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清社会的信息空间交织着复杂的权力关系。俄文史料记录的晚清流言，在太平天国运动、边疆危机、清末鼠疫与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与日俄战争等重大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流言在不同阶段展现出多重功能：在太平天国时期挑战官方信息中心并暴露官民对立；在边疆危机中揭示沙俄殖民扩张意图，同时反映清廷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开发资源以维护主权的策略转变；在义和团运动与东北鼠疫期间，流言裹挟民族主义情绪，与西式现代化知识形成张力，折射出现代规训与传统社会的冲突；在清末宫廷权力交接与日俄战争期间，流言深度解读权力走向，形成逆向全景敞视机制，而清政府则利用“局外中立”话语争取申明主权空间。俄文流言作为他者记录，揭示了晚清社会权力关系的运作机制（包括信息控制、主权博弈、民族主义动员、现代规训及权力结构解构）及其在内外压力下的失衡与演变过程，为理解历史提供了边缘话语的独特视角。
自鸦片战争后，内外矛盾与制度动荡深刻冲击着晚清社会。不平等条约所引发的文化危机在暗处侵蚀着传统社会的结构根基。新旧思想的共存与彼此的传播空间开始交叉并扩展。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信息传播的状态更加多样与复杂。作为一种边缘话语，流言在晚清社会变迁中与权力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关联，值得深入关注。
流言作为一种非正式的信息传播方式，在中俄两国的相关研究中存在一定共识。作为一种与权力关系息息相关的社会镜像，流言不仅在信息缺失时提供解释，同时也是反抗权力意识形态的工具。特别是在社会动荡时期，流言成为与官方话语并行建构“社会现实”的方式，这将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素材。
本次研究所整理的流言主要来自晚清同期的俄文文献，其中包含俄国外交人员的日记、俄国游记、传记、笔记及俄国报刊等。这些文献从不同角度记录了重大事件中流言的传播情况，通过信息接受者的视角理解晚清社会的演进过程，并由此提供了更为少见的“他者”视角。尤其是在战乱时期、边疆动态、现代知识接受与中外博弈等重大历史阶段，流言的在场见证了社会动态的细微变化。除俄文材料外，本次研究亦参考中文史料，进行相互印证。
本次研究基于外文史料与中文历史主体的互证视角，按时间顺序展开晚清不同阶段的历史，挖掘流言产生的具体情境、传播过程及其接受状况。通过呈现俄文文献中对华关注的流言，探讨流言与晚清权力关系之间的深层联系。文章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聚焦太平天国时期，分析流言对官方信息中心的挑战与补充；第二部分探讨边疆危机的背景下，流言如何显现出双边工具属性；第三部分解析义和团运动与鼠疫期间，裹挟民族主义的流言如何与西式现代化形成对立；第四部分考察清末宫廷内部与日俄战争“中立”的流言，揭示其如何深度解读权力走向，并影响外交博弈的进程。
一、烽火中的耳语：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流言与信息博弈
在斯卡奇科夫（К. А. Скачков）的日记中，太平天国运动被看作一场反抗清王朝与外国殖民者的农民战争，作为一场内源性质的危机，斯氏记录下1851—1854年间太平天国北伐阶段《京报》与北京民间流传的信息。不可否认，“日记”中的流言存在不顾真相的情绪发泄，或寄托着对新王朝开启的期待。京城流言虽填补了部分信息的空白，但也流露出官民之间的割裂与对立，其挑战官方权威的倾向异常明显。
“日记”中，太平天国北伐期间京城内有两种类型的流言值得关注：一种是流言产生实际作用并引发后果；另一种则在辨析后发现，流言与基本事实存在冲突。这两种类型分别揭示了流言在战争时期既可能被民众主动利用以应对危机，也可能因官方信息的滞后或选择性传播而被误读。
（一）流言引发恐慌与应对
1853年3月1日，有传闻称800名太平军秘密潜入北京，煽动民众并勘察地形。这一流言不仅导致京城警戒力度增加，大量可疑人员被关押入狱，官府还在夜间搜查店铺、寺庙，核对住户名单。后续事件中，官府逮捕了一名烧饼商贩。同时，安定门外又发生大火，2000名来自黑龙江的士兵驻扎于此。尽管最终未发现潜入的太平军，但朝廷管控措施造成的紧张氛围，促使民众向民变方向解读。
