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已经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但要在学术上和思想上做出与之相匹配的深入具体的阐释，殊非易事。“现代化=西方化”的历史迷思，不仅非反思地存在于一般意义上的“西化派”的头脑中，也存在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头脑之中。由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以现代西方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为核心考察对象所建立起来的一般历史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长期倾向于认为，作为一种现代文明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是难以逾越的环节，即便我们已经踏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仍然有必要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进行历史的“补课”。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密钥，恰恰在于它在完全不同于现代西方的社会基础和文明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社会理想，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开辟和践行具有特殊文明内涵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既不应该被解释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也不应该被解释为中国的具体实际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偏离”，而恰恰应该被深刻地把握为中国式现代化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在思想上深入理解和领会这个原创性贡献，为我们提出了重新辨识自己真实的社会基础和文明传统的学术任务。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士民社会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
对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进行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是当前我国学术界理论界重要的历史使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对这一中心任务的概括表达，它既是对以往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也是对未来发展进程的实践要求。2023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深入学理阐释的重大政治论断和重大理论命题，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重要讲话本身就是指引我们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进行深入学理阐释的纲领性文献。本文尝试联系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来展开我们的学术考察，探研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和理论究竟在哪些关键点上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做出了哪些原理性创新，实现了什么样的原创性贡献，并由此简要分析、研究和阐发这些原创性贡献的积极意义及其所蕴含着的重要学术使命。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要义
大家耳熟能详的，现在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科书核心内容的经典作家理论大概包括这样一些基本主张：首先，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仍然属于向着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人类”的生成过程，用早期马克思的术语来说，仍然是“异化”时代，只不过，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也就是说，一部“人类社会”的“史前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人成为人”和“社会成为社会”的历史。其次，这个“人类社会”的生成过程又分成若干个大的历史阶段，每个阶段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社会形态或社会发展阶段，在这些发展阶段的内部存在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起来的对抗，亦即特定社会形态内部的阶级斗争。再次，无论是特定社会形态内部还是不同社会形态之间，都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亦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意识的上层建筑。其中，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始终一贯的正面的、积极的意义，生产力的发展和积累会导致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历史性变革，从而使“异化”时代的人类社会呈现出一个前后相续的社会形态更迭过程。又次，与特定历史阶段内部的阶级斗争相比，前后相续的社会形态的历史性更迭是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为特定社会形态内部的阶级斗争比如奴隶和奴隶主、农奴和封建主、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虽然实际上相互斗争但逻辑上却相互依存，一方不可能离开另一方而独立存在，但社会形态之间的更迭则意味着前一个阶段无可挽回的衰落，后一个阶段不可阻挡的兴盛。最后，资产阶级社会有一种巨大的特殊性，因为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由于“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所以，“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就我个人的阅读体会而言，我首先想特别强调的是：尽管国内外有不少学者热衷于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以及多个“马克思”（比如早期和晚期马克思）之间的思想对立，但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及其基本主题自其青年时期开始直到晚年都是高度一贯的。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 写的“序言”中，曾对《共产党宣言》 的核心思想做出简明扼要的概括，并指出这些基本思想主要是属于马克思的，并且认为他们二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而当1845年他们在布鲁塞尔再次相会时，马克思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能够用十分清晰的语言加以表述了。在此基础上，我还想特别强调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核心思想实际上是围绕现代西方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解剖来展开的。马克思在1859年1月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中写道，他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总体性结论是：“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可以说，马克思终其一生最重要也是投入时间精力最多的理论课题，就是解剖“市民社会”或正在现代西方尤其是西欧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社会。马克思在其私人通信中经常表达一种焦虑，他担心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整个人类文明的彻底毁灭，因此要抢在“大洪水”来临之前真正搞清楚事情之所以必然如此的演进机制，通过讲述事情真相的方式来帮助人类摆脱愚蠢，摆脱本身也是人类自己一手造就的社会性苦难。
