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认同的核心是价值认同，回答的是“我是谁”“谁是我”的哲学之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是一种复杂适应系统，主要表现在具有聚集性的适应主体、非线性的动态交互、非平衡性的信息流动和差异性的多样化模式。将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应用于文化认同的研究，通过对主体适应性、层次涌现性、信息流动性和适应多样性进行全方位审视，系统阐明人们在文化认同中存在的社会化适应性差、认同结构尚未优化、认同要素多元分散、认同过程动态调整不够等复杂问题。通过关注并解决认同主体的适应之困，增加认同的有效供给；注重并厘清认同过程的层次之分，增强认同的科学引导；优化并整合认同要素的样态分布，促进文化认同的信息交互；整合并建构认同系统的双创体系，创新认同的现代转化。

关键词：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文化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适应性；层次涌现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六次提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主要内涵进行概括，第一次系统论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高度契合，阐明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根本方法是“双创”。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阐明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在谈及包容性时鲜明指出，“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研究指明了方向。目前学界给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以下简称为文化认同)这一课题一定观照，主要聚焦在文化认同的概念界定、价值研究、现状解读、路径研究四个方面。总体而言，对于文化认同研究的理论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尚不能满足人民精神领域的现实需求，传统与现代、多元与主流、自主与互鉴、理论与实践等一系列事关文化认同的重大问题亟须攻关。鉴于此，借鉴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omplex Adaptive System，CAS理论)的优势，审视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现状，窥探其主体适应、层次涌现、信息流动和动态适应方面的问题，把握文化认同的实质和内涵，有效推进文化认同不断演进，促进文化认同向着文化自信和更高层级的文化自觉方向发展。

一、CAS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耦合分析

约翰·霍兰作为系统科学的集大成者，其复杂适应理论的核心论点是“适应性主体”，即突出强调主体适应性、层次涌现性、系统整体性，其主要特征表现在“聚集、非线性、流、多样性”四个方面。其中“聚集”指的是系统中“主体”通过功能耦合成为更大的主体，如农村集市、城市商业中心、学术界、动物集群，都是大量适应性主体聚集而成的存在物；“非线性”是主体通过一种非线性的方式创造连接网络，促使各主体对彼此的行为作出行动或反映，通过交互不断适应，系统的自组织就体现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是产生复杂性之源，在霍兰看来线性相互作用只能产生简单性，而非线性则具有创造性；“流”指的是资源的循环，通过循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在CAS系统中，存在着各种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其最终目的是提高CAS系统的适应能力；“多样性”即主体不断适应复杂多样的环境，朝向自己理想的方向发展，继而形成主体类型的多样化，在此过程中，相伴着标识多样性、响应规则多样性和环境多样性的动态模式。综上，从CAS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耦合关系来看，传统文化认同是一种复杂系统，其复杂性体现为：聚集性的适应主体在文化认同中表现出主动性、目的性和积极性；非线性的认同层次表现在个体在认同过程中会打破线性关系，在信息交互、反馈、缠绕中形成复杂的系统网络；非平衡性的信息流动表现在不同文化信息的交流、交融和交锋；多样性的文化交融表现为众多主体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不断自组织、自学习和自适应的过程。具体耦合关联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1 聚集：文化认同多主体适应性共存的基本特性

CAS理论中，主体就是构成系统的部分或要素，主体适应性不仅强调系统主体对系统构成的影响，还强调主体自身的“适应性”。“聚集”是CAS理论中最基本的特性，它体现出较为简单主体的聚集相互作用，因为人是社会化的动物，单个适应性主体很难生存，所以通过聚集形成“聚集体”，继而涌现出协调性、适应性和持存性。在交互过程中，系统会根据主体对整个系统的贡献值选择主体，于是在自下而上的个体动机和自上而下的宏观组织体系间，就出现了一种复杂的动力。且大多数情况下两者是由不同的目的驱动的，但最后两者会彼此依赖，正是这种不同主体向不同方向发展的自下而上的差异和自上而下的为了保持整体组织模式的一体化作用，产生了系统复杂性的主要动力。总之，我们将CAS理论看成用规则描述的、相互作用的主体组成的系统。

