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深刻转变，是经济、政治、文化史无前例的大变革。各国推进现代化的动力、先决条件、时机和所处情境不同，现代化的模式也不尽相同，但强有力的主导力量的驱动是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讨论强政党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逻辑、战略选择和比较优势尤为重要。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本质特征，是管根本的，强政党的驱动不仅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而且推动了中华民族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我们理解政党驱动现代化的基本模式，进而把握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5年第7期
现代化是现代工业生产生活方式普遍扩散的过程，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深刻转变，涉及利益结构调整、政治认同变化，这一全方位转变极大改变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方面的发展图景与治理模式。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轻易实现现代化，受制于时机、动力、先决条件以及所处情境，各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与模式不尽相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开辟、推进、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驱动力量，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把握政党驱动这一特征，对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现代化与现代化模式
1980年，查默斯·约翰逊在分析日本的现代化奇迹时，指出通产省在国民经济中的导向作用：“如果不提通产省的功绩，就难以理解日本经济增长的速度、方式及成果”，“通产省在现代日本政治、经济史中居于中心地位”。在序言中，约翰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作为一种后发的特殊模式，日本案例既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区别于发展中国家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新兴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同属后发模式，落实“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需要进一步厘清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模式。
现代化“没有固定模式”。从历史进程看，现代化有早发、后发之分，是“分几波进行的”。由于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往往成为他国推进现代化的冲击力量，现代化表现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通过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在外部冲击下，传统社会“逐渐出现思想启蒙、科技进步和工业化，在经历一系列的权力斗争之后成为民族国家，这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官僚制度、产权保护、财政预算、常备军和代议制等象征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
部分文献聚焦现代化的模式划分。从动力看，分为内源现代化与外源（或外诱，又译为外生）现代化。“前者的动力是在漫长过程中由社会内部产生的现代生产力，通过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带动社会其他方面的变革，相对平稳地推进，外部因素处于次要地位；后者是由于外部冲击首先引起思想变革和政治变革，再诱发经济变革和工业化，内部因素居于次要地位。”内源现代化往往是早发的，外诱现代化往往是后发的。从地域（空间）看，相对成功的现代化主要有“西方模式与东亚模式，前者以欧美国家为代表，后者以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为代表”；从经济形态看，分为资本主义类型、社会主义类型和混合类型；从驱动力量看，有国家驱动、社会驱动或者政党驱动三种路径，形成“国家中心主义、社会中心主义、政党中心主义”三种分析范式；或从政治发展角度分为“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商人阶层主导；以法国、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官僚体系主导；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政党主导”三种现代化范式，鉴于国家驱动表现为官僚体系，社会驱动表现为商人阶层，政党驱动表现为政党组织，关于现代化驱动力量的概括“异曲”而“同工”。
上述文献对现代化模式的划分不尽相同且相互交叉，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以现代化主导力量（国家或社会）与现代化起源之诱因（早发—内生或后发—外诱）作二维交叉列表，将现代化模式归纳如下（参见表1）
表1 相对成功现代化的不同模式及其典型案例
注：第一波现代化一般是内源式的，为早发—内源式现代化；后发现代化多是外生的，为后发—外诱式现代化（或为后发—外生式，因其追赶特性又被称为赶超型现代化）。
从表1来看，第一波现代化或早发—内源式现代化，存在商人阶层所代表的社会主导以及官僚所代表的国家主导两类；而后发—外诱式现代化在时间上晚于前者，动力主要来自外部冲击后的国家强力推动，并可具象化为官僚阶层与政党组织两类。
另一部分文献讨论了东亚地区的现代化，并将东亚地区的成功归功于强国家、强政府与强官僚三种情形。
1.从国家和社会关系看，表现为强国家（hard or strong state），即具有发展取向的发展型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经济迅速增长，人均收入水平大幅提升，教育、健康、社会事业等指标都有明显提升，社会总体福利状况不断向好，世界银行在1993年正式提出现代化的东亚发展模式，有学者概括其显著特征：“第一，国家大量涉入关键的经济部门，充当规制者（regulator）和控制者（controller）；第二，东亚国家的经济是出口导向或外向型经济……国家在推动出口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同时，限制国内进口……”，这一分析肯定了国家的作用和优势，成为发展型国家的重要特征。“在新形势下转换为推行发展主义战略，形成自上而下民族团结的进取精神，还形成一种由国家调节的公私合作，这是不同社会制度的东亚式发展型国家共有的特征，它较之单纯市场经济导向的国家具有更高的内聚力，能承受社会转型的巨大压力。”韩国政府分别在1962—1966年、1967—1971年、1972—1976年、1977—1981年等年份连续制定的五年计划，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从历次五年计划后的实际增长率看，都远远超过了原定的计划，表现出国家规划的重要性。
