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与北约关系的实质是欧美关系，属于跨大西洋同盟的派生和延伸。 依托于跨大西洋同盟框架，欧盟与北约关系以欧美关系的调整与变化为主轴，经历了一个从派生性关系走向“战略伙伴关系”并继而浮现“联盟化”趋势的渐进发展过程。 特定国际形势下的美国对欧政策、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及欧美关系是影响欧盟与北约关系演进的重要因素。 “联盟化”趋势的浮现反映了欧盟与北约关系的新变化，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其局限性依然明显。 今后，竞合并存、合作性竞争将是欧盟与北约关系的基本特征与主要互动模式，“联盟化”趋势中竞合同步深化或将是一个突出特点。 欧盟与北约关系的演进不仅关涉跨大西洋关系的未来，而且深刻影响全球政治与安全格局，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带来严峻挑战。

关键词：欧盟与北约关系；欧美关系；跨大西洋同盟；欧洲防务一体化

欧盟和北约是西方世界两个实力最强、对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和世界秩序影响最大的集团化组织，关系特殊而复杂。 由于存在两大组织成员重叠的情况，加上欧洲国家在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上与美国具有相似性，欧盟与北约之间属于非正式盟友关系。 同时，由于存在性质、功能及目标上的差异，双方关系亦受到彼此间体制结构错位、军事实力不对称以及美欧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矛盾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欧盟与北约关系起源于二战后跨大西洋同盟的建立，并以欧美关系的调整与变化为主轴，经历了一个从派生性关系走向“战略伙伴关系”再继而浮现“联盟化”趋势的渐进发展过程。 欧盟与北约关系的演进深受特定国际形势下的美国对欧政策、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及欧美关系的影响。世界大变局下欧盟与北约关系的演进不仅关涉欧洲安全架构与跨大西洋关系，而且影响全球政治与安全格局，故探析其演进逻辑及发展趋势具有现实意义。

01 欧盟—北约关系的实质与演进逻辑

欧盟与北约关系起源于东西方冷战塑造的特定国际环境，是跨大西洋同盟框架下欧美互动的产物。 美苏两极格局的结构性压力催生了跨大西洋同盟，促成了美国与西欧在安全与政治领域同盟性质的互动。

1.1 美国的大西洋联盟政策奠定美欧同盟基础

冷战爆发后，欧洲成为美苏争夺的关键地区，欧洲安全是欧美面临的共同挑战。 一方面，英法等国试图建立西欧防御体系以抵御苏联的扩张，但力所不及，继而寻求美国介入欧洲安全问题。 1948 年，英国外交大臣贝文（Ernest Bevin）向美国提出，仅仅通过“马歇尔计划”还不能阻止苏联，必须建立一个广泛的西方民主体系与之对抗。英国等西欧国家“邀请”美国参与欧洲事务，并建立跨大西洋安全同盟体系，以保障欧洲的安全。 另一方面，美国认识到取得对西欧的控制权是对苏联进行有效遏制的关键，并据此奉行大西洋联盟政策，从经济、军事和政治文化入手构筑美欧同盟关系。 除了实施“马歇尔计划”以助力西欧经济复兴外，美国还决定与西欧国家组建军事政治同盟。 挪威学者盖尔·伦德斯塔（Geir Lundestad）认为，美国作为“受邀的帝国”，对构建欧洲安全与防务体系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根据1949 年签署的《北大西洋条约》，美国做出集体防御的承诺来保卫西欧，北约就此成立并成为欧洲安全体系的核心。概言之，东西方冷战的结构性压力促成了美国与西欧在安全与政治领域的互动，跨大西洋同盟的建立是西欧独立防务缺失与美国控制欧洲的大战略交互作用的产物。

1.2 欧洲一体化进程孕育欧洲战略自主

二战后开启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对跨大西洋关系同样具有重要影响。 欧洲一体化的本质是西欧国家走联合自强之路，并最终实现欧洲统一，其中隐含着摆脱美国控制、实现欧洲重新崛起的强烈诉求。 但冷战格局之下，欧洲一体化进程难以避免地受到了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的影响。 美国的大西洋联盟政策不仅表现在对北约集体防御模式的实践上，还体现在对跨大西洋同盟内部成员国间关系的调整与变革上，美国希望在跨大西洋同盟框架下，深化和发展欧洲联合防务以适应美国全球安全战略的需要。不难看出，欧洲一体化与美国的大西洋联盟政策虽然有着紧密联系，但两者在长期目标上存在冲突。 从美国来看，组建北约和管理欧洲一体化是其大西洋联盟政策的两个核心要素，美国欲通过领导北约来确保欧洲一体化符合自身的利益。 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坦言：“只有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纳入大西洋同盟框架之中，才能够确保美国对欧洲权力的安全”。北约不仅是用来对抗苏联，也是服务美国地缘战略并使欧洲一体化从属于美国霸权的工具。从欧洲来看，虽然承认了美国与北约的地位，但从未放弃对地缘政治目标与利益的追求。 西欧国家一方面通过跨大西洋同盟框架下与美国的多元联系与协调机制使欧洲的意愿得以在北约事务中体现，另一方面推动内部经济与政治一体化进程，希望减轻对美国的依赖，进而实现欧洲的重新崛起。可以说，欧洲一体化从一开始便具有地缘政治属性，战略自主内嵌于一体化而累积发展，不断回应和解决外部体系性压力与内部结构性难题，包括影响跨大西洋关系的进程。

1.3 冷战期间欧盟—北约合作中有摩擦

欧洲一体化进程被纳入跨大西洋同盟框架，促使欧盟与北约关系在此背景下形成。 作为两个性质、功能不同的组织，北约和欧共体承担着对欧洲安全的不同职责，即北约为西欧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复苏提供安全保障，欧共体则通过促进欧洲政治和解和经济一体化来稳固北约的基础。因此，欧盟与北约关系具有某种相互依存的特点，即双方分别在各自功能领域赋能西欧国家。 但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是不对称的，北约在政治和军事上建立了以美国为核心的领导体制和统一指挥体系，实际上主导着欧洲安全事务，而欧共体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体制和军事硬实力，只能扮演北约的“促能者”（enabler）角色。