再如，针对可疑人员的检查引发的人人自危，使得本不清楚的情绪逐渐涌向社会已存在的但未爆发的问题。1853年3月24日，《京报》报道江宁总兵去世，百姓仍热议京城是否会发生民变；4月2日，《京报》称京城及周边已实施严格的警戒措施，无所事事者将被遣返原籍。由此引发的恐慌在4月2日被“日记”记录，百姓害怕空手上街，于是随身携带物品，伪装成商贩。这件事在《清实录》中得到印证：“现在贼匪窜扰南省。难民流离失所……一入直隶省交界。即著该督饬令地方官。随时资遣。令回本籍……傥有形迹可疑之人。一经盘获。即著严行究办。毋稍疏纵。”此类流言正面遭遇中央权力的干预，属于清廷应对流言的常规操作。而民众的这种力求自保的行为已显现出一定的民变性质。
1853年3月27日《京报》公开了皇帝解释南方维持军队需资金，已考虑动用“圆明园国库”缓解兑现难题。然而，户部亏空与咸丰三年的春俸问题直接相关，这一情形又与钱铺的困境交杂。3月24日的“日记”这样记录道：钱铺里堆满了要求兑现但无法及时兑换的银票。清人王庆云曾记录：“署，闻有旨停商税、商捐等事。又发内库五十万，待支春俸。日来钱铺倒闭，市中喧言为商税、商捐所致。又传欲令银号出银领钞，然倒闭者何以独小钱铺耶。”清廷救市本是利好消息，却因小钱铺抗风险能力薄弱，“市中喧言”扩散了恐慌，导致其现金流枯竭仅是时间问题。与此同时，清廷要求“京城内外诸民，各安本业，贸易如常，毋得听信浮言，自相惊扰。”此举一方面试图直接干预经济乱象，另一方面限制因流言引发的连带反应。其实，在二月初一的《京报》已记载了百姓因“银票政令”不安，兑现过程中趁乱作假，导致钱庄伙计难以察觉的情况。前文提到的钱铺兑现困难，除朝廷货币政策原因外，流言因素在更早阶段已出现。因流言引发的兑现行为最终将财政问题暴露出来，这不仅是信息传递失误，更揭示了官方权力在此时的失灵。《京报》的消息虽有滞后但基本属实，官方本应通过权力产生合法的“知识”，但此刻，底层民众通过兑换行为来对抗官方话语，实际上已加速了官方话语合法性的瓦解。
（二）流言与事实的冲突
“虚假的报告”这类流言常由某一事端引发，牵扯出京城百姓对清政府的真实态度。尽管官方未主动传谣，但民间已无力相信，这一现象在“虚假的报告”制造过程中尤为明显。以张亮基为例，1854年因其在临清黑家庄战斗中造假被钦差大臣胜保参奏，京城百姓却认为胜保处境艰难，为推卸责任故意诬告时任山东巡抚的张亮基。斯氏指出，几乎人人都写过虚假报告，僧王与胜保同样擅长此道，只是比张亮基更高明。后续证明，张亮基的军队因训练时长不足仓促南下济宁，疲于奔命仅能骚扰太平军，于是被胜保夸大为“捏报胜仗”。胜保固然有借题发挥的意图，但百姓却因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反而发现真相，这一点更值得深究。
“日记”曾记录过一条矛盾信息，关于怀庆府“胜利”的通报反复出现，但每次均无实际战果。百姓对关于胜仗和皇帝的相关批示感到厌烦。据推测，这可能是信息欺骗或指挥官相互推卸责任的结果。因为斯氏发现，汇报过程中，随从常在茶馆或从士兵口中打听对朝廷有利的信息，由先生用文言润色奏章后，指挥官再添加内容上报。这种战况生成流程只会导致各驿站站长受损，指挥官却获记功赏赐，皇帝因“捷报”而高兴，百姓也继续相信。在权力稳固的阶段，“润色”与信息选择或许同样存在，但战时社会容错率低，况且战争本身就是对国家各种资源消耗的一场考验，任何差错都会被瞬间放大，民众对朝廷的信任更易崩塌。
“虚假的报告”不仅存在于市坊，甚至出现在军机处。以北伐军1853年12月底进攻独流镇的战斗为例，天津知县谢子澄援救副都统佟鉴未果，二人战死。12月28日的《京报》转载宫门抄时，斯氏注意到流言中提及的“清军炮兵被叛军袭击、营救失败、炮兵成为战利品”等细节未被《京报》公开。斯氏推测，可能是内阁与军机处根据需要删改了报告。对比《清实录》中的上谕可知，清军对独流镇的损失确实未被提及，官员阵亡与统帅胜保的贪功冒进如实记录，事件以责令胜保戴罪自效结尾，推测是以观后效的间接惩罚。另一处争议是1854年2月13日独流叛军逃窜方向的记录。斯氏记载，僧格林沁追击叛军西南方向，称歼敌三千，次日又剿灭千余人。皇帝的批复未见赞许，这让斯氏怀疑奏报可能伪造。胜保称叛军向西撤退，惠亲王绵愉在批阅时将西改成南，理由是皇帝因肺病抱恙。军机处虽表示反对但最终妥协，改写为西南。这段记录在《清实录》中是另一番景象，军机大臣和胜保奏，独流逆匪……于初八日夜。向西南奔逸。或归静海。或奔河西……从后续大将军惠亲王所呈信件可知，“静海独流逆匪。全股西窜。”僧格林沁、已驰抵大城。胜保疾趋霸州。遏其北窜。《清实录》对这一事件的描述更偏向战术安排，至于“惠亲王修改奏报”“军机处反对”这种具体的、揭露内部权力斗争或皇帝私人健康状况的细节不太可能直接记录。即使有分歧，也会被转化为“将领间配合不力”或“对贼情判断是否有误”等表述，而非决策阶段的幕后博弈。
