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正面临着一种变化在即的文化转型，这是一个能够实现彼此间共在生存的超级社会的发生。基于一种虚拟、智能以及在一起的共同体意识营造的文化实践也在不断地成长之中。而一种基于不同文化圈的发生而形成的认同政治在世界性观念存在的前提下自我塑造着彼此间相互交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和理想。而面对于一个现代转型世界的发生，一种不断融入到世界性发展之中的共同性努力可以真正成为人们基本行动的动力驱策，并要求能够切实性地基于各自文化圈而有的一种共同性构建的好故事讲述的实践来对此予以支撑。而所有这些，其根本都属于是一种基于美好社会构建和自我理想追求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长形态，它也成为一种作为文化转型人类学的发生和走向的文明基础与动力分析的所在。
关键词：美好社会 文明 文化转型 文化圈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问题的提出
毋庸置疑，我们正面对着一个极具变化的时代，这是一个以文化转型为总体背景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新局面，它所根本要求的是一个社会能够各自基于其美好价值的预设而构造出自身的未来发展，并借此而全身心地融入到一种世界性发展的不同文化和文明要有其共同性面对的潮流之中去，这也便要求我们需要真正审时度势地重新去看待我们自身存在的社会其究竟如何在朝向于一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想构建上创造出新的文化实践上的积极努力，同时它又是如何在基于一种美好社会的价值选择的同时，也能够真正智慧性地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而有的自身与时俱进的责任担当，这将会成为这个文化和文明自身在未来发展的目标指引和行动策略的所在。
很显然，在论及到人的真实存在的属性时，一个直观的认知便是，其必定首先是要生活在一个具体而微的现实社会之中的，并且还要真正归属并认同于那个社会真实性生活的发生和存在。这个社会是复杂的，而且人的心智也同样是复杂的，并且这种心智在不断地在社会资深复杂性发展中得到一种自我的提升，甚至可以说作为“天才们的世纪”的十七世纪，和今天世界面对的人的问题的复杂性是有着一样的问题处境，那就是过去所谓自动机现在所谓人工智能的潜力和能力的问题，我们社会中的人们都无可避免地在面对这个问题的存在和解决。
并且，这个社会对每个人而言又都是最为真实的时空性的存在，基于其传统、现实和未来发展而提供了人们实际能够在这个社会中持久性生存的基本制度保障，并且更为重要的便是，人人也都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感受到一种迈向于未来美好社会构建憧憬的引领。因此不论是一种中国梦还是美国梦的提出，不论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还是“共同富裕”的理想目标，它们显然都属于是其各自社会中之所以能够恒久存在的文化目标的指引和一种价值观的确立，它们是建立在了各自时空发展的独特性之上的，是一个社会真正可以实现自我发达的最不可或缺的前提所在。
因此，人在这个意义上，显然最为首要的一个特性便可谓是其所具有的某种社会属性的存在，尽管这种社会属性的存在形式会有多样性的表现，因此而有族群、国家以及文化之别，但能够真正属于一个社会，并会借助于发自内心的主体性参与而去作用以及反作用于这个社会的，则很自然地成为是一位行动者其自身应该具有的全部人的社会属性中最为核心性的特征所在，换言之，人从社会中获取同时又能够真正回馈于社会，这成为是一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为基本的价值关系体系，它们也自然成为是人在一个社会中能够稳定生存并获得其全部文化意义感的动力来源的基础所在。
而且，不论人们的社会生活本身究竟会遭遇到怎样的一种流转、变动以及改变，对于为人所时时刻刻都必须要去依附于其上且无法能够轻易脱离开的社会性存在而言，它的最为基础性的前提所在总会是要能够在一种基于人类美好社会的价值引领上以及自我努力的理想追求上去予以一种实际的构建与塑造的，由此才真正会有一种彼此间保持着共生、共在与共荣关系的所谓共同体意识的共同性的型塑。而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发展和指向，也很显然地会是在这个维度上不断地朝向于这一目标并获得自我展开的，并且还会以此目标的实现而反过来去强化一种社会自身所存在的种种关系结构与制度模式在前后间的不断继替与实现整合的合法性，进而顺畅性地实现着一种在社会向度上真正良性以及优质发展的动力性支撑以及结构化的再生产的机会和契机。