冷战期间，合作无疑是欧盟与北约关系主导面，但也伴随着摩擦。 在法国的推动下，欧共体曾多次尝试开展带有某种独立性质的欧洲防务合作。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后，面对美国要求重新武装西德并将其纳入北约的压力，法国提出了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普利文计划”。法国此举无意将“欧洲防务共同体”融入跨大西洋防务框架，而是想借此抵制美国重新武装西德。 但由于英国拒绝参与其中，法国担心具有工业与经济潜力的西德可能会主导“欧洲防务共同体”，因此又否决了“普利文计划”。 该计划的失败反向强化了北约在欧洲防务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1959 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后，对欧共体在经济政策上的超国家主义表示不满，同时强烈反对北约在欧洲防务领域的垄断地位。 为使西欧成为抗衡美苏两极的“第三种力量”，戴高乐提议组建政府间性质的“欧洲政治联盟”，制定和执行共同外交和防务政策。 但西德及其他欧共体成员国认为，现阶段欧洲的影响力已经通过欧共体与北约的分工得到了加强，西欧在北约中的防务合作不应搁浅，它们担心政府间主义将使法国在政治和战略上主导欧共体。戴高乐的计划最终遭到抵制，欧洲防务合作的二度尝试又遭失败。

20 世纪70 年代，随着苏联在战略核武器数量上赶超美国以及美苏关系缓和，美国对欧洲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开始受到怀疑；与此同时，欧洲经济一体化取得的成就促使欧共体谋求更大的自主性。 在此背景下，欧洲政治与防务合作再次被提上议程。 以法国的提案为基础，欧共体成员国于1970 年达成了“欧洲政治合作（EPC）”框架协议，建立了成员国外交政策协调制度。 但防务合作议题却因为英法德意见不一致而遭到搁置，英国认为欧洲安全事务应以北约为核心来处理，法国不希望在英国缺位的情况下开展欧洲防务合作，西德则认为发展欧洲独立防务须以达成比北约更好的协议为条件，这意味着要么走向超国家结构的防务合作，要么与法国达成某种双边协议（分享法国的核力量），而法国对此均表示拒绝。欧共体内与欧洲防务相关的谈判又一次失败。 1981 年，西德、意大利两国外长提出“欧洲政治合作”应超越政府间主义，扩展到安全和防务事务，但遭到英国的抵制和法国的冷淡对待。上述分歧背后反映出英法德三国在欧洲防务及欧美关系上的各自战略考量：英国倚重“英美特殊关系”，希望成为西欧与美国关系的战略支点，通过美国构建西方体系，以确保自身的市场优势与海上力量的全球投射能力；法国认为北约是美国霸权的传输带，因此坚定奉行战略自主，希望建立一种“去美泛欧”安全架构；西德加入北约后成为美国的“新宠”，同北约军事指挥结构与战备资源深度绑定。这些分歧严重阻碍了欧洲防务合作的发展，整体上弱化了欧洲在跨大西洋同盟中的地位，继而对欧共体与北约的关系形成制约。

1.4 欧盟与北约关系是跨大西洋同盟的派生和延伸

欧盟与北约关系作为跨大西洋同盟的延伸，其实质是欧美关系。 从纵向来看，欧盟与北约关系的形成与演进主要受特定国际条件下的美国对欧政策、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及欧美关系等因素影响。 冷战时期，欧盟与北约关系尤其受到了美国对欧洲一体化和欧共体态度的影响。 美国虽然支持欧洲一体化并同欧共体打交道，但在政治上并未同后者建立常态化联系，双方的交往主要涉及经济事务。 1970 年“欧洲政治合作”机制启动后，美国表示希望同欧共体在政治合作领域建立对话，后来欧共体委员会的政治总司长和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同美国的对应官员开始举行会谈，这种对话在20 世纪80 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 但总体而言，冷战时期美国与欧共体之间的对话和磋商缺少制度性安排，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不认为欧共体具有全球性地位和作用。 实际上，美国始终以大西洋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欧共体，谋求将欧洲一体化纳入大西洋同盟框架并服务于自身的利益。 “美国同欧共体的关系一直类似于老板与顾客的关系：欧共体在美国的压力下做出反应，毫无作为。”总之，欧共体与美国的关系在紧密程度上远远低于北约同盟，美国更多将欧共体视为对跨大西洋同盟关系的补充。

跨大西洋同盟的主导地位以及美国对欧共体的态度导致欧盟与北约关系极不对等，其核心症结在于欧美同盟的不对称性。 有分析指出，欧盟与北约关系不对等源于欧美双方的实力与地位差距，而实力的不对称性与地位的不平等性正是跨大西洋同盟的特点。一方面，美国凭借自身实力充当北约“盟主”，其主导的跨大西洋同盟垄断了欧洲安全事务，北约在欧洲安全体系中的核心地位难以撼动。 另一方面，尽管共同的地缘政治压力促使西欧国家在北约与欧共体中进行合作，但难以调和的国家利益与政策分歧限制了它们之间的外交与防务合作，欧洲独立防务尝试历经挫折后处于休眠状态。 总之，在对美国安全依赖与两极格局的背景下欧洲一体化很难独立发展，而实际被纳入美国对苏联遏制的全球战略之中，从属于跨大西洋同盟框架。 正如分析指出，冷战格局下西欧国家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决定了西欧自主性和独立性的限度。也正因为如此，欧盟与北约关系成为跨大西洋同盟关系的派生和延伸。 由于自身缺乏机制性联系，欧盟与北约双方的互动更多依赖于跨大西洋同盟机制，显得既不正式也很难有独立性。 此外，美国对北约主导地位的强调进一步固化了西欧国家对于欧盟与北约分工合作的认知。 需要指出的是，冷战格局之下跨大西洋同盟内部的矛盾和分歧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对苏联威胁的共同认知与战略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欧美合作的基本面，但一旦国际形势和双方实力有变，跨大西洋同盟将面临调整压力，而欧盟与北约关系也将以欧美关系的调整与变化为主轴演化发展。

02 欧美关系重塑与欧盟与北约“战略伙伴关系”

20 世纪80 年代末至90 年代初，随着冷战走向终结和欧洲一体化取得飞跃式发展，二战后以冷战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格局和以跨大西洋同盟为主要支柱的欧美关系处在发生转折性变化的前夜。

