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大论断。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本质特征、崇高追求、鲜明特点和突出特征五个维度，阐析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故而，得出重要结论，即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重大论断。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识的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两个结合 重要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于2023年2月7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讲话（简称“2.7讲话”）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大论断，它涉及中国式现代化的根脉和魂脉。要全面认识这个论断需要从多维度上进行考察，也只有从多维度进行阐析，才能全面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重大论断。

一、“广土众民”和人口规模巨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扎根于中国大地，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对此，我们先从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个显著特征讲起。

“广土众民”的观念对形成我国人口规模巨大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重视人口增长的传统。我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都是以小农经济为基本特征的，农业社会对劳动力有大量需求。这是因为以一家一户为主的个体经济模式，必然会对劳动力人口产生很大需求。在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下，人口数量的多寡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状况，这是历史上中国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即重视人口增长的经济方面的动因。在政治上，国家的统一和强盛对兵力（人口）也有极大需求。在农业社会下，尤其是战争年代，人口数量是国家兵力强弱的决定因素，和平时期，人口数量则是国家实力的重要象征。

自秦统一中国后，中国版图的初步轮廓得以确立，此后虽有王朝分分合合，但统一仍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主流。统一的国家、辽阔的疆域、广袤的土地、丰富的物产，对形成中国人口规模巨大起了重要作用。在观念上，儒家思想家对我国农业社会对人口有极大需求的传统进行了加工，提出了“广土众民”的观念。提倡多子多福等，便是儒家思想中极具代表性观点。

总之，“广土众民”为中国历代社会统治者所重视，这就奠定了中国社会人口增长的重要基础，“广土众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观念，是今天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历史渊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土众民”的重要观念对形成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这个显著特征产生了很大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包容性时，用了“广土巨族”这个提法，这里讲的“巨族”就是指众多民族。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辩证认识人口规模巨大，它既是优势，也是挑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构成生产力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这三个基本要素中，劳动者是最重要最积极的要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璀璨辉煌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取得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伟大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如何充分调动14亿多人口积极投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让每个人都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者、参与者、享有者，发挥好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其中包含着一系列的挑战。光是解决14亿多人的吃饭问题，就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还有就业、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等问题，哪一项解决起来都不容易，哪一项涉及的人群都是天文数字。形象地讲，中国再大的成就除以14亿都会变得很小，再小的问题乘以14亿都会变得很大。这就是人口规模巨大带来的难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口规模不同，现代化的任务就不同，其艰巨性、复杂性就不同，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

因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首先要考虑人口基数问题，考虑我国城乡区域发展水平差异大等实际，既不能好高骛远，也不能因循守旧，要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

二、“富民厚生”和共同富裕

“富民厚生”和共同富裕在价值观上高度契合。“富民厚生”是中国古代一些为政者和思想家主张的治国治民之道。西周时期，为政者提出“损上益下，民说无疆”的主张。孟子有“制民恒产”的富民观：“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有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善，奚暇治礼义哉？”孟子这些论述是讲，由于老百姓的收入少得无法养家糊口，在如此困苦的情况下，自救尚不能，何以顾得上礼义。孟子认为，只有让人民富裕起来，才谈得上礼义。管子强调：“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这些论述都是讲，治国根本在于民富，人民富足国家就容易治理，反之，则不好治理。中国古代一些思想家还提出“富民厚生、兴农为本”的主张。例如：“民之大事在农”，“夫富农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本”。这些主张被称为重农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富民厚生”思想，还体现在中国古代许多兴农之策中，如：变革耕作制度、?改进耕种工具和技术、奖励耕种、减免税收、开凿运河?等。

中国古代思想家不断深化和展开富民厚生的思想，他们提出了“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的理想蓝图。《礼记》“礼运”篇中描写了“小康社会”是“大同社会”前的一个历史阶段，以及“大同社会”的理想图景。大同社会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得其所的理想社会。这些描述充满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是今天建设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渊源和思想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他在论述这个问题时还转引了孔子说的话，即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也转引了孟子说的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中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的价值观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是高度契合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富民厚生”理念和“大同社会”的理想，与今天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目标，在价值观上具有高度契合性，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