“虚假的报告”揭示了一个关键现象，军机处是否在信息呈报中有所“润色”或“选择”并非核心问题。斯卡奇科夫的日记始终渗透着京城百姓的视角，这一视角与清廷在北伐阶段的官方态度处处形成对立。这种对立或许从京城百姓对于王朝迭代的期待中可以窥得一二，京城百姓对新王朝抱有希望，认为一个新的朝代可以保持百年内的强盛，然后再衰落。此外，“汉人统治下的王朝，所有官员都将是汉人，也都将有升迁之路（收取贿赂），但现在这却是满人的特权”。尽管期待新王朝，但百姓仍未跳出只恨自己不是特权者的怪圈。清廷为镇压太平天国依赖湘军、淮军等汉族武装力量，客观上导致汉族官僚崛起和满族特权削弱。隐藏在百姓心中的满汉矛盾，也在这场战争中被牵引了出来。
俄人日记所呈现的底层视角已清晰见证官民疏离，流言与《京报》构成两种话语的竞争：清廷掌握合法权力，但流言因与民众生活直接相关而更具影响力。清廷的诸多措施在斯氏看来，始终处于“流年不利”的状况，不管进行了哪些补救，无法起到应有的效果。难怪京城百姓对于王朝周期论的看法也不过是希望自己获利，这种无力感处处渗透在“日记”中。当官方难以通过话语维系统治时，边缘性话语（如流言）便会以底层民众的“反知识”填补权力与社会认知之间的缝隙。在战争时期，流言游走于官方与坊间，反映权力失灵和真实的社会情绪，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镜像。
二、边疆的暗流与列强的窥探：同光年间边疆危机中的流言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晚清陷入被列强瓜分的全面危机之中，边疆危机在这一时期凸显，清廷也开始转变1840年前的边疆观念。俄文流言对边疆危机的记载略显微妙，边疆与海疆的差异表达折射出沙俄对华隐蔽的权力关系。在边疆地区的流言中，俄文记录往往顾左右而言他，或强调中国边疆军事活动引发沙俄疑虑，或借边防安全之名插手中国内务，又或以科学探险为借口介入。而在为数不多的海疆流言记录中，俄文文献一改往日含混，深刻记录了其他列强在海疆问题上对中国的刁难。
晚清西北边疆危机的显著标志是治理观念的转变，随着俄国在中亚的扩张，西北边疆逐渐成为外部势力干涉的核心区域，内乱与外患交织，推动人们从“筹边”转向“筹俄”。后续东北边疆的治理理念更贴近清廷总体政策，其涵盖范围更广，包括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核心是从“封禁”转向“一体化”，其中，西藏与黑龙江等直接与俄国接壤的地区，其流言所反映的殖民扩张与主权捍卫的对抗值得关注。
19世纪中期，法国传教士古伯察（évariste Régis Huc）的入藏经历与《清实录》的记载形成鲜明对比。古伯察的俄文译介游记强调个人体验与宗教使命；而《清实录》则关注防御、警惕及对夷人意图的怀疑。两者视角的差异共同反映了中西方文明在边疆地界的观念冲突。据“游记”记载，驻藏大臣琦善对传教士的到来表现出明显敌意，古伯察一行人迅速意识到“中国使臣正在暗中谋划将我们驱逐出西藏。然而，有关他们对我们的迫害的传闻并未让我们感到意外”。《清实录》的记载则呈现另一面：道光二十六年四月乙丑，琦善等奏，盘获一位法兰西洋人，但其精通汉语、清文、蒙古文，恐其不是洋人；另一处则强调驻藏大臣代表清廷中央的身份，据该夷人所供，经历数省仅为传教，“劝人为善，别无他意”，如果确定其身份，可自行斟酌，妥善办理。对照来看，一方面体现清廷对外国人身份的审慎辨别，另一方面则显示驻藏大臣的便宜行事。最终，琦善将古伯察一行解往四川，由四川总督宝兴继续查办。清廷对琦善的支持，彰显了其对西藏事务的绝对主导权。这种不友善态度折射出西藏地区政教合一传统权力结构的特殊性，清廷通过维系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的动态平衡以巩固统治。当传教士试图介入既有权力结构时，清廷选择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干预，这种强势恰恰证明了中央政权在西藏仍具实质性支配力。
至19世纪80年代，普尔热瓦尔斯基（Н. М.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探险队入藏时，权力博弈呈现出更贴合时代趋势的面向。与俄方探险队关联最密切的流言是“俄人欲绑架达赖喇嘛”，这一说法流传甚广且被民众采信。普氏在未入拉萨前，据一位蒙古人透露，拉萨民众普遍流传“俄人来这里是为了消灭我们的信仰；我们绝不让他们进来；让他们先杀光我们所有人，然后再进我们的城市”。据俄方了解，驻藏大臣曾建议以礼相待，但后续分析认为，建议落空应是清廷暗中阻止俄人入藏，并巧妙制造谣言，而且流言主要由西藏僧侣散布。在已获清政府通行证的情况下，俄人对受阻原因的认知形成两种对立的解释，或归咎于遭遇“叛乱分子”，或质疑西藏政权属性。