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杜丽红，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在抗日根据地，面对西医资源极度匮乏与乡村中数以千计的旧中医，中共如何制定与推行其医疗政策，不仅是卫生建设的现实问题，更是一项涉及基层医疗力量整合的重要工作。将散落民间的医生“组织起来”，是中共在农村建立医疗卫生体系的前提，而中医政策的制定与演变则是理解这一过程的核心线索。
目前，学界关于中共医疗卫生史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多聚焦于卫生行政机构的建立、群众性防疫运动的开展以及根据地医疗体系的初步确立。在探讨抗日根据地的中医政策时，现有研究往往侧重于宏观政策的梳理，或将其视为应对缺医少药局面的“中西医合作”技术手段。然而,关于中共是如何打破传统的民间行会壁垒，通过何种政治动员与制度规范，将数以千计散落乡村的旧中医整合进根据地医疗体系，学界尚缺乏充分探讨。这导致学术界在解释医疗日常管理与政权基层动员之间的关系时存在脱节。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尝试引入“医疗统战”视角，重新梳理中共中医政策的演变过程。中共之所以采用统一战线的方式解决基层医疗问题，主要是因为残酷的战争环境与疫病威胁。在此背景下，医疗卫生被中共视为实现“人财两旺”的重要工作，占据乡村医疗主导地位的传统中医从业者，自然成为中共卫生政策的整合对象，被视为保卫军民生命的同盟军。在统战政策的指导下，中共逐步展开了对乡村中医的组织化与规范化管理。需要指出的是，受限于基层非官方文献的获取难度，本文的研究聚焦于中共中医政策自上而下的演变逻辑与制度化重组过程。至于该政策在最基层村落内部的微观博弈与民间多元面貌，则有待未来更多档案史料的挖掘与补充。
一、早期国医研究总会的困境
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对中医的管理经历了政策探索与试错阶段。起初，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立了归属民政厅管理的国医研究总会，试图依靠行政手段对中医进行科学化改造，结果在执行过程中陷入了脱离实际的困境。
在学理上，中共主要依据现代科学医学的视角来审视中医，虽然承认其普遍存在，但基本将其定性为“非科学的、唯心的”改造对象。因此，国医研究会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推行中医的科学化。当时的卫生主管部门承认中医在广大乡村普遍存在，“中国的旧医学（即中医）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全国的乡村中，广大的工农劳动大众中，人民大众中，还站［占］着主要支配地位。”同时,认为中医本质是非科学的，依然“停留在那本草纲目、黄帝内经、阴阳表里、五行相生相克的阶段”。因此中医成为应该被改造的对象，医学科学化的道路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其具体方式是：“应以西药的科学基础来改造中医与研究中药，从其中吸收它、剥取它、净化它，使中医之某些合理的因素，提高到近代科学的水准，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展开医学科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医学的科学化的运动。”
1940年6月2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卫生处处长欧阳竞在国医代表大会上指出，“由于过去几千年长期的封建统治，使国医同其它学科一样，不能长足进展，但正由于有这样悠久的历史，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点我们不应该完全把它抹煞，相反的要承继祖先的遗产，扬弃它，改进它。这就需要我们有组织地进行研究，使它向着进步的科学化的方向前进”。边区民政厅副厅长李景林也表示，抗战时期医药困难，成立国医研究会是必要的，希望“同全国医界取得联系，把国医也变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他认为，“中西医在医病的方法上好像不一致，但基本上都是瞄准一个共同的敌人——细菌。”