2.1 欧美关系面临历史性重塑

一方面，冷战的结束改变了美国对欧政策的既有国际环境，在国内掀起的关于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大辩论中，对欧政策成为辩论的焦点。 新孤立主义者认为对外扩张削弱了美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主张减少对欧承诺及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以更多地关注和解决国内问题。干涉主义者则强调美国的国力依然强盛，认为冷战的结束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按照自身价值观来塑造世界、建立美国“单极世界”的大好机会，主张奉行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这两种对立的主张使得美国在对欧政策上面临困境，既不可能完全撤出，又难以使北约以目前的形式存在下去。同时，欧洲一体化的飞跃式发展使得美国难以忽视欧盟日益上升的经济政治作用。在美国看来，欧盟作为美国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这一事实本身要求加强双方的合作，以管理彼此间日益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此外，面对冷战后欧洲不明朗的地缘政治形势以及外交和安全问题性质的变化，也需要直接同欧盟打交道，并加强双方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合作。因此，美国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需要重视欧盟并提升与欧盟的关系。当然，承认欧盟的地位与作用（包括接受欧盟在防务领域拥有更大的自主性）也隐含着美国要求欧盟分担负担的诉求，这与二战后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动机完全是相符合的。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同样改变了欧盟对美政策的既有国际环境。苏联解体降低了欧洲在安全上对美国和北约的依赖程度，加上自身国际地位与影响力的提升，欧盟逐渐对美国在跨大西洋同盟中的主导地位表现出离心倾向，希望同美国发展一种新型的、更为平等的伙伴关系。

美国对欧政策调整的压力与欧盟重建对美关系的愿望汇合在一起，推动欧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历史性重塑的新阶段。双方都意识到需要将彼此间的关系建立在一个更加明确和牢靠的基础之上，并寻求新的合作方式以应对新挑战。在此背景下，加强政治和外交合作成为欧美关系重塑的起点和重点。1990 年11 月，欧美双方共同发表了《跨大西洋声明》（TAD），决定建立包括定期首脑会晤在内各层级政治对话与磋商机制，这标志着欧盟与美国关系的正式化。1995 年，双方又签署了《新跨大西洋议程》（NTA）和《联合行动计划》，赋予欧美政治对话以更多的政策内容。《新跨大西洋议程》重申了欧美关系的连续性，并宣称将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欧美共同安全，这表明欧美关系逐渐走向成熟。

2.2 欧美双方寻求在竞合中找到平衡

欧美关系重塑虽然符合双方期待，但却难以消灭竞争，突出表现在冷战后欧洲独立防务勃兴与美国依托北约主导欧洲安全事务的矛盾凸显。 一方面，美国基于霸权护持战略推动北约转型，以适应新形势与新任务。 在美国主导下，北约于1991 年发布《联盟新战略概念》，将自身的角色与使命从预防与威慑转向域外干预行动与力量投射，并推出以“跨大西洋地区＋中东欧地区”为特征的地区战略。1999 年，北约发布更新后的战略概念，确定北约将“走出防区”和吸纳新成员。 北约籍由防区的扩大，积极介入和应对周边地区冲突，陆续接纳了大部分中东欧国家“入约”。 其结果是美国通过外交与军事手段持续塑造冷战后的欧洲地缘环境，为北约继续在欧洲安全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欧盟依托其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机制推进防务一体化，试图在欧洲安全事务中谋求更大话语权，同时减少对美安全依赖和限制美在欧洲的影响力。 1999 年，欧盟正式提出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ESDP），并在其框架下发展民事和军事力量以执行维和、预防冲突和加强国际安全等任务，从而使得美欧之间在防务领域的张力进一步加剧，呈现出两种相互竞争的模式，即跨大西洋安全框架与欧洲防务一体化。欧美双方在北约军事转型与能力建设问题上暴露出分歧，美国主张加强北约执行“域外”行动的硬实力，着眼于打赢高强度局部战争，而欧盟则认为北约应重视发展基于外交与经济手段的软实力，更强调防御性与预防性策略。但从总体上看，由于俄罗斯的走向不明朗以及巴尔干和前苏联地区民族、宗教冲突频发给欧洲局势增加了不确定性，欧美在巩固冷战“胜利”成果和应对新挑战方面仍有着不少共同利益，因此在围绕欧安事务主导权的博弈中达成了妥协性安排。在强调和确保北约在冷战后欧洲安全中的核心地位的前提下，美国默认了欧盟发展防务合作的努力，并同意西欧联盟发挥更主动的作用。欧盟在经历过巴尔干冲突的教训与反思之后，意识到欧洲难以快速地以欧盟为核心建立一个新的欧洲安全体系，承认北约依然是欧洲防务和安全政策的主要支柱。

2001 年“9·11 事件”之后，美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出现范式转变，转向明显的单边主义与军国主义外交政策。这种转变导致欧美矛盾加深，并在伊拉克战争期间达到顶峰。但同时，欧美双方也都开始关注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失败国家”的“三合一”威胁，皆重视欧盟和北约的军事转型，政策偏好也向“域外”行动倾斜，这些共同点有助于双方继续维系合作。总之，合作与竞争交织是欧美关系调整的突出特点，双方在跨大西洋同盟框架下寻求在竞合中找到平衡。

