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拜登政府奉行较为积极和灵活的对欧政策,带动美欧关系走出低谷,推动双方加强合作,联欧援乌抗俄和美欧涉华协调成为其重要外交遗产。特朗普2.0重塑美国内政外交,使美欧关系再遭强烈冲击。加强版“美国优先”主导美国对欧政策,美欧关系呈现出一些新特点:跨大西洋联盟内权力失衡加剧与欧洲内部分歧增多,导致美欧关系附庸化风险再现,且更容易被特朗普交易主义主导,美欧涉华利益交换博弈进入新阶段。与此同时,双方在如何处置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矛盾加深、多领域分歧积累以及“信任赤字”攀升等,均对美欧关系构成新挑战。
关键词:美欧关系 特朗普2.0 美国外交 欧洲战略自主
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特朗普冲击波”将世界政治带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美欧同盟关系降至历史最低点。2024年美国大选酿成的特朗普2.0风暴,将美欧关系带入一片更加幽暗深邃的水域中,一个更复杂和动荡的调整期正拉开帷幕。美欧关系附庸化、交易化以及双方涉华利益交换博弈加剧等,是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美欧关系呈现的一些新特点。与此同时,美欧关系面临在如何处置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矛盾加深、多领域分歧积累以及“信任赤字”攀升等新挑战。
拜登政府的美欧关系遗产
特朗普第一任期对欧采取压迫式交易政策并频频“毁约退群”,严重激化了美欧在安全、经贸和全球治理等领域的矛盾,使同盟关系降至历史最低点,甚至进入了“非盟友”状态。
2021年拜登入主白宫后,美欧关系迎来转机。与特朗普轻视盟友并以狭隘的交易方式处理大西洋联盟事务不同,拜登重视外交的作用,对如何处理联盟关系有相对成熟的想法。2020年拜登曾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表题为《拯救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的文章,批评特朗普系统性的“毁约退群”侵蚀了支撑美国领导地位的全球经济与安全制度架构,疏远了美国最需要的民主盟友。拜登希望“以国际合作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相信盟国对于美国实现其全球战略至关重要。拜登一上任便强调“美国回来了”,重申跨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性,并承诺修复与盟友关系。拜登宣称,美国对联盟的承诺是神圣的,而不应是交易性的;北约是一个价值观联盟,这使它比通过胁迫或金钱建立的伙伴关系更加持久、可靠和强大。拜登政府重申维护《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款,寻求改善美欧经贸关系,并重返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所有这些都受到欧洲欢迎。值得一提的是,拜登任命的一些关键内阁成员不仅熟悉外交业务,而且大都同欧洲关系深厚,过去几年里与欧洲高官频繁互动,进一步拉近了美欧关系。
2022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在加剧欧洲地缘政治危机的同时,为拜登重振跨大西洋联盟提供了重要抓手。拜登政府在强化北约对俄威慑、联欧对俄制裁,以及共同援乌等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欧盟则提出建立欧盟—美国安全防务对话、与美加强在俄罗斯问题上的合作以及共同推动国际军控与裁军议程等倡议,其与北约的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北约2022战略概念》强调欧盟防务进程对于北约的补充性意义以及欧盟和北约之间的合作关系。欧盟《战略指南针》和2023年《欧盟—北约合作联合宣言》重申北约的不可替代性与欧盟的互补性。随着双方更加强调防务规划、能力发展的一致性与协同性,欧盟与北约的合作呈现“联盟化”趋势。
在美西方刻意营造“阵营对抗”的氛围下,美国和欧盟也都把中国视为一个经济、技术和战略上的竞争对手,并加强对华政策协调。美欧不仅重启了“中国问题”对话,还新成立了带有浓厚对华竞争色彩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技术理事会”(TTC)。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欧涉华协调进一步升级。《欧盟—北约合作联合宣言》在认定乌克兰危机使欧洲—大西洋安全面临几十年来的“最严重威胁”的同时,诬称中国的“强硬”政策构成了两大组织“需要应对的挑战”,并宣布“双方将在长期合作的基础上将伙伴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并进一步加强、扩大和深化合作”。
