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灵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人文学院副教授。

张   猛   通讯作者，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摘   要：中国成功开创了在当代国际环境下，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实践范例，有效填补了大国发展理论的空白。从国际经验看，人口严重过剩、增长过快、社会环境复杂等问题往往对经济发展弊大于利，众多发展中国家正面临人口爆炸的挑战，这已成为其发展的瓶颈。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不仅成功克服了人口规模巨大带来的不利影响，还充分发挥了其中蕴含的有利因素。在不同发展阶段，中国制定并实施了相应的政策，使庞大的人口转化为推动经济起飞的关键动力。正因如此，中国成为二战后所有大型发展中国家中唯一实现工业化并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以中国经验为参照，不仅有助于科学预判人口规模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未来可能面临的发展问题，指导其制定科学的经济发展策略，也有助于丰富自主知识体系，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国际意义。

关键词：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大国经济；自主知识体系

DOI：10.20231/j.cnki.xxyts.2025.11.012

基金项目：2023年度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面向在华留学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国际思政课程设计与教学研究”（2023GXSZ104）。

王凤灵，张   猛：《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探索》，《学习与探索》2025年第11期，第112-118页。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中，“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被置于首位，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显著的特点。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在《新发展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发展经济学唯有对问题特别复杂的大国进行重点研究，解释出大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找出解决的途径，才能使其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更富有普遍性和实用性。”近年来，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墨西哥等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各界对这些人口规模较大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前景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与预测。如美国知名投行高盛认为，印度或将在2075年之前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大幅缩小与中国经济的差距，其主要依据是印度人口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且印度人口结构更年轻、抚养比低。这种把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简单联系的观点并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甚至可能产生误导。经济增长是人口、制度、技术、资源等多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更要考虑历史条件，把握时代机遇，单一维度的人口数量“优势”不但无法直接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动能，反而可能成为发展的初始障碍。事实上，当前不少发展中国家正面临人口爆炸带来的资源压力、就业挑战等问题。当前全球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不可逆转，在此背景下，深入挖掘中国成功且完整的发展经验，将中国式现代化提炼升华为一般性理论，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经过实践检验的发展思路，同时完善自主知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已成为学界的重要使命。

一、人口大国的现代化进程

现代化是一个经济体从传统经济与社会形态向现代经济与文明转型的进程，总体呈现全球性趋势，但因诸多因素影响，各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各国现代化进程需要借鉴他国成功经验，也需要建立适合本国国情和适应外部环境的发展路径。对于中国而言，人口规模巨大是贯穿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重要因素，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背景与基本国情，这一特征不仅深刻塑造了中国现代化的推进节奏、战略选择与制度设计，更使其区别于世界历史上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实践，成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关键切入点。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口规模巨大往往意味着严峻的综合挑战和更为沉重的资源环境负担，拖拽着发展中国家难以跳出中低收入陷阱。

（一）人口规模视角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从时间维度上看，至近代以前中国人口数量占世界人口总量一直处于20%~37%。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和国际和平环境的建立，全球总人口迅速从1950年的25亿水平持续增长到今天的约80亿。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总人口达 14.1 亿，占全球总人口的 18% 左右，这一数字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约 12 亿人）。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超大规模人口基数上展开的系统性变革。发展机遇稍纵即逝，既要实现工业化，把传统农业大国转化为现代经济大国，又要解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其体量和复杂度在人类历史上无先例可循。仅从人口规模巨大的单一视角看现代化进程，中国成功把“过剩的人口”转化为“充沛的人才”是现代化顺利推进的内在动力和外在表现，并逐步优化人口结构和空间分布，最终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全方位发展。

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国情使得中国现代化的每一项政策制定都需要全局的精密平衡，其系统性难度和付出远超其他国家的努力和想象。以教育为例，当前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总数超过2.9亿人，涉及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与质量提升。每年千万数量级的高校毕业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更是压力，为此中国每年需要新增就业岗位超过1000万个，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全部劳动力规模。中国的教育事业必须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协同演进，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口文盲率超过80%，通过推行全民义务教育，到1978年中国文盲率降至20%，到20世纪末进一步降至6.7%。在此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接力开启了科教兴国战略，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庞大的人口基数通过教育转化为人力资本，为21世纪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奠定了人才基础。

