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檀香山被卷入早期全球化潮流以来，以魏源、徐继畬等人为代表的晚清学者在吸收西方地理知识的基础上，建立了对檀香山的最初认知，但这种认知多停留在概念层面，双方之间少有直接的交流。19世纪70年代末，在保护海外华人的政策指引下，檀岛华人进入驻美公使陈兰彬的视野，经其引介，清廷高层对檀香山有了基本的了解。此后，檀岛国王的中国行使得清廷开始意识到，檀香山不只是一群太平洋上的岛屿，更是一个具有自身独特政治体制、在地缘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国家。随着美国吞并夏威夷，国人的檀香山认知再次发生变化。在民族主义日益升腾的背景下，檀香山在国人心中的意义超越了纯粹地理层面的“太平洋海岛”，而被纳入帝国与民族的宏大叙事之中。晚清国人的檀香山认知演变既是殖民体系全球扩张的产物，也是时人有选择地吸收、有意识地塑造的结果，从侧面反映了清廷所面对的时代。
关键词：晚清；檀香山；海外华人；地缘政治；民族主义
檀香山，是一个在近现代革命史中具有特殊含义的地名，清廷斥之为“坏人心而张劫运”【1】的贼窝，国民党则将其视作“革命的发源地”【2】。双方对檀香山迥然不同的评价源于彼此各异的立场，这自不必谈。只是这种激烈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檀香山在晚清国人认知中的丰富面相。事实上，早在清廷与革命党的政治辩论之前，国人对檀香山的认知已多有变动。这种变动实际上又与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世界大潮息息相关。此中深意，远非政治攻讦中的“好与坏”可简单概括，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
或许是因为孙中山在当地颇为传奇的革命经历，檀香山在近代史研究中常常被赋予革命策源地的角色而为学界所提及。不少学者围绕孙中山在檀香山时的活动和思想展开研究【3】。此类成果对孙中山研究有所助益，但檀香山并非研究的对象，它在其中不过是作为历史人物活动的背景。相对而言，华人华侨史视域下的相关研究对檀香山本身更为关注，如谢廷玉在其著作中对檀岛华人的历史脉络进行了详细地梳理【4】。科瑞达（Rebecca E.Karl）探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檀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科瑞达看来，李鸿章、梁启超和林獬的叙述都致力于将太平洋、夏威夷和海外华人纳入中国民族主义的框架中，通过一系列有效的实践，檀岛华人成为了“国民”的转喻，“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zing）的政治最终得以在太平洋、夏威夷和中国施展开来【5】。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学者围绕檀香山华人的商业和社会生活展开研究【6】。上述成果基本上涵盖了中檀关系史中最重要的一些内容。然而，在“认知史”的视域下，尽管学界对晚清国人的世界认知已有较深入的研究【7】，但对于这群地处“东西两半球相通之孔道”【8】的太平洋岛屿却仍关注不足。考虑到檀香山在近代世界全球化进程中所占据的关键地理位置及其所承载的丰富人文意义，现有的“认知史”研究显然尚待开拓。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晚清国人的檀香山认知展开探讨，并试图加深对近代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理解。
一、西洋的小岛：早期国人对檀香山的地理认知
根据夏威夷的传说，当地土著的祖先是波利尼西亚人，大约在1125年，一位名叫“帕奥”的首领率领民众从萨摩亚群岛或塔西提岛来到夏威夷群岛并在此定居。此后，这群小岛再未出现过新移民【9】。直至1778年，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在探索太平洋的过程中偶然发现这群小岛。据库克的日记记载，1778年1月船队在基里巴斯【10】度过圣诞节后向北进发，并于当月18日早晨发现了这群此前从未踏足过的小岛。库克将其命名为“桑威奇群岛”（Sandwich Islands），以此纪念其赞助人桑威奇伯爵【11】，这个名称及其各种音译在此后成为国人对檀香山的称呼。库克通常也被学界认为是首位发现夏威夷群岛的欧洲人。
在库克船队发现檀香山近十年后，来自夏威夷群岛的酋长泰安那氏（Tiana）驾船访问英国，途中经过广州，有学者认为泰安那氏是最早来到中国的夏威夷使者【12】。此后，英国商人约翰·米亚斯（John Meares）购买了两艘轮船在北美与中国间进行皮毛贸易，一些中国人因“可靠且工资低”而被雇佣为船员。米亚斯的船队在1788年经过檀香山，并将檀香山的一些土著带到中国【13】。此后，不断有商船在中国与檀香山间往来贸易【14】。可以想见，通过这些海上贸易线，已有少部分国人意识到这群太平洋小岛的存在，如广东商人谢清高在18世纪末曾随葡萄牙人到各国贸易。在其口述《海录》中，谢清高提到“东洋八岛”中有一岛名为“亚哆歪”，一般认为它就是指夏威夷群岛【15】。谢清高在书中如此描述东洋八岛：“其地多猪，西洋船经此，取铁钉四枚即换猪一头，可三十斤。人性浑庞，地气炎热。土番不穿布帛，惟取鸟衣或木皮围下体，能终日在水中。有娼妓见海舶来，俱赤身落水。取大木一段，承其颔浮游水面。舶人招呼之即至，听其调谑。与之铁钉二枚，则喜跃而去，不知其何所用也。有花旗番寓居亚哆歪，采买货物。土产珍珠、海参、檀香、薯芋。无五谷、牛、马、鸡、鸭。有果不知其名，形似柚而小。熟时土人取归，火煨而食之。味如馒头。不食盐。”【16】在这段叙述中，谢清高展示了这样的檀香山：一方面，当地土著形同蛮夷，未曾开化，其人不仅衣着原始，而且似未建立“文明”的道德观念，娼妓“招呼之即至，听其调谑”；另一方面，“亚哆歪”又出产丰富的土货，有不为人知的奇珍异果。生活原始却物产富饶的海岛，这是以谢清高为代表的中国商贾对檀香山的早期印象。
相较于谢清高，同治年间赴檀谋生的古今辉对这群小岛的认知更为具象。对他而言，檀香山首先是遥远的远洋岛屿，由香港出发“计八十余天始登檀岸，各客备历艰难，粮食缺乏，每人给饭一碗、黄豆一勺，苟延残喘”，在航行中，古今辉更是“区吐不止，饮食俱废，不能动身”【17】。此外，古今辉接触的土著与谢清高描述中愚昧、落后的土著形象稍有不同：“码头遇一良友，土人也。日前在正埠曾相识者，一见宜珊（古今辉自号，笔者注）即来招呼，叙寒暄后，遂同至码头，惜宜珊头晕无力，良友为之助力，携行李各物。”【18】不过，这种彬彬有礼的形象仅限于古今辉亲身接触的土著，在描述英国商船初抵檀香山的往事时，古今辉就与谢清高具有了相同的历史叙事：“土人甚欢喜者鱼钓，一日船主布散铁钉与土人，众土人日加多求铁钉者，即铁线之类，亦分给不暇，及后船主不给，土人偷三板，拆毁之，取其铁钉。船主知情，立逐土人离船，因打架，彼此争执，船主意欲登岸……殊料被土人殴打致死，啖其肠，骨留拜之，谓为神也。”【19】可见，在古今辉的印象中，早年的夏威夷土著同样形同蛮夷，尽管这与他亲身接触的土人形象并不相符。
不过，这一时期，类似于古今辉的赴檀华人毕竟只是少数，大部分国人仍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了解檀香山。其中，西方汉学家的地理著作是传播檀香山相关信息的重要媒介，如普鲁士传教士郭实猎在1844年刊刻的《万国地理全集》中对檀香山有如下描述：“阿歪希乃繁多群岛之最广，亦归正政之权。该国于嘉庆二十七年奉救主耶稣之教，绝其菩萨，弃邪归正。又众民画一无异，可谓君子之德风也，草上之风必偃焉。今时此岛之居民太兴相，但其人户渐减也。其王养弁兵，操练演习，亦有师船遍海巡驶。其学校遍地多也。开谕教蒙，人入取其益矣。至该土民，可谓之进学火速也。”【20】这段叙述建构起了檀香山政治、文化的基本知识，为此后中国的地理学者频繁征引。如在百卷本《海国图志》中，魏源基本照抄了郭实猎的叙述，仅在个别字句上有所出入：“阿歪希，乃繁多群岛之最广，亦归正教。嘉庆十七年奉教主耶稣弃邪归正，画一无异。今时此岛之居民大兴，但人户渐减。其王养弁兵，操演练习，亦有师船遍海巡驶。学校遍地，开谕教蒙。”【21】在《瀛环志略》中，徐继畬几乎有相同的描述：“阿歪希者，亦大岛，属岛甚多，有国王。嘉庆年间，举国奉耶苏教，学馆尤繁。其王颇谙武备，常有师船巡海。”【22】尽管徐继畬的叙述较为简略，但从框架与内容来看，几乎可以确定其内容或直接或间接地出自郭实猎所著《万国地理全集》。
