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宾鸿，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原文出处：《台湾历史研究》(京)2025年第3期 第15-22页
中国作为一个兼具广袤陆疆与漫长海疆的大国，边防与海防建设历来是国家安全的双重支柱。顾名思义，边防指的是陆地防御，海防指的是海上防御。从定义来看，两者最明显的区别在于防御的地点之别。从具体兵种来看，边防主要依靠陆军，海防主要依靠海军。前者面对的是地面武装力量，后者面对的是海上武装力量；前者保卫的是陆路领土，后者保卫的是海上领土；前者主要开展地面作战，后者主要开展海上作战。边防与海防是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两者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海防力量可以为边防提供支援和配合，共同应对来自不同方向的威胁和挑战。边防力量可以为海防提供支撑和保障，确保海防力量的正常运转和发挥最大效能。边防与海防都是国家为保卫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防御外敌入侵，保持边疆正常秩序和社会稳定所进行的防卫与管理活动。本来这是一种正常关系，但在晚清时期，由于财力有限和认识偏差，面对的敌人有所不同，清廷在指导思想、军事部署和政策调整方面出现了非正常现象。晚清时期(1840—1912年)，面对列强环伺的严峻形势，清王朝的边海防体系经历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艰难转型。本文基于当代边海防建设的七个维度(即边海防理论、边海防政策、军事斗争与边海界划分、边海防疆界守护、边海防要塞建设与军队部署、人员货物出入境管理、边海防地理认知)，系统分析晚清边防与海防的互动关系，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期为现代边海防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一、晚清边海防的思想演进阶段和局限性
晚清边海防思想经历了从“重陆轻海”到“陆海并重”的演变过程。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清廷延续历代“重北轻南”的边海防传统模式，将主要精力放在西北陆地边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标志着近现代“陆海并重”意识之萌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左宗棠在收复新疆过程中，明确提出了“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亟，艰巨攸同”之战略构想①，体现了对边海防战略统筹的初步意识。与此同时，晚清的边海防思想也经历了从传统“夷夏之防”到近代“主权防御”的艰难转型过程，但受制于封建体制的僵化、科技水平的落后及统治集团的短视，最终未能形成系统而有效的边海防理论体系。现拟从思想演变、历史局限两个方面略加评析。
(一)晚清边海防思想的演变历程
第一次鸦片战前，传统“夷夏之防”思想仍在延续。清朝继承了明朝“九边”防御体系，依赖长城、卡伦(哨所)等静态工事，守护东北、西北边境。例如，西北设伊犁将军、东北置黑龙江将军。而于滨海则延续明朝分口通商政策。②与此同时，清朝划分内外洋，设置水师在内外洋巡逻会哨，缉拿海盗，维持近海治安秩序，却长期漠视战船修造技术改进。由于木料市场价格不断上涨，“例价不敷”现象日益严重，而工部官员长期坚持控制“部价”和“津贴”，导致承修官员皆草率应付，“额设战船，例价甚轻，建造者不肯赔累，以致板薄钉稀，难御风浪，系属实在情形”。③战船修造技术停留在明末水平。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清朝水师战船与英国舰船技术性能差别巨大，不得不放弃海上作战，被迫采取“以守为战”的消极防御，结果是处处被动挨打。第一次鸦片战后，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了“师夷制夷”的主张，而未能成为朝野共识。有人对此怀疑：“中国水师与之争锋海上，使即招募夷工，仿其制作，无从把握，亦望洋兴叹耳!”④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⑤第二次鸦片战后，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提倡和实践下，洋务运动于咸丰十一年(1861)才开始缓慢展开。然而，当时对海上威胁的感知仍然有限。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牡丹社事件发生，蕞尔岛国日本入侵台湾，才最终促使总理衙门提出加强海防大讨论。经历此次海防大讨论之后，才确定“陆海并重”的战略方针，近代化的水师开始加速建设。
(二)晚清边海防思想在战略层面存在结构性缺陷
