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纪以来，中国翻译理论围绕“何为译”“译为何”与“译何为”三大论题，整合并重构自主知识体系，勾勒其未来发展路径。在宏观层面，以“翻译之本”“翻译之道”与“翻译之用”构建翻译的本体论、方法论与认识论。在中观层面，以“文”“人”“间”贯通翻译的宏观与微观研究。在微观层面，结合具体理论阐释翻译的“文”“人”“间”与“翻译之本”“翻译之道”以及“翻译之用”的互动关系。在中国翻译理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过程中，还应关注翻译知识的地域性与世界性的融合、翻译理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以及实现“本”“道”“用”的融通等问题，为世界翻译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关键词：中国翻译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翻译之本；翻译之道；翻译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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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燕,胡安江.21世纪中国翻译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整合与重构[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33(11):99-106+148.

引  言

21世纪以来，随着理论焦虑和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意识的加强，中国翻译学界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本土理论构建热潮。据方梦之统计，中国新创翻译理论多达60余种，这无疑是中国翻译理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宝贵尝试，为提升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综合而论，理论构建热潮背后还存在着各种问题与不足。那么，中国翻译理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呈现怎样的特征和轨迹？这种构建特征和发展轨迹有怎样的误区和不足？本文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研究，认为中国翻译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呈现出始于“翻译之本”，兴于“翻译之道”，归于“翻译之用”的发展轨迹。“翻译之本”以“文之本”“人之本”“间之本”为核心，探究翻译客体、翻译主体，以及翻译主客体之间的多元互动关系。“翻译之道”关注“文之道”“人之道”与“间之道”，以中国哲学的“道”“法”“术”“器”“势”为微观方法体系，强调翻译研究需要顺应国家、世界发展大势，遵循翻译的基本规律，依据适当的翻译原则，借助科学的研究工具，结合具体研究领域解决翻译问题。“翻译之用”以“形下之用”与“形上之用”构建。“形下之用”体现为翻译的“文之用”“人之用”与“间之用”；“形上之用”以“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经世致用”阐释翻译的目的、翻译对人的认识与境界的提升作用，以及翻译的终极价值之所在。此种构建突显了中国翻译理论重哲学观照、重整体思考、重人文关怀的理论特征，也暴露出一些局限与缺憾。如，理性的科学分析较少，微观研究不足，理论特色不明，中西融合不够，理论传播不广等。基于此，本文尝试勾勒中国翻译理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未来路径，提出注重翻译知识的地域性与世界性的结合、翻译理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实现“本”“道”“用”的融会贯通等优化方案。

一、翻译之本

中国哲学所言之“本体”是对“人之体”“天地万物之体”“人与天地万物之体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与讨论，既突显人的重要性，亦强调人与其所依赖的天地万物之关系的重要意义。“本”“是传统译论的中心概念”，中国翻译理论所言之“本体”是基于对翻译生发之原点、本源与源起，对翻译本质的探讨，蕴含丰富的先秦哲学、魏晋南北朝哲学以及宋明理学思想。如元本论、象本论、意本论、和合论、体用论、生本论、心本论、性本论、气本论等。21世纪的中国翻译理论始终围绕着译者以及翻译研究者、语言—文化—知识，以及二者之间的多元互动关系展开研究，体现出“文之本”“人之本”“间之本”三大发展轨迹。

“文之本”关注语言、文化、知识之于翻译研究的本体性，此三者皆以文本的形式呈现，即“以文为本”。如“文章翻译学”认为“一切文章都要讲文采”，关注作为翻译客体的汉语原文或汉语译文所独具之“气”，即音节字句，或者说是音节和意义的配合协调，提倡立足汉语和中国文化本位，通过翻译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知识翻译学”认为“知识既是翻译的所有存在，又是翻译存在的目的”，将翻译定义为“跨语言的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反映了翻译的知识本质。而“知识联结是翻译的内在特性”“知识转移是翻译的本质”的相关论述也进一步证明跨语言加工、重构和再传播中的知识是翻译的本体之一。翻译的知识本体性还在于，翻译不仅是地方性知识与世界性知识、古代知识与现代知识、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间的存在与互动方式，更是知识传播与生产的重要方式。此外，“生态翻译学”将“文本生命”作为其“三生”主题之一，亦是翻译文本论的有力证明。

