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生命美学是“无人美学”吗?

——回应李泽厚先生的质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3 次 更新时间:2019-11-20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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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知常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生命美学奠基于“万物一体仁爱”的生命哲学,是情本境界生命论的美学。它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生命视界”、“情感为本”、“境界取向”, 是转而从本体对主体的意义的角度去探讨本体,以“成人之美”、提升生命境界为主旨。它“以人人为本”、“以所有人为本” 。它所谓的“生命”,强调的是生命中的高光时刻,是“生命比生命更多”和“生命超越生命”,因此不是“无人美学”,而是“有人美学”。

关键词:无人美学  有人美学  生命美学  生命本体论

  

                                                                 


我所提倡的生命美学问世于1985年,而且,众所周知,它是从对于实践美学的批评发端的。当时,尽管我只是二十八岁的青年学子,,但是却深感实践美学是“无人的美学”,是“冷”美学”。因此指出:在实践美学,“作为感性存在的人、个体存在的人、一次性存在的人,却完全被不屑一顾地疏略、放过或者遗忘了。”[1]而且,我当时之所以毅然决然地与实践美学背道而行,恰恰就是意在开始自己的对于朝向“有人美学”的探索。

正是因此,在三十四年后,生命美学竟然被李先生点名批评为“无人美学”,我确实是有点惊诧莫名。

众所周知,相对于李泽厚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哲学观,从1991年开始,我就已经提出:生命美学是奠基于“万物一体仁爱”的生命哲学(简称“一体仁爱”的生命哲学)。“我爱故我在”,是其中的主旋律(为此我甚至曾经以这一黄金法则作为我的一部专著的书名)。爱即生命、生命即爱与“因生而爱”、“因爱而生”则是它的主题。因此,它并非西方的所谓“爱智慧” 与智之爱,而是“爱的智慧”与爱之智。而且,它也并非我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直接上接孔子“仁者爱人”的源头活水,尤其是直接上接王阳明“万物一体之仁”的源头活水,当然,也并非直接照搬,而是以现代意义上的“爱”去重新释仁,将“仁”扩充为“仁爱”,实现凤凰涅槃,与脱胎换骨。从而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基础上“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 视人犹己,视囯为家,从‘麻木不仁“走向”一视同仁”,把一切物都当作同样的自己,把一切人也都当作同一个人。同时,把世界看作自我,把自我看作世界。由此,世界之为世界,是一个充满生机、生化不已的泛生命体,人,则是其中的“万物灵长”、“万物之心”,既通万物生生之理,又与万物生命相通,既与天地万物的生命协同共进,更以天地之道的实现作为自己的生命之道。从而,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所说: 得以“用爱去获得世界”。

同样,相对于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我所提倡的美学,可以称之为:“生命美学”。 生命美学以爱为纬,以自由为经,以守护“自由存在”并追问“自由存在”作为自身的美学使命。在生命美学看来,审美活动是一种以审美愉悦(“主观的普遍必然性”)为特殊的价值活动、意义活动。它是人类生命活动的根本需要,也是人类生命活动的根本需要的满足。因此,美学之为美学,就是研究进入审美关系的人类生命活动的意义与价值的美学,就是关于人类审美活动的意义与价值之学。“我审美故我在”,是其中的主旋律。生命即审美、审美即生命与“因生命而审美”、“因审美而生命”,则是它的主题。