同时，我们也要辩证认识“富民厚生”和共同富裕。我们说富民厚生和共同富裕在价值观上具有高度契合性，这并不是说两者完全相同，应该看到它们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富民厚生”是古代社会一些为政者和思想家主张的治国治民之道，这在封建社会制度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则是中国共产党人100多年来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而且这个目标最终是一定会实现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就包含在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初心使命中。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就把共同富裕提到议程上。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把共同富裕作为一个根本性问题提出来并加以阐述，而且在实践中有显著进展。邓小平指出：“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江泽民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胡锦涛要求：“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共同富裕作了大量重要论述，指出共同富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实现的奋斗目标。新时代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使中国式现代化在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取得重要进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打赢脱贫攻坚战，使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一整套思想理念、制度安排、政策举措。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部署，提出到2035年“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1世纪中叶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从战略目标到发展规划，对促进共同富裕进行全面布局。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咬定青山不放松，不断取得新进展。”

三、“富之”“教之”和两个文明协调发展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既要追求生活富庶，又要重视以德化人等思想精华，这方面的思想有待深入挖掘。

《论语·子路》中有这样的论述：“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段对话生动地反映了孔子的“富之”“教之”的治国思想。在孔子看来，在物质富庶的基础上，加之以礼仪等教化，就能形成一个安定祥和、富庶文明的美好社会。荀子指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管仲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就是说“富”与“教”是相辅相成的，要相互促进。

我国古代先贤还指出，“富教二者，为圣人经国之大猷。不能富，则民将自以为富，而垄断侵夺之事兴；不能教，则民将自以为教，而异端邪说之徒众”。这就是说“富民”则家国安定、政局安稳；“教民”则民生祥和、民风和睦、民心归一。苏轼认为国家兴衰同道德深浅具有直接关系，苏轼指出：“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这就是说忽视道德教育，则国家虽强实弱，犹如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苏轼也是主张“富之”“教之”的。苏轼认为，发展经济和加强伦理道德教育都要重视，即“德教洽则民气乐，民风合则家国兴”。我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富之”“教之”，以文化人，以德正人心、修人性等伦理主张，属于国家治理范畴，其中包含的价值观和方法，与今天我们讲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高度契合的。

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这个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特色的认识，已达到很高的程度。我们认为，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纵观世界现代化发展历史，那些长期保持繁荣强盛的国家，不仅创造了强大的物质文明，往往也创造了引领那个时代的精神文明。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根本区别于和超出西方现代化的有力佐证。西方早期的现代化，一边是财富的积累，一边是信仰缺失、物欲横流。今天，一些西方国家现代化日渐陷入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法遏制资本贪婪的本性，无法解决物质主义膨胀、精神贫乏等痼疾。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新台阶，精神文明建设领域发生了全面、深刻、根本性变化，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正能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实践证明，只有“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

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既要坚持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新时代的大道理，不断增强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同时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精神基础。一方面，以高质量发展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发展新质生产力，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另一方面，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主线，抓好理想信念教育，积极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不断深化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既要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要精神财富极大丰富、在思想文化上自信自强。要坚持两手抓、两手硬，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让全体人民始终拥有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开拓进取的主动精神、健康向上的价值追求”。

四、“天人合一”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又一卓越思想，这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天人合一”的思索和论述里。