2.3 欧盟与北约关系走向正式化与制度化

欧美关系的重塑产生外溢影响，推动欧盟与北约关系逐渐走向正式化与制度化。西欧联盟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桥梁”角色。1991 年北约峰会公报规定了西欧联盟既是欧盟正在建设的防务组成部分，又是北约正在发展的“欧洲安全与防务特性”（ESDI）的具体载体，即具有欧盟防务与北约内“欧洲支柱”的双重属性。 西欧联盟作为北约与欧盟防务的合作纽带发挥作用，开启了双方之间的合作进程。 1994 年，北约同意在互补和透明的基础上与西欧联盟合作，并在北约内建设以后者为基础的“欧洲安全与防务特性”。 1992 年，西欧联盟与北约首次举行联合会议，1995 年正式建立定期会议机制（每三个月举行一次），以加强双方的交流与沟通。1996 年，西欧联盟与北约在行政及安全事务层面建立了密切联系，并且依据北约柏林会议的决定，当危机发生而北约不参与时，欧盟成员国可以在西欧联盟框架下借用北约的资产和军事能力。但由于“欧洲安全与防务特性”受限于北约框架，欧盟缺乏实际的自主性与决策权。1999 年欧盟启动了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而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这一概念设计正是受到了北约军事危机管理的启发，欧盟还将其官方文件中的“军事”替换成“民事”以发展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民事领域。2000 年通过的欧盟《尼斯条约》将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合法化，同时规定西欧联盟的职能转移到欧盟。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性质已然发生变化，即从仅仅关注宣誓性的外交政策转向更加积极注重危机管理的以行动为导向的外交政策。此后，以2002 年12 月双方发布《欧盟—北约关于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宣言》以及2003 年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Javier Solana）与北约秘书长罗伯逊（George Robertson）互换信件为标志，欧盟与北约正式达成了“柏林附加协定”（Berlin-Plus Arrangements），确立了在危机管理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根据协定，欧盟承诺自身军事行动服从于北约的规划，而北约不干预欧盟主导的维和行动，并允许欧盟在此类活动中使用北约的军事资源。 欧盟与北约关系由此走向正式化，尤其是双方防务关系趋向机制化，并赋予其详细和全面的内涵。 2009 年生效的《里斯本条约》对欧盟与北约关系具有重要影响，条约正式确立了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CSDP），为欧盟提供了形成和发展战略自主和战略文化的合法性和能力；引入了“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机制，使欧盟能够在规范性领域和强制力方面投射权力和影响；同时强调了欧盟应与北约框架下的共同防务义务协调一致。总之，欧盟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进程促进了欧美防务关系在冷战后的调整，进而推动欧盟与北约之间形成一种合作与协调框架，以发展二者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2.4 “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欧盟与北约合作的内涵与特征

“战略伙伴关系”是对原始的欧盟与北约之间派生性关系的某种超越，表明双方关系开始具有了一定的自主性。 与冷战时期相比，“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的欧盟与北约合作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 首先，双方建立了正式的对话机制和制度性合作。 2001 年1 月，双方正式确立了以欧盟政治与安全委员会（PSC）和北约北大西洋理事会（NAC）对话为核心和重要制度载体，包括欧盟与北约外长会议、欧盟与北约军事委员会及附属委员会会议、军事参谋会议等在内的对话机制。 2005 年，欧盟在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内设立永久性工作小组，而北约则在欧盟军事参谋部设立北约联络组，以相互确保双方能够进入各自的防务策划系统，这意味着在危机发生时，北约能够参与确定应对选项并制定行动方案。上述对话与联络机制的形成事实上确立了欧盟与北约合作的范围和方式，双方同意对关乎共同利益的安全与防务、危机处理等问题进行合作与协调，以便做出最合适的军事行动和有效的危机管理。

其次，欧盟与北约在能力建设方面进行合作与协调。 从2002 年开始，北约为欧盟防务战略纲要、军事机构建立等提供技术建议；次年5月成立的联合能力小组为双方对军事能力的评估和建议提供了具体机制。 具有双重身份的欧洲成员国既可以通过北约防务与评估进程与北约框架下的能力发展相联系，亦可通过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机制推进能力建设。 欧盟防务机构如欧盟军事参谋部与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和国际军事参谋部等机构在能力建设方面也开展了广泛合作，包括在无人机、战略运输、信息通讯等具体功能领域的合作。另外，欧盟与北约双方下属委员会之间以及军事参谋人员之间展开定期会晤，相互交换信息。 这些合作机制覆盖欧盟与北约防务关系的所有领域，确保了双方决策程序透明、战略规划协调、行动能力互补。 2014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为了应对俄罗斯威胁以及欧洲发生的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的挑战，双方进一步加强了在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 2016 年和2018 年发表的两份欧盟与北约联合声明是双方合作的重要支柱，前者将“加强战略伙伴关系”作为双方关系发展的大方向，后者将“应对多重和不断变化的安全挑战”作为双方合作的根本任务，并确立了混合威胁、防务能力、网络安全、国防工业、联合军演、能力建设、业务合作等7 大合作领域和74 个具体议题。

最后，欧盟与北约之间形成新的功能性分工，并在特定领域开展联合行动。 欧盟和北约本就存在功能上的互补性，这构成了双方之间相互依存的基础。 冷战后，欧盟防务能力的增强虽然对北约在欧洲安全中的主导地位带来一定冲击，但也有助于增进双方的合作。 即便同作为安全提供者与参与者，各自比较优势的不同也不妨碍双方之间分工的进一步深化。 具体来说，北约适合在集体防御领域扮演核心角色，欧盟则更适合处理民事领域的危机管理，以及与人类存续相关的更广泛的安全议程，如环境、能源、供应链与产业链、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公共卫生等领域。 从实践来看，两支快速反应部队的互补性就体现了双方之间的功能性分工。1999 年，欧盟决定建立欧洲快速反应部队以加强独立执行“彼特斯堡任务”（Petersburg Tasks）的能力，此举虽含有与北约分庭抗礼的意味，但实际上该部队在组建过程以及后续行动中都得到了北约的直接帮助。美国小布什政府推动组建北约快速反应部队，主要是着眼于打击恐怖主义等非对称性威胁，同时也试图借此推进北约转型。虽然两支快速反应部队都承担危机管理使命，但由于存在军力差距，双方在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功能性分工，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在安全领域、危机处理、组织和实施行动等方面表现出专业性和军力优势，而欧盟快速反应部队主要在软安全方面发挥作用，包括作为促进战后社会经济复苏的资源和工具，以及推行法治以重建战后国内秩序。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盟与北约之间的分工变得更加清晰化，北约在集体防御领域作为“第一响应者”的核心作用得到充分体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波兰对美国的安全承诺与北约防务给予高度的政治信任。