倘若我们把目光聚焦于马克思关于现代西方社会的具体解剖的话，那么前文概述的马克思主义亦即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阶段论或形态论，实际上就是一个以现代西方或资本主义社会为枢纽和轴心的“历史哲学”三段论：（1）前现代或前资本主义社会；（2）现代或资本主义社会；（3）后现代或后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倾注其毕生精力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解剖现代西方社会亦即资产阶级社会的来龙去脉。
关于现代西方或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起源，亦即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马克思称之为“政治解放”。这个历史过程，意味着传统的政治性社会不可挽回的衰落，意味着现代的经济性社会的持续增强。马克思称传统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依附性关系，而认为现代或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是每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一切社会关系都倾向于以物或以一般等价物即货币为中介、为纽带。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 中高度评价了资产者的世界历史贡献，因为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正是资产者所开辟的，马克思还在《资本论》 及其手稿中充分刻画了资本主义的“文明面”，强调随着以物（货币）为中介的社会关系的充分展开，是物质生产体系、人的感性对象本质力量及其属人的需要体系的极大发展和丰富。
但马克思同时强调，资产者的不幸在于，他们刚刚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就制造出了自己的“掘墓人”。因为，按照资产者的社会原理和世界观，社会是由抽象平等的原子式个体按照各种契约组合而成，每个人既是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的自由个体，同时又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为他人提供产品和服务以换取自己的社会权力（亦即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马克思所深刻揭示的真相是，按照资产者的意识形态，本当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现代社会（资产者社会），不但从来没有实现初始生存条件和生活资料的均等化（资产者的普选权的实现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随着这些所谓“自由民主”的行动主体之间社会交往深入展开的，并不是一个“平等博爱”的理想国，而恰恰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反面，是在社会财富占有上持续不断的两极分化。随着以物为中介的社会权力生产和角逐机制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渗透，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高度紧张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性的生态危机是资产者社会的必然产物）。马克思预言，资产者社会的游戏规则一定会孕育出有产和无产、资本和劳动的绝对对立，孕育出一个由于其极端的社会处境而不解放全人类就根本无法解放自己的无产阶级。马克思将无产阶级革命或共产主义运动称之为“人类解放”，人类解放的未来前景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这个未来社会，传统社会的政治性压迫和现代社会（西方资产者社会）的经济性压迫都将彻底消失，人类将从此终结或走出自己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的“前史”或“异化”阶段。
以马克思的眼光来看，上述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三段论”及其所蕴含着的“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两个关键步骤，都是所谓自然历史过程，也就是说，是一个具有逻辑必然性和客观强制性的历史过程。对于西方社会的“政治解放”过程，或者说西方社会第一重意义上的“古今之争”，马克思试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积累过程的解剖，说明现代资本（作为积累起来的人类物质财富同时是使新的再生产得以可能的生产资料）和雇佣劳动（活劳动，观念上自由但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而不得不通过出卖劳动力来参与社会再生产进程的感性生命）的本质来历。对于“人类解放”或者说西方社会第二重意义上的“古今之争”，马克思的研究重点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运行机制出发揭示其由于内在矛盾而走向自我瓦解进而走向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可能性，但这个历史过程究竟会怎样实现自身，马克思并不想做过多的“预言”或“空想”。不过，在这方面，他也有几个影响深远的重大判断。首先，在《共产党宣言》 中，马克思恩格斯预言，“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其次，在《哥达纲领批判》 中，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以及存在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并且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当人们在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上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之后，“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总而言之，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中，真正实证分析的立脚点是现代西方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论模型，关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以及关于现代社会向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实际上都不能脱离也不应该脱离他们对西方现代社会亦即资产阶级社会的深刻洞察这一根本的思想参照系。
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原理性创新
世界历史的复杂性在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完全按照马克思基于西欧历史经验所概括出来的“历史规律”来展开。实际上，马克思晚年在回答俄国学者关于自身社会发展道路和社会革命前景的多次提问中，已经特别提醒人们不要将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不要因此给他“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不要给他“过多的侮辱”。
但是我们也切莫据此以为马克思在这里对他长期以来的研究结论有什么根本性的否定或修正。我们至少可以举出三个重要的例证来表明马克思对他自身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与严谨性的充分自信：（1）在写于1867年的《资本论》 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虽然明确指出他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基于英国的经验，但同时提醒德国的读者“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他甚至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展开方式直接称作“自然规律”，认为这是一种“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认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并且认为，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自然发展阶段，对“自然规律”的揭示只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2）在写于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 中，马克思依然斩钉截铁地认为所谓“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而“现代国家”却“随国境而异”，甚至可以说“‘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因为不论这些国家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亦即“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差别只在于“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罢了”，因此它们具有“某些根本的共同特征”，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论所谓“现代国家制度”。