵御外敌为目的而形成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是面向国家建设层面，以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和建设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为目的而形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作为组织与制度载体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建立；或是面向中国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都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形态的丰富与壮大。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与发展的统一战线，不仅是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23］，为中国共产党实现使命目标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力量，还能够最大限度地动员凝聚各党派、各界别、各团体、各民族的代表性力量，进而为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提供了广泛且坚实的社会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具有代表性与包容性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三）中国共产党主导构筑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基础

制度基础是政党制度得以形成与发展的固化形态。作为一种制度形式，政党制度具有特定的运作方式和规则，它规定着政党的社会地位、作用，以及执政或参政的方式、方法、程序等［24］。一国的政党制度由其历史发展、社会经济基础、文化传统等具体国情所决定，因此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党制度。现代国家政党制度的产生路径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国家构建—政党—政党制度”的产生路径，即现代国家先于政党而产生，政党形成于国家层面，而后随着选举活动的展开逐渐与社会建立联系，进而在国家与社会互动中塑造政党制度，这种产生路径普遍存在于英国、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二是“政党—国家构建—政党制度”的产生路径，即政党先于现代国家而产生，政党形成于社会层面，政党自诞生起就以争取国家政权和建立现代国家为目标，进而成为构建国家与国家制度的领导核心力量，政党制度则是政党在构建国家与国家制度过程中的关键部分，这种产生路径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历史［15］。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逻辑起点是“中国共产党主导国家与制度建构”［25］的过程。尽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前后，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开启了对新型政党制度形态的尝试与探索。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革命形势与革命经验不断调整战略，推动将中华苏维埃政权转向建设抗日民主政权，政治基础也从工农民主专政转向容纳所有爱国力量参与政权建设的抗日民主专政。在抗日民主政权中，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26］。“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力量领导建立民主政权的重大政策主张，创新了选举与协商相结合的民主制度形式，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与制度基础。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五一口号”迅速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响应，他们纷纷发表通电并公开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为建设新中国奋斗。1949年9月，由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共同参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伴随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进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日臻发展完善。

四、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发展完善新型政党制度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进程，完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此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与执政党，侧重于强调通过自我革命的路径提高自身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与社会号召力，以提升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水平，进而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完善赋能增效。

（一）党以提高思想引领力，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定力

坚定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使命目标的内在精神动力。“革命理想高于天”［27］，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始终葆有革命精神，不仅在于其在诞生之日就明确指出自己的使命任务，还在于其对初心使命与理想信念的坚守与自持。面对日益复杂变化的世情国情社情，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思想上的清醒与内心意志的坚定、坚守理想信念不动摇是其必须要面对的课题。对此，中国共产党勇于以自我革命的方式，不断加强思想建设以坚定自身的理想信念。“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和价值追求，也是党不断进行伟大自我革命的理论依据和内在激励。”［28］思想建设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中心环节，也是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关键举措。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勇于创新和发展新理论，通过加快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开展党内集中学习教育等方式，强化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意识、筑牢信仰根基、补足精神之钙，以此提升党的思想引领力。

有学者认为“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29］。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不仅需要从客观上对其运行机制、组织机构等方面进行改进与完善，还需要从主观上对其政治理念、价值追求等内容进行不断丰富与重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合作、参与、协商为基本精神，以团结、民主、和谐为本质属性”［1］，这些价值意涵构成了新型政党制度的精神底色。可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需要从主客观层面共同推进，是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统一。其中，主观面向是客观面向的前提条件与内在力量源泉，客观面向是主观面向的展开路径与价值旨归。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得以稳定发展与完善，首先要保证其内在的主观面向上的稳固。也就是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需要在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在价值理念、运行原则上的不动摇，增强政治定力，才能够屹立于世界政党之林。