欧盟与北约联合行动主要体现在危机管理领域，包括维和、战后重建、反恐和反海盗等。“柏林附加协定”规定了欧盟可以在北约不参与的危机处理行动中利用北约的关联性能力。 欧盟和北约就合作执行国际维和行动确立了四种方式：维和行动的优先选择是北约；当北约作为整体不介入的情况下，欧盟作为主体可以考虑通过借助北约资源、多国联合军事指挥、欧盟军事参谋部这三种方式执行维和行动。从实践来看，欧盟2003 年、2004 年开展的“康科迪亚军事行动”和“木槿花行动”就体现了欧盟与北约之间的合作。 2008 年，欧盟与北约在科索沃军事行动中进行了非正式的现场合作；在打击索马里海盗的行动中，欧盟则通过联系小组与北约相互协调。 另外，欧盟与北约在维护巴尔干及欧洲周边地区稳定、反恐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及防范俄罗斯潜在威胁等方面也加强了协调合作。 乌克兰危机和欧洲难民危机爆发后，应对俄罗斯针对欧洲的“混合战”和难民危机也被纳入欧盟与北约的合作范围。

综上，欧盟与北约“战略伙伴关系”是冷战后欧盟崛起与美国对欧政策调整二者交互作用下欧美关系重塑导致的结果。 美国基于减少霸权护持成本的考虑，与欧盟在安全防务领域加强了合作。 欧盟则一方面希望加强自身在北约中的影响力，同时谋求欧洲防务一体化以实现安全的“再保险”。 需要指出的是，欧盟逐渐作为一个防务和军事力量的主体与北约开展合作，虽然对校正跨大西洋同盟的不对称性具有一定意义，但却难以消除欧美结构性矛盾。 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将一体化的欧洲与美国比作金星与火星，借此说明二者在政体与政治制度乃至文化发展上的个性差异，以至于二者难以结为战略上的联盟。查尔斯·库普钱（Charles A. Kupuchan）甚至断言，欧盟与美国的分歧早已超出贸易领域，两者正由传统的盟友变为地缘政治上的竞争对手；长期内欧盟挑战美国霸权的趋势不可避免。毋庸置疑，欧美结构性矛盾对欧盟与北约“战略伙伴关系”及双方合作具有制约作用。 “柏林附加协定”虽然为双方在危机管理中的合作原则与程序做出安排，但欧盟对北约资源的调动权限并未得到落实。由于欧美军力不对称，北约在欧盟与北约关系中扮演更高级伙伴的角色，欧盟与北约之间并未形成平等的组织间关系。

03 欧盟与北约关系“联盟化”趋势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重创了欧美经济，世界格局加速调整，大国关系呈现新形态。 在欧洲，乌克兰危机导致欧美与俄罗斯重新陷入对抗。 在亚洲，奥巴马政府拉开对华竞争序幕，继而特朗普政府对华采取“全面竞争”政策，导致中美竞争加剧，拜登政府延续对华强硬策略，并将大国竞争定义为“民主与威权”的竞争，凸显对华地缘政治、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综合对抗。拜登政府尤其希望与欧盟共同塑造中国外部环境，以增强对华竞争优势。 而欧盟因遭遇债务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英国脱欧、民粹主义抬头以及周边地区动荡等多重挑战，对外政策趋于保守，对西方团结与欧美合作的需求上升。

3.1 大国竞争背景下欧美强化同盟关系

在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欧美明显强化同盟关系，主要表现为双方之间战略共识增多，涉俄涉华互动明显加强。 除了“硬化”对俄政策外，欧盟和美国还将如何应对“中国挑战”与维护西方优势地位作为双方协调的一个重要战略议题。值得关注的是，欧盟在加强与美国的涉华互动方面比以往更加主动。 2021 年12 月，欧盟提出《全球变局下的欧美新议程》，称重新制定跨大西洋和全球合作新议程是“一代人难得”的可以结成新联盟来对抗中国崛起的机会。拜登执政之后，欧美重启了“中国问题”对话机制，加强了双方在贸易投资、科技与出口管制、安全防务以及“印太战略”等领域的涉华协调。 俄乌冲突的爆发为欧美关系注入更多“强心剂”，促使双方进一步加强政策协调，“集团化”“阵营化”对抗成为欧美大国竞争战略的新特征。

3.2 欧盟与北约合作出现新动向

欧美关系的新变化为欧盟与北约关系注入新变量，促使欧盟与北约合作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1）欧盟和北约的战略认知明显靠拢

北约强调其与欧盟享有共同价值观、面临相似威胁、存在可互补资源。 2021 年北约领导人峰会公报宣称，“中国日益发展的影响力与国际政策将构成我们需要与盟友共同解决的挑战”，并称要与欧盟等盟友伙伴共同致力于保护和塑造“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尤其是在亚太地区保持合作。2023 年发表的《欧盟—北约合作联合宣言》在指俄乌冲突使欧洲—大西洋安全面临几十年来的“最严重威胁”的同时，也称中国愈发“强硬”的做派和政策给欧盟和北约带来“挑战”，并宣布“双方将在长期合作的基础上将伙伴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扩大和深化合作”。足见欧盟对华态度正在向北约靠拢，双方对“中国挑战”的定位更趋接近。

（2）欧盟与北约关系的性质得到进一步明确、双方军事合作明显加强

俄乌冲突背景下，最新版《北约2022 战略概念》重新强调威慑与防御的重要性，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地缘政治色彩也日益浓厚，欧盟与北约关系的性质更加明确。 鉴于拥有高烈度战争应对能力的北约仍是欧洲安全的主要提供者，北约战略概念强调了欧盟防务进程对于北约的补充性意义以及欧盟与北约之间相辅相成的合作关系，实际上明确了“北约为主、欧盟为辅”的欧洲安全架构。 2022 年出台的欧盟《战略指南针》和2023 年《欧盟—北约合作联合宣言》进一步阐释了双方关系的性质，重申北约的不可替代性与欧盟的互补性。从军事合作来看，欧盟几年前就开始将自身安全战略纳入与美国和北约的防务协调议程，欧盟与北约就合作事宜共提出了包括军事机动性（Military Mobility）项目在内的76 项共同提议。 2021 年，欧盟授权美国、加拿大、挪威和英国加入“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下的军事机动性项目，从而使该机制纳入跨大西洋防务协调的因素。 俄乌冲突促使北约从“脑死亡”状态复活，并全面加强了在欧洲东部地区针对俄罗斯的军力部署，而欧盟则在防务领域重回对北约的依赖，并向乌克兰提供了包括致命性武器在内的军援，欧盟与北约之间进一步呈现某种“共生关系”。 在深化功能性分工的同时，欧盟与北约皆重视加强双方能力建设的协调性、兼容性和互补性，致力于通过“相互增强”促进双方防务能力的总体提升。