2.从政治与行政、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看，表现为强政府的行政主导。“强政府”的特点是强行政、强人政治和高效行政。“在那些工业化起步较晚的国家，工业化运动由政府领导，也就是说，政府承担着发展职能。”罗伯特·韦德提出的“驾驭市场理论”（Governing Market Theory）认为，东亚国家的成功主要是由于政府不仅外在地管理市场，而且政府官僚机器自己就置身于市场运作之中，成为市场中的一个枢纽，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参与、组织并最终驾驭市场的运作。“在资源分配上，政府起到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可投资资源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分配权。”“政府可以通过监督管理市场‘有意扭曲价格’和系统地干预生产激励机制达到赶上发达国家的目标，从而促进发展。”此外，“由于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信贷分配，因而便掌握了指导经济的重要杠杆。企业做出的决策只有与政府确定的目标一致，才能获得政府的信贷支持”。在韩国，从第一共和国到第六共和国，行政权力一直处于政治权力结构的中心地位；在新加坡，由于人民行动党的一党独大，导致了行政易于影响立法而立法很难影响行政；在泰国，“威权政治表现为‘威权为体，民主为用’，‘威权为体’表现在行政权大于立法权，行政权制约监督权”。战后的日本，“政党和官僚一直是两个最重要的主导力量，也是政策决定的主体……官僚的主导地位则基于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传统以及战后日本变革和发展的现实需要而确立”。由于行政权的强势以及立法权的相对弱势，体现了强政府主导现代化进程的特征。
3.从官僚机构与企业（财团，韩国为chaebol，日本为zaibatsu）的关系看，表现为强官僚，即大量中立且专业化的技术官僚。东亚地区拥有一支受过良好训练的、高效的、相对而言不太腐败的官僚。“东亚经济奇迹的特殊历史、政治和文化环境，塑造了一支称职的、高度实干的、中立的技术官僚，他们得以推行产业政策，并因此强化这种政策的合法性。”强有力的官僚机构、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的良好环境意味着：较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东亚地区的政府限制资本外流的努力更有成效。内阁成员管理专业技术人员的创造性工作，这被称为科技治国论或专家政治（tecknocracy）。在韩国，国家官僚主导经济发展，从1960年早期持续到1987年。虽然存在反对党，但它们对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微乎其微。高薪、规范化的招聘和管理程序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官僚队伍的质量，抑制了腐败，增强了公务员的凝聚力，有助于政府机构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
具有发展取向的强国家、强政府与强官僚互为表里，相互支撑，成为东亚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原因。不过，强国家、强政府与强官僚背后都有强政党的影子（鉴于东亚地区特殊的政党体制），“强大政党是东亚地区现代化成功的重要主导力量”，谁也不能否认人民行动党之于新加坡、自民党之于日本现代化的重要性。
上述文献表明，政党是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如果说第一波现代化进程中政党尚未崭露头角，在后发现代化中政党已经不可或缺。中国式现代化亦是如此，不过，具有强烈发展取向、严密组织体系和严明组织纪律的先进政党，以政党全面领导国家为根本的政党—国家体制，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初心使命的奋斗目标，使得中国式现代化的政党驱动特征更为明显，对权威的重建、对现代化的战略引领和顶层设计，以及“强党以兴国”的比较优势，深化了我们对政党驱动现代化模式的理解。
二、战略引领：中国共产党开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进
现代化需要秩序，而组织起来需要权威，对权威和秩序的渴求，伴随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军阀治国的失败，导致党治国家的兴起，作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个现代政党，中国国民党却无力推动中国走向民族独立，在历史的抉择中，中国共产党最终脱颖而出。从历史演进看，“洋务运动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戊戌变法试图通过改良来图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试图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振兴实业等方案来实现现代化，但都以失败告终。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国共产党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强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引领。
一是不断深化现代化的内涵，强化国人实现现代化的意识与观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要回答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提出，要“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首次用“工业国”表达实现现代化的强烈愿望。1956年，毛泽东担忧“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这体现了实现现代化的强烈意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和国家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谈话中指出，“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要恢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相应地位，“对人类做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是‘小康之家’”，用“小康”来表达中国的现代化。1984年，邓小平在与日方代表的谈话中进一步强调：“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这进一步明确了小康的基本目标。因此，当邓小平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时，同样体现了实现现代化的强烈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时，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内涵。从“担忧开除球籍”到“小康水平”再到“高质量发展”，中国共产党以强烈的发展取向，不断深化对现代化的认识，强化了国人实现现代化的意识和观念。
