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主精神与民主模式

民主本质上是一种生活方式。东西方和世界各地都存在民主，只不过民主实现的方式不同。经验观察表明，即使是那些没有文化的人，也会以“豆选”这种民主形式决定公共事务。按照生活方式的角度来理解民主，民主是强国之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实行民主。当年，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认为民主能够帮中国解决“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困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解决民主问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

从世界范围来看，民主也是公共产品，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是，在实现这种价值的时候，不同地区和国家由于立场差异，特别是对人的理解不一样，导致民主制度的实现形式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道路产生了多元的选择。从古希腊开始，到英国代议制民主实验，再到今天的美国式民主和中国式民主，可见在民主制度实现形式上是多元的，既存在以个体为本位的民主发展之路，也有以整体为本位的民主建设之路。美国式民主偏重原子式（atomic）的发展道路，而中国式民主更注重整体主义（holistic）的发展道路。但是，这两种道路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良性竞争的，其根源就在于人的属性也是多元的，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在于社会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决定了社会主义民主走的是一条整体主义民主政治之路。相比之下，西方一些国家的民主理论从抽象的人性或理性来理解人的本质，将民主视作不同个体之间的竞争，导致更强调资产阶级民主的个体主义本位。在选择民主实现方式的时候，着力点有所差异，关注的问题也非常不同。

选择什么样的民主模式和民主政治道路，是由一定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条件决定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民主模式和民主政治道路，而在于各自选择的民主道路有没有很好地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1世纪出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二民”的兴起和“一民”的衰落：环顾世界范围，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快速兴起，而民主主义陷入困惑。实际上，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尽管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但在对外关系上，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排外性立场恰恰展现出了一致性，这也是今天我们遇到的一个难题。相比之下，各国的民主主义逐渐式微，甚至那些最倡导民主的国家也在反对民主。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普遍现象，并非某个国家的现象，而是时代的现象。

置身于民主困惑的时代，无论是美国式民主，还是中国式民主，都面临严峻的挑战。因此，如何理解美国式民主？如何理解中国式民主？如何理解中美在民主政治方面的良性竞争关系？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我们当下面临的民主困境。我们在探讨民主困境的时候，很多学者倾向于认为西方民主遇到了困境，但事实上环顾世界，民主困境不仅仅是西方的问题，更是世界的问题。

二、理解民主困境需要确立生态制度理论的分析框架

如何理解当今时代的民主困境，目前存在着不同的解释。有人将其解释为西方民主的衰落（decline），有人将其解释为西方政治的衰朽（decay）。例如，福山的《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就认为，身份政治把美国或西方的制度导入了政治衰败，形成了一个否决型政体，导致很多政策无法实现。这些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没有抓住民主困境的根本原因。解释民主困境的原因不能局限在政治领域，要看到更深层次的时代背景的变化。

基于上述考虑，笔者提出了生态制度理论的分析框架，来超越目前政治学尤其是西方政治学流行的“二分法”。迄今为止，政治理论分析往往会建构起一些“二分法”。第一个常见的“二分法”是国内—国际“二分法”，将国内与国际对立起来，认为国内社会是等级化状态、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事实上，这种划分并非完全合理，就像我们对古希腊民主和英国代议制民主的理解，都忽视了国家外部环境带来的影响，实际上国内和国际都处于同一个生态体系，受一些共同规律的支配，甚至是共同秩序的影响。第二个典型的“二分法”就是西方—东方“二分法”，将东方和西方对立起来，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事实上也并不是如此。整个世界是一个整体，从来没有变过，之所以发生了分化，是因为不同地域发生了结构性的演变，我们常常把这个结构性的变化理解成世界整体的变化。第三个“二分法”就是国家—社会“二分法”，将国家和社会对立起来，这是西方政治学非常流行的分析路径。要么夸大理性国家的选择能力，要么夸大社会的决定作用。这两者之间实际上也并非可以完全分开的。所以，在分析政治秩序变化和制度选择的时候，要有自己的立足点，这个立足点不是自己随心所欲决定的，而是要考虑到一些既定条件，在自身接触到的生态体系下，本着趋利避害原则来进行选择。所以，生态体系是不同于国际体系或国家体系的更重要的因素。生态制度理论认为，政治秩序既受到制度属性的影响，也受到生态体系的影响，进而建立起了一个生态制度理论的分析框架。

一是生态体系（eco-system）。与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概念仅仅强调国家间的力量对比格局不同，生态体系更强调特定国家、社会组织与生态环境整体的互动关系，在本质上是特定国家和社会行为体及其生态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生态链系统。这一生态链具有纵向上的时间结构和横向上的营养结构，对生态链上的政治行为体形成了一种生态权力，包括时间结构和营养结构两个维度的权力，前者强调一定时间内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结构，后者则强调生态环境对行为体的生态链供应能力。时间结构和营养结构共同创造了一种基于生态网络的复合型、立体化的权力关系。衡量生态网络权力不再以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等实力指标来测量，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度来确定，主要包括生态开放度与资源稀缺度两个指标。

二是制度类型。在社会科学中，制度是人们有目的地建构的存在物，泛指以规则或运作模式规范个体行动的一种社会结构。某种制度建制必然内含着某种价值判断，通过对人与社会关系的规则设定进而对人的行为产生塑造、规范、建制的作用。基于在价值判断上是采取个人优先的制度设计，还是采取社会优先的制度设计，可以将一切制度区分为个体本位的制度和集体本位的制度两种类型。所谓个体本位的制度，是指将个体和行为体的存在作为前提和本质，制度存在的意义在于捍卫个体的利益和价值，个体行为体是本质，制度只不过是服务和服从于个体利益和价值的派生物，比如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二战”后以国家主权为基础建立的联合国体系。所谓集体本位的制度，则是指将社会和集体的存在作为前提和本质，制度存在的意义在于维护社会和集体的利益和价值，社会关系和集体是本质，制度是社会关系总和的实现形式，比如中国古代的大一统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