（3）欧盟和北约之间的机制性联系与协调力度大幅增加

首先，俄乌冲突下北约成为欧盟与北约之间沟通危机处理、对俄制裁，以及后续欧洲安全架构安排的最主要平台，双方之间的机制性联系与行动协调更加密切。 北约为协调盟国对俄罗斯制裁提供了主要磋商平台。 2022 年3 月北约峰会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将一致打击俄罗斯破坏国际安全与稳定基础的企图，并将继续与利益攸关方、包括欧盟在内的国际组织密切协调。七国集团和欧盟领导人承诺将全面实施已推出的制裁措施，并与其他政府协调实施类似制裁措施，防止任何对制裁的“规避、绕开和回填”。 截至2024 年6 月，欧盟对俄罗斯已陆续实施14 轮制裁，制裁措施覆盖经贸、金融、军事、能源、科技硬软件、人文交流等领域，也包括针对个人和实体的限制性措施。

其次，欧盟与北约在对乌克兰援助方面展开多方面行动。 第一，欧盟与北约鼓励各自成员国在不损害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向乌运送武器，并训练乌军队。 同时，北约共同标准和可互操作性的系统结构将确保盟国能够相互回填兼容性设备，比如：欧洲国家将其苏制武器移交给乌克兰后，美国对前者进行美制武器补偿。 第二，北约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多样化的军事支持，包括帮助乌对其装备进行现代化升级，以提升其军队与盟军互操作性。 为了避免整体与俄罗斯发生直面冲突，北约更多通过盟国行动对乌克兰开展援助，向乌提供了贫铀弹、集束炸弹、“豹2”和“艾布拉姆斯”等主战坦克、陆军战术导弹、F-16 战斗机等。 第三，欧盟和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财政援助、贸易优惠、公民保护、难民接纳、民防支援、灾后重建等支持。

最后，欧盟与北约之间增设沟通渠道、协同效应渐显。 因应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军事集结，北约和欧盟早在2022 年2 月3 日就召开非正式会议，开启了双方对俄乌冲突事宜的沟通进程。 同年6 月，双方开始频繁地交叉参与各自高级别会议，以确保各自防务规划、能力发展的一致性与协同性。 通过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会议，欧盟与北约双方在对乌军事援助，对俄谴责、追责和制裁及要求中国做出更积极表态等相关问题上展开了高度协作。 随着欧盟与北约双方深化沟通机制，其协同的外溢效应凸显，主要表现为美国—欧盟—北约三边对话渐趋成型，美国—欧盟—北约—七国集团四方互动增多，从而使得“阵营对抗”的意味更加浓厚。

（4）欧美防务责任分担矛盾有所缓解、欧盟与北约推出新防务模式并“扩员增幅”

外部安全危机历来是欧洲防务建设的一个重要刺激因素。 在俄乌冲突的刺激下，包括德国在内的北约欧洲成员国承诺增加防务支出，以达到北约规定的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要求。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宣布称，2024年将有18 个北约成员国实现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欧盟也启动了国防投融资新机制的建设，包括成立国防联合采购工作组， 通过《 欧洲国防工业联合采购法》（EDIRPA）、欧洲国防工业计划（EDIP）等解决俄乌冲突带来的国防产品紧迫需求，并支持欧洲国防技术和工业基地（EDTIB）调整和提高其制造能力等。 这些举措有助于提升欧盟防务能力，还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欧美防务责任分担矛盾。 此外，为应对俄乌冲突带来的挑战，欧盟和北约都推出了新防务模式，着重提升快速部署能力。 北约提出要建立一支分为三级、共30万士兵的高度战备部队。 2023 年北约峰会又推出三项地区防御计划，分别为针对大西洋和欧洲北极的“北部计划”、覆盖波罗的海和中欧的“中心计划”以及地中海和黑海区域的“南部计划”。 欧盟则宣布建立一支5 000 人规模的快速反应部队，并将定期开展演习。 未来，欧盟与北约两支快速反应部队的协调互动值得关注。

俄乌冲突还触发了欧盟和北约再度“扩员增幅”。 欧盟决定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入盟”谈判，这意味着两国可能在未来被纳入欧盟的“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 北约则接纳芬兰、瑞典“入约”，由此使得欧洲北部不再处于安全真空状态，并赋予北约对波罗的海更大的控制力。 欧盟和北约双双“扩员增幅”有助于加强北约内部的“欧洲支柱”，也将使北约在整个欧洲地区更易调动和协调防务力量。 同时，如果欧盟和北约的新东部睦邻政策得以顺利推进，双方在黑海、南高加索和中亚的防务关系紧密程度将迈上新台阶，从而极大地改变俄罗斯、土耳其等势力在这些地区相互竞争的局面。

（5）欧盟与北约合作范围向防务以外领域拓展

随着大国竞争日益加剧，欧盟和北约将越来越多的议题“安全化”，双方合作范围从防务能力建设扩展至韧性、关键基础设施、新兴和颠覆性技术、太空、气候变化、外国干涉和信息操纵等领域。 围绕建设跨大西洋经济“韧性”，欧盟与北约联手将基础设施建设“安全化”的趋势最为明显。 美国为推回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欧的影响力，将北约作为说服其他盟国拒绝接受中国投资的平台。 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和北约又将保证运输基础设施的安全、及时投资开发军民两用基础设施、解决跨境军事行动的法律和监管障碍确定为双方开展合作的重点领域。 另外，双方还日益加大新兴和颠覆性技术的研发、采用及其规范引领。 一方面，提防中国通过对其域内企业投资或跨国业务获取关乎其“国家安全”的新兴技术，美国、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已寻求在投资筛查等方面合作以保护自身关键行业技术，并将继续缩小其技术管制工具箱差距；另一方面，担忧中国新兴技术研发超越其先发优势，尤其警惕中国借助军民两用技术发展提升国防能力，因此开始共同资助基础和新兴技术研发、协调制定技术标准、为部门和高校合作制定指南等。 2024 年2 月，美国和英国联合部分欧盟和北约成员国以及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就6G 无线通信系统研发的共同原则达成一致，针对中国的意味浓厚。

