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机制与文化表征，还是其生长与繁荣的“文化种子”和“遗传因子”，蕴含着中国式现代化之价值理念的文化基因与遗产密码，具有历史与现实的丰富价值意蕴。具体而言，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国式现代化之文化根基的根植沃土和维稳基石，孕育和传递着中华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我国各民族的物质生活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提供了重要支撑，并记录了在农业文化发展过程中我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是当前及未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抓手。
作者简介：宁阳，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社会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梅军，贵州民族大学东盟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治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概括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不言而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文化根基。作为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实践结晶，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其涵养源泉与培育土壤，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知识体系及其知识生产方式。它不仅是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之文化根基的基础“知识库”，还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式现代化之本质要求的重要“生产力”。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是“现代化”生长的资源，“现代化”是“传统”创新转化的动力，二者属于承接延续与嵌套耦合、双向互动与共同成就的逻辑关系，这已然是一个普遍认可的社会发展共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外如是。自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全新术语被提出以来，学界就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根基（根脉）”这个主题从不同维度展开了讨论分析，试图回答中国式现代化何以“中国式”的问题。梳理发现，现有研究大多是围绕中国儒释道传统文化体系中有利于民族、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等主体之发展的制度传统、价值理念以及道德精神等进行文化释义，将它们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基因与关键要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与动力之源。其中，沈湘平（2022）深度阐释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的“位育论”，强调它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的重要底蕴，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传统文化根基所在，从而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何异于西方现代化”这个核心问题。李娟（2023）针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个维度，提出“天人合一”的整体世界观、“道法自然”的方法论、“赞天地之化育”的价值追求等中华传统文化积累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经验与准则，强调它们是生命共同体、绿色高质量发展等现代生态理念的传统文化根基。董彪（2023）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色为分析路径，认为它们分别植根于“大一统”的国家观、“天下同利”的利益观、“心物协调”的社会观与人生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及“协和万邦”的国际观等中华传统价值观念之中。陈联俊和郑维（2023）认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天人合一”的经验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和为贵”的精神形成了良性互动的社会关系、“兼济天下”的主张彰显了中国的大国情怀与开放意识。陈慧敏（2023）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出发，认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大一统”的理念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传统、“大同理想”蕴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化根基、“民为邦本”是“以人民为中心现代化”的思想源泉、“天人合一”凝聚着“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精神特质、“和而不同”为“和平发展现代化”提供了道德支撑。当然，相关研究还有很多，但研究路径及研究结论与上述所举大体相近，故不再逐一介绍。