国人对于檀香山地理位置的认知，同样深受西方地理著作的影响。在谢清高的记述中，“亚哆歪”被粗略地归于“东海”诸岛之一【23】。相比之下，曾向泰西人考证“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的徐继畬对檀香山所处位置的认知更为精确一些，在《瀛环志略》中，他将“阿歪希”归为“大洋海群岛”的一部分，所谓的大洋海，指的是“自澳大利亚迤东迤北，抵南北亚墨利加之西界……四海之中，惟大洋海最大，即中国之东海，直抵亚墨利加之西境”【24】。不过，无论是谢清高还是徐继畬，都只能对檀香山的地理方位作大致描述，尚无法实现精确定位。葡萄牙传教士玛吉士在1847年刊刻的《新释地理备考全书》中则运用经纬度概念，对檀香山的位置进行了精确标注：“哈㗏岛，又名檀香山，在啊噻哑呢哑州之东北，纬度自南十九度起，至三十三度止，经度自西一百五十六度起，至一百六十四度止。”【25】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引用了这段内容，仅做了个别字句的修改：“合威岛，其地在南洋之东北，纬度自南十九度起，至三十三度止，经度自西一百五十六度起，至一百六十四度止。”【26】此外，魏源还征引了马礼逊父子所著《外国史略》中关于“阿盛希”的地理信息：“北极出地自十九度及二十三度，偏西自百五十五度及百六十度。”【27】“合威”与“阿盛希”的经纬度基本一致，两者皆指檀香山。较之魏源的转述，《阿歪希岛记略》一文对檀岛地理位置的记述精度更高，其经纬度值已精确到“分”：“阿歪希岛在太平洋海中，东当亚墨理驾之西，西则中华及日本吕宋诸岛在焉……其地长一百六十四里，广二百一十九里，共十二岛，方约五万四千里，可当广东十三分之一，以经纬线度之，纬线自赤道北十八度五十分起，二十二度二十分止，经线自中华北京偏东八十三度十七分起，八十八度三十九分止。”【28】是文刊载于英国马礼逊教育会出版的《遐迩贯珍》。该刊凭借其西方教会背景，得以掌握更为全面的世界地理知识，因而对檀香山的地理情况有着准确的认知。
与政治、文化及地理知识受西方主导的认知模式不同，国人对这群海岛的称呼呈现鲜明的本土化特征。在檀岛为世界所知的最初阶段，西方地理著作中的相关信息确实影响了国人对这群小岛的称呼。如前所述，最初发现夏威夷群岛的欧洲人库克船长将其命名为“桑威奇群岛”。1853年，《遐迩贯珍》在介绍夏威夷群岛的历史时沿用了这一叫法：“乾隆四十三年，英有船主名谷者，泛舟观海，喜见此岛，因以当时阁部水师务大臣之名名之，曰珊维知岛，谷盖欲藉以传其名也。”【29】乾隆四十三年，即1778年，库克船长发现了夏威夷群岛，因此文中所谓“英有船主名谷者”，就是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而文中的“珊维知岛”，便是“桑威奇群岛”的另一种写法。如前所述，《遐迩贯珍》有途径掌握最新的西方知识，因此了解到“Sandwich”的音译名并不奇怪。在此之后，不少国人也曾注意到西人的这种叫法，如曾纪泽曾在其日记中记载：“谒檀香山国君，即西人所谓三德威崎岛也。”【30】又如薛福成也曾提到，檀香山“又名珊维紫埃伦”【31】但无论是对曾纪泽还是对薛福成，乃至对整个中国知识界来说，“Sandwich Islands”都只是一种聊以备案的西方叫法，而非本土惯称。
此外，通过西方地理著述的传播，根据当地土著语“Owhyhee”或“Hawaiian”的发音转译而来的名称同样深刻影响了国人对这群海岛的称谓。无论是郭实猎所称的“阿歪希”，还是玛吉士所谓的“哈㗏岛”，都是这一音译的体现。这种叫法为晚清学者所征引，如在1852年刊刻的百卷本《海国图志》中，魏源引述多种西方地理著作，檀香山在其中先后被称作“阿瓦希”“合威”“阿歪希”等【32】；在《瀛环志略》中，徐继畬同样以“阿歪希”称呼这群小岛【33】。《阿歪希岛记略》则明确指出，“阿歪希”源自当地土著的称呼：“原其土名，本称阿歪希你拜埃邦，乃今则皆知为阿歪希而已。”【34】这种音译叫法此后长期存在，不过只是在具体写法上有所区别。如到了1891年，时任两广总督李翰章仍在奏报中称呼这群岛屿为“夏威仁”【35】。
除“Sandwich”“Owhyhee”“Hawaiian”等译名外，这群岛屿在中文语境中还有一个更具本土特色的称谓：檀香山。此名最初是由于该地“材木既盛，檀香尤著，故华人称岛曰檀香山”【36】。不过，在早期的地理书籍中，“檀香山”这一名称并不常用，如魏源、徐继畬二人的著作中都未曾提及该名。而在《阿歪希岛记略》中，作者明确提出“华民所谓檀香山”，指的就是“阿歪希”【37】。王韬曾在其笔记中提及：“东洋群岛中，有三维斯岛者，粤人呼为檀香山。”【38】在这则笔记中，我们又一次发现“桑威奇群岛”的译名，却通篇不见“Owhyhee”或“Hawaiian”的译名，故而难以确认，王韬是否知道檀香山就是魏源、徐继畬等人所说的“阿歪希”。总之，早期地理学家限于各自的知识范围，对这群岛屿的称呼各不相同，其具体指代对象亦不明确。至晚到19世纪70年代末，作为夏威夷指称的“檀香山”已被广泛使用，并成为清廷对夏威夷王国的正式称谓。如1878年，时任两广总督刘坤一在给英国领事的正式复函中使用的就是“檀香山”“檀国”的称呼【39】；次年，在驻美公使陈兰彬上奏总署的咨文标题中，“檀香山”已是该群岛的代称【40】；薛福成亦在日记中摘录了檀香山的相关信息：“该山总名檀香，实有七岛，曰哈瓦易，曰毛易，曰瓦湖，曰卡怀，曰摩罗开，曰拉奈，曰尼衣浮。”【41】由此看来，彼时“檀香山”一词的指代已较为明确，即夏威夷群岛【42】。与早期夏威夷地理知识多源自西方著述的情况不同，“檀香山”并非转译自西文，而是源于中夏之间的檀香木贸易。此后，这一俗称进入清廷外交文书，完成了从民间用语到官方称谓的转变，并在中文语境中沿用至今。可以说，“檀香山”一词的产生与定型，是早期国人相关认知中独特的本土化特例。
纵观上文可以看出，国人对檀香山的早期认知与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谢清高之所以能够知道“亚哆歪”的存在，就是因其长期在葡萄牙航船上充任水手。事实上，谢清高本人是否抵达过“亚哆歪”亦无从考证，他关于这群海岛的认知也可能是“得之耳闻”【43】。而魏源等人的简单介绍则基本源自西方传教士的地理著作，更不必提介绍较为详细的《遐迩贯珍》——它本身就是由西方人出版的。尽管存在“檀香山”这样独特的本土化称谓，但总体而言，除少数赴檀华工外，多数国人对于这片遥远海岛的认知并非出自直接观察或实践经验，而是借由西方地理著作传播的间接知识建构起来的。这导致的结果是，“檀香山”在时人的视野中仅被界定为“西洋的小岛”，只是一个抽象的地理概念。
二、国王的小岛：中檀互动而生的政治认知
1877年12月，伦敦波特兰大街45号，清朝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寓此已近一年，身为外交官的他公务缠身：5日，郭嵩焘接见了原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7日，他赴简多马之约，至布洛克威尔花园，并教当地孩童读书之法；次日，他又回拜麦华陀、阿里克，并在晚间收到英国外交部的三件照会【44】。12日，郭嵩焘照例经办外交公务，他接见了三位外国公使，其中一位是“阿歪希公使喀尔得尔”【45】。繁忙的郭嵩焘兴许对这个国家印象不深，在此后数月的交往中，郭嵩焘多次与这个国家有所接触，但每次在日记中记录下的国名皆不相同，如“阿瓦希”“阿歪西”“海卫燕”“海卫厌”等。有意思的是，郭嵩焘对这个太平洋岛国的认知很少源于与其公使的直接接触，反倒更多是源自英国当地的报纸。1878年2月12日，郭嵩焘在日记中记下了当日英国报纸上所载的一条内容：“喀布敦楛克至太平洋阿怀希海岛，见番人掠人以食，因劝□畜食牛羊，给以牲畜，亲劝导之，而卒为番人所毙。”【46】“喀布敦楛克”即前文所提及的詹姆斯·库克船长，这条新闻指的是库克在夏威夷群岛遭土著杀害一事。在记录这则信息时，郭嵩焘再次使用了不同于以往的音译名称：阿怀希。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推测，郭嵩焘此时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经与报纸中提到的海岛的公使有过照面。
事实上，郭嵩焘对檀香山的认知在本质上与魏源等人是相同的，双方的知识途径都取道于西方并深受西人的影响。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的出使官员已经开始注意到檀香山这个太平洋岛国，如徐建寅在德国考察武备时就对“檀香山岛国”有所耳闻【47】，又如曾纪泽在出使法国时曾与“哈威雅公使”会面【48】。尽管郭嵩焘、徐建寅、曾纪泽已经代表大清与檀香山有所接触，但他们对檀香山的了解仍属盲人摸象，相当有限。真正让檀香山进入清廷视野的契机，并非这些官员，而是19世纪70年代末的华人赴檀风潮。
1876年美夏《互惠条约》正式生效，夏威夷糖业出口激增，种植园经济迅速发展，劳动力短缺问题随之凸显。为此，夏威夷政府多次主动招募华工以补充劳动力。一时之间，赴檀风潮兴起，华人数量由1866年的千余人猛增至1878年的近六千人，至1884年达一万八千人【49】。同时，出于对统治合法性的追求，清政府开始要求驻外使节注意保护海外华人【50】。在此背景下，刘坤一在1878年便了解到檀香山是出洋华人的目的地之一，不过其认知亦仅止步于此【51】。此后，驻美公使陈兰彬在1879年致函总理衙门，提请在檀岛设立商董以保护当地华人。咨文开篇粗略介绍了这个太平洋岛国及华人的情况：“太平洋中有国曰山域治埃兰，译称檀香山。共辖八岛。内有大岛，曰阿亚湖，正埠曰汉拿老路，为各国商人聚集之所，距广东香港一万六千余里。”【52】
陈兰彬将这种常识性的介绍置于函文的开头，这本身就说明当时清廷对檀香山尚知之不多，否则也就无需多费笔墨，直言其事即可。在简单介绍之后，陈兰彬继而汇报檀岛华人的基本情况，并提请设立领事：