具体来说,生命美学应该被称之为:情本境界论生命美学,或者情本境界生命论美学。其中的关键词是:生命、情本、境界。如同“万物一体仁爱”的生命哲学,在我看来,美学是“基于生命”的,而且也也必须“回到生命”,所谓源于生命、因于生命、为了生命。因为审美与艺术的秘密并不隐身于实践关系之中,也不隐身于认识关系之中,而是隐身于生命关系。这是一种在实践关系、认识关系之外的存在性的关系。然而,要回到生命,无疑不可能是回到实践美学所谓的理性,而是回到情感。因为人是情感优先的动物(扎乔克),也最终是生存于情感之中的。情感的存在,是人之为人的终极性的存在也是人的最为本真、最为原始的存在。所谓理性和思想,也“都是从那些更为原始的生命活动(尤其是情感活动)中产生出来的。”[2]因此,早在1989年,我就指出:直面生命,也就必须直面情感。[3]其次,情感的满足,意味着价值与意义的实现,这当然也就是境界的呈现。因此,从1988年开始,我就提出:美在境界,美是自由的境界,而不是实践美学所谓的“自由的形式”。人是以境界的方式生活在世界之中的,是境界性的存在。境界,是对于人的形而上追求的表达。正如卡西尔所提示的:“人的本质不依赖于外部的环境,而只依赖于人给予他自身的价值。”[4]就世界作为“自在之物”而言,是物质实在在先,精神存在在后;就世界作为“为我之物”而言,则是精神世界在先,物质世界在后。境界是意义之在,而非物质之在。借助于它,精神世界的无限之维才被敞开,人之为人的终极根据也才被敞开。

要之,无论生命还是情感、境界,都是指向人的,而且也都是三而一、一而三的关系:生命是情感的生命、境界的生命;情感是生命的情感、境界的情感。境界是生命的境界、情感的境界。而且,生命的核心是超越,“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这里上升到 ‘人’”,[5] “思考着未来,生活在未来,这乃是人的本性的一个必要部分”。[6]情感的核心是体验,是隐喻的表达,境界的核心是自由。因此才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简单来说,如果生命即超越,那么情感就是对于生命超越的体验,而所谓境界,就是对于生命超越的情感体验的自由呈现。由此,形上之爱,以及生命—超越、情感—体验、境界—自由,在生命美学中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无疑,这就是我从1985年发表《美学何处去》一文以后的全部所思所想。也是我在《众妙之门——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结构》(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生命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诗与思的对话——审美活动的本体论内涵及其现代阐释》(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生命美学论稿》(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我爱故我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没有美万万不能——美学导论》(人民出版社201年版)等专著中的所思所想。

而且,在我看来,只有如此,美学之为美学,才能够是“有人美学”,也才会远离实践美学这一“无人的美学”、“冷美学”。 它意味着,在生命美学看来,无论是哲学抑或美学,都应以提升生命的境界为核心,所谓“成人之美”,因此,应该是“安身立命”之学。其中,哲学之为哲学,是对于人类以情为本的生命境界的反思;美学之为美学,则是对于人类以情为本体的审美生命境界的反思。

也因此,众所周知,康德曾经追问: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做什么?我能期望什么?并且因此而形成了自己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与判断力批判,但是,却偏偏还遗留了一个问题未曾论及,这就是:人是什么?1985年,我在提出生命美学的时候就已经指出:这个问题亟待哲学的阐释与回应,尤其是亟待美学的阐释与回应。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在实践美学那里却并未出现。这是因为,实践美学奉行的是科学范式或社会科学的范式,所谓实践视界、工具本体,但是究其实质,却仍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而并非真正的哲学视界。人,在其中根本就不曾存在。而生命美学却与之不同,它首先是奠基于把形而上学与人的生命联系起来并且借此去阐释世界的生命哲学的基础之上的。在生命美学看来,有好的哲学,才会有好的美学。因此,与国内的绝大多数美派别不同,生命美学是起步于自身的新哲学观的(国内唯有实践美学也才同样意识到哲学建构的重要,因为,没有哲学观,就不会有真正的美学观)。而且,这一新哲学观还立足于中国的哲学传统。

