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特朗普主义（Trumpism）成为左右美国未来甚至整个世界前进方向的重大变数。如果说特朗普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还令人误以为是选举意外的话，其在2024年大选中获得超过半数选民支持而再次当选则意味着美国的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特朗普代表着美国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强大政治力量，其当选是具有历史风向标意义的美国大变局。同时，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超级大国，在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的背景下，美国与世界已经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美国的变化不是孤立的，而是折射着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方向，美国大变局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总问题的一部分。

无论从美国自身的角度而言，还是从美国与世界的关系角度而言，特朗普主义的崛起都是对美国研究知识体系的根本性挑战。长期以来，理解美国的知识体系一直被笼罩在“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浓厚影响之中，即美国和美国人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世界上其他地方无法实现的自由民主政体在美国实现了最佳的结合，没有滋生出专制独裁的制度传统，社会主义政党也不成气候，自由民主成为美国梦的灯塔。然而，特朗普主义的崛起，极大地冲击了精英群体的美国梦，自由派所憧憬的“政治正确”被特朗普主义无情践踏，狂热的个人崇拜和毫不掩饰的私人庇护网络开始在美国选举甚至美国政府内部蔓延，如同儿戏般退出国际制度与情绪释放式的问政风格，令全世界见证了一个令人咋舌又无可奈何的美国，形成了一场源自美国而波及整个世界的特朗普冲击波。

美国怎么了？世界会怎么样？如何评估特朗普冲击波的世界效应，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战略问题。迄今为止，美国立国以来为美国人所引以为傲的宪政民主制度体系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作为美国战略走向风向标的特朗普主义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变化无法用支撑“美国例外论”的制度主义理论框架来解释。尽管有的学者开始用美国与其他国家毫无差别的国家主义理论框架来解释这一现象，但从特朗普变化不定的政策和行为来看，国家主义理论也无法从根本上把握特朗普主义的内在逻辑，传统的政治结盟与再结盟论、府会竞争论、阶级斗争论等更是在解释力上捉襟见肘。因此，解释特朗普主义及其世界效应，需要另辟蹊径，确立新的分析框架，探寻与时俱进的美国研究知识体系。

基于上述理论和现实背景，本文从生态制度主义理论出发，突破长期以来理解美国的政治体系/国际体系的理论假定，突破“体系—环境”二分法的局限，从“存在—时间—空间”相结合的生态体系假定出发，剖析生态体系的时空方位变化与特朗普主义崛起的关系，从利益政治和身份政治相结合的生态位角度，考察特朗普主义所处的社会基础及其世界效应，从中发现特朗普主义的时代基础、理论逻辑和世界意义。

二、特朗普主义及其本质

近年来，特朗普主义成为美国研究中被反复提及的一个概念。最初，特朗普主义被视为一种竞选纲领的笼统说法，或者作为特朗普政府反全球化对外政策立场的话语叙事。特朗普于2017年宣誓就职美国总统后，随着其一系列保守主义内政和外交政策的出台，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特朗普主义界定为一种新的对外政策路线。该政策路线是一种以强调铁锈带优先和白人优先为主要内容的美国优先战略，呈现出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等特征。相比将特朗普主义标注为美国对外战略标签，更多的学者倾向于将特朗普主义视作美国社会的长期社会思潮和政治现象，即便特朗普不再担任总统，特朗普主义仍将长期存在。一些学者开始关注特朗普主义的哲学基础和社会基础。比如，张业亮将特朗普主义界定为另类右翼的崛起，这一哲学摈弃建制派保守主义，把白人种族—民族主义作为它的基本价值观。庞金友也认为，特朗普主义代表着一种与以往保守主义不同的新保守主义，实现了保守主义由“一切针对自由主义”向“一切为了美国利益”的重要转折，在根本上是所谓“后现代化陷阱”的产物。史泽华则明确将特朗普主义界定为右翼民粹主义，认为“特朗普主义”通常是指特朗普个人及其从众意识形态、政治风格、政治运动及政策行为的复合体，具有典型的右翼民粹主义属性。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强调特朗普主义有着深厚的经济基础，比如盛斌等认为特朗普主义具有右翼民粹、强人政治、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以及大政府等特点，是美国收入差距拉大、产业空心化、移民与恐怖主义威胁和反建制力量崛起的产物，是对经济全球化的威胁，但他们认为特朗普主义并不会撼动全球化的长期趋势。迄今为止，关于特朗普主义本质的研究，既有的解释仍然局限于将其理解为战略范畴和政策范畴，没有看到滋生特朗普主义所处生态体系变化的底层逻辑。

