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这一重要论断不仅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规律，更为进一步推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梯式递进特征是理解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关键维度。习近平指出：“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个重要政治优势，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前瞻性把握战略问题，有利于保持事业连续性。”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如今的第15个五年规划，已经延续70余年。这种以五年为时间单元的阶梯式递进，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
在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日益深入的情况下，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以五年规划为分析视角，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的制度逻辑、主要特征与世界意义，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的认识，科学制定发展战略，合理安排发展步骤，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的制度逻辑
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认为制度的形成和演变受到历史经验的深刻影响。从这一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梯式递进并非偶然，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独特的历史条件和制度基础之中。
(一)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的发展阶段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美好梦想。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现代化的艰难探索，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推进现代化的历史选择，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走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与西方内源型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属于外源型现代化，从一开始就面临救亡图存和现代化的双重任务。近代历史证明，西方现代化模式在中国行不通，苏联模式也存在问题，中国必须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式现代化获得了独立自主的根本前提，也开始了它的奠基阶段。从“一五”计划到“五五”计划，中国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52年至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6.7%，工业年均增长11.2%。这一时期虽然经历了曲折探索，但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快速发展奠定了重要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其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通过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
1978年至2012年是崛起阶段。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推进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明确了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通过“六五”计划到“十一五”规划的实施，中国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一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五年规划的性质、内容、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革。五年规划的性质从指令性计划向指导性规划转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逐步得到发挥，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十一五”开始，“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一字之别，反映了规划理念、编制重点、实施方式的深刻变革。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得到进一步拓展和完善。习近平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党的十九大、二十大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两步走”战略安排，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提前到2035年。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开局阶段，中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大关，2025年超过140万亿元，5年增量超36万亿元，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78年改革开放、2012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的关键节点。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推动了现代化建设的跃升，但又保持了历史的连续性，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演进轨迹。
(二)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的机制内涵
五年规划既非西方选举周期下的短期政策拼凑，亦非僵化的指令性蓝图，它通过目标接续、任务衔接、成果叠加与动态调适等机制，从计划经济时代的资源配置工具，逐步演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的制度载体，确保现代化向前推进。
五年规划的核心功能之一，在于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长期战略目标，分解为若干可量化、可评估、可追踪的阶段性任务。从“一五”到“十四五”，各期规划虽因应时代主题有所调整，但始终围绕现代化主线展开，形成“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制度韧性，构建“远虚近实”的塔式目标体系——远景目标定方向、五年规划设指标、专项规划配项目、年度计划保资金。最为典型的是，党的十九大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长期目标，需要通过“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三个五年规划分步落实。每一阶段不仅要完成当期任务，更要成为下一阶段的起点。“十四五”时期实现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十五五”时期要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十六五”时期将实现决定性突破。这种目标分层、接续推进的模式，确保现代化建设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新中国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解决温饱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是这种目标接续所形成的累积效应。