所有这些的真实性存在以及持续性的自我生成，它们一起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的实质性的动力性支撑，也都很自然地会转而成为基于一种美好社会价值追求本身而接续性涌现出来的一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其自身理论构建上所必然会要求有的一项最为核心性的意义构筑的基石所在。
而这也很自然地就成为一种带有根本性意义的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甚至迈进的行动逻辑的所在，并因此而转化成为真正面向于一个人类整体性存在的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化转型时代中一种独特性的自我社会与文明发展构建的最为真实性的促动力来源，这种一方面面对自我存在的美好社会目标，同时又要面对于世界性多元一体的文化转型的现代化发生的真实处境，也就很自然地共同性地成为是一种基于美好社会基础动力追求而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长的自身发展动力和文化逻辑的根本所在。
二、面向变化在即的文化转型
无可否认，人类已经很明显地是在以一种全新的技术或高科技的文明跃进的姿态而进入到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中来，一种人工智能的全面发展并更为细密地介入到最大多数人的生活之中明显地就是这个时代所具有的一个最为突出性的标志物的存在。而对于未来世界究竟将会有怎样的一种形态发生，我们自身的智力和理解力并无法能够真正确定性地去对此加以清晰的预知，但对于当下的人们所要直接去面对的人类生活世界的自我改变乃至于巨变的发生和存在却显然又是确定无疑的，如果说它是一种最具天翻地覆意义的形态改变与转型亦不为过。而这很显然是每一位生活于当下之人都能够切身感受到的一种存在，言外之意，这种变化的发生对于每个人的生存而言都是要最为真实性地予以面对的。
并且，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这种确定无疑的改变，其如果真正能够有一种箭头方向的未来指引，那么基于一种人性理解存在的最为基础性的维度关怀而言，它真正可谓是一种要不断地去寻求改造我们自身的生活形态并为一种未来可期的结果的出现而作出不懈的努力和目标追求，它的最为核心性的意义很显然是离不开一种对人而言最为现实性的美好社会的构建，而这无疑也成为西方世界自启蒙时代以来人类基于其个体性自觉而日益变得有普遍趋同认知的一种共识性价值的共享，或者说成为是一种人类自身存在可以实现共同认可的价值追求。因为不论是有怎样的一种现代社会制度的表现形式，其都会首先去承认这种价值和意义追求的合法性基础。而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每一位真正受到了此种价值的浸润和引领而日益有了一种自我觉醒之人，也无可避免地会深度卷入其中，并且它不仅会在一种地方性社会的层级上，而且要在一种更具包容性的世界社会的水平上发生并会持久性地保持这种发生，使之真正可以实现一种不断的趋近。
也恰恰是基于这样一种人类生存的现实处境，我们当下之中的每一个人都迫不得已要融入或者参与其中的社会生活形态的氛围，其无疑就是在一种不断要去寻求自我改变甚至自我扭转的转型语境中而不断成长起来的，我们甚至因此还经历了诸多令人倍感苦痛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等诸多方面刚性的结构化转型。但对于这种改变的结果指向而言，或者说一种在集体无意识上的实际行动的指引而言，却是在让人们自身的生活水准不断地趋向于或心向往之的一切美好事物或美好社会发生和成长的那一端的，而这也很显然，这种趋向显然不会是朝向于其相反方向那一端的，尽管在这期间也曾经包含了诸多让人不堪回首的苦难、挫折和遗憾的发生，一种真正大的趋向却是要牢固不变地建立在人的对于其美好生活可以自我实现的那一轨道上的。
而且，在这种集体无意识维度上的不自觉地朝向于一种结果性引导的自我审视之中，深度体现在不同代际之间的那些努力要寻求改变或者转型意识发生的行动驱动上，这一社会构建维度的发生不仅是十分明显突出的，而且在实际物质生活层面上的实质性改变，也很明显地体现出一种日新月异地要改变其本身生活需求的真实存在。我们因此也就无法否认，这种基于一种现代性发展而有的基本价值所得以确立的美好生活，其对每一个睁开眼睛去看世界之人的最为真实性的影响力的所在，也驱策着我们那种基于人的自由意志趋向而有的依随性、朝向性与向往性所衍生出来的那些不可有真正所谓退步意识发生的要不断地向前加以一种改进、演化和提升的自我行为的驱动，而所有的这些，在人们现实生活的层面上都可谓是昭然若揭，清楚明白，无可予以一种真正的否认。
