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美国与世界的关系，都在因特朗普主义的冲击而发生重大而深刻的调整。美国怎么了？世界会怎么样？如何评估特朗普冲击的世界效应，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战略问题。迄今为止，关于特朗普主义的讨论在国内外都非常多，绝大多数讨论对特朗普冲击夹杂着两种情绪：一种是“嘲笑”，认为特朗普就像个笑话，他的决策疯狂且不理性，认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特朗普主义，此种情绪主要来自于自由派学者，比如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前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Braidy Steinberg）；另一种是“恐惧”，一些人对特朗普主义的不确定性政策不太适应，觉得很难应对，担心它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挑战。事实上，此两种态度都不是对特朗普主义的准确判断，甚至可以说对于“美国怎么了，世界怎么样”这一根本问题的判断出现了知识上的短缺。如今的美国已经不再是十年前的美国，已经不再是罗斯福新政以后的进步主义美国。这一变化要求理解美国的知识框架和知识体系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因为美国变了，世界变了，美国和世界的关系也变了。面对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新形势，如果还在原地用原来的美国知识体系刻舟求剑，已经无法理解大变局的美国。因此，对于特朗普主义的理解及其世界效应的解释，需要另辟蹊径，需要确立新的分析框架。
一 生态制度主义视角下的特朗普主义
在探索美国研究新的知识体系的诸多努力中，生态制度主义理论是一个重要的视角。生态制度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对话的产物，它突破了政治体系/国际体系的研究假定，确立了生态体系的前提假定，通过分析生态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关系来理解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从生态制度主义视角分析特朗普主义及其冲击力，就是通过分析美国现在所处的生态方位变化及其与特朗普主义崛起的关系，进而来考察特朗普主义崛起所导致的世界变化。
迄今为止，大多数学者对特朗普主义的界定，基本上都认为是一种政策纲领，强调其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等特征。然而，如果特朗普主义仅仅是一种政策纲领，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拜登政府也会执行很多特朗普的政策路线，成为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显然，特朗普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党派问题和对外政策路线问题。美国国内的一些学者普遍把特朗普主义理解为一种社会思潮和政治现象，认为它是另类右翼的崛起，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保守主义的“新的保守主义”，是后现代化陷阱的产物，还有的说它是右翼的民粹主义。事实上，所有这些看法还是仅仅关注到了他在说什么，真正需要关注的是特朗普在做什么，尤其是关注决定特朗普主义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而不要先去关注他的政策路线和战略选择。
从生态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特朗普主义的兴起是美国大变局的风向标，而美国的大变局又是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的一个产物，它本质上是世界之变、历史之变、时代之变的产物。特朗普主义标志着美国所处的时空方位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导致开启一个新的美国国家形态。具体来说，理解特朗普主义的底层逻辑需要把握三点：
第一，特朗普主义代表着右翼保守主义反建制派的美国。理解特朗普主义，必须抓住两个关键词。首先，特朗普主义是右翼的，特朗普主义批评左翼、自由派甚至温和的保守主义建制派，这就是为什么自由派普遍认为不存在什么特朗普主义之说。比如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特朗普的政策不过是威权主义者和家族制的混合体，批评特朗普的整个班子带有很强的非正式网络和私人庇护网络的特点。其次，特朗普主义的核心是反建制，特朗普主义既为自由主义建制派所不容，也为保守主义建制派所排斥，它是一种反建制主义的保守主义，坚持国家至上、文明至上甚至白人至上。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一个自由主义国家，但特朗普主义的兴起可能会导致美国开启保守主义的周期。
