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25年，以瞿秋白、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新青年》知识群体发表系列文章对列宁主义进行了集中解读。特别是瞿秋白转译自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其中所蕴涵的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农民问题、无产阶级政权和文化领导权、马克思主义人民文艺观等理论思想，有效解决了中共“四大”面临的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夺取文化领导权和实现工农联盟等迫切问题，直接形塑了具有重要革命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列宁主义概论》在马列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具有重要历史地位。考辨其传承与衍化，可推进对文艺的党性与阶级性、人民文艺观等具体问题的研讨。
关键词：《列宁主义概论》；瞿秋白；毛泽东；马列主义中国化；文化领导权
俄国“十月革命”甫一爆发，列宁主义就已传入中国，并得到李大钊、瞿秋白等人的初步介绍，但列宁主义在中国得以系统地介绍与论述是在1925年。是年，瞿秋白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列宁主义的文章，从多个角度对列宁主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解读。尤其是瞿秋白从俄文转译的《列宁主义概论》（以下简称《概论》），对后来中国革命实践和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以往学界多侧重从整体上审视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状况，相对忽视了以《概论》这一经典文本切入对列宁主义的中国化传承与衍化过程的考察。鉴于此，本文以《概论》为中心，考辨列宁主义中国化传承与衍化之轨迹，并由此探究列宁主义如何内蕴于中国革命历史与文化的肌理之中，以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为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民文艺观等具体问题的探究提供一些借鉴与参照。
一 《列宁主义概论》之历史溯源与文本解读
《概论》源自斯大林于1924年4月在苏联斯维尔德洛夫一所培养党政干部的党校发表的演讲稿，1925年瞿秋白转译时将其命名为《列宁主义概论》。斯大林的这篇演讲稿从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方法、理论、无产阶级专政、农民问题、民族问题、战略和策略、党、工作作风九个方面，对列宁主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审视与解读。对其加以概括与总结，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为什么俄国成了列宁主义的策源地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策略的诞生地？斯大林指出，列宁所处的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进入了“垂死”时期，这一时期帝国主义促使资本主义社会走向了没落，并产生了无法调和的“极端”矛盾。其主要矛盾有三：一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二是金融集团和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原料产地和别国领土产生的矛盾；三是极少数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和“世界上十多亿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之间的矛盾”。而这三个矛盾在当时的俄国体现得最为集中，同时俄国“孕育”无产阶级革命的程度又比世界其他国家更为强烈，因此，列宁倡导与发动的具有国际性质和世界意义的无产阶级革命便成为历史的必然。
第二，列宁主义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斯大林认为，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群众革命和文化实践中检验与纠正第二国际的“理论教条”，打破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状态。第二国际的教条主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如果在全国人口中不占多数，“就不能而且不应当夺取政权”；其二，认为无产阶级不能运用“政治总罢工的方法”进行革命斗争，应该采取“议会斗争”的形式；其三，强调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培养足够的管理国家事务的文化干部，无产阶级政权和文化领导权才能够得以巩固与维持（《论列宁主义基础》，第11—13页）。针对第二国际在政治、文化层面的教条主义问题，列宁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一定发生在无产阶级占多数、工业比较发达、文化水平较高的国家，而是通常发生在帝国主义统治最为薄弱的国家，即通过一国内少数无产阶级联合广大民众采取政治总罢工等革命手段，突破帝国主义统治的“防线”，夺取无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一方面可以着手培养无产阶级文化和行政干部、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以巩固政权和文化领导权，另一方面可以发展和援助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斯大林同时指出，列宁主义虽然注重革命实践，但并没有忽视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列宁多次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论列宁主义基础》，第18页）列宁还特别指出要根据不断更新的革命理论对党员和群众进行文化思想教育。实际上，列宁不仅认识到了革命理论之于革命实践的关键作用，而且还建构了一套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及文艺理论体系。
