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时远:文化自信、文化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9 次 更新时间:2021-01-09 13: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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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时远  

   摘 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文化认同的重要论述为线索,以中国共产党多元一体的文化自觉观为背景,从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展开对新时代中华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的学理性讨论,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引领作用,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研究、中华民族身份归属、民族语言文字等议题进行了分析,对文化自信、文化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的内在思想关联进行了探讨,认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要求。

   关键词:文化自信;文化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共同体;爱国主义;

   作者简介:郝时远,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主要研究民族历史、民族问题。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重大研究专项课题“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基本理论与话语体系研究”(19VXK04);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展开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视野中,从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的高度,对文化建设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繁荣发展中华文化事业的系统论述。其中,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文化自信、文化认同、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爱国主义等方面作出了深刻阐释。

  

   一、多元一体大家庭的中华文化自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32其中“高度的文化自信”表述,不仅彰显了文化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地位,而且其立意于“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349,强调“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2]339。习近平用更“基础、广泛、深厚”的自信之基、更“基本、深沉、持久”的力量之源,这些具有“说到底”意味的话语形容的文化,就是“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2]36,即本文讨论的集各民族文化之大成的、贯通古今的中华文化。而“自信”这一与心理学密切相关的概念,在通常意义上就是对达成一个目标自我能力的信心确认。对中华文化的自信,是基于对植根深入、根系发达、底蕴厚重的文化力量产生的自觉,这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凝聚人心的共同信念基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记录了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断发展的历史脉络,汇聚了从“五方之民共天下”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进程中的发明创造、思想智慧和道德价值,成就了在东亚乃至全球范围不辍进取、形态独特的文化体系。这种独特性,就是当今“中国特色”话语的历史底蕴。因此,习近平在关于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论述中强调指出:“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3]162也就是说,底蕴深厚、多元一体、文化多样构成的中华文化基质,是塑造当代中国国家形象最具代表性的内涵特质和外在表征。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的论断和贯通古今的阐释,是具有学理支撑的政治宣示,是立足于文化力量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份事业应有的强大凝聚力、感召力和激励作用的深刻解读。

   在民族学、文化/社会人类学、民俗学乃至美学、文学艺术等研究领域,无论如何莫衷一是地定义文化概念,或对文化给予纷繁复杂的分类释读和评价,不论是对一种文化符号的“深描”,亦或对某些文化现象的采风,以及关涉文化冲突、文化差异、文化适应、文化多样性、文化遗产保护、跨文化交流和文化认同等难以尽数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可谓卷帙浩繁、丰富多彩。但是,以“文化自信”(对外英译为cultural confidence)介入文化理论的政治实践,无疑是展开了一个新的视野,尤其对统一的多民族中国来说,其现实意义尤为重大。

   文化自信指向的中华文化,是关系到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深层基础。对此,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4]这一条件的决定性意义在于“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中华文化发展繁荣,即是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会贯通、有机结合的中华文化复兴。其先决条件是认知和建构中华文化,在中华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文化自信。

   近代中华文化的自觉,源自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痛苦经历,国人在“西学东渐”的广义文化冲突、比较和吸收借鉴中,兴起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反省、批判和变革的思潮,探索中华文化的振兴之道。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创了中华文化自觉的新阶段。

   毋庸讳言,这一历史过程的中华文化自觉,主要是建立在中国汉文化基础上的自觉和变革,当时学界关注和调查的少数民族文化、边疆文化,大都属于与汉文化相异、形态不同于内地、甚至比较“原始”的文化类型。因此,在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纲领中,属于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的“文化”范畴。正如《共同纲领》中规定的:“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6]1对此,1950年邓小平论述民族工作时指出:少数民族“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所谓文化,主要是指他们本民族的文化”[7]。用学界流行话语即指“他者”的文化。