事实上，特朗普主义不仅是美国大变局的一个风向标，其本质上是世界之变、历史之变、时代之变的产物，标志着美国所处的时空方位步入了一个新时代，而特朗普主义就是美国在步入新的历史方位后由其特定生态位所产生的新美国形态，特朗普主义意味着一个新美国的诞生。根据“存在—时间—空间”相结合的生态体系概念，围绕“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哲学终极三问，理解特朗普主义的本质需要把握以下三点。

第一，特朗普主义的美国是右翼保守主义的反建制派主导的美国。美国史学家乔治·纳什（George Nash）认为，特朗普主义是从传统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中产生的“新的、更加愤怒的民粹主义”，在世界观上倡导反干涉、反全球化、限制移民和“美国优先”。将特朗普主义归结为美国历史上的杰克逊主义传统，认为其是一种挑战自由国际秩序的美国外交政策范式。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将特朗普主义界定为非民主的威权主义者（authoritarian）和复杂的“家长制”（patrimonial）的结合体，认为它不仅破坏自由民主制度，而且通过非正式的网络和私人关系来维持统治。显然，特朗普主义既为自由主义建制派所不容，也为保守主义建制派所排斥，是一种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势力中的另类右翼，是一种反建制主义的保守主义，其国家至上、白人至上、文明至上的主张与全球右翼高度契合，与其他国家的右翼保守主义建制派相互呼应，有着共同的社会基础。

第二，特朗普主义是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的产物。从美国主流媒体围绕“特朗普主义”的讨论来看，其通常将以“美国优先”为宗旨、以经济民族主义和外交单边主义为特征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政策统称为特朗普主义。吴玉山将特朗普主义概括为“霸权主义—重商主义—右翼民粹”的三维分析框架，认为该主义是部分里根共和主义（降低税收、减少政府管制、文化保守主义、移民强硬路线、外交“美国优先”等）和传统民粹主义（吸引美国弱势群体）的杂糅。事实上，理解特朗普主义，需要否定式定义，即从特朗普主义反对从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进步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一切理念和成就来理解。特朗普主义的崛起意味着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特朗普主义致力于抛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内嵌的自由主义”（Embeded Liberalism）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否定国际罗斯福新政，甚至美国的盟伴体系也被认为是不公正的，而是建立全球右翼保守主义主导世界的“黄金时代”。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首次外访演讲中严厉抨击了欧洲自由派，批判自由派的多边主义共识。斯蒂芬·班农（Steve Bannon）、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等一大批特朗普主义的拥趸更是强调“拆解行政国家”，支持各国民粹派联手对抗“全球主义者”和官僚机构的统治。所有这一切均表明，特朗普主义的崛起在世界范围内是一场时代之变、世界之变、历史之变，其根本目标是改变罗斯福新政以来的进步主义制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起来的“自由国际秩序”。

第三，特朗普主义致力于开创全球右翼保守主义联盟的黄金时代。尹继武将特朗普主义归结为特朗普的个性特征和政策偏好，运用政治心理学方法从特朗普的消极人格特质中识别其执政逻辑。事实上，特朗普主义并不是一个个性现象，而是一个历史现象，特朗普主义不仅是在批判一个旧世界，也是在建设一个新世界，即建设一个全球右翼保守主义主导美国和世界的新时代。《大西洋月刊》主编杰弗里·戈德堡（Jeffrey Goldberg）指出，特朗普主义是塑造美国实力和反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主义的结合体，即通过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西方同盟来维护美国的霸权。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hman）则把特朗普主义归结为经济和贸易至上、保守性的社会政策、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以及适当谨慎的海外干预的奇怪组合。从个性特质上来说，人们很难判断特朗普到底居于政治光谱的哪一端，但从内外政策来看，特朗普主义的确是在喊出很多美国民众内心想说的话，它是反建制派，但又是民粹主义的反建制派，致力于开创一个全球右翼保守主义的政策大联盟，而这一联盟不仅要对自由主义秩序发起一场所谓的“文化革命”，而且要建立一个右翼保守主义希望建立的新秩序。

总之，特朗普主义是世界大变局冲击下美国右翼保守主义崛起的产物，其本质上是右翼保守主义反建制派的政治代表，核心特征是坚持美国至上和白人至上的右翼保守主义核心理念，对内反建制，对外反体系，致力于构建一个不同于进步主义美国的右翼保守主义美国，构建一个不同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右翼保守主义世界秩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特朗普主义的崛起，反映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的生态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也反映了美国与世界关系的根本性变化。特朗普主义的兴起，不是一个特朗普个人的个体现象，而是一个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保守主义的社会群体现象；甚至也不只是一个美国政治现象，而是一个具有深远世界历史意义的大历史现象。