综观现有研究，学者们或基于整体视角，或基于具体角度，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述做了较为深入的注解。不过，现有研究大多是自上而下的文化精英视角的宏观阐释，属于“从‘中心’看中国”的讨论路径，从乡村社会与农民社群之日常生活出发（从“边缘”或“周围”看中国）的思考路径则相对少见。费孝通曾言，研究文化要像生物学一样去研究“种子”和“遗传因子”，探究持续留存“文化种子”和稳定保存“健康文化基因”的方法。除了文化精英视角的宏观阐释之外，我们还可以向下扎根，从乡村社会与农民社群的日常生活出发，寻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种子”和“遗传因子”，探寻中国式现代化之文化根基的涵养源泉和植根土壤，理解它们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在哪里？习近平总书记早已针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最权威的标准答案，即“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作为农耕文明的瑰宝，农业文化遗产是根植于乡村社会和农民社群之日常生活的由“环境—生物”“自然—社会”协同演化发展的“文化生命体”，是最本源、最具生命韧性的文化遗产类型。它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机制与文化表征，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长与繁荣的“文化种子”和“遗传因子”、中国式现代化之文化根基的涵养源泉与根植土壤，蕴含着中国式现代化之价值理念的文化基因与遗产密码，与中国式现代化构成彼此赋能、共同成就的耦合关系，是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切口。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China-NIAHS）的保护实践推动下，学界关于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以井喷式的趋势增长，涉及的研究选题极其广泛。农业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的活态价值是学界持续关注的一个重点话题。关于此，既有宏观层面的理论阐述，也有微观层面的实证考察。孙业红、闵庆文、成升魁（2008）较早以“稻鱼鸭共生系统”为例，指出了农业文化遗产在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科研及示范等方面的多维价值。李明、王思明（2015）从农业文化遗产作用的领域维度（历史、艺术、科技、生态、经济、文化、社会）、空间范围（社区、地方、国家、全球）及历时性维度（过去、现在、将来）对其综合价值进行了整体分析，更加全面地揭示了农业文化遗产的多元价值。微观层面的实证考察大多是关于上述价值表征的注解、细化和补充，例如曹幸穗（2012）、张灿强（2016）、闵庆文（2018）、伽红凯（2021）、彭兆荣（2023）等人关于农业文化遗产之于农村产业融合与乡村振兴的价值研究，又如熊礼明（2012）、罗康隆（2011）、杨庭硕（2020）等人关于农业文化遗产之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研究，再如丁晓蕾、王思明、庄桂平（2014）关于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之历史价值的讨论。已有研究成果充分表明，农业文化遗产的活态价值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要求不谋而合，能在当下及未来继续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物质基础，提供运作动力。然而，美中不足的是，目前学界较少从理论层面提炼农业文化遗产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做一些解读。
二、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国式现代化之文化根基的根植土壤及维稳基石
无论是在古代王朝国家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农业都是中国的立国之根、强国之基、富国之本，国家以农立社稷、社会以农稳结构、农民以农齐家庭。如费孝通所言，中华传统文化是“土地里长出来的”。农业造就了以农耕文明为基本底色的中华文明，形成了以农业文化为主干成分的中华传统文化。作为我国传统农业文化的智慧结晶、农耕文明的集大成者，农业文化遗产是培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文化种子”和“遗传因子”，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根基的根植土壤和维稳基石。
（一）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之文化根基的根植土壤
虽然作为概念的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现代认知表述，但是作为本体的农业文化遗产诞生于过去，并影响着当下、启示着将来，是历史、现实及未来的联结纽带。诸多GIAHS和China-NIAHS都保存着与农业生产活动相关的传统智慧与地方知识、记录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信息、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文明精神。农业文化遗产是我国各民族经由长期的历史累积和文化哺育发展而来，存在于自然生态演化进程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与我国历史上各阶段的农业生产实践共生共存、相伴而行、共同发展。随着我国农业文化生态的历史变迁与农业技术的时代变革，它们难免会因其适应性属性而在纵向层面上经历生存命运的转变。诸如农业文化遗产的本体自身从无到有、技术水平从简单粗放到复杂精细、灌溉水利工程从简陋到完备、发展走向从自在发展到交融共生、功能效用从日常工具到仪式道具、生产地位从必需之品到可以替代、生存状态从日常自在到濒危消亡、附着情感从神圣赋魅到世俗祛魅、社会属性从生活方式到话语符号、产权归属从民间自有到国家公有。同时，随着我国农业生产空间的开拓扩展与农业生产活动的类型丰富，它们也会在横向层面上发生内容形式上的结构性变化，诸如结构系统上从单一农业形态到复合农业系统、技术内容上从单一农耕技艺到混合农业技术、功能效用从物质供给到精神形塑、实践主体从特定族群到多个族群、分布空间从地方特有到区域共有。在此过程中，它们见证和记录着从采集游耕时期到精耕细作时期及以后各个时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与社会制度变迁，记忆和书写着自农业产生以来的中国农业历史文化变迁以及在此过程中我国各民族在农业生产领域发生的交往互动，构建和传承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农业文化，与时俱进地更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土壤。可以说，农业文化遗产之客体的生存状态、分布空间、内容结构、表现形式、价值属性、作用功能及其附着的主体情感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基本就是我国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与社会发展历史变迁的过程及其结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与时俱进又历久弥新的基本表现。
