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怀普:当前中欧关系的特点及其前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37 次 更新时间:2009-03-06 14: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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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怀普  

  

  [内容提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矛盾与摩擦亦空前突出,这是当前中欧关系的总体特征。由于近年来欧盟微调其对华政策,使得矛盾与摩擦的一面凸显,中欧关系进入一个大的调试和转型期。欧盟对华政策的调整有着复杂背景,其深层原因在于欧盟对“中国模式”及其影响的疑虑。虽然这种调整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但中欧加强战略借重、双方关系总体势头良好的基本面并未改变。今后双方要学会在复杂关系中生活,中欧关系将在磨合中继续前行。

  [关键词]欧盟对华政策 中欧关系 中国 欧盟

  

  一、从“热恋”走向“婚姻”:中欧关系进入转型期

  

  冷战结束后,中国和欧盟作为世界上两支上升的力量迅速接近,成为国际政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1995—2003年,欧盟相继发表了5份对华政策文件,在发展中欧关系上采取了主动。[1]2003年中国发表《对欧盟政策文件》,对欧盟对华政策做出了积极回应,为中欧关系注入了新的活力。[2]同年,双方决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中欧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之相应,中欧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美国学者沈大伟将1995—2005这十年称作中欧关系的“蜜月期”。[3]然而,进入2006年后,中欧关系开始出现微妙变化,突出表现是中欧贸易纠纷扩大、欧盟更多的谈论“中国责任论”以及一些成员国对华奉行所谓的“价值观外交”等。矛盾与摩擦的增加预示了某种新的动向,沈大伟称,中欧关系已结束其“蜜月期”而进入了一个更加复杂的阶段。

  欧盟是导致中欧关系变化的始作俑者。曾几何时,欧盟扮演了执着的“求婚者”的角色,是中欧关系“蜜月期”的主要促进因素,[4]如今却收敛起热情,开始抬高“婚姻”要价。欧盟对华政策调门的变化,初见于其2006年发表的题为《欧盟与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承担更多责任》的新对华政策文件。与此文件同时发表的还有另一个题为《竞争与伙伴关系——欧盟-中国贸易与投资政策》的对华贸易战略文件。[5]这两份文件是在欧盟对外关系委员瓦尔德纳和贸易委员曼德尔森直接领导下,由欧盟对外关系总司和贸易总司分别起草的,文件的内容已在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等相关机构间进行过反复的讨论、修改,被认为是欧盟评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分析经济状况最新的总结性文件。文件从政治与经济战略、竞争与合作政策的角度,对欧盟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评估与展望。文件的主基调仍可以说是建设性的,欧盟试图使其对华政策与中国经济和政治实力不断上升的现实相适应,让中欧双方建立更加密切的伙伴关系,便于双方在双边和多边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但引人注目的是,文件明显反映出欧盟对待中国的语调和方式发生了变化,其中夹杂着失望和不满。欧盟在文件中严肃表达了自己的关切,并明确提出了对中国的一系列要求。这些要求包括:“开放市场,确保公平的市场竞争”;“减少和消除贸易和非关税壁垒”;“充分履行世贸组织义务”;“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使用清洁能源技术”;“做一个更加主动和负责任的能源伙伴”;“认可与其经济重要性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相应的国际责任”;“更好地保护人权,确保在人权对话方面取得高质量的交流和具体成果”;“批准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与欧盟开展正式对话,增加对非洲政策的透明度”;“增加军费支出及目标的透明度”;“遵守所有的非扩散和裁军条约”;“加强对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的材料的出口管制”等等。文件中充斥的批评性语调和不乏苛刻的要求与前几份对华政策文件形成了明显反差,以致于中国的一些欧洲观察家指责欧盟采取了“对抗”的甚至“遏制”的政策。有中国记者直率地表示,文件中有些内容似乎有美国的影子,给人印象是欧盟跟着美国跑,恐怕与中欧关系不利。“对抗”和“遏制”的提法固然有些夸张,也不完全符合事实,但文件反映出的欧盟对中国的热情下降却是明白无误的。