众所周知,从“存在”起步,就哲学思考而言,无疑并非中国特色。在中国,真正历久弥新的思维取向始终只有一个:以“仁”释人。“仁者人也”。在中国,仁就是人,人也就是仁。《论语.里仁》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而且,“仁者爱人”。所谓中国哲学,其中的主弦律,其实也无非就是对于这种“仁”与“爱”的生命的阐释与体验。当然,我所谓的生命哲学又无疑有所不同,它为古老的“仁”又“下一转语”。孔子的“天下归仁”到了王阳明,成为了天下归于吾人,也就是说,“归仁”说和“万物一体”说被结合了起来。但是,在我所谓的生命哲学,则是:天下归于仁爱。王阳明的“万物一体之仁”进而又走向“万物一体之仁爱”,也就是从自在走向了自由,从无自由的意志(儒)或无意志的自由(道)走向了自由意志。以“仁”为本,当然就是以人为本;而我所谓的以“仁爱”为本,则是进而明确地要“以人人为本”、“以所有人为本”。它意味着:“万物一体”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万物一体(例如,就不再是张世英先生所提倡的“万物一体”),而必须是以仁爱为基础的万物一体。在宇宙这个泛生命共同体之中,人人各得自由、物物各得自由;它也意味着:以尊重所有人的生命权益作为终极关怀,也以尊重所有物的生命权益作为终极关怀。并且,以尊重为善,以不尊重为恶,因此,超出于工具性价值去关注作为人的目得性价值、作为物的目的性价值,就是其中的关键之关键。

不难看出,我所谓“万物一体仁爱”的生命哲学无疑正是“有人哲学”,因为它本来就是“以人人为本”、“以所有人为本”的。遗憾的是,实践美学对此偏偏视而不见。

进而,我所谓“万物一体仁爱”的生命哲学还是放弃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的。它转而从本体对主体的意义的角度去探讨本体,并且,也恰恰因此而成为“有人哲学”。因为本体只有对人来说才成为一个哲学问题,这就不得不突出人的地位,突出“为我之物”的本体意义,也就是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的本体。当此之时,本体已经无涉宇宙存在的哲学依据,而只是关涉人生意义价值的哲学依据。当然,这也仍旧是出之于中国的哲学传统。在中国,进入宇宙论的途径不是“存在”,而是“生命”,是宇宙生成论,而不是宇宙结构论。动态、有机的宇宙观,堪称中国哲学百家争鸣中的共识。因此,中国哲学注重的是本体的价值意义,并且因此而区别于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与印度佛教的真俗二谛。无疑,由此出发,我所谓的生命哲学始终都是从人的角度进入哲学问题的,也始终都把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当作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因此,对于人而言,本体并非外在而是内在,也并非外在客体存在意义的生命本体论,而是互为主体的价值意义的生命本体论(因此也鲜明区别于早期方东美、宗白华等先生的生命本体论),也是本体与价值目标完全等同的生命本体论。这样,同样不难看出,我所谓“万物一体仁爱”的生命哲学无疑还正是“有人哲学”。遗憾的是,实践美学对此同样偏偏视而不见。

从我所谓的生命哲学出发,生命美学无疑也只能是“有人美学”。因为这生命美学其实也就是审美形而上学。美不是万能的,但是,为什么在人类生命中没有美就万万不能?美在人类生命中的价值、意义,与历史使命,就是生命美学亟待去回答的。“美既不能在艺术的问题中讨论,也不能在真理的问题中讨论。毋宁说,美只能在人与存在者本身的关系这个原初问题范围内讨论。”[7]海德格尔所言,恰恰一语道破了生命美学的真谛:为美在人类生命中的崇高地位辩护,并且殊死捍卫美在人类生命中的崇高地位。由此,审美与宇宙本体密切关联。世界只有以审美的眼光看才合情合理;唯有作为审美现象,世界的存在才是合理的。于是,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取代科学的或者宗教的人生态度,以对于世界的审美阐释去取代对于世界的科学阐释或者宗教阐释,并且,唯有以被审美阐释了的世界作为人类生存的根本依据,世界才成为可能。从科学救赎、宗教救赎到审美救赎。审美成为了无神时代的救赎。生命美学因此而一跃跻身于第一哲学(这就是杜夫海纳所指出的“美学对哲学的贡献”),并且再次将形而上学与审美、艺术联系起来,从实体本体论到生命本体论,从知识论范式到人文范式,从本质论到价值论,从审美与艺术让位于哲学到哲学让位于审美与艺术,从而,也就最终得以成就了“有人美学”。