审视传统文化认同的适应性主体，文化认同包含自下而上的认同主体(个人—家庭—民族—国家)和自上而下(国家—民族—家庭—个人)的供给主体，二者在不同的目的驱使下(个体需要社会化，社会化也需要个体)，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促使文化认同产生不断发展的源动力。其认同主体按照主体类别不同可划分为个体认同、家庭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且各单个主体均为独立适应主体，在复杂的、动态的、长期的认同中能动地与其他个体和环境相互作用后聚集成更大的群体，群体认同通过不断的相互作用聚集成最高境界的认同—国家认同。与之相对应的供给主体也包含多种主体：国家、民族、家庭和个人，也会在一定的目的驱使下，同环境和其他主体相互聚集演化为更大的主体，同时受文化资源供给不平衡的特点，其信息不断流动而呈现循环效应，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分化和演进，呈现出多样性。这与CAS理论表现出的“聚集”特性高度契合，从而使得认同主体借助功能耦合、非线性发展、资源循环与外部交流，提升原有主体对传统文化认同兴趣、认同广度和认同深度，供给主体根据主体的不同进行选择，二者共同作用于文化认同，促使其不断演进、重组、取代，形成更高层次的文化认同，继而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1.2 非线性：文化认同动态结构交互演化的内在动力

“非线性”指的是聚集过程中主体之间以及和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产生非线性变化，特别是在信息交互过程中，因为线性相互作用只能产生简单性，所以非线性特性就会愈发明显，继而呈现出一定的创造性。而主体通过“聚焦”作用结成更高一级的主体—“介主体”，这些“介主体”能够进行再聚集，产生“介介主体”，这个过程重复几次后，就得到了CAS非常典型的层次组织。质言之，非线性的认同通过架设个体与环境中其他个体的桥梁，促使微观主体积累经验，不断演化和学习以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促使其从较低层次发展到较高层次。

审视传统文化认同的非线性动态交互演化，文化认同的结构呈现层次性，包含宏观层面的认同层级和微观层面的认同内容及认同环境，通过文化认同层级逐步由表层、浅层、深层向核心层的不断发展，促使文化认同从微观走向宏观，从个体走向集体，推进认同不断向更高层次演进。有学者指出，“从层次结构看，文化系统应该是有核心的层次嵌套的圈层结构，而非高低层次叠置的塔式结构”。即表现为以核心层为中心，基本层划分为表层、浅层和深层。结合CAS理论，从文化认同的微观层面审视主要包含认同内容和认同环境，二者共同作用于文化认同的层次涌现性。其中认同内容包含物质文化(衣食住行等)和精神文化(信仰、文学、节庆、风俗等)两个维度；认同环境包含日常生活、文化生活和网络生活三个场域，这些信息会在交互、反馈、缠绕中形成更为复杂的系统网络，促使认同产生创造性。

1.3 流：文化认同非平衡性信息流动的必备条件

CAS都是非平衡系统，“流”主要包含个体和环境交互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约翰·霍兰将适应性主体视为“节点”，将其中的相互作用视为“边”，将其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视为“资源”，继而建构了由节点、边、资源构成的复杂适应系统的三元组。其中节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边的渠道畅通、资源的周转速率均会影响系统的效率。

审视传统文化认同的非平衡性的信息流动，一方面，从文化结构对认同的影响加以考量和思考，可以将文化分为精神层面(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价值观等)、行为层面(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制度层面(政治、经济、法律等)和物质层面(建筑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四个有机整体，仅从其包含要素之多就体现一定的复杂性和层次性，在认同过程中又受到个体文化素养、外在环境等因素干扰，使其在认同过程中呈现出非平衡性的特点。另一方面，主体在与外界交流中会产生“本体文化”“家族文化”“自身文化体系其他要素”“异族文化”等多种文化资源，通过一定的文化交流、交融和交锋，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批判与本民族利益相悖的外来文化，淘汰过时文化，促使主体通过形式认同、规范认同上升为价值认同，继而在民族、社会和国家活动中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源。