拜登政府奉行较为积极和灵活的对欧政策,带动美欧关系走出低谷,推动双方加强了合作,“联欧援乌抗俄”和美欧涉华协调成为其重要外交遗产。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对欧政策也给美欧关系带来一定负面影响。虽然拜登通过调整对欧政策加强了跨大西洋军事、外交和经济盟友体系,但在贸易保护主义方面几乎沿袭了前任做法。拜登将贸易政策纳入更广泛的外交政策和国内议程之中,虽然通过谈判缓解了美欧钢铝关税争端,但并未彻底解决前任政府遗留的这一问题。更有甚者,拜登政府推出了具有歧视性和保护主义色彩的《通胀削减法案》,遭到欧盟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在安全领域,拜登虽不像特朗普那样蛮横地对待欧洲盟友,却仍继续向欧洲转移防务负担,要求欧洲为北约军费作出更大贡献。此外,拜登政府不与欧洲盟友协商便突然从阿富汗撤军以及建立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这些行为令欧洲感到震惊并促使其反思欧美关系。正是这些负面遗产限制了美欧关系的修复空间,也预示特朗普2.0时代美欧关系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美欧关系新特点
特朗普2.0风暴下,加强版“美国优先”重塑美国外交,“一头灰犀牛已经闯入美国外交政策”。艰难承压的美欧关系显露出一些新特点。
一、权力失衡加剧美欧关系附庸化风险
权力对比是影响美欧关系变迁的根本要素。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美权力失衡日益明显。2008年欧盟GDP略高于美国,2022年美国GDP达到25万亿美元,而欧盟和英国加在一起仅为19.8万亿美元。同时,美欧科技、军事实力差距也进一步拉大。权力失衡导致美国在跨大西洋联盟中的主导地位日益增强,且在乌克兰危机中变得更加明显。美国在整合西方对危机作出回应以及援乌抗俄等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提供了大部分资源。欧洲则因为内部分歧和能力不足而变得更加依赖美国。时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指出,在处理俄乌危机时,欧洲并没有真正参与进来。相反,它开始了一个附庸化的过程。现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2023年2月发推文称,“美国的领导作用是为乌克兰争取前所未有支持的关键”。
欧美权力失衡赋予了特朗普2.0在对欧政策中更多的“权力杠杆”,从而加剧了美欧关系附庸化风险。一方面,特朗普力减美国对乌克兰危机的干预、对乌援助以及对北约和欧盟的投入,同时继续用关税施压欧盟,以攫取更多利益。正如美国一些官员表示,欧洲人会发牢骚和抱怨,但他们在安全上对美国的日益依赖意味着,他们将基本上接受作为美国全球安全角色一部分的经济政策。这就是附庸的本质。另一方面,特朗普卷土重来鼓舞了欧洲的极右翼势力,他们加快在各国“抢班夺权”的节奏和步伐,导致欧洲政党格局更加碎片化。欧盟一些成员国选择与特朗普政府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而特朗普政府则希望通过亲近这些国家,换取后者在欧盟内支持有利于美国的政策。在欧洲,特朗普政府将极右翼势力视为其真正的盟友,呼吁德国选择党等政党进入各国政府。2025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召开前夕,美国副总统万斯更是直接呼吁欧洲变成一个更大版本的匈牙利。
总之,特朗普重塑美欧关系的政治本能叠加其回归带来的欧洲分化效应,使美欧关系附庸化风险再现。虽然附庸化动向并不代表美欧关系的长期发展趋势,但短期内或将成为双方互动的主要模式。这同时表明,欧洲要真正实现“战略自主”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交易主义2.0”主导美欧关系
特朗普信奉重商主义和现实主义,喜欢用交易、交换的方式处理外交问题,希望通过交易寻求利益平衡,甚至攫取更多利益。赤裸裸的交易主义是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本质,这一点在其重新执政后保持不变。
特朗普惯用关税作为施压与交易的工具。2025年2月13日,特朗普宣布,美国将对所有向美出口商品的国家征收“对等关税”。此举虽名为“恢复全球贸易的公平竞争”,实则是“美国优先”论作祟。特朗普抱怨欧盟对美国科技企业实施了多种限制措施,并在对美贸易中保持着大量顺差。根据统计数据,2023年欧盟对美贸易顺差达到2087亿美元。特朗普警告欧盟必须承诺“大规模”购买美国石油和天然气,否则将面临关税。2025年2月26日特朗普宣布,美国已决定对欧盟征收25%关税,适用于汽车和其他各种商品。与此同时,美国还对所有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同等税率,而欧盟是美国钢铝进口第三大来源地。面对美国加征关税,欧盟寻求通过谈判缓解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建议,欧盟应采取“谈判”的策略,通过购买更多美国商品减少直接冲突并促进合作。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一方面将做好在必要时与美国进行艰难谈判的准备,始终坚定维护自身利益;另一方面,如果谈判不成,欧盟准备动用“一切贸易防御手段”应对美关税冲击。
