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湘萍，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黄柳美，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为理论基石，以“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态民生观为价值旨归，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为实践路径，以“系统治理、协同共治”的生态治理观为科学方法，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意蕴深远的理论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作出了重大的原创性贡献，其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超越西方传统“主客二分”的认知局限，重塑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关系；以“人民至上”纠正“资本至上”的价值偏差，厚植人民生态福祉；以绿色发展取代高碳增长模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以系统思维打破线性思维惯性，开创生态协同治理新局面，构建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国际生态治理新秩序。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科学指南，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支撑，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生态观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文明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１]2023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中国式现代化中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２]生态观作为人类对生态问题的总体看法与核心认知，集中体现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立场。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绿色转型的紧迫需求与全球性生态危机治理的双重现实，中国共产党提出并持续深化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这一生态观构建起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为基石，深刻揭示“生命共同体”理念，筑牢理论根基；以“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态民生观为旨归，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彰显生态为民的立场；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为路径，科学破解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以“系统治理、协同共治”的生态治理观为方法，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修复，为建设美丽中国与共建清洁美丽世界提供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坚持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整体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生态规律，兼具深厚哲学品格与鲜明实践导向。系统总结其原创性贡献，既能为中国式现代化稳步推进提供坚实的生态方法论支撑，又能为破解全球生态危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一、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超越人与自然主客二元对立

西方传统环境伦理思想植根于近代主客二分的哲学传统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立场，将自然视为人类征服、支配与利用的客体。在资本逻辑扩张与技术理性滥觞的共同驱动下，西方逐步形成人与自然相互对立的思维范式。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汲取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精髓与中国“天人合一”传统生态智慧，创新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重塑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协同共进关系。

（一）“主客二分”认知范式割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西方传统“主客二分”认知范式过度凸显人的主体性，将自然单纯视为认知客体，为人改造和征服自然提供认识论辩护，凸显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近代以来，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确立主体的绝对确定性，认为主体优于客体，客体仅为派生之物；康德“人为自然立法”的论断将自然纳入人类理性认知范畴，使主体性成为优先于自然的确定性存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体系将主体性推向极致，判定自然的存在意义取决于精神自我实现的辩证运动。人类最终被确定为唯一主体，以主人姿态对自然这一纯粹认知客体进行无节制改造。这种“主客二分”认知范式消解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将价值判断建立在人类主体层面之上，将自然价值简单等同于经济效益的工具性价值。自然固有价值被资本逻辑彻底遮蔽的价值错位，使得自然无可避免地沦为资本无限增殖的牺牲品。人类曾狂妄地认为可凭借理性和科技利剑改造自然，工具理性已然脱离价值理性的约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自然要素一步步纳入资本增殖体系的过程，而异化劳动使得劳动者和自然要素均成为被资本家剥削与榨取的对象。恩格斯则强调：“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３]

在日益增长的生态失衡、资源枯竭与环境灾难等“报复”面前，现代西方环境伦理思潮，如深层生态学、生态现代化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从不同维度思考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应对方案，但因其或囿于伦理价值观的抽象建构，或专注于技术路径的局部改良，从而都未能彻底触及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其制度深层根源，也就无法找到超越资本逻辑、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实路径。如深层生态学主张万物平等，将道德关怀延伸至自然生态层面，强调人类对自然的道德义务，其试图解构人类中心主义，却又陷入生态中心主义极端，在实践层面因缺乏制度载体而流于空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无限扩张与生态有限性之间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造成了生态断裂，其理论批判性鲜明，但建设性不足，缺乏可靠的革命主体，以致构想难以落地实践。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主张通过技术革新、市场规制与环境政策强化，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双赢，但该理论始终局限于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展开分析，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生态改良方案，无法从根本上化解资本主义自身及全球性生态危机。

（二）“和谐共生”范式凸显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本质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本质要求，秉持生命共同体理念，统筹发展与保护、当代与未来、局部与全局，实现了对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与主客二元对立思维的理论超越。