（6）欧盟与北约之间的亚太协调与全球合作显露端倪

为了增强对华竞争优势，美国推动北约转向亚太，意图打通欧洲、亚太两大板块。 北约指中国对其构成“系统性挑战”，强调要打造更强大的政治联盟，包括加强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西兰等四大亚太伙伴（IP4／AP4）的合作。近年来，澳日韩新四国部长定期受邀参加北约部长级会议，俄乌冲突下四国外交姿态更加向美国、北约靠拢，并开始参加北约峰会。 北约计划与四国分别签署“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ITPP），将双方关系继续提升至新高度。在北约转向亚太的影响下，欧盟推出了欧版“印太战略”，英法德三国也出台了各自的“印太战略”，并显著增强了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活动。 这些行动为美国实施“引欧入亚”策略提供了重要条件。 拜登政府与欧盟建立了“印太”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旨在推动后者在网络安全、海上安全、供应链重塑等方面与美国的亚太盟友深化协作。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利用俄乌冲突给欧洲带来的强烈威胁感，不断向欧盟灌输“中俄捆绑”“东西对立”概念，反复将冲突与台湾问题、欧洲安全与“印太安全”相链接，进一步诱引、要挟欧盟与其配合。 欧盟虽然认为中国对欧洲的安全威胁较小，但在美国影响之下，其对华态度变得更趋强硬。 从欧美涉华互动来看，双方的经济韧性议程都要求其成员国寻求所谓“去风险”的供应链合作。在安全领域，欧盟以捍卫国际法和“自由国际秩序”为名，在南海问题等中国周边安全问题上尽量发出与美国和北约一致的声音，并加大了同中国在国际安全规范和价值观方面的软博弈。 虽然欧盟整体上对同美国和北约进行涉华军事合作持谨慎态度，但其已将“协同海上存在” （Coordinated Maritime Presences）机制实施范围扩大至印度洋西北部，即印度洋通向太平洋之处。欧盟将“海上利益区”模式扩展至“印太”，客观上有助于其策应美国与北约。 另外，英法德等国也逐渐加强了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西兰等四大亚太伙伴国家的合作，合作范围涵盖网络、技术、韧性、武器管制、海上安全、气候变化等诸多领域。 英国与日本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允许两国军队在对方领土上进行部署。 法国寻求与日本达成类似协定，并且加强了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岛国方向的合作。 德国与日本之间的军事安全合作也在扩展，双方多次举行外长和防长共同参加的“2＋2”磋商。

透过以上表现可窥见欧盟与北约关系的某种新变化。 如前所述，“战略伙伴关系”下的欧盟与北约合作主要体现在危机管理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深度与广度相对有限。 而大国竞争回归尤其俄乌冲突爆发很大程度上重塑了欧盟与北约关系，促使欧盟与北约合作出现新动向，主要表现为全方位全领域（包括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动能明显增强，双方密集机制化联系常态化，尤其是双方共同致力于基于协调性、兼容性和互补性的“相互增强”合作以及加强应对中俄“混合威胁”的联动性成为突出特点。 欧盟与北约合作的这些新动向或可概括为双方关系的某种“联盟化”趋势，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欧盟和北约将正式走向结盟，但的确代表了超越双方之间“战略伙伴关系”的某种新发展。当然，欧盟与北约关系的发展仍难以克服其内在局限性，“联盟化”趋势并未消除欧盟与北约关系作为跨大西洋同盟关系的派生和延伸这一基本特征。

04 欧盟与北约关系的困境与走势

欧盟与北约关系以跨大西洋同盟框架下欧美关系的调整与变化为主轴，经历了一个从派生性关系走向“战略伙伴关系”并继而浮现“联盟化”趋势的渐进发展过程。 这一发展趋势虽反映了欧盟与北约关系在跨大西洋同盟体系中地位的某种提升以及双方合作的深化，但却难以根除自身固有的不对称性，而核心症结仍在于欧美结构性矛盾。

4.1 美国霸权与欧洲战略自主的矛盾是欧盟与北约关系的根本制约因素

欧盟与北约关系“联盟化”表象下矛盾潜行。 一方面，欧洲防务一体化近年来的发展并未实质性改变欧盟与北约之间的军力差距，双方在欧洲安全秩序上依旧是“主导—从属关系”，而这意味着重建更加平等的跨大西洋关系对欧盟来说仍是“未完成的使命”。 由于欧盟与北约之间将加强合作与协调以形成清晰的分工作为确保“相互增强”的有效方式，故双方互助合作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可能成为常态。 但另一方面，由于欧洲战略自主与美国霸权护持之间的张力难以消除，欧盟与北约竞争将会持续存在。 欧洲战略自主本身带有减少对美依赖、摆脱美国控制的基因，而拜登政府则表现出了“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是一种“新瓶装旧酒”的美国优先与霸权护持。 欧洲人认为，乌克兰危机爆发是“整个自由国际秩序正在分裂”的证据，而美国的政治不稳定性使欧洲无法长期依赖北约保证自身安全，补齐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短板和实现自我保卫的任务亟不可待。值得一提的是，敌视欧盟、质疑北约的特朗普有可能籍由2024 年美国总统选举卷土重来的前景令欧洲人感到恐惧，这将促使欧盟更加坚定地追求战略自主和防务一体化。 法国总统马克龙关于向乌克兰“派兵”的言论背后或含有多种复杂的考虑，但从中亦可窥见其对当前日益撕裂的美国政治与外交的不信任，以及对未来欧盟与北约关系的担忧。 “法德引擎”一直是欧洲一体化最大的内部驱动力，虽然最近几年两国在安全防务、能源政策、经济政策等方面出现分歧，但双方依然保持紧密关系。 2024 年5 月下旬，马克龙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与德国总理朔尔茨举行会谈并达成诸多成果，两位领导人还联合撰文，重申必须增强欧洲自主性。

