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书翰:要使协商民主成长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4 次 更新时间:2009-12-14 19: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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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书翰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种基本形式,它在我国有比较长的发展历史。协商民主也是当今世界民主发展的潮流。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应致力于使协商民主成长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认识文化的反作用,充分挖掘和不断创造使协商民主成长为先进文化的有利条件。在这方面执政党的带头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正确认识和把握文化的反作用

  

  对于文化反作用的认识似乎不成为一个问题。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曾经出现过不少理论和实践上的误区。今天仍然有一些貌似时髦的西方思潮,还影响着人们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例如,前几年有些西方学者曾炒作过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而“文化领导权思想”并不是其思想的亮点,因为他的这个思想夸大了文化领导权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改造旧社会中的作用,从而背离了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的唯物史观。因此,今天仍然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认识和把握文化的反作用。

  对于文化的反作用要坚持讲两句话。一是文化的反作用是属于第二性的,它是相对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这第一性而言的。对此,毛泽东有过经典的论述:“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回顾历史,我们曾经在经济基础与文化观念这个决定作用与反作用关系上走过的弯路(包括毛泽东晚年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需要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警示。历史和现实都提醒我们:在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上要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

  二是文化的反作用有其鲜明的特点。文化的反作用是属于第二性的,但这并不否认文化的重要性,更不是说不要去研究文化反作用的特点及其表现形式。恰恰相反,对此还研究得很不够。笔者认为,深刻性和持久性是文化反作用的两个鲜明特点。深刻性是指文化能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如经济、政治、法律、社会、环境等)和人类自身的各个方面。持久性是指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源远流长。以下这个观点是绝大多数人都赞成的:法律条文再多但没有法文化的国家,则不是法治国家。同样的道理,没有与民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那么这样的制度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也是不能长久的。正如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指出的,“如果公民不能创造、维持一种有利的政治文化,更准确地说,创造一种普遍支持这些理想和实践的文化,民主就不可能维持。”

  文化的反作用是这样的重要和明显,所以如果我们仅仅把协商民主作为一项制度、一种形式,而没有把它提升为一种文化即促使其成长为人类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协商民主就难以真正发挥它的作用,甚至作为一种民主制度的形式也是难以持久的。因此正确认识文化的反作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恩格斯晚年曾就包括文化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恩格斯认为对历史进程起重大影响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如宪法,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等等。

  

  在我国协商民主成长为先进文化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

  

  协商民主是近二三十年西方国家兴起的政治思潮和政治主张。虽然其中有不少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地方,但是协商民主在我国己经有比较长的发展历史了。这是推进我国协商民主成长为先进文化的有利的历史条件。