1.4 多样性：文化认同差异性动态演进的重要条件

约翰·霍兰为了揭示系统的复杂适应是如何由简单部分产生复杂“整体行为”的问题，他把遗传算法融入CAS理论。他认为，在复杂适应系统中要素、子系统并不完全是被动的、静态的，而是具有主动性、适应性的主体。这一具有主动行为的“活的个体”能够改善和适应环境，一次次受到来自内部、其他主体或环境等方面的刺激，借助于同化作用，使得主体内部一次次得到调整、发展和创新，从外部表现来看，主体越来越有序、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级。简言之，“多样性”指主体在信息交流过程中因和其他主体的驱动力不同，在不同的特点“标识”下，形成更加多样性的主体，再考虑交流过程中的非线性相互作用、资源的循环作用，行动者的多样性、标识的多样性、环境的多样性就会愈发明显。

审视传统文化认同的差异性动态模式，多样性不仅涉及认同主体本身而且受到文化认同复杂环境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文化认同“活的个体”即推动力，主要包括外在驱动力、内在推动力和根本动力三种相互作用力。(2)文化认同的“标识”多样化，从传统文化类别而言，包含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主体文化、价值文化等，其标识具有一定独特性，能够促进各主体选择性聚集，形成相对稳定的层次机构；从时间边界来讲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地域边界上来区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外来文化的“标识”有显著不同。(3)文化认同的环境也呈现多样性，主要包括全球化时代的外环境、多民族认同的内环境和文化相关的制度环境等。具体而言，认同主体在复杂环境中不断和客体相互作用，而当主体在遇到外来刺激的时候，主体内部模型就会主动“消解”它，“同化”外来刺激。这里“同化”过程主要包含两个途径：一是原来的内部模型重新组合；二是创新、组合为新的模型或模块。由此使得认同主体不断适应新矛盾、新情况、新问题，促使认同由简单走向复杂，由思想认同、情感共鸣上升为行为趋同。

二、CAS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困境

文化认同作为一种心理活动和价值体认，是人类对于自然认知的一种升华，由于人们生活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且文化体系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因此文化认同是一个动态概念，会随着文化体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也体现出CAS理论中“非线性”“流”和“多样性”的特性。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情境虚拟化的不断演进，不论在个人、种族、民族和国家层面，其文化认同都在全球文化浪潮中逐渐失去根基，与此同时产生了有关文化理解、文化归属和文化身份认同的迷惑行为，因此强化文化认同愈来愈重要，亟须取长补短，兼容并包，构建以本国文化认同为基础的相辅相成、共荣共生的文化体系。为此，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研究有必要从CAS理论的视角进行观照，系统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在主体适应性 (聚焦)、层次涌现性(非线性)、信息流动性(流)和动态适应性(多样性)等维度存在的困境。

2.1 主体适应性是文化认同的社会化需要

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这个观点明确了人的社会属性，表明社会离不开个人，而同样人也离不开社会，二者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人是文化认同的主体，人创造并发展了文化，但又受到文化熏陶的左右，人在受文化约束的同时，又不断地从已有的文化中迈出新的步子，创造出新的文化。人类以群体为单位生存，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倾向性共识，是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深层次影响因素，是维系人类文化存在，影响文化发展，连接民族的精神纽带。文化适应是指两个或多个不同文化群体及成员之间持续接触所引起的文化和心理双方面的变化过程，包括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审视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主体现状，一方面，部分主体受个人心态、生活经历、教育水平和个性化追求等因素的影响，其独立性和对父母的依赖性较强，不愿与他人交流和学习，长此以往就会造成其性格孤僻，以自我为中心，重视自身利益而忽视集体利益；另一方面，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因为教育主体缺乏客观性、公正性和科学性，造成了传统文化教育的随意性。当代青年往往按照宿舍、专业、社团等指标被划分为不同的群体，但受个体因素的影响，个体有时难以融入群体生活，导致在宿舍、班级活动中被排挤，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这就导致主体的社会化不适应和CAS理论所倡导的“聚集”南辕北辙，致使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不能很好地融入。