“人之本”关注译者以及翻译研究者的本体性，即“以人为本”。以往的译者研究虽有探讨译者主体性、译者行为、译者行动网路、译者心理、译者认知等方面的内容，但是“翻译理论在人的本体论地位方面是匮乏的”。以人为本的翻译研究关注译者的“心”与“行”，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心本论”与“知行观”。翻译“心本论”，如“心源说”认为译论建构的基点在于“心”，“翻译之‘本’乃‘人心之所在’”，而“人本之于心”是翻译作为人类跨文化交流从“固本”到“强本”到“归本”的真理追求。翻译“人本论”强调“知”与“行”对于翻译行为主体研究的重要意义。“知”有知识、认知、知道之意；“行”有行为、行动、德行之意。“知”与“行”涉及译者的知识、认知与良知，行动、行为与德行。“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融翻译学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和社会学中广义的译者行为研究于一体，“增加了人维度的译者行为研究，有着更充分的解释力”，形成了新型的“以人为本”的翻译批评研究范式。“文章翻译学”将“文品”与“人品”并重，强调“为人先于为文”“为人先于为译”，译者要发挥主动性，以“用心”“用功”的态度对待翻译。“生态翻译学”将翻译适应选择、译者中心、译者责任等纳入“译者生存”的考查范畴，关注作为译者的人与翻译生态环境、文本生命，乃至生态翻译文化的共生问题。上述理论均体现出对译者的“看见”与重视，突显了中国翻译理论的人本主义思想。

“间之本”将翻译主体之间、翻译客体之间、翻译主客体之间的一切性质、状态、联系与变化的“间性”关系视为翻译研究的本体。“间性”是指“那些非实体性质或因素的总称，用来指称存在、实体、语词及概念组成之内、之外和之间的时空、变化（过程）、关系等非实体因素、性质和作用的总和”。“间性思维和由此发展出来的间性论模式，是中国思想不同于西方传统本体论模式的主要特征：中国哲学就是以间性研究或间性论（interalogy）为基础的哲学”。蔡新乐提倡“将中华文化中有关‘间’的思想，运用到解释翻译的存在状态及其基本意义指向的探讨上来”，认为“翻译是两个主体、两种语言或文化的‘间状态’，也是它最基本的形式”，其本质上是本体论问题。谢天振亦提倡“翻译本体除了文本、人本，更当有‘间’的本性，不是‘惟语言’观或‘惟文化’观而是体现着中国哲学的一种兼容思想和间性品格”。间性论是对翻译主体与语言、文化等多元关系的探讨，是对翻译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深入拓展，由此衍生出了“元翻译学”“和合翻译学”“生态翻译学”“体认翻译学”等理论。“元翻译学”是在“元科学”作为一种对科学自身的反思而被广泛接受的背景下产生的。吕俊、侯向群指出元翻译学“关心翻译这种社会现象的本质、特征、结构、功能和发展规律这些最基本的问题”；蔡新乐认为“元翻译”是“翻译的根本”，是“一种根本性的、与人本质相关的重大问题”，强调人及其精神的存在之于翻译本体论的重要意义。辜正坤认为“元翻译学”包括宏观的翻译理论、翻译批评和应用翻译，以及微观的语言文字之转换现象，包括译者、文本、译者与文本之间的交流互动。“和合翻译学”关注翻译的本体、伦理、认识论、审美和文化生态问题，注重和谐与多元、过程与创生，彰显了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谐共生的生态观以及兼蓄包容的“间性”特质。“生态翻译学”构建了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三位一体”的生态范式，即“文本—译者—译境”的“三生统一体”，突显了中国翻译研究集“文—人—境”于一体的“间性”特色。“体认翻译学”以中国的体认哲学审视翻译认知过程，将翻译看作是一种将译者的“体验”与“认知”结合的多重体认活动，强调翻译“体用”关系之本体性的同时，亦强调“认知”的重要性，赋予了翻译认知活动“间性”意义。

