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古代神话与中华文明是中华文化的典型代表和优秀精华。中国古代神话孕育见证记录了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蕴含着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特性。中国古代神话的连续性彰显了文明发展的前进趋向，中国古代神话的创新性展现了文明进步的内生动力，中国古代神话的统一性揭示了文明交流的价值认同，中国古代神话的包容性体现了文明开放的博大情怀，中国古代神话的和平性昭示了文明互鉴的价值理念。中国古代神话的文明特性表达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助力了文化的认同、民族的融合、国家的统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标题注释：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托项目“中国古代神话蕴含的民族精神及其传承创新研究”(2024WT006)。
作者简介：闫德亮，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关键词：古代神话/ 文明特性/ 文化认同/ 民族融合
原文出处：《学习与探索》(哈尔滨)2025年第9期 第129-140页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特性[1]。中华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其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程中，不断地创造、传承、创新，汇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不断成长壮大的强大力量。中国古代神话源远流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典型代表和源头圣地，孕育着中华文明的形成，滋养着中华文明的进步，助推着中华文明的开放，彰显着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及中华民族现代力量构建的历史根基与文化动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一、中国古代神话的连续性彰显了文明发展的前进趋向
连续性是中华文明自我发展的基本特性，彰显了文明发展的前进趋向，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坚实基础。中国古代神话孕育、见证、记录了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在神话发展、图腾崇拜、帝王传承、生产方式、文明形态等方面都表现出其连续发展、绵延不断、代代相续的历史进程与文化记忆，真实反映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一)中国古代神话绵延不绝
中国古代神话是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记忆，它不仅流传在民众的口中，更载入到文献典籍中。中国古代神话辉煌灿烂，但囿于当时的记录条件，没有一本专门的系统的神话文献，一些美妙绝伦的古代原始神话零碎地散见于《诗经》《庄子》《列子》《楚辞》《山海经》《淮南子》等典籍中。故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神话凤毛麟角、零碎片段、不成体系，没有系统性和连续性，陷入“言神话必称希腊”的误区。这是一叶障目的片面认识，是神话虚无主义的表现，其忽视了中国古代神话的全貌，不符合中国古代神话连续发展的客观事实，也不符合中华文明从未间断的历史事实。确实，如果从文字记载来看，中国古代神话进入文献最多不过三千多年；如果从专门的典籍看，《山海经》也不完全是神话专著，且其神话记载极为简略，缺乏完整性、系统性和连续性。
如果从辩证的角度看，依据“传世文献、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民俗学民族学材料、考古发掘的实物与图像”内容材料，结合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相关类型或相关主题神话来考察，会发现中国古代神话存在着明显的互补性、内在体系逻辑及连续性。“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文化记忆即一种明显的时间延续。从时间线索到人物出场看，盘古、燧人、伏羲、女娲、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突出地表现出了神话人物的关联性和前后相承的代际连续性；盘古开天辟地、燧人氏发明火、有巢氏造屋、女娲补天造人、伏羲氏画八卦、神农氏发明农业、黄帝文化创造、颛顼绝地天通、夸父逐日、后羿射日、鲧禹治水等，这些震撼人心的神话故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逻辑性，是一幅接续互补的故事整体画卷，展现了中华文明从萌生到发展的延续历程，成为中华民族跨时空连续性的文化记忆。
再从神话发展看，大部族兼并小部族、小部族归顺大部族，在部族发展壮大的同时，部族神话也在接续发展。新石器时期产生的神话为后世王朝继承，皇天上帝和社神一直是王朝的核心神话，后朝在取代前朝时都强调前朝无德，是上天让后朝“替天行道”取代前朝。这种开始于夏、商、周时代的政权合法化神话叙事，一直传承至明清时期。今天，许多神话及其叙事成为国家级文化遗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文化责任和文化制度，有效地保障了中华文化延续发展，也有力地保障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丰富与壮大。