中国传统哲学始终将宇宙万物视为一个动态平衡的生命系统，从有机整体论视角强调人与自然万物在“生生不息”的宇宙进程中互相依存。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突破西方哲学将自然视为外在于人的“客观实在”的本体论设定，反对割裂和对立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科学论断。这一论断深刻阐释了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有机统一关系，将“天人合一”蕴含的有机整体观升华至“生命共同体”高度，强调人与自然是共生共荣的统一体。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它从“生命共同体”视域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共生论”取代“中心论”，以和谐消解冲突，避免了“人”与“自然”被置于对立边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指的是在紧密联系的生态系统中，人与自然形成“互惠互利、共同生活、共生共荣、协同发展”的关系。^[４]“和谐”是一种动态平衡、良性互动状态，它意味着生态系统各要素在互动中彼此成就，而非相互消耗。“共生”则是系统中如生物种群、社会群体、生态要素等各主体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通过资源交换、功能互补形成的关系。这种关系既可能互利共赢，也可能因失衡产生冲突，其本质是系统存续的实然状态。和谐不会凭空产生，须以良性共生为前提，通过守护共生平衡，最终实现系统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主张构建具有社会生态意义的有机共同体，明确人的主体性发挥必须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敬畏自然，超越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克服前者将自然工具化的狭隘性，超越后者忽视人类合理发展需求的空想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坚持“有机统一”的生态整体论，既反对将人类与自然绝对割裂的“非此即彼”思维，也拒绝模糊发展与保护边界的“亦此亦彼”倾向，最终指向人与自然互利共赢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立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非二元对立的立场，深刻反思工业文明内在弊端，在现代化进程中统筹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厚植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态底蕴。“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平衡，人与自然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５]工业文明以工具理性和资本增殖为核心逻辑，将自然异化为生产要素，导致了严重生态危机。生态文明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观念出发，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摒弃“以人类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从整体论层面系统把握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有机联系。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承认并吸纳了工业文明积淀的先进技术与生产力成果，同时摒弃了其过度索取、破坏自然的痼疾，立足于生态承载力，以和谐共生智慧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人类文明永续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二、以“人民至上”厚植生态福祉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受制于资本逻辑，将自然异化为增殖工具，通过商品化机制遮蔽生态价值，以逐利性驱动资源掠夺，最终形成资本扩张与生态承载的结构性矛盾，暴露出“资本至上”的反生态本质。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至上”确立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价值导向，深化生态惠民实践，厚植人民生态福祉。

（一）“资本逻辑”裹挟下的反生态本质

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遵循着逐利最大化的根本法则，劳动者与自然界均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商品化机制将自然资源彻底简化为可计算、可交换的商品。正如马克思所说，“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６]生态系统复杂的有机联系被简化为冰冷的经济指标，而生态破坏的真实成本却被排除在经济核算之外。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不仅掩盖了具体劳动与自然物质之间的真实代谢关系，更构建了一套虚假的价值衡量体系。资本的逐利本性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加速恶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７]这一本质决定了资本必须持续扩张，否则便会在残酷的竞争中消亡。为了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资本家一方面肆意开发和掠夺被视为“免费生产要素”的自然资源，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另一方面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等手段，迫使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创造更多价值。这种对人与自然界的“双重剥削”，既压榨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也在不断突破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底线。