（3）即使是在我们刚刚提到的直接讨论俄国革命尤其是俄国公社前途命运的几篇核心文献中，马克思一方面要求对他基于西欧经验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做推广运用时须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和限制，同时，仍然内在蕴含着对这一“历史规律”在恰当的社会条件下依然发挥刚性约束作用的预期。比如，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1877年）中，马克思认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 （正式的“复信”，而非草稿）中，马克思在断言俄国的“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之后，立刻对这个断言进行了限制，认为“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而在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 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他们对于“俄国公社”究竟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还是“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这个问题，给出了一种有前提条件的回答：“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在这里，我们的确一方面看到了马克思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杰出的思想家所具有的真诚和严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中读出他对自己基于西欧经验所得出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充分自信：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初始条件具备，只要这个社会历史进程真正开启，其中蕴含着的必然性就是“自然历史”性质的，就是“铁的规律”。从一百多年之后的“后见之明”来看，我们知道事情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马克思本人当年的观察、研究和判断有什么错，而在于：无论是整个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现代化历史进程，还是作为现代西方文明或资本主义文明的替代物而出现的具体的社会主义道路，都是在完全不同于西欧的文明基础上和社会历史条件中展开的。
20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表明，苏联和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相继扛起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大旗，在实践中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这里暂且撇开苏联的经验教训不谈，对我们中国而言，事情的关键就在于：首先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一种世界历史性力量的根本性作用，其次是由于我们的现代化道路是在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会基础和文明基础上进行的，使得我们在发展道路上完全跳出了（或者说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进入）现代西方文明所预设的那个历史轨道。
这里仍然要特别强调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极具智慧性的洞察：作为剧中人和剧作者，人们的理性认识往往滞后于他们自身的感性实践。中国式现代化同样如此：从道路开辟来说，我们今天完全可以说，这条道路是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就开始奠基的，但从理论认识来说，我们也十分清楚，只是到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时才首次明确提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当然是中国共产党人“四个自信”增强的直接体现，而且可以说是首次用正面、肯定和积极的方式表达自身。要知道，就在此前三年，2018年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仍然用的是“遮诠”的方式，亦即申明我们正在走的这条道路“不是什么”：“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
正如本文前言中所提及的，直到党的二十大，我们党才从理论上对中国式现代化做出了真正系统性的阐发。这些提纲挈领的阐述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此后围绕同一主题展开的进一步论述，为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原理性创新提供了基本依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说：“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定性的话，是管总、管根本的。”更为具体的解释是：“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信仰信念、政策主张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我们党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不断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内涵，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在正确的轨道上顺利推进。”接下来，我们就此做一些学术上的发挥，以便更加具体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实现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原理性创新。
要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或为何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一个前提性的条件必然是，对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做出切实的回答。而如果要概括说明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我认为最好的回答莫过于“伟大建党精神”中的概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其中，所谓真理，最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谓理想，最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消除一切异化亦即一切阶级对立和压迫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或“社会化人类”。尽管我们的现代化道路建基于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会基础和文明基础，但并不妨碍我们在世界观、方法论与未来社会理想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本来倾向于认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一回事，但他们通过《共产党宣言》 公开表达自己的世界观时，之所以称其为共产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主要是为了和同时代各种作为“空想”思潮的社会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相区别。