基于上述改造目标，中共尝试将中医纳入政权管理体系之中，其最初的组织依托是成立于1940年6月的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在体制定位上，国医研究总会被明确界定为隶属于民政厅管理的民众团体。该会会员资格不限，只要有志国医事业的医生、药师皆可参加，总会及分会均承担着大量吸收会员的任务。
国医研究总会初期目标的演变，反映了中共对传统医疗资源进行功能性定位的尝试。成立之初，总会章程明确将提高国医质量、推进国医科学化、培养新国医人才以及强化各分会组织建设作为核心目标。在1941年9月召开的第二届代表大会上，“国医科学化”仍被确立为主要任务，会议同时探讨了中西医团结、沟通及共同开展医药卫生工作等议题。至1943年，总会的业务职能进一步细化为四项具体事务：一是通过设立函授学校以培养新国医干部；二是出版国医刊物并建立覆盖全边区国医通讯员网络；三是利用墙报及街头化装表演开展国医卫生宣传；四是设立门诊部，并通过对军属、政务人员免收挂号费的方式，配合开展拥军拥政运动。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国医研究总会的政策导向，在于通过体制化的手段将传统的民间中医组织起来，使其直接服务于边区的医疗卫生建设。
然而，作为民众团体的国医研究总会在实际运行中，迅速呈现出科层化的特质，直接影响了政策效率。根据制度规定，总会与基层分会之间须建立起密切的文牍联系。总会需每月向分会下达工作与技术指示，并派遣秘书巡视地方、树立“模范国医”典型；分会则需每月向总会汇报工作、提供地方流行病调查数据。更为繁琐的是，分会每季还须根据每位医生的诊疗数目进行统计制表。这种高度依赖行政公文、定期汇报与数据统计的管理模式，与散落于广袤乡村、习惯了自由个体经营且凭借个人经验行医的传统中医群体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制度脱节，在执行过程中难免产生摩擦。加之受制于国医研究会有限的实际动员能力，未能实现对边区中医的普遍吸纳，“尚有部分国医不了解该会旨意而不愿加入”。
值得注意的是，在边区国医研究会第二届代表大会上，部分会员代表将自己的“祖传秘方”贡献出来，计有治夜盲眼、腹痛、心痛、花柳等病的特效方十多种，打破了中医几千年来保守“祖传秘方”的习惯。在传统医界，秘方是民间医生赖以生存的私有财产，主动交出“祖传秘方”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政治行为。可惜的是，此时的国医研究会致力于对中医进行科学化改造，仅将献方行为视作普通的医学技术交流，未能挖掘其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意义，从而错失了进一步开展政治动员的契机。
经过两年的发展，国医研究会虽然在边区设立了13个分会，促使民间的保守观念有所松动，但并未根本缓解边区医疗卫生的严峻状况。1943年3月，总会负责人毕光斗、李常春在工作报告中指陈了当时的基层乱象，强调具有扎实研究与经验的中医寥寥无几，巫神与庸医在乡村依然活跃，导致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为此，总会发动军民建立中医院及地方分院，以此作为推进中医科学化和集体研究的制度载体。
尽管筹建中医院代表了一种着眼长远建设的尝试，但面对现实的医疗危机与乡村医疗市场的混乱，边区政府初期的应对仍未脱离既有思路，即试图进一步强化行政强制力来解决问题。陕甘宁边区民政厅与国医研究总会先后拟定《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草案》《国医国药奖惩条例草案》，试图通过确立“医士”与“药师”的职业资格、实施严格的资格审查机制，以及建立“每年考试”的准入制度来筛选医生。然而，单纯依赖行政考试、发放文凭等行政干预手段，严重脱离了农村医疗供求现状。管理者将大量精力耗费在关于“科学与否”的医理审查和科学启蒙上，却缺乏针对边区地方性高发病症切实疗法的研究，无法为群众解决缺医少药的现实困难。因此，这种脱离根据地实际的医政管理,导致边区人口死亡率依然维持在高位。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在兼任研究会主任期间亦公开承认，延安国医研究会因陷入教条主义、缺乏对实际治疗法的讨论而“无实际作用”,“成绩很差”。