                                                                  二


当然,即便是如上所述,李泽厚先生或许也还是未必认可。因为在他的手中还自以为持有一个战无不胜的杀手锏,这就是所谓的“实践”。“实践拜物教”,在李先生堪称几十年一贯制了,在他看来, 就美学而言,“实践”就是点石成金的妙手,“离开人,离开人类活动,离开主体实践活动,根本就无法说明美的发生、美的根源与本质。”总之,无人(离开人类活动)就没有美学。[8]也因此,凡是“去实践化”的美学,也就一概统统都是 “无人美学”。

可是,这一切在生命美学看来却难免疑窦丛生。一则,动物明明已经“制造工具”了很长年,为什么却偏偏没有进化为人?而人类为什么偏偏就通过“制造工具”而进化为人了呢?二则,本来已经被“制造工具”的实践“积淀”过的狼孩为什么却无论怎么去教育都无法成为人?三则,更不要说,在地震灾害降临的时候,在众多动物中,为什么最最愚钝无知的偏偏就是已经被“制造工具”的实践“积淀”过的人类自身?四则,性审美一定是在实践活动之前出现的,这无可置疑,可是,又该怎么去加以解释?

更为严重的是,实践视界固然并非一无是处,但是如果一定要完全固执于此,那也就难免把至尊至高的审美活动降低到了实践活动的附属物、装饰物的地步。也因此,如此这般的审美活动,其实仅仅是以“被迫”的选择作为“唯一的选择”,也都并没有被赋予一种绝对的、神圣的价值,充其量也只是实践的愉悦而已。结果,审美活动本身因此而成为了一个可以被用外在的现实规定去加以约束的东西,类似于“存天理,灭人欲”。李先生无论如何都一定要感官人化、把情欲人化,其实也正是为了把七情六欲排除在美感之外。甚至,即便在他如获至宝的所谓工具本体决定的情本体那里,因为情本体是因为“积淀”而来,因此也只是派生的,而不是独立的,无非就是人间情、人间爱,亲子情、男女爱、夫妇恩、师生谊、朋友义以及“天地君亲师”等等,都是现实性情感,而不是超越性情感。可是,为什么区分人与动物的就只是理性,而没有情感的区分?难道就不存在唯独属人而动物偏偏就没有的情感吗?而且,理性积淀为感性也与情理不合。在审美活动中,真实存在的,恰恰是感性积淀为理性,因为人首先是感性的存在,因此在李先生的所谓理性积淀为感性的之前以及同时,还无疑存在着感性升华为理性。而这也正是“生命”溢出于、大于、先于实践之处。这样,不难看出,其实只有生命美学才真正阐释了审美之谜,而实践美学却无法做到。同样,其实也只有生命美学才是“有人美学”,而实践美学却恰恰是“无人美学”。

由此看来,实践美学实在是一种极度自恋的美学,处处强调“人化”,并且固执地自以为唯我独尊。可是,这样一种实践还原的思路却实在是荒谬至极。隐含其中的,是追求静止和永恒本质,是去时间化、去自由意志化、去生命化,是时间的放逐、生命的放逐。它令人联想到康德的将生命悬置在本体界、悬置为物自体的做法。然而,也恰如康德并没有能够找回生命,实践美学同样如此。随之而来的,是生命的自由困境,是生命的形上消解,是形而上学的零。它对于本质、对于规律的追求,使得人被等同于物,创造与生命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空间与固化,于是,人的价值和尊严在其中根本不复存在。显然,在实践美学,这无异于一种放逐生命、消解生命的原罪。至于我所提倡的生命美学则完全不同。它出之于一种时间性思维,时间不再被空间化,不再是分点分段分期的可量度性的,而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性的时间之流。决定论被彻底否定了,不再远离生命,而是指向生命,当然,这也就是在指向变化与生成。去实践化、去空间化以及自由意志化,是其中的主线,而且,也恰恰就是因此,生命本身,才得以被最大限度地给以尊重。