咸丰初年，华人前往贸易，继以耕种畜牧，合计止有千余人。自美国与该国立约通商，互相免税，生计日蕃。又值金山土人逼逐华工，因之前赴该岛者添至七八千人。游手既多，华商经理无权，土人浸滋疑忌。现据同知衔陈国芬等联名禀请该大臣就近迅派领事官驻扎檀香山，一切经费各商情愿筹备等语【53】。
这件咨文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建立了清廷与檀香山之间往来的桥梁，更在于它的介绍在此后逐渐成为一种基本常识，为大清的其他各级官员所学习、引用。如总理衙门上奏陈兰彬函文后的第二天，关注洋务的薛福成便将函文的全部内容记在了日记中，以备参考【54】。1889年，初抵美国的崔国因尚处于熟悉业务的阶段，由于檀香山事务属于驻美公使的管辖范围，因此崔国因对这个岛国的信息也颇感兴趣，特地在日记中记下了前任驻美大使陈兰彬的旧事：“光绪五年二月，奏派山域治埃阑商董等因。因查地球图，太平洋岛国俗称为檀香山者，又名夏威仁。泰西实称为三德桅蚩，其都城名霍纳奴奴。附此以备参考。”【55】可见，陈兰彬的咨文本身就已经成为清廷上下对“檀香山认知”的一部分。
陈兰彬的咨文寄达后，很快被上呈并得到“依议”的批复【56】。此后，清廷命檀岛商董陈国芬“暂行试办”，并要求其将檀香山“华民人数若干，作何生业，有何章程料理”等，在一年内禀报【57】。从陈国芬呈交的折报来看，其汇报内容基本没有超出这些要求的范畴【58】，这意味着清廷对于檀香山除华人以外其他方面的情况仍知之不多，以至于在设立商董近一年后，刘坤一仍奏称：“檀香山一土，与中国相距太远，彼处情形究难深悉。”【59】殆至1881年，檀香山国王访华，才使清廷对于檀香山的认知有了突破性进展。
1881年，檀香山国王戴维·卡拉卡瓦宣布进行一次环球旅行，并在旅途中先后拜访了上海、天津与香港。有学者虽然注意到了卡拉卡瓦的此次中国之行【60】，但更偏向于从“中美关系”的角度解读其意义。事实上，彼时夏威夷尚不属于美国的一部分，所谓“中美人文交流的一段佳话”也就无从谈起。因此，与其将卡拉卡瓦的中国之行置于中美关系史的视域下，不如将其看作是“檀香山认知史”的重要一环，方能凸显其价值。是年三月下旬，卡拉卡瓦抵达上海，据国王的随行人员威廉回忆，地方长官“道台乘坐轿子前来……道台说，自己渴望向这位外国国王表达敬意，询问国王是否愿意屈尊，同他共进晚餐”【61】。时任上海道台乃刘瑞芬。在汇报禀文中，刘瑞芬详细记载了自己与卡拉卡瓦的对话内容：
询其檀香山天时地利如何，据夏威仁国王云，该岛天气四时温和，无分冬夏，土地褒钭计七千四百方英里，有火山数处。询其出产，据云以糖为大宗，兼产硫磺，其余呢布、五金皆少。询其居民几何，中国人自何年始到，现有若干人，作何生理，据云本处居民约六万余人，中国人于三十年前始到，现有一万数千人，耕种者多，甚属相安。询其现有几国通商，据云英、法、美、德、秘鲁、智利等国皆已立约通商……【62】
从刘瑞芬的汇报中可以看出，其询问焦点仍集中于檀岛的风土人情，这导致他对夏威夷作为政治实体的相关信息所知甚少。真正与卡拉卡瓦有深入交流的，是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
在卡拉卡瓦抵达天津后的第二天，这位海岛国王接受了李鸿章的邀请前往直督官邸。檀香山国王随从威廉记下了当时的场景：李鸿章一边由两位仆人伺候“抽水烟”，一边“连珠炮似的提问题”【63】。在与檀香山国王商谈后，李鸿章将当日与国王的问答详细拟为文稿，除去礼节性的常识性询问，李鸿章最感兴趣的是檀香山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情况。兹列于下：
请问贵王年岁几何，前王与贵王系何称谓。王云本国待人至公，有远来者视同土民，无分畛域。吾今年四十五岁。八年前，前王逝世无嗣，议院序亲推吾为主，余乃前王之侄也……问贵国官长概系美国人否。王云吾国用人不拘何国，有属美国、英国、德国者，有属本国者。问参用各国之人，足见贵王善于驾驭，然保无有互相猜忌之心乎。王云所用大臣受制于议院，合则留，不合则去，并无互相疑忌者。即如所随二员，虽籍隶美国，然自幼生长本岛，与吾国人民无异。答云贵王所论深知政体，宜贵国蒸蒸日上。王云余少更多事，年十六即充营官，至践位时，已阅历二十余年矣。问贵国陆兵额若干。王云前者兵额二千，今已裁汰，惟余义勇千余名，有事聚集成队，无事遣散归业，可省冗费……【64】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将详文参列于上，是因为它不仅反映了李鸿章对于檀香山这个遥远岛国的兴趣点所在，也展现了彼时清廷对夏威夷认知的最高水平【65】。从李鸿章所问的十余个问题来看，他的关注点主要有二：第一是檀香山政体，第二是檀香山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关于檀香山政体问题，李鸿章显然了解不多，因此详细追问檀香山的承嗣规则、国家体制等细节，并将其记录在问答节略中以供清廷参考。除此之外，对慨叹生逢“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李鸿章来说，他最感兴趣的可能是檀香山在列强之林中的生存方式，因而详询檀香山的军队数量及官吏来源情况。在得到檀香山国王的回答后，李鸿章概括出了檀岛得以生存的关键：“孤悬太平洋西，四无邻邦。”【66】此番问答使李鸿章清醒地意识到：檀香山是一个自身实力有限的海洋岛国。这种认知迅速转化为一种务实乃至势利的外交实践，即避免与其确立正式的双边关系，以免损害自身的“天朝”威望。此后檀香山多次提出与清政府签订正式条约，均遭拒绝，李鸿章给出的解释是：“中国体制与外国不同。环球国政，每以通好之国愈多，则国权愈拓，并不问国之大小。中国则不然，若荒忽一隅，遽与抗礼，议者将指为烦亵矣。往年檀香山求立约，樵野置之不答，亦即此意。”【67】樵野，即驻美公使张荫桓，他在日记中对檀香山亦多有不屑之词，称其“略如吾华一府，国政又杂乱”【68】，多次拒绝檀香山的立约请求。李、张二人的决策很可能建立在将檀香山视作“荒忽一隅”的认知之上，而这一认知的源头，正是卡拉卡瓦的叙述。
有意思的是，尽管卡拉卡瓦声称其随员“籍隶美国，然自幼生长本岛，与吾国人民无异”，但在与李鸿章谈话后，这位国王却暗示唐廷枢屏退左右，两人在私下又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据唐廷枢记载：
王乃曰：从古天下分三大洲，亚细亚、欧罗巴、阿非利加是也。阿非利加人面黑性野，不晓治国之道，而人数日少。亚细亚人面紫，人数最多，却有天下十之七八，我与君辈均亚细亚人也。欧罗巴人面白，五百年来最肯用智。不但觅得南、北亚美利加两大洲，分而居之，即阿非利加亦久已并吞。毋乃贪心无厌，近年又蚕食亚细亚土耳其斯丹、阿富干尔斯丹、印度诸国及缅甸之西、蒙古之北，遂至今日白人竟居四洲有半，而紫人反不能保全半洲。言念及此，能不寒心……【69】
这段密谈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展现了来自檀岛的政治家同样试图影响乃至塑造中国人对于檀香山的认知。卡拉卡瓦描绘了这样的世界大势：中、日、檀三国皆出自“亚细亚洲”，属于“紫人”，而“贪心无厌”的欧罗巴白人则是三国共同的敌人。因此，来自亚细亚的国家当和衷共济，方可振兴。在此，卡拉卡瓦巧妙地树立起一个共同的敌人：欧罗巴白人，从而将檀香山归为中日共同的行列中。唐廷枢被告知：檀香山与中日是同类。这种认知显然与国人早期印象中“非我族类”的蛮夷相异，而这恰是檀香山国王努力传达的信息。遗憾的是，认知过程中的“我者”与“他者”同样具有能动性，尽管卡拉卡瓦费尽心力想要影响清廷对檀香山的认知，但在李鸿章上奏总署的信函中，对诸如紫人、亚细亚的划分只字未提，李鸿章认为他不过是“欲代解说”【70】中日间关于琉球的争端。
在卡拉卡瓦抵达天津的第四天，李鸿章为其举办了欢迎晚宴。宴会地点位于一家轮船公司的操场，相对开放的环境使得不少中国普通民众有机会见到这位远道而来的海岛国王。国人的记述中几乎难见普通民众对于檀香山的看法和认知，而威廉的记述则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记录：“民众蜂拥而至，推推搡搡，挤到码头边缘，顺着蒸汽船的舱门和窗户向里面看。甚至有人几个小时一动不动……有些父亲抱着孩子来到码头，好让孩子也能见到这令人惊叹的一幕……有些人站在别人肩上，或是别人背上；有些人顺着竹竿向上爬，只见窗户的玻璃上，挤满了不动声色的面庞，一直顶到上窗框。”【71】透过威廉的描述，我们既可以了解到普通民众对看见檀香山国王的好奇与兴奋，也可以发现这一地区的民众对远方岛国仍不甚了解。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些民众是如何看待檀香山国王及其所代表的国家的？威廉的描述或许简单却符合事实：“总督的客人，不仅是个‘番鬼’，还是个黑番鬼。”【72】对于民众来说，此时的他们尚缺乏足够的途径来全面了解檀香山，而更多只能通过传统的“夷夏观”及直观的肤色来判断总督客人的身份。只有在报刊及白话普及后，方能有更多民众对檀香山有所认知，当然，这是后话。
