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27日，是云南省会科学院原院长、历史民族学大家何耀华研究员88岁生日。我也进入耄耋之年，回忆起与何耀华研究员相识、交往、并在他领导下从事经济学研究40年的经历，历历在目！现将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些事与感受，记录于此。祝愿何耀华先生身体健康！安享晚年！
一、1986年成为省委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选派的最优秀业务副院长
我认识何耀华，源于1980年代初我在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工作，我们处长李维贵（著名哲学家，后任省社科联主席）分工我联系理论研究与宣传，经常与各社科研究机构特别是高校的科研处长、学报主编工作接触并交朋友。那时何耀华在云南大学任科研处处长，兼任云南大学学报《思想战线》主编。一方面我的本职工作需要联系，另一方面我在本职工作之余研究股份制经济，已拟定20个题目，写成的一篇《马克思的股份资本理论与我国企业的股份化》投《思想战线》，承蒙何耀华以主编角度提出修改意见，经修改完善在该刊1987年第一期刊出。
1986年8月郭正秉由省政府副秘书长调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后，急需有一位业务副院长辅佐。那时国家刚从十年动乱中走出来，百废待兴，尚未建立起各级干部培养和梯队候选机制，而且研究机构研究职称评选与聘任尚未恢复，寻找一个正处级、有高级职称者担任社科院副院长，真的不容易。后来听说选到了时任云南大学科研处处长何耀华，是唯一合格的社科院副院长人选，顺利通过了省委考核组考核。大家都认为选的好！我曾听宣传部人事处长陈甲荣同志说过，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选派到一个最优秀业务副院长。
一是何耀华当时已是著名的历史民族学家，曾长期深入凉山等少数民族地区调研，其中他的专著《武定凤氏本末笺证》，在实地调查的同时，广征博引，古今印证，提供了武定地区彝族社会历史的完备资料，是研究武定彝族社会历史的一本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曾4次重印，其价值不仅在于详细记述了武定彝族凤氏家族数百年的兴衰史，为研究武定地区彝族封建领主制社会提供了难得的材料，也为研究当时的中央王朝与云南地方，彝族与汉族、白族的相互关系，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更反映他彝学研究中对文献的考释辨析和比勘学术功力。后还收进了民族学大师方国瑜先生编纂的《云南史料丛刊》中。
二是那时何耀华担任云大科研处长，学报《思想战线》主编，正处级，符合社科院副院长需从正处级干部选拔任命的规定。
三是何耀华当时是省内具有正高级学术职称的正处级人选。1985年经云南省人民政府特批他破格由讲师晋升为研究员，而那时全省具有正高级之称的科研人员为数甚少，原因是十年文革动乱期间职称评聘被冻结，直到1980年代中期尚未恢复。特别是何耀华于1986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和管理专家，是当时全省获得这一称号的两人之一，另一位是社科院已经退休的前副院长杜玉亭研究员。
二、社会科学研究体制机制改革的推动者
何耀华1987年6月正式就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91年7月接任院长。我是1987年9月调任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后改名经济研究所）任副所长、所长，有幸在何耀华领导下从事科研工作。期间正逢我国改革开放快速推进之时，何耀华坚决贯彻执行国家改革开放路线政策，与全国同步进行了一系列科研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大大促进了云南省社科院的科研事业发展。
（一）大力扶持国家急需学科的创设和完善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是粉碎“四人帮”后，在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基础上新组建的。何耀华来社科院任职前，已有历史所、农业经济所、哲学所、民族学所、民族文学所、宗教所、战略室、文献室。何耀华来社科院任职后，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及国家急需，先后新创设了综合经济所（1987年8月成立）、社会学所（1988年5月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1994年1月成立）、南亚所（2000年1月成立），使云南社科院成为学科相对齐全的地方社科院，特别是陆续取得了不俗的科研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时任院长李铁映和副院长汝信、王洛林、丁伟志等利用来云南视察之际，分别给予肯定与赞扬。
