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经数代学人的努力奋斗，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学建设已初具规模，为后继学人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理论准备和学科积累。相应地，当代伦理学学者的使命是“接着讲”，即在扎根自身传统的同时，针对现实变迁与科技迭代做出有效的伦理回应，实现伦理精神的传承与创造，进而生成一种面向未来的伦理学。就当代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构建而言，伦理学中可教化的价值属性与日常生活的实用特征，很难简单地通过文字或话语加以传递，这极大地增加了构建伦理学的知识体系的难度。
历经数代学人的努力奋斗，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学建设已初具规模，为后继学人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理论准备和学科积累。相应地，当代伦理学学者的使命是“接着讲”，即在扎根自身传统的同时，针对现实变迁与科技迭代做出有效的伦理回应，实现伦理精神的传承与创造，进而生成一种面向未来的伦理学。
中国当代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历史回顾
20世纪80年代，周辅成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新伦理学”，此倡议可谓当时中国伦理学界的共同心声。除了周先生之外，周原冰、李奇和罗国杰等学者，也都以不同方式表达过类似主张。这些呼吁植根于两个重要学术背景：其一，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发生了“从传统向现代”的结构性转型，“建设中国特色的新伦理学”便是此转型下的一个回应。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需要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设新中国以及新伦理学。以我的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伦理学之重建起步较晚，大约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吴晗和冯友兰等前辈以《新建设》杂志为主要学术根据地（亦包括《光明日报》等权威报刊），对诸如“道德的继承性与批判性”等重要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这些工作可以视为新中国伦理学建设的预演和必要准备。不过遗憾的是，许多伦理学争鸣尚未充分展开便因为一些客观原因而被迫中止了。
改革开放后，伦理学建设被重新提上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日程。以罗国杰、周原冰和李奇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蔚然成势。罗国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对于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而言具有重大的引领作用，占据着独特的历史地位。周原冰《共产主义道德通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共产主义道德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虽然李奇也基于马克思主义而撰写了《道德学说》，不过《道德学说》更偏向于专题性质研究，与《共产主义道德通论》存在较大差异。除了理论工作之外，罗国杰还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在其号召下，中国人民大学恢复了伦理学教研室，并开办了“全国高校伦理学教师培训班”，总共两期，为20世纪最后20年的伦理学发展做了相应的教研人才储备。自那以后，中国伦理学的学科建设步入了全新阶段，各地高校纷纷开始成立伦理学教研室，招收伦理学专业的研究生。
在西方伦理学方面，周辅成长于西方伦理与中国古代伦理，编译了《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出版了《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其学生章海山于1984年出版的《西方伦理思想史》可谓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西方伦理学思想史。随后，我撰写了《现代西方伦理学史》，并与唐文明共同主编《20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典》。可以说，我们师门对西方伦理学进行了相对完整的梳理工作，知识谱系的建设较为全面且连贯。当然，除了笔者所在师门之外，罗国杰与宋希仁编著的《西方伦理学思想史》也是当时学界重要的西方伦理学著述。关于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者和研究成果就更多了，陈瑛等的《中国伦理思想史》、沈善洪等的《中国伦理思想史》、朱贻庭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以及唐凯麟的《伦理学纲要》等均是意义深远的作品。除此之外，曾钊新关于“官德”话题的探究可以视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伦理的初步尝试。