2.2 层次涌现性是文化认同结构优化的需要

规模稍大或具有复杂性的系统，其结构均具有层次性。同一层次的事物往往会呈现一些共同的特征，如服从同一运动规律，有相同的社会关系等，而不同层次的事物或元素则具有不同的规律和属性。系统的层次性从自然科学演化到社会科学同样适用，在此只研究社会科学领域的系统内部层次。反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具有鲜明的层次性，但认同系统的层次和结构尚不明确。从词源上讲，“认同”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意指个体向比自己地位或成就高的人的认同，以消除个体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挫折所带来的焦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对本民族传统文化中承载的仁义诚信、和实生物、道法自然等优秀文化理念的认可与遵循，并由此产生个体和群体的归属感进而获得文化自觉的过程”。在此需借鉴系统科学集大成者苗东升关于文化层次的界定，审视文化认同在认知、感悟、体验、内化到实践的认同实然状况，从宏观上看，目前大众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遍认同，但认同主要通过课堂教学环节进行传播，生活传播和网络传播等重要媒介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从感悟到体验，再到更高层级的内化和实践，这四个层级在时间上表现为递进性，在空间上表现为共时性。但目前仍存在认同层次不深，主动性不强、受客观影响较大等问题。从微观层面看，开放环境、虚拟信息和风险频发消解了文化认同的现实场域；制度层面，自上而下发起的顶层设计尚不完备，自下而上落实还不够主动和有效；具体认同层面，除对文化本体认同外，认同主体都需要通过非线性的聚集作用，不断向高层次演进，继而对血缘文化、异域文化、集体文化等更高层级的文化产生认同。

2.3 信息流动性是文化认同整合要素的需要

一般而言，系统整体性不应该简单地视为部分之和。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都存在着由要素组织成系统时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飞跃。事物由低级向高级层次进化，就是从要素到系统再到更高系统的层次跃进，在每一个层次上，都出现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新的性能。有学者指出，系统整体性指的是由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结合而成、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的系统性质。从整体视角审视传统文化认同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力量共同作用于文化认同。(1)外在驱动力。全球化时代，中外文化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交流日益频繁，中西文化不断碰撞、交流和融合，客观上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动转变为主动求变。(2)内在推动力。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冲击时，一方面是排斥，另一方面是包容，这就客观上需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陈出新，促使中华文化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3)根本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优秀，归根结底是因其有顽强的生命力，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在变革中守正创新，促使中华文明在竞争中不断向纵深发展。

2.4 多样性特性是文化认同动态适应的需要

CSA的多样性含义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为：行动者的多样性，相互作用的多样性，标识(传统文化和其他文化的显著不同)的多样性、响应规则的多样性，环境的多样性。审视传统文化认同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1)从“多样性”审视差异性的主体，文化认同主体呈现多样性特性，包含个人、群体、民族等类别人群，而个人对文化的认同历程又呈现非线性的特性，不仅受到自身年龄、性别、阶层、学历、认知等因素影响，而且受社会环境、地理因素、民族、宗教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使得文化认同在交流中处于错综复杂的信息交互、不确定反馈的复杂状态之中，在目的性的驱使下，通过文化认同追求价值目标。如中华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儒释道三种思想：儒家文化核心为进取文化；道家文化主旨是规矩文化；佛家文化焦点为奉献文化。他们在长期的互相影响、互相借鉴过程中，形成了多元共生的互补样态，促使各自发展，并且各有分工。(2)在CAS聚焦过程中，引导适应性主体辨别方向、选择目标、确定和哪些对象合作、竞争或对抗的方式，需要一种贯穿始终的机制，即“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培育而成的，形成了诸多标志性的标识，如：长城、中医、武术、京剧、书法、诗歌、二十四节气、龙等不同类型的文化标识。(3)文化认同的形成是一种思想、观念或行为在群体中的定型过程，在本质上是社会的自我范畴化，其认同发生需要意向，如意向是个体自觉行为则认同呈积极状态，意向是被动行为则认同呈消极状态。审视现实中的文化认同过程，供给主体主要采取上传下达、灌输而非体悟、理论而非实践、单向而非互动方式，没有充分发挥认同主体的能动性和主动性，忽略了个体的真正需求和发展，致使供给和需求发生错位，从而弱化认同主体的真正需要。例如：传统文化“重人伦、轻物理”和当代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儒家主张君子应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强调人最根本的是解决安身立命的问题，只有潜心于仁义道德的研究，才能找到答案，而技艺充其量是“小道”，不难看出二者在价值层面存在明显差别，这就要求供给主体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去粗取精，否则认同过程中就会发生价值错位，导致个体认同情感上的不愿接受。