在此，我要对创办云南社科院南亚所多说几句。2000年，何耀华院长根据国家社科研究的大局需要加强南亚研究，经报批准，将院综合经济所成建制地改为南亚研究所。成立之前，何耀华便对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地区有所研究，建立相应的合作研究关系，南亚所成立后，经创设所长任佳研究员、陈利君研究员、和红梅研究员带领全所新老学者大胆开拓、勤奋努力，使南亚所逐步成为中国南亚研究的领军者和一面大旗：一是成果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高，国内外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一批建议进入了国家决策层。南亚所关于南亚研究的成果，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法律、外交、外贸，可以说百科全书式研究，这样系统化、规模化，取得了大丰收，在全国实属罕见。一大批专著先后问世。如任佳的《印度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演变》、《中国与印度经贸合作新战略》、《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战略研究》、《中国云南与印度：历史、现状和未来》、《穿越时空的商道——滇印民间贸易研究》、《环印度洋地区经济发展研究》、《孟中印缅毗邻地区互联互通研究》等多部；二是创立的《中国——南亚书系》，包括组织翻译并陆续出版了20多卷的《新编剑桥印度史》，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书系，特别是南亚蓝皮书系列，从2002年开始编纂，至今已经20多年了，连年不断的当年原始资料非常宝贵。三是一大批专题研究成果丰硕，并出版了一批专著。四是编辑出版《南亚东南亚研究》期刊，为南亚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发表成果的平台。五是创立并推动中国与南亚国际合作研究的机制已经成熟，运作顺畅。六是一批专家学者逐步成长起来，名家辈出。后来，南亚所陆续招聘进一批年轻的博士，成为南亚研究的朝气蓬勃的后生力量。我的这一判断后来写入《中国南亚研究的奠基人、开拓者：陈翰笙》，发布在爱思想网2024-01-11 23:58，至今点击阅读量达6.5万多次，没有想到爱思想网这个纯社会科学网站，会有这么多的点击阅读！我由此得出结论，社会对社会科学有巨大需求。
（二）“一院两制”，让科研人员到社会施展身手
1980年年代中期，国家对科研机构研究课题计划大大减少，国家社科基金和各省市区社科基金资助研究课题尚未启动（1989年才开始），社会上对社会科学研究需求尚未“觉醒”，除了少数学者可以自选题目继续研究外，许多学者处于“无事可做”状态。怎么办？何耀华及时借鉴有的地方“一院两制”，即鼓励科研人员走出“科研殿堂”，面向社会服务，而面向社会就需要一个有名有实的机构，此时记不清那个地方提出社科院“一院两制”，即允许科研人员根据自己能力创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民办机构，自找课题，独立运作。何耀华认为也只有这条路能走，报警省委领导同意，在院里试行这一改革，大家积极响应，一下子成立了数十个各展特长的机构。我当时也响应号召，创办并在政府有关部门注册“云南企业发展咨询公司”，适逢云南省企业股份制改造，我依托该平台，先后对云南省五金矿产化工进出口公司、昆明重机厂、云南轻型汽车集团公司、交通银行昆明支行等进行研究，并对昆明市五华大厦、昆明市百货大楼、昆明机床厂、昆明重机厂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造，进行咨询。其中，我在调研中发现并论证的“管理层工作折股和职工劳动折股”、“企业使用国有土地作价后留作企业离退休人员保障”、“党对股份制企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等观点，至今仍没有过时。
何耀华更鼓励成立挂靠在政府机关的民营机构。例如我创办并主编《云南证券报》，就挂靠在云南省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形成云南省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与省社会科学院为双主管单位，在创刊号上，我写的“马克思炒股票”，占了半个版面，为股民们撑腰。之后，我亲自撰写了70余篇评论，在宣传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方面，做出了努力。遗憾的是，由于多种原因，《云南证券报》出版到100期，不得不忍痛停刊。