除了加征关税,特朗普政府还试图通过安全施压实现经济、外交目的。特朗普不喜欢永久联盟,认为其限制了美国与更多合作伙伴谈判更有利协议的自由,同时也是美国的经济负担。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曾多次威胁减少美国对北约的支持,以此施压欧洲提高防务支出。欧洲盟国近年来军费支出中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流向了美国,但特朗普仍不满足,要求北约成员国将国防开支提高至GDP的5%。特朗普还希望对北约进行“彻底的重新定位”,使美国退居幕后,而由欧洲盟国承担北约主要作战力量,美国只在危急时刻提供支持。特朗普对北约的消极态度使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面临虚化危险,导致跨大西洋联盟陷入更加动荡不稳定状态。
三、美欧涉华利益交换博弈进入新阶段
当前国际背景下,对华遏压是美国两党一致政策,而涉华协调亦是美欧关系中一项战略性议题。特朗普1.0时期,由于美欧关系紧张,双方涉华协调并不顺畅;拜登任内美欧涉华协调得到加强。特朗普2.0延续美国对华遏压战略,并将对华经济科技竞争作为重点。为增强对华遏制打压能力,特朗普对欧盟加大施压力度,要求其与美协调对华经贸政策,并跟随美国限制或阻止对华经济技术交往。如果欧洲继续抵制,将会给跨大西洋关系带来持久压力。
美国施压之下,欧盟在中美欧关系中角色尴尬,其在涉华问题上与美协调的两面性特征凸显。一方面,欧盟自身寻求对华经济“去风险”“降依赖”,加上乌克兰危机背景下被对美安全依赖裹挟,因此愿与美协调对华政策,并寻找利益交换的机会。有分析指出,欧洲国家可能会进行交易性的讨价还价——购买美国的武器以换取安全保证,或通过支持美对华政策,以换取美对俄政策得到利欧回报。2025年2月20日,欧盟委员会负责贸易和经济安全事务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商务部长拉特尼克讨论如何共同应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行为”及“产能过剩”问题。2025年2月2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美国访问期间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美国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对中国提高关税,并表示美国不能同时跟中国和欧洲打“贸易战”。另一方面,欧盟难以忽视在涉华问题上倒向美国所具有的风险,因为这样做不仅难以换来特朗普完全消除对欧盟的敌意,甚至可能会因损害对华关系而伤及自身利益。冯德莱恩及其他一些欧洲高官近期对中国作出温和表态,强调中欧在气候保护和国际贸易方面有许多共同利益,愿意在可能的情况下扩大与中国的互利贸易和投资关系,甚至有声音主张欧盟应制定没有美国参与的对华政策。
总之,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华遏制打压的基本态势不会变,而欧盟的对华战略认知会受到美国更大影响甚至重塑。欧盟对华示好或有借此向美施压与讨价还价的考虑,因此不排除美欧双方在涉华互动中进行利益交换的可能性。但欧盟也应认识到,与美国进行任何可能的涉华交易性合作,不仅会使自身对美依附进一步加深,而且损华不利己。
美欧关系面临的新挑战
特朗普2.0开启伊始,美欧在安全、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裂痕进一步加深,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正走向裂变。
一、“强制和平”与“安全和平”:乌克兰危机对美欧关系的挑战
特朗普与美国建制派在欧洲地缘战略和对俄政策上存在明显分歧,其第一任期就因对俄立场模棱两可而受到质疑和批评。虽然受到美国内外各方势力的掣肘,但特朗普新任期伊始就寻求结束乌克兰危机。一方面,特朗普试图以美俄谈判为抓手和突破口,谋取俄乌和谈进程的主导权。2025年2月12日,特朗普在不与欧洲盟友协调的情况下同普京通电话,双方同意“紧密合作”以结束乌克兰危机。此后两国外长举行会谈,并开始筹划首脑会晤。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施压乌克兰和欧洲,试图以大幅减少和暂停美国对乌援助胁迫后者接受停火(甚至对乌提出了“用稀土换援助”的要求),同时将乌安全与对俄防务责任推向欧洲盟国。2025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召开前夕,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明确表示,乌克兰不应期待恢复战前边界,并强调其不会被纳入北约。他指出,欧洲军队应成为确保战后乌安全的主要力量,且欧洲军队今后如果部署至乌克兰,将不适用于北约集体防御条款,不属于北约的任务。不难看出,美国既想以“强制和平”方式结束乌克兰危机,又不想为“俄乌和平”承担连带责任,并认为欧洲应对此负责。