（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之文化根基的维稳基石
作为根植乡村社会与农民社群之日常生活的“活态文化生命体”，农业文化遗产虽然会因文化生态的变迁而在内容、形式与功能等方面发生增减的变化，呈现出它的动态适应属性，但是也有相对不变的长期稳定性表现。从古至今，“三农”在我国一直都是国家稳定发展的邦本。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固然多次发生土地制度的变化与农业技术的革新，推动了农业之社会生境的变迁，影响着农业文化遗产的结构变动，不过，自然生境对于农业的影响通常不会弱于社会生境，只要它们根植与依托的自然生境并未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动且不受到外力的强制干预，大多适应了自然生境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农业生产模式及其相应的农业文化遗产结构要素一般都会保持稳定，不会轻易发生变动。一旦定型之后，它们就会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其有效性因其稳定性而能超越时代得以长久延续并能持续发生作用，具有古今通用并延续至未来的活态价值禀赋，这正是当下我国众多具有悠久历史的农业文化遗产（特别是入选了GIAHS、China-NIAHS以及部分省级名录体系的“重要农业遗产系统”）得以延续并仍能以活态之姿指导现代农业生产和推动现代社会建设的根源所在。可以这样认为，我国农业文化遗产的动态适应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开放包容性与时代创新性的基本特质，它们的持续稳定性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历史延续性与发展连续性的直接见证及具体表征。无论是在古代历史时期，还是在当下阶段，或是在未来发展方面，农业文化遗产都与乡村社会以及农民社群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紧密相连，它能持续不断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固本培元、立根铸魂，依旧是当下及未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繁荣发展的源头活水，是中国式现代化之文化根基的重要维稳基石。总而言之，只要农业文化遗产总体的文化生态体系不被破坏，它们就能够继续良好地存续；只要它们能够继续良好地存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不会轻易发生断裂式变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也就会持续稳固。
三、农业文化遗产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基因库与实践参照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原则与实践方向，也是协调推动其他社会发展领域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基础与根本基调。中国式现代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前提是要求人们将自己与自然视为“生命共同体”，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中国表达，更是对中华传统生态文化的现代继承。中国的传统农业总体是一种讲究协和的农业，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各兄弟民族先辈在与土地、山水、林木、动物、植被等打交道的实践过程中，培育起了浓厚的情感意识和深刻的生活感悟，早已形成了人与自然属于“生命共同体”的生态价值认知理念，积累了丰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劳动经验与实践智慧。从广义层面的农业文化遗产概念界定来说，它们都是广义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构成要素，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之特色的生动诠释。
（一）中华民族“生命共同体”生态理念的民间叙事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各兄弟民族基于传统农业生产经验而形塑的生态价值认知理念之中，通常认为人与自然万物是普遍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将自然界视为一个有机生命整体，人类与其他生物及非生物都是这个有机生命整体之中的结构要素。也就是说，人与自然属于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体系。他们将自身关于这种“生命共同体”的认知理解记叙表达于其创世史诗和图腾神话等文化记忆之中。根据笔者的梳理分析，大体包括四种类型的认知文化叙事：（1）人类与自然都是自然物化生和神灵创造或其身体化生的同源生命体，即自然是人类的“胞族”；（2）人类由特定自然物孕育而生，即自然是人类的“父母”；（3）人类与特定的自然物婚配而得以繁衍生息，即自然是人类的“配偶”；（4）特定的自然物在人类衍生与发展过程中帮助人类发展农业、渡过劫难与健康成长，即自然是人类的“恩人”。当然，创世史诗与图腾神话之中的文化叙事通常会带有强烈的诗性逻辑与想象色彩，但是它们的背后承载的却是在日常生产与生活场景中切身感悟到的实际存在的文化真实。在上述四种“生命共同体”认知文化叙事之中，呈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各兄弟民族关于人与自然之关系认知的两个核心观点。其一，自然作为人类的“父母”“恩人”之文化叙事表达的核心观点是：自然哺育了人类，是人类生命得以繁衍生息和发展壮大的根本条件。其二，自然作为人类的“配偶”“胞族”之文化叙事表达的核心观点是：人类与自然界中的各种生物与非生物皆属于平等的生命主体存在。这种基于文化真实和社会现实而形成的带有诗性逻辑与浪漫色彩的“生命共同体”价值认知理念包含着丰富的中国式生态原理与生态智慧，这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天人合一、天地人和、以和为贵、万物并育、物我共生等生态哲学与价值观在民间文化叙事中的生动诠释与具体展示，是中华民族的生态文化基因在农业文化遗产之中得以孕育和持续传承的具体表现。