由于长期“重陆轻海”，对于海洋贸易不够重视，工商业发展缓慢，关税收入有限，国家财政困难，海防经费投入不足。军事技术落后，缺乏创新动力，不得不通过购买来改进军队装备。尤其是工业体系落后，不能支撑军工技术移植和进步。“中体西用”虽然有利于“师夷制夷”运动之展开，却不利于对西方工业革命和政体的总体认知，政治改革未能与时俱进，不利于边海防建设整体推进。晚清边海防思想困境在于试图用封建体制的旧瓶灌装近代的新酒。
晚清统治者的边海防目的始终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而非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由于边海防手段落后，外交上缺乏现代自主意识，不懂得地缘政治，依赖于传统的“以夷制夷”，结果是被夷人一次次利用。由于缺乏长时段的战略构想，总是被动应付。当边防遇到危机时，开始仓皇调兵遣将；当海防危机到来时，开始筹划舰船购买和制造，顾东不顾西，始终缺少一种整体战略。
二、边海防政策调整的得与失
晚清边海防政策经历了八次重大调整。第一次发生在第一次鸦片战后。道光二十二年(1842)六月，道光皇帝颁发密旨，开始总结战争失败教训，要求沿海各省绅民捐款，修造“堪与逆船海洋接仗”的战船。在这道密旨中，他尽管对清军的腐败性仍缺乏清醒认识，但已经明确意识到缺乏与英军对抗的战舰，失去海上作战能力。“推原其故，由于无巨舰水师与之接战。其来不可拒，而其去不能追。故一切夹攻、埋伏、抄前、袭后之法，皆不能用。以致沿海州县屡经失挫，七省防边劳师糜饷，言之愤恨。”⑥
第二次发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提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主张⑦，得到了清廷和各省督抚的认可，洋务运动由此启动。
第三次发生在同治元年(1862)之后，陕甘回民起义，很快蔓延至新疆，沙俄军队趁机侵入中国边境地区，蚕食中国领土。清廷被迫移缓就急，筹集大量军饷，派遣左宗棠为陕甘总督，负责平息动乱，抵御沙俄军队入侵。
第四次发生在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台后，总理衙门在奏折中指出：“臣等筹办各国事务，于练兵、裕饷、习机器、制轮船等议屡经筹办，而歧于意见致多阻隔者有之，绌于经费未能扩充者有之，初基已立而无以继起者有之，同心少，异议多，局中之委屈，局外未能同知，切要之经营移时视为恒泛，以致敌警猝乘，仓惶无备。有鉴于此，不得不思毖于后。”⑧此次海防大讨论，确立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的“水陆兼防”方针。⑨
第五次发生在光绪九至十年(1883—1884)，由于法国侵略安南，为了藩属国和宗主国边境安全，清廷开始调兵遣将，谋划抗击法军入侵，广西、云南成为边防战略重点。清廷意识到：“海防、边防为目前当务之要，亟应统筹全局，因时制宜，必有折冲御侮之实，始可为长驾远驭之计。”⑩
第六次发生在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战后，张佩纶提出：“欲求制敌之法，非创设外海兵轮水师不可；欲收横海之功，非设立水师衙门不可。”(11)此次海防大讨论，确定建设海军衙门。
第七次发生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甲午战后，朝臣对于甲午海战失败进行了反思，决议重建海军。但由于财政拮据，各种重建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第八次发生在光绪三十年(1904)，日本和沙皇为了各自的利益，意图重新瓜分中国东北，从而发动了日俄战争。朝廷对于日俄战争采取了所谓“中立”政策。
以上海防政策调整呈现出四个特点：一是被动应对。均是在边海防出现危机情况下被迫调整。二是陆海失衡。在同治十三年(1874)以前侧重陆地边防，光绪元年(1875)开始“陆海并重”，但缺乏定力。总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能持之以恒。三是举棋不定。每一次边海防大讨论都提出了比较正确的主张，但贯彻不够坚决。四是缺乏财政支持。不仅在筹办北洋海军过程中，经费经常不到位，而且在北洋海军成军后虎头蛇尾，缺乏应有支持。就边海防而言，本是一个互相紧密联系的整体，而清廷在中央未能建立起有效的边海防协调机制。
三、军事斗争与边界划分教训
晚清边海防军事斗争失败及边界划分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遭受严重侵蚀的集中体现。这一时期，清廷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导致大片领土丧失，边疆危机频发。
(一)军事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