二是不断拓展现代化的范畴，强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引领。回顾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可将中国式现代化的范畴简要概括为“四个现代化”的浅尝辄止、从“四个现代化”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域拓展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跃升，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不断深化。
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并强调了“四个现代化”目标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1957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和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两次提到“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首次将科学文化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 1979年9月29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叶剑英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了进一步阐述：“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说明“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是仅仅局限于“四个现代化”，其内涵更为丰富。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之后，“四个现代化”被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更规范的概念取代；到了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领域扩展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中国式现代化范畴。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基础条件，中国共产党及时完善现代化的领域范畴，从总体上引领现代化建设。
三是逐步明确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推进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以及战略安排开始逐步形成。1953年，毛泽东明确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两步走”的具体步骤：“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并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遗憾的是，“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未能真正推进和落实，不过，这一时期依然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宝贵经验、理论准备以及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再一次被清晰地表达出来。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〇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新“三步走”战略：“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二〇〇〇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明确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已经基本形成。
随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临近，中国共产党再次对现代化的战略安排做了调整。党的十九大作出新的“两步走”战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个百年之际对中国式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新安排，这一目标将邓小平当年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提早了十五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
四是逐步明确现代化的具体规划路径，以“五年”为周期将发展战略转化为可操作的施工图。“五年规划”是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目标和实现路径进行系统谋划的施工图和路线表（参见表2），是将发展战略落地的重要安排。中国式现代化既有相对明确的目标，还有达成目标的具体路径，“五年规划”的重要性即在于此，“五年规划”的连续实施，保证现代化建设的稳定性、延续性以及创新性。
表 2 中国共产党“五年规划”推进现代化建设简表
注：此表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纲要》整理。
总之，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中国式现代化”；从工业发展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又拓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领域；“两步走”、“三步走”、新“三步走”和“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认识不断深化、战略安排日渐清晰化、推进路径更为具体化和操作化。中国共产党以强烈的发展取向，加之目标明晰、战略有效、规划科学，推动各领域协调发展、各阶段有序推进，成功开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规律的把握。
三、重建权威：政党驱动中国式现代化战略选择的深层逻辑
中国共产党成功开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强有力的权威，而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中央”国家，被硬生生地拉入世界体系并沦为“边缘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重建权威成为了文明复兴的基础。赋权于党，以政党来重塑权威，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历史选择”的深层逻辑。
一是传统中央集权的溃败催生了对权威的强烈诉求。传统中国是中央集权的，马克思曾这样描述：“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羞，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央权威开始旁落。罗兹曼指出：“在19世纪，地方上的紧迫需要使现状很难再维持下去。出于地方安全和财政实力之考虑，国家有选择地批准士绅基层领导下形成某些新组织。这些新组织并不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反而是进一步分裂的源泉，因为它们通常是某个地方或某些精英集团的自保组织。”地方势力坐大与中央权威式微几乎同步。民族存亡之际，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对现代化进行了初步探索。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相继失败，缺乏强有力权威的主导，中国的现代化在内外交困中屡屡受挫。