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引领力，能够压实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定力。在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中，政党为获得特定选民群体的支持，通常会采取与其他政党在政策纲领、政治理念等方面鲜明对立的方式。这种“为了竞争而竞争”的理念不仅容易造成政党关系的恶化，还对政党制度的运行产生撕裂作用，甚至会导致政党制度的动荡变更。与之相比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突出优势在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奋斗目标与理想信念上的一致性。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自我革命以提升思想引领力，不仅增强共产党员的使命意识与理想信念，还能够持续强化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共同理想与思想共识，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强大的政治定力，是稳定新型政党制度并始终坚定政治立场与发展方向的“压舱石”。

（二）党以提升政治领导力，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稳定有效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旗帜鲜明地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力是其进行自我革命的重要指向。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是根本性、方向性与原则性的领导，这关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方向与道路。长期的奋斗历程使中国共产党深刻意识到，党的领导与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时受到来自内外部的危险与挑战。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增强自身的政治领导力，勇于在自我革命中实现自我纠偏与自我完善，以提高党的执政韧性，进而保证党的全面领导与长期执政地位的稳固。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与完善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之间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1］。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1949年初步建立后，经历了曲折发展与恢复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开始逐步嵌入政治制度，成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从制度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党的政治地位，由此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新型政党关系格局。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在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合作实践中，更加坚定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在实践中得到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的自觉拥护并且在制度上得以确立与巩固的，是中国历史与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

鉴于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与长期执政的地位，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提升政治领导力，能够提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稳定性与有效性。近年来，西方国家频繁出现政党间恶性竞争、分裂政府与治理僵局等现象，这与西方政党制度强调竞争性、多党轮流执政及否决政治等因素有深刻关联。各政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赢得选举和党争内耗之中，导致政党选举承诺与政策纲领难以得到有效贯彻与维持。与之相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因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地位而展示强大的稳定性与效能性，并随着党在自我革命中加强自身的政治建设而不断完善发展。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形成的领导与合作关系是一体多元的向心团结关系。各民主党派永葆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的政治定力［30］，有利于国家的政治稳定与长治久安，共同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发挥强大的整合能力与领导资源，能够推动各民主党派的建设发展，进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与促进制度优势的发挥。概言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得以平稳有效运行的“主心骨”，党通过开展自我革命提升政治领导力，能够保证其领导的正确性、有效性与有力性，从而为发展与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证。

（三）党以增强群众组织力，强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认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党的根本宗旨，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不动摇。人民群众的支持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密切联系群众是党执政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人民群众是党执政的最大政治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21］党的群众组织力作为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与治国理政的基本政治能力，其强弱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根基的稳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31］。为此，中国共产党勇于以自我革命的方式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通过大力开展反腐败斗争、健全群众路线体制机制等方式，不断改善党群关系、积极回应群众诉求、提高党联系群众与服务群众的主动性与自觉性，从而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贯彻落实到实践当中。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长期合作实践中构筑了彼此的政治认同，内化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共识基础。“政治认同是共同体成员对政治体系的信服态度和支持行为，融合了政治认知、情感归属和价值追求等多重共识，蕴含了对历史经验、历史记忆和历史情感的接纳、肯定和赞同。”［32］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呈现的政治认同可以从两个层面看：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是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是“四个认同”即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与情感认同中的基础性前提；另一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政治认同既包括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政治认同，也包括人民群众对新型政党制度整体的政治认同。因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需要从各个方面增进政治认同，才能够巩固执政党与参政党、人民群众之间共同发展、同向发力的思想政治基石。

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自我革命提高群众组织力，增进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认同。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以人民为中心是执政党与各参政党的政治共识和共同目标［33］。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强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34］，通过自我建设以保持自身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巩固提升人民群众的认同度。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增进人民群众对其政治认同的关键。党通过提高群众组织力，在深化自身人民性的同时也巩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整体的人民性，由此构筑起共同的政治合力，促进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另外，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差异中求共识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政治认同的重要原则。尽管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人民至上理念具有一致性，但由于各主体所代表的群众基础、特殊利益等方面存在差异，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各民主党派代表的是其所联系的部分群体，因而会存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与方法上的不同。基于此，各民主党派坚持从突出“两个维护”、增强“四个意识”、提升“政治能力”、健全“体制机制”等多个方面全面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35］，同时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功能作用，既能够实现全体人民的普遍利益，也能够充分尊重部分群体的特殊利益，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完善提供共识基础与前进动力。