19世纪70年代末以来，清廷通过多个渠道与檀香山建立了联系。在欧洲，郭嵩焘曾与檀香山公使多次会面。但吊诡的是，郭嵩焘对于檀香山的认知却仍是借由西方报刊的信息而建立的。在北美，在保护海外华人的政策指引下，这群太平洋小岛及岛上华人进入驻美公使陈兰彬的视野，经其引介，清廷对檀香山的侨情有了基本了解。而在中国，卡拉卡瓦访华这一偶然性的历史事件，则成为清廷重构檀香山认知的关键节点，推动其对檀香山的认知框架由地理层面的海岛向政治层面的国家转变，并对清政府此后的外交实践产生实质性影响。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国人对檀香山的认知呈现递进的情势，如果说郭嵩焘仍带着西人制造的眼镜来观察檀香山的话，那么李鸿章已然能够摘下这副眼镜，通过与卡拉卡瓦的直接对话，建立自己的“檀香山认知”。通过这位国王的讲述，檀香山于清廷而言不再只是一群太平洋上的岛屿，更是一个在地缘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自身实力有限的岛国。当然，这种认知仍仅限于清廷的少数高级官员，对于大部分好奇的民众来说，檀香山或许不过是“番鬼”们的居住地。
三、帝国的小岛：国人对美属夏威夷的符号化认知
在卡拉卡瓦的中国行后，清廷对檀香山的自然地理、政治制度和外交环境都有了更为全面的认知。此后，双方主要围绕华人与立约问题反复交涉，但这种交涉本身并未影响清朝对这个海岛小国的整体印象。随着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开展殖民扩张，檀香山最终于1898年成为美国的一部分【73】。在这一过程中，清廷不得不适应形势的变化，重新评估檀香山在地缘政治中的位置。
事实上，对于檀香山改属美国，清廷大员或多或少已有所预知。1887年，时任驻美大使张荫桓已经能够清晰地感知美檀关系的特殊性：“檀类美之附庸，美亦卵翼之。”【74】“檀倚美为援。”【75】张荫桓的继任者崔国因则在1893年明确指出：“檀香山岛国已为美所有。”【76】报界对于檀香山归属美国也有自己的观察，但其敏锐度显然不如专涉外交的清廷官员。如《实学报》在1897年刊登了美日两国在檀香山问题上龃龉的文章，作者认为檀香山最终仍必归美无疑：“归并一说，早露端倪。迩来事变迭出，年复一年，朕（征）兆更形切近。美国之必欲如此者……非归并不可也。”【77】1898年，在长期的论争与博弈后，美国最终吞并檀香山，作为独立政治体的“夏威仁国”至此消失。而国人有关“檀香山的认知”，也在美国介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在正式归并美国之前，檀香山便已“事事步趋美国”【78】，在境内实行排华政策。如在1893年，夏威夷立法机关连续通过多项“限制中国移民”条例【79】。时任夏威夷总统桑福德·多尔【80】直言不讳道：“檀政府议新例，欲华人注册者，实仿照美国金山而行也……本大臣美人也，故此效法美国之小限耳。”【81】不过，彼时的华人还尚未将檀香山的苛例与美国人的压迫联系起来。在1898年后，随着檀香山归并美国成为既定事实，中国人开始将其在檀境内实施的排华政策视作帝国蛮横欺压中国的证据。由此，围绕檀香山的认知建构与民族主义的话语纠葛在一起，其过程在己亥庚子之交的檀香山唐人街大火事件中尤为凸显。关于这一事件及其舆论，美国学者科瑞达已有细致的研究，但其著将中国知识分子的叙述看作是一种政治实践，其目的皆在于构建某种民族主义【82】。然而，这种先验性的目的论不足以解释夏威夷及檀香山华人何以在这一特定时期成为政治技术的施展工具。唯有将问题置于“国人对檀香山认知演变”的背景下，才能理解檀香山排华这一地区性事件如何能够被上升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宏大民族主义叙事。
根据夏威夷政府档案的记载，唐人街大火事件源于疫情。1899年12月，檀岛多名华人“因疾病等原因死亡”【83】。夏威夷政府怀疑致死原因是传染性的瘟疫，“下令清除或销毁任何导致疾病、公害或瘟疫的源头”【84】。数日后，夏威夷卫生委员会决定焚毁“唐人街某些地区的商业区、住宅和商品”【85】，并设立“拘留营”以隔离华人【86】。其时旅居檀香山的梁启超恰好亲历该事件，在游记中，他有如下描述：“檀岛政府以防疫故，始火我华民所居铺屋。初议有病疫者之家则火之；其后则议一家有疫，殃及左右两邻；其后又议一家有疫，火其全街。禁令一日数变，又以防疫故，禁止集会；虽礼拜堂、戏院，亦一概停止。”【87】可以看出，梁启超的描述与夏威夷政府档案中的记录大致相同，彼时他尚未有意识将唐人街大火事件与帝国、民族一类话语联系起来，其记载基本仍属于事实描述的层面。我们可以将之与此后国内的舆论进行比较。事件发生后，有“旅檀义民”寄回国内的稿件，诉说了檀香山“华人被虐惨状”。这位义民首先对比了檀香山归美前后的对华态度：
檀香山本加拿加人种之国也……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始归美国，为其一省。当加拿加人有国之时，待华人颇优。我同胞旅海外者，以此地为第一乐土焉。及政权归白贼之手，渐设苛禁，不许华人登岸。隶美以后，所有一切美国例，尚未及施行，即先行限制华人之例【88】。
从前文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知道，在檀香山正式归美之前，其限制华人的苛例即已施行，而这位义民的叙述忽视了这一事实。他强调：在檀香山是独立岛国时，当地政府对华人仍采取优待政策，海外华人在此亦安居乐业。一切改变的节点在于西方“白贼”势力的侵入。当美国夺得檀香山政权后，即针对华人实施一系列苛刻的政策，自此，海外“乐土”不再，华人甚至连“登岸”都成了奢望。作者巧妙地展示了檀岛属美前后华人境遇的巨大变化，并将产生这种差距的根源归结于美国吞并檀香山。在他笔下，檀香山已不再只是太平洋中与世无争的小岛，而是象征着美国乃至所有“白贼”对华人的压迫。在此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为何旅檀义民一定要以美国和白贼代替檀香山，使前者成为排华事件中的主谋？这仍需从国人对檀香山的认知谈起。在此之前，尽管清廷已意识到檀香山是一个在地缘政治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国家，但后者毕竟只是海岛小国，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事实上，控诉“黑皮肤番鬼”统治下的小国对华人的残酷虐待，恐怕无法收获民族情感的热烈回应，相反只能令人倍感屈辱。只有将檀香山看作是某个强大帝国的一部分，或者说，只有有意混淆檀香山与美国，将美国推向台前，檀岛华人的控诉方才有合法性与说服力，民族主义情绪才能在反对恃强凌弱的声讨声中迸发出来。从这个角度看，在晚清国人的檀香山认知演变中，檀香山的“帝国化”并不是历史偶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在时人精心编排的叙事影响下的产物。
旅檀义民的文章此后为白话文的倡导者林獬改编为《檀香山华人受虐记》，并刊登在《杭州白话报》上【89】，其行文更为通俗易懂。林獬在文章开头对其篇名这样解释：“檀香山是太平洋中海岛的名，美国管辖的土地，华人就是我们中国人，受虐是受美国无限的苦楚。”【90】在对檀香山“定性”后，林獬在文章中完全使用“美国人”代替了檀香山，他绘声绘色地描述疫情爆发后岛上美国人的所作所为：
却说这时候，美国的人防疫号令加倍严紧。唐人街里的华人，无论何病，他都指为瘟疫。有一人患杨梅毒伤寒死的，有一人因捶铁手伤肿烂的。有一老妇人年已六十，病了数十天死的。有一小孩年方三岁，感冒风寒病的。美国人也不查验，把那已死的，拖他的尸首去烧；把那未死的，送到疫病房，不过几天，也就白送了一条命了。美国人因商量道，华人向来不清洁，所以致这个毛病，今若不把唐人街，放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后来的瘟疫，还要多呢【91】。
较之原文，林獬在这篇白话文中说得更明白：这座小岛既不是太平洋上的桃花源，也不是华人的乐土，它与美国息息相关，它就是美国。华人受虐并不是一座小岛上的偶发事件，而是由美国人一手导演的。在民族主义日益升腾的背景下，檀香山在听者与读者心中的意义自此超越了纯粹地理层面的“太平洋海岛”，而成了象征帝国的“符号”。
关于唐人街大火事件的这两篇文章影响甚大，在此之后，不断有论者在回顾这一事件时有意无意地采用旅檀义民和林獬的叙述逻辑。如化名“雪如”的作家曾就檀香山大火作诗一首，节选如下：“檀香山，好市场，可怜焦土如阿房。丧失累万万，痛哭谁尔偿。责身税，禁华工，侧身天地无所寄，澳南美北苛待同，嗟我华人苦工作。故土不知治生乐，适彼乐土适乐郊，奈何逼处犹訾呶。”【92】檀香山自身本是“好市场”，“澳南美北”的苛例却使得华人失去了积累的财富。由此可见，是西方列强而不是檀香山才是作者强调的重点。又如戴鸿慈在途径檀香山时曾感叹：“曩昔荒旷无人时，辟莱任地，开矿修路，掷无数汗血心力以有今日者，伊谁之力欤？固吾中国人，又吾广东人也！自千八百九十八年归美版图，而防疫事起，禁约继之，向所为荜路蓝缕、胼手胝足之主人翁，今仅图一夕安寝而已幸矣。夫条顿种以百十人开辟殖民地而有余，我同胞以数万众寄人篱下而尚有逐客之惧。记及此，不知悲之从来矣！”【93】戴鸿慈认为，对檀香山具有开路之功的华人却仍有被逐之惧，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在他看来，这种不公源自“归美版图，而防疫事起，禁约继之”，也就是说，戴鸿慈亦赞同是美国而不是檀香山压迫华人的观点，檀香山不过是事件的发生地，真正能够反映檀香山本质的，正是在1898年将其吞并的美国。此外，在讨论唐人街大火事件赔偿问题时，同样有作者强调美国的作用：“庚子春，檀香山以治疫之故，焚烧人民财产数百万，而吾华商居大半焉。初焚时，檀政府担认赔偿，乃至今三年，毫无影响。盖檀政府之力，实不足以办此，故请求诸美国华盛顿政府，乞以国库支办云。今年美国议会，此案殆将通过。全檀侨民，鹄立以待涸辙之救，乃最后为某议员所沮尼，竟于豫算案内除去此项。”【94】可见，就事件的处理结果而言，论者同样认定是美国，而非檀香山，决定了赔偿能否兑现。