第二，特朗普主义是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的产物。美国之所以往保守主义、往右转，也是世界往右转的一个折射。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推行自罗斯福新政到约翰逊“伟大社会”的一系列进步主义政策，并在国际上建立起内嵌式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包括建立在自由民主等原则基础上的美国盟伴体系。但是，如果从特朗普的整个政策立场上来看，他对进步主义的政策甚至世界观是持批判态度的。最典型的就是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严厉抨击欧洲自由派，批评所谓的多边主义共识，像斯蒂芬·班农、彼得·纳瓦罗这一批特朗普主义的拥护者，更是强调要拆解行政国家，支持各国的民粹派联手对抗官僚统治和全球主义。同时，在国际上要推翻自由国际秩序，甚至调整美国的盟伴体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特朗普主义不仅仅是美国现象，也是全球现象。
第三，特朗普主义致力于构建一个全球右翼保守主义的世界。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的支持者在陆续上台，陆续地获得更大的影响力，比如英国改革党、德国选择党、法国国民联盟，包括意大利的梅洛尼、巴西的博索纳罗、阿根廷的米莱等等。如果此类保守主义政党和领导人陆续地掌握政权，由于他们在理念、立场上以及对世界的理解是一致的，必然会导致整个世界向右转。因此，特朗普主义可能不仅仅是美国的，它也是整个世界的。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就职演说里说的“开启黄金时代”，那么这个黄金时代其实是他在跟过去的世界做一个告别。这个世界是一个全球右翼保守主义的新时代，它的核心是通过破坏二战以后建立的西方联盟来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推动世界向右转，建立一个右翼保守主义主导的世界。
总的来讲，特朗普主义开启了新的美国时代，它坚持美国至上，白人至上，对内反建制，对外反体系，致力于构建一个不同于进步主义美国的右翼保守主义美国，构建一个不同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右翼保守主义的世界秩序。特朗普主义的崛起，既反映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的根本性变化，但又不是一个个体现象、社会群体现象，甚至也不仅是美国现象，而是一个具有深远世界历史意义的大历史现象。
二 特朗普主义的生态位基础
特朗普主义作为一个大历史现象，需要从生态体系的维度分析其所处的生态位。基于生态制度主义的理论基础，理解特朗普主义的生态位，必须确立大历史观。历史学家在看待世界的时候总有一个历史观，一旦历史观确立以后，对历史的理解就像有张天罗地网，所有的事情都能用历史观解释。所谓大历史观，就是不以道德论史，而是坚持以技术论史，从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变革的角度理解特朗普主义所处的时空方位，从而洞悉特朗普主义的时间逻辑和空间逻辑。从大历史观来看，理解特朗普主义需要结合利益政治和身份政治两重视角来进行分析。
（一）利益政治中的建制主义与反建制主义对决
从利益政治来看，特朗普主义的兴起，体现的是反建制主义对阵建制主义的利益格局。回顾美国历史，美国最初是个多元主义移民社会，美国政治就是利益集团平衡的“跷跷板游戏”，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称之为多元民主主义共识。20世纪中后期，随着进步主义和大政府的兴起，这个多元主义共识开始滑入了“多头政体”（Polyarchy）的寡头政治。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面临经济停滞、通货膨胀以及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美国陷入了多元主义的困境。从那个时候开始，保守主义开始抬头，从思想界的斯特劳斯主义一直蔓延到政界的里根主义，形成了以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和以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及其门徒们所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对峙格局，构成了美国政治分裂的一道分界线。冷战后，双方在利益政治上的角力，演变为通过国内利益和全球利益的角逐来分别主导美国的内外政策，政治角逐的中心舞台一直是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权力游戏和美联储华尔街的资本游戏。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治舞台上开始出现一批反建制力量，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茶党运动，从街头抗议到府会角逐，有从草根里长出来的，或者从体制外冲进来的。反建制派的崛起，开始成为左右美国自由主义建制派和保守主义建制派之争的第三支力量。这第三支力量构成了我们理解特朗普主义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它在政治上其实是很复杂的，既包括一些批评自由派政治议题的、立场保守甚至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红脖子”选民、福音派保守主义者以及铁锈地带失去工作的蓝领工人，也包括关注减税和监管松绑的富豪阶层和从硅谷走出来的科技右翼。作为相对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建制派的第三支力量，特朗普主义的社会支持群体在利益上是十分复杂的，在意识形态光谱上也非常多样，利益诉求也不完全一致，但他们在反建制、反权贵的立场上是一致的，在支持特朗普政策的立场上也是大致相同的。建制派和反建制派的分歧和斗争，成为识别美国特朗普主义兴起的一个大历史的基础。
（二）身份政治中的美国主义与全球主义的对决