从发展目标维度来看，中国的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资本主导的发展逻辑与社会制度的局限性，普遍经历了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但由于人口规模相对小，且在国际经济中具有优势地位和维持着一定的殖民历史遗产，可以通过建立丰厚的福利制度等方式缓解社会矛盾。而中国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国家，若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问题，其影响范围和破坏力将远超其他国家。这种危害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得以证实，必须避免出现“两极分化”“社会撕裂”等状况的发生。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将“共同富裕”作为重要目标，通过实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收入分配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努力让14亿多人口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尤其是中国实现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这些成就的取得正是基于对人口规模巨大国情的深刻把握，以及对新发展理念的坚定践行。

（二）发展中人口大国现代化困境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22》，到本世纪中叶，世界总人口将增加约20亿，新增人口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人口过亿的国家将增至17个，大部分也是发展中国家。沉重的人口负担是发展中大国的魔咒。人口增长不断吞噬发展成果，激化资源短缺，加重社会负担，使发展难以推进。而人口结构的不均衡进一步放大了短缺的影响，导致政治与社会不稳定，最终扼杀可能的经济增长。

尼日利亚是一个典型例子，人口失控将一个刚迈入中等收入门槛的国家重新拉回贫困线。尼日利亚作为非洲人口第一大国，其现代化面临的核心挑战是人口高速增长。尼日利亚GDP增速处于正常区间，新冠疫情后年均经济增长速度约3%，而尼日利亚总和生育率达5.3，每年新增人口超500万，人口增长速度远超经济增长速度，人均GDP从2014年的2200美元降至2022年的1150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落回低收入国家，疟疾、霍乱等传染病发病率居全球首位，贫困人口占比达40%，人均预期寿命仅55岁。未来的挑战更加艰巨，尼日利亚2023年人口2.25亿，预计2050年将超4亿，社会支持体系难以满足高速增长的人口，现代化进程举步维艰。

巴西国土幅员辽阔，人口超过2.13亿，综合发展条件优异，但难以为大规模人口提供均衡的保障和发展机会，贫富分化和畸形城市化问题让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2022年巴西基尼系数达0.64，居全球主要经济体前列，东南部大城市贫民窟人口超1500万，这些区域缺乏基本的教育、医疗资源——贫民窟儿童辍学率达45%，婴儿死亡率是城市富人区的5倍。这种社会分裂源于巴西“土地集中制”（1%的人口拥有45%的土地）与“城市化无序化”（1960—2020年城市化率从44%飙升至87%，但缺乏配套公共服务），导致庞大人口无法形成统一的消费市场与发展合力，2010—2022年巴西GDP年均增速仅0.8%，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突破。此外，巴西虽然国土辽阔，但人口空间分布与资源开发失衡，以及由此引发的生态与社会矛盾。巴西75%的人口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如圣保罗、里约热内卢），而亚马逊雨林所在的北部地区人口仅占7%，这种“集聚过度”与“开发不足”并存的格局，导致沿海发达地区面临严重的资源短缺。

中国与印度将长期是全球仅有的两个人口超 10 亿大国，且印度已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以中国为参照预测印度未来，俨然成为国际学界热门议题。一些西方学者和机构强调印度可复制中国发展，其逻辑本身暗含了对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制度优势、治理智慧与发展经验的弱化。事实是印度在超大规模人口背景下尚未形成有效发展路径，恰恰反向印证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创新性与优越性，中国经验具备重要研究与借鉴价值。2023年印度人口已达14.38亿，其现代化发展被人口因素严重掣肘。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在于经济结构转型、人力资本积累与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协同推进，而印度因人口规模过于庞大，难以转化为发展动能，反而因人口结构失衡、素质滞后与分布不均，陷入现代化推进的多重困境。从劳动力转化效率看，印度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虽处于上升期，但劳动参与率长期低迷，2021年仅为51%，其中女性劳动参与率不足25%，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长期的文化影响，这个数字很难在短期内得以实质性提升，造成大量潜在劳动力闲置，使人口红利窗口沦为人口负担的叠加，基本社会福利与教育成本分散了本就有限的资本投入。2020年印度20~39岁青壮年受过初中教育比例仅61%，相当于中国1993年水平，接受过初中教育的青壮年数量比中国少1亿余人。低素质劳动力难以适配现代化产业需求，陷入“低教育—低产出—低质量发展”陷阱。此外，印度社会内部矛盾错综复杂，民族、宗教、种姓、性别、贫民窟及治安等问题相互交织。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分割，使从国家上层建筑到企业内部管理都充满分歧，干扰了现代化建设的有序推进。尽管印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大力提倡控制人口无序增长，但受多方面复杂因素影响，相关措施未能产生实际效果。