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政体，终止了传统的王朝循环，清末遗留的地方割据、拥兵自重等演变为军阀割据与地方自治的交替上演。权威消失带来的社会秩序的真空，无法被其他力量及时取代，这导致了地方社会的进一步弥散，社会结构进一步分散化；科举制度的废除更是让维系中国社会的各组成部分“四散而无关联”。面对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中国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也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从中华民国建立到1928年，中国经历了一个混乱的、军阀混战的破坏时期。”“国家的官僚组织系统和道德基础基本瓦解，需要新的政治力量组织国家，而掌权的国民党和蒋介石以军权支配党权和政权，这一通过军阀对领袖的个人忠诚来维系的脆弱组织体系在国民党军事失败的同时也宣告了国民党政权的失败。”
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社会的强大动员能力，让中国共产党成为国家建设的主导力量，也成为重塑权威的核心力量。1949年后的社会主义制度充分体现党的全面领导，政党—国家体制确保了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并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上不断完善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的机构改革“从机构职能上解决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问题，解决党长期执政条件下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党政军群的机构职能关系问题”。如果说1840年以来的一百年是中央集权衰落的世纪，1949年以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央权威重建的现代化。一个强大政党的出现，正好填补了政治力量的空缺，并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其无可比拟的优势，让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二是现代化的被迫启动以及“赶超战略”需要强有力的权威。不同于西方自发的、自下而上发生的内源性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外源性现代化，是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下被迫开启的，是在外力挤压下被迫推进的，是“屡屡受挫”后的历史选择。“清王朝内部的衰变和西方殖民主义东渐这两个过程各自发展，交会于鸦片战争，这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初的起点。”李大钊也曾指出：“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现代化的后发性影响现代化的推进路径，赶超战略成为基本逻辑。就此来说，西方现代化经历的是一个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发展的“串联式”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叠加发展的“并联式”过程。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同西方发达国家“串联式”的发展过程不同，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在70多年的时间里，走过了西方数百年的现代化道路，这种历史进程的压缩和叠加意味着在现代化过程中渐次出现的问题也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集中体现，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力量支撑，现代化就有可能功亏一篑。
三是政党—国家体制助长强大政党，发挥政党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政党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将自身建设与现代国家建设结合起来，以强大的组织力缔造了崭新的国家，随后形成的政党—国家体制进一步助推了强大政党的出现并使其成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导力量。
作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严明的党规党纪、健全的组织体系、强大的组织力以及为伟大的事业而奋斗的一大批先进分子，成功地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强大的先锋队政党再次发挥整合社会、凝聚人心的作用，以坚强的组织体系渗透社会，以组织功能的稳定发挥引领社会，以10027.1万党员的先锋队的群体示范引领社会，党的领导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上述三个维度，让我们对强有力权威支撑的现代化模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权威弥散呼唤政党，党重塑权威、权威集中于党，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政党驱动战略的基本逻辑。
四、兴党强国：中国式现代化的比较优势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相比于其他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之处，更有中国特色，“组织化程度更高、政党的主导作用更强、政党辐射的范围更广、影响力也更加直接”，以强党来兴国，强政党主导的比较优势显著。
第一，以政党组织社会、动员社会。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社会一盘散沙。中国式现代化以政党为中枢凝聚社会共识、形成最大合力，将“一盘散沙”的中国组织起来，为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基础。组织起来是近代中国的基本任务，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前提。谁能将一盘散沙的中国组织起来，谁就能实现中国革命的成功。谁拥有了成功地将中国社会再组织起来的策略，谁就掌握了革命成功的钥匙。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借助组织将自身组织起来，并通过组织将中国社会组织起来，前所未有地动员了现代化的力量。
第二，以政党凝聚力量。中国式现代化借助强大政党的政治优势以及严密的组织体系，确保政令集中统一。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使力量倍增，中国共产党不仅规模居世界之最，而且组织力量超强，这是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其他任何政党的独特优势。超强的革命意志、严明的纪律规矩、坚定的理想信念、严密的组织体系，成功地组织起一个强大的、有凝聚力的政党，它超越了地域、阶级、意识形态，成为一支统一的、有着高度忠诚的政治组织，并领导了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