第三，列宁主义主张无产阶级应该将农民群众作为自己的后备军。斯大林指出，列宁充分认识到了无产阶级联合农民群众的重要性，在列宁看来，要想抵制资产阶级的反抗，最终夺取资产阶级政权，必须发挥农民群众的革命作用。正是基于此，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漠视农民群众的态度，同时反对托洛茨基等人提出的“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等人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很快就能获得胜利，之后无产阶级便能快速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其间即使不顾及农民群众的利益与诉求，农民也会自然加入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列宁则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既看到了农民群众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同时也洞察了农民群众的复杂性与动摇性，认识到如果处理不好农民问题，农民群众很可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拥护者。因此，列宁特别强调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性，主张无产阶级应该联合农民群众一起斗争，将其从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正是由于列宁认识到农民群众的重要性，因此他不仅积极主张在政治层面上发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农民群众谋求利益，还倡导从文艺方面描写旧俄时代人民群众的思想状态和精神风貌，以增强民众的反抗意识。列宁看到，列夫·托尔斯泰真实地描绘了俄国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即将来临时的复杂思想与反抗情绪，无情地揭露了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面目，因此高度肯定其文学成就，并将其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和“天才的艺术家”。列宁还特别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树立为俄国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意识，明确指出文艺创作“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些皆彰显出列宁试图联合农民群众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和文化领导权的努力与用心，同时也映衬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人民文艺观的坚守与赓续。
第四，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组建、工作作风、专政、战略与策略等问题。斯大林指出，在考茨基等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掌权时期“无产阶级的基本政治组织并不是党，而是议会党团”，党在这期间仅仅是充当了议会党团的“附属品”和“服役者”而已。而第二国际的议会党团实际上是“迁就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的选举机关”，而“不是引导工人去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根本无法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论列宁主义基础》，第81页）。鉴于此，在列宁的领导下，经过与第二国际的斗争，俄国建立了一个新的列宁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的鲜明特点是由“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所组成（《论列宁主义基础》，第82页）。它具有优良的工作作风，具体表现在：具备消除因循守旧思想、勇敢推动革命前进的“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具备排除一切艰难阻碍、将事业进行到底的“美国人的求实精神”（《论列宁主义基础》，第95—96页）。同时，这个政党能够在俄国国内外环境极其复杂的情况下，领导无产阶级肃清取消派、改良主义等机会主义的“残留”，能够运用自身的“机智”“绕过横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暗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得以真正的确立与巩固（《论列宁主义基础》，第82页）。列宁意识到，要想锻造这样一个无坚不摧和作风优良的无产阶级政党，除了需要具体的革命实践，更为重要的是需要以革命文艺理论丰富工农群众的文化储备。基于此，列宁明确提出了文艺的党性原则，认为文艺和党的一切出版物都应该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列宁看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党摆脱资产阶级文化的束缚，促使工农群众完成思想观念的转变，团结到无产阶级周围，最终夺得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列宁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中，在强调文艺党性原则的迫切性之外，同时意识到，要想获得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必须采用迥异于第二国际的革命战略与策略。第二国际在战略上没有认识到农民群众作为无产阶级后备军的重要性，同时在策略上将议会制度视为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列宁则汲取了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所淹没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革命战略与策略的相关思想，并阶段性地运用到了俄国的革命斗争实践当中，完成了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具体表现在：第一阶段（1903年—1917年2月），无产阶级联合农民群众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清除了“中世纪制度的残余”；第二阶段（1917年3月—1917年10月），无产阶级领导贫苦农民推翻了俄国境内的帝国主义统治，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第三阶段（十月革命后），在前两个阶段革命斗争的基础上，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最终得以实现，并“运用这个专政作为据点”，发动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力求在世界各国推翻帝国主义的压制（《论列宁主义基础》，第68—69页）。这实则也触及了列宁所谈论的民族问题，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鹄的是联合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力量，援助“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真正的民族平等和民族独立，从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论列宁主义基础》，第58页）。
二 《新青年》知识群体与列宁主义的中国化传承与衍化