三、CAS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纾困之策

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政策支撑和群众基础不断增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掀起热潮，这也是对文化领域现代化的一种深刻反思和理性回归。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21年，中央宣传部印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重点项目规划》；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指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这些重要讲话和中央文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政策支撑和行动指南。在民间，传统节日热、非遗焕新、国潮热持续升温。在网络平台上，《中国诗词大会》《典籍里的中国》《朗读者》《国乐大典》《国家宝藏》《唐宫夜宴》等文化类节目“圈粉”无数，实现了雅俗共赏，老少皆宜的“破圈”传播效应，传统文化认同的社会氛围日渐浓厚，辩证实现了由“小众”走入“大众”，从“分众”走向“泛众”的实质跨越。但是文化认同是一种复杂体系，是认同主体在对不同文化层面及构成要素经历长期的、复杂的、动态的认同中建构而成的。尽管传统文化早已融入中国人的心理和精神，在新时代转化为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但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所体现出的开放性、包容性、发展性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新时代整合多种要素、多方力量进行再优化、再创新，实现传统文化认同从“出圈”“破圈”到“拓圈”的演进。在这种大背景下，需要学术领域顺势而为，厘清推进传统文化认同的困难所在，通过关注并解决认同主体的适应之困，注重并厘清认同过程的层次之分，优化并整合认同要素的样态分布，整合并建构认同系统的“双创”体系，从而协力共进，促进传统文化认同的演进和发展，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3.1 关注并解决认同主体的适应之困，增加文化认同的有效供给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主体涵盖中国公民、广大华人以及对中华文化有兴趣且持肯定态度的外国友人。因主体涉及较多，在此仅以所处高校且教育氛围、心智处于成长关键期的大学生为例进行展开，大学生因受外来文化、网络文化影响较大，思维愈加活跃，独立意识也愈加强烈，加之其思想水平、文化背景、地域差异、宗教信仰有所差异，因此要注重因材施教，有的放矢。

(1)客观看待个体差异，重视大学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中面临的问题。依据其年龄阶段、心理特征、角色定位、学科专业的差异，有针对性地予以关注，增强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并从理论上予以指导，从情感上予以关照，激发认同主体的自我教育潜力和认同的意向性，继而自觉投身文化实践。

(2)大学阶段学生逐渐由个体化向社会化转变，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价值选择趋于多样，要主动培养理性思维，增强理性认同。对于外来文化、网络文化等要善于辨别，勇于揭露不良文化的真实面目，剖析其根本，并进行反思和批判，形成分析和辨别的理性认识。

(3)建立健全文化认同的有效供给。1)要加大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浓缩提纯，提升传统文化自身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创造力，挖掘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核和思想深度，创新其内容供给和传播方式。2)打造一支“专职为主、专兼结合”的高素质师资队伍。要有针对性地提升思政课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动融入思政课教学，同时要在教学方式方法上主动创新，教学内容上积极拓展，进一步发挥课堂主渠道的作用。3)要守好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加强日常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重点是加强辅导员、宣传、教务、学工、团委等部门人员的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同时学校层面要加强统一领导、整体优化、加强指导和动态调整，最终达成协同育人的目的，推进“三全育人”落地见效。

3.2 注重并厘清认同结构的层次之分，增强文化认同的科学引导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进一步认同就需要增强其理论彻底性和科学指导性，那么如何做到科学阐述、解读透彻，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过程，就需要借鉴CAS理论的层次涌现性，从微观的制度文化、场域文化和具体认同层面下功夫，继而提升文化认同的层次，做到知行统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3.2.1 制度层面

(1)加强文化法治建设，在有关制度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内容，营造礼敬守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法治环境。(2)建立完善联动机制，推动政策落地见效。坚持以国家和法律法规为指导，各有关部门和群团组织按照责任分工，制定实施指导方案，同时在人、财、物等方面予以支持。(3)以制度为抓手，充分调动全社会积极参与，文化认同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事业，要发挥好领导干部、公众人物的带头模范作用，发挥好文化工作者、文化志愿者的积极作用，发挥好家庭教育的模范作用，形成人人认同和传播的生动局面。

3.2.2 场域层面

建构文化认同的环境离不开日常生活、文化生活和网络生活这三个层面的文化生活环境。

(1)日常生活是人们受传统文化熏陶的重要场域，因此要以人们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宣贯，转换传统文化传播的理论化语言为通俗话语。