后来国家和各省市区社科规划基金成立，社科系统“一院两制”已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于是不再有继续存在的理由。当然也有加强社科机构管理、防止经商腐败等考量。
（三）彻底实行课题组长负责制
课题组长负责制，现在说起来那时天经地义的事，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确实不可能的禁区。那时社会科学研究的题目由上级下达，课题组由院长或所长指定，实地调研由所长带领，经费由所长签字报销，极大地压抑了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何耀华来社科院任职时，国家刚从计划经济体制出来，上级科研计划题目“断粮”，改为申请评审，有的还是招投标，数量又少，在竞争下只有个别人才能有课题做。那么，所长就只能和科研人员一样的申请、投标课题，科研人员申请、投标来的课题，所长也就只能是服务，当然多数时候的服务也就不能不是多余的。为此，在所长和科研人员平等申请、投标课题的情况下，课题组长负责制应运而生。
在何耀华主持下，我们研究所在全院是课题组长负责制比较彻底的一个所，课题组长享有研究人员组合权、课题经费开支签字权、成果发表权和署名权。这样一来，所长其实就当的很轻松了。鉴于能够申请或投标成功课题立项，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问题，绝大多数学者都不得不参与别人课题，即承担别人课题的子课题研究。而参与别人子课题研究，当然要志同道合，双向选择。一方面，大家都能不放过申请课题的机会，另一方面所内再也没有出现过去计划经济环境下的争计划下达课题、争经费、闹矛盾等现象。听说，在有的单位，名曰课题组长负责制，实际上课题经费报销还需要所长签字。我曾经向何耀华院长汇报说，所长怎么就知道人家课题组调研出差的每一张发票是不是课题研究的所需所不需？！他很同意这种意见，指示院财务对各课题组报销发票不用再统一由所长签字，而由各课题组长签字即可。
（四）完成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研究是智库本职份内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恢复与推行，省委省政府于1990年代初赋予社科院作为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研究机构的职能，社科科员随之加挂“云南智库”。那时，社科院许多学者并不理解决策咨询和智库的含义、要求和决策咨询报告的写法。我曾听何耀华院长说过，他曾多次利用向省委省政府领导汇报工作时请教省委省政府需求的决策咨询报告。曾多次在所处长会议讲解社科院要承担的决策咨询工作的重要性、意义，特别怎样写好一篇决策咨询报告。这实际上是对全院学者的培训。在我的记忆中，何耀华院长强调的是三句话：一是发现问题、二是找出原因，三是提出对策，由此文字报告就必须按这三部分写作。何耀华院长曾经警告，我们有的学者的咨询报告提出的问题是省委省政府已经解决过问题，分析的原因不对路，对策没有可操作性，这就“掉了自己的架”。
由于何耀华院长中重视和亲自抓，云南省社科院很快成为云南省重要的决策咨询研究机构。据我参与编写《云南省农林经济学科发展史》时的不完全统计，云南省社科院仅研究农村发展的报告被省委省政府领导先后批示的达240多件。
我这里举一个案例。1985年，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拟在缅甸北部密支那附近租地进行农业开发，通过省民委寻找预可行性研究报告承担单位，何耀华向时任省民委负责人推荐我和我们所。当我带领调研租出发前，何耀华院长详细向我讲述这个任务的要求实际上有两点：一是要有可行性；二是要省级有关部门特别是国家农业部的支持批准，提醒课题组实地调研及写作时把握。当我组织课题组写出初稿后，何耀华院长又逐字逐句的斟酌修改，最后顺利通过了省级专家组评审，只是后来国家农业部考虑外交因素没有支持。
（五）鼓励社科院资深正高研究人员多渠道培养研究生
1980年代中期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云南省社科院申请培养研究生布点进展到只差“临门一脚”，因各种原因停止，何耀华来社科院任职时已错过了再申请时机。何耀华深感发挥云南社科院人才济济、培养研究生的重要性与意义，于是要求全院多方面补救。
一是号召去高校兼职当导师。这一般是著名专家，又是高校急需的导师岗位。何耀华本人就是云南大学民族学博士生导师，曾培养出著名民族文化专家杨福泉博士，杨福泉后来任社科院副院长，也被云南大学聘任为博士生导师，指导的博士王俊现在已是社科院民族文学所所长。
二是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举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培养。我院哲学所所长苗启明研究员、陈真研究员在何耀华院长支持并报省原教委同意下，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昆明联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设哲学、农业经济管理、社会学三个专业，除个别课程需北京专家亲授外，主要由云南社科院相关学者授课辅导。由于顺应云南干部急需提高学历的需求，当时招生时报名火爆。后由于各种原因，仅办班两期不得不终止。