  协商民主在我国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民主政权到新中国成立。这是协商民主制度产生和形成时期。抗战时期延安建立的人民政权实行“三三制”的参议会制度和解放战争时期实行的代表会议制度。在这期间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一定要学会”,即“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第二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这是协商民主制度较快发展时期。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建国纲领,而且代行宪法职能。第三阶段,从1954年到1966年,是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并存的形成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指出了政协的性质、地位和职能,从而奠定了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是人民政协基本职能的基础。从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开始,政协和人大代表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共商国是,并由此形成惯例。第四阶段,从1978年至今,这是协商民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基本形式的形成、确立和不断完善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拨乱反正结束后对新时期人民政协存在和发展的依据和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根本任务和主要职能等基本问题做了深刻而全面的论述。邓小平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联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非常重视人民政协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1993年3月,我国宪法修正案写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容。中共十五大把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纲领的重要内容,明确肯定了人民政协是实现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机构,确定了团结、民主是人民政协的两大主题,拓展和延伸了人民政协的基本职能,即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基础上,增加了参政议政的职能。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以往民主政治建设实践基础上确立了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政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推动了人民政协基本职能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指出了人民政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重视加强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2006年2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地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两种基本形式。《意见》是新中国成立57年来第一次以党中央名义颁布的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文件,其中对协商民主制度的定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如前所述,在我国具有推进协商民主成长为先进文化的历史条件、制度基础和政治优势。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中包含很多有利于促进协商民主成长为先进文化的思想精华。我们要重视挖掘和发扬光大这些精华。如“天地之间,莫贵于民”的民本思想。又如“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协和万邦”、“天人合一”等和合思想。还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传统。可以这么说,具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积淀已渗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基因中了。因此我们要深刻理解十七大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这个命题的深刻涵义。而促使协商民主成长为先进文化,则是这个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然也要看到,在我国存在着制约协商民主成长为先进文化的消极因素。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思想认识方面。勿庸讳言,中华文化中也有思想糟粕,尤其是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比较突出的有:民主传统匮乏。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虽然不乏有民主萌芽、民主主张等,但决不能生长出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即便如前所述的民本思想也是与唯物史观有着根本区别的。封建社会中的民本主张其实是把民众作为国家治理的对象,即是从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重要性上说的。因此“为民作主”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这根本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中的“社会公仆”与“社会主人”这一现代民主思想。主体意识缺失。人格的独立和平等即人具有主体意识,这是现代民主思想的基石。而封建社会恰恰造成了个人没有独立的人格和自主平等的意识。形成了人们祈盼上天恩赐和希望清官能为民作主等奴性意识。对此马克思有过有精彩的论述:“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678页)。对立思维严重。这主要是指在封建主义思想影响下传统政治思维中存在着两极对立的思维惯性。统治者把来自民众的不同意见或政见视为洪水猛兽,必欲去之而后快。在认识上搞非此即彼,缺乏宽容与理性,等等。上述这些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影响着党的领导干部、党员和民众。这是思想认识上影响协商民主成长为先进文化的消极的因素。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并下大力气克服。

  二是在制度和机制上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而形成的制度性障碍,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对此需要重申邓小平关于反对封建主义残余,解决它对现行制度产生消极影响等重要论述,把解决这个问题再次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对于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既不能漠视又不要夸大。“不能漠视”是指,邓小平当年列举的封建主义残余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及其形成的制度性障碍并未完全消失,更不能认为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要夸大”是指,影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消极因素很多,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什么问题都往封建主义残余这个“筐子”里装。

  另一类是由于现阶段民主政治发展不足而造成的某些制度空白。比如,虽然现在已确立了协商民主制度的政治地位,但是由于缺乏配套性的法规、制度和机制来规范和保障,因而也就难以巩固协商民主制度的政治地位,从而造成了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不协调不平衡发展的状况。这种状况如不加以改变,会反过来影响选举民主的推进。对此,需要通过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次序地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来解决。

  

  使协商民主成长为先进文化关键在党

  

  首先是党内民主状况对于协商民主的发展具有极端重要性。十六大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党内民主状况会直接带动或制约社会民主的发展。虽然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就有了协商民主的做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推进协商民主成绩斐然。但是“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况且将协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基本形式,在实践中才确立不久,在理论研究上才刚刚破题,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使协商民主成长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任重而道远,关键在党。

  其次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也是从我们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提出的要求。世界在变化,形势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深入。不断学习、善于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即努力掌握先进文化,这是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因素。这就要求我们要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发展趋势和要求。既然协商民主是我们的优良传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基本形式,是当今世界民主发展的潮流。那么我们要在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同时,努力创造条件让协商民主成长为先进文化。这是我们党把握先进文化发展趋势,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根本要求。

  总之,要使协商民主成长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的实践任务和理论命题。命题中的“成长”其基本涵义有二:一是协商民主成长为先进文化也要遵循客观规律,即它是个自然历史过程,不能超越阶段,不能急于求成甚至于拔苗助长。二是协商民主成长为先进文化需要主体的推动。党和人民是推动协商民主成长为先进文化的主体。但就主体自身而言,关键也在党。(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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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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