  欧盟对华政策调门的变化有着复杂深刻的背景。近年来,国际政经形势动荡不宁,中国却“风景这边独好”。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崛起越来越成为事实,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积极、建设性作用日益突出。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成为国际舆论的一个焦点话题,“机遇论”和“威胁论”兼有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舆论大谈各式各样的“中国威胁论”,从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发展模式等各方面分析中国崛起可能对西方利益构成的冲击。欧洲作为西方世界的组成部分,也自然卷入到这种舆论中。2006年初以来,一场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对欧盟影响的讨论在欧盟范围内热烈展开。当年5月,欧盟委员会在其官方网站公开征集意见,鼓励成员国政府、企业、商会、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积极参与讨论。这是欧盟有史以来首次公开征集意见,对欧盟对华关系进行全面评估。7月,欧盟举行了对华贸易政策研讨会,来自欧盟各行各业的代表分成十几个小组,展开了热烈讨论。从讨论的情况看,欧盟对中国的崛起非常关注,主流观点认同中国的发展对欧盟是个机遇,但也存在疑虑,比如中国的发展是否对欧盟既有的利益形成挑战?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公民社会、学术界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以及某些非政府组织对中国的疑虑较深。他们对欧盟委员会关于中国的乐观看法不以为然,批评欧盟处理对华武器禁运问题的方式造成了欧盟的分裂,也给大西洋关系制造了困难。作为欧盟的主要政策发起者,欧盟委员会显然不能忽视这些批评,否则将增加其政策获得通过的难度。在对欧盟的利益及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与思考后,欧盟委员会最终将其结论纳入2006年发表的新对华政策文件。曼德尔逊在多个场合表示,欧洲经济日益感受到中国因素的影响,并称欧盟的经济关切可能会滚雪球似地扩散,从而有可能带来一系列消极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除了经济关切,欧盟还希望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更多的为全球治理做出贡献。欧盟欢迎中国近年来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联合国改革、防扩散、解决朝核问题的贡献,总体上也认同中国新的积极的外交政策,但同时对中国的所谓“无价值观外交”(value-free diplomacy)以及对所谓非民主国家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no strings attached)援助项目(特别是在非洲和缅甸的项目)表示关切,也对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能源和原料的努力予以关注。[6]在欧盟看来,中国或许还不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但却日益成为一个全球性行为体,因此它希望中国帮助解决困扰国际秩序的诸多挑战和危机。瓦尔德纳在解释新对华政策文件出台背景时说,其目的在于因应中国作为经济与国际政治大国的重新崛起,从中不难体会出“中国责任论”的意味。 2006年12月的欧盟首脑会议批准了欧盟委员会制定的新对华政策文件,至此,欧盟对华政策的微调基本定案。所谓微调,主要体现在欧盟对华政策语调的变化,以及欧盟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更多的强调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突出利用意识形态问题向中国施压和向对方抬高要价。君不见,近一时期在中欧之间诸多的贸易谈判中,欧盟每每不再以发展中国家看待中国,提高谈判门槛,或者频繁对中国出口产品实行反倾销调查,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设置种种障碍;在政治上,则频频拿“人权”和“宗教自由”说事、找茬,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虽然微调并不意味着欧盟对华政策的根本改变,但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仍不容忽视。随着欧盟微调对华政策,以及双方开始认识到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中欧关系进入一个更加复杂的阶段。换句话说,中欧关系开始经历一个从“热恋”走向“婚姻”的转型期。在中国人眼里,婚姻意味着双方关系的牢固,但同时也意味着锅碗瓢盆的磕磕碰碰。

  

  二、欧盟对华政策调整的原因

  

