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6年第1期“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道路:哲学观研究专题”栏目
[摘要]“哲学社会科学”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概念,是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各学科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形成的,其中的“哲学”绝非一门从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门类或专业,而是突出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学科知识体系中居于首要地位的科学。中国共产党人对“哲学社会科学”中“哲学”内涵的认识和拓展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科学统领时期(1919—1937),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指导“哲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科学;二是上位概念时期(1937—1955),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为“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三是内涵拓展时期(1955—1966),注重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
[关键词] 哲学社会科学;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党的领导
“哲学社会科学”是具有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双重属性的概念和学科体系,这一概念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正式提出,但其形成自五四运动即已发端,并随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和各学科的认识不断深化而逐步确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纳入意识形态领域的整体部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又进一步擘画了“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发展方向。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何以形成“哲学社会科学”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概念并坚持阐发,而不是单纯地援引“人文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科”等概念,来总体表征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艺术学等诸多学科?“哲学”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形成中思想发展和认识深化的主线,是理解“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钥匙。通过分析1919—1966年“哲学社会科学”形成时期中“哲学”一词的内涵,有助于明确“科学”范畴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客观看待“哲学社会科学”。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人对“哲学社会科学”中“哲学”内涵的认识和拓展经历了三个时期,即科学统领时期、上位概念时期、内涵拓展时期。
一、科学统领时期: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指导“哲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科学(1919—1937)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自身作为一门科学早已有了详细的论述。在“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方面,马克思认为可以建立一种类似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并强调了“自然史”和“人类史”彼此制约的关系。这里的“人的科学”和“人类史”指向的就是“社会科学”。恩格斯认为:“关于社会的科学”是“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这种科学要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即“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在作为“科学”的“哲学”方面,马克思提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这种作为有力精神武器的哲学和科学的世界观就是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进而提出要认真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他多次强调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关于马克思对于哲学和社会的贡献,列宁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由早期来华传教士和留日的中国学生译介,随后逐渐为先进分子所认识、接受和研究。1919年的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一步促进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觉醒。与此同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借鉴了自19世纪以来西方关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内涵、边界、功用、承接的思想,吸纳了苏维埃俄国关于“哲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概念及分类考量。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人们普遍认为采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社会科学”才是“科学”,“科学”统领着“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与“社会科学”作为两个并行概念被分别使用,但“哲学”这一主要包含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初创学科和概念,逐渐富含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精神。
(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统领“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认知不断深化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接触马克思主义后,在思想的碰撞和激荡中,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方法研究哲学。由于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还有一个漫长的学习接受过程,因此这一时期“哲学”一词虽已出现,但内在主要呈现一种由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杂糅而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过渡的状态。恽代英1917年在对西方哲学思想的分析中阐述了“吾既以为物质为实在矣,至物质究竟之形状,物质与物象究竟之关系,则以为不可知”的观点。毛泽东同年也提出,要改造中国需要“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周恩来1919年提出研究各种事理要基于“哲学的精神”和“科学的能力”。陈独秀1920年提出科学方法对哲学研究的重要性:“哲学虽不是抄集各种科学结果所能成的东西,但是不用科学的方法下手研究、说明的哲学,不知道是什么一种怪物!”“哲学是关于思想的学问,离开科学谈哲学,所以现在有一班青年,把周、秦诸子,儒、佛、耶、回,康德、黑格尔横拉在一起说一阵昏话,便自命为哲学大家,这不是怪物是什么?”李大钊接受(西方)哲学分化出各种科学的观点,于1923年作出“科学之所穷,即哲学之所始”的论断:“哲学仿佛是各种科学的宗邦,各种科学是逐渐由哲学分出来的独立国。哲学的领地,虽然一天一天的狭小,而宗邦的权威仍在哲学”。瞿秋白同年也提出科学分工促使哲学成为“综合一贯”的“智识”,“有统率精神物质各方面的智识而求得一整个儿的宇宙观之倾向;更因科学进步而智识系统日益严密”。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念已形成了初步认知。“科学”一词来自西方,由最初的意译“格致”逐渐过渡到日本人的“科学”译法,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1923)鼎鼎有名的“赛先生”(science),意思是对事物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其内涵逐步固定为关于事物本质与规律性认识的知识体系。科学观念的日益深入使人们意识到,科学方法可以应对社会与人生问题。1920年,陈独秀认为广义的科学包括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运用狭义的科学也就是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谭平山1921年认为“学校应增加社会科学的教材”,“务使国民皆具备政治常识,而共和政治,方有巩固的基础”。1923年,瞿秋白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中阐述了以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科学的必要性:“研究社会科学,当严格的以科学方法研究一切,自哲学以至于文学,作根本上考察,综观社会现象之公律,而求结论”。他于1924年在上海大学授课时进一步阐发指出:在探究事物规律的研究方法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一致的。社会科学的对象是人自己,自然科学的对象纯粹是客观的。社会现象异常复杂,近代科学方法还很少与其接触。“即使人已经能够完全有意识地去调节社会现象及一切,而一切现象亦确能如所愿;——那时尚且不要目的论而要追究现象的原因,就是寻出原因的规律性,可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这一方面绝无异点。”
