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作用的决议，高度强调了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1921年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瞿秋白随即为北京《晨报》撰写了系列相关时事通讯，而党的领导之观念与制度通过其文字也首次被介绍给中国公众。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很快接受了共产国际主张的这一列宁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至于“党的领导”之中文表述用语的形成，则经历了一个过程。20世纪20年代上半期，在李达、蔡和森、瞿秋白等共产党人的引领下，“领导”逐渐成为重要的革命政治词汇。至1925年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领导”一词已频繁出现在大会议决案中。不过，在党的正式文件措辞中，直到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仍更惯于把党与“指导”一词联系在起。1929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后，“党的领导”这一政治表述才在党内逐渐固定下来。
关键词：党的领导 列宁 瞿秋白 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制度的内核。相应地，“党的领导”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观念。然而，学界迄今尚未对这个重要政治观念及其表述用语的历史形成做过细致的专门考证。笔者不揣谫陋为之，以期就教于方家。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然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第一个纲领中只见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实行社会革命等条文，而未见有关于党的领导的具体条文。这表明，“党的领导”这一观念及其表述用语在当时对中国共产党人还是比较陌生的。这个政治观念最初是如何进入中国人的政治视野的呢？
一、党的领导观念的引入
1921年３月，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当时，北京《晨报》派驻莫斯科的特派员瞿秋白以记者身份亲历了大会，并采写有关新闻报道。这一系列通讯以《共产主义之人间化》为题，先后在６月22日至９月23日《晨报》第三版、第六版“莫思科通信”专栏连载。通讯分别介绍了苏俄的民族、外交、共产党组织以及第三国际等几个问题。当时，瞿秋白刚到莫斯科两个多月。他自陈俄文程度太浅，见闻也很有限，“所集材料却是纸上的居多”。例如，他在４月７日写就的关于共产党组织的一篇通讯，主要是依据俄共十大议决案写成的。在这篇通讯中，瞿秋白向国人介绍了苏俄实行的政治制度——“无产阶级独裁制”（无产阶级专政）。通讯开篇写道：
俄罗斯现在实行无产阶级独裁制，是共产党的宗旨。所谓无产阶级者——工人，他们本身无知识无觉悟的居大多数，于施行独裁的最初期，不得不由主张这独裁制的共产党负指导的责任。所以实际上施行独裁制的，不但不是无产阶级全体，而且亦不是“已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职工联合会，乃是共产党，所谓“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
瞿秋白看到，共产党在新生的苏俄政权中实际发挥领导作用（所谓“负指导的责任”）。他在４月15日写就的通讯结语中进一步介绍了苏俄三种政治机关及其关系：“俄罗斯现在的事实上以政治制度有三种机关：（一）苏维埃——包括农民在内。（二）共产党——党员。（三）职工联合会——都市工人。共产党居中，上以指导苏维埃政府的一切行政和政策，下以率领指挥工人的职工联合会，参预管理经济，使受共产主义的训练，而一方面谨慎小心，到农民间去宣传。一切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力尽行揽入共产党的手中。”可见，党的领导乃苏俄政治的制度内核。当时，无论是苏维埃还是工会，都直接受俄共（布）的领导。
党的领导这个政治观念在当时不仅对中国的革命者而言是陌生的，即使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新鲜事物。在俄共（布）十大上，列宁就曾抨击过所谓“工人反对派”及其代表的“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严厉指责其否定党的领导。他指出：
马克思主义教导说——……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而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业狭隘性或行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的复发，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不这样，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段话中，列宁把党的领导视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保障。他在上引这段话中的破折号后特别注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教导”已经由1920年７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作用的决议中正式加以肯定，并为俄国革命的实践所证实。列宁提到的这项重要决议，深入阐述了他领导下的俄共（布）与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和之后的作用的总看法。决议高度强调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堪称关于党的领导问题的宪章性文献。决议强调，“应当把党和阶级两个概念严格区分开来”。混淆二者，可能会导致重大错误和造成混乱。共产国际坚决反对那种认为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独立政党也可以完成自己的革命的观点。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目的的阶级斗争，“要求把各种各样的无产阶级运动形式（工会、合作社、工厂委员会、文化教育工作、选举等）联合在一个核心的周围，并对其实行总的领导”。这个联合和领导的核心就是共产党。此外，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已提出了工人阶级专政的基本形式，即苏维埃。决议指出：