三、特朗普主义的大历史基础

既然特朗普主义是一个大历史现象，那么对特朗普主义的解释就必须确立正确的历史观和大历史观。所谓正确的历史观，就是坚持唯物史观，坚持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变化的视角理解美国变局的物质基础，从而把握特朗普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所谓大历史观，就是坚持不以道德论史，而是坚持以技术论史，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角度理解特朗普主义所处的时空方位，从而洞悉特朗普主义的时间逻辑和空间逻辑。从唯物史观和大历史观出发，理解美国需要确立利益政治与身份政治相结合的分析视角，从美国（存在）—时间—空间相结合的生态体系角度把握特朗普主义的大历史基础。

（一）利益政治视角：反建制主义对阵建制主义

长期以来，以对特定空间内的有限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为主要内容的利益政治一直是理解美国政治现象的一个主导理论框架，它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美国作为一个多元主义移民社会的生态特征。根据利益政治视角，美国政治本质上是多元利益集团之间复杂互动的联盟政治，体现了美国多元利益分化的社会特征。美国政治舞台上任何一种声音，任何一派势力，背后都体现着美国某一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其本质上是“两个轮流执政并以这种方式使资产阶级统治永存的旧政党的跷跷板游戏”，是利益集团利益分赃的“政治游戏”。从美国建国之日起，美国政治在本质上就是多元利益集团的政治，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达尔将其称为“多元主义共识”的民主政治。

然而，这一多元主义共识在20世纪中后期开始遭遇困境，尤其是随着进步主义的兴起和大政府的兴起，美国建制派的利益结构越来越巩固，多元主义开始滑入“多头政体”（Polyachy）的寡头政治困境，美国经济和社会也陷入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滞涨困境。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美国社会不平等程度上升和利益集团政治在公共资源分配中的加剧，美国出现了“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导致公民意识、政治过程扭曲，政治极化开始上升。尤其是越南战争和民权运动之后，自由主义面临困境，美国政治中的保守主义思潮开始抬头。从思想界的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发起的保守主义思想风暴开始，逐步蔓延到“里根主义”的保守主义政策，一直到冷战后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反复较量，形成了以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与以施特劳斯及其门徒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对峙的格局，两者之间的对峙也成为识别美国政治分野的一道基础分界线。冷战后，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对峙在其现实性上体现为民主党政府（包括克林顿、奥巴马、拜登）和共和党政府（老布什、小布什）在施政纲领和战略选择上的利益政治，核心是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建制派之间围绕不同国内利益和全球利益之间的角逐，而政治角逐的舞台一直是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权力政治和美联储、华尔街的资本政治。

然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批反建制的力量。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茶党运动，从街头抗议到府会角逐，右翼保守主义反建制派开始成为自由主义建制派和保守主义建制派之间的利益政治角逐中的“第三支力量”。从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针对奥巴马政府的《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 PPACA）和经济刺激计划，茶党运动开始在美国政治中升温，一大批茶党运动的政治人物先后进入国会。同时，一大批持白人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反移民立场和反女权主义的“另类右翼”（Alt-Right）在社交媒体上崭露头角，后来成为特朗普竞选的重要支持者。此外，以加文·麦金尼斯（Gavin McInnes）为代表的“骄傲男孩”组织以及“匿名者Q”(QAnon)运动、誓言守卫者组织等一大批右翼保守主义的反建制派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快速崛起，他们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全球化，在很多问题上持阴谋论和反建制的立场，在很多议题上对特朗普的政策持坚定支持态度，逐渐汇集成为左右美国政治的重要力量。

总体来看，作为从美国社会中产生的反建制力量，特朗普主义在政治上是复杂的，既包括批评自由派“政治正确”议题的立场保守者、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红脖子”选民、福音派保守主义者、铁锈地带失去工作的蓝领工人等社会文化右翼，也包括关注减税和监管松绑的富豪阶层和从硅谷走出来的“科技右翼”等。作为相对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建制派的“第三支力量”，特朗普主义的组成十分复杂，其在意识形态光谱中的定位非常多样，利益诉求也不完全一致。比如，蓝领工人和“铁锈带”选民寄望于通过贸易保护政策复苏制造业，富豪阶层则关注减税与监管松绑带来的资本红利。所有这些来路复杂的人之所以走到一起，是因为他们在利益政治层面均面临着来自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和华尔街的权贵建制派政治对手。他们在反建制的立场上是完全一致的，在支持特朗普政策的立场上也是大致相同的。因此，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分歧和斗争，正成为美国利益政治的一条主线，也成为特朗普主义的大历史基础之一。只要右翼保守主义的反建制派在美国政治舞台上一直存在，特朗普主义的社会基础就一直存在，而这些则决定了其影响力也将长期存在。