(二)龙图腾信仰与帝王传承延续不断
上古蒙昧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与认知能力低下，先民对赐予其生命与生活的自然及动植物感恩膜拜，由此产生了图腾。龙是中华民族公认的图腾，龙信仰在中华民族中代代传承不断。考古证明，内蒙古兴隆洼遗址出土的8000多年前的“石摆龙”、河南濮阳出土的6000多年前的蚌塑龙形图案、内蒙古赤峰红山出土的5000-6000年前的玉龙，说明龙崇拜彼时已在北方与中原地区持续传播。太昊伏羲部族是中原地区龙图腾信仰的最早最大联盟。随后东进的炎帝部族与黄帝部族联盟结为华夏集团而成为中原新盟主后，高举龙图腾旗帜统一中原各部族。炎黄以后，颛顼、帝喾、尧、舜一直视龙为图腾。经过夏、商、周三代龙图腾信仰不断加强，到秦、汉大一统时期龙成为汉民族的信仰，后世一直到清代都把龙视为民族与国家的象征加以敬奉崇拜。另外，从空间与民族上看，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无论是汉族还是各少数民族，经过不断地交往交流交融，龙图腾信仰范围不断扩大，且随着时间流逝代代传承。龙图腾崇拜从史前新石器时代传承到现在，已然成为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和灵魂象征，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以炎黄为代表的中原华夏集团成立后，黄帝成为新盟主，其后裔血脉清晰，代代相承，不绝于祀。华夏集团中，黄帝一脉为主线为核心，联盟政权也在其一脉中代际传承，“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帝皆出其中。黄帝祭祀也成为黄帝后裔及其同时代各部族的祭祀，并发展为后世的国家祭祀一朝一代延续下去，就连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北魏、西夏、辽、金、元、清等王朝也崇敬和祭祀黄帝。中国古代神话表现出的系统连续性也使中国上古史具有持续的连续性，彰显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其实，中国核心神话有几个持续不变的系统：一是天地日月自然神话系统不变，皇天上帝社神居于中心位置：二是龙凤虎龟多元图腾神话不变，龙居于中心位置；三是三皇五帝祖先英雄谱系不变，炎黄居于中心位置。这种不变的核心神话维护着中国古代神话的活态传承，保持了中华民族文化不间断的持续发展，推动着中华文明不断发展。
(三)生产方式由低级向高级迈进
中国古代神话记录了先民原始的生产方式。盘古开天辟地之初的洪荒时代，先民“人吮露精，食草木实”“食鸟兽，衣其羽皮，饮血茹毛；近水则食鱼鳖螺蛤”(《太平御览》卷十八引《古史考》)，过着原始的植物采集与自在的渔猎生活。庖牺氏“结绳为网罟，以田以渔”(《易传·系辞》)，伏羲“又教民养六畜，充庖厨”(《三才图会·人物一》)，从自在渔猎到自觉渔猎再到自为养殖，开启了人类的畜牧时代，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体现了生产方式的革命与进步。炎帝神农氏“制耒耜，教民农作”(《白虎通·号》)，“神农乃始教民播五谷”(《淮南子·修务训》)，开启了刀耕火种的农耕时代①。轩辕黄帝“蓺五种”②(《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后裔“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叔均，是始作牛耕”(《山海经·海内经》)，把“五种”丰富到“百谷”，扩大了农作物种植品种，把“刀耕火种”变成“牛耕”，改进了耕作方式与技术，推动了农业文明的发展。
从采集渔猎时代到畜牧时代，再到农耕时代，人类的生产方式一步步得到提高，体现出了一脉相承的继承性与发展性。这种生产方式的连续性革命是文明的进步与提升。
(四)文明形态持续演进
盘古开天辟地为人类活动与文明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燧人氏钻燧取火、有巢氏构木为巢，是“人猿相揖别”的标志，是人类文明孕育的基础，是物质文明发展的前提。自此，早期人类社会历经了“采集渔猎—畜牧养殖—农业种植”生产方式的变革，开启了渔猎、畜牧、农耕等物质文明，为人类创造了物质财富。
早期人类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精神文明也初露端倪。伏羲“教民养六畜”，不仅是“充庖厨”，更有“享神祇”的用途。相较于口腹之欲，这种对神祇的敬奉，是一种信仰，是高层次的时代精神文明。《帝王世纪》(辑本)载：“(伏羲)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伏羲造书契、画八卦，社会治理有章可循、哲学思维有案可依、神明之德可鉴人类，促进了精神文明的进步。不仅如此，伏羲还“斫木为琴”(《竹书统笺·郑首》引《外纪》)、“造《驾辩》之曲”(《楚辞·大招》王逸注)，丰富了人类的精神文化生活。之后，女娲“作笙簧”(《通志》卷一《三皇纪》引《春秋世谱》)，“以易兆之晨作《充乐》……以交天侑神”(《路史·后记二》)；“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山海经·海内经》)；“炎帝都于陈，作五弦之琴”(《帝王世纪》辑本)；“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吕氏春秋·古乐》)；“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吕氏春秋·古乐》)。这些音乐歌舞奏响了中华礼乐文明建构的序曲，为后世礼乐制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发展的文化基因。