基于身份政治的视角，美国政治的分界线呈现为美国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对决。作为移民国家，美国是由多元移民形成的国家，其国家建设思路秉持多元一体，即追求在最大限度的社会多样性基础上达成最小一致性，恪守美国身份政治的最大公约数逻辑。
但是，这种最大公约数的身份政治逻辑在经过了民权运动后发生了转变，越来越呈现为不能挑战某一身份群体身份尊严的最小公倍数逻辑。民权运动最初是关注公民权利（Civil Rights）基础上的不同身份群体的权利平衡，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是放在公民权利的平台上讨论的。但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风起云涌的美国民权运动越来越关注的不是民权，而是身份本身，开始走上了不同身份竞争之间的所谓“取消文化”（Call-out Culture），美国的身份政治越来越强调身份本身，不同的身份群体关注的不再是民权，进而引发了亨廷顿讲的“文明的冲突”“我们是谁”、福山强调的身份政治等，陆续开始呈现出自由派对“政治正确”的强调、白人群体对身份政治的反感以及宗教保守派对传统价值观坚守的三分天下格局。如何在多元文化身份基础上确立美国身份的最小公倍数，成为自由派身份政治的逻辑。
然而，特朗普主义对自由派的身份政治绝对化倾向采取了一种黑白分明的对立态度。自2016年以来，特朗普就一直在批评身份政治问题，他甚至认为主流的媒体都是谎言。每当一些媒体采访他或者质疑他的时候，特朗普就用假新闻（Fake News）来回应。在入主白宫后，特朗普对待一切问题的态度都带有其特有的身份政治逻辑，不管面对什么问题，在特朗普口中问题和缺点总归是自由派的，成绩总归是自己的，他采取了一种非此即彼的身份政治立场。尤其是在第二任期开始之后，特朗普通过签署行政令全力清理拜登政府的ESG（环境、社会、治理）政策，尤其是涉及到种族、族裔、性别、性取向等个体差异的DEI（多样性、平等、包容）项目，遭到了特朗普政府的强势清理。总的来看，特朗普强调的是美国身份，而不是全球主义亚文化群体的亚身份。
特朗普主义的“美国优先”身份政治逻辑，不仅体现在国内问题上，也体现在外交问题上。特朗普不像拜登在坚持全球主义身份基础上，强调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民主和威权的二分系统，而是美国主义的非此即彼立场，强调民粹主义、白人至上、反全球主义等，造成了美国主义和全球主义的身份分化，这也构成了特朗普主义的身份政治基础。从这个层面来讲，特朗普主义构成了罗斯福新政以来的进步主义联盟的反对派，形成了一个覆盖“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选民、铁锈地带的选民、蓝领工人、富豪阶层的“美国优先”联盟，其执政路线的显著特征是基督教民族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的连接和共鸣，代表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相对稳固的美国利益政治格局和身份政治格局。
可以说，特朗普主义的生态位适应了美国与世界关系的根本性变化，面对来自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带来的权贵合一利益格局和身份分化认同格局，特朗普主义采取了坚决的反建制、反全球的“美国优先”立场，其核心特征是坚持美国至上、文明至上、白人至上，是一种“自白式的普遍主义”，明显区别于罗尔斯的“对话式普遍主义”。因此，即便特朗普不寻求连任，特朗普主义的政策议程也将在美国内政外交当中长期存在。
三 特朗普主义的世界影响
特朗普主义的世界效应是什么？特朗普主义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世界大变局的一部分。特朗普主义的世界效应可能会意味着全球右翼保守主义大联盟的建立，右翼保守主义会在世界范围内崛起，形成右翼保守主义“大合唱”的世界效应。特朗普主义的政策议程契合右翼保守派理念，他们共享民粹、反建制、反社会主义。特朗普主义已开始被解读为美国右翼保守派的胜利和全球右翼保守主义的胜利。随着欧洲、拉美、日韩等地的极右翼领袖纷纷亮相，他们和美国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一起构建一种区别于冷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全新体系，其世界效应不可低估，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秩序各个方面都会对二战后的世界体系造成极大的冲击。概括地说，特朗普主义的世界效应可以归结为五个方面：一是世界经济的失衡效应；二是地缘政治的回归效应；三是国家安全的泛化效应；四是世界思潮的抗争效应；五是全球秩序的改造效应。这其中，特朗普冲击最根本也最重要的影响力集中在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上。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不胫而走，成为影响整个世界的磅礴浪潮。经济全球化在推动世界经济规模快速膨胀的同时，也出现了世界经济的失衡问题。这种失衡不仅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也体现在发达经济体的内部。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分配的不平等，目前的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7，是世界处于动荡变革期的根源所在。事实上，特朗普主义是从世界经济失衡中产生的。在美国，世界经济失衡表现为在高度全球化中同时出现了脱实入虚的问题。二战后初期的福特制生产形态逐渐被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供应链形态所取代，美国的发展重点和优势更多地体现在金融、服务业，美国的制造业虚化了，这就导致美国政府因为税收向海外转移而债务高企，民众因为制造业向海外转移而失业严重，二者共同构成了支撑特朗普主义的基础。