五年规划并非简单重复既有政策，而是通过指标的延续、调整与新增，实现战略稳定与环境适应的统一。指标的延续保障基础性、长期性工作的持续推进。以科技创新为例，“九五”计划将“科教兴国”列为国家战略；“十三五”规划提出“创新驱动发展”；“十四五”规划进一步强调“科技自立自强”，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指标的调整反映政策对现实变化的响应。“十一五”规划首次将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20%设为约束性指标，标志着绿色发展理念制度化；“十四五”规划新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的目标，顺应数字技术革命浪潮。新增指标则体现时代前瞻性。“十四五”规划进一步强化民生导向，将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目标提升至3.2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目标提高至95%以上，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体系，凸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五年规划的成效不仅体现在单期目标达成，更在于多维成果的叠加共振，形成正向循环。经济成就方面，1952年至2023年，中国GDP年均增长7.9%。“一五”时期建立的156个重点工业项目，为独立工业体系奠基；“六五”至“九五”时期解决温饱并总体实现小康；“十二五”至“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现代化新征程提供物质基础。制度成果方面，五年规划自身从1953年至1978年的指令性计划，向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的指导性规划转型。其编制过程日益开放，吸纳人大、政协、智库、公众等多元主体参与，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社会成果方面，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到建设教育强国目标，从建立新农合到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每一阶段的民生改善都增强了民众获得感，为现代化凝聚了社会共识。
五年规划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具备高度适应性的弹性治理工具，其调适逻辑可概括为“大方向不变、小目标可调、底线指标不碰”。以“十四五”规划为例，首先，建立“年度监测—中期评估—终期总结”三位一体评估体系。需要对规划进行调整时，由国务院提出方案，依法按程序调整。其次，实行“项目池+资金池”滚动管理。国务院对建设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项目，退出一批、替换一批、增补一批，确保资源投向边际效益最高的领域。再次，设定“底线+红线”刚性约束。涉及民生、生态、安全的约束性指标原则上不得下调；确需调整的，须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公开说明理由。最后，建立应急响应机制。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迅速部署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当年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456.6亿元，用于发热门诊改造、P3实验室建设等。相关举措被视作“十四五”公共卫生体系布局的先导工程，体现了“规划跟着需求走”的应急响应逻辑。这种兼具战略定力与操作弹性的治理模式，有效避免了规划滞后于现实或频繁调整引发预期紊乱的双重风险，使得中国在全球动荡变革期依然能够稳步前行，展现出强大的制度优势和从容不迫的发展定力。
(三)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制度创新的主要原因
五年规划并非中国独有，在二战后“计划化浪潮”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五年计划，但大多因种种原因放弃，只有中国坚持得最久、做得最好，效果也最明显。这是因为中国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一以贯之地创新和发展五年规划，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
坚持党的领导与接续奋斗相统一。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确保国家发展战略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每一次编制五年规划，党中央都提出关于制定五年规划的建议，阐明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方针、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确保现代化建设“一张蓝图绘到底”。五年规划实施过程中，尽管面临各种困难和挑战，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始终未变，一代接着一代干、一茬接着一茬干，形成了强大的历史合力，与西方多党制下的政策摇摆、朝令夕改形成鲜明对比。
坚持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结合。五年规划编制全过程贯穿顶层设计精准定向、问计于民凝聚共识的双重逻辑。通过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规划编制中来，使规划真正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这种决策模式既保证了规划的科学性，又增强了规划的民主性。从中央领导深入基层调研，到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组织代表、委员建言献策，再到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五年规划的制定过程本身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与西方国家选举民主、金钱民主相比，中国的民主是实质民主、有效民主。
坚持长期目标与阶段任务相衔接。五年规划通过科学设定发展目标，实现长期战略与短期计划的有机衔接。从“一五”到“十四五”，每一个五年规划(计划)都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核心主题，在不同历史时期精准把握发展方位，构建循序渐进的现代化进阶体系。
二、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的主要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通过系统性的路径调适、制度优势转化、治理机制协同与价值理念升华，不断向前推进，呈现多个显著特征。
(一)路径特质：渐进调适与复合演进并行
与西方现代化历经数百年自然孕育不同，中国作为后发国家，面临在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等多重转型的挑战。这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不可能是线性的，而是一种高度应对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变化的动态调适路径，即渐进调适与复合演进并行。