综上，“文”“人”“间”构成了中国翻译理论本体论的核心概念，但是体系构建中也存在形式零散、体系缺乏，内涵复杂、阐释不够，主题不明，发展不均等不足。这要求翻译研究者们在回应上述关切的同时，也要将现代知识内容纳入“翻译之本”研究，如，将“多模态文本”等数智化文本纳入文本论的范畴；对比以IT为主体和以人为主体的翻译研究，关注翻译理论的“人本性”与“人文性”；加强融翻译活动、翻译过程、翻译认知与翻译心理于一体的翻译复杂性研究，拓展翻译“间性论”的新内容；等等。

二、翻译之道

“道”在中国哲学中有三层含义，形而下的“道”指“道路”，形而中之“道”指“规律”，形而上之“道”指“神理”。形而上的“道”是宏观的“大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与主宰者。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等无不由“大道”所化生，如《太平经》所说，“道”是“万物之元首，不可得名者。六极之中，无道不能变化。元气行道，以生万物，天地大小，无不由道而生也”。形而中的“道”是中观的，是关于“文”“人”“间”的一般性方法论，体现为“文之道”“人之道”与“间之道”。微观且形而下的“道”，指具体的道路、方法与路径，体现为由中国先秦道家和法家的哲学思想精华汇聚而成的“道”“法”“术”“器”“势”方法论体系。老子提出“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庄子将“道”发展为“道术”之说；《管子》发展了“法源于道”的思想，韩非提倡“抱法处势而用术”，并整合了“道法术器势”体系：“道以明向，法以立本，术以立策，器以成事，势以立人”。“道”是根本性规律；“法”是一般性原则；“术”是具体的实践方法；“器”指工具或手段；“势”即当前的客观条件和形势。

“翻译之道”以中国哲学言说翻译研究的规律、方法与策略，亦有宏、中、微三分。张佩瑶将“道”解释为“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的本原、规律，既是物质的也是非物质的，既可见又不可见，是不可言说的”。宏观的翻译之道是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与生俱来”的互动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翻译对文化可以发生的重大影响。中观的“翻译之道”围绕“文”“人”“间”展开方法研究，即“文之道”“人之道”与“间之道”。“文之道”是以中国哲学研究翻译中的语言、文化与知识的方法论。如“文章翻译学”基于中国传统文章学以及做翻译与做文章之间的相似之处，提出以做文章的态度来做翻译，关注文体与文本，也关注语言的“音义互动律”，提炼出以“信达雅”为翻译之道，以“义体气”为翻译之术的翻译研究方法。“知识翻译学”强调语言、文化、知识与翻译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知识既是翻译的理论，又是翻译的方法”，“语言承载文化交织的知识，知识就是不同语言之间相互定位、相互阐释和相互影响之后的翻译实践”，翻译的知识属性使其能够“为所有学科提供理论和方法”。“人之道”是针对翻译之人的研究方法，它一方面关注“译者”，如“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以外部与内部相结合、人本与文本相结合、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译者行为，是注重翻译批评的全面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多维方法论。另一方面也关注“翻译研究者”，讨论翻译研究者所采用的原则、策略与方法等。如“师墨说”主张中国译学应学习墨家思想重理性、重知性、重逻辑的思维特点，重经验、重论证、重语言的哲学探讨，重功用的实践方法，以兼蓄包容的思想和精神构建中国译学，这对于中国文化内部多元文化观的建设，以及对外部世界的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建设都具有启示意义。“推手论”提倡在中国译学话语与西方互动时，采用“推手”路向，即“对立中有互动，互动中又保持对立”，为中国翻译理论与他者翻译理论的交流互动提供了良性法则，对中国翻译理论的对外传播具有参考价值。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所主张的“求真务实说”认为，翻译之道就是在“求真”和“务实”间的平衡，如此，既能“对传统的翻译实践进行比较客观合理的描写，也能够对当下和未来的翻译实践以合理的规约”。“间之道”是针对译事展开的方法研究，是关于翻译主体之间、翻译客体之间、翻译主客体之间的一切联系与变化关系的方法研究。如“泛翻译理论”是“与本体翻译理论或翻译现象相关的非本体翻译理论。很多时候是指翻译学与其他学科相关的交叉论述或跨学科论述”，其实质是对翻译的方法论探索。翻译研究“三分法”包括在翻译原理与翻译技巧之间引入翻译策略的译学本体三分法；在原策略与分策略之间引入总策略的翻译策略三分法；译学体系的“一体三环”建构等等。三分法脱离了传统翻译话语中“文”与“质”、“神”与“形”、“直译”与“意译”等内容的二元对立模式，以更客观、中正的态度，以更立体的视角看待语言、文化、知识的翻译与传播中所遇到的问题。