（二）中华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民间实践
生态平衡与生态安全是农业能够健康、平稳发展的前提基础和根本保证。在传统农业生产过程中，我国各民族尤其重视生态平衡的维系和生态安全的维护，他们通过各种自然与超自然的文化实践方式来维系和保证人与自然之共生关系的和谐统一。在接触、认识、观察和适应自然生态的过程中，他们看到了大自然之于人类的深厚恩泽，也不可避免地体验到大自然拥有人类不可控的“神秘力量”。基于感恩自然恩泽与畏惧自然力量的双重认知逻辑的驱动力，他们赋予自然中各种生物与非生物以人格化的“母性”和神格化的“神性”，创造了各种与天、地、雷、风、日、月、星、雪、水、火、山、石、树、竹、花、葫芦、南瓜、蝴蝶、龙、虎、鹰、熊、牛、犬、鸟等相关的自然神灵并敬畏和崇拜它们，构建了诸如神树林、神山、庙宇等一系列被社区公众赋予神圣属性的自然圣境与文化空间，并配套相应的禁忌规则、祭祀仪式，规定祭祀的时间来献祭它们。例如在黔东南、黔南等地区的少数民族村寨之中，还存在拜树、石等自然物为“干爹（妈）”的文化现象。又如在岜沙苗寨的传统习俗之中，当地苗族将人的生命与树木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有新生儿出生之时，他们便会为其种植一棵“生命树”（杉木），对其加以细心呵护。当人的生命结束离世之后，他们会将这棵“生命树”作为制作逝者之棺椁的重要原料，并将逝者埋葬于“生命树”的生长原址，再在旁边种植一棵新的树木。诸如此类，他们形成了以保护自然生态中的动植物为目的、以建立人与自然之和谐关系为初衷的由“人—地—物—神”共同构成的多元农业信仰及其礼仪实践，从精神上形塑和强化着人们对于自然的敬重与敬畏。同时，他们会通过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精彩纷呈的戏剧表演与歌舞艺术等身体实践方式，讲述人类祖先与自然万物之间发生的精彩故事及其存在的亲密关系，培育和增强人们对于自身与自然万物属于“生命共同体”的认知意识，强化人们对于自然的感恩之心与尊重之情。在开发、获取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他们认识到了生态平衡与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坚持生态为先、生产为后的主次逻辑，讲究取舍有度、人地和谐、种养结合的平衡策略，利用作物生长的时空差异（如贵州锦屏杉木传统种植与管理系统），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有效把握物种的生态位原理（如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实施混合并作、多物共生的复合农作生产模式，形成了较强的气候变化适应、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低碳智慧、技术和能力。同时，他们以口头约定的习惯法及文字书写的乡村规约等民间社会制度作为农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行动指南和行为宪章，禁止和防止人们随意和过度地汲取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平衡，从行动上严格规范着人们关于土地、林木、水源等农业生产资源的开发、管理与分配等行为，从而创造了诸多具有生态和谐典范意义的农业文化遗产。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理念的现代启示
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正因为忽略了人与自然属于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这一本质关系，使得以石油化学农业这种高能量投入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工业化农业科技给自然环境带来了严重污染，给自然生态系统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威胁着人类与自然的安全与可持续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解决“吃饱”问题的过程中，我国也出现了由化学与工业引发的各类农业污染问题，造成了农民对化肥和农药的依赖现象，给“水体—土壤—生物—大气”立体生态系统安全带来了严重隐患。诚如乌丙安、孙庆忠所指，虽然现代社会文明在某些方面优于传统社会，但是在关于人与自然之关系的价值认知和具体实践上，祖先的理念、经验、技术与方式要比后人高明得多。祖先们基于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与农业文化积累，通过自然与超自然的双重策略，构建起一套在天、地、人、神之间包含道德精神与情感逻辑的和谐关系模式，创造了一套整合神圣信仰与世俗观念的认知与处理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生态实践范式，形成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和谐共生理念，开创了自然与文化相互协作的生态农业典范，构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文化机制，养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强大实践能力，为后人提供了维护自然环境、维系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及规避生态风险等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经验、思路、知识与技术。他们从主位视角诠释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生态哲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真正做到了将人与自然视为“生命共同体”。例如，在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共生系统”中，仅一块稻田中共生的各类大小动植物就多达上百种，当地侗族人通过充分发挥水稻、鱼、鸭以及其他生物的生态位关系，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生态制衡方法与生态循环机制，形成了由“村寨—森林—稻田—池塘—沟渠”构成的水域网络体系和能量循环关系，有效地维持着遗产地的水源涵养能力、水土保护能力、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平衡，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质及其实践理想。毫不夸张地说，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生命共同体”价值认知理念的“文化种子”和“遗传因子”，是低碳可持续生态技术的富集地，在当下及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它依旧能为现代农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优良环境、理论支撑、物质基础、技术支持以及参照范式。诸如当下正在发展的有机、生态、绿色、低碳、复合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现代可持续农业系统都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农业文化遗产中的先进经验、智慧、理念、知识与技术。