特朗普政府对乌克兰危机立场的转变令欧洲深感不安,并促使欧洲作出回应。2024年12月,欧洲主要国家及乌克兰和欧盟代表曾发表《柏林宣言》,强调欧洲的持久安全与乌克兰的命运密不可分,认为只有通过支持乌赢得战争才能确保实现“安全和平”,从而保障欧洲长期安全利益。美俄首脑通话后,欧洲担心被排除在俄乌和谈进程之外,于是紧急商讨对策。德国总理朔尔茨表示,不希望“对乌克兰实施强制性和平”。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谴责特朗普与普京的通话是一种“绥靖”行为,强调任何有关乌克兰的和平协议都必须有欧洲人和乌克兰人的参与才能有效。冯德莱恩在访问基辅期间发表讲话,称欧盟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的抵抗行动。美乌白宫会谈破裂后,欧洲多国与乌克兰以及加拿大的领导人又举行伦敦峰会,就乌克兰危机和欧洲防务问题进行讨论。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峰会结束后宣布支持乌克兰的若干步骤,其中包括各方同意继续向乌提供军事援助,并确保乌主权和安全,让乌参与和平进程等。斯塔默表示,英法将与乌克兰及其他若干国家共同制定停战计划,并且和美国讨论该计划。这一系列行动表明,欧洲人不想在俄乌和谈进程中被边缘化,希望在维系欧美同盟的基础上,捍卫乌克兰的独立与欧洲长期安全利益。
美欧关系的“乌克兰危机”折射出一个严酷现实,即双方的安全利益分歧因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而变得愈加不可调和。由于更加聚焦对华遏压,特朗普政府希望减少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开支,并将其资源优先部署到“印太”地区。“中国问题的严重性”意味着,即使“美国不得不放弃欧洲,那也只好这样……亚洲比欧洲更重要”。在特朗普看来,乌克兰危机并未对美国安全构成直接威胁,而欧俄之间保持某种程度的对抗反而为美国提供了纵横捭阖的空间,便于其操控欧洲变局并从中牟利。然而,在欧盟看来,乌克兰危机对其构成了生存挑战,特朗普转变对俄态度进一步加剧了欧洲人的不安全感。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称,特朗普似乎正在颠覆美国政界长期以来颇具共识的对俄立场,这或许是“二战结束以来最显著的地缘政治调整”。欧盟看淡欧俄关系前景,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俄罗斯依然是欧洲安全的主要挑战;同时认为欧美同盟仍至关重要,但完全依赖一个日益内向的美国来保护欧洲的安全不仅是极其危险的,而且这种可靠性也越来越低。乌克兰危机结束后,跨大西洋联盟和北约仍会存在,但欧洲将不得不更加负责地处理自身防务问题。2025年3月,欧盟推出8000亿欧元“重新武装欧洲”计划,旨在打造“一个安全而有韧性的欧洲”。然而,由于受到多重因素制约,欧盟在中短期内难以完全摆脱对美国的依赖。美国凭借自身实力优势仍将主导日益松散的跨大西洋联盟,并通过控制欧洲谋取更多的地缘政治利益。
二、多领域博弈加剧挑战美欧关系的韧性
首先,美欧在经贸科技领域的博弈加剧。目前美国的大型高科技公司把控欧洲数字市场,在欧洲数字科技领域形成垄断地位。欧盟推出《数字服务法》,以加强对数字市场的主导权,限制欧盟以外大型数字平台(主要是美国科技公司)获得超额利润的能力。特朗普批评欧盟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做法是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指责欧盟的“技术主权”政策及限制措施削弱了美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竞争优势。在“美国优先”的驱动下,特朗普政府会进一步施压欧盟修改“不公平”的政策,迫使其放松对美国高科技企业的限制措施。万斯在2025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批评欧洲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措施;同时,美国拒绝在巴黎人工智能行动峰会公报上签字。这些做法导致美欧在数字技术与数字治理领域出现更多摩擦,欧盟一些官员指责美国正利用言论自由作为施压点,迫使欧盟放松对科技平台的监管。
其次,在政治领域美欧价值观分歧凸显。创始于1963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历来是欧美就全球安全事务展开讨论的重要平台,然而万斯却利用这一平台公开抨击欧洲的民主和移民政策等,称欧洲当前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其内部,指责欧洲背离了其基本价值观,并质疑当前欧洲价值观是否值得美国捍卫。万斯的言论引发欧洲国家强烈反弹,被认为是“对欧洲意识形态的攻击”,而特朗普却称赞万斯的演讲精彩。英国《卫报》就此发表评论指出,美欧不仅仅是对俄罗斯持不同看法,还在价值观和民主等更深层次问题上存在巨大的分歧。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霍伊斯根在会议闭幕式上甚至一度哽咽落泪,称担心美欧之间的共同价值基础不再稳固。