最近的将来，到处都将实行新的划分法：（１）政党，（２）苏维埃，（３）产业工会。但是，对于苏维埃的工作，也和对于革命化的产业工会一样，无产阶级政党即共产党，必须始终不渝地、经常不断地加以领导。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即共产党，对于整个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文化教育方面的斗争，必须同样地加以领导。共产党应当是产业工会、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其他一切形式的无产阶级组织的灵魂。
也就是说，苏维埃的产生并不意味着降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恰恰相反，共产党必须对苏维埃政策起决定性的影响，“引导苏维埃跟着共产党走”。
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当时由季诺维也夫作《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和之后的作用及其组织结构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大家经常议论俄国革命的经验，这一经验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用20年的时间建立了党。如果没有一个集中的、军事化的、具有铁的纪律的党，我们肯定要遭受20次的失败。这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在报告结束前，季诺维也夫再次强调：“假如我们想运用俄国革命的经验，我们首先就要掌握这个基本思想，即我们必须有一个共产党，有一个集中的、实行铁的纪律的党。”随后，在讨论报告时，英国代表坦纳等人激烈反对季氏的观点，并拒绝把俄国革命经验作为学习样板。可见，当时布尔什维主义的党的领导观念在国际共运中还是个颇具争议的新鲜事物。
回到瞿秋白。他撰写的关于俄共（布）十大的报道当为中国国内公开发表的关于党的领导制度与观念最早的介绍文字。当时，瞿秋白还没有信仰马列主义，也不是共产党人。不过，他却无疑是向国人引介俄共（布）的思想与制度的最佳人选。1917年夏，瞿秋白考入北京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五四运动期间，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思想倾向社会主义。1920年春，他参加了由李大钊、张崧年等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研读有关著作。他翻译过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倍倍尔的长文《社会之社会化》，其中介绍了阶级斗争学说。1920年秋，瞿秋白被北京《晨报》聘为驻俄特派员，赴俄考察。据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刊登的联合启事称：“吾国报纸，向无特派专员在外，探取各国真情者，是以关于欧美新闻殊多简略之处，国人对于世界大势，亦每因研究困难，愈趋隔阂淡漠，此诚我报界之一大缺点也。”有鉴于此，两报决定选派通讯记者分赴欧美各国，“以开新闻界之一新纪元焉”。这次赴俄机会把瞿秋白推到了向国人介绍苏俄情况的阵地最前沿。瞿秋白本人也非常珍惜这次调查俄罗斯的宝贵机会，自觉把“研究共产主义、俄共产党、俄罗斯文化”视为己任。他还告诫自己在理论之研究、事实之探访外“当切实领略社会心理反映的空气，感受社会组织现显的现实生活”。因此，瞿秋白驻莫斯科期间力求感受、把握苏俄的实际状况。作为一个局外人，他敏锐地把握到苏俄新政权的制度核心是共产党的领导。当时，他还根据自己的观察对苏俄共产党人进行评价：“如真能一直象现在这样，政权保持在最有知识有觉悟而热心的领袖手里，还不失为一种贤人政治。”这种被他一度解读为“贤人政治”的新型政治观念，即将深刻影响中国革命的政治进程。
二、“领导”一词的政治化
瞿秋白在北京《晨报》通讯中介绍党的领导之政治制度时采用的是“指导”等词，而未采用“领导”这个术语。当时，“领导”一词虽已出现（用于乐曲指挥、船只导航等），但还不是一个政治词汇。1921年12月，张国焘据英译本译回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采用的是“引导”一词：“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这政权是维持资本家的国家的；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那样。”1922年７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中采用的则是“率领”一词。议决案指出：“共产党与工会的分别是，共产党是所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组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共产党也可以说是一个人的头脑，全体工人便是人的身体。所以共产党无论在那种劳动运动中，他都要是‘先锋’和‘头脑’，决不可不注意工会活动，而要能适当的诚实的和勇敢的率领工会运动。”因此，“共产党为实际率领工会和实际为无产阶级的先锋”。这一条文可算是表达出了党的领导之观念，但“党的领导”之用语尚未形成。
不过，在李达、蔡和森、瞿秋白等共产党人的笔下，“领导”一词很快开始作为政治词汇出现在《新青年》《向导》等刊物上。例如，1922年７月，李达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中，论及无产阶级革命中共产党的作用时写道：