制度文明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也有记叙。伏羲时代，部族男女交媾混乱。于是，庖牺(伏羲)“制嫁娶之礼”(《帝王世纪》辑本)，太昊“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万民之丽”(《路史·后纪一》)；女娲承伏羲之制，“少佐太昊，祷于神祇，而为女妇，正姓氏，职昏因，通行媒，以重万民之判，是曰神媒”(《路史·后纪二》)。正姓氏、置婚礼规范了嫁娶之制，保障了人类的健康，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推动了文明的进步。
黄帝时代，政权建设方面也迈向了文明。《淮南子·览冥训》载：“昔者，黄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辅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史记·五帝本纪》载：“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在天下治理上，黄帝不仅制定了宏大战略，还“设官司职”建立了职官制度。另外，黄帝以“师兵为营卫”(《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作宫室”(《白虎通义》)、黄帝铸鼎、制冕服(《竹书纪年》)、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易·系辞下》)等，这些政权建设措施从武功到文治，奠定了国家治理范式，呈现了“五谷登熟”“凤皇翔于庭，麒麟游于郊”“诸北、儋耳之国莫不献其贡职”(《淮南子·览冥训》)的祥瑞景象，国家形态初现，昭示出一种政治文明。
神话时代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政治文明，一步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种文明形态持续跃升，彰显了文明的连续性特性。
中国古代神话开启了中华文明之旅，其所彰显的连续性表达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向，“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1]。连续性既是神话发展的突出特性，也是神话发展的必要前提，更是文明进步的历史根基与文化底蕴，决定了中华民族必须走自己的路，保证了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中华文明一路向前，不断地创造、创新、继承、发展。
二、中国古代神话的创新性展现了文明进步的内生动力
创新性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展现了中华文明进步的内生动力，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中国古代神话代代传承、经久不衰，其原因就是对神话形象、故事、主题、精神的守正，同时也是对主题、情节、叙事结构、艺术形式的创新，在与时俱进中传承发展，更好地维系神话自身魅力与时代价值，进而展现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一)创世神话化育人类
盘古开天辟地是中国古代神话的开篇之作。徐整《五运历年纪》载：“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本，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绎史》卷一引)盘古开天化物是创新的典范。另一个开辟神女娲补天造人，为人类的繁衍壮大打下了基础。女娲造人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化育人类”，“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山海经·大荒西经》)；二是“抟土造人”，“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絙于泥中，举以为人”(《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应邵《风俗通》)；三是成婚造人，“女娲祷祠神，祈而为女媒，因置婚姻，行媒始行，明矣”(《路史·后记二》)。这三种造人方式亘古空前。
(二)发明创造推动文明进步
中国古代神话中，盘古开天辟地、燧人氏钻燧取火、有巢氏构木为巢，这为人类的发明创造提供了空间、奠定了基础，其首创精神也垂范后人。
伏羲画八卦是人类伟大的发明创造。《周易·系辞上》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周易·系辞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开是始作八卦。”八卦奠定了《周易》最基本的八种符号，开创了古代哲学的先河。伏羲还有“创龙图腾、定姓氏、制嫁礼、结罔罟、养六畜、做乐器、造书契、定历法、立筮法”等发明创造，为人类发展与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此，伏羲被尊为人文始祖。
炎帝神农氏也是一位创造大神。炎帝时“有丹雀衔九穗禾”(《拾遗记》卷一)，另有“天雨粟”(《绎史》卷四引《周书》)，于是他教民农作，发明了农业，开创了农耕时代。炎帝“以赭鞭鞭百草”(《搜神记》卷一)，并亲尝百草，发明了医药，被尊为“医王”“药王”；炎帝“日中为市”(《潜夫论·五德志》)被尊为商贸之祖；炎帝削桐为琴以怡民情，被尊为音乐之祖；炎帝发明茶叶以为民饮，被尊为茶祖；炎帝陶冶器物以储民用，被尊为陶祖；炎帝还有织麻为布以御民寒、始作蜡祭以祈民富、剡木为矢以安民居等诸多发明。《史记》曰“代神农氏，是为黄帝”。黄帝“蓺五种”，光大了炎帝农耕种植，确立了中华农耕文明根基；“黄帝造车”“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和速度，促进跨区域文明交流。黄帝发明了指南车，“黄帝作弩”“少皞生般，般是始为弓矢”(《山海经·海内经》)，制造武器；“黄帝筑城造五邑”(《事物纪原》引《轩辕本纪》)，开创土木建筑范式；“黄帝铸鼎于荆山下”(《史记·封禅书》)，开创冶炼技术；黄帝的元妃嫘祖始蚕桑，大臣“伯余制衣裳”，开创了蚕桑养殖与制衣业；容成造历法，苍颉作书造文字，确立了历法与文字书写；等等。黄帝时代的发明创造不断，开启了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颛顼、帝喾、尧、舜、禹及其臣属都大兴发明创造，丰富了古代神话的内容，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贡献。