1925年，中国政界与学界在列宁逝世一周年之际开展了多种纪念活动，其中，《新青年》杂志以集体名义发表的纪念列宁的系列文章便是标志性的事件。是年，4月22日出版的《新青年》第11卷第1号作为“列宁专号”，整版刊出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对于列宁逝世一周纪念宣言》、《新青年》编辑部的《列宁逝世的第一周年》、瞿秋白的《列宁主义概论》《列宁主义与杜洛茨基主义》、陈独秀的《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魏琴的《列宁、殖民地民族与帝国主义》、谢文锦的《列宁与农民》等15篇文章。这15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青年》知识群体对列宁主义的集中讨论，同时也标志着列宁主义在中国得以真正地“扎根”。特别是瞿秋白转译自斯大林的《概论》，全面讨论了列宁主义的相关问题，是对列宁主义的“一次自觉的理论性描述”。
瞿秋白的《概论》将斯大林七万余字的演讲稿凝缩为万余字，简化为“列宁主义之历史的根源”“列宁主义之方法”“列宁主义与理论”“列宁之无产阶级革命论”“无产阶级独裁制论”“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的专政”六个部分加以论述。按瞿秋白的说法，这样更利于“接近中国读者”。从瞿秋白的行文理路来看，大部分内容依循了斯大林阐发的列宁主义的观点，但也有所衍化与延伸。比如斯大林演讲稿的篇首在回答什么是“列宁主义”时，主要强调了列宁主义是在与第二国际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适应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型马克思主义。而瞿秋白在《概论》的开篇就更为明确地指出，以第二国际为主要代表的机会派、改良派、修正派的理论，实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早已成为了非马克思主义了”。基于此，瞿秋白进一步强调：“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不难发现，瞿秋白在这里一方面强调了“革命性”与“非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和第二国际的重要分水岭。另一方面则明确了列宁主义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乃在于二者皆具有革命性。
除了强调列宁主义的革命性，瞿秋白还重点阐明了列宁主义的实践性品格。他指出，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实则还停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层面，“是无产阶级革命前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革命思想之大纲”，列宁主义则与之不同，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执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的原理”。也就是说，在瞿秋白看来，列宁主义不仅与以往马克思主义所处的时代语境不同，而且还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差异，即是否具有实践性品格。在这一点上，斯大林虽然在开篇有所涉猎，但并没有瞿秋白这样观点明确。
另外，在章节结构上，瞿秋白与斯大林的文章也体现出一些差异性。比如在瞿秋白的文章中，他将斯大林阐发列宁主义“理论”的一节拆分为“列宁主义与理论”与“列宁之无产阶级革命论”两节。拆分以后，虽然两人在论述内容上差别并不明显，皆在说明列宁不仅重视革命实践，而且注重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建构，但瞿秋白将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论从原来列宁主义理论的总体框架中剥离出来，另立一节内容专门加以论述，彰显出瞿秋白对列宁无产阶级革命论的重视。瞿秋白在“列宁之无产阶级革命论”一节中根据斯大林的相关表述，进一步明确指出：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论与第二国际的革命论明显不同，列宁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先在一国内取得胜利，然后再延续到其他国家；同时，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集中一切革命力量”，尤其是要联合广大农民群体共同开展革命斗争。
与斯大林相比较，瞿秋白转译后的《概论》更加凸显了列宁主义作为一种新型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特质、实践品格，同时更加彰显了列宁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重要性与独特性。瞿秋白之所以在传承斯大林的列宁主义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加以进一步的延伸与拓进，实则是出于当时中国革命现实的考虑。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召开，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决定是共产党在保持自身政治上、思想上、原则上独立性的同时，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也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正式形成。但国共合作后，国民党右派分子一再发难。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等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的重要目的就是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与教训，加强党对革命运动开展过程中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领导权。这次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会议强调，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必须获得领导权，必须联合工人、农民和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必须将广大农民群众作为同盟军，才能最终获得革命的胜利。另外，大会决定加强党对《新青年》《向导》等刊物的领导，以使其成为宣传马列主义政治和文艺理论思想的重要阵地，发挥马列主义理论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重要功用。瞿秋白在这次大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委员。大会决定将《新青年》由季刊改为月刊，由瞿秋白担任主编。鉴于此，以瞿秋白等为代表的《新青年》知识群体在中共“四大”召开后设立“列宁专号”，发表系列文章纪念列宁，便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通过集中宣传与借鉴列宁主义来充分发挥党在政治与文化等方面的意识形态引领作用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