（二）身份政治视角：美国主义反对全球主义

利益政治并非美国政治的全部，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一直存在着不同移民群体错位发展的身份政治。身份政治是一种基于特定身份（比如种族、民族、宗教、性别、性倾向、社会背景、阶层和社会阶级）的政治。与利益政治聚焦特定空间中的利益分化并致力于解决社会资源的权威分配问题不同，身份政治聚焦时间上的身份层化，致力于解决价值资源的权威分配问题。在美国，最初的身份政治来自多元移民群体之间的争论，但一直为宪政共和体系所吸纳，并没有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美国身份政治的逻辑是寻求最大限度多样性前提下的最小一致性，即寻求美国身份的最大公约数。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一些受到主流压制的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逐渐从强调公民权利走向强调身份本身的所谓“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指控文化”（Call-out Culture）、“反觉醒运动”（Anti-Wokeness）等过度的政治正确争论之中。在此种强调身份的争论中，不同群体之间的身份边界越来越被巩固，美国以种族、族群、宗教、性别、性倾向等维度划分的不同群体在“政治正确”的名义下越来越突破了利益政治逻辑，呈现为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纵横捭阖的身份政治，美国身份政治的逻辑开始转变为不得挑战每一具体亚文化群体身份的最小公倍数逻辑，从原来多元主义（Pluralism）的共识政治走向了“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差异政治。

与利益政治的资源可交换性特征相比，身份政治的最大特征是身份的不可交换性。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发展，美国与世界的互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深入，国际事务和国内事务的界限趋向模糊，政治正确的身份政治越来越具有了多样性至上的身份内涵，差异政治成为最受关注的视角。原本被美苏冷战高压抑制的族群矛盾、教派隔阂、社会冲突和文化摩擦开始在经济全球化的激发下快速释放，且随着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普及越来越被呈现在信息平台上，基于价值相对主义的身份政治成为美国政治乃至全球政治的一道重要分界线。对于此种现象和趋势，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到“我们是谁”，从弗朗西斯·福山的“身份政治”到布莱恩·沙夫纳（Brian F. Schaffner）对美国身份政治两极分化的关注，关于美国身份政治的研究已从单一身份维度转向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分析，同时与数字媒体技术、全球化进程形成复杂的互动关系。关于美国身份政治的研究所普遍揭示的现象是，自由派对政治正确的强调、白人群体对身份政治的反感与宗教保守派对传统价值观的坚守正在越发形成共振，呈现出美国身份与亚文化群体身份之间对峙的格局，尤其是随着后物质主义的“静悄悄的革命”转型，逐渐改变着美国政治争论的边界线，美国身份政治的逻辑从追求不同群体的身份最大公约数转变为追求不同身份的最小公倍数。

自2016年以来，特朗普主义在身份政治上一直批评所谓的“政治正确”，反思美国身份政治的最小公倍数逻辑，认为亚文化群体的身份政治是一种威胁，讽刺“精神错乱”的主流媒体，甚至将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称为“对民主的威胁”。在前后两次执政期间，不管面对什么议题，特朗普总是倾向于采取非此即彼的鲜明立场，极力凸显自己与自由派的身份界限，即认为所有被质疑的问题和麻烦都是自由派造成的，所有的成绩都是自己的功劳，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与奥巴马政府、拜登政府持一种非此即彼的身份政治立场，甚至在话语和叙事上也采取了极尽讽刺、揶揄和嘲弄的口吻。尤其是在第二任期开始后，特朗普签署行政令着力清理拜登政府的环境、社会、治理（ESG）政策，特别是涉及种族、族裔、性别和性取向等方面个体差异的多样性、平等、包容（DEI）项目，均遭到了特朗普政府的清理。副总统万斯甚至将美国国内的保守议题提升到文明冲突的高度，预示着“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将更积极地介入身份政治的话语战。无论在总统大选期间，还是在选后公共治理上，特朗普主义强调的身份绝不是自由派强调的亚文化群体最小公倍数的“身份”，而是作为亚文化群体最大公约数的“美国身份”，甚至就是以“瓦斯普”（WASP）为核心的白人至上的右翼保守主义政治同盟。

特朗普主义的身份政治不仅体现在国内保守型议题上，而且体现在国际保守型外交议题上。与拜登政府强调“民主”与“威权”的所谓意识形态身份政治不同，特朗普在外交上的身份政治完全是以美国身份和非美国身份划线的，甚至美国的盟友也不能幸免。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特朗普主义针对其他国家的交易型外交逻辑交换的仅仅是具体的利益，但在身份区隔上从不松动，此种集民粹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反全球化主义于一体的偏执、狭隘与美国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一起，不仅颠覆了市场开放、自由竞争等基本的国际机制与规则，造成了国际秩序的紧张与倒退，而且也加剧了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分裂，激化了种族歧视，并屡屡挑战美国自身的民主与法治体制，令美国的政治极化趋势越来越严重，导致美国国内的自由民主政体和国际的“自由国际秩序”均面临严峻挑战。