并且，在我们试图要直接面对这种改变、变化与转型时，其并非仅仅是曾经的那种基于所谓世界体系观念而有的在所谓中心与边缘意义上的一种地方性意义和价值的存在，或者并不是某一种特征性的观念或制度性转变的发生，而真正是显示出了更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普遍性甚至根本性的文化转型，这种转型将不再是那种文化意义深藏于幕后的所谓背景性暗示、渲染与浸润，即不是一种所谓文化意境的存在，而是真正能够直接地介入到了人们生活细微之处并参与生活自身意义构建的一种全新性的文化感受、图式与认知。而对于这种转型之所以发生的根由，很显然地是因为人类不同群体在借助于相互交流、沟通与联系或关联性技术的介入而具有的更多机会意义上的彼此间的不断相互融合在一起的发生，并由这种日常性的生活实践的固化而自然激发出来并影响着人们生活实践本身的在一种最为具有根本性观念价值上的强力扭转，其当然也在深度地被一种更为具有颠覆性意义的物质、技术乃至于文明的力量所拉动，并会借助于此种外力性的作用而真正带来了一种在人们生活形态上的大转变。而所谓传统性结构形态的存续，显然会因为此种转变而显得光芒不再，并会有着一种日趋暗淡不显的发展之势，甚至也会令更多的人出现一种基于无限的伤感而有的怀旧意识或情结，让人不得已地会因此种伤感性的怀旧意识或情结而不可抑制性地生发出来一种无可奈何之感，而这样的感伤性的怀旧意识或许会成为一种文化生存中的调味品，但却显然不会是真正能够支撑起人们一日三餐的主菜的供应。
很显然，在这一巨大的转变之中，最为突出以及最为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便是一种现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它日益明显地成为在这中间具有一种强劲扭转性力量表达的代表，它是自启蒙时代以来在知识生产中最为极端且集中的表现形式，成为人类全部科学技术设想中知识成就的集大成者，也是一种长期性的文明努力与积累而有的最具突破性的社会与价值的自我重构，而且还成为是在不同领域中向着一种基于人的心灵理解这一共同目标指向的阶梯性跃升。由其所造成的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结果就是，曾经的一种想象性的存在转变成为现实性的发生，曾经是静态被动的固化形态转变成为一种动态自主的活力驱动，并且还有，曾经可以循环传递的自我复制则转变成为一种空前绝后的创新性瓦解、替代与改造，一种前所未有的转变和扭转之力突飞猛进地涌现。凡此种种，都会因为人类在无意间将自己生活的一切都日益多地搭载在一个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上而有了一种前后世代间的最为具有毁灭性创造意义上的生活方式的替代性发生，人的一切悲伤、怨恨和无奈，也都无法真正阻止或阻挡这种彻底性替代的真实发生，因此只能是不断地承认、接受以及利用这一切新转化出来的技术文明的创造，并任其侵入、充斥并实打实地构建到自己具体而微的生活世界的内涵之中。
曾经有的一种人们大多习以为常的社会结构，被这样一种文化扭转以及替代性力量的拉扯而进入到一种不得已需要其自我认同、自我重构甚至是自我改造的阶段之中，一种所谓带有根本性的价值断裂与重构，显然也在倒逼着一种在社会结构关系上的自我认同、重塑与再造。很显然，在这里，一种社会的新变革已经不再可能只是某一种社会制度其复兴与持续与否的问题，也不是一种在寻常人眼中的那些遗产性意义上的固化或者凝固化了的传统是否可以真正持久性留存的问题，而是必须要面对一种流动性大于固定性、动态观强于静态观的人人可能有机会参与其中的在世界性场景中发生着一种与时俱进意义上的适应性转化以及各种新的社会形态得以不断涌现的问题。不论是日益增长的气候变化，还是全球意义上的恐怖主义、艾滋病以及新冠病毒的传染、高昂不下的食品和石油的价格以及像2008年出现的金融危机，所有这些在日益变得全球化的问题，也同时激发出来了一种不能不去面对的全球治理的挑战。
而且，不管这些新的社会形态的发生其究竟会如何的光怪陆离，甚至可谓是出乎人们原有的那些基于一种基本宽容而有的意料或预测能力之外的突如其来现象的不断涌现，诸如“佛系”“躺平”“绝后”以至于“青年养老院”，又如“断亲”“御宅族”以及“孤独死”之类层出不穷的新概念在社会中的广泛传播。总之，对于各色各样的自我生命的表达形态，人们会日益普遍地借由各种形式的自媒体平台而产生无限范围的传播，并因此而得到一种公开性的基于模仿而有的潮流般的轮番上演与自我表达，这种上演和表达成为一种最为方便利用的权利而为每个人所不失时机地加以实际的运用。人们显然会在这些镜头面前体现着其各自的价值性创造，也会在这种创造之中彰显出其各自存在和认同的新主张、新观念与新意识。并且，似乎谁也无法真正否认这些新的事物在人群之中所具有的那种实际带有弥漫性情绪的扩张性、强制性与感染力，这显然是一种基于所谓要被真正看见的流量原则或者注意力经济而为人们所欢呼雀跃的大众情绪的涌动及其波澜壮阔的成长形态。借助网络、利用网络以及依赖网络，凭借人工智能的人力的替代，由此带来的生活与社会交往上的价值和结构性的转变可谓一触即发，而作为结果的存在，一种变化在即的文化转型也就成为不可避免了。