这种认知分歧反映出俄人话语制造能力尚且不足，其“科学考察”的话语实践被重构为“绑架达赖喇嘛”的活动。反观清廷，从琦善的直接权力干预，转向利用地方治理实施软性调整，清政府对西藏的控制力仍在，而且擅长利用藏地宗教文化，成功拖延俄人的“探索”。当自身利益受挫时，俄人对于西藏的理解，却暴露了此行的目的与边疆扩张之间的隐蔽勾连。俄文流言已先入为主地构建了带有殖民属性的科学考察，其中包含的“标准化”和规范（norm）尝试生产出“正常”的个体和行为，并引导后来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向这些预设的规范靠近。后续英俄在西藏的利益冲突更印证，这一阶段“科学考察”与质疑藏区主权的叙事并非简单的文化误读，而是蓄谋已久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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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彼得一世时期，已有中国西部盛产黄金的传闻。1721年1月19日，彼得一世的一份诏令明确提及“开展与康泰西的贸易往来，以及达赖喇嘛的居所”，并强调“此类商贸往来并非为了赢利，而是要随商队派遣精通技艺之人，借机探查金矿——观察金矿在哪里出产、产量多少、道路如何、是否虽艰难但仍可通行，并评估能否控制这些地区”。以商探边、借贸图利的边疆策略毫不掩饰。沙俄对黄金的垂涎可不止于西藏一处，黑龙江漠河金矿的争夺战，也因俄文流言的在场与19世纪中后期中俄关系的预谋性转变，使曾经的传闻走向显示。
清廷对于漠河金矿的态度经历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开发。1885年，黑龙江将军文绪发现俄人越界盗采，虽封禁金厂并增兵巡查，但偷越之事屡禁不止。1887年，继任将军恭镗提出“漠河金厂之举，重在防边兼筹利国”，联合李金镛创办漠河金矿，李鸿章亦主张“及时开采，以杜外人觊觎”。而“自行兴办，以杜觊觎”的策略在《德宗实录》中频繁出现，涉及漠河金矿、盐岸铜厂、云南五金、洛潼铁路、沿海陆路电线等，将资源开发与主权维护绑定。这一转变表明，清廷虽被动应对，但已逐步将主权捍卫纳入治国实践。
1887年漠河盗采金矿的流言，完整呈现了流言参与地缘政治博弈的作用。据俄人描述，淘金者成分复杂：包括俄国哥萨克、松花江的红胡子、越狱逃犯及中国苦力。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该群体还选出了五名领导者，自称矿工自治体。在俄方叙事中，这一群体被描述为“无人区”的秩序建构者，其中俄国人则被塑造成仗义执言的使者。尽管俄方材料承认这一群体出现在中国领土内，但将治理叛乱转化为同胞相残的叙事，这种表达势必引发对俄人此间身份的质疑。而在《清实录》中，常以“淘金华俄”“过江偷挖”“中俄匪徒”“无业游民”等对该群体及其活动进行记录。清人认为“在中俄分江而治后，俄人习于矿务，在黑龙江左岸开采有年，因勾结华民越江盗采……自盗采漠河金坑，俄官佯为不知，暗予主持”。沙俄纵容本国官员勾结流民越界开采，被捕者随即释放，实则是通过控制人口流动实施“标准化”的领土治理。在此过程中，矿工群体沦为沙俄东扩道路上“养寇自重”的牺牲品，又成为对中国主权的压力测试工具。金矿流言在这场边疆权力博弈中，或挑战官方叙事权威，或暗合殖民扩张意图，最终将非法掠夺转化为权力规训的实践。漠河金矿流言意外地暴露出不同历史叙事争夺同一历史主体的奇观。
边疆流言见证中俄双方权力博弈与失衡，而逐渐成势的海疆流言则反映了沙俄边疆话语殖民利益的一致性。俄方异常关注其他列强在中国海疆的活动：1899年2月17日，意驻华公使马迪讷（Renato de Martino）要求割让三门湾，承认浙江为意大利势力范围；英军占领威海卫、德军占领胶州湾，且胶州湾修建铁路的传闻引发民众紧张；传闻中国在珲春河谷可能采取敌对行动，拖延图们江划界工作；法国占领安南后，有意将目标扩展至云南，称云南有着传奇般的自然财富，法英两国一直在探索这些省份。
边疆海疆流言似乎存在表面冲突，这恰恰反映了沙俄殖民利益的统一，与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无论海疆边疆，话语皆模糊殖民扩张意图；与自身利益暂时无关的，便会展现国际关系博弈。边疆海疆的流言共同反映了在晚清时期沙俄对华权力关系的走向。作为一个典型的陆权国家，其历史扩张轨迹主要集中在欧亚大陆内部。因此，与清相邻的陆路边疆是绝对的利益所在，即便在旅顺或者远东等出海口地区存在势力，也是对陆权战略的完善。但1912年以后的流言（如1915年青岛日侨民区、1916年中国向美提供军事港口）表明，俄国的海疆流言已然深入中国东部沿海探查，绝非止于陆地边疆。