  欧盟微调对华政策的原因是复杂的。贸易纠纷和政治性议题上的分歧增多是重要的原因,但问题是这些纷争并非近期才出现,且在过去也并未阻止中欧关系的发展。有一种看法认为,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内部市场的诱惑力以及强大的政府采购能力,使西方精英社会暂时忘却了与中国的价值观差异,暂时克制了公开蔑视中国政治体制的冲动。但是,眼前和现实的利益考量毕竟只能作用于一时,只能暂时搁置和掩盖相互之间的深刻分歧和矛盾。一旦出现可以进行政治操作的事态和机会(例如拉萨骚乱),这些深刻的分歧和矛盾就会原形毕露。这一观点看似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但支撑该逻辑的基本假定(即中欧在政治及价值观上的根本对立)却有些值得怀疑,因为它与冷战后中欧政治关系发展的基本事实相悖。实际上,欧盟微调对华政策主要是因为对“中国模式”及其影响的担忧,而这又主要是由于不了解和误解所致。

  中国和欧盟作为世界上两支重要力量,发展相互关系符合双方根本利益,也有助于促进世界多极化趋势。这是双方之间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共识,它构成了中欧战略关系的重要基础。当然,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和政治社会制度的差异,双方发展相互关系的出发点也不尽相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想通过发展与欧盟的关系促进自身的经济发展和实现现代化,同时籍此创造一个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良好国际环境。欧盟发展对华关系虽然注重经济利益,但更有深刻的政治考虑。欧盟其实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和转型中的国家来看待的,它希望通过发展对华关系促进中国的改革,可以说这是欧盟接触中国的最核心的考虑。欧盟认为中国正处于一个全面改革的进程,其目标是实现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及政体多元化,而欧盟在这些方面有许多经验可与中国分享,包括欧洲福利国家的历史经验和帮助东欧国家实现转型的近期经验。不难看出,促进中国改革和转型是欧盟发展对华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正由于此,欧盟同中国打交道时采取了不同于美国的方式,比如在对待“中国崛起”的问题上,美国几乎完全关注“中国崛起”的对外表现,而欧盟则更多关注“中国崛起”的内部条件。

  然而,中国的发展并未完全按欧盟所期望的那样进行。正如有学者分析指出,中国的发展经验是在改革开放后与外界的对话中发展形成的,“中国模式”的最大特色就是既不完全照搬西方经验,又在无形中对国际体系做了一个整合。具体来说,“中国模式”就是先发展经济,以及与此相配套的社会文化等基础建设,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逐步讲求分配和发展民主政治,这种分阶段发展的方式是一个有序的渐进过程。[7]经过十几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也正在日益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政治力量。英国《经济学家》杂志2007年底推出“2008年世界展望”称,2008年中国会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进口国。该报告甚至指出,2008年是全球政治经济“脱美入中”的第一年,即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转变为“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元年。[8]对于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欧盟虽然公开表示钦佩和赞许,但却难掩其内心深处的失望与落差,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没有随之带来他们所期望的那种政治变革。在一些欧洲人看来,一个经济上崛起但政治上保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变的中国,其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他们更加担心的是,中国有别于西方传统发展思路的模式,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重视,发展下去可能会危及自己的那套模式。

  欧洲人历来珍视自己的那套价值和模式,并想当然地认为世界各国都应该接受这套价值体系。二战后初期,为了防止刚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倒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些政治精英和学者就宣扬带有浓厚“欧洲中心论”色彩的现代化理论,试图将这些国家纳入西方经济政治制度的轨道。冷战结束后,又有政治和学术精英鼓吹“历史终结论”,向发展中国家兜售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度模式。但事与愿违,许多受西方民主制度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跟不上,在照搬西方模式多年后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这就促使它们反思西方的制度和发展模式到底是否适合自己,而此时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对它们产生了吸引力,于是便转向重视中国经验。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9]欧洲人对此感到担忧,担心自己的那套模式会被“中国模式”取代。德国一位主管亚洲外交政策的官员曾公开表示,自己非常担心中国的价值理论会取代西方的制度。要之,欧盟想通过接触中国以促进后者的改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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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问题论坛》2008年冬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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