一是军事技术落后与装备存在代差。大部分清军仍以冷兵器为主，火器多为陈旧的前装滑膛枪炮，而列强已普遍装备后装线膛枪、蒸汽铁甲舰等先进武器。例如，鸦片战争中英军的舰炮射程与火力远超清军岸防炮，甲午战争中日本联合舰队的速射炮完全压制北洋水师。二是战术落后，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仍采用“雁行阵”，而日军已采用比较灵活的机动战术。三是协同作战不足，如中法战争期间南洋舰队避战自保。四是西北、东北、西南边疆驻军部署松散，缺乏相互支援能力。五是指挥系统多由满洲贵族把持，贪腐盛行。绿营、八旗兵战斗力低下，新式陆军受到体制束缚，战斗力亦十分有限。
(二)由于军事力量虚弱，边界划分被迫出让领土
在东北，咸丰八年(1858)《瑷珲条约》和咸丰十年(1860)《北京条约》，中国被迫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余万平方公里领土割让给沙俄。在西北，同治三年(1864)《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及后续条约，沙俄又侵占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44万平方公里土地。在西南，光绪十五年(1890)《中英藏印条约》使英国势力渗透入西藏，麦克马洪线埋下了中印边界争议隐患。由于清廷缺乏现代主权观念与勘界技术，边界谈判多系被动应付。清廷试图利用列强矛盾，但最终反被利用。“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破产。(12)
(三)军事现代化与边海防建设必须自主
必须坚持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避免技术依赖。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舰艇依赖外国采购，战时补给被切断的教训惨痛深刻。边疆治理需统筹安全与发展。晚清对边疆的经济开发(如移民实边)与民族政策(如改土归流)滞后，导致控制力薄弱。外交谈判以实力为后盾，单纯的口舌之辩无用。光绪七年(1881)曾纪泽通过强硬谈判收回伊犁部分领土，证明实力与外交技巧结合的重要性。晚清时期最重要的教训是，面临边海防危机，陷于两面作战。沙俄对于领土扩张贪得无厌。每当中国海防吃紧之际，他们总是趁火打劫，编造各种谎言，侵占中国领土。
四、边海防界线守护的实践困境
(一)卡伦和对汛体系的困局
晚清在东北、新疆、蒙古等地沿袭了清代前期的卡伦(哨所)制度，形成“常设卡伦—移设卡伦—添撤卡伦”等三级因应体系。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后，左宗棠将其改造为“四路镇戍”制，全疆设立卡伦56处，平均间距约30公里。这种线性防御体系在理论上可形成连续警戒线，但实际存在严重缺陷。一是兵力配置失衡。新疆卡伦平均驻军仅20—30人，装备多为鸟枪、弓箭，而同期俄军边防哨所已配备后膛步枪和电报机。二是巡逻方式落后。仍采用骑马巡边传统方式，与俄军的铁路机动巡逻形成代差。光绪七年(1881)《伊犁条约》签订后，俄军利用交通优势屡屡越界设卡，导致阿尔泰地区西北部的8座卡伦经历了内迁—裁撤—复设—再次内迁的曲折过程。三是经费短缺的恶性循环。据《新疆图志》记载，光绪十一年(1885)新疆边防经费仅相当于俄属中亚军费的1/15，导致卡伦兵丁“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不得不从事屯垦，严重削弱了防务。四是地理认知存在严重缺陷。同治三年(1864)《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谈判时，清廷竟无精确地图，只能被动接受俄方提供的地图界线，导致斋桑泊周边大片牧场丧失。这种地理情报的落后使卡伦布防往往偏离中国边境。“外人出入我国卡伦者更无人过问。”(13)
中法战争后，中国与法国在西南边境创设“对汛”制度，其职能兼具军事防御与对外交涉两种功能，部分对汛配备了电报，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设立的龙州对汛，提高了应急响应速度。(14)然而受制于体制束缚，其边防成效有限。局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事权分散。军事归提督，外交归道台，边务归土司，遇到边境失事案件，互相推诿。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法军侵占猛乌时，当地对汛因未奉上宪札文，竟然坐视不理。二是对汛兵力装备简陋。即便是装备最好的广西镇南关对汛，光绪二十一年(1895)仍以抬枪为主要武器，而法军当时已经装备哈奇开斯机枪，实力对比强弱立判。
(二)内外洋巡哨的制度失效