边疆流言既是俄国殖民扩张的工具，又是中国捍卫主权的痕迹。就俄国而言，其通过流言生产的“科学探险”或“无人区”等叙述推动了东扩进程。部分殖民行动的中止但流言先行，暴露出沙俄窥探视角与战略布局的迹象；对于中国而言，边疆部分区域暗藏主权危机，清政府或借助流言与列强相周旋，或直面流言实业护边。在此过程中，边疆流言不只是语言表达，是一种受到双方博弈进程约束的话语实践。
三、怒火与恐慌：世纪之交的义和团、鼠疫与现代化冲击中的流言
19到20世纪之交的晚清仍面临帝国主义列强对华的全面侵略，以及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这一时期，义和团运动、东北大鼠疫及铁路建设等重大历史事件引发的流言，共同揭示了中外之间的权力博弈。包含着社会情绪的流言，以各种评价和判断表达着公共舆论，又见证着国家转型的困境。民众此时的恐惧揭示了传统社会对身体或者群体的现代规训尚未能完成。
（一）与义和团相关的流言
与义和团相关的流言多明确针对欧洲人，1900年5月初，天津附近的村庄中一位14岁的中国男孩宣称自己是上天派来的使者，强调必须消灭欧洲人否则中国灭亡。这一流言被义和团传播，民众也乐意听取这位信使以及其他传播者的言论。“一切灾难皆因欧洲人”的这类话语贯穿了运动始终。
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严重干旱为例，上谕称“本年夏秋以来，雨泽稀少，直隶、山西、山东、河南等省被旱之区甚广”。至1900年运动高峰，北方的旱灾仍未缓解。连俄侨报纸也记录到“1900年春天，中国几乎到处干旱，全国性的灾难即将来临”，许多农户因此破产。生存条件的骤然恶化，加之西方对华侵略，“一切灾难皆因欧洲人”嵌套在义和团—西方列强这组权力关系之中便显得合情合理。义和团利用了这场长期自然灾害的局面，称欧洲人往水井里投毒，“报纸、小册子和城市村庄里张贴的告示中都说，某个中国工人亲眼看到一个欧洲人走到井边，把粉末撒进井里”。而清人仲芳氏的日记对投毒行为进行了判断，“直隶山西一带匪徒，纷纷宣布揭帖，妄言有天主教民投毒物于井中致人多病，以冀惑人”。
义和团对欧洲的这种敌视与清政府存在共同诉求，俄方认为清政府才是挑唆义和团针对欧洲人的主谋，因为中国显要官员都非常不喜欢外国人，虽然列强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各省总督也发布了严厉的公告，但不过是一些最低限度的行动，以避免欧洲列强的干预，许多官员和知识分子甚至暗中支持这场运动。义和团在前期能够得到清廷的默许，确实具有深层民意基础。“中国百姓普遍对基督教的传播持强烈敌意，因为一个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会开始疏远本民族的一切”。而且“中国的基督徒不再无条件服从官吏命令，一旦不满，还会向传教士投诉，而传教士则通过领事或外交代表将这些投诉递交至中国的中央机构”。因此，义和团这一时期所制造的流言攻势，其实有助于清政府摆脱他国权力规训的困境。
不过清廷的暗中放任只是一种策略性借用，义和团始终都没有被纳入到国家体系。“刀枪不入”“无惧子弹”等话语，实在无法进入现代知识体系。意外之处在于，列强与清廷在争夺“规训”底层的权力时则双双失败。西方列强看似掌握了现代话语的权力，在中国肆意输出现代理念或者产物，掌握现代背后的标准化就可规训中国社会，但这一过程并不顺利。反观清廷，合法的权力中心却难以生产强有力的话语，从官督商办，到义和团的利用与再抛弃，清廷逐渐滑向话语失效的境地。义和团能够迅速争取到底层民众的支持，其话语显然更贴近底层民众的真实处境，尚未被西方塑造成的近代公民，会更自然的与义和团所代表的民族主义相靠拢。
（二）东北大鼠疫的爆发
东北大鼠疫的爆发不仅是医学问题，更是中日俄三国对东北控制权的博弈。曾有传言，“喇嘛、商人以及地方政府官员都曾积极参与谣言的传播。只要将外国人从这片神圣的土地上驱逐出去，富足的生活便将降临……更有传言称，俄国人和日本人正在传播瘟疫，往水井里倒入某种绿色液体”，其中有两名外国人在水井中投毒被逮捕。中国报纸因此呼吁外交部对外国人采取强硬措施。“一切灾难皆因欧洲人”的话语结构仍在生效。
国际舆论带来全新的对抗。《泰晤士报》记者莫里森向伦敦《每日邮报》记者表示，传言中国人试图用瘟疫感染欧洲人，这是基于俄国报纸的报道。莫氏认为：“圣彼得堡的报纸没有在鼠疫肆虐地区有任何特约通讯员。显然这些谣言与俄国新闻界部分人士煽动对中国的敌意有关，并且与1881年贸易条约谈判有关。”俄侨报刊反驳称，鼠疫的谣言从1910年初秋开始流传，疫情主要集中在哈尔滨傅家甸一带。且蒙古地区、辽河下游、云南省等地有旱獭栖息的情况。暗示中国存在疫情的内在可能。