更何况,李先生从他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或者主体性哲学出发,始终关注的都是“人类主体”、“人类总体”,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审美活动永远是具体的,审美主体也永远是个体的,而从来就与抽象的人类或人群绝缘。即便是所谓实践,个体也应该是它的前提,一旦没有了这个前提,人类实践也就无异于机器的工作。至于审美活动,因为涉及的不是物质世界,而是价值世界,因此也就并非从认识论出发的个体依赖于物质世界,而是从价值论的出发的世界依赖于个体的激活或者呈现。在这里,价值世界只能以个体的感觉为限。因此也就只能是生命的。正如马克思说:“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对那个与它相适应感觉来说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9]或者,借助王阳明的话,也可以称之为“本心灵觉”。

“大地”就正是在这样一种人的“本心灵觉”中才呈现为“世界”。这样,生命在,天地万物才在。尊重了这种感受,也就是尊重了人的生命,显然,正是生命美学才使得我们更加珍惜生命,也才真正直视了生命,而不至于被约化为概念性的存在。

也因此,生命美学才自诞生伊始就坚定不移地“去实践化”,因为,“去实践化”就是“去本质化”。这意味着:在生命美学,审美与生命始终相依为命,互为表里,而并非与实践始终相依为命,互为表里。在生命美学看来,在逻辑、知识之前,“生命”已在。人在实践与认识之前就已经与世界邂逅,“我存在”而且“必须存在”才是第一位的,人作为“在世之在”,首先是生存着的。在进入科学活动之前生命已在;在进入实践活动之前生命也已在。生命关系,是一种在实践关系、认识关系之前的存在性的关系。也因此,不但“实践”,而且“本质”,也同样都是必须被“加括号”、必须被“悬置”的。因为,实践美学所要“积淀”到感性中的的所谓“理性”恰恰就是思想的最为顽固的敌人。在美学研究中,也必须直面人的生命本身的追问。全部的生命活动不能被片面地压缩在理性囚牢之内,非理性和超理性活动之类,更不能无情地被排除在外。

这意味着:亟待从“真理在世”回到“生命在世”。“真理在世”,其实就是“本质优先”,“实践优先”,是经验的追问,也是把人当做物的追问;可是,“生命在世”却是“意义优先”,是超验的追问,也是把人当作人的追问。其中存在着从“逻辑的东西”转向“先于逻辑的东西”、转向“逻辑背后的东西”的差异,而且警示着:理性思维之前还有先于理性思维的思维,即先于理性,先于认识,先于意识的东西,因此,只有它,才是最为根本、最为源初的,也才是人类真正的生存方式。因此,美学也就必须把理性思维放到“括号”里,悬置起来,而去集中全力研究先于理性思维的东西,或者说,必须从“纯粹理性批判”转向“纯粹非理性批判”,从“认识论意义上的知如何可能”转向“本体论意义上的思如何可能”,从现实世界中的“真理”转向超越世界中的“真在”。

总之,“生命”无疑要比“实践”更多也更为根本地切中了审美活动的根源。因此,生命进入美学的视野,也就理所当然。这样,与实践美学相比较,不难发现,把美学称之为“生命”美学,显然更为合适,也显然更加贴近真相、更加贴近根本,更加贴近“有人美学”。



还必须一辩的,是生命美学的“生命”。因为即便是如上所述,李泽厚先生或许仍旧也还是未必认可。因为在他眼中,生命美学的“生命”,才是被他点名批评为“无人美学”的关键。在他看来,美学研究一旦是从“生命”入手,那就无疑是“站在自然生命立论”,“仍然是动物性的本能冲动、抽象的生命力之类”,[10]