三是与高校合作共建研究生布点。如2000年，西南林业大学经管学院因教授级正高级职称教授数量不够，无法申报硕士研究生布点，时任省教委研究生处建议他们与省社科院经济所联合申报，何耀华院长全力支持，使经济所正高级研究员都有了指导硕士研究生机会。
（六）鼓励全院各学科组织召开学术会议
何耀华认为，学术会议对一个学术单位非常重要，在相互交流中，可以启发思路、开阔眼界、触发灵感，激励研究，提供同行反馈，帮助学者了解学科研究前沿、分享成果、促进合作、提升声誉。特别是对于年轻学者，可以接触大佬、锻炼交际和演讲能力，结交朋友。他身体力行，曾组织多次学术会议，并要求社科院各个研究所都要把召开不同规模、不同档次学术会议当作份内之事，以扩大学术影响力，提升知名度。
在何耀华指导、帮助下，我做研究所所长期间，曾先后组织过17次学术会议，其中国际性会议12次。这里不包括研究课题法定的选题开题论证会和结题评审会。当然根据国家规定，各类研讨会必须报批后才能召开，并接受监督。作为一个不到20人的研究所，要顺利组织大型国际研讨会，当然困难不少。在此，让我再一次感谢我的同事们的全力以赴。1999年7月10～12日，经何耀华院长批准，我筹措一笔资金，我们研究所与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在昆明连云宾馆，召开《中国农村发展研讨暨全国社科院系统农村研究协作网第四次联席会议》，由我协助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时任副所长韩俊教授（现任国家农业农村部部长）、李周教授共同主持。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科院第一副院长王洛林教授与会指导，何耀华院长带我全程陪同。会议间隙，在听取何耀华院长工作汇报后，王洛林对云南省社科院在服务云南省委省政府理论工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表示肯定，特别赞扬云南社科院大胆进行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国际科研合作方面走在了全国地方社科院的前列。
三、带领云南社科院对外开放搞科研处于全国地方社科院前列
1980年代末、1990年代，云南省成为全国接受国际社会援助农村发展项目最多的省份，何耀华带领全院及时抓住这一机遇，通过一系列国际合作项目，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人才，特别是引进了当时国际上先进的农村发展理论与方法，使云南省社科院科研水平上了新台阶，使云南省由全国当时的开放末梢转变成为前沿，还广泛深入地宣传了云南。
（一）身体力行并要求全院各所努力争取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何耀华院长深知社会科学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身体力行并要求全院各所努力争取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他牵头的项目有中美合作“丽江玉龙雪山区域农村发展和生态问题研究”，中加合作“中国云南丽江‘工合’的历史演变和发展前景”、中美合作“滇西北保护与发展行动计划（含大河流域国家公园）”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云南省政府与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合作的“滇西北保护与发展行动计划（含大河流域国家公园）”，他具体负责社会文化旅游等方面的总调研，带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和各个高校的学者组成了总课题组和丽江、怒江、迪庆、大理课题组，认真调研了近百个各民族村寨的生态和文化，撰写了翔实的调查报告和具体的行动计划建议，为云南省委省政府提供决策参考，并成为云南省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的参考资料。他牵头所做的滇西北保护与发展行动计划的社会经济文化部分的调研，也促使云南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第一个试点省，为我国国家公园的建设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与实践。他通过中加合作国际项目，促成了加拿大印第安人与云南丽江纳西族、傈僳族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交流。