这种渐进性绝非消极保守，而是体现为一系列战略上的主动设计。从“四个现代化”目标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阐述，从“三步走”到“两步走”的战略安排，目标体系本身就在与时俱进地深化与拓展。具体来说，“一五”到“五五”时期，重点是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六五”到“九五”时期，重点是解决温饱问题和实现小康；“十五”到“十三五”时期，重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四五”到“十六五”时期，重点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目标和重点，循序渐进、梯次推进。
更重要的是实现目标的策略。以改革开放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为例，在空间上，从沿海经济特区到内陆全方位开放，形成梯度发展格局；在领域上，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实现现代化内涵的系统性扩容。特别是“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方法论，允许通过局部试点，如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特区、新时代的自贸试验区等，积累经验、控制风险，待成功后再进行制度化总结与全局推广，确保超大社会在剧烈变革中的总体稳定。
这一路径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在处理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等一系列重大关系时卓越的统筹驾驭能力。
(二)制度特质：集中力量办大事与战略规划的整合效能
阶梯式递进的可持续性，有赖于将分散的资源与努力整合为指向战略目标的系统合力。这正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其核心运作机制在于现代国家规划体系。
与西方分权制衡体制下经常出现的决策短视、党派扯皮不同，中国的五年规划通过顶层设计提供长期战略方向，同时允许地方与市场在框架内自主创新。五年规划并非事无巨细的生产指令，而是通过阐明国家战略意图、设定关键发展指标、引导公共资源配置，为各类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提供稳定的长期预期与行动框架。从“一五”计划奠定工业基础，到“十三五”规划引领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再到“十四五”规划擘画高质量发展蓝图，规划体系确保国家发展的连续性与递进性。在脱贫攻坚战中，五年规划将脱贫列为约束性指标，进而牵引财政、金融、土地、教育、医疗等跨部门政策资源精准滴灌至贫困地区，形成目标设定—政策协同—资源整合—考核问责的闭环治理，充分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治理现代化层面的生动实践。
基于强大的战略整合能力，五年规划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时尤为关键。无论是国际金融危机还是新冠疫情防控，中国都能迅速启动跨层级、跨部门的应急协同，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危机应对效能。2020年新冠疫情突袭，中国迅速建立统一高效的指挥体系，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西方国家在疫情应对中表现不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统一的指挥体系和高效的执行能力。美国各州各自为政，联邦与州政府相互掣肘；欧盟成员国各自为战，难以形成统一的应对策略。
集中力量办大事与战略规划的整合效能，突破了传统理论中“自由市场”与“全能政府”的二元叙事，展现了在复杂条件下实现战略聚焦与资源动态优化的国家治理能力。
(三)机制特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动态协同
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的动能，源于经济治理层面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这一机制超越了“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弥补的简单认知，也超越了政府包办一切的旧模式，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形成的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动态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出一条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发展路径。这一结合并非市场与政府的简单叠加，而是在不同层次、领域和发展阶段实现动态协同与功能互补。其核心理念在于超越“市场万能论”与“政府万能论”的二元对立，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调二者并非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而是相互支撑、动态调适的协同机制。
在这一协同机制中，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加强产权保护、提供优质公共产品，以及通过中长期规划与产业政策引导前瞻性布局。而企业则在清晰的规则和积极的预期下，自主进行技术创新与市场竞争。中国在光伏、新能源汽车、5G通信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堪称这一协同模式的典范。政府通过早期研发支持、应用场景创设、基础设施投资等“有为”举措，帮助产业跨越初创期的“死亡之谷”；随着产业成熟，政策重点则转向标准制定、环境规制与开放竞争，让有效市场在优胜劣汰、激发创新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种政府与市场在产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角色动态适配，可以避免“扶持即依赖”的陷阱，实现从政策驱动到市场驱动、创新驱动的平稳过渡与能级跃升。
(四)价值特质：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性建构
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的最终归宿与根本合法性，在于其以人民为中心的鲜明价值导向。这是对现代化终极目标的深刻重置，即现代化不是为了抽象的资本积累或霸权地位，而是为了具体的人的全面发展。
这一价值特质贯穿现代化进程始终。在发展目标设定上，从“温饱”到“小康”再到“共同富裕”，民生福祉始终是指引前进方向的灯塔；在发展规划中，居民收入、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指标成为硬性约束；在发展过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确保了人民意愿能够通过制度化渠道影响决策，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更是亿万人民主体力量被动员和被激发的恢宏史诗；在发展成果分配上，通过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与收入调节体系，努力使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转化为全体人民可感可及的“共享效应”。例如，中国通过大规模脱贫攻坚、提高教育普及水平、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建设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组合，极大地缩小城乡、区域和群体间差距。据统计，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1%(扣除价格因素)，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34，较上年进一步下降，连续多年呈收缩趋势。
以人民为主体的现代化，有效化解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身关系的矛盾冲突。这种现代化模式不只追求物质层面的富足，更着力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发展、相互促进。它从价值层面阐释了中国社会在剧烈的结构性转型过程中，依然能够维持强大凝聚力与高度稳定性的核心原因，即中国的每一步发展，都以巩固最广泛的社会根基——人民群众作为根本目标。