中共“四大”的胜利召开，明确了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等相关举措，但无产阶级如何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获得领导权、如何实现工农联盟等具体问题，尚没有解决方案。《新青年》知识群体对列宁主义的集中阐释，恰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生的。应该说，斯大林对列宁主义中涵纳的历史根源、无产阶级政权和文化领导权、农民问题、民族问题等方面的解读与阐述，非常契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因此，瞿秋白的《概论》对当时的中国革命而言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概论》中涉及的列宁主义革命论、无产阶级独裁制论和政党论等相关论述，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几乎都是全新的，更重要的是这些理论能解决当时中国革命实践和马列主义理论建设面临的许多问题。但瞿秋白同时在文末强调，《概论》只是“列宁主义的大概”，还有列宁主义与农民、民族等重要问题，留待《新青年》知识群体的其他成员“专篇”阐述。
关于列宁主义与农民问题，瞿秋白虽说留待他人去评说，但如前所述，瞿秋白在《概论》中对此话题就已有所关注，且在《列宁主义与杜洛茨基主义》一文中又给予了具体阐发。在文中，瞿秋白的理论依据依然是斯大林有关列宁主义的言论，但他对列宁与杜洛茨基（今译为托洛茨基）关于农民的观点给予了更为明确的区分。瞿秋白指出，以杜洛茨基为代表的少数派和机会主义者认为，农民并无“独立的政治作用”，因此在资本主义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不必联合农民群众，而列宁则认为，农民阶级是一支无法忽视的革命力量，只有无产阶级尽力“帮助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地主”，农民“才肯帮助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基于此，瞿秋白认为，列宁与杜洛茨基主义的根本分歧点在于：是否承认农民阶级独立的政治作用，无产阶级是否应该联合农民阶级以“赞助自己”。在区分了列宁与杜洛茨基的观点后，瞿秋白明确指出了杜洛茨基的错误：杜洛茨基因忽视农民阶级的利益，便会激起农民的反动，“使无产阶级孤立，而助长反革命的势力”。可以说，正是在列宁主义的引导下，瞿秋白认识到了农民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并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联合大众，在文艺上开展大众化运动的主张。尤其是在文艺层面，瞿秋白将列宁的文艺党性原则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艺运动实际相结合，大力倡导文艺大众化运动，并以《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大众文艺的问题》《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等多篇理论文章对大众文艺问题进行研讨。在瞿秋白看来，要想创作出真正的大众文艺，必须在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向群众学习，并与群众一同提高创作水准，只有这样大众文艺才能落地生根，才能真正“用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人生理想，改变群众的心理和情绪”。瞿秋白的大众文艺理念，实则是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为大众立言、为民请命，是其马列主义人民文艺观的外在表征。同时，瞿秋白将大众文艺问题视为一场“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也说明其试图以大众文艺的倡导加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意涵。瞿秋白对列宁主义文艺党性原则和大众文艺理论的引申与衍化，不仅丰富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论的谱系，而且成为后来毛泽东提倡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先声。质言之，瞿秋白在“直接借鉴了列宁‘大众化的文艺方向论’”的基础上建构的大众文艺理论，实则在列宁与毛泽东大众文艺理论中间架起了一座“沟通与联系的桥梁”。
如果说瞿秋白的上述言论是对《概论》中列宁主义与农民问题的进一步之具体说明，那么谢文锦的《列宁与农民》则具有总结的意味。谢文锦开篇就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和无产阶级政权得以巩固，其原因就在于以列宁为首的多数派不仅和工人阶级建立了密切联系，而且还“注意到农民的心理和利益，和农民联合起来共同去奋斗”。该文由此进一步总结道：“这就是多数派的首领、全世界被迫压民族的解放者、无产阶级的指导者列宁同志指示给工人农民群众的一条很正大的道路。”言下之意，这种道路的选择，不仅为俄国革命指明了道路，实则也为当时处于迷茫期的中国革命指引了方向。
关于列宁主义与民族问题，陈独秀在《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中指出，第三国际党发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联合全世界所有被压迫的无产阶级与所有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对于全世界之统治与剥削，跻全人类于真正平等自由之地位”，而“第三国际党这个理想，这个运动，就是伟大的列宁主义之结晶”。陈独秀将这一话题引向了中国，强调在中国开展民族运动的过程中“实有了解列宁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民族运动——的必要”，孙中山先生就是“了解这种必要”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从陈独秀的叙述理路来看，文章延续了斯大林关于列宁主义与民族问题的观点，即联合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但陈独秀对斯大林的观点也有所拓进，即聚焦中国本土，强调列宁主义对于开展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必要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发表于本期“专号”的首篇文章《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对于列宁逝世一周纪念宣言》。文章明确指出，列宁主义是“消灭帝国主义和一切压迫阶级的唯一武器”，中国的工农群众要想摆脱被压迫与奴役的地位，唯一的途径就是不断了解和“实行列宁主义”，因为只有列宁主义才是工农群众“解放自己唯一武器”。这样的论断，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普遍共识。同时，这样的共识加速了列宁主义的中国化进程，扩大了列宁主义在中国政界与学界的影响力。