上述学者的工作共同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伦理学研究的风貌。此时期的伦理学探索的起势是相当不错的，大方向也一直沿着中国特色的新伦理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前进，为后继的伦理学人做了相对充足的准备。
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学术发展，伦理学出现了“从思想到学术”的转变。学者们的研究开始慢慢沉淀，“思想观念之创新”逐渐过渡成“学术理论之创新”，在这期间涌现的理论著作有何怀宏的《良心论》、赵汀阳的《论可能生活》以及笔者的《伦理学新论》。概括而言，何怀宏聚焦规范伦理学进路，赵汀阳偏重目的论进路，而我则致力于兼综两者。因为在我看来，无论是道义论还是目的论，都只是整个伦理学知识体系的某一侧面，我们很难把伦理学反向统一于某一特定理论类型之中。削足适履是非常危险的行为，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开放时代，我们更不应该这么做。在这个意义上，樊和平“伦理精神”的理论思考，李建华的公共伦理、法律伦理，李伦的生命伦理等应用伦理研究，同样是伦理学不可或缺的关键内容。在这一阶段，虽然学者们的视角有所不同，但是大家的方向始终是一致的，均围绕着构建中国伦理学而展开。
对当代学者来说，中国伦理学建设需要“接着讲”的品质。我们既要扎根自身传统，又要于其中实现更新，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如此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至于怎么接着讲，乃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相较20世纪，当下学术生态已经大为不同。如今，人类置身于信息化、智能化社会，新兴知识不断涌现，学科之间的交叉愈发频繁，各类科学技术为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课题与挑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应用伦理学（不过，我始终觉得“应用伦理学”的提法有些可疑，因为伦理学的本性就是应用导向的）。当过去的伦理学理论不足以应对新兴论域，我们就必须在“做中学”——创造新的理论，运用新的信息资源和方法论去接着讲。在此过程中，不同学者势必会根据自身的学术基础和准备，用自己认可的方式接着讲。例如，当今学界日益重视“基于田野调查、数据采集的伦理社会学”，王珏的“基于实证的实践伦理研究”和王露璐的“乡村伦理学”也都成为伦理学风格的新生长点。这些变化无疑为当代伦理学知识体系构建注入了新资源、新灵感与新活力。
我预测，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国学界会涌现不少兼具理论创新性和时代思想性的伦理学探索，它们不仅有中国特色，而且具备世界视野。与此同时，我也呼吁大家多多开展学术合作，有意识地推进伦理学知识体系建构，在健康的对话争鸣中实现相互促进。
对当前现实的伦理反思
近年来，世界格局在政治、资本和媒介等领域里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摩擦、地区冲突不断加剧，多种文明之间呈现出互相竞争却又彼此合作的长期态势，进入了所谓的“文明竞合的长周期”。此背景促使我们开始重新思考伦理与政治的规范性向度，特别是“正义”论题。
对于现代世界体系里的正义秩序（order）问题，我们有必要去思考：现代世界体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秩序？怎样才能实现长治久安的稳定秩序？首先要明确的是，现代世界是一个开放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完全自隔于整个世界。所以，今天的现代国家体系已然不同于古代世界，所有地区和国家都得尽可能地融入现代文明体系。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世界的秩序问题必然是普遍性的。
显然，当前的世界秩序算不上太平。自冷战结束后，我们进入了一个多方势力角逐的国际大环境。大国之间的竞争全方位展开，具有高度复合性，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众多方面均有体现。在过去，双方签署合同之后，协议就会生效，可是现在，为了超额利润而撕毁合约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国家层面的“退群”（退出合作组织）也常有发生。这期间虽然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但是地区冲突与地缘政治纷争却愈演愈烈。这种激烈而又复杂的关系与曾经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各个文明间的竞争与合作大概率将长期持续，并且可能随时演变成冲突。
从本质上看，地缘纠纷与现代世界体系的总体秩序是彼此矛盾的，醉心地缘政治的野心家们，多多少少会轻视、忽视乃至漠视现代世界体系的秩序问题。就像如今的美国政治博弈，盛行拉帮结派、搞政治利益小团体。我的学生曾跟我说：“现在是重读罗尔斯的好时机。”对此，我深感认同。在当代政治哲学和社会伦理领域，罗尔斯是当之无愧的大思想家，其观点对于重塑整个现代世界体系以及相应的规范性维度，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此方向上，中国伦理学界也有必要积极介入，切不可关起门来说话，因为在世界范围内适应多种文明之间的相互竞合，是我们必要的生存品质。
关于现代世界体系，有两点值得深思：一是对西方现代性的阶段性总结。西方现代性到底具有哪些特质？在当代出现了哪些问题？为什么我们对它总抱有既爱又恨的复杂心态？显然，这里面包括了我们对现代科技效率、观念变化与民主政治等的矛盾态度。二是对中国现代性的理解。如果我们承认西方现代性不是唯一的声音，而是众多可能性里的一种，那么其他类型的现代性将会给已有的西方现代性带来怎样的冲击？又存在哪些补充或改进空间？