在何耀华院长的直接领导和具体指导下，我先后主持了国际合作研究与行动项目17项。如1999年--2004年，经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报省人民政府批准，何耀华为项目中方代表、我为项目办公室主任，申请成功并主持完成全球环境基金（GEF）资助的中型项目《中国云南省多部门合作社区参与性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试验示范项目》（YUEP）。项目创新有三，一是以直接民主方式选举并运作社区自然资源共管组织；二是共管组织运作的社区保护与发展基金（2006年国家财政部和原国务院扶贫办在全国推广贫困村基金）；三是村民监测生物多样性。2004年9月9日，项目办与UNDP北京办事处、美中环境基金、中国社会林业网联合，在北京新大都酒店召开“YUEP项目国际推介研讨会”。参会的中央和国务院机关官员有：求是杂志总编辑，中央政策研究室两位局长，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两位司长，以及国家财政部、原国务院扶贫办、农业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环保局、国家林业局、中央党校、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林业科学院、中国环境科学院、GEF中国秘书处、外经贸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浙江师范大学、人民出版社、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等，及15个参会的国际组织代表。
使我感动的是，YUEP项目最早提出者是和我们所合作的泰国清迈大学乌莱旺?泰其涌教授,她并且策划了1995年11月云南省社科院院长、泰国清迈大学校长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校长在清迈大学三方校（院）长合作签字仪式。后来，我把这个合作签字仪式忘记了，没有写进我退休后收集整理的《云南省社科院经济所大事记》。在一次会议上何耀华讲起这件事，并把他在三方签字仪式上的致辞从《何耀华文集 第五卷》中找出来证明。他这种重视历史资料的收集、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使我折服。
（二）选送年轻学者赴国外留学
1991年7月何耀华就任社科院院长，恰遇国际基金无偿援助中国第一个大型扶贫项目“中国云南省贫困山区综合开发试验示范与推广项目”（简称“云南扶贫项目”、“YUN项目”）实施，经何耀华批准，我所在的研究所作为项目5个技术支持单位，我作为项目领导小组成员，参与了项目全过程，其中项目的一 个目标是培养一批既懂国际上的扶贫与农村发展理论，又英语过关的年轻人才，待他们成长起来后，就会寻找更多的资源帮助贫困者，还会替代现在帮助中国的那些不懂中文的国际专家，为此，唯一可选的途径是选送他们到国外留学、定向培养。当我把这一计划向何耀华院长汇报时，他高兴地说，这是真正的“授人以渔”，指示我要抓住机会。我按照他的指示，要求所里所有年轻学者一律停止工作去强化英语，谁先过关即送国外留学。结果，我们所先后选送13名（全省共70多名），全部学成回国，成为科研与教学的骨干，特别是成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欧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发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英国政府、德国政府、澳大利亚政府、新西兰政府、香港乐施会等国际组织和政府的援华项目的顾问、咨询、培训、评估专家。
四、着力把关心科研人员的生活与发展落在实处
作为社科院的领导，何耀华以高度责任心，关心全员职工生活。他来任职副院长后，即协助郭正秉院长把环西路大院征地拿下并建设起来；他任院长后，又新建两栋4类宿舍楼（48户），解决了正高级职称人员的住宿困难。与此同时，他更把关心科研人员落在实处，特别是在科研人员最关注的学术职称评聘、学术荣誉认定等方面，尽到了他的最大努力。
（一）老学者获得了与他们成果贡献相当的职称与荣誉。
何耀华担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期间，许多老学者获得了与他们成果贡献相当的职称。如我在的农业经济研究所创设所长袁德政，是云南公认的第一代农村经济研究权威之一，但由于那时职称评审尚未恢复，在他1992年3月身患癌症去世之前，曾对我表示此生最大遗憾是没有高级职称，而我作为副所长一筹莫展，毫无办法。我随即把他的要求向何耀华院长汇报，何院长当即表示，袁德政是社科院农村经济学科带头人，又兼任省民盟副主委，属统战人士，一定要解决他的职称问题，可以通过呈报省政府申请特批方式予以解决。幸运的是，何耀华这一意见很快走通，在我将省政府特批告知袁德政时，他满意地微笑了，不久便驾鹤西去。在袁德政追悼会上，我曾见到许多老学者和省内民主党派人士，表示对社科院领导真心关心学者职称问题表示称赞！特别是社科学者们都很欣慰，因为他们从袁德政特批职称上看到职称评审解禁的希望！