清政府的应对体现出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转型。载洵、载涛两位贝勒耗资6万两在京建立观察哨，设置衣物消毒机，透过天津某机械厂向国外购买设备，通过电报订购消毒剂并免费分发；肃亲王善耆申请十万两在京设立实验室和研究所，允许中外医生自由试验。同时，通过街头公告向民众解释疫情原因，并警告疫情期间可能出现的骚乱和不服从行为。东北地区延续了此类管理方式，如官方曾派遣医生到齐齐哈尔了解情况，要求医生需登记病人并禁止隐瞒，违规者罚款或驱逐至城外瘟疫营房观察。不过民众的恐惧并未因此消除，隔离所被视为等死之地，日俄的防疫手段又引发历史积怨，水源是否安全又唤起井中投毒的记忆，民众恐惧的多种来源最终都会指向了对死亡的恐惧。
但是这场疫情爆发临近王朝末期，且集中在东北边疆，加之中国与日俄应对节奏不一致，疫情问题引发主权博弈。鼠疫后期，俄方指责外国媒体意图将鼠疫责任归咎于俄国；日本虽积极推动联合抗疫以“缓和”排日情绪，但也另有所图；东北当局则屈从于当地反日情绪的压力，放弃与日方共同抗疫。俄国认为清廷此举默许民族主义传播并发展至仇视外国人。1911年初，东三省总督锡良发布公告号召中国人：“对日本警察、卫生人员以及登门进行卫生检查的欧洲医生进行抵抗”。锡良认为，外国人的这些“帮助”是对中国主权权利的侵犯。同年2月，锡良奏报中指责欧洲人篡夺其权力、干涉中国内政，并警告将不可避免地与外国人发生冲突。2月底，锡良还建议向奉天派遣一支强大的军队。种种举措使俄方认为锡良极端排外，但《清实录》的一段奏报表明锡良动因：
东三省久成日俄分据之势。近两带协约成立。而大局益危该协约文第一条云。两国相与协力目的进行。不为有害之竞争。是其在东省之势力范围。已划分认许。第三条云。傥有侵迫之事件发生时。两国认为必要措置。随时相互商议。是直视若己国领土。将来无论何事。两国有认为不便者。皆得协力抗我。不特蔑视中国主权。且不许第三国插足。
这场疫情中的权力关系揭示了现代话语的局限性，掌握现代知识的日俄并没有得到民众支持，清政府使用了现代化的手段抗疫，又因锡良借助民族主义情绪夺回疫情后期的主动权，甚至成功举办奉天万国鼠疫大会。关键在于，尽管现代知识生产出“标准”与“异常”的界定可以控制疫情，但不能真正建立民众认同；锡良的“话语”虽带有民族主义情绪，却终止了民众被列强规训的进程。民族主义在这场权力关系中俨然影响着时局的发展。
（三）现代化冲击下的认知创伤
传统社会遭遇现代规训时产生的认知创伤容易引发流言。列强在华铁路建设引发的流言，深刻揭示了权力与空间的复杂关系。铁轨不仅是物理通道，更是殖民权力在东北地区扩张的毛细血管。这种微观层面的权力运作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治理特征，是西方现代规训技术的空间投射。殖民的地理空间与信息活跃的空间同时增大，在此过程中，流言既是对身份重构的文化防护，也是弱势群体回应社会转型痛苦的话语实践。
正如福柯所言，监狱并未降低犯罪率，而是强化了国家的权力。同理，列强修建铁路却增加了底层民众的恐惧。清廷对铁路的审慎态度不无道理，警惕主权失控下的田氏代齐，也担忧传统秩序难以匹配现代技术革新。
列强在中国主要城市之间修建铁路初期，遭到了清政府和民众的极大抵制。有传言称，修建铁路会破坏祖坟，而祖坟对中国人而言是至高无上的神圣；清政府也担忧铁路建设会使外国人在中国获得更大影响力，因此，一开始便坚决拒绝铁路建设的申请。更具冲击力的流言则是将铁路妖魔化，比如“中国人不相信欧洲人，因为欧洲人会利用中国人的尸体让火车运行”。一位传教士曾经分享过中国人不敢加入教会的真实原因，传闻称“教会学校挖出了男孩的眼睛，杀死并获取人油用于润滑蒸汽机车。为什么看到机车沿着笔直的道路行驶？因为它包含了一个活人的眼睛。机车为什么会自行移动？因为它是用人类脂肪润滑的”。另一处传闻更具针对性，“1900年流传的一个谣言在民众中引发了巨大反响：称火车无法启动，除非用死者的脂肪润滑，而这些脂肪正是俄国人从铁路医院中的中国人遗体上提取的”。这样带有明确目的的流言自然引起俄方的重视，“为了平息谣言，1900年6月14日，俄国总工程师下令禁止在隔离区内埋葬中国人，禁止对死者遗体进行解剖，同时规定将死者遗体交给中国当局负责安葬，并提供少量安葬费用”。
但越是极端的流言，越会激发一种现代规训压迫下的反规训。前文曾提及，明明是现代的知识在防疫工作中取得成效，可结果却是掌握着民族主义情绪的人控制了话语生产。现代的防疫标准把人的身体变成可统计、便于管理的对象。日俄的防疫面具之下，是殖民权力对被殖民者身体的一次驯服。民众支持锡良不是因为他比日俄更加现代，“子弹说”“干旱说”“祖坟说”“尸油说”同样力证了这种反者道之动，被压迫的群体在此过程中产生身份认同，其依据并非以现代知识为基础，而是以民族主义情绪完成情感归属。流言捕捉到社会情绪并见证了转型社会被现代文明规训的进度。