在上述讨论中，唐人街大火作为历史事件的具体细节已被淡化，作者转而将其用作叙事工具，以凸显美国压迫与华人受侮的既定主题。如果说夏威夷政府档案与梁启超对火灾的记载更接近事实描述的话，那么旅檀义民、林獬及其后采用这一叙事逻辑的作者，其论述则多了一层重构认知的功能：他们通过有意无意地筛选、编排与解读，将火灾纳入“华人受辱”的宏大叙事之中，从而赋予其新的政治与情感内涵。进言之，正是在“檀香山是美国管下个埠头”【95】这一观念广泛传播的背景下，晚清国人对于檀香山的认知得以再次改变——它不再只是太平洋上的一群岛屿，而是欺压华人的帝国。通过这一认知转型，“檀香山”的概念超越了物理空间的限制，成为民族主义话语生产的工具。
美国吞并檀香山，不仅仅意味着美国自此成为檀香山的“本质”，更意味着作为独立政治体的檀香山的灭亡，这对于其时深受“物竞天择”观念影响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刺眼的。由此，论者对于归美檀香山的感知又多了一层同情、惋惜与批判的色彩。梁启超在旅居檀香山期间曾译读檀岛历史，对该国女王的经历甚感同情：“九十八年，改隶美国，为其一省。前者岛中女王，今屏居华盛顿府，夷为编氓矣。江山如此，坐付他人；月明故国，不堪回首。读李后主眼泪洗面之词句，旁观犹为伤心，不知彼妇独居深念，何以为情也。呜呼！莫过乌衣巷，是别姓人家新画梁。壮哉此夏威国之山河，美哉此太平洋之乐园！独惜享受之者，非彼都之主人耳。”【96】身负出洋考察政治任务的戴鸿慈则更关注檀香山灭国后的行政体制变化：“檀岛故有岛王（前女王今尚存，年六十七岁矣），归美后废之而统辖于美国中央政府……檀民之有自治权及立法权也，非完全之权，实有限制之权也（如不得违背美国宪法及初得檀岛时之原例），故美人皆有选举美总统权，而檀人无之也。各省可公举上下院议绅，而檀人不能也（但许其派一员至下院，而亦无发言及决议之权。今年派往者，即故王子乔别云）。法既不平等若此，而犹干彼族之忌不置，亦奈之何哉？”【97】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与戴鸿慈的政治背景迥异，一是流亡海外的维新派代表，一是出洋考察的清廷重臣。后世叙述通常将双方视作水火不容的两派，但在评论檀香山灭国一事时，两者的意见与情感却出奇地一致，皆为檀香山感到惋惜。究其原因，在于梁启超与戴鸿慈都将夏威夷亡国的悲惨命运映射到中国情境之中，面对“适者生存”的文明法则，双方皆产生了对国家灭亡的焦虑，这种相同的危机意识消解了两者的政治立场分野，使得双方在不自觉间达成了历史共鸣。
有意思的是，查考彼时国人关于美属夏威夷的叙事，我们会发现其中并非尽是攻讦之词。相反，时论对檀香山在归美后的迅速发展不吝赞美。如在政治方面，梁启超在旅檀时曾记：“檀岛近已归美属，一切从美例。凡足迹踏本岛之地者，即应享有本岛人一切之自由权，非他人之可侵压也。”【98】留美生严锦荣在其游记中也有同样的观察：“属美之后，其政治理财之法皆踵美国行之，人人皆有选举之权。”【99】在社会方面，《知新报》盛赞檀香山在隶属美国后的变化：“檀香山自隶美国后，未阅一年，蕞尔数岛，已异常兴盛。诸小岛独立于太平洋，其与别方之地相距至近亦三千英里。而其兴盛，乃与欧洲相等，其治理之善，不让文明大国。其德律风电灯等物甚备。又铁路四达，不日沿海一带，将有钢轨如环以绕之矣。”【100】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时，端方也注意到了檀香山的转变：“檀香山隶属美邦仅逾数稔，而地方政治如教育、卫生、警务、兵事、财政均已井井有条。”【101】可以看出，国人同样注意到了改隶帝国后檀香山各方面的迅速发展。由此，有关檀香山的多方论述共同形成了一种吊诡的现象：论者一方面与民族主义同频共振，强烈批判美属夏威夷的排华政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乃至赞颂帝国到来后檀香山在近代化历程中的显著进步，这种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张力撕扯着国人对檀香山的认知，使得国人在简单的价值判断之外又多了一层复杂的情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讨论都存在一个前提，即“美属”，这表明论者坚持这样的共识：只有帝国在场的前提下，檀香山方可获得以上发展。也就是说，这种论述与旅檀义民等人遵循了同一种逻辑：檀香山不再是国人认知的对象本身，而只是象征美国、西方及近代化的“符号”。
相较以往，这一时期国人了解檀香山的途径有所拓展。首先，檀香山已作为一种“知识”被列入晚清的各类教科书中。如清末武昌经心精舍所开办的舆地学课程中，教授内容就包括檀香山的地理位置、人文历史以及现行政体等内容，其中明言檀香山已属美国：“光绪十九年冬已改为民主国，属米利坚，由米廷派员襄理政事。”【102】又如，1905年印行的《西洋历史》，对美檀关系也有一定的介绍。书中第五百三十六节名为“美怀大志”，何以如此称呼？这是由于“二十世纪之枢要，将由大西洋而移于太平洋”，因此美国人于1898年“收夏威仁群岛，为众邦之一”【103】，意图掌控太平洋，故称“美怀大志”。其次，海外华侨也是檀香山知识的重要传播者，这在美国排华主义兴盛、众多华侨被迫归国的大背景下更显如此。据原商务印书馆馆长王云五回忆，自己幼时“有一位曾到过檀香山工作的堂伯伯……在檀香山工作了十几年，然后回乡”，长时间在檀旅居的经历显然使这位长辈的世界知识较为丰富，他向王云五谈到：“檀香山虽然还有一个世袭的土王，但美国的力量已经深入檀香山，如果土王不满人意，美国也可帮助百姓，把那土王赶掉。”【104】即便华侨对于檀国政体的理解难称精深，甚至不一定准确，但哪怕只是如此粗略的描绘，也为当时的国人提供了一条认知檀香山的途径。最后，檀香山也逐渐出现在不少小说、白话文的场景描写中，如清末小说《痴人说梦记》中，主角一行曾游至檀香山，并与当地友人围绕檀香山排华及国人的抵制运动展开讨论【105】。又如，上文提及的《杭州白话报》，曾先后两次将檀香山的相关文章转述为白话文加以刊登【106】。正如《新闻报》所分析的那样，白话乃“开民智至速至广之法矣”【107】。正是通过这些相关檀香山的白话文章，更多的国人才有机会认识到这个遥远的太平洋岛国。
综上，在檀香山归美后，其不再是早期贸易者及地理学家们描述中的地理实体，也不再是清廷大员们亲身接触的政治实体，梁启超、林獬、严锦荣乃至所有国人在19、20世纪之交所感知的檀香山更像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它被赋予了帝国主义的蛮横与欺凌、民族主义的团结与热烈、近代化的文明与繁荣等多层次的内涵，这种认知的变化与客观的地理、政治知识无关，而是源于欧美列强的殖民扩张与中国社会强烈的民族情感。进言之，“符号化”的檀香山不是由地理知识拓展而自然衍生的产物，而是人为制造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这种基本认知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淡化，相反，在各种传播媒介的反复确认下，檀香山的“美属”性质逐渐成为常识。民国时期，时人对于檀香山“为美国之属地”已不再怀有质疑或利用的态度，相关教科书已将其作为标准答案列于“常识问答”之中【108】。由此，包括报刊、教材、小说在内的多种传播媒介共同完成了对“美属檀香山”知识的再生产，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四、结语
清中期，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的船队敲开了檀香山久隔于世的大门，将其纳入早期全球化的大潮中。同样，为全球化潮流席卷而入的中国好奇地注视着这群太平洋小岛，从约翰·米亚斯船队上的华人海员，到“开眼看世界”的魏源、徐继畬等人，再到《遐迩贯珍》的读者，认识这群小岛的国人越来越多，但认知基本局限在地理知识层面。在他们看来，无论是“桑威奇”还是“阿怀希”，只不过都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海中岛屿，仅具有地理学上的意义，而与己切身利益无关。