无产阶级要实行革命，必有一个共产党从中指导，才有胜利之可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与一八七一年巴黎共产团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一个有共产党任指挥而一个没有。……若如第四国际的主张，要希望全体无产阶级都变成革命的指导人，这恐怕要成问题了。无产阶级若没有一个共产党来领导，决不能从有产阶级手里，从那班昏迷的领袖们手里解放出来的。
李达在行文中交替使用了“指导”“指挥”“领导”等术语。1922年９月《向导》周刊创刊后，蔡和森在其时评文章中频频使用“领导”一词。例如，1923年初，蔡和森在关于中国国民运动的时评文章中写道：“从新近的历史看来，领导工农阶级向国民运动联合战线上走的有中国共产党。”1923年２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军阀吴佩孚的残酷镇压后，中国共产党发布了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这篇檄文宣告“惟有共产党是真正保护劳工为劳工阶级利益而奋斗的党”，而“代表劳工阶级利益的共产党是要毅然决然领导劳工阶级乘此努力成就本阶级的组织，准备并训练本阶级的战斗力”。另，1923年瞿秋白从苏俄归国后，在《新青年》季刊创刊号（“共产国际特号”）上发表的编译文章中也使用了“领导”一词：工人阶级的“攻势已失：此时积极的工人共产党要领导之而前进，就决不能用无产阶级独裁制的口号”。其时，“领导”一词不仅作为政治词汇出现，而且与共产党联系在一起。
不过，中国的革命者对这个词还比较陌生，而更习惯采用“引导”“指导”“率领”“统率”“领袖”等说法。例如，1923年６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指出：“我们须努力引导劳动群众由日常生活的争斗到政治的争斗。”关于妇女运动的议决案中指出：“本党女党员应随时随地指导并联合”一般的妇女运动如女权运动、参政运动、废娼运动等。中共三大的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国民党应为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1923年７月1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第23期上刊登恽代英致施存统的信，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恽代英在信中使用的是“领率”一词。他指出：“参加民党须完全注意于为无产阶级势力树根基。然此非谓吾等今日能领率若干无产者军队，以助成民主革命。”
直到1924年底，“领导”一词才真正流行开来。例如，《中国青年》于11月８日推出苏俄革命纪念特刊，张秋人在其纪念文章中把列宁称为“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他指出：多数党（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底指导之下，建筑于独裁的、铁的纪律的基础之上，肩起俄罗斯的革命的工作。如果列宁在九十年代不采用这种严密的组织法来改造他们底党，如果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分裂之后和在后来的多数党中放弃了这种主张，他们底党决不能有勇气和能力领导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以后的工作。”恽代英的同期文章《苏俄与世界革命》则介绍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会议精神，并总结了世界革命的策略，如要造成群众的共产党、联合战线、工农政府等。文中统一使用了“领导”一词。例如：“他们造群众党的方法，第一要建筑产业机关（机器工厂、矿山等）中的共产党小组，以谋领导无产阶级最重要的部分。”12月20日，《新青年》季刊第４期刊出彭述之的重头文章《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其中较为统一地使用了“领导”“领导者”“领导阶级”“负担领导革命责任”等表述。不过，彭文着重探讨的是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者地位，而没有直接论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1925年１月，在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议决案中，“领导”一词已频繁出现。例如，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议决案中指出：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本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使本党日渐与实际政治生活接近而有可以领导中国国民运动之趋势，大致认为满意”。关于民族革命运动的议决案中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职工运动的议决案中指出：“要使工人阶级取得民族革命的领导地位，对于职工运动应当特别注意。”关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中指出：“我们应在可能范围内领导有组织的中国农民加入农民国际的组织以发展其国际性。”1月2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纪念列宁逝世一周年宣言。关于列宁的历史功绩，宣言指出：“他手创了一个领导俄罗斯工农阶级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党——俄国共产党。他……为工农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创造了一个劳农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３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孙中山先生及国民党所领导的中国民族自由运动，始终表示充分的同情，今后对于国民党所领导的民族运动，仍旧协同全国工农群众予以赞助，决不因中山先生之存殁而有所变更。”很快，“领导”也成为国民党的政治词汇。1925年12月20日，《民国日报》刊登中国国民党致冯玉祥电，“勉其领导民众一致进行”。电文中讲到国民党时说：“本党惟有谨遵遗教，共矢惕厉，领导民众，一致进行。”