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 中已经明确指出：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其实不过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而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具有政治性质之前，在生产力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之前，这些“理论家”都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运动的日益明显，“理论家”就不再需要只是“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或“创立体系”，而是“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简言之，“由历史运动产生并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恩格斯在晚年写作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这篇经典文献中，重申了青年马克思的洞见：“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而这一点恰恰是唯物史观的本质所在，亦即“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列宁后来把马克思主义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根本思想视域和理论方法把握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中国共产党人则用中国传统的语言称之为“实事求是”。也就是说，只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只要真正联系实际，专注于“眼前发生的事情”，由此产生的“理论”本身就可能摆脱“空想”的性质，而成为“科学的”。
由此，我们可以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重含义：由于当前中国正在历史性地展开的事情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场通过中国共产党人持续的自我革命所引领的伟大社会变革，其切近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作为对这一正在展开的历史进程及其中心任务的体系化表达，本身就是当下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
很显然，这个“第一重含义”主要是方法论性质的，或者说主要是从“科学性”和“真理性”方面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那么，从“社会理想”的角度说，中国式现代化如何是科学社会主义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用习近平总书记的另一个重大论断来回答：“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超越。”正如上文所述，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正是因为与这一理论相伴随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是对西方现代性社会亦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积极扬弃。虽然我们特别强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基于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会基础和文明基础，但直白地说，我们在实践上并没有走经典马克思主义所研究和所描述的先建立“市民社会”并由此先经历资本主义的一切灾难性波折，然后再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现代化道路，但我们的确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矗立在了西方现代性社会面前。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
概括而言，我们在本节当中想要表达的核心意思是：立足于在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上高度自觉自信的当代中国来回望中国式现代化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真实关联，我们会发现，由于基于完全不同于现代西方的社会基础和文明基础，中国式现代化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所能范囿的经验领域，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本身的开辟，又确确实实是在以马克思主义当然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之下完成的。因此，尽管从具体道路上看，中国式现代化的确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基于西方，尤其是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经验所系统建构起来的一般历史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包括社会阶段和社会形态理论）构成一种实质性的突破，因为作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三段论中的枢纽和轴心的资本主义社会或“市民社会”在中国就从来没有存在过（按照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的提法，中国社会的未来可能性，恰恰是成为“市民社会”的不可能性），但这一点既不应该被解释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也不应该被解释为中国实际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偏离”，而恰恰应该被解释为中国式现代化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因为这条道路实际上既继承和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核心是“实事求是”），又坚守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超越和替代西方现代性文明（亦即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理想。促使事情发生实质性变化的关键是因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和“理想”被置放到了中华大地之上，由此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实践基础，并由此开启出一部全新的实践历程。
三、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原创性贡献的思想启示与学术使命
如果上述理解大体不错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核心命题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其重点应当至少包含如下几个基本的方面。
首先，要立足当代中国思想、理论和学术语境，重温和再次确立真正直面当下中国具体实际的思想方法。要想在思想、理论、学术上真正厘清我们时代的所有重大课题，关键性的前提还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方法论原则，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表达来说，就是需要坚持“实事求是”。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将一切可能阻碍我们直面实际和深入实际的“本本”和“教条”置之脑后，而无论这些“本本”和“教条”来自何方。当然，在真正坚守住“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之根本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又要以足够开放的胸襟去了解和吸收、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其次，要重新梳理当下中国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历史性关联。我们深知，在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和创新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每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我们对自身实际状况的理解，以及我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都在曲折发展中不断向前演进。我们今天的重要学术使命就在于，如何立足于当下中国实际，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实践进程，来回望历史，实事求是地分析不同历史阶段，究竟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国化时代化思想成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之间具体而实际的实践关联。