清代前期建立的内洋外洋分级巡防体系到第二次鸦片战后已名存实亡，主要是风帆战船修造技术落后，制度僵硬，缺乏弹性。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水师战船糟朽，炮械锈坏，福建水师战船被英军击毁的有54只，而英国战舰除了在攻击海岸炮台时略有损伤之外，在海上几乎没有遭遇任何军事抵抗。(15)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风帆战船修造更加不受重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巡哨制度有其名而无其实。(16)洋务运动时期，小型轮船逐渐成为巡防主力，但由于战舰数量较少，规模有限，只能在近海巡洋捕盗。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海军章程》虽规定渤海湾定期巡逻，但仍存在结构性缺陷。其一，巡逻范围有限，只能覆盖旅顺—威海卫一线，对东海、南海无暇顾及。光绪十四至二十年(1888—1894)仅组织2次南洋巡航，且未形成巡洋制度。其二，缺乏远洋航行能力，只能在近海活动。
(三)巡洋制度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
边界守护乃是防范利用边界进行非法活动的重要手段。晚清边界管理长期处于混乱状态，其内部原因主要有三：其一，边海防经费占比过低。光绪十一至二十年(1885—1894)，每年海军计划拨款400万两，仅占财政支出2.5％，而同期日本海军占比达15％。新疆边防经费经常遭受挪移，光绪十三年(1887)实发不足预算六成。各省截留严重。南洋海防经费常被两江总督挪作他用，如光绪十六年(1890)张之洞奏称南洋所存海防款100万，实可动用者不及30万。边海防建设，处处捉襟见肘。战船修造“例价不敷”，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战船修造质量，无异于缘木求鱼。其二，技术与管理制度脱节。北洋舰队购置德制克虏伯炮，却未相应更新瞄准操典，命中率仅为日军的1/3。其三，基础设施缺失。沿海缺乏现代灯塔、气象站等导航设备。光绪十二年(1886)“定远”舰在渤海雾中触礁，暴露了导航体系落后。
五、要塞控制与军事部署的缺陷
晚清在陆地边境修筑了一系列要塞，如东北的瑷珲城、新疆的伊犁九城等；在沿海则重点建设了虎门、厦门、吴淞、大沽、旅顺、威海卫等水师基地。然而，这些要塞普遍存在设计缺陷。
其一，陆防要塞多沿袭古代城墙模式，未能适应火炮时代的战术需要。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俄军进攻瑷珲时，其前膛炮根本无法对抗俄军的现代火炮。其二，海防要塞侧重于正面防御，忽视侧后安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虎门失守，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大沽陷落，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日军从花园口迂回攻陷旅顺，都是典型例证。其三，南北洋防区各自为政，缺乏协同作战意识。更为严重的是后勤保障存在问题。据记载，新疆边防军常年面临粮饷不足，东南沿海炮台则常备弹药仅够数小时作战。这种“有要塞而无保障”的状况，极大削弱了防御效能。
六、人员货物出入境管理混乱
晚清时期的人员与货物出入境管理制度，在列强冲击和内部衰败的双重压力下逐渐崩溃，成为边海防安全体系中的最薄弱环节。这一时期的管理失控与主权丧失，为现代边海防治理提供了深刻教训。
(一)晚清出入境管理制度的演变与特征
华人出洋在清代前期被视为“弃民”，康熙五十六年(1717)颁布《南洋禁航令》，导致海外华侨权益无人保护，如乾隆五年(1740)荷兰殖民者屠戮巴达维亚华人。《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被迫开放了五口通商，但清廷仍试图通过“保甲制”控制人员流动。《北京条约》签订后，首次允许华工出洋，但管理权被列强的“招工公所”所把持。各省督抚对洋人入境管理标准不一，如光绪元年(1875)云南马嘉理案，暴露了边境巡查疏漏。证件体系缺失，护照制度形同虚设。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廷首次颁布《华人出洋护照章程》(17)，但洋人凭领事护照可自由通行，华人护照却常被外国海关拒绝。中国边境无有效身份查验制度。东北地区俄、日移民持侨民证件可以自由进出，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延吉厅调查，中朝边境日均千人无记录越境。
(二)货物出入境管理失控
其一，关税主权丧失。道光二十三年(1843)《五口通商章程》将进口关税定为5％，为全球最低，直至宣统三年(1911)为止，清朝官员无权自主调整。其二，走私猖獗。道光二十二年(1842)以后，名义上仍禁止鸦片输入，但英国通过“快蟹船”进行武装走私，鸦片走私数量每年达到数万箱之多。咸丰八年(1858)，鸦片贸易被迫合法化，鸦片输入高达每年8—10万箱。与此同时，仍有鸦片大量走私。
(三)出入境管理制度对边海防安全构成致命影响