晚清时期，驻美公使陈兰彬的咨文颠覆了这种认知，他告知清政府：檀香山并非野蛮荒芜之地，而是商业汇聚中心，岛上生活着数千华人，急需清廷设官“照料”。此后，通过设立商董一职，清廷逐步掌握了岛上华人的信息，但也仅限于此。1881年，檀香山国王卡拉卡瓦访华并拜会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双方面对面地交谈后，李鸿章对于檀香山的认知突破了侨务的局限，他意识到，此时的檀香山不仅仅是一群无关紧要的太平洋岛屿，更是一个具有独特政治体制且在地缘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王国。当然，这种见识并非人人有之，哪怕是对于有幸亲眼望见卡拉卡瓦的民众来说，这位国王也不过是个“黑番鬼”而已。
随着美国在19世纪末吞并檀香山，在美境内施行多时的排华政策同步适用于这群太平洋海岛上的众多华人。庚子年正月发生的唐人街大火事件是檀香山排华的集中爆发点，国内舆论大肆宣传檀香山华人所遭受的迫害，并通过科瑞达所谓“去领土化”的政治技术将茫茫大洋之外的华侨与全体国人的命运紧密相连，共同置于民族危亡的话语体系之下。最终，报刊与白话演讲制造出了作为“帝国符号”的檀香山：它本是华人的乐土，但在惨遭灭国之后，这番美好的光景不再，檀香山在美国人的指使下成为了海外华人的噩梦。在此类话语中，檀香山隐于幕后，它不再是那个地理意义上的美丽海岛，也不再是那个能够周旋于列强之间的王国，它就是美国，美国——及其在那个时代所代表的威胁——就是檀香山的本质。这种认知的转变揭示了不同以往的知识建构过程：在殖民主义扩张与民族主义高涨的双重语境下，晚清国人开始将海外地理空间纳入本国的宏大叙事中，“檀香山”自此超脱于纯粹的地理、政治知识，转而成为国人理解殖民秩序与民族存亡的象征性符号。
不可否认的是，晚清国人对檀香山的认知转变与西方殖民扩张的历史阶段紧密相关：作为“海岛”的檀香山，主要源于西方自大航海时代积累的地理知识与空间想象；作为“国家”的檀香山，出自条约体系下主权观念与地缘政治意识的初步传入；而作为“符号”的檀香山，则直接源自美国在太平洋的殖民扩张。易言之，晚清国人的认知轨迹与全球殖民秩序的变迁高度相关。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檀香山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完全由西人塑造而成。我们可以看到，在引述郭实猎、玛吉士与马礼逊父子等人的地理著作时，魏源、徐继畬等人总会做出相应的删改；在面对檀香山国王输出的“紫人”和衷共济的观点时，李鸿章只将其解读作“代为日本解说”的信号；而在檀香山改属美国后，以报刊为代表的各类传播媒介则赋之以帝国的内涵。可见，在檀香山由地理意义上的太平洋小岛转化为“帝国符号”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不仅是西方生产的世界知识，更是国人在应对变动的国际格局时所展现出来的能动性。换句话说，晚清国人的檀香山认知演变既是殖民体系全球扩张的产物，也是国人有选择地吸收、有意识地塑造的结果。类似的现象在清末国人认知外部世界时屡见不鲜，例如在描述拉丁美洲的秘鲁国政区划分时，傅云龙就敏锐地意识到秘鲁并无中国传统的郡与邑，其地名不过是翻译者“以中国之谊，例之云尔”【109】。颜健富的研究亦表明，晚清中国的非洲认知掺杂着纪实与想象、现实与幻想等成分，“反映注视者的文化处境与意识形态”【110】。由是观之，晚清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那般颟顸与呆板，论者往往先从自身文化背景中汲取资源，次则灵活地对西方地理知识进行消化与解读，最终在此基础上建构起对异域世界的想象与认知。
在关于夏威夷的一系列叙述中，张杨的研究颇引人注意，他认为夏威夷完美呈现了所谓的“帝国间性”，即“多个帝国如何在中间地带统治、碰撞、竞争以及合作并使得‘现代性’在此杂糅而极富层次。”【111】这是个富有洞见的观察，因为它揭示了这样的原则：鉴于檀香山独特的地理位置，研究檀香山，就要跳出檀香山，在“他者”视野中对其进行观察，如此方可呈现这个中间地带所蕴含的研究价值。晚清国人的檀香山认知恰符合这一命题：时人在帝国生产的世界地理知识中初识它，在万国竞争的时代背景下接触它，在民族主义的驱动下阐释它、解读它、想象它。这种认知动因的点滴变化，无一不反映着帝国的扩张与中国的因应。在早期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下，有关这群海岛的历史、现实以及叙事，并非中檀之间的互动所能决定，而是深嵌于欧美列强主导的全球权力网络之中。正是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得以通过晚清国人对檀香山的认知演变，理解国人所面对的时代。
（说明：本文所用图片以及图片配文均由作者提供，在此致谢！）
本文注释
【1】《陈夔龙禀为转陈汉口美教士请查禁在檀香山发行之〈自由新报〉事》（1908年10月24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21-0708-0001。
【2】周彤华：《檀香山华侨史话》，台北：海外文库出版社1954年版，第38页。
【3】代表性成果，如史扶邻著，丘权政、符致兴译，黄沫校：《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48页；林增平：《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4～27页；茅家琦等：《孙中山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等。
【4】谢廷玉编著，李昀等译：《檀香山先辈华人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年版。
【5】参见科瑞达：《登临世界舞台：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民族主义》（Rebecca E.Karl，Staging The World：Chinese Nation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达勒姆与伦敦：杜克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3～82页。
【6】如叶显恩：《中山县移民夏威夷的历史考察》，《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9～18页；李春辉、杨生茂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王华：《夏威夷檀香木贸易的兴衰及其影响》，《世界历史》2015年第1期，第104～118、160页；郭卫东：《檀香木：清代中期以前国际贸易的重要货品》，《清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39～51页；等等。
【7】代表性成果，如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邹振环：《世界想象：西学东渐与明清汉文地理文献》，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版；邱志红：《极目南望：晚清国人关于新西兰认知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2期，第60～75页；陈鹏：《认知他者与反观自我：近代中国人的奥斯曼帝国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等等。
【8】《美洲近事：檀香山近情（二则）》，《知新报》第48册，1898年4月，第17～18页。
【9】参见拉尔夫·辛普森·凯肯德尔、赫伯特·E.格雷戈里著，王世杰译：《夏威夷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42页。
【10】按，库克在当时将其称之为圣诞岛（Christmas Island），与今日所指之圣诞岛（位于印度洋，属澳大利亚领土）并不是一个概念，故文中以今名“基里巴斯”代替库克当时所称的“圣诞岛”，以免混淆。
【11】参见詹姆斯·库克：《库克船长日记》（James Cook，The Journals of Captain Cook），伦敦：企鹅出版集团1999年版，第536～537页。
【12】参见《中山人在夏威夷》，中山市华侨历史学会1995年编印，出版地点不详，第6页。
【13】参见约翰·米亚斯：《1788年和1789年从中国到美国西北海岸的航行》（John Meares，Voyages Made in the Years 1788 and 1789，from China to the N.W.Coast of America），伦敦：语标出版社1791年版，第3、16页。