(五)历史特质：历史连续性与阶段跃升性的辩证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轨迹，是一个将历史智慧、制度创新以及价值追求深度融合的系统工程。它超越了单纯的经济追赶，而是由文明积淀、社会体制与发展阶段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独特路径，体现了历史连续性与阶段跃升性的辩证统一。中华文明的历史延续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性，构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变的底色和主轴。每一个五年规划周期中的突破，都是沿着这条主线实现的阶段性提升，是量变积累引发质变飞跃的具体体现。
中国式现代化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在连续的过程中实现跃升。与一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断裂”现象相比，无论在制度变迁、经济发展还是文化传承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都表现出显著的连续性特征。从制度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五年规划体制等，一直维持着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从发展角度来看，“一五”时期工业基础的奠定，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发展，直至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推进，每个阶段都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没有早期五年计划的积累，就不会有今日的现代化成就。从文化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承袭了中国人民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特质，这种文化连续性为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精神支撑。在确保连续性的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在关键节点实现跨越式进步，包括发展水平、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重大跃升。这些跃升通过五年规划等制度安排，在重要时刻得以实现，并推动了整体的进步。
历史连续性与阶段跃升性相辅相成。连续性赋予跃升根基和定力，而跃升则为连续性注入新的活力和高度。正是在这种辩证统一中，中国式现代化既能保持战略定力，又能持续开拓创新。它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也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中国实践中的创造性应用。
三、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的世界意义
中国在短短数十年间实现了从积贫积弱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性跨越，走出了一条植根中华文明基因、立足社会主义制度根基、回应人民根本诉求的现代化新路。这一阶梯式递进的伟大实践，其意义早已超越国界。
(一)解构“现代化即西方化”的迷思
长期以来，“现代化即西方化”在全球发展话语体系中被视为不可动摇的范式。西方主流理论经常将现代化简化为政治自由化、经济私有化、文化个体化的线性进程，甚至暗示非西方社会唯有复制欧美制度模式，才能步入现代文明行列。然而，现实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许多照搬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非但未实现持续繁荣，反而陷入治理失效、经济增长停滞、社会撕裂加剧的泥潭，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部分中东国家的政治动荡皆是典型例证。
中国式现代化拒绝走殖民扩张、资本至上或零和博弈的老路，而是坚持和平发展、共同富裕与生态协调相统一，依托内生动力而非外部掠夺积累发展资源，通过制度创新而非制度移植推动社会转型。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了全球发展话语的范式转换。这种话语创新具体表现为对西方传统叙事的系统性超越——从解构“文明冲突论”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批判“历史终结论”到倡导文明交流互鉴思想。中国所构建的话语体系并非寻求新的中心地位，而是主张不同文明、制度与发展路径的平等对话和共生共荣。这种植根中国实践又回应全球困惑的理论创新，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中心主义，打破了“现代化单一西方模式”的理论垄断，更为重构全球发展话语体系提供了具有东方智慧的解决方案。
(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梯式递进，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实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根本属性决定了其发展逻辑与价值取向，也使其在应对复杂挑战中展现出独特的制度韧性。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频发的贫富分化、社会撕裂和文化认同危机不同，中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了社会长期稳定，形成了发展与秩序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这一实践成效背后，是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
从制度效能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优势在于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习近平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这一优势在国家中长期规划体系中得到充分验证。通过五年规划机制，中国将长期愿景分解为阶段性目标，形成政策、资源与考核的有机联动，阶梯式推进经济社会向前发展，既避免了激进变革带来的社会震荡，又保留了政策调适的空间，保障了发展的连续性与韧性。
在价值导向层面，制度设计始终以人民福祉为落脚点。脱贫攻坚、全民医保、义务教育全覆盖等举措，确保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2025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值降至2.3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0%，共同富裕从理念逐步走向现实。重大公共危机应对更加凸显制度优势。新冠疫情期间，党中央统一调度物资与人力等医疗资源，迅速建立全国联防联控机制，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使中国成为全球首个有效控制疫情、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从历史维度看，中国的发展成就构成对制度效能的有力实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2021年，“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这一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打破了“现代化必然伴随大规模贫困”的西方经验定式，更让世界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在实现公平与效率平衡上的独特价值。