可见，在西医资源极度匮乏、疫病横行的陕甘宁边区，面对数量庞大且掌握着民间医疗话语权的旧中医，单靠生硬的行政命令、刻板的民众团体管理和抽象的科学启蒙是无法达到预期治理效果的。由于人口高死亡率的现实危机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中共高层开始转变政策思路，推动中医政策由自上而下的行政技术改造转向以解决现实生存危机为导向、旨在跨越意识形态壁垒的医疗统战。
二、从被改造者到同盟军：统一战线与中医地位的变化
随着延安整风与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开展，边区经济条件逐步好转，中共不再单纯依据西医理论将中医定性为非科学的改造对象，而是确立了以实际疗效为核心的务实标准。在新标准下，中医的政治地位随之发生了显著改变。
1944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提出中西医合作的问题，“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在此之前，国医研究会往往陷入批判中医“不科学”的教条主义之中，导致中西医对立严重。毛泽东撇开了关于“科学与否”的抽象理论争论，直接将“能否治好病、养活娃娃”的实际疗效，确立为衡量医学合法性的标尺。
同年10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作了题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讲演，指出中共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在统战思路办理文化事业的方针指引下，中共出台了全面改造中医社会角色与道德使命的政策。就其实质而言，这是中共在战时资源约束下所作出的一种政策选择，将中医确立为统战对象，旨在对根据地庞大的民间医疗资源进行技术收编与政治吸纳，从而缓解缺医少药的危机。
在明确医疗统战的战略方向后，政策落实的重心转向了如何化解现实工作中的中西医隔阂。前期的教条主义倾向，导致中西医之间对立严重，两者间已筑起一道互相防备与轻视的专业壁垒，表现为“相互轻视、歧视，单找对方的弱点，不愿看到人家的好处”。面对这一阻碍政策落地的现实状况，中共开始采取针对性措施，力图拉平中西医之间长期存在的地位落差、缓和双方的敌视情绪，推动中西医在基层展开实质性合作。
1944年5月29日，赵毅民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办公厅座谈会上的报告，打破了官方宣传话语中“中西医亲密合作”的理想图景，揭示了政策下沉至乡村时遭遇的多重结构性阻力。首先，在政策接收端的基层民众层面，政权对西医的支持，未能轻易颠覆乡土社会的传统认知。赵毅民指出，乡村民众对西医普遍持怀疑态度，在面对疾病危机时，其行为逻辑呈现出一种将“西医、中医、巫神”兼收并蓄的务实性多元选择。这种民间生态意味着，官方试图通过行政力量确立的单一现代医疗秩序，在基层面临着强大的文化惯性抵触。其次，作为政策执行主体的中西医群体内部，存在着知识体系割裂与职业利益防线的双重抵抗。一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传统中医，在面对得到政权支持的西医时，往往采取“见之即跑”的策略性退缩，以维持其乡土行规与生存空间；另一方面，掌握科学话语权的西医群体，则常将中医斥为“欺骗百姓的巫神”。中西医学理范式的根本对立，以及中医内部宗派林立的格局，拉长了政策的传导链条并稀释了执行成效。赵毅民的发言表明，即便部分西医在政治高压下做出了“共同商量”的姿态，中西医合作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高层的组织动员阶段，并未转化为基层医疗中的行为自觉。技术断层与心理防御所造成的政策断层，客观上促使边区管理者放弃生硬的行政指令，转而采取“表扬典型、批评后进”的运动式治理和思想整风策略，以求在夹缝中推进医疗统战的工作。