从这个意义上看，政治秩序会受到制度属性的选择，即究竟是以个人为本位还是以集体为本位，也会受到这个社会所处的生态体系及其生态链的选择，这取决于它的资源稀缺性和生态开放性的不同组合。我们在解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和不同领域的制度安排时，也要考虑到生态关系和制度属性的复杂组合，呈现出不同的组合项。那么，当时间发生变化了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制度是发生了系统性变化还是结构性变化，抑或是功能性变化。这样，我们会看到政治秩序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路径选择。这样一个分析框架，可以为我们理解美国式民主的困境提供强大的理论基础。

三、生态体系转型是美国式民主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

按照生态制度理论的分析框架，今天的美国式民主实际上已经处于与其建立之初完全不同的生态体系空间内。总体上来看，美国式民主制度在过去两百多年没有变化，特别是其制度形式在宪法层面没有发生变化，主要的变化存在于制度的实现和操作方式上。然而，美国式民主所处的生态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今世界正在走向数字化和智能化革命，这一生态体系的变化导致美国式民主处于完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出现了系统性的制度不适应。

21世纪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化造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文化这几个生态圈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特别是数字化、智能化引发了对社会力量基本分界线的重新再定义，也就出现了美国式的民主问题，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也许是全世界未来几十年可能会面临的问题。数字化和智能化把人简单化了，就像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把社会关系进行了简单化，将人分为资本家和无产者。今天进入了数字社会，数字社会也把人给简化了，将人分成了“数字土著”和“数字移民”。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制度外形没有改变，但是制度所涵盖的精神内容发生了变化，民主制度难以有效承载和解决社会有机体的需要。在这个变化过程中，美国式民主制度存在着深刻的自我矛盾，即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和制度所承载的民众的认可度以及制度的国家化、私有化、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的矛盾，这导致美国民主的制度轴心一直在发生变化。

生态体系转型的核心是什么呢？笔者认为生态体系变化不仅导致外部生态发生了变化，也导致内部生态尤其是人的心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个例子是人们讨论的“Z世代”问题，也就是1995年后出生的基于互联网数字化空间生存的人，他们关心的并不完全是利益问题，而是价值问题、制度问题和身份问题。政治本身的内涵在发生变化，从对社会性资源的权威分配转变为对社会性身份的权威调试，而在调试身份的时候，权威却出现了困境。因此，美国式的民主今天面临的一个内在的根本矛盾，不再是利益性制度的合理性规则，而是社会性质的合法性需求。美国式民主的最大问题是在一个共同的法治体系下，出现了日益拉大的价值差异和身份差异，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产阶级失败之后的身份焦虑，导致虽然处于同一个制度体系，但有人希望走原来的民主道路，有人则希望走另外的民主道路，所以美国式民主制度面临的内在压力不断上升。因此，美国式民主需要一次比较大的修正，修正的方向能够体现出不同社会力量的选择问题。比如说有些人认为要关闭边境，加强内在的制度建设，这种做法，反而会使制度本身陷入困境，甚至有可能导致法西斯主义的产生，这也就是大家所担心的特朗普政府会出现的问题，所以拜登当选就等于否定了这种方案。事实上，生态体系发生变化的时候，美国仍然面临这个选择：究竟是进行制度调试，还是进行制度突变？从而使生态体系变化对制度造成的压力得以释放。因此，生态体系的转型可能是美国式民主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

四、百年大变局引发全球大觉醒

如果放大观察的视野，从深处着眼，就会发现美国式民主的困境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更是全世界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从身份政治的角度观察，百年大变局引发了新的一轮全球大觉醒。民主的困境很可能是这一大变局总问题的一部分。

人类的第一次大觉醒是在“轴心时代”，体现为古典世界帝国和宗教信仰觉醒，诞生了古代帝国，形成了国际秩序1.0，诞生了佛陀、孔子、苏格拉底和耶稣等思想家。第二次大觉醒是在“理性时代”，工业化和启蒙运动造成了利益的觉醒，诞生了民族国家，形成了国际秩序2.0，诞生了马基雅维利、亚当·斯密、卢梭、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等思想家。当下数字化、智能化革命正在推动新的“轴心时代”，推动人类身份认同的觉醒，这一类本质认同的觉醒是否会带来一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实现形式的革命，是否会对整个世界迄今为止的所有制度进行一次比较大的调整，还需要继续观察。

总而言之，造成美国式民主困境的根本原因是社会转型。社会进入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政治也从利益政治走向身份政治，使不仅现有的民主制度而且其他类型的制度也都出现了各种程度的不适应。那么，这个时候美国式民主出现问题，只能说它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而美国式民主遇到了这些问题，中国和其他国家应该怎么办？我们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首先要增强国家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来筑牢抵抗这种变化的强大的国家安全地基，防止发生颠覆性错误。同时，我们不应嘲笑美国式民主的困境，因为这种民主的困境很可能是全人类共同的困境。因此，我们更应该总结美国式民主的教训，来增强中国制度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特别是要聚焦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这是我们当前和今后应对民主困境的必由之路。

赵可金，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长聘教授,兼任教育部区域国别研究基地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理事等，主要从事外交学理论、中国外交、中美关系等领域的研究，出版各类著作18部，发表SSCI和CSSCI论文80多篇，荣获省部级奖励5项，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北京市“四个一批”优秀人才等支持计划。

赵可金：《美国式民主的制度困境及其根源》，《政治学评论》2024年第1辑，第6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