(二)在思想理论上开始从旧“哲学”向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转变
随着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努力,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不断深化,从思想理论上为从旧“哲学”向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转变做了准备。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单纯的学理来探究的,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和改变国家命运的科学工具来接受的。李大钊1919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认为马克思主义用科学的论式阐释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学,“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证明与从来的个人主义经济学截然分立,而别树一帜,社会主义经济学才成一个独立的系统”。他在1920年指出唯物史观对于全体人民和社会进化的重要性:“唯物史观所取的方法不是一种供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乃是一种社会进化的研究。而社会一语,包含着全体人民,并他们获得生活的利便,与他们的制度和理想。”毛泽东在诸种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1月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明确表示“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倡导将马克思主义与发动群众相结合,在革命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说研究社会科学,进而改造中国社会。1922年,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局领导人在广州讲演《马克思的两大精神》时,已经认识到通过马克思主义与科学方法结合来研究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欧洲近代以自然科学证实归纳法,马克思就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于社会科学……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因为他应用自然科学归纳法研究社会科学”。1924年,陈独秀针对张君劢提出的十月革命之胜利在俄不在英,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原则的片面观点,在《答张君劢及梁任公》中点明,怀此疑问的人“都是因为不明白社会科学之方法论的缘故”,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论证“马克思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如何揭示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因果关系的。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为指导,探索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一系列问题,诸如党的领导问题、农民问题、革命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并于1923年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很受海格尔的辩证法的影响,就是历史观是从哲学思想来的明证”。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能够透彻分析历史和社会:“因为马氏述其历史观,却关联历史和社会。”进而还说:“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有一派学者……以为历史学虽依那样的见解升到科学的地位,但究竟是比附惟一的科学的自然科学而居于附庸的地位,乃努力提倡一种精神科学使之与自然科学对立”。这段话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历史学和精神科学的支撑作用,此处“精神科学”的内涵显然与“社会科学”接近,也契合了19世纪以来德国古典主义哲学所界定的“精神科学”是除自然科学以外的一切科学、是关于人和精神的科学的本义。瞿秋白认为哲学是科学的基础,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分析问题,他在1923年提出:“科学的观点当然远过于万物有灵论的观点。自然而然,他大占优胜。希腊哲学随后的发展,大概都是……唯物的而不是唯心的……中国古代思想亦是很实际的,纯任自然的哲学居多,孔丘所集古代的初民哲学亦有不少唯物成分”。1924年,他提出“互辩律的唯物论”,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辩证法,指出了唯物论对于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性:“科学的发生纯粹在资本主义时期。可是资产阶级却不能充分发展科学。因为科学一定要完全根据于纯粹的唯物论,资产阶级却徘徊于唯物唯心之间,所以社会科学终究不能稳固”。蔡和森在《社会进化史》(1923)中自信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之理论,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创造者在他们有名的著作中早已深明著切的阐明了。”罗亦农在《旅莫党团训练具体方案》(1923)中强调扎实的社会科学根底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重要性。由于“支部党员已有了社会科学根底为研究之基础”,因此今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须“专门注重一门”,研究内容应当包括“唯物史观”等十一个专题。恽代英在《怎样研究社会科学》(1924)一文中也指出研究社会科学必须了解各种社会主义家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要使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行得圆满,“我们必须有历史与时事的知识,各种社会主义家的理论与进行计划”。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可以自觉运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思想理论和社会实践,并取代旧哲学。先是瞿秋白在1923年有力回应了东西文化论战,根据“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提出真正的道德、真正的科学“是颠覆东方文化之恶性的利器”,只有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方能正当的为大多数劳动平民应用科学,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后是邓中夏1924年指出,旧哲学已经开始被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科学所取代:“自从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达之后,哲学的地位,已经被这些科学取而代之了。哲学的所谓本体论部份——形而上学,玄学鬼群众藏身之所——已被科学直接的或间接的打得烟消灰灭了。现今所残留而颇能立足的方法论部份,都是披上了科学的花衣,或是受过了科学的洗礼”。