现代性的话题虽然与伦理学没有直接关联，却能为我们当前的伦理学研究带来思考坐标。我主张，在探索伦理学问题时，哪怕是中国本土伦理学的知识构建，也必须带着一种世界维度的“互文性意识”。你得拥有两只眼睛，一只凝视着中国，另一只放眼世界，唯有这样才能看得清楚、透彻。相应地，双重视野也将成为两种尺度，交叉检验你所提出的每一个学术见解和理论主张。倘若你心中只有一把尺子，那么哪怕研究的对象再怎么带有特殊性，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偏颇。
为此，我较为认可一种积极的比较哲学视野——打量彼此的优点，而非计较他人的局限。事实上，与其一味盯着其他文明的短处不放，倒不如多花些精力去思考他们为何要执着于自己的传统？如果需要做出改进，那么从哪里切入会比较合适？这类建设性思考将把思维格调引领到新的高度。伦理学研究也是如此，我们不应囿于某一特定伦理学视角，而是要采取积极的相互学习态度，这才是推进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转型与创新的最有效入口。
面向未来的伦理学
“伦理知识”不同于“伦理学知识”，前者是一种价值导向的教化知识，后者更偏重认识论层面的意涵。我认为，就当代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构建而言，最大的挑战不是伦理知识（ethical knowledge），而是伦理学知识（knowledge in ethics）。因为伦理学中可教化的价值属性与日常生活的实用特征，很难简单地通过文字或话语加以传递，这极大地增加了构建伦理学的知识体系——学术意义上的知识体系——的难度。想把伦理知识重构成严格的、系统的、融贯的（coherent）自洽伦理学知识理论体系，无疑是一件颇具挑战之事。
如何回应这重挑战？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秉持开放精神。此处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开放精神：
第一种是语言层面的。我认为，伦理学不应只有一种母语，它可以说多种语言。构建当代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的真正内涵，并不是要坚持纯粹的汉语表达，而是说我们要在立足自身传统的同时去放眼世界，进而传递出中国声音与中国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伦理学知识既会说中国话，也可以翻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作为一个开放的、真正具有现代世界意义的中国伦理学研究，其语言应当是可译的、可转换的、能与其他语言沟通的。最近，赵汀阳教授与社会学家黄平、人类学家阿兰·乐比雄（Alain Le Pichon）以及语言学家廷卡·莱希曼（Tinka Reichmann）共同主编了《跨文化误解字典》，可以视为一种有效的实践尝试。这本字典虽然名为“误解字典”，但用意却是要“消除误解”，进而才有相互准确理解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价值规范性之构建也应对不同文化脉络与话语体系之间的勾连与张力保持敏感。
第二种是心态层面的。面对不断更新着的技术与环境（即所谓的“开放领域”），我们往往难以立刻找到构建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入口或方式。此时，开放心态便是必需品，因为只有不断地测试与检验，才能总结出一个兼具覆盖面和解释力的理论模型。这一点在应用伦理学上尤甚——应用伦理学始终将目光锚定于伦理学知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张力，在反复协调两者的过程中达成理论共识。如今，学者们积极地把脑科学、神经科学、田野调查和大数据等新方法论引入应用伦理学，这就意味着我们很有可能会发现一些在既定伦理学传统中尚未被发现的结论，抑或曾被忽视的要素。我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伦理学方法论应该会呈现出丰富化与多元化的趋势，不再像曾经那样用几个原则就能把一切义理道尽。对于伦理学来说，这将大有裨益。
不过在坚持开放精神的同时，我们也要明确：所有科学技术都是人类的创造物，其目的在于改善人类生活，因而只具有手段与工具意义。如果哪一天我们把作为手段与工具的科技当成了目的或主宰，那么人类就将沦为附庸，这便是“异化”现象的成因，是完全不可取的。所以无怪乎ChatGPT之父阿尔特曼（Sam Altman）会呼吁美国政府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监管，以减少AI带来的人类灭绝风险。新技术的伦理核心是始终捍卫人类、人道和人性的价值，这是第一位的。化用康德的理论，科技伦理要始终清楚人类与技术之间是目的—手段的关系。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一点不能有丝毫改变。
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强调了“伦理先行”的治理要求。“伦理先行”提醒我们，既要时刻提防先进技术沦为破坏性的、反人道的力量，也要不断思考怎样才能让技术始终成为建设性的、人性化的力量。新的科学技术需要做好新的伦理准备，新技术与新伦理一起同步发展，这也是一门面向未来的伦理学应有的姿态。
万俊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本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章含舟采访并改写
摘自：《齐鲁学刊》202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