微观的翻译之道体现为具体的翻译方法论，可以用中国哲学的“道”“法”“术”“器”“势”体系概括。即，在解决翻译问题时，需审时度势、顺应国家与世界发展大势（势），遵循翻译基本规律（道），依据一定的翻译原则（法），借助科学的翻译研究工具（器），运用具体的翻译实践方法（术），以达到通过翻译研究与实践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世界的目的。如“变译理论”全面论述了“翻译方法论体系”，以及十多种具体的翻译变通手段，是翻译之“法”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应用翻译学”包含应用翻译文体研究、应用型翻译问题研究、各种理论针对翻译的应用性研究与应用翻译研究话语体系建设等内容，关注中国翻译应用与中国翻译学术理论的实践性，关注国家需求、科技进步、行业发展、人才培养，对中国译学发展具有指导意义，是翻译理论之“术”的代表。“知识翻译学”认为翻译是通过知识的科学实践以达到认识事物、认识世界之目的，其知识属性为所有学科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知识为翻译实践提供理论工具，翻译实践为知识加工与生产提供研究工具，知识与翻译互为工具、互为方法，成为翻译研究之重“器”。“国家翻译学”强调以国家作为翻译主体，即“国家把翻译上升为国家行为的实践活动，”将翻译研究与国家战略紧密结合，为翻译研究及学科发展提供了更高的平台与更广阔的空间，突显了国家作为翻译行为主体的现实需要与大“势”所趋。

中国翻译理论的方法论构建内容丰富，呈现出综合性特征，但仍存在理论的针对性不强、传达性与融通性不够、现代化研究方法与跨学科研究不足等问题。据此，在未来研究中需加强以下方面的建设：强化方法论对实践的引领，有针对性地解决具体翻译问题；注重理论的易达性与传播性，使用读者友好型的语言表述构建理论，以更有益于文化与知识的传播。最后，要加强对诸如IT翻译等数智翻译的方法论构建，推动翻译方法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三、翻译之用

人类认识之根本目的在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认识来源于实践，又对实践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体现为中国哲学的“致用”观。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认识不是最终的目的，认识是为了更好地生存”。“致用”体现为帮助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乃至创造世界的“形下之用”，即“翻译的现实功用”。“致用”不仅关乎语言、文化与知识之用，还关乎译者之用以及翻译对国家与社会之用，是为“文之用”“人之用”与“事之用”。我国古代时期的翻译研究“除了服务于宗教信仰的需要之外”，还体现出“崇礼尚德、教化国民的现实功用思想”；明清时期翻译研究反映出“科技兴邦”“宣传民主思想、救亡图存”的现实功用特点；新中国成立后对“翻译理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探讨”，以及21世纪以来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翻译学”议题的深入研究均是翻译“形下之用”的有力证明。另一方面，“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不是为了人对客观实际增加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智”。“致用”体现为帮助人类实现自我、超越自我的“形上之用”，关乎人的认识境界与人生境界的提升，而“翻译的境界可高可低。高，可以影响一国之文化。低，可以赢得一笔稿费”。“形上之用”始于翻译的“格物致知”之初衷与天然属性，成于译者对“知行合一”之境界的追求以及译者天职的实现，终于翻译理论与实践之“经世致用”价值的实现，是“文之用”“人之用”与“事之用”的终极追求，是学贵力行，行贵体悟，行而致知，知而促行，循序渐进，诚意正心，修齐治平的译者追求，也是培养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翻译人才的有效路径。