再次，要立足于当下中国更加自信和更加自觉的自我意识，重新认识现代西方社会的文明成就和历史局限性。就其文明成就尤其是就其对中国现代化的文明贡献而言，恐怕控制自然的技术性力量和规范人际关系的法治文明，是最为核心的方面。而对其历史局限性的理解，也应当跳出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塑造的未来理想社会这个单一的维度，更多地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际尤其是同习近平总书记所概括的五大“中国特色”相对照，从而对现代西方社会进行文明反哺，实实在在帮助他们认清自己的社会基础领域的矛盾、问题和可能的改善路径。在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上，曾经有教父哲学家，借助古希腊哲学来讲述基督教的“真理”，以劝勉希腊人接受罗马社会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我们今天其实正在遭遇类似的历史任务，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也需要在学术、思想和理论的层面上开展“劝喻西方人”的工作。
最后，要对当下中国具体实际的来龙去脉进行更加切实的把握，做出内在一贯的理解和阐释。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市朱熹园考察时表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知道，这正是后来明确概括为“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思想。其中的核心问题正是如何真正恰如其分地正确对待和科学分析我们自身的社会基础和文明传统。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明确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倘若我们真的能够破除一切思想上、观念上的教条，直面当下中国的具体实际，能够清晰地认识到，恰恰是由于立足于一个完全不同于现代西方文明的社会基础，我们才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之下走出一条完全不同于现代西方的现代化道路，那么，对自身社会基础和文明基础的再确认的过程，就必然汇聚成磅礴的精神力量，释放出“思想解放”的强大动能。
不过，上述主张似乎还过于抽象，似乎还只是范围、领域甚至议题性质上的线索提示。为了唤起更多富有学理内涵和时代气息的学术探讨，笔者不揣浅陋，也尝试着简略回答一下让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开辟的社会基础和文明基础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我看来，与西方现代性社会的“市民社会”基础相对应，我们或许可以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基础和文明基础命名为“士民社会”。与“市民社会”在思想方法和社会组织原则上的“原子论”或“单子论”不同，“士民社会”一方面接受和尊重个体之间“个性”上的差异或“不平等”，接受和尊重人与人之间亲疏远近高下等“位势”上的差异或“不平等”；另一方面又从根本上相信每一个人在其人格上是真正平等的，相信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由“民”而“士”的向善向上的潜能（人皆可为尧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有一个重要的“相契”之处，正在于：在尊重具体个性及其相互关系上的差异性的同时，树立起超越个人抽象财富占有意义上的和谐社会理想和圣贤人格理想，承认君子小人、先进后进的差别，不是为了巩固个体或阶层的利益藩篱，而恰恰是为了能够在“量力而行”“量才为用”和“各尽所能”中彼此包容、和谐共生。
当然，要从现实、历史和理论等维度对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之文明基础的“士民社会”进行真正深入、具体和有效阐发，根本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胜任的学术和思想任务。之所以不揣浅陋抛出这样一些粗浅的思考，目的不在于争取关于我们自身文明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命名权”，而在于激发和唤起一种“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的理论勇气，激发和唤起一种为当下中国的社会生活和学术研究重新奠基的思想倾向，虽然这个基础其实本来就在，而且一直都在历史的长河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换句话说，之所以要针对“市民社会”而特别地提出“士民社会”这个概念，实际上意味着挑明一个由新时代所赋予的重要学术任务：重新辨识中华民族自身真实的社会基础和文明传统。粗略想来，承担这个重要的学术任务，可能一方面要聚焦一些有待通过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来加以澄清的理论前提，也必然包含着要审慎探讨一些对于今天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至关重要的理论推论。
就前者而言，将“士民社会”和“市民社会”做一种根本性的对照，可能潜在包含着某种文明决定论的观点，亦即由于中西文明自古以来（或自从所谓文明发生发展的“轴心时代”以来）的文化根基不同，虽然历经数千年的岁月流逝和多种文明因素的融会交织，迄今为止依然保持着对各自文化性格和社会生活结构方式等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文化内核（在比喻的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文明基因”）以及彼此之间的根本差异。这样一种文明决定论的观点究竟是否是历史真相的揭示，还是仅仅是一种文化观念上的主观臆断？面对这一问题，我们不能从任何预拟的哲学立场或哲学原理出发来先验地加以判决，而必须通过深入的历史研究和真正实证的社会观察来予以验证：不仅要对中华民族和西方文明各自绵延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作一个长程的追踪，而且要对各自当下的文明形态以及其中蕴含着的整体性和决定性的文化性格做出令人信服的描绘和刻画。就后者而言，假如我们以“士民社会”和“市民社会”作对照并由此出发对中西文明传统的根本差别能够做出一以贯之且令人信服的研究和阐发的话（就此而言，不应当是以“士民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单纯概念或者比如说词源学的分析等等来框限历史，恰恰相反，应当是这些概念要从确凿无疑的历史经验和事实中得到根本性的理解与本质性的规定），那么，需要进一步考察和勘定的基本问题至少包括：（1）与两种社会基础和文明传统相衔接的人类社会共通的“现代化”任务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究竟从何而来又将通向何方？（2）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上述社会基础和文明传统的分别研究中，以及在二者与“现代化”共通任务的历史性衔接中，将扮演什么样的理论角色？
总而言之，本文作为一种尝试性的粗浅思考，根本旨趣在于探讨如何真正彻底地“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来理解我们眼前正在展开的“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性进程，并力图伸张这样一种基本的思想取向：以“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历史性的进程本身为轴心或枢纽，来重新检审我们平时不假思索而习以为常地用以描述和通达这同一个历史进程本身（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的那些概念术语和思想资源，以便在对事情本身的把握以及在相关话语体系的构建方面，都取得内在巩固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