从同盟管理的视角来看，作为欧盟与北约关系支柱的欧美同盟也难以摆脱其逻辑困境。根据詹姆斯·莫罗（James D. Morrow）构建的“自主—安全交易模型”（The Autonomy-Security Trade-off Model），非对称性联盟比对称性联盟更容易维持，因为在非对称联盟下，大国和小国对自主性与安全的需求不同：大国要自主性，而小国要安全，小国以出让自主性为代价获取大国提供的安全保障。 同时他还认为，成员国的实力变化不利于联盟维持，因为会造成既定“自主性—安全”平衡关系的失调。该理论可以解释冷战时期跨大西洋同盟的稳定，而冷战后欧洲防务一体化的发展塑造和强化了欧盟安全主体的身份与战略自主性的追求，其军事实力与自主性的提高不断改变欧美同盟的非对称性。截至2022 年，欧盟在“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下开展了60 个合作项目，以促进欧盟关键能力的发展，特别是在海空、军队培训以及网络领域。此外，欧盟还正在加速建设统一军事指挥机构，2017 年相继成立了欧洲战术空运中心、网络信息中心以及“军事计划与实施能力”（MPCC）的联合防务指挥中心，从而为欧盟提供了执行联合防务行动的平台。 根据《战略指南针》，欧盟还将扩展“军事计划与实施能力”的指挥功能，包括负责欧盟各领域演习的指挥任务，以及到2025 年负责所有类别的军事行动。毋庸赘言，欧盟在防务领域正逐渐具备实际的行动能力，包括全谱系的军事机动部队以及与之匹配的指挥结构，“欧洲军”雏形显现。 尽管短期内仍难以实现防务自主，但欧盟不愿永远充当北约内部的“欧洲支柱”，而是意图成为一个与北约平行的具有独立军事能力的安全主体。 而面对欧盟发展军事能力、机动部队以及指挥结构，并向集体防御功能扩展的趋势，北约选择对等强化，这只能进一步加剧双方在防务领域的功能同质化与竞争。

4.2 竞合并存、合作性竞争将是欧盟与北约关系的主要互动模式

欧盟与北约关系“联盟化”趋势虽已浮现，但其发展仍是有限度的。 首先，双方之间在功能和实力上的不对称性将会长期存在，双方需求无法完全匹配而形成真正互补。 欧盟对北约承担集体防御责任的需求是切实而强烈的，而北约对欧盟的防务需求在于民事危机管理、基础设施、国防产业等方面，且更多的需求在于欧盟对北约和美国的政治支持。 其次，欧盟和北约共享有限资源的情况亦将长期存在。 由于欧盟和北约调用同一军事资源，因此无法同时满足双方的战略目标，尤其在危机爆发时可能再次暴露欧洲防务能力不足的缺陷，这意味着双方合作机制有待更新完善。 最后，欧盟和北约成员国国内政治变化与不同利益诉求将使欧盟与北约关系面临更多不确定因素。 总之，竞合并存、合作性竞争将是欧盟与北约关系的主要互动模式，“联盟化”趋势中竞合同步深化或将是突出特点。 短期内，北约将在欧盟与北约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欧盟防务能力则作为北约的补充。 中长期来看，由于大国竞争持续以及欧洲安全困境继续存在，双方互助合作将成为常态，但竞争与分歧隐匿于各自战略中，阻碍双方正式“合流”。

4.3 欧盟与北约关系的发展深刻影响全球政治与安全格局

欧盟与北约关系“联盟化”趋势对欧洲安全架构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 冷战结束后，原有两极格局下以北约、华约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紧张对峙为基本特征的欧洲安全格局不复存在，建立新的欧洲安全架构成为跨大西洋同盟和欧盟与北约关系中一项重大战略性议题。 在这一问题上，虽然跨大西洋同盟内部和欧盟与北约之间也存在话语权与主导权之争，但它们在构建一个西方主导的新欧洲安全架构方面根本目标一致，并试图通过双方联动强化西方影响力与塑造力。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作为欧洲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一个行为体和参与者，俄罗斯却遭到欧美的排斥，其合理安全关切被忽视。北约、欧盟双东扩不断压缩俄罗斯的战略与安全空间，并最终酿成乌克兰危机。 从根本上讲，俄乌冲突是欧美与俄罗斯之间在冷战后欧洲安全秩序重塑问题上的结构性矛盾，尤其是当前欧美主导的排他性的欧洲安全架构所导致的结果，同时说明缺少俄罗斯参与的欧洲安全架构是不稳定的、不可持续的。 欧洲的持久和平需要均衡的安全架构来支撑，需要通过有效的互信措施来维护，需要利用一切必要手段确保其可持续发展。 1975 年的《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和1990 年的《新欧洲巴黎宪章》确立了“安全不可分割”的重要原则，在该原则下，相关各方的安全关切都应得到尊重，欧洲安全架构不能排斥域内任何国家。 欧盟、美国和北约应就建立欧洲安全架构问题与俄罗斯进行平等坦诚对话，通过经济合作、政治和解等途径，寻求与俄就实现欧洲乃至欧亚大陆的共同利益达成共识。 欧盟尤其应当将化解俄乌冲突、重塑未来地区安全作为实现战略自主的最重要目标，确立起建构欧洲安全的主体意识，承担起构建地区长期安全架构的重任。反之，如果欧美仍基于体制、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排斥、遏制俄罗斯，则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之间的不信任和对抗，导致欧洲安全陷入严重失衡状态。 当前欧美强化对俄制裁的一系列做法以及欧盟与北约关系的“联盟化”趋势，同构建一个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的目标背道而驰，只会使这一进程变得更加复杂、艰难。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欧盟和北约强化合作针对中国的意味也愈益浓厚，北约“亚太化”以及欧盟越来越多地介入中国周边安全事务就是具体体现，这些做法无助于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还会使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美西方应树立正确对华认知，尤其是美国应摈弃冷战思维和零和思维，停止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通过与中国合作来共同维护亚太和平稳定。 对于中国来说，既要看到欧美涉华互动给亚太安全和我国发展带来的风险，又要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不为其所左右。 美西方孤立或制约经济体量庞大、决策和行动效率高超、国家体制独特且有效的中国绝非易事，何况除美欧双方对北约涉足亚太区域存在分歧外，北约成员国、伙伴国在亚太区域的利益诉求亦不尽相同，其对华政策无法保持步调一致。

文章来源：《太平洋学报》2024年 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