(三)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并用以指导社会科学发展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农民运动等社会实践的丰富,以及马克思主义翻译著作的大量问世和传播,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指导社会科学的论著陆续出版,如恽代英的《中国政治经济状况》、萧楚女的《中国农民问题》、杨贤江的《青年问题》、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等。李达192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对唯物史观做出了当时最为系统的阐释;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第一部用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同年5月,由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发布纲领,标志着党内社会科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领导社会科学形成了集体认同:“只有根据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然科学方能获得稳固的基础,脱离现在西欧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的危机,而进入新的发展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已经证明是贯通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思想的唯一正确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任务包括“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促进中国革命”“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此后,艾思奇1934年发表《大众哲学》,从生活常见情境和日常表达切入,引申出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对什么是哲学、唯心论、二元论和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等进行了系统介绍。李达的《社会学大纲》(1937)出版后,毛泽东称赞该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西方,整个19世纪也并未出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由苏联学者总结归纳马克思经典作家的思想而提出的。这就是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有“马克思主义”而无“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的原因。这一现象的改观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1929—1933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在我党理论工作者和先进知识分子所翻译的马恩原著以及苏联、日本、法国学者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著述和序言解读中。已有文献中最早提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为共产党员杜国庠(笔名林伯修)在1929年出版的《旧唯物论底克服》,他结合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苏联作家的著作,阐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随后是张如心在1930年出版的《苏俄哲学潮流概论》,张如心在对苏联哲学的分析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十几年底发展完全适合辩证的规律,即是说他经过许多矛盾的斗争而在这斗争中发展他的理论”。1933年,苏联出版的《哲学笔记》收录了列宁于1895—1916年间研读哲学著作时所写的摘要、短文、札记和批注,苏联学界也逐渐兴起研究《哲学笔记》的热潮并传播到中国,“哲学”一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马列主义的代名词。就这样,原本占据统治地位的“旧哲学”先于20世纪20年代被共产党人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科学”所取代,又进而被“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替代,这一过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中国共产党人愈加强烈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
二、上位概念时期: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为“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1937—1955)
从延安时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总体上认为“哲学”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与总结,是更高层次的东西。这里的“哲学”主要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过多年的译介学习,中国共产党已经学习、理解、领悟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等基本理论并在革命实践中广泛应用。以1937年毛泽东写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为代表和起点,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也是“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哲学”开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对西方哲学的分析和批判中实现了思想理论的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被提升到了上位概念的高度,用以指导“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国共产党人也在多个场合将文学、历史学、艺术学等“人文学科”纳入“社会科学”中统一论述。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哲学”由思想认知深化为理论研究与实践指导
伴随着根据地的日益巩固和理论研究日趋成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推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科学在全国范围内产生更广泛的影响。1938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并在该学院成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著作的专门机构编译部,在对学员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同时,编译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入传播。1938年6月,在毛泽东倡导下,由艾思奇、何思敬等主持成立延安新哲学会。此后,延安的许多机关、党校也成立了学哲学小组,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普及。研究和学习哲学“并不仅仅就哲学而研究哲学”,而是联系现实“研究一切抗战建国的经验教训,研究一切的其他的科学”。毛泽东也强调指出:“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必须承认现在我们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全国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大家才能负起克服这种现象的责任。”
毛泽东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认识具有代表性。他在借鉴中西方哲学理论的基础上,强调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并用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从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认识演变的角度,将马克思主义界定为科学。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20年来,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在“这只生力军”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进步。1940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会上指出:“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导下去改造自然界”。这就打破了五四运动以来单纯以“自然科学”方法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固有观念。学界普遍认为,这里的“社会科学”是指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改造从而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创造前提。1941年,在《致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他谆谆教导青年在学习中要注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辅相成:“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1942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这里的哲学,主要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毛泽东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不应“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而应“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