当资本将自然彻底异化为纯粹的增殖工具时，资本无限扩张与生态资源有限供给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便暴露无遗。奥康纳曾指出：“自然界是资本的出发之点，但往往并不是其归宿之点。”^[８]资本以无限增殖为终极目标，要求持续扩大生产规模和增加资源消耗，但无论是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还是森林、水资源等可再生资源，其储量与再生速度都存在天然的限度。当资本扩张速度与规模远超生态系统承载能力时，结构性矛盾随之产生并不断激化。这种矛盾若持续加剧，将从根本上动摇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陷入不可持续的根本困境。这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在生态维度上的深刻危机，更凸显出超越资本逻辑、变革现有生产关系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二）以“人民至上”引领生态惠民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始终坚持以“人民至上”为引领，聚焦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突出环境问题，不断拓宽人民群众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以扎实的生态惠民实践增进人民生态福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以满足人民生态诉求为根本导向。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在衣食住行等“生存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也越来越强劲。各地政府积极响应人民的生态诉求，加大生态治理投入，推动绿色发展转型。一些城市大力整治黑臭水体，将曾经散发恶臭的河道变成了风景秀丽的滨水景观带，使周边居民生活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幸福感显著提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以维护人民生态权益为价值归依，强调生态红利的公平共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１０]生态权益与民生福祉直接关联，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动态平衡中实现人民生态利益的最大化。近年来，我国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加大环境信息公开力度、完善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等方面持续发力，取得显著成果，整体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人民群众共享日益丰厚的生态红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以推动人民广泛参与为实践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１１]人民群众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主体与创造主体，只有充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真正汇聚起建设美丽中国的磅礴伟力。近年来，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积极投身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人人关心环保、人人参与环保的社会氛围。许多城市居民自觉践行垃圾分类，积极参与环保志愿活动，监督企业环境行为，为城市环境质量提升贡献力量。乡村村民积极参与环境整治，建设生态宜居家园，利用生态资源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既增加了收入，又保护了乡村生态。

三、以生态优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西方传统现代化模式长期遵循高碳增长发展方式，不仅引发了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锐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更造成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严重失衡，使生态系统难以持续。与之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发展模式由高碳污染型向绿色可持续型根本转型，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科学指引与实践路径。

（一）高碳增长模式难以摆脱的生态困境

高碳污染发展模式以对化石能源等不可再生资源的重度依赖及粗放式开发为显著特征，虽在短期内能迅速发展经济、增加物质财富，却以破坏生态环境为沉重代价，严重威胁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根基。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１２]人类通过劳动从自然界中获取自然资源，再以符合生态规律的方式回馈自然，由此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而高碳污染的发展模式则打破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代谢平衡”，人类过度索取自然资源，拒绝履行生态补偿义务，最终导致“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裂缝”越来越难以弥合。

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长期奉行“经济优先发展”思维定式，常将经济活动与生态保护置于截然对立的两端。人们为追求短期经济指标的快速增长，不惜对自然资源进行高强度乃至掠夺式开发，往往要等到环境污染累积至触目惊心、生态破坏引发严重社会危机时，才投入巨大成本进行末端治理和生态修复，最终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均难以实现。西方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大多经历了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英国伦敦烟雾事件、德国鲁尔工业区事件、美国多诺拉烟雾与拉夫运河毒地事件、日本的水俣病事件，都是这类失衡发展带来的恶果。这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的传统发展模式，是与可持续发展理念背道而驰的。

传统生产力发展方式过度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能力，忽视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客观制约性，持续性严重透支生态系统。人们往往将生产力界定为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即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改造和影响自然以使其适合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人类长期自认为优越于自然界，可根据自身需求和欲望对其进行无限制改造，致使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常常为满足自身利益而随意改变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威胁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另外，传统生产力发展方式过分聚焦社会生产力的数量提升，忽视自身质的发展，严重轻视自然生产力的重要性。自然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忽视和破坏自然生产力良性发展，最终必然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