综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青年》知识群体从无产阶级领导权、农民问题、民族问题、文艺的党性原则和文艺大众化问题等方面解读了列宁主义。这些解读既有对列宁主义观点的传承，也有中国本土化的拓进，彰显出中国共产党试图以列宁主义解决无产阶级政权和文化领导权问题的明确倾向与根本用意。尤其是斯大林关于列宁主义相关问题的阐释，在瞿秋白、陈独秀等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文章中得以传承与衍化，为中国的革命斗争实践和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型范例。
三 中国革命战争风云中的《列宁主义概论》
1927年1月，新青年社依据瞿秋白转译的斯大林俄文演讲稿出版了专著《概论》。这部著作出版以后，在当时中国产生了很大反响。1927年，共产党机关报《向导》周报以数期为《概论》做宣传。《向导》周报是宣传党的政治与文艺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媒介，该报对《概论》的一再宣传，彰显出党对列宁主义理论的高度重视。而这种重视的背后，一方面反映出列宁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和马列主义理论建设方面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隐含着当时党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方面的严重匮乏。1929年8月29日，随同毛泽东转战于闽西山区应对国民党三省“会剿”的特委书记邓子恢曾给福建省委写信，信中写道：“我们在这里买不到书报，理论非常饥惫，特开来八种书名请省委代买，有新出版的还请多介绍寄来，如派人送来不惜重资。”而在其开列的“八种书名”中就有《概论》。1929年11月28日，身在福建汀州的毛泽东致信上海中共中央，再次强调了党员理论的匮乏。他在信中写道：“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于是，他请中共中央寄来《概论》《布尔塞维克》《红旗》《俄国革命运动史》四部著作，并特别强调：“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以上，从党领导的新青年社出版《概论》，到党的机关报《向导》对其大力宣传，再到毛泽东、邓子恢等共产党领导者将其作为党员干部政治和文化教育的必备书目，充分彰显了这部著作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力，而之所以会产生如此的影响力，是因为《概论》依凭马列主义的理论观点，对无产阶级政权和文化领导权的阐述与说明，为中国无产阶级实现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提供了必要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准备。事实上，《概论》不仅对后来的毛泽东等人的无产阶级革命论、马克思主义人民文艺观建构产生重要影响，而且直接参与了中国革命斗争实践和马列主义理论建构的进程，在中国革命战争风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名论著中，都能够找到毛泽东对斯大林《概论》中有关列宁主义论述的传承与衍化的遗痕，并能够清晰洞见其试图将列宁主义理论内化与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和马列主义理论建设的根本诉求。
《实践论》是毛泽东针对共产党内部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问题而写作的，重点强调了革命实践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真正理论的获得必须经过实践检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但毛泽东在强调革命实践的同时，没有忽视革命理论的重要性。他充分认识到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并依据斯大林《概论》指出：“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从毛泽东后来的《农村调查》序、《整顿党的作风》等论著来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命题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在论述的过程中多次征引斯大林《概论》中关于列宁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话语作为佐证。毛泽东这样做的根本用意是欲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阐发的革命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理念，来解决共产党内部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者所导致的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他之所以在倡导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同时，重点强调了革命实践的重要性，一方面是源于当时共产党内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主观主义弊病，另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当时中国革命尚处于初步实践阶段，还无法将“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只有经过革命实践的不断检验，才能得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可靠理论。
斯大林《概论》中关注的农民问题，在后来毛泽东的相关理论阐发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与衍化。毛泽东曾引用斯大林的言论指出：“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鉴于这样的论断，毛泽东将视野聚焦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本土时，深刻认识到了在中国革命进程中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因为彼时的中国，农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所以当时中国革命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就是农民力量，质言之，“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毛泽东在认识到联合农民群众的重要性，倡导建立工农联盟的同时，又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提出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是大资产阶级也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的主张。毛泽东以中、俄两国之间的国情为参照对此给予了解释与说明，指出在旧俄时期俄国已经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当时俄国的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革命性，因此资产阶级成为了无产阶级反对的而非联合的对象。而中国则与之不同，中国处在被侵略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处境当中，中国的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还有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有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的可能。