四、宫闱秘事与大国棋局：清末新政与日俄战争漩涡中的流言
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揭示了现代权力通过可见性与自我规训实现控制的本质。这种以环形监狱为原型的权力技术，通过持续的可视性让囚犯产生“可能被监视”的想象而自我约束，权力则变得隐蔽且无处不在。在晚清社会的某些权力关系中，流言作为一种边缘的话语实践，构建出独特的逆向全景敞视机制。当列强、清廷与民众在流言中互为监视者与被监视者时，传统权力结构中的可见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逆转。
清末宫廷权力博弈与走向，日俄战争清廷的“缺位”，两大主题在这一阶段的流言记述中明显反映出一种逆向的全景敞视主义。而同一时期，内部权力危机与外部形象生产的流言密集出现，二者是否存在结构性的关联？
宫廷内部的要员在这一阶段被流言“监视”着。例如：光绪生前被严密关押，关于其去世谣言迅速传播，导致太后接受法国使节建议，派遣使馆医生诊断以平息猜疑。慈禧也曾考虑退位，将权力移交给光绪并支持改革。相传光绪被袁世凯或张之洞谋杀，袁得不到光绪的信任，张则害怕光绪受到康有为等激进改革派的影响；“作为皇位候选人之一的贝子溥伦曾策划或已经实施了一场针对新皇帝（即光绪的继任者）的阴谋”。另传光绪自然死亡，慈禧不愿放弃权力而服毒自尽。慈禧死后，溥伦曾打算依靠年轻的中国党派，与醇亲王载沣争夺皇位。甚至出现召集支持者并准备为解放中国而战的传言。一类流言关心权力去向，另一类流言遵循着一种进步—落后的话语结构，最终都是想要了解国家走向。
清廷其他要员的流言大多无疾而终却又此起彼伏，比如李鸿章被免职时被政敌利用未公开的会议记录，袁世凯是白莲教高级成员，慈禧出逃京城后，北京掌握在极端仇外的端郡王载漪手中。这些流言持续对权力中心进行解读，引发全景围观。这很难不让人联想，紫禁城所代表的不可视的传统权力结构，透视成了一个可以被全民审判之地。主权话语系统中，合法政府的权力话语必须能够被解释与接受。一旦其话语失效，通过流言生产一种可理解的方式，借机占领权力可能存在空白的区域，原本作为“不可见监视者”被迫暴露于全民审视之下，形成逆向的全景敞视机制。
这种逆向敞视机制持续挑战晚清权力结构，使清廷时刻处于被监视状态，暗中制约着合法的权力中心的运作。既然清政府在这座“监狱”里遭到了全景监视，流言又成为隐蔽权力中心得以显现的工具，这是否也在说明，当“他者”能看到我们时，我们亦可牵制“他者”？倘若“监狱”里还有列强的身影，流言在规训中国传统社会的同时，是否也会波及列强，形成一种彼此制约？这座为中国精心打造的“监狱”是否想要生产一种被规训后的历史？显然，围绕清末历史主体建构的叙事争夺也在展开，各方势力不仅通过流言参与历史叙事，更在争夺历史建构者的身份资格。
日俄战争期间，列强通过流言试探清政府立场，而清政府亦通过“局外中立”的话语实践将列强纳入自身叙事框架，为主权博弈争取话语空间。喻大华认为，“三国两方”的利害关系与东三省的主权归属就决定了清政府不可能中立，面对藏有巨大资源价值的东三省，日俄两国也不会尊重中国的中立。郭黎鹏发现，清政府利用中立法来争取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进行解释，同时还获得各国的支持，借助日俄战争的契机，向国内外重申东三省的主权。这些学术判断与当时流言背后的权力关系基本一致。
1904年2月12日，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但关于其真实立场的流言仍不断涌现。“在北京的欧洲圈子里，坚称中国很可能介入战争。”一个月后，法国驻北京公使向中国政府表示，希望中国保持完全中立，并且其他中立国也质疑清政府是否具备能力防止偶发事件影响中立。至5月下旬，中国与某大国结盟的言论仍在传播。这些试探性流言暴露了列强权力规训的困境，在不存在中立的前提下，清政府依然成功选择中立并得到交战国和其他列强承认，是国际法上的一个特例。
列强的担忧不无道理，清政府并非全然地被动，是否“被规训”成为一种反向拉力。话语即权力，列强通过流言制造不确定，迫使中国不断自证，清政府话语的有效性，取决于中立在这场权力关系中的作用。部分列强需要中国中立，让日俄彼此消耗，中国则借机申明东三省主权。因此，清政府就势必要接受一个他者眼中的中立形象。无论出于“以夷制夷”的主动选择，还是应对列强压力的被动妥协，“局外中立”都成为这场博弈中最有可能起作用的政治形象。清政府的“被规训”当然是对列强规训的接受，但也借机将列强纳入其主权叙事的轨道当中。