党的其他领导同志和广大党员也注重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践的指导。刘少奇在1939年提出,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才能“去敏捷地观察问题,认识和改造现实”;只有具备马克思主义的修养,才能“不致蒙蔽和歪曲他对于事物的观察和对于真理的理解”。朱德在1941年提出马列主义是“一切科学的最高成果”:“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是人类五千年科学思想的结晶……但马列主义决不如有些人所设想的那样,只限于社会科学,历史科学。马列主义乃是一切科学的最高成果,它的世界观,它的方法,当然也适用于一切科学。掌握了它,可以使一切科学得到新的发展。”任弼时1943年指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在于解决实际问题,“一切实际工作中都有马列主义,一切党的正确决定都有马列主义理论”。他在1944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一文中还提出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解生产力发展:“学过社会科学的同志懂得这一条,最根本的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就是为了这件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主要的就是讲的这件事,就是讲生产力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陈毅也提出:“对人的治疗,药物方面是属于自然科学,而精神安慰和救护方面,必须借助于革命的社会科学。”陈潭秋1939年提出11条新青年标准尺度,其中包括“必须具有社会科学和新哲学的素养”。1941年,他在《对新疆形势的分析和治理意见》中还提出地方政府应“允许并提倡研究马列主义、新哲学、社会科学”。“新哲学”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里,我们应当注意:这种将“新哲学”和“社会科学”作为两个重要研究领域并行提出的方式,已经初显了“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雏形,也体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新哲学”在学术领域和指导实践层面的重视程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开始的。1945年6月,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全军和根据地人民群众中进一步广泛传播,提供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成为当时党员、战士和群众身边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已经逐渐确立了以包括毛泽东思想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二)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理论支撑
解放战争时期,虽然由于战事紧张,党的领导人对于“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论述相对较少,但党高度重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将在职干部教育与学校干部教育相结合,指导解放区按照延安整风和中共七大的精神,建立各级党校、军政学校、大中学校和干部培训教育基地,初步建立一支忠诚信仰马克思主义、富有研究精神和传播能力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队伍。新中国成立前夕,党开始筹备在全国范围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更加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对社会科学和革命实践的指导。1948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党校教学材料之规定》中要求“全党必须努力提高理论与政策和策略观点的学习”。规定在党校设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概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十类课程,并为各地党校审定和编印了教材。1949年7月14日,周恩来在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发起人会议上强调,中国的社会科学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因为只有在马克思解释了社会现象以后,社会主义才成了科学。这一个基础、这一个方向,是经过了百多年世界斗争历史证明了的真理”。1949年7月17日,董必武在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的闭幕词中,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的指导作用和社会科学对新中国建设事业的重要性:“也只有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指导下,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才真正能有助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要开展生产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要建设中国人民的强大国防,都必须有社会科学的帮助”。1949年9月,由中共中央委托起草的《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完成,草案针对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偏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贫弱的现象,提出要建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统一的领导体制,设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科学院将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为了纠正过去‘社会科学不算科学’的错误观念,科学院必得保留一部分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等将来客观主观的条件成熟而我们有把握采取主动时,不妨再把马列学院中一部分社会科学研究移植于科学院中。”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的指导基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社会科学的指导。毛泽东1954年在致李达的信中说:“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1955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主要将“人文学科”纳入“社会科学”中统一论述。在1949年10月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并公布的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及委员名单,就体现了这一倾向。该名单将哲学家艾思奇、历史学家翦伯赞、侯外庐三人归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党内理论家也对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科学的必然性和原理进行了深入论述。艾思奇在1951年特别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强调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的指导:“我们今天还可以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预见到将来的一种新的美妙的前途……人人都会要把从事劳动当做自己生活的必需,而同时又都有相当的时间来从事艺术创作、科学研究,以及其他的文化活动”。他在1955年进一步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社会科学”。1953年,李达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指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原理作了进一步阐释:“个别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只有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指导,才能得到处理自然及社会现象的正确的方法,才能积极地、创造性地解决科学的任务,并使知识和实践相结合”。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西方所谓的形而上学恰好相反,综合了先行哲学的积极的成分、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和社会发展的经验,已经构建成为完整的科学新体系,“不论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领域,都用新的、真正科学的辩证法,代替了陈腐的反动的形而上学的方法”。
三、内涵拓展时期:注重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1955—1966)