毛泽东倡导在政治层面联合农民群众的同时，还积极主张在文艺层面对农民群众进行思想引导，这集中体现在其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话》明确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基于这样的理解与认识，《讲话》充分延续了马列主义的文艺党性原则，认为文艺家要“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进行创作，要使文艺“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讲话》坚守马克思主义人民文艺观，秉承了列宁强调的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创作理念，并将其发展与具化为“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指导方针。当然，对于《讲话》，也不能忽视瞿秋白的理论铺垫作用。无论是《讲话》对文艺党性原则的强调，还是对大众文艺化的倡导、对鲁迅文学榜样地位的确立，都闪耀着瞿秋白的理论光泽。只是瞿秋白还停留在理论层面的研讨，未能像《讲话》那样将文艺大众化的理论付诸实践，其指涉的大众也显得抽象，尚未以《讲话》中的“工农兵”具象的方式呈现出来。
另外，斯大林《概论》中谈论的无产阶级政党组建、专政、文化领导权和工作作风等问题，也是毛泽东论著中关注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将中国革命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这一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还没有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革命斗争的“舞台”；第二个历史阶段是五四运动以后，该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已不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此时，中国无产阶级经历了不断的革命实践，加之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明确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制定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备纲领，并且独立领导了土地革命，这些标志着无产阶级已然成为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也标志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人民大众为主体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组建与确立。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政党组建与确立的过程，实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过程，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的过程。基于此，毛泽东在论述无产阶级专政时认为，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即“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从毛泽东的叙述理路来看，其强调的革命阶段论、工人阶级领导权、无产阶级专政等观点，与斯大林《概论》中论述的列宁主义相关观点思路大体一致，只是基于国别不同，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国情做出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与延伸。同时，毛泽东还依据马列主义的观点对五四运动前后的文化领导权问题进行了阐释与说明，指出马克思主义主张存在决定意识，同时强调意识对存在的能动作用，而列宁主义后来将马克思主义的后一个观点具化为能动的革命反映论。毛泽东认为，中国在讨论文化问题时不能忘记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并由此推论，五四运动之前的文化依附和反映的是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可以将其视为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封建阶级和具有文化专制主义特点的文化，而五四运动之后文化依附和反映的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这里，无论是强调文化的反映功能，还是区分文化的阶级属性，皆彰显出毛泽东对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重视。另外，关于党的作风问题，毛泽东对斯大林《概论》中的列宁主义观点也有借鉴的痕迹，比如他在强调党员要有自我批评的自觉意识时，就曾以《概论》作为例证：“斯大林写了一本书叫《列宁主义概论》，讲列宁主义的方法论有四条，其中有一条就是自我批评。”再者，毛泽东还将斯大林的《概论》列为共产党“干部必读的书”，充分彰显出其对《概论》的重视。
