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一个现实命题，也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不渝为之奋斗的历史主题。1922年，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奋斗目标。确立这一奋斗目标，是基于近代中国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压迫、掠夺，处于国将不国的危亡境地而作出的民族革命政治宣示。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清王朝陷入了丧权辱国的泥潭不能自拔。“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努力，最后以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折戟沉沙而告终，台湾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以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为标志，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晚清的社会变革，梁启超等仁人志士开始阐释传播“中华民族”观念。这些，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了“民族革命”的思想基础，形成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

作为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经历了革命必须“排满”到“五族共和”的实践。但是，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决定其不可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彻底革命性。因此，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所奉行的民族主义，虽然宣称“以本国现有民族，构成大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国家”，并于1924年在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下将“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写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但由于不能赋予“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以推翻帝国主义的奋斗目标，也就不能在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方面有所作为。

中国共产党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致力于中国的独立自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实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和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4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率先对日宣战，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国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发出抗日救国宣示的政治力量，这一政治力量也必将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事实上，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保卫革命根据地、保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艰苦卓绝斗争中，虽然刚刚赢得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但是国民党更大规模的“围剿”行动随即接踵而至。在政党、红军、根据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遭逢国民党“剿共”浪潮的重大危机中，中国共产党仍坚守民族大义，高举爱国主义大旗，毅然决然地北上抗日救国，赋予了自身“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的责任担当。

193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转战北上的艰苦斗争中，宣布改工农共和国为人民共和国，其目的“首先就是在更充分的表明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发出了动员和激发中华民族抗日斗志的豪言壮语：“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同时，鉴于红军长征途经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经验及其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情的深刻认知，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没有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有系统的工作。把它和反帝工作联系起来。这一工作的薄弱与忽视，在目前是特别严重的，不可容许的。”由此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新局面。动员和团结中国各民族共同抗日，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伟大实践。

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危难中，从工农革命向民族革命的发展，是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必然要求。没有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就不可能实现中国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目标。因此，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彻底解放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最主要的任务。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践行这一“最主要的任务”，不仅要依靠工农，而且要动员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战，形成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1937年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展开了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斗争。这个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中华民族的统一战线，即毛泽东强调指出的：“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这就是说，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有汉、满、蒙、回、藏等各民族之参加；有工、农、兵、学、商各阶级之团结；有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抗日党派之合作；有国共两党及地方上的武力之共同奋斗，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历史创作”。可以说，这是中国步入近代社会遭逢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以来，举国动员、救亡图存、全民一致抵御外侮的第一次伟大实践，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展开的第一幅蓝图。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造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历史创作”，其根本在于深刻把握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在理论上历史性地科学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即“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进而提出“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的论断。同时，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坚守人民的立场，“中华民族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民族，尤其是占百分之九十的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民族”“中国这个国家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国家，尤其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国民性，中国人民的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方面的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付诸实践的思想指针。

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等认知的实践，就是“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在机理，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由之路，而“我们共产党人一向是呼吁加强团结的”。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向东方各国和国内各民族昭示了必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战胜法西斯的“中国经验”，他以延安为例生动地指出：“延安是专讲团结的地方，这里有清真寺，有蒙古文化促进会，有民族学院……这里能够举行反法西斯的民族大会”。因此，毛泽东关于“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的经典论述，就是对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经验给予的高度概括。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遭逢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外敌侵略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意识空前激发、中华民族意志空前凝聚的伟大实践。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对日正面战场、敌后根据地、城市、农村，形成国军、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民兵、地下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全民族抗战，中华儿女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付出了巨大牺牲。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同盟国，谱写了中国远征军、滇缅公路、驼峰航线与飞虎队等国际合作抗日的壮丽诗篇。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虽然在规模和军事装备上无法与国民党军队的精良武装相比，但是中国共产党植根于各族人民群众之中，以保卫祖国的民族大义动员和团结一切抗日救国的爱国力量，将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融入了共产主义信仰，从而赢得了更为广阔的抗战空间。1937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正是这种“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激发了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的抗日斗志，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的历史地位。

1945年，在中国军民历时14年的抗日战争即将迎来伟大胜利之际，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做好准备，由小麻雀变成大鹏鸟，一个翅膀扫遍全中国，让日本帝国主义滚蛋。”抗日战争的胜利，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征服中华民族、奴役中国人民的法西斯幻梦。同时，国民党也全面释放出由来已久的“反共”政策，企图以“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独裁攫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成果。然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已经为历史所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团结中华民族的核心力量，是赢得中国各族人民信任的政党，因此也必然成为一个主权独立、民族团结、人民安康的新中国的缔造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光辉历程中始终不渝践行初心、履行使命的精辟概括。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不同历史阶段，虽然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需要克服的困难或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但中国共产党的所有努力，始终指向建立独立自主的人民中国和建设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建设内容和实现程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阐释中华民族观，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日，赋予中华民族的人民主体性，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空前凝聚，开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伟大实践。

作者郝时远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