面对中西医在基层医疗中的深度隔阂，边区政府开始改变生硬的强制审查手段，转而通过示范与舆论引导，试图建立一种制度化的技术对接机制。1944年前后，兼具政府高层与中医精英双重身份的李鼎铭，在《解放日报》上就中医政策的落实提出了具体的改良策略。他从现实出发，承认中西医学理范式的根本对立导致药剂难以直接互通，主张采取“各献所长、分症诊疗”的务实合作方式。李鼎铭不仅提出应清理传统中医“摆架子、守秘方、宗派保守”等从业习惯，而且呼吁中医应以身作则贡献良方，其目的在于打破乡村医疗网络中传统技术产权的壁垒。他强调将解决中西医冲突的问题上升到政治统战高度，通过提供物质保障、提升社会地位与政治教育相结合，促使传统中医向现代医疗卫生工作者转型。
在此思路指导下，边区医疗统战的逻辑开始由早期的政治身份接纳，延伸至技术层面的重组与改良。李鼎铭提出的改良策略主要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庞杂医籍进行选辑整理，编写规范化的培养教材；二是引入西医的护士制度与护理设备，弥补传统中医缺乏病后调理的局限；三是推动中药的制剂提炼与特效丸散膏丹的标准化炮制。上述制度设计在保持中医主体性的前提下，尝试将其部分纳入边区医政管理轨道。
与此同时，地方名医的积极参与为政策落地提供了具体的技术性操作路径。老中医裴慈云在党报上系统阐述了中西医在知识结构与组织机制上进行功能性重组的具体细节。在知识层面，裴慈云主张打破以往由考试带来的对抗心态，倡导一种由实际到理论、由局部到全面的渐进式技术吸收方法。他详细规划了中医向西医借用技术工具的路径，如通过学习解剖学知识、利用听诊器和体温计等辅助治疗，以及掌握消毒方法以避免针灸引起溃脓。同时，反向要求西医放下偏见，将中医的处方纳入现代医学的科研与实验视野，例如裴慈云用竹沥治疗百日咳的特效方,即被引入中央医院小儿科临床试用。
进而，裴慈云将技术层面的互补构想，具象化为一系列基层卫生机构与日常建制层面的操作方案。第一，依托保健药社、卫生机关等既有组织，建立定期或不定期的中西医学术会议，开展日常业务交流；第二，在卫生合作社中推行中西医会诊，建立双向诊断反馈机制；第三，在门诊与药店实施中西医药空间的混合，为双方提供彼此接近的机会；第四，通过专家报告与组织中医赴现代医院参观，消除信息不对称。上述方案使中西医合作由高层政治动员走向具体的业务实践，不仅在理论和舆论上为中西医合作确立了正当性，更为中共后续顺利推行民间秘方收编、现代病历档案管理等医政治理，构建了不可或缺的制度基础。
简言之，在“能否治好病”这一务实标尺的统摄下，中西医双方开始逐步放下各自的偏见。中医在被确立为统战同盟军后，开始尝试走出封闭的行会传统，这为中共接下来在实践层面推行制度化的规训与收编，奠定了思想与舆论基础。
三、政治统战：对中医从业者的规训与收编
在文教大会定调之后，中共开始采取具体的政治与行政手段，将散落乡村的中医组织起来。各根据地广泛召开中西医座谈会，成为推行医疗统战政策的重要方式。由各级组织主导的此类会议，不单是进行医学技术切磋的平台，更是充满政治动员色彩的思想改造现场。会议引入批评与自我批评机制，引导中医进行思想反省。
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的医药卫生座谈会上，中西医代表就合作问题作了积极表态。他们不仅表示应积极合作为群众服务，还检讨了过去的缺点，并提出今后合作的具体办法。中医代表认为西医的科学性应被中医所重视与学习，如仪器、消毒、解剖等，而西医应承认中医有它的历史传统，且在群众中比西医更为普及，而西医也应学习针灸等治疗方法。关于合作的办法，中西医均表示：“首先要变通思想，互相了解，然后才能互相帮助。”中央卫生处李志中检讨，过去虽响应了中西医合作的号召，在延安市各项卫生运动中接近和团结中医，但多少带有形式主义的毛病。他提出，愿邀请中医代表至中央医院参观，以便共同探讨。和平医院院长鲁之俊亦表示欢迎中医交流经验。中医代表也一致提出愿向西医学习。例如，裴慈云当场提出，如果开办中医训练班，他第一个报名参加，并答应改善其主办的交通药店。