四、农业文化遗产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源动力与粘合剂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要实现我国各民族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目标，不仅要保证人们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城市文化中参与机会与福利享受之制度性与事实性的平等与公正，还要从扎根乡村社会与农民生活的农业生产与乡土文化出发，保护好农业文化遗产自身及其文化生态，因为它们是实现乡村农民社群甚至城市居民之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源动力和粘合剂。
（一）作为调和我国现代农业主要矛盾的物质基础与经验参照
如前所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解决我国广大民众的“吃饱”问题，除了采用先进育种技术培育高产杂交作物品种和机械化生产技术进行生产管理之外，还广泛推广化学肥料、杀虫剂、除草剂等现代农业常规管理技术，在节约土地资源和减少劳动力投入的前提下实现了更高的粮食及食物的生产数量，在解决我国广大民众“吃饱”这个问题上具有支撑性的作用。不过，与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相比，这类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背后却隐藏着农业面源污染与生态系统破坏的不可持续发展危机，以及农药残留超标的食品安全问题。同时，广大农民在适应了化肥和农药之后对其形成了严重的依赖感，明知这种农业生产与耕作管理技术并不绿色低碳，为了产量的稳定以及增加却不得不用，从而陷入一种看似主动实质上却是被动驱使的恶性循环困境。诸如此类，皆不利于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无论是城市社会中的工薪群体，还是乡村社会中的农民群体，随着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对于粮食及其他食品的需求大多已经从“吃饱”变为“吃好”。然而，由于化肥、农药、催长素、添加剂等常规现代农业管理技术及食物加工生产技术在食品生产过程中的滥用，暴露出来的食品安全问题也就越来越多，加之各类疾病的频繁出现，人们产生了较高的食品质量要求和严重的食品安全焦虑。不要说城市里的中产阶层，即便是乡村社会中的农民社群也有不少对非自家或非熟悉之人种植的粮食、蔬菜和养殖的禽畜肉类的健康性和安全性表现出了严重的不信任。这种结构性矛盾对食物安全重塑和农业系统调整提出了要求甚至预警，为有机、生态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有研究表明，虽然有机、生态农业已经在我国有所发展，但是目前还停留于起步阶段，在当下及未来的现代化道路上，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对此，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本底色、以非化学技术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业文化遗产（尤其具有生态实践典范的GIAHS和China-NIAHS）便能在食品安全及营养健康等方面彰显其突出优势和独特价值，能为有机、生态农业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物质、经验、技术以及可资参照的农业系统。当然，农业文化遗产亦需借鉴科学的现代农业技术及其市场运作经验，实现自身的功能拓展与转型发展，保证自身的可持续性。只有它们互为镜像、取长补短，才能更好地解决我国在农业生产与食品安全需求方面的结构性矛盾，从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农业现代化的新局面”。
（二）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内源驱力
通常来说，农业文化遗产是由与传统农业生产活动相关的物质文化要素（如农田景观、村寨聚落、农业遗址、农业物种、农业工程、农业器具、农业古籍、农业祭祀空间等）以及支撑其稳定发展的非物质文化要素（如农业技术、农业组织、农业制度［习惯法、乡规民约］、农业民俗［农事节庆、信仰礼俗］、农时历法、农业艺术［歌舞戏曲、神话史诗、故事传说、游艺竞技］等）共同构成的复合整体，它们根植于乡村社会与农民社群的日常生活，是一种“环境—生物”“自然—社会”协同演化发展的“文化生命体”。无论是在传统社会时期，还是在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农业文化遗产都与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农民的切身利益、乡村全面振兴以及国家的富足稳定等息息相关。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是在传统社会时期满足我国各民族的物质生活需求与精神文化需求的主要条件与根本动力，也在现代化进程中对我国各民族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关键基础和内源驱力。