基于利益政治和身份政治的综合研究，特朗普主义的大历史基础是它构成了罗斯福新政以来“进步主义联盟”的反对派，形成了一个覆盖“让美国再次伟大”选民（MAGA，社会保守派）、铁锈地带选民和蓝领工人、富豪阶层等在内的“美国优先联盟”，其显著特征便是基督教民族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联结与共鸣。这一社会联盟代表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相对稳固的美国利益政治格局和身份政治格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特朗普主义的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开启了一个右翼保守主义主导美国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的特征是美国至上、文明至上、白人至上，本质上是一种自白式的普遍主义。它的思想根源来自施特劳斯的新保守主义哲学，但又不同于共和党建制派的新保守主义。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在其就职演说中宣告“美国的黄金时代从现在开始！”这一所谓的“黄金时代”意味着一系列被称为特朗普主义的新政策纲领，这些政策纲领涵盖了推动重振制造业、放松管制、推动能源独立以确保经济复苏，推动严控非法移民、改革深层政府和施行右翼政策以重塑保守政治，推动对等贸易、强势外交、重建军队以实现美国优先，等等。不管特朗普是否继续连任，特朗普主义在今后都将会在美国内政外交中长期存在。特朗普主义的右翼保守主义政策只要付诸实施并取得积极进展，则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示范效应，有可能引发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右翼保守主义潮流，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四、特朗普主义的世界效应

从世界范围来看，“特朗普效应”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它是世界大变局总问题的一部分，表现为世界生态体系的自我重组。令人担忧的是，“特朗普效应”可能意味着全球右翼保守主义大联盟的建立。右翼保守主义正在全球范围内崛起，在未来有可能会形成一股世界政治浪潮。英国前首相丽兹·特拉斯（Liz Truss）一直是特朗普的拥趸，她认为英国也需要一个“特朗普式革命”，强调清理英国“未当选的官僚”和“深层政府”。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领导的英国改革党、法国国民联盟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波兰前总理马泰乌什·莫拉维茨基（Mateusz Morawiecki）、斯洛伐克新任民粹总理罗伯特·菲佐（Robert Fico）、北马其顿的右翼领导人赫里斯佳恩·米科斯基（Hristijan Mickoski）、意大利总理乔尔吉娅·梅洛尼（Giorgia Meloni）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德国选择党议会党团主席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Orban Viktor）、阿根廷的米莱（Javier Milei）、巴西的雅伊尔·伯索纳罗（Jair Bolsonaro）、印度人民党的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等都被理解为是保守派右翼的领导人。与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等新自由主义的领导者截然不同，特朗普主义及其拥趸的相关政策议程在右翼保守主义的立场上是内在契合的，其共享民粹、反建制、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一旦这些领导人在各国当选，就会形成右翼保守主义大合唱的世界效应。

目前，特朗普主义的右翼保守主义潮流已经产生了一定的世界效应。在一些右翼媒体主导的舆论场中，特朗普主义被塑造成美国右翼保守派的胜利和全球右翼保守主义的胜利，欧美部分国家、日韩的极右翼领袖纷纷亮相，与美国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相呼应，合力构建一种区别于冷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全新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保守派在欧洲政治中的影响力正在壮大”，他们不仅在本国取得胜利，更在跨国范围内形成协同，形成了对世界秩序的强大冲击力。特朗普主义代表的右翼保守主义通过输出“保守主义革命”式的政治纲领，从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秩序等多重维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建立的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致力于重塑世界版图和由西方主导的世界话语权。

（一）世界经济的失衡效应

自近代以来，世界经济是存在周期的。意大利社会学家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以全球经济中心的转移为标志，将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区分为四个周期：“热那亚周期”（15世纪~17世纪）、“荷兰周期”（16世纪末~18世纪）、“英国周期”（18世纪末~20世纪初）和“美国周期”（19世纪末至今）。每一个周期均以生产力发展及其商业扩张为起点，逐步扩散到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最终导致泡沫化和经济衰退，致使全球经济中心变迁。按照阿里吉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整个世界经济规模在快速膨胀的同时，也出现了世界经济的结构失衡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1979~2023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8.9%，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0%的平均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24.8%，居世界第1位。世界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变化不仅体现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更体现在发达经济体内部的不同社会群体之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其发布的研究报告《我们处于分裂之中：为什么收入差距持续上升？》中提出，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14个发达国家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平均上升了14%；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5年前后，9个国家的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持续上升。其中，美国最为严重，其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9持续上升至2023年的0.49。目前，美国财富前1%的群体掌握了全美32%的资产，超越了所有中产阶级财富的总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加速了世界经济的失衡和社会的不平等，而特朗普主义就是这一经济失衡和社会不平等背景下的政治产物。