二、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学家从西方国家的视角对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出了深入的研究，但对处于转型阶段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杨格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的观点，认为市场规模的扩大能够推动分工向更广泛、更深入的方向发展，进而促进效率的提升和创新的应用。罗莎·卢森堡指出，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中两大部类协同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是市场规模和潜力足够大。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李斯特一生倡导德国统一，建立关税同盟，借助市场规模提升竞争力。国际经济等学科也对大国小国作出简单的区分，认为大国具备的内源性优势是小国难以获得的。对于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应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人口规模对经济发展的独特影响。

（一）人口规模巨大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有利影响

首先，潜在市场规模能为经济起飞阶段提供初始的需求支撑。尚未实现发展的人口大国，虽短期内难以形成有效需求，但为经济起飞提供了“潜在市场基础”，这是小国难以具备的优势。欧阳峣发现，消费潜力具有激活国内产业发展和吸引外资的双重作用。国内市场方面，可形成“需求驱动的产业扩张”，以中国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0年）为例，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收入提升带动消费品需求扩张，推动轻纺、家电等产业快速发展，1980—1990年间，轻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5%，人口规模带来的潜在市场转化为产业发展的直接动力；对外投资方面，人口规模带来的市场潜力更易吸引外部投资，中国凭借超过10亿的人口规模，成为外资流入的重要目的地，带来资本、技术与管理经验，为产业升级奠定基础。这种“人口规模→市场潜力→外资流入→产业发展”的传导路径，成为大国经济起飞的初始路径。

其次，劳动力成本优势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竞争力。处于发展阶段的人口大国劳动力供给充裕，可以长期维持“低成本劳动力优势”。此类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具备比较优势。此外，从产业升级路径看，劳动力成本优势可帮助发展中大国获得外汇资本积累。付元海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1978—2000年），依托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发展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累计实现贸易顺差超过1万亿美元，为后续的技术引进、人才国际交流与产业升级提供了外汇支持。这种“人口规模→劳动力成本优势→出口增长→外汇积累”的路径，也是大国突破资本约束的重要选择。

最后，巨大的人力资本积累潜力是人才储备的基础。尽管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往往也伴随人力资本质量低下的问题，但庞大的人口基数意味着积累的潜在空间同样巨大。通过分阶段推进教育普及并完善培训体系，能够将人口规模逐步转化为支撑长期发展的人才储备。从创新潜力看，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在创新人才数量上也可以形成优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即便高等教育入学率较低，但每年仍能培养出可观数量的人才，支撑部分相关产业形成国际竞争力。这一点在印度的软件、制药和现代服务等快速发展的产业领域表现得尤为显著。

（二）人口规模巨大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不利影响

首先，人口大国资源供需矛盾尖锐，生存性约束常转化为发展瓶颈，处理不当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削弱增长的势头。很多发展中人口大国经济基础仍以传统产业为主，人均占有的资源禀赋相对有限，人口失控在经济转型中将直接加剧生存性资源的短缺。“人多地少”带来的粮食供给压力直接制约现代化进程，甚至引发周期性粮食危机。从发展性资源视角看，人口规模巨大易导致“资源过度开采与利用低效并存”的局面，人口压力迫使内部资源被快速且低效地消耗，限制未来可持续的发展。例如，巴西在20世纪70年代人口规模突破1亿，为满足工业化初期的资源需求，大规模砍伐亚马逊雨林，导致生态环境退化，而资源开发收益却因技术落后难以积累，人口规模带来的资源约束最终转化为经济发展的长期瓶颈。