综上，毛泽东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建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过程中，对斯大林《概论》中阐发的列宁主义的理论观点有继承，但他根据中国特殊国情和革命现实境况对列宁主义进行的本土化的移植与衍化更难能可贵。这种移植与衍化极大地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中国马列主义传播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写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际的《实践论》与《矛盾论》，是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原典之后诞生的杰作。其中对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观念的强调，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规律的阐释与运用，都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认识。而后来毛泽东对政治与文化上的阶级斗争、人民主体性、文艺党性原则和文艺大众化的倡导，也皆彰显出其结合中国的革命实际和文化背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拓进。质言之，毛泽东对《概论》的传承与衍化，不仅使中国政界与学界认识到了列宁主义的深刻性与重要性，而且使其在革命历史文化的广阔场域中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深邃意涵。实际上，毛泽东基于马列主义的理论实践，不仅解决了先前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诸如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诸多革命文化理论问题，而且直接参与了中国的革命实践，解决了无产阶级如何领导资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等革命现实问题。
正是由于斯大林的《概论》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支持和有效的实践指南，因此《概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革命语境中得以不断再版与传播。据史料记载，在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领导下的闽、赣、粤等革命根据地曾数次出版与翻印斯大林的《概论》，可见这部著作在当时中国的影响之大。党不仅利用一切条件出版《概论》等宣扬马列主义思想的经典著作，而且还积极地将其作为教育党员和红军战士的重要“媒介”，比如在1934至1937年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作为党的领导干部的项英、陈毅就曾在战争的间隙，组织党员和红军游击队队员认真地学习过《概论》《共产国际纲领》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在学习过程中，“项英和陈毅又是写文章论述，又是大小会议演讲，又是个别谈心交流，做了很多耐心细致的工作”。可以说，项英、陈毅这样的党员知识分子作为党的文化意识形态宣传的主力军，在维护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引领作用，同时，这种坚守文化意识形态的主动性也为中国革命实践凝聚了一批高素质的群众武装力量。
党对广大党员和革命战士不断开展革命文化教育，使《概论》等著作中的马列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并内化为革命斗争的精神资源。据参加过哈达铺战役的革命战士杨秀山回忆，1936年9月27日他所在的十二团和国民党王均领导的第三军发生了遭遇战。在这次战役中负伤的杨秀山深情写道：
子弹……把我皮包里的文件和两本书打透了。一本是刘伯承同志翻译的《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例》；一本是在湖南时，当时的师政委方理铭同志送给我的《列宁主义概论》。这两本书是我最宝贵的财产，它们给了我不少智慧和力量。我一直把它们带在身边，这次和我一起“负了伤”。
在这里，从将《概论》视为宝贵的财产、智慧和力量的载体，到即使参加战斗时也将其时刻带在身边，充分说明了一名普通革命战士对这部著作的热爱与珍视。从以上事例来看，从党的重要领导人到普通的革命战士，都曾接受过《概论》的影响。这些皆彰显出这本著作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思想理论价值，抑或说，这部著作真实地参与和见证了中国的革命战争风云，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引领作用。
结 语
从20世纪20年代党领导下的《新青年》知识群体以瞿秋白转译的《概论》为主体内容阐述列宁主义思想，到党委托新青年社将《概论》出版，并在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上加以广泛宣传，再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毛泽东依据《概论》形成具有重要革命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并最终汇入中国革命实践与斗争的洪流之中，这一过程呈现出《概论》对中国共产党夺取无产阶级政权和文化领导权、建构马列主义人民文艺观，以及在具体革命斗争实践中的重要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毛泽东等革命领导者在《概论》中阐发的列宁主义的影响下进一步认识到了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并进一步结合当时中国的革命实际，检视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等文化思想层面的主观主义问题，且特别强调了革命实践的重要性，得出中国只有不断地进行革命实践才能生发出行之有效的革命理论的结论。第二，《概论》促使中国领导者充分认识到只有充分联合广大农民群众，建立工农联盟，并对其进行广泛的文化教育与动员，尽力提升其文化水平，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最终获得无产阶级的政权和文化领导权。与此同时，中国领导者认识到，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资产阶级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也可以成为无产阶级联合的对象，这可以视为对《概论》中列宁主义理论思想的进一步延伸，对马克思主义人民文艺观的进一步发展。第三，《概论》促使中国领导者对中国的革命阶段做出了明确的划分，并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无产阶级政权和文化领导权指明了方向。第四，中国共产党藉由《概论》中的无产阶级专政论引申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主张。第五，《概论》在中国革命战争风云中，无论在党员与民众的马列主义文化思想教育方面，还是在鼓舞民众革命斗志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功用。总之，通过《概论》中列宁主义理论思想的中国化传承与衍化过程的梳理与探究，一方面可以明确《概论》及其列宁主义理论思想怎样镌刻在了中国革命历史与文化的深处，如何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和夺取文化领导权的进程；另一方面则可以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回望中国革命历史与文化的深邃与复杂的面影，清晰看到马列主义文艺的党性与阶级性、人民文艺观等理论思想的中国化面貌、脉络和谱系，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乃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认识。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