【14】据夏威夷政府档案记载，1811年曾有夏威夷商船至中国贩卖檀香木；英国人彼得·康尼曾记述自己在1813—1818年间在广州与夏威夷之间的多次航行，据他的记载，当时不少商船上都有夏威夷人的身影[参见《檀香贸易的回报》（1812年），美国夏威夷州档案馆藏，档号：402-2-07；彼得·康尼：《1813—1818年在北太平洋的航行》（Peter Corney，Voyages in the Northern Pacific in 1813—1818），火奴鲁鲁：1896年版，出版者不详，第70、105页]。按，《檀香贸易的回报》原信件无标题，此信标题为笔者根据原文内容所拟。下文如无特殊说明，夏威夷州档案馆藏信件标题皆为笔者所拟。
【15】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安京校释：《海录校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81～282、279页。
【16】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安京校释：《海录校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81～282、279页。
【17】古今辉：《檀岛纪事》，上海：上海华美书局1907年版，第186～188、190、195页。按，此书原件现藏于台湾东海大学图书馆。
【18】古今辉：《檀岛纪事》，上海：上海华美书局1907年版，第186～188、190、195页。按，此书原件现藏于台湾东海大学图书馆。
【19】古今辉：《檀岛纪事》，上海：上海华美书局1907年版，第186～188、190、195页。按，此书原件现藏于台湾东海大学图书馆。
【20】郭实猎编译，庄钦永校注：《万国地理全集校注》，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2019年版，第365～366页。
【21】魏源：《海国图志》卷一六，1852年版，出版地点与出版者不详，第12页。
【22】徐继畬：《瀛环志略》卷二，1848年版，出版地点与出版者不详，第43、43～44页。
【23】谢清高：《海录校释》，第279页。
【24】徐继畬：《瀛环志略》卷二，1848年版，出版地点与出版者不详，第43、43～44页。
【25】玛吉士：《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卷十，1847年版，出版地点与出版者不详，第32页。
【26】魏源：《海国图志》卷一八，第3、4页。
【27】魏源：《海国图志》卷一八，第3、4页。
【28】《阿歪希岛记略》，《遐迩贯珍》1853年第4号，第5、5～6、6、6页。
【29】《阿歪希岛记略》，《遐迩贯珍》1853年第4号，第5、5～6、6、6页。
【30】曾纪泽著，王杰成标点：《出使英法俄国日记》，1881年7月7日，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50页。
【31】蔡少卿整理：《薛福成日记》上，1880年6月7日，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21页。。
【32】其中，“阿瓦希”见卷三第43页；“合威”见卷一六第3页；“阿歪希”见卷一七第17页。
【33】徐继畬：《瀛环志略》卷二，第43页。
【34】《阿歪希岛记略》，《遐迩贯珍》1853年第4号，第5、5～6、6、6页。
【35】参见《奏为前夏威仁国领事陈国芬遵故父母命捐助赈银请旨原籍自行建坊事》（1891年7月25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3-5554-089。
【36】谢洪赉编：《瀛寰全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06年版，第540页。
【37】《阿歪希岛记略》，《遐迩贯珍》1853年第4号，第5、5～6、6、6页。
【38】王韬：《瓮牖余谈》卷四，北京：朝华出版社2018年影印本，第108页。
【39】参见《复韩领事》（光绪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欧阳辅之编：《刘忠诚公（坤一）遗集》卷一五，“书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7604页。
【40】《咨报檀香山设立商董事》（光绪五年二月初五日收），王杰、宾睦新编：《陈兰彬集》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7页。
【41】蔡少卿整理：《薛福成日记》上，1879年12月6日，第289页。
【42】有学者提出，檀香山“实际是首府火奴鲁鲁的别名”（参见《中山人在夏威夷》，第3～4页）。今人也多以“Honolulu”对译“檀香山”，似乎檀香山专指夏威夷群岛中的火奴鲁鲁岛。这种观点并不完全正确，从上述史料来看，“檀香山”在时人的用法中经常区别于“火奴鲁鲁”，指代整个夏威夷群岛。
【43】谢清高：《海录校释·绪论》，第26页。
【44】郭嵩焘著，钟叔河、杨坚整理：《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389～391、393、463～464页。
【45】郭嵩焘著，钟叔河、杨坚整理：《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389～391、393、463～464页。
【46】郭嵩焘著，钟叔河、杨坚整理：《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389～391、393、463～464页。
【47】徐建寅著，何守真校点：《欧游杂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
【48】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1882年6月29日，第547页。
【49】参见“我们自己的国家”（“Our Own Country”），《夏威夷公报》（The Hawaii Gazette），1889—10—28，增刊第1版。
【50】参见王冠华著，刘甜甜译：《寻求正义：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51】参见《复总署》（光绪四年六月十七日），欧阳辅之编：《刘忠诚公（坤一）遗集》卷一六，“书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6辑，第7640页。
【52】《咨报檀香山设立商董事》（光绪五年二月初五日收），王杰、宾睦新编：《陈兰彬集》1，第137页。
【53】《咨报檀香山设立商董事》（光绪五年二月初五日收），王杰、宾睦新编：《陈兰彬集》1，第137页。
【54】蔡少卿整理：《薛福成日记》上，1879年2月25日，第248页。
【55】崔国因著，李缅燕校点：《出使美日秘国日记》上册，1889年10月10日，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13～14页。
【56】参见《奏为拟于檀香山暂设商董事》（1879年3月15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3-9657-016。
【57】参见《总署奏檀香山拟设商董由驻美公使发给谕帖折》（1879年3月15日），王彦威、王亮辑编，李育民等点校整理：《清季外交史料》2，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8页。
【58】1880年秋，陈国芬上报檀岛的五条信息，包括“在税关查得，秋季分共进口华人七百五十名”；“在税关查得，秋季分共出口华人三百零六名”；“阮锦、陈番禀诉梁达扬一案，商董面谕后，彼此允服，已具遵依结备案”；“查得秋季分并无交涉案件”；“查得秋季分华人在该国犯例监禁共四十二名，内犯私带洋烟者六名，犯吸食洋烟者二十八名，犯赌博者八名”（《谨将夏威仁国商董陈国芬折报秋季分各事录呈钧览》，王杰、宾睦新编：《陈兰彬集》1，第150页）。
【59】《复总署》（光绪五年十月初七日），欧阳辅之编：《刘忠诚公（坤一）遗集》卷一六，“书牍”，第7750页。
【60】刘冬泽：《一桩晚清往事的发现——李鸿章与夏威夷国王的天津会晤》，《中华读书报》，2012年6月6日，第17版。
【61】威廉·N.阿姆斯特朗著，郝平、张笑一译：《夏威夷国王世界环游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81页。
【62】《咨据江海关道禀称檀香山国王到沪接见一切情形由》（1881年4月1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档号：01-21-020-06-002。
【63】参见威廉·N.阿姆斯特朗：《夏威夷国王世界环游记》，第86、88页。