三、一个彼此共在的超级社会
但是，任何物质的、精神的以及科技的创造都不会孤立性的存在和发生，而是透过社会与文化的筛选、重塑和转型而造就出不同类型的或者新异性的社会与文化的发生形态。并且，面对现代世界意识的全球化的存在，这种转型也很显然地是在一种快速、瞬间且全方位地面临着一种日益凸显出来的基于全球化世界中不同区域文化以及价值观构造特征而相互融合与彼此共在的一个超级社会涌现的背景下的发生。这种背景性的存在，其毋庸置疑地首先是具有一种世界性意义的存在，人们的一举一动似乎都是发生在这个世界性意义不断涌现且自我变换的大转盘之上，甚至人类一切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生活改变的发生和文化的自我型塑，都来自于这个频繁发生相互作用的世界本身的存在；而我们由此而拥有并不断积累起来的所见所闻，亦是同样遍布于世界各处，也来自于全球各个不同角落的相互贡献与融合，我们以及他们的存在，全部一起被卷入到一种链条式的长长的首尾相连的世界之中。
我们因此也就很清晰地活在一种动辄便会是世界性存在意义的观念之中，它本身不会有零散分布的现实，而是一种彼此超级在场意义上的聚集性的存在。而且，不论是一种现实性的发生，还是虚拟性的存在，这样的一种超级在场的超级社会的涌现，特别是基于一种人人都要面对、选择和使用的互联网以及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计算发展而有的人人都会在不得已要被卷入其中的虚拟性超级社会联系和构造的存在，显然都日益多地在超越出一种具体性存在的生活场景的脉络，或者说实际生活本身会更多地在从这样一种场景脉络之中被不断地抽离出来，转而将其放置到了一种极度抽象、空洞和虚构但却又具有超级真实、固化和确定本身存在的世界性意义的相互联系之中。
它们可谓是在分秒片刻之间都会真正体现出来一种超出个体性存在的超级时空意识的自我表达，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最可予以真实看见的则是在一个虚拟互联网中时刻都有如云端般在滚动翻新嵌入中的突发性事件的发生。由此而造成的一种为人人所能深切感受到的自我意识局面就在于，尽管它们不在现场却可能胜似于在现场、不曾见面却胜似于见面以及不在此地却又会感受到真的如在此地般的身临其境。因此，作为一种晚期现代性的后果，那种所谓后现代意识中的超现实存在会比真实的存在还要真实地在实现着一种虚拟性真实的在场与发生，而且变得比现实存在本身还要更为现实逼真的状态存在，人们在曾经熟悉的那种面对面交流中所无法真切感受到的细腻、微观与独特，在一个互联网成像与互动交流的世界中却可以让人倍感真实的存在，甚至会超乎于真实存在本身而让人极为真切地感受得到。
而正是因为有着一种不断要超越于既有的差异性文化边界存在的行动意识，世界也便突出性地有了一种基于相互间共同性营造而有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所谓互嵌性生存方式的自我加强。因此，一种过分地依赖于虚拟生活的发生，其并无法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做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界限区分，虚拟性的融合在场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并会随时随地碎片化地涌现。而一种在不确定性的间歇中所随机性地触碰到手机屏幕而有的网络虚拟世界的链接，使得这样一种非常态的关系结构得以有一种常态化或常规化的自我实现，而这很显然也已经成为更多的人们在其清晨一睁开眼睛打开或触碰其手机时所能真正清晰看到、听到以及由身体所真切感受到的世界存在，并因此而带动着所有那些身处于其中的人们其最为日常性的社会关系或联系实践的发生，真正能够让自己做到随时一触即发地能跟一个基于想象而发生的外部世界中众多已知名姓或未知名姓、我族或他族、此地或他地的那些他者存在之间基于一种虚拟性或媒介性的瞬时交互作用而产生出各种形式的变动性的发生，且可因此而保持着一种随时随地发生且有着其持久性意义存在的虚拟性联系，而这种超出了个体所真正能够把握的个体化存在的那种所谓超级社会存在的日益正当化，也就真正转化成为我们当下生活中一种总体性社会事实的意义存在。