“格物致知”是指翻译要在躬行践履中寻求真理，获取知识。如“大易翻译学”从易理哲学出发探究翻译之学，将“体”“相”“用”贯通，形成对翻译研究的认识，阐释翻译本质、翻译标准、翻译原则、翻译策略、翻译审美、翻译伦理、翻译风格、翻译距离、翻译批评、翻译生态环境等一系列问题，是通过翻译的“格物”而“致知”的研究。

“知行合一”是翻译的认识境界层面，指翻译主体对翻译客体的认识与翻译目的、翻译行为、翻译活动、翻译实践，以及翻译旨趣等融为一体，达到主客合一、物我合一的超然之境。许钧倡导“建立翻译价值观……应该超越对翻译的实际之用的描述与分析，对翻译之‘用’进行价值的是非评判”。陈大亮构建了包含“译意、译味、译境”三个层次的“翻译境界论”。朱湘军认为“翻译研究的长进不在于它所提出的某些问题之一劳永逸的解决，而在于问题提法的改变和视角的转换所带来的境界之提升。随着这种境界的不断提升，新的问题得以呈现，新的理论得以发展”。杨镇源指出“境界作为较高维度的存在，却总是能够涵摄知识，为知识的发展创新带来根本性的动力……如果停留于知识的积累而忽视境界的升华，一个学科则必然会面临发展的瓶颈”。上述与翻译境界相关的论述将翻译从知识的积累与传播的量变过程提升到人的境界飞跃的质变层面，是超越了语言、文化与知识，对翻译所创造之境界世界的深刻认识，是翻译之人在认识层面的重生。翻译研究向境界世界的发展是翻译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

“经世致用”强调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现实价值，通过结合现实阐释典籍，研究并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推动国家治理、社会进步，形成真理性认识。如“玄翻译学”基于一切理论都是沿着“从高度哲学化到极具实用性”之轨迹持续发展（即理论的“一端越来越具体、实际，而另一端则越来越抽象、玄奥）的认识，提出“‘玄翻译学’就是翻译理论的一种哲学”。这一学说从认识层面探讨和研究翻译的本体理论与非本体理论及其相互关系，是超越元翻译理论和泛翻译理论的超越性理论，指向翻译理论的经世致用性。

由是观之，“文之用”“人之用”与“事之用”同构了翻译的“形下之用”，“格物致知”“知行合一”与“经世致用”共建了翻译的“形上之用”。由此，中国翻译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完成了从本体论到方法论，再到认识论的构建。需要注意的是，“翻译之用”的构建要避免形下构建与形上构建相互脱离。要关注翻译的知识性与认识性的统一；翻译之人的个人价值与翻译的社会价值的统一；译者精神与译者境界的统一。如此，翻译的理论之用与实践之用才能互参互证，有机统一。

结 语

21世纪中国翻译理论围绕“文”“人”“间”展开探讨，在“翻译之本”“翻译之道”“翻译之用”层面重构理论框架，彰显了中国哲学与文化特色。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翻译理论虽与西方翻译理论在生成机制与研究进路上大相径庭，但在思想与形式等方面具有“同构性”，翻译研究在中外理论的融通、共建方面大有可为：中国翻译理论的文本论、人本论、间本论可以与西方翻译的语言学派、文化学派，以及主体间性等理论互鉴；中国翻译理论的“道”“法”“术”“器”“势”方法论可与西方的翻译原则、翻译标准、翻译策略、翻译认知、权利话语等翻译方法论互证；中国翻译理论的“格物致知”“知行合一”与“经世致用”理念可以与西方翻译理论的目的论、认识论、价值论等互补。此外，在理论重构的过程中还需要关注翻译知识的地域性与世界性的融合、翻译理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实现“本”“道”“用”的融通等问题，在为中国翻译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依据的同时，也为世界翻译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刊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1期（第99-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