而在各级政府主导的中西医座谈会上，与会中医普遍进行了业务反省与自我批评。在离石县政府召开的中西医座谈会上，众医生纷纷检讨过去的种种不当行为。有的医生反省自己过去专为赚钱，不顾病人死活的错误思想。康应瑞当众交代了过去为了谋利而“以假卖真，欺骗群众”，甚至“贿赂医生，暗定药名（把山茶片改名为山里红）”，并与同行串通“不要一次把病人治好”等劣迹。车胜城更是痛哭流涕地回忆起过去嫌贫爱富、“到富家不到穷人家”，导致穷人延误医治而死的痛心往事。他表示今后要“自动找病人看，培养为群众服务的小医生。”通过此类会议的政治引导，中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民间医疗行业的旧时行规，向乡村中医灌输了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在反思业务积弊的同时，中共的政治理念也对乡村中医产生了实际影响。经过会议洗礼，曾坦言“单为赚钱，钱少了病势虽重也不愿去治”的医生刘生彬大为转变，主动跑到穷人刘四孩、贺保孩家为他们治好了伤寒病。他公开宣布：“今后谁有病谁来立刻给看，自己知道谁有病，不请也去。”这种被唤醒的思想觉悟，甚至让当地群众发出了“如今政府真好，什么人也能改造”的感叹。
与此同时，中共注意到应促使中西医互相学习，而非单向地对中医进行科学化改造。在离石县政府召开的座谈会上，中西医取长补短，交流经验，共同就瘟疫、湿症的防治作了详细研究，并在开会地点附近的村庄展开合作治疗活动。在六分区专署召开的座谈会上，马跑泉中医刘老先生感叹道：“这次会真好，和旧政权时代大不同，那时是考医生，发文凭，穷人吃不开。现在咱们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伴随思想动员的深入，部分老中医开始公开其长期保守的祖传秘方。在传统乡土社会，秘方不仅是治病救人的医术，更是民间医生赖以生存的私有财产，民间长期秉持着“家传秘方死不授人”的传统。然而，在政权的感召与统战吸纳下，大批老中医主动打破了这一禁忌。在临南县的座谈会上，67岁双目失明的老中医高举冒雪参会；许多中医被政府关心群众的热忱所感动，当场公开了120多种几辈子祖传的秘方，其中包括刘殿奎治疗阴湿、梅毒等症极有效的“十灵丹”。在延川县全县医生座谈会上，自20多岁的青年医生到六七十岁的“祖传医生”，一起讨论伤寒、霍乱、小儿头疮、疯狗咬人、妇女月经病等疾病的有效治法，一次性公开了祖传秘方20多种，“且研究出容易推广的单方多种”。《延川召开医生座谈会》，《解放日报》1944年8月25日，第2版。此外，龙华县全县医生座谈会更是搜集了内科、外科、眼科、妇科、儿科等秘方、专方、偏方共210多种，针灸方法20多样。概言之，中医们主动交出祖传秘方，并不是强硬行政命令催生出来的，而是统一战线“刚柔并济”的政治动员所爆发出的巨大能量。
各地中医大规模公开秘方的行动，将原本私有、封闭的民间医疗经验公之于众，与1941年个别医生献方行为的无果而终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果不从政治高度赋予中医“同盟军”地位，不通过统战手段打破行会的思想壁垒，民间私有的医疗经验就只是零散的技术切磋，无法被政府大规模利用。正是在医疗统战的框架下，中共才得以在各根据地真正将垄断的、私有的传统医疗知识，转化为新民主主义的医疗卫生资源。然而，政策的话语构建并不等同于基层的实际成效。
在思想动员与收集秘方的基础上，中共进一步通过建立基层医疗组织，将乡村中医纳入日常行政管理之中。思想洗礼和交出秘方往往是一次性的政治表态，为了巩固统战成果，中共采取制度化的措施，要求在各地设立中西医药研究会，吸引中西医参加，“成为边区群众医药技术的领导机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其经验由该边区卫生部部长王照新在文教会卫生组作了专门报告，并且接受了《晋察冀日报》的专题采访。彼时三边分区医药卫生工作落后，全分区只有中医93人，药铺19家，且分布极不均衡。定边城集中了最主要的资源，其中药铺12家，中医28人，公家西医12人。在广大乡间常是几十个村庄百里外的地方找不到一个医生和药铺，绝大部分的老百姓有病请不到医生，买不到药。同时药铺的药不全且贵，请医生看病费用很大，老百姓有病也治不起。公家医生虽常给老百姓免费看病，但因人力与医药的限制，很难完全解决群众的疾病痛苦。