在物质富足上，农业文化遗产中的活态遗产要素大多具备经济转化的潜质，属于遗产地重要的经济开发资源。例如，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农田景观、管理技术、种质资源以及农业产品等大多具有原生态、高品质、绿色化、健康化的可持续价值，本身就能提供绿色低碳、安全健康、品质优良的特色农产品、物产原料以及种质资源，能为生态、有机农业等现代新型农业提供优质的发展条件和物质基础，甚至可以直接作为生态、有机农业等现代新型农业的重要产业基地，充当我国当下及未来之现代化道路上的粮食及食品安全保障的坚强堡垒。除了发挥其基本的食物生产功能之外，在现代社会中农业文化遗产还拥有比传统社会时期更为丰富的经济生产功能。通过科学的规划和合理的利用，原本不具备直接经济价值的遗产要素大多可以在市场机制与产业动能的作用下焕发现实活力，转化为能够产生直接经济价值的消费产品（如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的发展、农业文化遗产文创产品的研发），从而在传统与现代的联结交融中带动遗产地社群的经济增收及遗产地周边的经济发展。例如，“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共生系统”除了开发农业景观和特色农产品的经济价值之外，当地还以每年的传统农耕礼俗“开秧门”为契机举办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文化节，将侗族大歌、侗族传统服饰、侗族传统稻作农耕活动体验、侗族传统稻作农耕礼仪等融入其中作为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开发资源，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遗产地观光和体验传统农耕生产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地村民的经济增收。又如“浙江青田稻鱼共生农业系统”，自其于2005年入选GIAHS至2021年，青田的“稻鱼共生+”产业就带动了全县104个村集体连年增收。同时，还推动了众多青年、华侨返乡传承创业，入选2021年浙江省乡村振兴十佳创新实践案例。另外，该模式还被推广到我国6个省市区，推动了不同地区与人群“共生共享共富”，创造了“一亩田、百斤鱼、千斤粮、万元钱”的价值实现机制。再如“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至2024年时，其区域品牌价值达1440.92亿元，连续9年霸榜全国茶叶类区域品牌价值，带动安溪全县58%的农户加入合作社，形成了有力的联结机制，帮助当地13.8万农户增收致富。还如“浙江庆元香菇文化系统”，至2024年时，香菇产业不仅成为全县农民50%以上的收入来源，还为全国20多个省400多个县的农民提供技术支持与帮助。诸如此类，皆为例证。在精神富有上，农业文化遗产不仅记录与传承着丰富的传统农业生产经验与技术，也承袭和传播着广博的传统农业文化知识与艺术，还承载和传递着深厚的传统农业文明精神与美德价值、传统农耕礼仪规范与生活伦理，是后代与先辈之间重要的精神纽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文化传承与精神延续的社会文化功能。无论是农业文化遗产的本体，还是它的表征，都寄存和凝结着我国各民族浓厚的乡土情结与家园意识，联结和表达着我国各民族美好的乡村愿望与文明图景，是丰富我国各族人民的精神世界、实现我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富有之内源动力。
五、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见证及意识的铸牢抓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具有严密的逻辑关联，二者互为动力、彼此成就。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化，它建立于中华民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大团结、大联合；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有力且有效的动力之源，它的各项本质要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谋而合。当下，要继续推动我国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对于此，需要深厚的底蕴、广泛的基础、充足的条件、稳定的动能、坚韧的纽带和强劲的抓手来强化各民族的相互认同，使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并形成更高层面的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及国家认同。这不仅需要寻找现代动力，也要激发传统动能，依托现代动力与传统动能的弥合发展、协同发力，共同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共同建设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之文化根基的根植土壤与维稳基石，农业文化遗产关乎着我国各地乡村社会及农民社群的根本利益，能在现代化动力的弥合作用下为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根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强大动能。
（一）作为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从历史来看，我国的农业文化遗产本体自身大多不是在“文化孤岛”中独立生长与发展的，而是经由国家与地方的礼俗互动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与发展的，是多民族共创共享的生产经验、生活内容与文化实践，具有类型多样性和结构整体性的总体特征。它们从不同层面来不同程度地参与并见证着我国农业文化的起源生成、发展过程及其悠久历史，是我国各民族在农业生产实践与农业发展过程中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开发祖国疆土、共同发展祖国经济的历史证据与记忆载体。例如，我国稻作农业最初起源于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再传播到北方地区及国外，经历了从野生稻到人工驯化稻、从百越与苗瑶等古人类族群的典型文化到多民族共有、从地域性农业发展为多地共有的全国性甚至全球性农业的发展历史，这是我国各民族共同持续参与造就的成果。他们共同创造了丰富多样的稻作农业系统，将先秦时期的“饭稻羹鱼”农业文化发展为当下我国多地共存、多族共有的“稻鱼+”复合农业系统。同时，他们还创造和共享着与稻作农业相关的文化记忆与风俗习惯。例如，动物为人类带来稻种的传说普遍流传在我国少数民族社会之中；又如关于糯稻的种植和使用的选择偏好在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社会之中普遍存在，糯米产品成为他们诸多礼物馈赠与仪式场景中的必需之物，具有文化认同的符号意义；再如在明清两代王朝的经略开发和移民实边的过程中，全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如育种技术、牛耕技术、粪肥积制技术、灌溉工程系统、中耕管理技术等）和多元的农业作物品种（如籼稻、玉米、小麦、番薯、马铃薯等）及相关的农业文化也随之在西南民族地区出现并普及，逐渐推动了西南民族地区农田面积的扩展、农业形态的转变、农业技术的革新、农作品种的增加、农业景观的多元、农业制度的调整、农业信仰的丰富、农业礼俗的扩充等变化，造就了许多族际共享或相似的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记忆、传说、知识、技术、经验、信仰、仪式、艺术、节庆等，形塑了西南地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合性社会结构特征。