其次，劳动力过剩与人力资本闲置并存形成双重压力。发展中人口大国往往具有劳动力供给过剩与人力资本质量低下的双重问题。人口规模带来的劳动力总量优势，因教育体系滞后、职业培训缺失，难以转化为有效人力资本。而传统农业与初级加工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人口规模巨大易导致结构性的潜在失业。人们不愿意增加教育投入往往是因为产业承载能力不足，不能创造出高质量的就业，那么教育的投资将无法在短期内得到回报，陷入两难困境。

最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发展能力受限。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相对有限，人口规模巨大将对公共服务体系形成超负荷压力。此类国家不得不将有限的财政收入优先用于满足人口的基本生存需求（如食物、医疗等），而难以在高等教育、基础设施等长期发展领域充分投入。还有一些国家，由于一些系统性问题，政府出于各种原因实施超前福利政策，但现有的财政条件无法长期支撑，经济与社会环境总是出现周期性震荡。发展中国家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被福利支出占用，导致基础设施覆盖率低、质量差，经济潜力难以发挥，这一问题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存在。

（三）发展中人口大国的深层次问题

健康的经济发展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但在发展中国家，很多经济要素还被市场之外的因素所束缚，经济发展的过程需要不断冲破各种社会利益群体、陈旧的价值观和国际限制，同时又要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形成新的垄断、消极的价值观、严重的两极分化，甚至失去经济主权。例如，印度在2020年公布实施新的《农业改革法案》后，引发了大规模的农场主抗议活动，他们从四面八方涌向首都新德里，与政府进行了至少 11 轮谈判，但均无结果，最终政府不得不宣布改革流产。这个案例说明，当“低垂的发展果实”被摘完后，人口大国要想进一步发展，就必须直面深层次的利益矛盾。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往往伴随巨大的阻力，且原有体系被瓦解，也未必就能实现既定的目标，也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中，这种转型中断的例子并不少见。

从全球视角看，发展中大国的社会利益结构更加复杂，甚至碎片化。这使得其难以凝聚形成合力，反而容易形成复杂的阻力。围绕种族、宗教等狭隘身份认同的矛盾，进一步撕裂并放大了社会矛盾，导致不同群体之间内耗不断，政治基础和稳定性被削弱。同时，由于转型周期长，许多发展中大国引入西式选举制度后，频繁的政府更替和相互否定，使得长期发展战略无法持续推进。此外，很多发展中国家通过谈判获得了独立地位，但不能完全掌握经济主权，政府往往缺乏与大国匹配的资源去推动发展。最后，复杂的舆论环境和缺乏科学统一的道路认同，导致民心涣散，进一步加大了发展的阻力。

三、中国的实践探索与发展理论

马克思曾说，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但这不意味着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存在对应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记录了19世纪欧洲工业化进程中，把过剩人口转移到海外殖民地的详细数据。巨大的人口规模意味着发展的惯性也巨大。对于起飞的经济体来说，规模带来超稳定优势，形成的发展态势难以被外部势力干扰和阻拦。而对于发展停滞的经济体，规模意味着现状难以改变，改革无从下手。中国应对人口规模巨大这一国情的经验和理论是中国智慧的集中体现。

（一）发挥人口规模的力量突破发展瓶颈

一般认为劳动力数量大和价格低是人口大国的比较优势，但除了中国之外的大型发展中国家虽然也拥有劳动力资源优势，却无一能建立结构完整的工业体系，说明这个逻辑并不完整。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规律解释，问题就在于低成本战略难以形成自主的资本积累，反而导致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仅劳动力价格低，土地、资源等要素价格也极低，虽然能吸引外资流入，但利润也被让渡给外资，而本国获得的回报仅能维持资本循环的简单再生产，无法实现资本积累的扩大再生产，最终结果是无法克服本土资本极度稀缺的根本问题。这种模式下，看似经济繁荣起来了，但只要外资撤离，本土经济体系必然遭受重创且难以恢复。1997年的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初步工业化的“四小虎”国家的冲击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例证。因此，没有原始资本的积累，就无法实现真正意义的自主工业化、产业升级和经济起飞。