三大改造即将完成之际,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思想文化领域也要完成对旧有哲学的改造,“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由此正式形成。“哲学”的内涵和使命也不断拓展,由革命战争年代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党的思想武器,转变为团结带领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具体而言,既要注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要正确对待和深入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同时还要强调哲学社会科学要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这段时期也是中国初步建立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第一步。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与“社会科学”并列存在,日常表述中多次提到“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包括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此后,“自然科学”不再统领“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开始广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问题。
(一)正式提出“哲学社会科学”概念
1955年6月2日,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哲学社会科学”概念正式提出。中国科学院借鉴苏联科学院的学部制度建立了“哲学社会科学部”等四个学部,对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定位是,“应当推动全国各方面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起组织和指导的作用”;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界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进行的系统批判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得到了阐发”;强调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是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在各门科学中的领导地位”。同年8月,中央决定将马列学院改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其作为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机关作用更加凸显。党的领导人和社会逐渐接受了“哲学社会科学”这一原创概念。1956年1月2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等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了中国科学院包括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内的四个学部的报告。“毛泽东提议今后每月可组织两次这样的科学报告,对大家都有好处。”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我国思想界在1966年前已经接受、认同了“哲学社会科学”概念,虽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在1966年就已取消,但人们仍继续沿用“哲学社会科学”的说法至今。
(二)将“哲学”与“社会科学”作为斗争的武器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其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等专业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在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哲学社会科学界更加注重把哲学和社会科学作为武器进行斗争:“我们的社会科学是同剥削阶级作斗争的社会科学,我们的哲学是同剥削阶级作斗争的哲学……所以我们的社会科学又是从落后思想中求取解放的社会科学,我们的哲学又是从落后思想中求取解放的哲学。”
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两项工作的重要性:一是科学制定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二是强化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政治要求。1963年,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汇报国家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指出:“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十年规划。社会科学落后了,这回没有搞规划。社会科学也要投一点资”。1964年,中共中央指出:“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必须加强管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同自然科学技术干部,有共同的特点,也有不同的特点。特别在‘红’的方面,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要求应该更高一些”。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潘梓年的观点在该时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中具有代表性:“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党性和阶级性,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理论上斗争的战场,是同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十分密切的。”
1956年,中共中央确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的科学和文化工作的方针,同时又注重宣传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作全面阐述时强调:“哲学和社会科学是极重要的科学部门,所以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共产党人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当然主张宣传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这是不可动摇的”;要摈弃一些党员把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学术工作垄断起来的思想,以免“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事业”“死气沉沉,停滞不前”。
(三)重视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指导
这一时期,党中央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陈云在1957年指出:“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李达在1959年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具有指导革命实践的伟大作用的重要科学部门。”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不仅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还要以此为人民群众著书立论,解决理论和实际问题。1963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做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主题报告,报告内容是由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报告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通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精通自己本行的业务,广泛地猎取各种知识,成为博览群书的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阶级的思想代言人,是制造精神产品,影响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研究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寻找规律性,发现新问题,给以理论上的解答。”
“哲学社会科学”的形成,是我党不断深化对“哲学”的认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学科发展规律的紧密结合,长期不懈探索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无论国内外形势如何变幻,面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多重概念混用,中国共产党人恪守“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概念,锚定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哲学社会科学进入了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系统实施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整体发展战略的新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秉持初心,坚持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面领导,明确马克思主义统领的“哲学”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避免“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误读、混用及窄化,不断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