经济全球化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经过30多年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美国经济在高度全球化的同时，也出现了脱实入虚的问题，美国日益从生产国转变为消费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福特制生产形态越来越被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供应链形态所取代，美国经济贡献率更多体现在金融领域和服务业领域，导致美国政府因税收向海外转移而债务高企和美国民众因制造业向海外转移而失业严重。与此同时，在低成本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以中国、巴西、印度、土耳其等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开始崛起，其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30%，美国在供应链上越来越依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是否因此而走出美国周期，美国霸权是否走向衰落，是决定世界经济未来的一个关键问题。

长期来看，低成本的经济全球化结束了，世界经济步入强调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而这意味着中低端市场的全球供应链将走向高成本的市场本土化供应链，而高端市场的供应链将走向高成本的科技全球化，且日益受到各国政府安全化的出口管制。从右翼保守主义的特朗普政府到自由进步主义的拜登政府，美国政府均越来越重视供应链安全问题，复苏制造业成为事关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议题，不同政府的区别仅仅在于采取“脱钩”政策还是“去风险”政策。在经济政策上，全球右翼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同，即从共同背离自由市场的正统理念转向民粹经济民族主义；强调本国产业保护和制造业回流，质疑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产业外流；强调维护本国国家安全，批评把主权让渡给国际组织的做法。比如，法国的玛丽娜·勒庞倡导“机智的保护主义”（intelligent protectionism），意大利乔尔吉娅·梅洛尼政府强调“意大利制造”，除美欧外，其他国家的右翼领导人也在推动贸易政策右转，主张加征关税，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提高贸易壁垒扶持本土企业。未来，在过去长期实行低成本经济全球化驱动下建立起来的全球供应链，极有可能分化为以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为导向的地区供应链集团。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特朗普主义所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很可能反映着一种世界潮流，其战略意图是维护世界经济的美国周期。无论是特朗普的关税策略，还是拜登的供应链策略，两者的区别仅仅是方法差异，其本质都是一致的，都将把世界经济推入一个零和博弈的时代。当然，全球供应链本质上是一个生态体系，它也是有韧性的，除了受制于各国政府的政策，也受制于资源优势、要素禀赋、发展条件等众多因素，特朗普主义举起的关税大棒仅仅是螳臂当车，无法达到让经济全球化断流的目的，经济全球化只不过改变了形态而已。

（二）地缘政治的回归效应

作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超级大国，美国战略走向的任何变动都会产生巨大的世界政治影响。特朗普主义是利益政治和身份政治交织的产物，其根源既来自美国国内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较量，也来自经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激荡，但两者在美国与世界关系上的立场是类似的，都是强调美国身份第一和美国利益至上。特朗普主义强调美国优先的战略将在客观上削弱美国的国际责任，导致包括联合国体系和盟友体系均遭到削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本被冷战结构和美国霸权压制下的地缘政治争端将复苏。一旦地区热点升温而特朗普政府又不采取积极的应对举措，地缘政治在世界范围内回归是大概率事件。

特朗普主义的地缘政治回归效应还来自特朗普本人高度不确定性的个人化问政风格。无论是国内事务还是国际事务，特朗普的问政风格是高度个人化的，他往往会突破已经确立的制度框架或者绕开专业的行政部门，通过社交媒体或者接受采访随意表达自己的政策立场，甚至带有很强的私人庇护网络（clientelism）的特征。即便是对于比如俄乌冲突、关税战等那些高度敏感的热点问题，特朗普的表态也是表现出相当随意的个人化风格，而且所有参与者都必须被特朗普认为是忠诚的私人扈从。美国战略走向的不确定性和朝令夕改的政策日程，必然会导致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竞争，地缘政治回归是大概率事件。

特朗普冲击导致的地缘政治升温会不会产生全局性的影响，会不会导致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变化，其决定性的因素来自地区大国。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来看，美国不愿意承担世界警察的角色，而这会激发一些地区大国的地缘政治野心，如果缺乏对应这些地区大国的地区制衡力量，则地区霸权很可能会崛起，在全球层面很可能是助力了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发展。展望未来，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很可能会出现五大地区板块，即美国领导的北美和拉美地区经济圈、中国引领的东亚经济圈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印度推动的南亚地区合作架构、俄罗斯着力塑造的欧亚经济联盟以及联合起来的欧洲经济圈。至于非洲地区和拉美地区，真正意义上的地区强国大概率不会出现，相关各国对地缘政治的影响力有限。未来一段时间，世界将会见证世界朝着多元化的趋势前进，五个地区政治经济板块之间的纵横捭阖，可能成为地缘政治的主线。然而，从全球影响力来看，世界也许会朝着中美两极化的方向发展，但从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社会思潮来看，更可能会呈现出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多元化的特征，而且在不同层次也会存在较大区别，两极多元多层可能是未来地缘政治经济的基本轮廓。