（二）绿色发展模式的生态重塑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从根本上重塑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奉行的“增长优先、生态让步”的单向度发展逻辑。这一理念直面“发展和保护两难”这一世界性课题，给出了超越西方范式的中国式回答。“两山论”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从“两难”走向“共赢”的内在机理。首先，以生态存量锚定经济增量，确立生态优先的前提逻辑。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源、肥沃的土壤等“自然资本”，不仅是人类生存的根基，更是经济活动不可替代的核心生产要素。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本身。其次，以生态优势激活经济优势，打通价值转化实现路径。通过生态补偿、碳排放权交易、生态旅游等多元化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将生态系统中难以量化的非市场价值转化为实在的经济收益，使“绿水青山”真正成为可持续经营的“金山银山”。最终，以生态与经济的深度融合，迈向“生态美”与“百姓富”的和谐统一。“两山论”绝非二者的简单叠加，而是追求一种深度协同发展：经济发展必须严守生态承载力边界，生态保护必须获得经济可持续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主张系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修复。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强调“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１３]这一论断立足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颠覆了以往将自然资源视为单向索取对象的认知，转而以整体性、关联性思维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各要素的生态功能，打破了“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的碎片化治理困境，从源头上规避局部开发引发的生态风险。一体化保护与修复遵循“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原则：对于严重退化的生态系统，因地制宜采取解决方案，推行“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沙则沙、宜荒则荒”的差异化修复策略；对于受损严重、自然恢复困难区域，则科学介入人工修复措施。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强调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符合绿色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１４]绿色既是新质生产力的鲜明特征，又是其发展的内在要求与重要成果。作为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显著特征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突破传统粗放增长模式局限，彻底摈弃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之道，力求实现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协同发展。它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推动经济、产业、能源结构朝着绿色低碳方向转型，努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紧密相连、相辅相成。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等路径，为绿色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只有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将生态环境保护融入发展全过程，才能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筑牢根基，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

四、以系统思维开创生态协同治理新局面

线性思维主导的生态治理体系受目标短视化、手段单一化与主体碎片化等因素制约，难以应对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挑战。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以系统思维为引领，重构治理逻辑，克服线性思维的片面性，推动生态治理从单一要素治理向整体协同的系统治理升级，以生态共赢破解全球生态剥削困局，倡导公平正义的国际生态治理秩序，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塑造的范式变革。

（一）线性思维导致生态治理效能衰减

线性思维作为一种侧重单一因果、忽视系统反馈的认知取向，在生态治理中容易导致目标局限于短期、局部问题的缓解，陷入忽视长远平衡与系统关联的短视化困境。生态系统本具动态平衡的整体性与复杂性，却在人类线性思维的割裂下被拆解为碎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１５]当代人作为生态系统的现实受益者，在保障自身发展权的同时，必须维护子孙后代的生态权。生态治理亟须突破代际短视，在时间维度上构建跨代际的生态评估机制，在空间维度上注重维护生态系统完整性，在伦理维度上践行代际公平原则。任何以牺牲生态可持续性换取短期经济利益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对后代发展权的剥夺，既逾越了生态承载力阈值，也构成了对代际生态正义的实质性侵害。

过去，我国生态治理过度依赖行政命令式的管控手段，形成了以“局部管控”和“末端治理”为特征的路径依赖，其局限性日益凸显。从治理手段和性质看，传统环境执法偏重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刚性措施，陷入“重威慑、轻激励”的惯性。这不仅导致企业缺乏主动治污的内生动力，也难以调动市场与社会力量，导致治理成本偏高且治理成效不明显。从治理重心看，末端治理模式聚焦于污染产生后的被动应对，如“罚款—停产—整改”的循环。这种方式虽能短期控制排放，却因未能深入生产过程进行源头防控，只能“治标”而无法“治本”，从而陷入被动应对的怪圈。更深层的矛盾在于，这种线性思维主导的单一治理范式，将生态系统复杂的多维耦合关系，简化为末端控制的线性流程，割裂了生态治理的整体性、系统性与长效性。这种还原论式的治理逻辑与生态系统本身的整体性规律存在根本性冲突，难以支撑生态环境的长远改善。

线性思维主导的生态治理往往将复杂生态系统机械分割为独立单元，极易造成治理权责模糊、资源调配低效，从而导致治理主体协同失效风险上升。以黄河流域治理为例，其横跨九省区的行政分割，易将流域生态系统肢解为碎片化治理单元。这种碎片化治理导致了跨域脱节、权责交叉，本质上是线性分割模式与生态系统整体性要求的深层冲突。因此，亟须通过健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立排污权等初始分配与跨省交易制度等措施，积极推动上中下游形成合作共赢的区域发展格局，引导上中下游向“利益共同体”转型。^[１６]唯有以系统性思维重构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治理体系，打破行政壁垒，实现信息共享与目标统一，才能走出“碎片化困局”，破解“局部有效而整体失效”的治理悖论。