1997年，省里组织申报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科学、技术和管理专家，并下达社科院一个名额，何耀华权衡全院拟申报人员，鼓励我申报，认为具有了一定的竞争条件：主要是我已出版的专著《县域发展战略学》，为当时全国第一部，又是在国际级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北京版，还有求是杂志原总编辑王天玺作的肯定性序言，是其他学者没有的条件。
（二）扶持不放过任何一个推举本院中青年学者成长机会
社科院在发展中陆续接受一批又一批年轻学者。何耀华对他们的成长付出大量心血，在督促他们多出成果的同时，不放过任何一个省里评选的机会，如破格晋升正高职，入选为国家级和省级的学术带头人后备人才，等等。
我们所的年轻学者大都出国留学过，他们回国后又都被聘为不同国际组织的咨询与培训专家，有的还曾在国际组织兼任项目官员。有段时间社科院曾有一些嫉妒性议论，如有一次在何耀华院长办公室，机关一位处长汇报说院里有人提出经济所年青学者在国际组织兼职应该向单位上交管理费，我当场反驳：一是上交管理费找不到上级文件依据；二是年轻学者工资收入不高，他们辛苦兼职赚点钱贴补家用不容易；三是作为“单位”并没有对他们有任何管理，收取管理费事出无名；四是聘请年轻学者的组织并没有让他们向单位交管理费的预算，硬性收取将在国际上影响恶劣；五是单位要收取这种管理费有何用途？社科院是财政全额拨款单位，如果弥补经费之不足，为什么不向财政申请？六是如果要年轻学者交管理费，那么与年轻学者这种收入性质相同的、几乎绝大多数学者都曾经经历过的专家咨询费、课题评审费等，也需要收取，而这些费用很难统计，操作难度很大。何耀华听了我的陈述，认为当时并没有听到北京、昆明等地有那家社科机构和高校收取本单位专家临时服务国际组织所得服务费的管理费问题，我们院不可贸然行动，从而否定了那位处长的意见。
四、繁忙的科研管理工作之余的学术研究硕果累累
何耀华作为云南省社科院一院之长，行政事务缠身，但他并没有放松自己的科研，做到了管理和科研两不误，硕果累累，国内外影响极大。这里仅举两例。
（一）编纂6卷本巨著《云南通史》
何耀华提议立项、并任总主编的6卷本《云南通史》,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历时10余年完成。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这是迄今篇幅最大、内容最完整、阐述最系统的云南通史著作,也是近年来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他组织云南省内最著名的历史民族学家李昆声、钱成润、朱惠荣、林超民、段玉明、夏光辅、蒋中礼、王文成、牛鸿宾、谢本书等任分主编，做到了广纳百家。作为主编，何耀华拟定的编纂主旨主轴是各民族融合、统一，提出“多元一体”民族关系发展模型，并吸收了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截至2024年，该书被《云南大学学报》等期刊引用12次，在边疆治理史领域产生持续影响。2012年入藏云南省档案馆后，成为公众查阅云南历史的基础文献，更是了解云南的必读书。
（二）气势宏大的43卷本《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
纵观何耀华治学一生，始终贯彻田野调查。他与著名历史学大家吕大吉先生一起，自1989年开始担任总主编，主持了《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这套43卷的皇皇巨著，汇聚了我国56个民族大量珍贵的原始宗教资料，集成时对每一则田野调查资料都详细注明了讲述人、采访的时间地点等，资料宏富，随着时间的流逝，愈来愈显得珍贵。
参考资料
1，杨福泉：历史民族学家何耀华的治学之路，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09月16日20:30。
2，杨福泉：看望何耀华老师（文、图、曲），杨福泉 云南 公众号2020年09月06日21:39；修改于2021年06月06日。
3，徐正银：何耀华：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的开拓者，云南日报2024年7月20日。
4，赵俊臣：忆我当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几件事，爱思想 ` 2024-09-08 21:06。
5，赵俊臣：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林经济管理研究史述评，爱思想 2024-12-15 22:13。
6，赵俊臣：在赵俊臣从事经济研究45年座谈会上的谢词，爱思想2023-12-08 0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