【64】《檀香山国王喀拉喀腊率其内部大臣阿孟司特郎内务首领者德来见问答节略》（光绪七年三月初二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33，信函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65】同一时期，部分地理学家亦开始接触檀香山的政治信息，如游历各国的傅云龙曾在日记中记载：“檀香山……虽一小国而君非民主，然司财之官半由英美所辖。小岛凡八，而本岛中有若中国府者一，若中国县者五，皆置疆吏。又有若侍卫者四，若副将者二，若枢密者四，又有外部内部正副各一，又有税官、狱官、医官、治道官、巡捕官……”（傅训成整理：《傅云龙日记》，1889年5月17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243页）傅云龙试图以中国传统官职比附夏威夷的行政体系，其内容虽然全面，但在准确性上远远不及卡拉卡瓦的叙述。
【66】《檀香山国王喀拉喀腊率其内部大臣阿孟司特郎内务首领者德来见问答节略》（光绪七年三月初二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33，信函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67】《复新授广东抚台出使英法义比国大臣刘》（光绪十五年正月十五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34，信函六，第497页。
【68】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上册，1887年4月4日，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65页。
【69】《唐廷枢开具夏威仁国王密属节略》（光绪七年三月初二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33，信函五，第18页。
【70】《致总署 述夏威仁国王问答》（光绪七年三月初三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33，信函五，第19页。
【71】威廉·N.阿姆斯特朗：《夏威夷国王世界环游记》，第89～90、89页。
【72】威廉·N.阿姆斯特朗：《夏威夷国王世界环游记》，第89～90、89页。
【73】美国早在1854年便已有意吞并夏威夷；1892年，时任美国驻夏威夷公使约翰·史蒂文斯（John L.Stevens）已不再讳言此事，他在给美国国务卿的信中提议对夏威夷采取“大胆而有力的吞并措施”[参见 “史蒂文斯致福斯特”（“Mr.Stevens to Mr.Foster”），《美国外交文件1894：夏威夷事务》（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894：Affairs in Hawaii），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895年版，第194页]。
【74】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上册，1887年4月4日，第165页。
【75】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上册，1887年8月17日，第221页。
【76】崔国因：《出使美日秘国日记》下册，1893年2月23日，第625页。
【77】王斯沅译：《美日两国争论檀香山事》，《实学报》第8册，1897年11月，第14页。
【78】崔国因：《出使美日秘国日记》上册，1890年3月18日，第98页。
【79】“规章制度”（“Rules and Regulations”），《自由报》（The Liberal），1893—02—18，第2版。
【80】桑福德·多尔（Sanford Dole，1844—1926），祖籍美国，1893年夏威夷王国被推翻后，他出任夏威夷共和国总统。
【81】古今辉：《檀岛纪事》，第110页。
【82】参见科瑞达：《登临世界舞台：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民族主义》，第53～82页。
【83】《杨蔚彬致夏威夷外部大臣的交涉信》（1899年12月26日），美国夏威夷州档案馆藏，档号：403-003-044。
【84】《夏威夷外部大臣致杨蔚彬》（1900年1月8日），美国夏威夷州档案馆藏，档号：410-v110。
【85】《杨蔚彬致夏威夷外部大臣的交涉信》（1900年1月2日），美国夏威夷州档案馆藏，档号：403-003-044。
【86】《杨蔚彬致夏威夷外部大臣的交涉信》（1900年1月22日），美国夏威夷州档案馆藏，档号：403-003-044。
【87】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及其他》，钟叔河主编：《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新大陆游记及其他·癸卯旅行记·归潜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07页。
【88】《檀香山华人被虐惨状记》，《清议报》第36册，1900年2月，第18页。
【89】按，科瑞达在其著作中着重分析的就是这篇文章，但从结构和行文来看，该文基本参照旅檀义民的《檀香山华人被虐惨状记》，只是将后者的文言文表述改换为白话文表述。
【90】宣樊子：《檀香山华人受虐记》，《杭州白话报》1901年第20册，第1～2页。
【91】宣樊子：《檀香山华人受虐记（续）》，《杭州白话报》1902年第22册，第6页。
【92】雪如：《檀香山：悯华工也》，《新小说》第5号，1903年7月，第171页。
【93】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1906年1月5日，钟叔河主编、张玄浩等校点：《李鸿章历聘欧美记·出使九国日记·考察政治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35、335～336页。
【94】《檀香山赔款问题》，《新民丛报》第13号，1902年8月，第67页。
【95】《调查：中国人在檀香山被难之人数》，《潮声》1906年第1期，第16页。
【96】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及其他》，第608、605页。
【97】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1906年1月5日，钟叔河主编、张玄浩等校点：《李鸿章历聘欧美记·出使九国日记·考察政治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35、335～336页。
【98】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及其他》，第608、605页。
【99】严锦荣：《游檀香山日记》，《北京新闻汇报》6，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第3345页。
【100】《美洲近事：檀香山植物之盛》，《知新报》第73册，1898年12月，第18页。
【101】《为赴美檀香山旧金山华盛顿考察情形事致政务处信函》（1905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27-02-000-000091-0010。
【102】姚炳奎：《经心书院舆地学课程》，1902年版，出版地点与出版者不详，第654页。
【103】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西洋历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05年版，第424～425页。
【104】王云五：《八十自述》上，《王云五全集》15，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105】旅生：《痴人说梦记（第二十七回）》，《绣像小说》第51期，上海：商务印书馆1905年版，第1～4页。
【106】宣樊子：《檀香山华人受虐记》，《杭州白话报》1901年第20册，第1～2页；《游檀香山日记》，《杭州白话报》1902年第13期，第1～2页。
【107】《论杭州白话报之益》，《新闻报》，1901年7月9日，第1版。
【108】《考试必备世界地理问答》，潘之庚编：《考试必备百科常识问答》，上海：东方文学社1932年版，第36页。
【109】傅云龙：《游历秘鲁图经》，北京：朝华出版社2019年影印本，第17页。
【110】颜健富：《穿梭黑暗大陆：晚清文人对于非洲探险文本的译介与想象》，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2年版，第298页。
【111】张杨：《夏威夷：帝国往事》，《读书》2024年第10期，第49页。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5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