1944年四五月间，定边城区发生白喉瘟疫，导致城内外死去十几个小孩，流行甚快，医治困难。三边专署于5月9日召集中西医医生座谈，希望中西医互相交换经验，得出治病良方。此次共有28名医生和药铺人员参加座谈会，大家一致认为中西医必须合作，才能壮大医药工作力量。西医对过去看不起中医的态度进行了自我批评，中医也表示过去不愿意和西医接近是不对的。中医高丹如曾游历过北平、江浙和四川一带，见识过西医的治病方法，苗植庵、崔岳瑞都阅读过西医书籍。他们在会上发表了中西医药各有特长的意见，并对西医提出批评。会后，大家组成中西医药研究会，作为中西医合作的机构，医生和药铺人员都可以自由参加该会。
中西医药研究会成立后，召开了多次会议。最初，西医和中医之间尚有互相观望和互相挑剔的心理。但在合作过程中，大家逐渐打破了隔阂，开始合作，推动了医疗工作的开展。驻军卫生部在施行手术时，主动请中医去参观，帮助他们提高科学认识；而中医遇有疑难病症时，则介绍到卫生部来,中西医开始合作治疗。如城区北乡有一斑疹伤寒病人，开始由中医会诊，后又请卫生部的西医参加诊治。另外在“学习崔岳瑞运动”中，中西医合组医疗组，共同下乡诊病，大家集思广益，慎重地诊治病人，取长弃短，互相帮助。得益于以上措施，三边分区中西医合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在中西医经验的交流上，中医苗植庵将其数十年行医经验书写成册，请大家研究，各医生接诊时记录病案及处方，以便互相参考。部分中医学会使用体温表，接产婆也学会了转胎。时人发出了如下感叹：“这只有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中，才能有这种合作互助的精神。”
然而，必须注意到战时政治动员的宏大叙事与乡村医疗网络日常实践之间的张力。无论是彼时党报的新闻报道还是各级政府的总结公文，其话语机制往往天然具有树立典型、宣示政策成效的动员职能，极易在文本表层呈现出某种一呼百应的表象。一方面，尽管彼时报刊不乏对各地中医“踊跃交出祖传秘方”的报道，但仔细梳理文本不难发现，极少有针对特定的名医献方且方剂被广泛临床推广的典型个案追踪。这种典型案例的“材料性沉默”，暗示了在传统乡土社会中，作为中医安身立命之本的秘方，在面对收编时，持有者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普遍的、策略性的保留与观望。因此，政策在基层的实际推行广度与深度不宜被过度高估。
另一方面，作为医疗统战重要载体的中西医座谈会，其功能亦不应被单纯地理解为医疗技术的交流。在战时特殊的政治生态下，座谈会本质上是具有仪式感的政治表态空间。中医群体在会上的“诉苦”与“拥护”，在很大程度上是其面临身份改造压力时，为寻求政治庇护与执业合法性而采取的一种顺应性策略。这种公开政治表态与中医在日常医疗实践中对政策的真实态度之间，显然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历史缝隙。因此，只有正视官方话语建构与底层医疗实相的交织，才能准确把握中共中医政策演进的复杂性。
四、中心与边缘：因地制宜的医疗统战
虽然中共在宏观上确立了行之有效的统战手段，但在广袤的抗日根据地，面对截然不同的战争烈度与资源禀赋，各地在推行中医政策时并没有僵化地采取一套刻板模式，而是展现出了极强的策略弹性。基层医疗实践清晰地显示出，医疗统战在作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与处于边缘的晋绥、晋察冀等根据地，形成了不同的落地方式。
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相对稳定，医疗统战带有正规化、制度化与面向未来的政治示范色彩，往往由高层直接推动并被赋予长远的政治定位。李富春在文教大会上站在全国政权建设的高度指出，中西医合作团结与改造中医的方针，“不仅适用于边区与现在而且适用于全国与将来”，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国全部医药卫生工作的科学化与中国化。这一政治定位，使得陕甘宁边区的医疗统战超越了单纯的战时应急救治，成为未来新政权卫生建设的试验田。