“原始的情欲”[11]等等。不过,我却要说,李先生实在是低估了“生命”,也低估了生命美学。

事实上,生命之为生命,其实并非如李先生所猜想,如果不积淀以理性,如果不借助实践,就只能是“自然生命”、“动物性的本能冲动、抽象的生命力之类”、“动物生命”、“生命力”…… 显而易见,李先生的观念是太陈旧太陈旧了。在他看来,人是生命,就犹如人是动物。尽管不能只说人是动物(生命),而必须强调人是高级动物(生命),因此,就必须时时强调:人是使用工具的动物(生命)、物质实践的动物(生命)……等等,遗憾的是,这类的看法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了。在生命美学看来,一切却无疑都并非如此。无论如何,只要认为人是动物,那怕认为是高级动物(不要说是制作工具的动物、物质实践的动物,即便是使用符号的动物),也就仍旧都没有走出传统的死胡同。因为,要道破生命之为生命的本质,必须从人不是动物开始。人之为人,就其根本而言,已经根本不是什么什么的动物,而是从动物生命走向了全新的生命。这就正如兰德曼所发现的:“人不是附加在动物基础之上,有着特殊的人的特征的一种动物;相反,人一开始就是从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并且是完整的。”[12]也正如利基所发现的:人的生命,是“基于文化的进化,而不是被生物学的变化驱动的。”[13]因此,“人们不是生存在肉体上,而是在观念上有其生命的。”[14]

由此我们才会明白,到古猿为止,动物的进化其实也已经竭尽了所能——即便是学会了制造工具却也仍旧未能进化为人。其中关键的一步,是源于文化的加入。例如,没有文化的造就,尽管身上同样积淀了物质实践的要素,但是,“狼孩”就始终都是“狼孩”。而文化则有所不同(最初是借助于巫术文化),它是作为先天不足的人之为人的未特定性的弥补,更是作为先天不足的人之为人的未特定性的提升,由此,人类才最终地走向了文化。换言之,人的生命应该是基因+文化的协同进化,也应该是动物生命+文化生命的协同进化,或者,人的生命还应该是原生命+超生命的协同进化!这就类似于物理学的“波粒二象性”:“现在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实在的图景,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圆满的解释所有的光的现象,但是联合起来就能够了。”[15]因此我们知道:光,既是粒子,也是波。人的生命也是一样,势必既是基因的,也是文化;既是动物生命的,也是文化生命的;总之,既是原生命的,也是超生命的。但是,又必然是以文化、文化生命和超生命为主。

毫无疑问,生命美学着眼的,正是文化这“关键的一步”。

生命美学所谓的“生命”是孕育于一场生命观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它强调的是生命中的高光时刻,也是齐美尔所谓的“生命比生命更多”和“生命超越生命”,也已经不是物质实在为本,而是精神存在为本。这也就是说。要阐释现实世界,无疑应当是存在决定精神,但是,要阐释人类的生命世界,一切就一定要颠倒过来,就转而成为精神“创造”存在。而且,精神“创造”存在,还是生命之所以为生命的根本,一旦失去了它,也就失去了生命的本性。正如卡西尔所提示的:“人的本质不依赖于外部的环境,而只依赖于人给予他自身的价值。”[16]当然,正如黑格尔所发现的:“关于精神的知识是最具体的,因而也是最高的和最难的。”[17]但是,“最高的和最难的”却绝对不应该成为放弃的理由。而无论是“一体仁爱”的生命哲学抑或情本境界论生命美学,都始终是直面这“最高的和最难的”的,“一体仁爱”的生命哲学与情本境界论生命美学所孜孜以求的形上之爱以及情感、境界与生命,也都恰恰是在精神的层面进行的探讨,因此也是真正的面对人的探讨。