这两类流言，虽然一类集中在宫廷权力走向的解读，另一类侧重外部权力的绝对压制，但本质上指向同一个问题，清政府确实在内外权力场中主导自己话语的能力有限。清末流言并没有一个全景敞视主义的“瞭望塔”，在不同权力关系裹挟下的参与者都有可能成为权力的中心，宫廷亦不能幸免。就日俄战争的中立博弈而言，列强致力于将清政府放置于“全景监狱”中，意外的是，清政府却借此争取到了申明东北主权的话语空间。这个看似囚禁清政府的“监狱”，最终成为观察历史主体建构的独特场所，此刻，边缘话语得以进入历史进程，为历史叙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参照。
结语
流言不仅“反映”历史，其本身作为一种话语实践，也在“参与”历史进程的塑造（如影响决策、激化矛盾、凝聚身份、争夺叙事权）。它是历史主体在特定权力结构中进行意义争夺和身份建构的重要工具。流言的价值和局限在晚清社会权力关系中得以呈现。从太平天国运动引发的官民对立，到边疆危机中暗藏的主权争夺；从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对抗的清末十年，到宫廷话语的艰难抵抗，流言见证了权力关系在不断失衡而非决定历史走向。作为一种非正式的信息传播方式，流言的生成与传播看似历史演进中的偶然，实则是权力关系中被压抑的话语、被选择的记忆，以及被争夺的历史叙事。但流言不具备颠覆历史叙事的能力，如果过分强调这种边缘话语的作用，既低估了历史演进的稳定性，也会深陷语言决定论的泥潭。
伴随历史进程，流言逐渐构成了一个关于“话语—权力—情绪—主体”的结构。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战争突然扩张了信息空间，即便清廷仍掌握官方渠道，流言会先于官方占据公共话语空间，成为清廷与民众应对信息空白地带的挑战。此时，流言填补功能显现，推动着知识—权力体系在边缘地带的自我生长。边疆危机时期，俄国对华的持续窥探，导致流言与权力扩张不同步，暴露了东扩的真实意图，清廷以商代武的想法巩固了边疆主权。尽管此时清廷的信息控制能力仍在，已处于被动跟随，话语博弈成为主权博弈的另一战区。至清末新政与民变并行的时期，转向现代化的清廷遭遇民族主义的对抗，底层民众对现代化的抗拒，对于列强的愤怒，对于统治者的迷茫，均被流言所裹挟。相较义和团，鼠疫阶段的清廷明显懂得使用现代“知识”治理鼠疫，同时抓住传统话语夺回舆论主导权。流言镜像了现代权力规训中国的进展程度；宫廷权力走向与外交博弈被流言所阐释，开始形成一种话语中的事实，无论“传统与进步”或者“是否中立”，流言在参与历史叙事时，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已经在干预历史主体的塑造。研究晚清流言，实际是在考察一段历史如何重组秩序，并被各种权力关系建构出自身话语的合法形态。
晚清俄文流言作为一种“他者史料”，见证了晚清历史的在各种权力关系影响下的演进。不仅提供了被中文主流文献忽略或压抑的视角（底层情绪、列强窥探），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权力关系是如何通过话语（包括流言）进行运作并被记录下来的。这种史料迫使研究者必须进行批判性互证，并关注不同话语体系（中/俄、官/民、中心/边缘）之间的张力，这正是理解晚清社会权力流变的关键。其独特的观察视角、关注领域、记录立场以及与外交博弈相关的叙述，构成了一套被压抑的话语体系。这些流言有力地揭示了，权力不仅可以禁止或者压迫来实现统治，权力还通过生产、引导和规范话语的方式参与历史建构。在这个过程中，谁该被记忆谁会被抹去，使流言在主流历史的边界处得以显现。
历史的主流叙事往往是权力结构下的选择，而边缘话语的存在，使我们得以探查权力运作的隐秘机制。流言未必构成另一种真相，但能帮助我们理解历史形成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偶然性与多样性。流言研究的魅力在于它揭示了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性、不确定性和底层逻辑的复杂性。它提醒我们，历史并非只有官方叙事一条单线，而是由无数交织的话语（包括流言）所共同编织的网络。晚清社会的转型困境，在流言这一看似“边缘”的镜像中，得到了最生动和深刻的映照。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代新闻传播史料整理与史料学建构”（19ZDA334）的阶段性成果。马银泽为本文通讯作者。〕
程丽红，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马银泽，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5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