(三)为后发国家提供实践路径与公共产品
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梯式递进，不仅实现了自身发展，更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路径，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系统性公共产品。
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在维护主权独立的同时实现有效发展，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挑战。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表明，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除民生优先外，还要立足本土、规划引领、改革协同。
自主性是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前提。近代中国曾尝试君主立宪、议会制、总统制等多种西方政治体制，但均未能解决国家衰败问题。新中国成立后，虽历经曲折，但最终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封闭僵化，也不盲目西化。中国的实践证明，脱离本国历史传统与社会结构的制度移植，往往难以扎根；唯有立足本土，才能找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战略规划能力是后发国家规避发展陷阱的支撑。中国通过五年规划与中长期战略的衔接，将现代化目标分解为阶段性任务，形成了阶梯式递进、整体性推进的发展格局。这种规划模式既保障了战略的连续性，又能根据内外环境变化动态调整，为后发国家处理短期利益与长期目标关系提供了借鉴。
改革与开放的动态平衡，是后发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全面深化改革，从设立经济特区到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始终在制度稳定中寻求创新，在融入世界中保持自主。这种稳中求进的方法论，有效规避了“开放依赖”或“封闭保守”的极端倾向，为后发国家处理效率与公平、开放与安全的关系提供了有益启示。
此外，面对全球性挑战，中国从规则接受者逐步转变为方案提供者，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外溢效应，为全球治理贡献公共产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在减贫领域，中国不仅自身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还通过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等平台，向发展中国家分享精准扶贫、产业扶贫等经验。2022年至2025年，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支持实施1800多个合作项目，助力众多发展中国家提升减贫能力，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注入动力。
在气候治理方面，中国提出“双碳”目标，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全球三分之一以上；通过“绿色丝绸之路”，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光伏电站、风电项目等绿色基础设施，推动全球能源结构转型。
在全球安全与公共卫生领域，中国倡导的全球安全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地区组织支持，明确写入140多份双多边文件。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配套推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构建系统性、非对抗性的全球治理框架。这四大倡议各有侧重、并行不悖，以共同发展促繁荣，以普遍安全保稳定，以文明互鉴增互信，以完善治理求大同，共同指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了东方方案。
(四)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新的文明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梯式递进，不仅是发展路径的创新，更是人类文明形态的突破。它跳出了西方现代化资本主导、两极分化、生态破坏的固有局限，开创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文明选择。
从文明内涵看，这一新形态始终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内核，既传承中华文明“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历史基因，又融入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社会公平”的价值追求，在实践中形成了和平发展而非霸权扩张、共同富裕而非两极分化、生态友好而非先污染后治理、文明互鉴而非文明优越的鲜明特征。这种文明形态，打破了西方文明“中心—边缘”的叙事逻辑，主张文明平等对话，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新范式。
从世界影响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重新激发了全球对替代性发展模式的思考。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度陷入低潮，而中国通过阶梯式推进现代化，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与优越性。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关注中国在政党领导、战略规划、民生优先等方面的制度安排。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从不主张“输出模式”，而是提供一种基于自主探索的可能路径。2021年7月，习近平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时指出：“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即不寻求取代任何文明，而是与世界各国文明共同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理论上打破“现代化即西方化”的迷思，证实人类通往现代文明的道路多元可选，在实践中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后发国家提供发展路径与公共产品，给既追求发展又坚守独立的国家和民族全新系统性选择。它不仅成就了国家繁荣富强，更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文明形态承载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破解全球治理、信任、和平、发展“四大赤字”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为全球特别是广大南方国家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的发展参照。
五年规划通过目标接续、任务衔接、成果叠加和动态调适等机制，形成了循序渐进的中国式现代化进阶体系和具有鲜明特色的规律性特征，绘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图景。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不仅能够推动中国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而且将持续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要贡献。
（本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