咸丰八年(1858)《天津条约》允许洋人在内地传教，导致教案频发。不仅如此，外国探险人员开始在中国各地勘探地理，肆意践踏中国主权。例如，英国“探险家”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借考察名义测绘西藏地形，为光绪三十年(1904)侵藏铺路。边疆人口管理失败，导致结构异化。日俄战争后，日本通过“满洲移民计划”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超过20万，改变了当地人口构成。(18)沙俄鼓励哈萨克牧民越界放牧，光绪七年(1881)《伊犁条约》竟将7万原中国属民划归俄方。
七、边海防地理认知滞后与危害
晚清时期，边海防地理学在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和科技冲击下，经历了从传统舆地学向近代军事地理学的缓慢转型。但由于政治腐败、科技落后和思想保守，整体发展水平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直接影响了国防战略的制定与执行。
康乾时期，清廷通过《皇舆全览图》(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西域图志》(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等测绘工程，建立了较为系统的边疆地理知识体系。但受“天朝上国”观念影响，对海外地理认知严重不足。“重陆轻海”的思维定式，导致海防研究薄弱。如《海国图志》(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介绍了世界各国军事地理知识，但其价值并未引起清廷重视。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英国已秘密测绘中国沿海(如马戛尔尼使团携带精密仪器测量长江航道)；战后，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取在华自由测绘权(如《北京条约》允许外国人在内地游历)。从1870年代开始，江南制造总局翻译了《防海新论》等书，开始介绍要塞防御、水文测量等知识，《海口图说》《洋防说略》《广东海图说》《浙江沿海图说》等应运而生。(19)左宗棠收复新疆(1875—1878年)时，随军测绘《新疆舆图》，并设立“舆图局”系统整理边疆地理资料。吴大澂在1880年代勘测吉林、黑龙江边界，纠正沙俄侵占的珲春边界(《中俄珲春东界约》)。因此，晚清海防地理学有所进步，使用了一些近代测绘技术，也受到了西方地理学较大影响。但是，整个社会地理认知仍然滞后，直接影响了边海防决策。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清军因不熟悉英军舰船航行规律，未能有效封锁珠江口。甲午战争时，日军利用精密海图在花园口登陆，清军竟未察觉。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因不熟悉海流而陷入被动，威海卫保卫战中清军未充分利用山地防御，导致日军轻易包抄炮台，都是沉痛的教训。沙俄利用清廷地理知识缺陷，在《瑷珲条约》中侵占黑龙江以北土地。英国通过“麦克马洪线”篡改了中印边界。
八、结语
晚清边海防建设的失败，留给后人深刻的历史教训。其一，思想观念落后乃是最危险的。清朝君臣未能及时认识到近代地缘政治的变化，固守“重陆轻海”的传统思维，导致海防战略长期处于被动局面。其二，边海防建设本是一个整体，战略需要统筹。晚清时期，陆军与海军、军队与地方之间缺乏有效协调，严重削弱了整体国防能力。其三，边海防政策左右摇摆，必然导致系统性风险。由于边海防形势突然变化，为应付危机暂时调整政策无可非议，但国防政策的执行必须有定力，必须长期坚持不懈，必须力避边防、海防两面作战。其四，单纯引进西方技术而不改革管理制度，必然是事倍功半。晚清的变革运动是在体用两分的路径下展开的，正是这种体用两分带来了洋务运动失败的恶果。其五，富足与安全是国家追求的两项重要目标，然而在一个阶段内，统治者对这两个目标孰轻孰重取舍存在缓急之别。晚清边海防建设最大的困难是缺乏财政支持，到处争夺军费，捉襟见肘。财政困难，洋务企业发展缓慢，固然与各部各省不能大力支持配合有关，而归根结蒂则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缓慢造成的。只有促进工商业，大力发展经济，才能为边海防建设提供充足的军费。其六，晚清出入境管理制度的不健全，本质是传统王朝国家无法适应近代主权国家体系的结果。当代中国的边海防建设，正是通过强化法治(如《出境入境管理法》)、科技与体制创新，才扭转了边境管理的混乱状态。其七，晚清的边海防失败是传统王朝国家面对近代化挑战的全面溃退，其核心问题在于工商业落后，军费不足，制度腐朽和观念落后。由于科学和工业技术落后，无论是铸炮造枪、修船筑台，抑或是地理测绘、行船导航，都很难赶上西方列强水平。正是由于边海防军队装备落后，无论海战还是陆战，都处于不利局面。其八，就边海防巡哨制度、边海防要塞建设、人员货物出入境管理以及边海防地理学发展而言，虽然其中某一单项建设快速、迟缓，不会直接体现于国防大局，但作为构成边防或海防的要素，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共同影响着边海防大局的稳定。晚清的边海防危机，正是这些失控的内部要素和外部敌对势力互相作用的结果。