这是因为,所谓审美活动,是直接对应于生命中的高光时刻、对应于 生命比生命更多”和“生命超越生命”的生命。它全然是在物质实践的视境之外的,也全然是在物质实践的视境之上的。倘若一定要无视这一切,一定要把审美活动等同于物质实践,则无异于美学的自杀。实践之为实践,究其实质,无非就是审美活动发生的基础和条件,但不等于就是审美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说:“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18]因此,实践美学一意孤行,强行将价值被还原为事实,“把奇迹当作自然现象来解释”,[19]只会导致“无人美学”。生命美学不然,早在1989年,我在《众妙之门——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结构》一书中就指出:(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审美活动不是自然本体论的,而是价值本体论的,[20]它不是以认识论为依归,斤斤计较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而是以价值论为准则,孜孜追求着有限与无限的同一性。”[21]它“以意义为本体而不是以实存为本体”、“旨在感性生命如何进入诗意的栖居”。[22]

这也就是说,动物只知道自己的“所然”,但是不知道自己的“所以然”,更不知道自己的“所应然”,因此也只能以动物的方式去为自己的“所然”去拼搏。结果,则是真正的人的生存方式的丧失,也是自由与尊严的荡然无存。人则不然,在审美与艺术中,他必须加以展示的,恰恰是“所以然”与“所应然”。生命不再是自然的、有限的,而是精神的、无限的,不再以自然本性而是以超越本性、不再以有限而是以无限、不再以过去而是以未来为天命。人的存在成为永远高出于自己的存在,永远是自己所不是并非自己之所是的存在。它是自由者与自由者之间的直接对应,也是借助追问自由问题而殊死维护人之为人的不可让渡的无上权利、至尊责任这唯一前提的生命活动。遗憾的是,这一切在中国的实践美学中都无缘直面。也因此,它对超感性的、精神意义的东西始终都一无所知,对主观自由也始终都一无所知。而且,既然没有“应当”,那也就只好把“必须”当做“应当”,以物质实践代替精神创造。生命美学则不然。在它看来,生命存在的意义和根据,就在于自身的自由存在、精神属性。它把精神从肉体中剥离出来,并且与人之为人的绝对尊严、绝对权利、绝对责任直接相关。它是使社会成为社会的前提,也是使自然成为自然的前提。无疑,也是使审美成为审美的前提。一种与自由、尊严直接关联的全新的阐释审美与艺术的美学因此而得以建构起来。也因此,生命美学从“生命”出发,并且以“生命”为视界,才真正切中了审美奥秘的根本。它必然是“有人美学”,而绝不可能是“无人美学”。

2019年10月7日,南京卧龙湖,明庐


参考文献:

[1] 潘知常:《美学何处去》,《美与当代人》1985年1期.

[2] 朗格:《艺术问题》,腾守尧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第23页.

[3] 尤其是伴随着快乐心理学、积极心理学的诞生,人们逐渐发现:犹如原来地球是围绕太阳旋转,成功原来也是围绕快乐与爱等积极情感旋转。于是,人们对情感的关注从消极情感转向了积极情感,不再是把-8的人提升到-2 ,而是把+2 的人提升到+8。审美情感恰恰正是积极情感,由此,生命美学的“情感为本”就更加容易理解了,详另文阐释。

[4]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年版,第10 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页。

[6]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年版,第68页。

[7] 海德格尔。转引自刘旭光《“存在”之链上的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

[8] 李泽厚:《从美感二重性到情本体——李泽厚美学文录》,山东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48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26页。

[10] 李泽厚:《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11] 李泽厚:《我和新中国美学五十年》,载《走我自己的路——对谈集》,中国盲文出版社2004年版。

[12] 转印自欧阳光伟:《现代哲学人类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4页。

[13]理查德·利基:《人类的起源》,吴汝康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14]西田几多郎:《善的研究》,何倩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2页。

[15] 爱因斯坦,英费尔德:《物理学的进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192页。

[16]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年版,第10 页。

[17]黑格尔:《精神哲学》,杨祖陶译,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1 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7页。

[19] 盖格:《艺术的意味》,艾彦译,译林出版社2012难版,第22页。

[20] 潘知常:《众妙之门——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结构》,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78-79页。

[21] 潘知常:《众妙之门——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结构》,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96-97页。

[22] 同上,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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