一个人因此随时随地的都会极度虚拟真实地看到那些遥远他者的一种虚拟性真实的存在，而那些遥远的他者本身，亦会同时能够以此同样的方式而逼真性地看到同是作为遥远他者而存在的那些虚拟性真实的发生，一种“你看我，我亦看你”的关系模式也因此而得以虚拟性的建构和固化。而在这之间的那种曾经不可避开的物理性空间真实性的遥远存在，将不再是一种最为能够让人产生出自我敏感性觉知的真实，人们所真正在意的会是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如何能够有一种借由虚拟媒介而体现出来并因此而形成的一种共同性背景下的彼此共在的种种可能。尽管在一种客观现实的维度上，彼此间本互不一样的各自分离开的孤立性的存在，却会因为一种虚拟的在场而能够实现一种所谓虚拟现实意义上的彼此共在性的共同生活并因此而知道并了解彼此的存在，人们会日益多地进入到一种虚拟现实依赖的自我呈现的表演之中，而人们天然所具有的那种社会性参与的表演能力也将会成为不再受到任何一种压抑性的无意识扭曲的自我表达，其如梦幻般地体现在一种真实但却虚拟的媒介性表达之中，人们也更多会在一种极度模仿、转化、复制以及再生成一种在真实生活语境中曾经固有的各种存在和发生，人们也借此而表现出一种已有的生活存在，尽管这种已有的生活并非真实性的发生，但它们却又如幻影般地萦绕在人们追求虚拟性共在的心灵之中。
并且，人们也借此在传达一种虚构性的美感，尽管在这种美感的真实中并无法真正能够显现出其本身的存在；而且，人们同时也在借此而表达出一种结构性的寓意，但这种寓意显然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一种真正的传递，在其背后意味更多的则是如何可以真正去实现且乐此不彼地进行一种基于网络或者虚拟媒介表达上的因为流动、随意以及不受审查而有的取笑、嘲讽和自我宣泄。结果，基于这样的一种社会表演性的虚拟介入和日益突出，一种吸引人眼球的“网红”的概念将会成为这种社会表演性发生的代名词，而其所真正造就出的效果乃是所谓曾经有的那种不可撼动性的真实和固化，或者经典性意义的坚固确立与建构，都因此而得到一种最为彻底性的朝向碎片化存在的瓦解或解构。而在人们所迫不得已要面对的一个现实虚拟的世界中，一切原本客体化意义的真实性存在，在充满着一种话语暗示以及完全带有命定性意味的虚拟真实的网红表演中，那种自认为是不可颠覆和摧毁的真实客观的意味将会被彻底性地颠覆，而这也正是初衷在于试图追求刻意地模拟真实存在的一种努力，但其结果却是以一种出乎人的意料之外的那种不断消解其真实存在的作用而真正地显现出来，这恰又是一个虚拟真实世界其最为具有真实性意义的存在形式，它要不断地制造出自身存在的否定者，因此可以说，这样的一种存在，其本身不过就是一个充满着矛盾性意义的结合体，这也成为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无处不在的超级社会的虚拟性真实而有的尝试要造就出来其自身超级共同体意义存在的瓦解者。
四、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认同意涵
因此，面对这样的一种虚拟真实发生的在社会性构造与瓦解的双向性矛盾一体意味的真实存在，无论其会有如何的超现实、超个体以及超地方性的诸多流变属性的存在，其最为根本性的基础属性却仍旧还是会以一种各自相互间的个体性和差异性存在和发生为前提的，即便是有一种朝向于个体性和差异性消解、融合与趋同的过程存在，但基于一种自我差异性区分的社会制造从来都不会是真正缺乏的。换言之，要去设想在地球上只会存在一种文化或者一种文明的情形，那显然是不可能真正发生的，至少到目前为止的文明是多样的，甚至在一定的时候还会出现相互激烈的冲突。因此，世界上唯一一种文明存在的所有在这方面的设想，不过是一种对于人类未来可能发生的幻想乃至于想象而已，在这方面，人们所不断构造出来的社会，其核心的特征便是实现或者迎合趋同与差异的并存或共在，这显然也构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在社会属性上的矛盾性一体的真实存在。而也正是因为有这种“在一起而不一样”的潜在性构造与解构能力的双向性存在，自然就使得一种差异性包容成为人的一种人文性意义存在的真实性特征之一。
而在真正认识到这种差异性包容的特征属性的真实存在之后，我们首先便会承认各自不同且固守的文化差异以及一种在自我认同政治发生上的不可避免，只要是任其进行一种自我的选择，这种刻意性地会朝向于自我认同构建的政治倾向总会有其机会的发生，并会得到一种在思维意识上的固化、内化和定势。但与此同时，不能不否认的一点便是，一种真正能够朝向于人类美好生活而有的人类价值意义的共同性构造也同样属于一个人类社会中顺理成章的发生过程，而这显然并不是在这些差异性包容的自我认同之外有一种重新的构造，而必然是要在这其中并基于彼此间的不同价值和意义构造而有的一种相互共同性认可、认同以及认知的创造、成长和发育。