（三）国家安全的泛化效应

从罗斯福到奥巴马，进步主义以来的美国总统通常认为通过谈判减少全球贸易壁垒将使美国和世界更加富裕、更加安全，这构成了推动建立联合国体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思想基础。然而，特朗普主义则对这些观点始终持反对意见，特朗普更强调汉密尔顿主义的看法，即“一个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似乎与（其）制造业的繁荣有着实质性的联系”。因此，特朗普主义的“美国优先”政策强调通过采取关税战、推动供应链重组和投资限制、重塑国际经济规则等措施维护美国国家安全。显然，特朗普冲击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将大国竞争重点转向科技、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更多领域，通过滥用国家安全的名义启动大国政治的非传统外交杠杆。大量“长臂管辖”“筑墙设垒”“脱钩断链”等乱象出现，在世界范围内导致了国家安全泛化现象。无论是关税战，还是在各个领域中的极限施压，只要特朗普认为某种政策工具有助于实现其“美国优先”的政策目标，就毫无顾忌地将其作为大国博弈的外交杠杆，一些原本根本不被界定为国家安全的现象也越来越被安全化了，大大增加了不确定性。

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国家安全泛化必然会影响到全世界，引发大国竞争的震荡效应，进而波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2025年3月18日，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表示，自2014年以来，西方针对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的制裁有28595项。其中，美国是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数量最多的国家，达7384项，并带动了加拿大、瑞士、挪威、欧盟国家和冰岛、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等众多国家实施相关措施，这些制裁基本都产生了国家安全泛化的后果。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后，截至2024年12月3日，美国先后将2400多个中国实体与个人列入重点审查清单，进行技术封锁和供应链隔离，甚至频频采取“长臂管辖”和“脱钩断链”措施，以国家安全名义对中国各个领域的发展进行限制，对中国公民和法人进行盘查和滋扰，大大拓展了国家安全的边界。此外，特朗普政府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其他国家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强行禁止短视频社交平台TikTok（抖音国际版）提供服务并强制收购，禁止中国科学家参与中美航天科研活动，将一些中国高校列入“实体清单”，构陷中国留学生、取消留学签证等。所有这些举措，都在国际社会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恶化了国际安全环境。

特朗普主义造成的国家安全泛化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累积战争风险的作用，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会否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忧虑。近年来，在特朗普主义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加重视国家安全问题，直接导致国家之间合作越来越困难。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频繁，在世界范围内诱发了安全困境的冲突螺旋，世界各地越来越不稳定，导致战争风险的门槛降低。近年来，世界各地热点的不安定局势令国家安全的风险大大上升，世界越来越步入一个两面性、复杂性和不确定的动荡变革期之中。

（四）世界思潮的抗争效应

特朗普主义的兴起，对社会思潮和政治思潮的一个影响后果是刺激了反建制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的上升。在美国国内，特朗普主义激发了社会舆论中反精英、反建制的民粹情绪。建制派与反建制的辩论日益激烈，在美国大选、媒体舆论、智库辩论甚至大学校园等各个领域迅速蔓延，推动了美国政治极化趋势。尤其是特朗普第二次当选美国总统，特朗普主义的政策日程更加系统和完善，在国内发起清理华盛顿沼泽的运动，建立政府效率部，推动用企业家精神改造政府；在国际上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WHO）、《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HRC）等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涵盖了公共卫生、环境保护、文化教育、人权、经济合作等多个领域，进一步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反体系运动，突破了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共识，在国际思潮领域动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的反建制主义和反体系运动最初体现为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其中的一个突出的标志是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所代表的第三世界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形成了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强大力量，推动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然而，冷战后，这一反体系运动因第三世界影响力的下降而渐渐衰退。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融入现有国际体系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选择。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恐怖主义、政治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等越来越成为反体系运动的代表性力量。然而，所有这些反体系运动的抗争均处于国际体系的外围，未进入国际社会思潮的中心地带。主流国际政治和社会思潮对此类来自非国家行为体的反体系运动总体上持批判和否定态度，围绕此类议题开展的国际合作也存在普遍共识。

相比之下，特朗普主义的反建制思潮所引发的反体系运动来自世界舞台的中央地带，来自发达经济体内部，其所代表的“反建制”“反全球化”“文化战争”等抗争思潮对现有政治经济秩序产生着颠覆性的影响，而且已经在欧洲、亚洲、拉美、非洲等地开始产生外溢效应。特朗普本人鲜明的个人化反建制执政风格，对反体系运动的抗争倾向是一种很大的激励，特朗普本人顽拒选举结果、炮轰法院和媒体、“人治”色彩浓厚等类似的行为模式一旦在多个国家同时出现，就可能引发跨国范围的制度倒退，导致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一个“民选强人”的右翼保守主义联盟，将世界各国引向一个反建制主义的制度闭锁轨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未来如何，取决于特朗普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多大的冲击力。