还有历史上我国不同地区及不同农业系统下各民族之间及地方与国家之间都长期保持着粮食、蔬菜、牲畜、茶叶、木材、皮货、药材和各类由农业生产提供原料的手工艺品等农业产品的交换与贸易，诸如遗址、文物、契约、符号（地理标志）及习俗等农业文化遗产都会在此过程中被创造和传承。例如，在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共生系统、锦屏杉木种植与管理系统、安顺屯堡农业系统等GIAHS都是明代以后在国家开发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作用之下逐渐形成的。诸如此类，都从具体的历史证据和文化事实上充分证明农业文化遗产是我国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创造、积累和传承的，它们都是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二）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抓手
农业文化遗产并非只是历史的遗存和过去的记录，而是历史性与现实性、固态性与活态性的统一体，是历史、现在与未来的联结纽带，能够持续性、全方位、整体性地发挥它们之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活态功能，是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活态资源。这不仅体现在它的结构性功能层面，更彰显于其能动性实践层面。无论是作为自身存在于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景观系统，还是作为农业文化表征的文化要素，农业文化遗产都或多或少地承载着我国各民族共创的生态理念、知识、经验与技术。与常规现代农业相比，它们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构建与实践上都具有优越性和先进性，堪称世界生态农业文化的典范，不仅能在现代社会中持续发挥其保护自然环境、维系生态平衡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生态维持价值，还能为那些被现代工业破坏的生态环境提供一定程度的修复服务，是保障我国各民族生产与生活之环境绿色健康和为他们构建安全稳定之美丽家园的核心资源与关键支撑。农业文化遗产具有物质性与精神性的一体多面特性，是我国各民族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联结纽带。与常规现代农业相比，农业文化遗产不仅在粮食及其他食物的安全保障上具有优势，还孕育和传递着中华民族共享的具有整体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思想理念、道德精神与情感逻辑，是建设我国各民族富足物质家园与富有精神家园的源头活水。在现代动力的耦合作用下，农业文化遗产大多可以实现功能扩展与现代增值，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为我国各民族的物质生活富足与精神文化富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物质基础和文化资源。同时，通过产业开发，农业文化遗产能够以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等形态联结城乡关系，以其特有的优势和魅力而唤起和强化城市人群关于乡村社会的情感意识和农民社群的感恩意识，促进我国城乡关系和谐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总之，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农业文化遗产依旧能够助力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以其多重价值有形有感有效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六、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并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其生长的“文化种子”和“遗传因子”，有其根植的土壤和涵养的源泉。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不仅需要文化精英视角（从“中心”看中国）的宏观阐释，也需要向下扎根，从乡村社会和农民社群的日常生活出发，探寻中国式现代化之文化根基的涵养源泉和根植土壤，理解它们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机制与文化表征，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长与繁荣的“文化种子”和“遗传因子”，蕴含着中国式现代化之价值理念的文化基因与遗产密码，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根基的根植土壤和维稳基石。作为中华民族在与自然打交道过程中创造的产物，它们反映着中华民族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理念，孕育和传递着中华民族和合共生、万物并育的生态智慧，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来源与根基。作为中华民族满足生存与生活的劳动实践成果，它们构筑着中华民族的生活图景，凝结着中华民族厚重的道德情感，是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源动力与粘合剂。作为中华农业发展历史的记忆载体，它们记录着农业文化发展过程中我国各民族在农业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是当下及未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抓手。在当下和未来，只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体系不被破坏，它就会继续存在并发挥实质性的活态价值与现实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不会发生断裂式变迁，中国式现代化就会拥有持续不断的文化根基和前进动力。
载于《农业考古》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