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也出现了外资突然撤离的情况，中国解决工业化原始积累的破解方法在于善于发动群众，利用规模庞大的人口补偿资本不足的问题，实现的是全民所有制的原始积累。温铁军对新中国开展的工业化进行了深刻的解释，即通过大规模劳动力的集中投入，成功替代了极度稀缺的资本，从而完成了工业化需要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大规模基建项目又反向拉动了大型设备生产，形成了内源性的资本原始积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在50年代末苏联资本和专家全面撤离后，发动广大党员、群众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建成了中国自主工业体系的基础，这是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过的尝试，因为过程极为艰苦，所以也是难以复制的道路。通过大规模人力投入实现资本积累，不仅建成大规模基础设施，也为农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30年（1949—1979）间，中国人口增加了80%，随着水利设施建设、良种培育、化肥农药生产能力的提升，粮食年产量增长近200%。在工业化推进的同时，呈现出粮食与人口双增长，且粮食增速大于人口增速的局面，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

（二）改革开放激活人口活力

改革开放率先在农村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发展格局也发生了重大调整，增长极从东北转向沿海地区，“融入国际大循环”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发展格局，中国“人多地少”的局面没有变化，但土地承包制度让农民获得了小块土地资产的使用权（包括农业用地和宅基地），基本生活得以保障，富余劳动力可以灵活流动到沿海地区，从事临时性务工，以补充家庭收入。因此，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结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性质上有本质差别，中国的农民在家乡几乎都有土地和住宅等生存资产，社会可以减少前文论述过的生存性社会投入对财政的压力，在发展机遇期，优先保证了经济起飞阶段对资本更为集中的使用。而且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具有巨大的韧性优势——经济扩张期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建设者，而经济发生波动，农民可以动态调整打工和种田的时间分配，不会出现失业和社会问题的激化，既为发展带来成本优势，也为经济带来动态稳定性，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

同时，政府大力推进教育事业发展，控制人口规模，提升人口素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创造就业作为一项重要的政府工作任务，有序推进城镇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率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稳定提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0%增加到如今的66%以上。正是由于这种经济社会有序协调发展，中国没有出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规模庞大的城市贫民窟和荒废的本土农业，中国城市化与现代产业发展进程相一致，同时让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促进了大国优势的发挥，对冲了东部产能过剩与中西部欠发达两大矛盾。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动态调整人口的空间分布，增强二元结构的内在流动性，促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阶段性经验。

（三）从人口红利转型为人才红利

正如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所说，全球人工智能人才中约50%在中国，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转为人才红利。进入新时代，中国更有条件发挥人口大国的优势。在“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指导下，中国实施了精准扶贫，史无前例地在农村消除了绝对贫困。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居民收入的提升，带动国内市场繁荣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体现了对大国优势的深刻认识与把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条件是巨大的人口规模和不断增强的消费能力，这不仅有利于内需驱动型增长，也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

当前，中国人均GDP已经接近世界银行设定的高收入门槛。尽管中国人口结构仍处于有利于发展的水平，但与其他进入现代化阶段的经济体一样，中国的人口生育率正快速下降，少子化、老龄化趋势日益显著。从客观上看，虽然中国人口规模相对于国土与资源仍是充裕的，且中长期仍是人口大国，但必须警惕人口出现不稳定，甚至断崖式下降，这将对中国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中国的人口条件和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阐明了新阶段人口发展战略，提出了系统性的应对方法。支持体系主要体现在对生育养育的激励、扶持和帮助。系统性的举措聚焦于为人民群众在生育养育的关键节点提供充分的支撑，从而让人民群众生得起、养得来。针对老龄化社会，服务体系则是让人民群众老有所养、老有所为、安享晚年。把握全会精神在于理解其改革的系统性。提升生育率的主力在中青年，尤其是青年，如何破解青年的就业和发展，为青年人提供更友好的发展平台也是提升社会生育水平的社会经济基础所在。很多发达国家的生育刺激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比中国更为优越和完备，但依然难以改变少子化的局面。这说明，稳定并促进人口健康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要从更系统、更长远的视角应对生育率过快下降，这需要理论界与实务界协同探索，共同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四、结   论

中国共产党准确地把握了人口发展节奏，充分调动庞大规模的人口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成功地把人口过剩的发展障碍转变为不同阶段的人口红利、人才红利，从而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中国在经历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升级的同时，人口也实现了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提出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的重要战略，充分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从全球视野看，人口问题仍是未来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面对快速变化的发展环境，我们急需构建新时代的人口发展理论。这不仅是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中国所必须承担的责任，也是中国学界不断丰富和完善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方向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