（二）系统思维驱动生态治理效能跃升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秉持长远发展目光，坚守生态系统的安全底线，充分考量各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以及生态过程的长期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积极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切实维护生态安全、核与辐射安全等，保障我们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和条件不受威胁和破坏。”^[１７]一方面，需要科学划定并严格守护生态保护红线，明确国土空间开发保护边界，严格保护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生态敏感及脆弱的区域，为生态系统休养生息与自我修复预留充足空间。另一方面，加强生态监测与评估，运用先进技术手段实时掌握生态系统动态变化，及时发现潜在生态风险，适时调整治理策略与措施。同时，加大生态修复的投入力度，针对受损生态系统，采取植树造林、湿地恢复、草原改良等科学合理的修复手段，逐步恢复其结构与功能。唯有通过长期努力，持续增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韧性，才能守住生态系统的安全底线，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打破了主体分割，形成了多元主体生态协同治理格局。“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生态环境治理的成功实施离不开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协同努力。”^[１８]系统思维要求打破依靠单一行政主体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局限，通过主体协同激发生态治理内生动力，形成协同联动，合力破解跨区域、跨领域的复杂生态环境治理难题，最终推动生态治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从“碎片化管理”迈向“系统性治理”。党中央通过顶层设计发挥战略引领作用，将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全局，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作为规则制定与执行监督主体，政府构建完善的生态环境法规体系与标准规范，强化监管执法与绩效评估职能，为多元共治提供制度保障。作为关键治理主体，企业通过研发绿色技术、构建循环产业链等推动产业生态化转型。作为不可或缺的协同治理主体，社会力量有效弥补政府治理短板，如环保组织通过环境公益诉讼、第三方监测评估等渠道参与监督治理进程等。作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中的基础力量，公众参与汇聚民智、凝聚共识的基础环节，依托环境信息公开平台、数字化应用等渠道，常态化参与监督举报，提出决策建议等，既为生态环境政策优化提供实时民意反馈，也为多元主体生态协同共治筑牢民意根基。

当前，全球性生态危机不断扩散蔓延，资本逻辑主导的不平等秩序深刻制约着全球生态治理进程，治理体系的公平性与有效性面临严峻考验。“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保证了其变革有条件成功，使它们有条件向其他国家转移低端产业，从而实现生态危机的输出。”^[１９]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污染输出、绿色壁垒等方式转嫁生态危机，构建起制度性非正义的生态殖民体系，长期推诿生态责任，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治理失衡。广大发展中国家则面临减排与发展的双重压力，深陷“低碳贫困”的境地，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改革迫在眉睫。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以生态共赢观破解全球生态剥削困局，坚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倡导公平正义的国际生态治理秩序，为重构全球治理格局提供了价值遵循。它以生态正义为引领，主张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与决策权，增强治理体系的公平性与包容性；强调强化国际法治保障，明确各国权利义务，推动全球环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坚定践行者，中国以实际行动为全球生态治理注入强劲动力。从发起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生态援助、分享治理经验；从推动清洁能源合作，到打破技术壁垒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多边主义，与少数发达国家推诿责任、垄断技术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既是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也为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这一生态理念必将不断凝聚国际共识、深化全球生态合作，推动世界各国携手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注释

^[１]《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82页。

^[２]《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81页。

^[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9-560页。

^[４]郑继江：《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成机理》，《理论学刊》2020年第6期。

^[５]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274页。

^[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2页。

^[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9页。

^[８]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95页。

^[９]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8页。

^[１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页。

^[１１]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11-12页。

^[１２]《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07-208页。

^[１３]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42页。

^[１４]《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光明日报》2024年2月2日第1版。

^[１５]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92页。

^[１６]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１７]生态环境部编著：《美丽中国建设学习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128页。

^[１８]张涛：《比较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超越》，《思想教育研究》2024年第12期。

^[１９]张劲松：《全球化体系下全球生态治理的非生态性》，《江汉论坛》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