只要世界经济失衡仍然存在，只要美国脱实入虚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特朗普主义就会长期存在。特朗普所采取的“筑墙设垒”“长臂管辖”“脱钩断链”等一系列措施，根本上都是为经济全球化提高门槛，增加经济全球化的成本，以此来保护本国市场、本国经济和本国就业。通过比较特朗普的脱钩政策和拜登的“去风险”政策，两者的区别不过是程度不同，在性质上是一致的。从长期看，特朗普提高经济全球化成本的做法不是一个孤立现象，也不是一个短期现象，将会成为未来美国对经济全球化政策的主流态度，甚至是几乎所有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主流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低成本经济全球化的大门已经关上了，经济全球化步入了结构调整的新轨道，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必须进行调整。
因此，在特朗普主义冲击下，世界已步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未来的全球化核心可能是高质量的发展，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越来越重视供应链问题。过去长期实行的低成本经济全球化驱动起来的全球供应链在未来有可能分化成以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为导向的地区供应链或者是友岸外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特朗普主义所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可能反映了一种世界潮流。无论是特朗普的关税战略，还是拜登的供应链同盟战略，方法虽然不同，但本质都是一致的。当然，特朗普是不是可以完全做到改变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还有待观察。由于受制于资源优势、要素禀赋、发展条件等众多因素，生态体系的全球主义属性还会持续发挥作用，特朗普主义的前景在未来还面临着诸多变数。
虽然关于特朗普冲击的影响力评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与20世纪70年代的“尼克松冲击”相比，特朗普冲击的世界效应无疑更大。“尼克松冲击”在性质上属于体系内的冲击，发生在既有的二战后国际体系内部，仅仅实现了不同大国之间在这个体系里面的结构关系的调整，是既有体系的一种扩容。这个冲击虽然很大，但与这一次特朗普的冲击相比，力量还是小一些。因为特朗普的冲击试图回到罗斯福新政之前，甚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特朗普主义的冲击在性质上是一种体系间的冲击，或者是系统性的转变。当然，这个系统性转变尽管短期内确实很难实现，但从长期来讲还是不容低估的，因为决定这个变化的不是来自华尔街的建制派，而是来自硅谷的科技右翼和来自美国社会的保守派的联盟。在第四次科技革命加速发展的背景下，科技右翼与社会右翼相互呼应，的确可以联手建立一个高成本的经济全球化，把高质量、高成本的全球化做成“奢侈品”。在这种高质量、高成本的经济全球化模式下，中国则可能面临被规锁在全球产业链中低端的风险，这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都构成挑战。中国如何依托供应链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开拓经济全球化格局？关键主要靠三条：一是坚持以国家安全为核心构建本土供应链，以高科技自立自强确保自己国家的供应链安全，并依托技术优势拓展高成本经济全球化格局；二是坚持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确保以本国低成本经济全球化优势助力国际高成本全球化优势；三是坚持推进国际经济秩序改革，在世界上能够获得更多的发言权。
因此，尽管特朗普主义冲击下的世界走向尚难以完全定论，但系统性的变化已经实质性启动，未来的世界大致会朝着“一体两翼，一球两制”的方向发展，即在世界是一个整体的前提下，确立以中国政治经济体系和美国政治经济体系为两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美国特色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为两制的世界格局，在中美两大体系引领下，世界会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形成若干大大小小的地区性的供应链以及相应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用一句话来说，特朗普主义的崛起，意味着超级全球化的体系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体两翼，一球两制”的格局，全球共同发展的未来，不仅取决于中美关系的走向，也取决于中美之间的新中间地带的走向。这就是生态制度主义视角下对特朗普主义冲击力评估作出的基本判断。
赵可金，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来源：本文刊发于《战略决策研究》2025年第4期，第3-33+126页，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