因此，在一种文化生态学意义上的“各美其美”的形态塑造和认同，不论其究竟会有着怎样的差别以及不同的存在，也都会成为人们自身文化保存与持续中最为基本的特征属性的存在。在这里，人们显然是在为着如何能够牢固性地去保持住这种基于所谓传统性的地方性知识、文化的原始性、原生态或者更为强烈的地域性自我认同而自觉地生发出一种文化独特性属性的自我保持、构筑和维护，其也保证甚至捍卫了一种日常性生活习俗的不可轻易地遭受改变。甚至还会以一种更为强有力的基于一种现代国家认同而有的捆绑方式而更为突出性地使之得到一种固化形态的国家文化意识的表达，并且其终究会日益自我膨胀地会以民族、国家、族群、阶级、文化以及文明等诸多类别化的宏大叙事概念来标定出其自身的认同政治的存在范围，而这种做法本身也很明显地是在借由一种现代国家的观念或者民族意识而真正体现出来各种新式形态的文化发生的表达。
或者，更为具体性而言，它终究还属于是一种权力的在场，这也是意欲表征他者存在并发生一种支配性关系架构的一种最为强劲的话语权力的真实性在场。并且，只要是在一种世界性意识发生的场景或背景之下，这种意图要深刻表征或者代表他者存在的替代性意义的叙事表达，会突出性地展现成为一种真实自我的存在和发生，其目的所在，根本上而言就是要让人们能够真正地看见、听见以及深切地感受到，并可让每个人身临其境地在其中实现着一种自我存在的意义独特性表达上的文化实践。
在现代性意义的国家、民族以及文化之间，就宛若是相互混合起来的由三股不同颜色的电线而真正实质性地纽结在一起一般，通过不同颜色的电线其各自功能的发挥，而实现了一种整体性的电流的传输，最终形成了差异性包容的彼此共在的共同性力量发挥的自我表达和展示。那显然属于是一种临界点的意义表达，是相互交融互惠之后而有的一种意义的新创造，就像河流入海的那个临界点一般，多种颜色的交织之中成为相互可以并且必然融为一体的真实存在，我们因此才会称这种一体性的存在为海洋这个名称而不再是那种曾经的各自分立存在的河流本身了，这成为分立的存在融为一体的基本隐喻。
而对此种情形的发生，尽管彼此间所属的场域有其各自的不同，但却可以实现一种无法相互分离的共同性意义在一起的存在，并在一种现代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地加强以及突出这种独特性价值存在的自我认同，使之能够切实性地保持在一定疆界范围内而体现出其独特性的意义价值，并以一种国家制度性的存在和自信而保证以及保障这种文化疆界意识能够得到真正的自我确认，使得曾经无意识的“由之”状态存在的文化，因为一种觉醒意识的发生而转化成为一种清晰意识场景中的“知之”的自觉性文化的存在，这是基于一种传统的回顾而有的集体记忆的基本权利的所在，并且这也很显然地就是生活在一种世界语境中的现代民族国家其本身所能够具有的一种最为真实性意义的共同性的感受、认知以及实践性获得的根本所在。
也正是基于此一点的存在，共同体意识也便真正成为一种人群彼此间生活的日常形态，并会极为具体性地体现在人们衣食住行的具体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读报、看电视、参观博物馆、逛游乐园以及当下的手机刷屏之类。在这一点上，生活于现代世界中的人们，他们显然会因为一种相互过密性的交流而实现了彼此间的共在、共生与共存，而与此同时，一种被强烈激发出来的共在性意识反过来又在不断地强化着一种彼此间过密性交流的各种可能性实践的发生，我们也会因此而深切地感受到，当下各种便于增进人们彼此间交流的技术或通讯工具在日益迅捷且方便易得地搭载到了这一过密性交流的生活实践之中，并借此而得以有一种更为强力性的基于活在当下而有的自我存在感意义的持续涌现。
在曾经的帝国时代里，那些因为不可抗拒性的山水阻隔以及上下、内外、前后等空间交流意义上的种种阻碍、屏障以及分割，还有那些曾经是远距离存在的国家意识的符号、族群象征，伴随着现代世界对于这些妨碍之物的不断铲除，都会日益密集性地且真实性地嵌入人们日常生活的种种精细安排之中，体现在人们基本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在这方面具有的一种生活的改变，是真正融入到每一个人对于未来所可能有的美好生活想象的各种现实性的憧憬之中。而在它的背后所真正体现出来的则显然是一种共同性意识在这一维度上的不断深化和相互融合。
五、一种融入世界性发展的共同性努力