至此，“领导”一词已成为通用的革命政治术语。
三、“党的领导”表述的定型
如前所述，“领导”一词在中共四大通过的诸议决案中已频繁出现。然而，却尚未见有“党的领导”这一表述。当时，更习惯于把党与“指导”一词联系起来。例如，中共四大在关于职工运动的议决案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唯一的指导者”，“应当在职工运动中取得指导的地位”。在关于青年运动的议决案中指出：因共产党是一般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指挥，故“青年运动必须在共产党指导之下，是无疑的。”但是，“绝对的固守着少年共产团在组织上独立的，而在政治上受党的指导的原则，对于一般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会有妨碍的。”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指导者，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的指导者，应当指示群众以前进的道路……”
1926年初，全国职工运动讨论会通过的关于工会的决议案中出现了“中国职工运动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发展”的行文措辞。7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宣称：“从全国革命运动的实质看来，在许多方面，本党确已渐渐的站在领导地位。”1927年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问题决议案传到中国并译成中文。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它有领袖，它锻炼出中坚分子，它领导群众。”当然，在这个决议案中，同时可以看到“党的集体指导”“党的指挥工作”等措辞。5月，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第１条指出：自中共四大以来，伴随革命的快速发展，党员数量也从900余人迅速增加到5万余人。党的政治影响则迅速扩大：
本党无疑的成为全国工农的领袖；领导无产阶级经过两年的不断的斗争，斗争中包含好几次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武装暴动。在党的领导之下，四年短期之内，二百八十余万工人与九百余万农民，已经组织起来。本党已成为群众的党了。
不过，“党的领导”这个表述在中共五大上仍未确定。例如，大会在关于职工运动的议决案中论及党与工会的关系时采用的是“党的指导”。之后，“八七”中央紧急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亦采用“党的指导”。直到1928年7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仍采用“党的指导”。例如，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论及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时指出：“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使他们积极的赞助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信仰共产党而且自觉的接受党的指导。”当然，除“党的指导”外，决议案中也出现了“党（在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党的领导机关”等表述。
1929年2月8日，瞿秋白（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为国际执行委员会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信中批判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的“合法主义”“取消派”等右倾错误倾向，并指出：“在现在这个时期以内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基本任务是巩固秘密的共产党，加强他的组织与威信，以及他的领导的影响。”中共中央收到国际训令后，随即认真组织讨论，并于5月15日通过接受训令的决议。这份中央决议指出：
党的领导，在这半年来艰难困苦的工作环境中，的确已争得了一些进步。……这虽是极小的进步，但确是我党在这几月来艰苦斗争牺牲许多同志战胜许多困难得来的结果。这一结果是党有可能去领导广大群众斗争之不可忽视之基点。
６月底至7月初，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的《政治议决案》中，“领导”远比“指导”更为常见，而“党的领导”也取代了“党的指导”的表述。例如，前引中央五月决议中的那段话就几乎原封不动地被写入决议案中。至此，“党的领导”这一政治表述基本固定下来。
综上，1921年时“党的领导”之政治观念通过瞿秋白撰写的国际时事通讯，首次被介绍给了中国公众。这个新思想最初基于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及之后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很快，中国共产党人学习、接受了这一列宁主义的政治原则。不过，“党的领导”之表述用语则到1929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前后才在党内逐渐固定下来。至于这一政治原则如何在政治、军事组织与制度层面加以落实，则还要经历更加复杂而漫长的探索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