同时，得益于相对稳定的环境，陕甘宁边区有条件募集资金进行医疗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国医研究总会曾计划通过金融与商业手段筹集基金，建立正规的中医院。在总会呈请边区政府的方案中，筹措资金的方式包括：一是在延安市及各县进行募捐，二是发行健康奖券70万元，三是请政府准贷5万元作为基金，再由总会另外集股设立纸烟公司，将土产之烟叶用手工及手转机器制成纸烟。
更为重要的是，陕甘宁边区将统战成果直接转化为日常行政管理。在具体的行医管理上，三边分区不仅成立了中西医药研究会，更建立起了严密的现代医疗管理制度，规定医生看病必须“写病案”，开处方要“留存根”，且需定期接受检查与批注。制度要求治愈每一重要病症，都须注明医治经过，于每月或半月开研究会时，每人都需带病案记录簿，由苗植庵、高丹如老中医检查，并负责批注，有不适合的提出研究，治好病的典型例子也提出来供大家学习。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来看，诸如“开病案”“留存根”以及定期“会诊审查”等医疗制度的执行，本质上是政府对传统中医行医范式进行的一场标准化改造。它打破了传统乡村医疗长期依赖个人经验、缺乏外部权力监督的闭塞状态，通过文牍化的监管技术，将分散的乡村中医纳入被政府考核、审计和监督的卫生行政体系之中。
与中心区域不同，处于战争前沿和敌后游击区的晋绥（晋西北）与晋察冀根据地，时刻面临着日军“扫荡”、物资封锁和疫病暴发的威胁。因此，这些根据地的医疗统战剥离了繁琐的文牍与长远规划，呈现出鲜明的应急性、实战化与军民紧密结合的特征。
首先，在游击区与前线，医疗统战的首要目标，往往是为了快速控制疫病的蔓延。地处日伪包围之中的各根据地，收集民间秘方并非为了编纂学术典籍和学术交流，而是为了立刻投入临床救治。例如，在晋察冀边区的龙华县，中西医座谈会在短短8天的会期中就迅速搜集了内科、外科等秘方、偏方210多种。会议更明确要求得出的经验“要即知即传，随时推广”，体现了极端的紧迫感与实用性。这种基于战时应急的“短平快”搜集与动员，不可避免地带有粗放式的局限性。在日伪严密封锁和疫病蔓延的生死关头，从民间紧急汇集上来的偏方、单方以及本土替代药材，在被“即知即传”之前，根本无法进行严密、成熟的现代医学临床验证。此举虽然在短时间内缓解了根据地缺医少药的困境，但在实际救治中，却潜藏着误用无效甚至有害偏方的医疗风险。可见，中共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推行医疗统战时，不得不在“科学严谨”与“战时应急”之间作出艰难的妥协。
其次，为了应对封锁带来的缺医少药，各地都注重最大限度地发掘本土医药资源。在西药极度匮乏的生死存亡关头，医疗统战的重点转向了对当地医疗资源的重组。在晋绥六分区的座谈会上，中西医共同研究分析了武山林所产的60余种土产药材以替代西药，“目的在于使中西医亲密团结起来，互相交流经验，以解决医药困难，开展群众卫生运动。”在晋察冀边区抗联的医疗会议上，中西医一面实际治病，一面进行研究。双方用各自的诊断方法提出不同治疗意见，相互取长补短，总结经验。西医向中医学了不少的有效偏方，军区卫生部甚至与民间中医约定，向他们购买药材交由卫生部制造并交换药品。由此可见，医疗统战亦是解决战时医药资源短缺的重要方式。
最后，在面临日军“扫荡”的根据地，各级政权积极将医疗统战直接转化为支援前线的军事动员。在晋西北的离石县，医疗统战极大地激发了民间医生的救护热情。当得知某村民兵中队长陈九湖作战负伤时，西医高志明和民间中医张吉毫不犹豫地在夜里跑了十几里路前去抢救，此举直接推高了民兵群众的战斗热情。在残酷的军事斗争中，民间的中医和西医已经一起融入人民战争之中。
通过比较陕甘宁边区与晋绥、晋察冀等根据地的实践差异，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共基层治理的弹性。在中心区域，中共着眼于未来全国政权建设，利用相对安定的环境进行制度规划与科层化演练，政策致力于推行写病案、留存根等规范化、科学化的制度重组，将传统中医的改造作为未来国家卫生建设的试验田。而在战火纷飞的根据地，中共首先要立足于生存，则不得不妥协为8天突击搜集偏方等粗放型、动员式的战时应急替代，将医疗统战直接转化为应对疫病、打破封锁和救治伤员的战时动员力。这种空间上的实践差异表明，医疗统战并非一套僵化的行政指令，而是一种能够适配不同资源禀赋、有效整合可用民间力量的政治机制。两者的并存，体现了战时政策在理想制度建构与残酷现实生存之间的弹性张力。在灵活的政策执行过程中，中共不仅在宏观上重组了医疗资源，更实现了革命政权在广袤乡村社会的深度动员与扎根。