第三，以阶段性战略引领连续性目标。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发挥一党长期执政的制度优势，将顶层设计、长远目标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战略安排、时间表、路线图。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后发国家建设现代化不能一步到位，现代化的经验告诉我们，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驱动作用表现为发展战略的引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的规定，是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高顶层设计；中国对于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规划目标清晰，且建立在实事求是和计划理性的基础上，制定战略举措，做出战略部署，确保每一步目标都能顺利实现。顶层设计的前瞻性和预见性，战略规划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克服了“两党或多党制国家或基于本政党政治利益，或受制于任期限制”的弊端。
第四，以价值凝聚共识。以人民为中心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价值取向。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现代化建设成果由人民共享。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肩负起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任务，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权势团体或特权阶层的利益，不同于“资本利益至上、少部分人攫取大多数人利益的现代化”。
五、简单讨论与结论
现代化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变革，没有强有力的主导力量加以驱动、引导和推进，难以取得成功。中国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先发国家几百年的进度，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变成了拥有完整工业体系、先进科学技术、普惠教育医疗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共产党以强烈的发展取向为品格、以明确的发展战略为支撑、以相对廉洁的干部队伍为保障、以坚持改革开放为动力，成功开辟、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了现代化的政党主导模式。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政党主导特征，有学者从“价值、动力、能力、组织和理论”五个方面总结其优势，为社会转型提供了有效的“价值支撑、组织基础与制度保障”，“通过社会整合来推动现代化建设，并且在价值取向、党的领导和党员的引领示范作用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这些论述均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导力量。
图1 现代化的基本范式
注：本图是基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经验的理想类型及其在现代化模式中的相对位置绘制而成。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担纲者”，如何认识强政党主导的现代化模式？一方面，从宪制安排来看，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特殊的。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一般的，我们以主导力量和诱因为横、纵坐标，构建现代化的基本范式，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外诱、强政党主导的模式，但它并没有超出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参见图1）。
本文的结论如下：
第一，现代化需要权威来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剧变，后发现代化的权威基本归于政党。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寻找、发现和巩固权威的过程。亨廷顿曾指出，现代化产生不稳定，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走向现代化的动荡注定是剧烈的，因而，拥有足够权威、动员足够资源，有足够影响力的主导力量对现代化的成功至关重要。在当代中国，这种主导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以强政党为主导，这一点不同于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国家官僚主导模式以及商人阶层模式。
第二，现代化需要权威来追赶先进国家，时空压缩式发展战略需要强有力的权威。后发现代化的赶超战略更加需要强力的主导力量，缺乏具备现代化思维和能力的战略支撑力量，现代化注定无法成功。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强有力的政治上层建筑推进的赶超式现代化。欠发达国家想要实现现代化，面临的挑战会更甚，时空压缩式的现代化战略，对权威的要求远远高于早发国家；对那些想要实现现代化的欠发达国家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经验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如何形成权威、维护权威至关重要。
第三，有效的政治制度有助于形成和维护权威，对现代化需要的权威进行制度性塑造。“现代化的政治体系的稳定程度，决定于政党的力量强弱”，东亚地区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往往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控制政府，从而减少少数派对政府的影响”，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样的掣肘问题几乎不存在，就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从制度层面显示出了巨大的优势（如何制定正确的战略是这一体制所需要关注的另一个层面）。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应当以政党的先锋队化为前提，由高度组织化的先进性政党领导人民、重构国家、整合社会、推进发展”，但并非所有国家都拥有政党组织这一优势，即使同属东亚地区，政党驱动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功能也并不完全相同。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以强政党驱动为特征，是诸多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