基于中华文化和文明而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在现代世界的交往过程中也必然要面向如何在未来整体性世界秩序构建中能够有一种自我参与的共同性努力的形态塑造，而这也很显然是涉及到了人群关系建构中具有一种根本性意义的一多辩证问题的存在。因此，如何能够去转化旧有时代所固化下来的那种不仅是在物质上或者在地理上甚至于更多是在精神上或者心态上各自分立以致于各自孤立的文化存在，使之能够真正自主性地而非强迫性地发生转变并使之能顺畅性地融入，并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最为基本的构成性要素的存在，而这也终将会转变成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努力进程中一种具有世界性文明发展属性的有着前沿引导性力量的存在中所必然具有的不可避开和回避的企图心的所在。其显然已经很明显地是超越了既有的那种基于单一民族想象而有的以自我生存、生活以及生计安排为中心的文化自觉，是一种追求融合的、融洽的以及融入的而非是分离的、离心的以及离散的自我文化价值重构的努力，这也是要真正能够使之转化成为如何以一种中华民族总体性构建的共同存在以及能够发挥实践性作用的整体性立场和视角来加入到一种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且有着人类文明之共同性价值构造的命运共同体目标的建设中。
并且，这显然是在让真正使得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圈形态发生一种自愿扭转甚至彻底改变的所谓人类文明进步阶梯的问题，重新又回归到了一种人类学旧有观念中所谓文化接触、文化冲突以及新的文化转型这一现实性问题的讨论上来。而未来世界究竟会朝向怎样的一种新方向不断的发展，从来都不会是仅仅单一道路的选择或唯一答案的解决，而是会真正各抒己见，充分地显示出多样性发展的路径选择。但是人类面向于世界性潮流的改变这一大的趋势的发展却显然又是十分确定性的，因为很显然，对于现代乃至于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发展本身而言，人们的生活方式从来都不会是固化于某一种刻板化了的形态而有一种恒久不变的保持，反而是在前后的时间序列之间会有一种大大小小改变的发生，才可谓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其发展的常态属性。并且，越是接近于一个现代世界的涌现，这种变化的速度便越会得到一种加强或提速，对于此，今天是以一种肉眼可见的发展而能为人所真切地感受到的，其所表现出来的显然是一种文明发展轴向上的转速和扭矩都在不断地加速和加大。
在这方面，人类学曾经更为专注于的那种细致入微的基于田野调查资料呈现而有的一种广义性、多样性以及时间性意义的民族志书写，可以作为评判一种改变发生的基线而存在，而所谓人类学的重访研究，很显然便是基于此条基线而有的一种前后之间的文化变迁的比较性认识。由此而让我们可以极为清晰地看到在一种可辨识性的前后之间所发生的一种轨迹性的改变，并评判出在这其中所具有的一些根本性的差异分殊。而基于这种可为人所深切感知到的改变以及转型的现实性洞察，一种曾经有的文化惯习式的生活存在，即那种基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逐渐积累起来的各美其美、各是其是以及各得其所的观念而具有的各自文化自觉的自我孤立意识，才真正能够显示出要实际有所转换的姿态发生其真正的起始点究竟会是在哪里存在着。并且还会在此一过程中不断地寻求与人类文明发展这一宏大的进程本身达成某种在心态理解上的彼此可予以接纳的共识性意识，将自身的文明观不断地推进到一种要积极寻求相互融合、和解、共生与共在的人类文明实现的层级上去，而并非是要对此予以彻底性的拒斥、排除以及保持憎恨，真正实现那种与所谓世界性公民存在轨道的相互合拢与并轨，齐头并进，独立潮头。
并且，以此而使得自身的文化观以及文明观的独特性发展成为一种真正能够具有世界性格局意义的或者是在古人眼中成为具有所谓天下大同理想的一种核心性意识支柱的存在。这也因此要求人们能够尽可能实现一种更为具有开阔性以及包容性的海纳百川的襟怀，而非是那种一味先入为主的盲目排他、排外、排斥性的观念，且无法从这种自我中心意识中获得自拔，而这显然也是一种在自我文化圈发展和拓展意义上的襟怀有无或宽窄是否游刃有余的问题，这也将成为一种差序性关系意义上的要向外不断扩展自我存在的空间，并构建起一种并非人为性地自设各种障碍或绊脚石一般的顺畅性以及无碍性的沟通往来机制。
六、基于各自文化圈而有的共同性好故事的讲述
这样一种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诉求本身，其必然是要以一种基于人性而言的人类美好社会的不断构建为其前提条件而存在的，这显然又是每一个人都不会否认的在社会中一种真实性生活实践和行动的驱动力所在。而人的一举一动，显然都会因为受到这一目标的指引而得到持续地涌现，而这也成为一种人的个体化生存的逻辑前提，是人的一切行动能够得以被激发出其自身的行动性力量的一种自我发生与机制推动，同时也可谓是人类文明史发展进程中所一直潜藏着的并且从来也都没有真正为人所放弃过的集体无意识冲动中的一种欲求性力量的源泉性存在。