最后,在全球治理与多边事务领域,特朗普2.0再次上演“毁约退群”,并减少对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多边机构的支持。特朗普上任首日即宣布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后来又宣布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禁止美国未来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提供任何资金。另外,特朗普还宣布撤销“绿色新政”,并放弃促进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投资的努力。欧盟对特朗普政府的这些单边利己主义做法深感不满。2025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以“多极化”为主题,主要讨论贸易关税、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全球安全和治理问题,许多议题反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关切。这体现了欧洲逐步接受并拥抱多极化的姿态,同时也是对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与单边政策的回应。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会议开幕致辞中指责特朗普领导的新一届美国政府鲁莽行事,违反了长期以来的国际规则。美欧之间在会议诸多议题上的立场对立,加剧了双方在全球治理与多边事务领域的分歧,并给欧美关系带来严重冲击。欧洲舆论普遍认为,欧美当前的分歧不仅反映在政策立场上,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模式的不同理解。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欧洲应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更加独立的立场,而不是一味追随美国的步伐。
三、“信任赤字”攀升侵蚀美欧关系的根基
冷战后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美国单边主义的发展,导致美欧关系中的“信任赤字”显现并逐渐扩大。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欧洲人对美国不信任感显著上升,认为“特朗普主义”的推动力源自美国政府和其他机构的公信力下降,由此使美国这个国家不再值得信任。由于美国的政治体系完全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崩溃了,欧洲怀疑美国是否能够像拜登在说“美国回来了”时承诺的那样,重返全球领导地位。
特朗普2.0风暴来袭,使欧洲对美国不信任感进一步加剧。“特朗普领导的选举专制政权”被指破坏了美国的民主,让信奉“自由民主”的人感到沮丧。这种绝望情绪与特朗普公开的交易方式交织在一起,即使不是摧毁也会削弱当前美国盟友所依赖的信任基础。更令欧洲人担忧的是,鉴于美国在欧洲安全和经济事务中的核心地位,特朗普的“专制统治”可能同样会损害欧洲的治理,以及欧盟作为一个民主主体的未来。2025年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报告公开提出,美国对于欧洲来说不再是一个所谓的“稳定之锚”,而是变成了一种必须对冲的风险。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25年2月26日载文称,美国如今已成为西方的“敌人”。一言以蔽之,“信任赤字”加速攀升必将削弱美欧关系的根基。
结语
大变局是当今时代世界政治发展的突出特征,乌克兰危机下的美欧博弈加剧是跨大西洋关系裂变的缩影。被特朗普2.0风暴裹挟的欧洲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处于某种痛苦的应变状态之中:既要艰难探索并适应一个自我保护越来越多、美国提供保护日益减少的跨大西洋安全合作新模式,又要不断适应美欧多领域摩擦增多、竞争日益激烈的复杂局面,还面临在中美俄之间如何处理大国关系的更大压力。美欧关系裂变对欧洲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它迫使欧洲直面自身的安全困境,加快“战略自主”步伐,减少对美依赖。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欧洲如何在大国博弈中保持自主性成为重大看点,其战略选择将深刻影响世界格局走向。对于中国来说,应在把握美欧关系变化趋势及特点的基础上,稳住中欧关系大局,同时探索形成中美欧三方互动新模式,推动三边关系朝着相对平衡、大体稳定的方向发展。
【本文是外交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科研创新项目:重大项目‘国际变局下跨大西洋同盟的调整与中美欧关系’”(项目批准号 :3162022ZYKA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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