当前我国推行的“陆海统筹”战略(20)、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联防机制、智慧边海防建设等创新实践，正是对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和超越。历史表明，只有构建陆海联动、军民融合、立体高效的现代边海防体系，才能真正筑牢国家安全的钢铁长城。晚清边海防史警示我们，必须长期保持“陆海并重”战略定力，避免重蹈边海防政策摇摆不定以及条块分割覆辙。“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21)这既是中国古人关于边海防建设的最高境界，也是今人边海防建设的基本目标。
注释：
①左宗棠：《与两江总督刘岘庄制军》，刘泱泱校点：《左宗棠全集·书信》，岳麓书社2014年版，第473页。
②明朝设立三个市舶司，“广以西洋，福以琉球，浙以日本”。清康熙朝在江、浙、闽、粤设立四个海关，分别管理对外贸易。乾隆时期，英国等西洋商人试图冲破这种分口通商体制，在浙江、福建开展贸易。乾隆朝君臣认为这不利于海防，谕令西洋商人只准在广东进行贸易。参见王宏斌《乾隆皇帝从未下令关闭江、浙、闽三个海关》，《史学月刊》2011年第6期。
③文庆等纂：《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第4994—4995页。
④夏燮：《中西纪事》卷23，同治七年(1868)刻本，第18页。
⑤梁廷枏著，邵循正校注：《夷氛闻记》卷5，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2页。
⑥《宣宗成皇帝实录》卷375，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己丑，《清实录》第38册，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755—756页。
⑦曾国藩：《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曾国藩全集·奏稿》卷2，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70页。
⑧《恭亲王奕奏》(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故宫博物院1930年影印本，第19页。
⑨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29页。
⑩《德宗景皇帝实录》卷142，光绪八年正月丁酉，《清实录》第54册，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5页。
(11)张佩纶：《请创设沿海七省水师折》，麦仲华编：《皇朝经世文新编》卷82，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3页。
(12)郑汕主编：《中国近代边防史，1840年—1919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白剑光：《动荡与危机：晚清阿尔泰边防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3)《掌贵州道监察御史玉春奏为喀尔喀军政及台站边卡官兵均宜及早图维请饬政务处等筹议办理事》(宣统三年九月初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03-7565-039。
(14)王宏斌：《晚清边防：思想、政策与制度》下册，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599—628页。
(15)《闽浙总督刘韵珂呈闽省夷务案内损失停修现拟在省城台湾两厂及泉州厂修船名号清单》(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03-3610-060。
(16)王宏斌：《清代内外洋划分及其管辖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72—505页。
(17)黑龙江档案馆编：《黑龙江档案馆指南》，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52页。
(18)石艳春：《日本“满洲移民”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日本研究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1页。
(19)王宏斌：《晚清海防地理学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262页。
(20)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1)曾公亮、丁度编辑：《武经总要》，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