余论
考察中共抗日根据地中医政策的演变，可以发现其内涵并非简单的中西医合作，更不能将其视为应对缺医少药的权宜之计，而是深刻地反映了中共对医疗卫生在革命政权中地位的重新认识，以及如何将分散的民间医疗资源整合进政权体系的治理逻辑。中医政策的转向源于中共对医疗工作的重新定位。毛泽东将医疗问题正式提升为一项政治任务，使根据地政权从保卫劳动力与战斗力的战略高度重新定义了中医的价值。因此，中医管理问题逐渐从民众团体医务管理升格为党中央直接指导的政治任务。
作为一种治理方法，医疗统战是中共统战政策在医疗卫生专业领域的延伸。在广袤的乡村社会，中医不仅掌握着医疗技术，更是把持传统文化话语权的乡村精英。中共意识到，单纯凭行政指令只会加深隔阂，唯有通过统战的方式，将中医从业者由被动的改造对象重塑为主动的同盟军，才能真正叩开基层社会的大门。通过召开座谈会、引导中医从业者自我反省，以及交流医疗经验等形式，根据地政权不仅获得了他们的合作，更获得了他们的政治认同。这种策略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它利用政治动员的力量，消弭了专业群体对现代政权的防范心理，从而实现了对乡村传统医疗力量的初步吸纳。
资源重组则构成了中医政策演变的实质过程。在传统中国，医药知识是医生赖以生存的文化资本，尤其是祖传秘方往往具有极强的私有性与封闭性。中共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从动员“献方”到强制推行“写病案”与“留存根”，实质上开启了将民间私产转化为国家公共资源的进程。由此，分散、游离的民间医疗经验被提炼、记录并纳入卫生行政的监督之下，中共不仅借此扩充了战时紧缺的医疗资源，更在制度层面上将习惯自由分散行医的中医从业人员初步纳入政府的日常管理之中。
抗战时期中共的中医政策作为一种国家权力的下沉，打破了传统乡村医疗的既有生态。在评价中医政策的实行状况时，应当辩证地审视政策文本、动员话语与基层实践之间的张力。报刊作为战时政治动员的工具，具有树立典型的职能。然而，从其缺乏对中医献方的具体个案的后续追踪，以及中医座谈会的政治色彩来看，中医政策的实际推行并非一呼百应的直线演进，而是存在着执行摩擦与圈层差异。在战时环境下，基层中医面对行政化的改造并非展现出非黑即白的支持或反对，更可能表现为一种日常形式的抵抗。座谈会上的慷慨陈词与政治表态，构成了一种面向国家权力的公开文本，而私底下的策略性保留、对核心秘方的隐匿，以及在行医过程中对西医的冷漠与避让，则构成了乡村医疗网络的隐藏文本。虽然这些底层实相缺乏直接文字记录，无法直接呈现于历史文献之中，却通过官方反复号召“打破保守、化除隔阂”的文字，反向折射出民间医疗传统的坚韧。
综上所述，抗日根据地的中医政策实为中共战时基层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共基层治理的一个生动缩影，一方面通过医疗统战有效整合了散落民间的医疗人才，另一方面通过资源重组构建了乡村的初步医疗网络。同时，必须认识到中共的中医政策毕竟是在极端残酷的战争与物质匮乏条件下的一种建政探索，不可避免地带有战时应急、粗放乃至一定程度的强制色彩。各根据地不仅未能建立起严密、成熟的医疗体系，对基层中医的收编也多停留在政治认同与初步的行医规范层面。对于这种历史局限性，需置于特定历史语境下予以同情之理解，不应以和平时期的标准去苛责战时的探索。正是这种将传统医疗力量系统性地编织进卫生行政体系的历史实践，不仅客观上缓解了根据地的医药危机，更为新中国基层医疗卫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最初的逻辑起点与组织范式。
原文载《安徽史学》202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