（四）党以增强社会号召力，夯实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社会基础

在任何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强调最大限度地凝聚团结奋斗的力量，并深刻意识到“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36］。社会号召力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形成的重要政治优势，对于实现使命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社会主义革命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号召力主要表现为党对社会各群体、各阶层的感召、引领和动员以凝聚社会力量，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能力［37］。新时代以来，随着社会主要矛盾与党的中心任务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将自我革命作为增强社会号召力的着力点［38］，通过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提高自身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不断增强自身的领导力、引领力、动员力与凝聚力。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具有广泛代表性与社会整合功能的重要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真实、广泛、持久地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1］。从运行机制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利益表达机制、政党协商机制、决策施策机制和民主监督机制，形成了具有立体化、多层次、系统性的机制优势［39］。从内容层面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涵盖了政党关系、政党建设、协商民主、政协工作、统一战线等各方面制度性建设内容，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的发展特征［40］。从实践层面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人民政协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19］，以大团结大联合构筑最大同心圆。

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命中增强自身的社会号召力，能够扩大与夯实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社会基础。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自我革命不断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先进性与纯洁性，增进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不同社会群体对党的认同度和支持度，进而保证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能够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与动员力，为新型政党制度广泛吸纳各合作力量与资源提供了核心支撑。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命中坚守人民至上的理念，强化自身扎根社会、整合社会与回应社会的能力，从而提高自身的代表性、引领力与整合力，为新型政党制度实现广泛代表与社会整合创造了前提条件。

五、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其鲜明特质和显著优势，集中体现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逻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紧密联系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自然存在的，实际上有着深厚的内在逻辑，即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所具有的革命性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塑造。中国共产党为践行初心使命，首先需要通过革命的方式打碎旧制度，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并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正是在这个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构建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从无到有。革命是长期的，在建立新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的整个进程中，仍然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也正是通过自我革命的方式，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成长动力和内向驱力，促使其不断发展完善。

需要强调的是，革命和自我革命不是割裂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贯穿于党的整个发展进程。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关系角度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革命路径掌握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发展壮大统一战线，才能让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成为可能。实际上，党的自我革命也在这一时期同样发挥作用，主要表现为党不断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革命力量。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党主要以不断完善自我、提高自身领导力和执政力的自我革命方式，推进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完善、成熟和定型。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要更突出制度建设的主线和牵引作用［41］。此时党的革命路径也并未消失，而只是以破旧立新为特征的革命方式不完全适用于当前发展阶段。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与自我革命路径共同作用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在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进程中也获得了自身发展，体现为制度对政党的形塑作用。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断朝着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方向发展的同时，与中国共产党在主体、程序、效能等层面形成了一种正向逻辑互动，促进中国共产党领导能力与执政水平不断完善和提高。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路径明显区别于西方国家政党与制度的形成逻辑，具有显著的中国特点。西方典型国家如英美，一般是先有政治制度，并在制度内孕育产生早期政党，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以及其他条件逐步成熟，再形成相对稳定的政党制度。其结果是，政党只能适应现有的政治制度及政党制度框架成为选举型政党，对于新出现的政党来说，它们就只能是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产物，而无力去构建适合自身与整体发展的政党制度。与之相区别，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生死存亡之际诞生，带着先天的历史使命。为实现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革命的方式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构建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还不断完善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使其更能满足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更能适应中国共产党实现初心和使命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这种深刻关联，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一国政治制度中的特殊地位，又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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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道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于慧，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路径和机制研究”（24AZZ007）

引用格式：郭道久，于慧．革命与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构建新型政党制度的路径［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4）：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