因此可以说，所谓对于每一个人都真实存在的美好社会的涌现和追求，它本身就是人们通过一种自主选择并刻意地加以界定、固化和认同而保有的一种自我行动、追逐和努力的结果。并且，人们在其观念与实践中，也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这些结果的真实利益的赋予。包括作为一种美好社会表征性存在的“四世同堂”观念，其如果是一种汉人亲属制度约束下的社会中人人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存在状态，那么这种美好社会的最为根本性的基础或图式就是人们所念念在兹的一个家庭本身的持续性和绵延性的恒久存在了，由此而有的一种人为的理想建构和行动实践的发生，使得每个人都必然会从这种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家庭观念中获得一种独有的幸福感、价值感和意义感的存在，同时也会因为这种理想家庭的存在而自然地受益或者获益。因此，这不仅是一种美好的、友善的以及互惠的，而且还是具有一种社会性意义的以及文化发展可持续性的关系存在。并且，如果这种模式意识能够持续地向外部世界扩展出去，它也会很自然地成为现代世界中基于和平共处原则而寻求一种求同存异乃至天下大同的文化和解逻辑中最为基础性的价值认同的来源，尽管在这期间的各种冲突、摩擦乃至战争仍旧持续性地存在着，甚至有时还会变得极为频繁、焦灼以及激烈，一种所谓亨廷顿意义上的“文明的冲突”的论调，无可否认地，也因此仍旧还会是一种人们面向现实性世界存在所发挥出来的最为具有自身强势性解释力量的理论建构，我们需要的是如何能够真实面对，而不是回避。
而且，在这里，一种真正具有智性意义的理性原则，则会千方百计地让那些表现出纷乱不堪的事物真正能够出现一种各就各位的秩序制造和创造，而非那种任其相互乱作一团的自然属性的无政府、无意识以及无主张的任性发挥。换言之，人类社会所存在的一个很基本的理性价值目标指向在于，它绝对不会要将其自身的存在仅仅是归结于一种作为社会与文化结果的冲突、混乱和战争，更不会是以弗洛伊德所谓“死的本能”的内心驱力的不可抗拒意识来寻求一种最为极端性的自我伤害性、破坏性以及毁灭性的行为反应和现实发生，并试图以此使得人类自身所曾经全部积累起来的文化价值、社会结构以及文明成就都一下子遭受到如火山爆发一般的彻底性的毁灭、丧失和烟消云散，而是要真正能够从本性创造的意义上寻求在一种文化和平理想建设的实现目标上付出各种努力以及在这一向度上持续性地体现出人的一种终极性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创造。
显然，对于这样的一种基于人类文明本身的发展和壮大而有的一种美好社会的构建，其试图超越于各种既有的观念、价值和意识形态之争，使之能够真正归诸到一种可以实现彼此共同性认可的文明价值确立的方向上去，使得彼此间无可否认的利益之争、观念之争以及价值之争都能够建立在一种文明化秩序的既有的结构性的以及新结构性的各种安排、固化与创造之上，尽管这将会是一个很长时期的并且需要有耐心和耐力的弥合、沟通以及自我觉醒的过程，但这终究是人类要借助于自我思考的努力而坚持不懈予以追求的。
很显然，在中国古人极为悠久的文化与文明史构造的传统中，人们在这方面所不断积累的诸多寻求和解和礼让而非冲突和战争的论述，可以为我们整个二十一世纪之人所重新利用，将其在自我现实文化的文明思想意识的提升上加以实际性的运用，以此来丰富我们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真正讲述者其所要必然具备的基本素质，并以此贡献于整个人类世界整体性存在所应该具有的那种文明观价值的基本构成，譬如在我们生活之中已近乎耳熟能详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化干戈为玉帛”“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失之桑榆，得之东隅”“鼎和五味”以及《易经·乾卦》中刚柔相济的意象形态，所有这些曾被大众所熟悉的名言警句以及成语故事背后的意义，因为它们存在的实践性效率的意义和价值，都将成为一种具有独特性传统文化中所不可多得的好故事讲述的最为基本的构成元素，并会以此好故事的讲述来真正贡献于整个人类世界未来所可能涌现出来的一种共同体意识理论的构建。而其根本的所在，仍旧还是在作用于一种独特性的文化圈的存在之后所具有的其文明创造力究竟为何以及可以切实朝向的未来共同体意识智慧性发展的一种理论理想构建的根本性的出发点所在。
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所长
原文发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年第5期。注释及参考文献略，引用请务必以纸质版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