（五）全球秩序的改造效应

特朗普主义所代表的右翼保守主义影响力不仅局限于美国国内，而且会波及整个全球秩序。在改造美国国内秩序方面，特朗普主义已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联盟，其所采取的一系列美国优先政策必然会引发新一轮构建美国的运动。在其成立的一百天内，政府效率部推动了大规模裁员、机构关停、合同削减及公共服务缩水等措施，取消或重组了包括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的研究项目，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教育部、中央情报局（CIA）和联邦调查局（FBI）等机构，裁减了多达32个部门的员工或预算，还关闭了一些美国驻外领事馆，中止了美国大学的多个研究项目并取消了数十亿美元的大学经费，削减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和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的资金，指示所有联邦机构终止对它们的直接或间接资助。毫无疑问，特朗普的政府再造运动必然会深刻影响国内政治运行，可能会引发两党激烈争斗和诉讼浪潮，甚至可能威胁国家安全。

在改造全球秩序方面，特朗普主义采取的退出国际组织、参与俄乌冲突调停、调整与盟友关系等举措势必会削弱美国传统上坚持的“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引发全球秩序陷入更加不确定性的处境。首先，特朗普政府所领导的右翼保守主义联盟正在绕开传统欧美国家主导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框架，联合国体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都会被动摇，战后美国建立的所谓“基于规则的体系”将面临侵蚀。特朗普主义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做法也必将导致全球气候治理遭遇倒退，包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世界贸易组织等在内的国际治理体系也可能因特朗普主义所引领的各国右翼政府的抵制而功能受限，各国更倾向于发展双边交易、地区合作而非推动多边主义和全球合作，而这将导致全球事务中强国各行其是、小国被边缘化的风险上升。其次，特朗普主义的交易型外交也会动摇欧美在国际事务上的统一立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的盟伴体系受到强有力的冲击。一个典型的案例是，特朗普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迫使乌克兰在不利条件下谈判的立场，已经令欧洲盟友产生担忧，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抨击欧洲“基本价值观”的演讲更是让欧洲受到震撼。特朗普政府在关税战上反复不一的立场表现，也令欧洲领导人很难在国际事务上与特朗普政府形成统一战线，各自国家利益仍将主导其立场。此外，特朗普高度不确定性的执政风格和出尔反尔的个人化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美国的软实力基础，其对价值观、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国际事务中的排斥态度更是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国际规则有效性的担忧，支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大厦的支柱已经呈现出崩塌的趋势。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发出了“国际秩序已经处于大麻烦之中”的忧虑。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时突然发难的做法，更是从根本上破坏了领导人对峰会外交的信任，令未来的大国合作和首脑外交更加艰难。在可预见的未来，特朗普主义将冲击全球秩序，但其是否会颠覆全球秩序还需继续观察。

总之，特朗普主义产生于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的生态体系，反过来它也产生了巨大的世界效应。特朗普主义在客观上起到了一个破坏旧秩序的作用，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来确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走向解体。然而，它能否建立一个右翼保守主义主导的新世界秩序，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战略问题。

结 语

形势正在发生变化。特朗普主义在美国的兴起，标志着美国和世界正在转向。美国怎么了？世界会怎么样？如何评估特朗普冲击波的世界效应，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战略问题。总体来看，特朗普主义意味着美国正在经历一场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大变局，而美国大变局是世界大变局总问题的一部分。特朗普主义在美国和世界都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冲击波，宣告着低成本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终结，世界正在因特朗普主义的兴起而发生转向。特朗普主义的核心是对内反建制、对外反体系，它代表着另一种全球化的世界，代表着一个全球右翼保守主义联盟的世界。

基于生态制度主义的理论路径，理解特朗普主义，必须确立利益政治和身份政治相结合的视角。从利益政治来看，特朗普主义是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利益大分化；从身份政治来看，特朗普主义是美国主义与全球主义的身份大分化。在实践中，特朗普将两者结合起来，导致特朗普主义汇集了一个全球右翼保守主义的大联盟。因此，特朗普现象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特朗普是世界范围内右翼保守主义群体的代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特朗普效应有可能会促成一个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新的世界秩序，引发一场具有革命意义的世界大变局。

当然，特朗普主义所代表的全球右翼联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其中存在多重张力和矛盾。这些矛盾可能会限制其政治凝聚力，降低其世界效应。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各国的每个右翼领导人均坚持本国利益优先，且均对美国霸权保持高度警惕，甚至对特朗普本人也未必全然认可，这决定了这些右翼领导人很难在重大问题上真正合作。因此，面对特朗普主义、特朗普冲击和特朗普效应，中国必须审慎应对其带来的双重效应，既要高度重视特朗普主义所代表的全球右翼保守主义联盟的战略效应，也要清醒把握特朗普主义对美国和世界影响的有限性和脆弱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坚定不移地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是中国当前和今后应对特朗普主义的基本立场。

赵可金，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来源：《美国研究》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