(2)文化生活是开展文化教育和传播的基本途径，因此要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国民教育始终，同时要将传统文化融入道德教育、艺术教育、传统体育、社会实践等符合现代人需求的传统文化教育中，满足重点人群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迫切需要。

(3)网络生活凭借其便捷性、交互性、灵活性，已成为文化认同的主流渠道。为此要发挥互联网的整体把控全局、信息资源共享的优势，以大众需求为导向，运用好5G、通用人工智能(AGI)、虚拟现实(VR)、混合现实(MR)、扩展现实(XR)等科技手段，打造立体的、沉浸式的视听空间，展现传统文化更加贴近百姓生活的大众姿态，有针对性地向大众推送传统文化知识。同时应运用大数据技术筛查、分析、预测的先进功能，实时监测不良言论，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营造正能量的网络环境。

3.3 优化并整合认同要素的样态分布，促进文化认同的信息交互

CAS理论注重系统内部各种能量、物质和信息的流动，以达到系统的平衡。借鉴CAS理论的流动性，把认同主体视为节点，把相互作用视为边界，将认同对象视为资源，这样文化认同即为一个由节点、边界、资源组成的系统网络。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网络存续运行要靠资源分配来实现，关键是限定主要连接的相互作用，即用一定的标识来定义，如农耕文化、传统节日文化、陶瓷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等，均具有鲜明的标识性，在信息交互过程中淘汰不良的信息促使自我革新，选择有益标识不断传承发展。

(2)要注重文化认同外在驱动力、内在推动力和根本动力的协同推进，通过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包容外来文化的有益部分，淘汰那些自身过时的和外在有害的部分，三种力量协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3)因认同过程可能会面对着复杂的内外环境，同时又因认同主体的专业、年龄、政治面貌和理想信念不同而愈发困难，为此借鉴CAS理论信息流动性构建认同指导体系。一是面向社会成员开展传统文化认同的“知识教育”，如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中华人文精神教育等；二是面向广大中小学生开展传统文化认同的“情感教育”，培养中小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信念追求；三是面向大学生开展传统文化认同的“价值教育”，提升他们的理想信念和使命担当；四是面向党员干部开展传统文化认同的“信仰教育”，引导他们将信仰转变为实际行动，带动和影响更多社会成员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信仰者、追求者和传播者。

3.4 整合并建构认同系统的双创体系，创新文化认同的现代性流动

从历史深处走来并经历沧桑巨变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进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的现代化，在明晰现实的基础上，必须着意于互为促进的未来发展。借鉴CAS理论的整体性，从外在驱动力、内在推动力和根本动力三个维度切入，协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创造性转化。

(1)要创造性运用外来文化。对于外来文化我们历来秉持开放包容，反对闭关锁国，就像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一样，我们要深度剖析、分解哪些外来文化适合我国国情，同时传统文化也要通过“适应”，实现自我更新、调整，主动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从而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转换，目的是适应新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方向。

(2)要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于农耕文明的传统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有着积极作用和贡献，但我们要理性看待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问题。李大钊指出，“我们可以晓得孔子主义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孔子或其他古人，只是一代哲人，绝不是‘万世师表’。他的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二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一方面是因为大众创造性地解读我国民族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另一方面是我们通过外来文化，重新定义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新儒学的文化在吸纳西学中创立独特理论体系，如冯友兰以宋明理学为基础，吸收西学新实在论、生命哲学、逻辑分析等，建构一种包括理、气、道、体、心、性等范畴的“新理学”。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坚持守正创新。守正，一方面指导思想要正，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要坚持根本立场之正，要毫不动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方向，主动和西方文化霸权斗争。创新，一方面要坚定文化自信，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多维度、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中华新文化；另一方面，要主动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交流合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四、结语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互联网技术为载体的文化传播迭代更新，文化理念和文化思想更是日新月异的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有认同模式渐失效力。因此亟须从理论视角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不断变迁的研究对象，厘清文化认同的主体适应性、认同过程的动态性、认同信息的流动性和认同模式的多样性，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认同机制，践行以人为本的文化认同目的，增强国人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这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内在一致性，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高度契合性。

张建航，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北华航天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李芳，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系统科学学报》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