   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确立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文化观中,一方面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缺乏文化、教育设施,大都属于无文字社会且文盲率高等反映文化发展落后的突出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另一方面,也认为各少数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优点和长处。因此,1950年筹建中央民族学院时,对开展少数民族研究提出了“发扬并介绍各民族的优良历史文化”的任务[6]14。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在中华文化自觉层面展开的新境界,即从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意义上肯定少数民族的文化同样具有优秀的成分和品质,由此开启了新中国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自觉进程。

   随着国家全面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全国范围进行民族识别、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文字调查,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其中包括少数民族文化走进国家艺术殿堂进行展示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如1952年成立的中央民族歌舞团,就是以继承、繁荣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为宗旨的“国家队”;1953年“首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中,展示了9个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节目;1956年“首届全国音乐周”,有14个民族的节目展演等等[8]。这些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开展的多民族文化艺术精品的社会化展现,使党和国家在民族工作、文化工作中开始意识到“少数民族中有许多优良的文化艺术传统,应该予以适当的发扬,并帮助它们逐渐吸收新的内容。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还做得很少,需要提起注意”[6]109。这是民族工作、民族调查研究在“抢救落后”的实践中发生的思想转变,“抢救落后”具有了“发掘优秀”的意义,形成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新认识、新观念:“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资源一样,是极为丰富的。各民族人民蕴藏着巨大的智慧。我国各民族不仅在过去共同创造了我国的历史文化,而且必将在我国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建设中显示巨大的创造才能。”对此,在当时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上形成了共识:“事实证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遗产是非常丰富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发掘出来的,仅仅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这些优美的诗歌、音乐、舞蹈、美术,不仅已经为全国人民所珍视和喜爱,并且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生了重大的影响。”[9] 这是20世纪50年代民族工作中最重要的思想成就,在观念上从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的经济资源认知,扩展到少数民族地区“地大文博”的文化资源认同,这是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价值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作出的高度评价。

   各民族共同创造祖国历史文化的认知,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全国范围产生的认同,以及在当时条件下对外文化交流中体现新中国形象的作用,是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工作取得的重要结果,也是少数民族以文化自尊、文化自信融入国家文化建设事业的集中体现。1957年,作为模范自治区的内蒙古自治区,率先建立了深入牧区、服务牧民文化生活的乌兰牧骑。这支以“红色幼芽”命名、以民族艺术形式讴歌新社会的文艺轻骑兵,代表了少数民族文化创新发展的强大生命力,对全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和积极影响。

   1964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事业迎来了集中展示发展成就的盛典,即 “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当时,来自全国各地53个少数民族的650名业余文艺工作者登上了国家舞台,向全国人民展示了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精品。尤其是各民族的演员,大都是来自高原、山地、草原、林区、江河流域的农民、牧民、猎民、渔民、林场职工和民间艺人,最年长的演员是70多岁的维吾尔族老人,最年轻的演员是8岁的蒙古族女孩等等[8]。这些特点表明,史无前例登上国家文化大雅之堂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具有悠久的传承历史、深厚的民间土壤、广泛的民众基础和独特的文化魅力。这一盛事及其全国性的巡回演出效应,产生了“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向“我们民族的文化”的认同升华,即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国、中华民族、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中华文化的自觉意识注入了多元一体的文化多样性动力。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自觉过程,始终在不断提高着各民族的文化自尊、增强着各民族的文化自信、扩大着各民族的文化认同。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政策在恢复中不断加强,在观念上也明确提升到“要使作为我国文化宝库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继承和发展”的高度[10],明确了“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11]。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推进,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着力保护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进和谐文化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要求,也以“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的论断[12]334-335,昭示了党和国家的意志:“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中国各民族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在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中,“增强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文化的内涵,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向心力”[12]341。这是在中华文化自觉基础上,体现中华文化自信的国家意志的重要标志,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认同的作用,使各民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归属感进一步提升。

2009年,中国政府对外发表民族事务白皮书,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族在中华文化建设中形成的国家—民族(state-nation)归属作出了宣示: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以自己建立的中央政权为中华正统,都把实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作为最高政治目标。广袤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尤其是近代以来,各民族在反侵略、反分裂的伟大斗争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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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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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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