《庄子》说过：“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董仲舒则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天人合一”强调的是天地万物不是外于人而存在，而是与人为一体，即人与自然是一体共生关系。《中庸》指出：“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就说是天地既可承载一切，亦可覆盖所有。四季更替，日月变换。世间万物共同生长繁育而不妨害，遵循各自运行的规律而不冲突。小的德行如河水般川流不息，大的德行如天地般化育万物。人居于天地万物之中，应当有像天地那样承载万物、容纳百川的精神境界，以厚德化己，与万物共生。古代思想家讲的厚德，就是洞察宇宙秘密和人生真谛、以顺应天地之道修身养性，以达天地合一之境界。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了上述古代先贤的思想。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论述新发展理念时，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与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阐述的“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观点相提并论。他指出我们先人早就认识到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他转引孔子说的“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也转引荀子说的“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还转引《吕氏春秋》中说的“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些关于对自然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的思想，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概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十大重要元素，其中就有“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大都走了对自然资源肆意掠夺和生态环境遭恶性破坏的弯路，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往往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严重问题。20世纪发生在西方国家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对生态环境和公众生活造成巨大伤害。其中，美国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英国的伦敦烟雾事件和日本的水俣病事件等，产生的危害令人震惊。中国人均能源资源禀赋严重不足，要加快发展面临更多的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因此，我们决不能走一些西方国家当年现代化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卓越智慧，是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要生态观，它是超越时空与地域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鲜明特点的文化根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因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可持续发展，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要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开辟广阔前景；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坚持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以高品质的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五、“协和万邦”与走和平发展道路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征，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协和万邦”理念的吸收借鉴和继承发展。

崇尚“和合”是浸润于中华民族血脉的优良传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孔子讲的“仁爱”，是提倡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孟子提出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既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又强调人与万物的和谐。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进一步阐释“人与天地”的和谐共生关系。中国古代思想家在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悟出了“和合”之道。“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合共生”，还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等，是“和合”之道的展开。而“协和万邦”则是“和合”之道的必然结论。

“协和万邦”是中国历代为政者处理中国与外部关系的政治主张和道德伦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它体现在中国历代为政者大都崇尚“和合”，追求“协和万邦”的和平目标。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则天下治。兵家思想主要代表人物孙子反对一味以武力解决国家间矛盾，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协和万邦”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讲信修睦、亲仁善邻”，是相通的。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对“协和万邦”理念的吸收借鉴和继承发展。中华民族没有侵略和掠夺别国的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中国式现代化吸收借鉴和继承发展“协和万邦”这一中华优秀文化的精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简称：三大倡议），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全球共同发展、世界持久和平。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突出特征，决定了它根本区别于充满战争、贩奴、殖民、掠夺等血腥罪恶，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深重苦难的西方现代化。中华民族经历了西方列强侵略、凌辱的悲惨历史，深知和平的宝贵，中国式现代化决不会重复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老路。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了新的动荡期。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合作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这是对“协和万邦”的生动诠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坚持和平发展，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全体人民的辛勤劳动和创新创造发展壮大自己，通过激发内生动力与和平利用外部资源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国家发展，不以任何形式压迫其他民族、掠夺他国资源财富，而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

总之，我们要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三大倡议，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结 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两者之间关系即“第二个结合”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一）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识的重大理论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党的文献中首次论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十大重要元素以及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这十大要素反映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主张的社会理想、治理思想、大一统传统、家国情怀、精神追求、经济伦理、生态理念、哲学思想、思维方法和交往之道中。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它们“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具有原创性，因为这是首次在党代会报告中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体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就是说，我们能做到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将它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推进拓展之中，融汇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实践之中，体现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之中。

（二）这是不断推进“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成果

在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论断中有两个关键词。

一是现代化。马克思、恩格斯是公认的现代化理论创始人，这在西方学界也是承认的。美国《国际社会百科全书》收进了关于简释现代化定义的几十个词条，其中第一个词条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名言：“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但是他们关于现代化理论无疑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人100多年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把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理论付诸实践，并进行了长期探索，形成了内涵极为丰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习近平总书记“2.7讲话”的第一部分对此作了详尽论述。可以说，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简称“两个结合”）的重大成果。

二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坚持问题导向，围绕解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在认识上不断深化，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是“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又一伟大成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因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综上所述，今天，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把握，已经达到新高度，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有很多待解的难题，我们对这个命题的认识和把握还处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这一点也是不容置疑的。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我们要在继续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为世界现代化贡献中国理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要有这样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信。

严书翰，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央组织部师资库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评审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

来源：《观察与思考》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