(三)政权创设臻于完善
黄帝时代已重视政权建设，建军、造城、筑宫、设官、制礼等政治文明初现。接续黄帝之后的颛顼也进行政权建设，他“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史记·五帝本纪》)，他发展农业、制定历法、设定礼仪、规范祭祀等创新治理措施，保障社会稳定，稳固政权。颛顼最伟大的政权革命是“绝地天通”：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斋盟，无有威严，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
生于华夏而长于东夷的颛顼通过“绝地天通”实现天地有序、神人异业，把世俗权力、宗教权力、神权牢牢地抓在了自己手里。这是一种宗教改革，也是一种政权创新，把权力集中于王权之下，使社会治理有效，有力推进了政治文明的进步，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权力继承与权力集中是一种政治文明的举措，政权禅让更是一种政治文明的创举，尧舜禹禅让是其典范。尧帝以天下大义为重，年老时，弃子选贤，“让天于许由”(《庄子·逍遥游》)，而“许由不受而逃去”(《高士传·许由》)，于是“尧求贤而四岳荐舜”(《帝王世纪》辑本)，舜也“谦”而不受。最后，尧想尽办法让舜接替了帝位。舜退位时，其位置“不与其子而授禹”(《吕氏春秋·去私》)。禹老时“以天下禅与益，益避启于箕山之阳”(《楚辞·天问》王逸注)，“禹授益，而以启人为吏”(《战国策·燕策一》)。尧舜禹禅让打破了血缘继承制，是权力转移的一种创举，是权力创新的突出表现，是神话时代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
关于权力强化与政权创新，我们可以从《史记·五帝本纪》中品味出五帝时期政权演化的三个阶段，即黄帝时期，军事盟主出现；颛顼和帝喾时期，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整合，君巫合一的统治方式得以确立；尧和舜时期，“德”治观念形成，国家统治形态进一步完善，华夏文明的人文底蕴基本奠定[2]。这三个阶段的政权管理形式是一步一步向前迈进的，标志着政治文明的进步与创新。
(四)工程建设亘古空前
中国古代神话中不仅有物质、精神、政权、制度的创设创新，还有工程建设的伟大创举。盘古用斧头开天，用身体化物，开创出一个生机勃勃的宇宙空间，这是空前绝后的伟大工程。女娲补天造人也是亘古的创举。《淮南子·览冥训》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至此，“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淮南子·览冥训》)。女娲补天以后，又开始造人，她通过“化育、抟土、置婚”三种方式让人类在礼仪规范中繁衍兴盛。创世神的创造具有空前气魄与独特魅力。
另一个伟大工程是鲧禹治水。帝尧之时，洪水滔天，尧使鲧治洪水，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鲧采取堵塞的方法九载无绩，被殛于羽山。鲧之子大禹承担起父亲未竟事业，继续治水。鉴于父亲的治水教训，大禹开三门、凿龙门、通轘辕山，创新治水方法，以疏浚替代了堵堙，洪水得治。之后，大禹又“步量天下”“别分九州”，区域化与规范化的管理创新了政权统治。
(五)神话形象和故事与时俱进
神话的产生具有特定的区域规范性，神话的流传又具有较大的跨区域重塑性。中国古代原生态神话具有人物神性单一、故事简短、语言朴素等特征，但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神话形象得到丰富、故事也得到发展。伏羲女娲的结合、黄帝战蚩尤、西王母、太阳月亮神话等都反映了神话形象与故事与时俱进的特性，后羿与嫦娥、后羿射日与嫦娥奔月的融合更能反映神话的创新与丰富。
后羿，最初称羿，典籍载他神性超凡，品行高尚，是一个神射英雄，能自由上下天帝之都“昆仑之虚”。因人间生活艰难，“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山海经·海内经》)。到了汉代，人们对羿的神话进行了整合，《淮南子·本经训》载：“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3]423-424这里羿就是一个神射英雄。后羿，即夏朝东方有穷氏国君，他是一个淫猎荒政的暴君，后被叛臣浞所杀，其妻也被浞霸占。屈原把“羿”与“后羿”混叠为一人，后世不再区分“羿”与“后羿”，皆谓“后羿”，二人的故事也被融合在一起。“羿”与“后羿”的混叠融合，在丰富了后羿传说内容的同时，也损害了神羿的英雄形象。
说到羿，就不能不说嫦娥。嫦娥，即姮娥，亦称常羲、常仪、羲和，其原始身份是月神、帝喾之妃。家喻户晓的嫦娥奔月神话最早见于《淮南子·览冥训》，即：“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张衡《灵宪》云：“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将往，枚筮之于有黄。有黄筮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且大昌。’姮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这里的记述除了沿袭《淮南子》之外，又增加了嫦娥奔月之前占卜及奔月之后化为月中蟾蜍的说法。傅玄《拟天问》云：“月中何有，白兔捣药，兴福降祉。”这里又增加了白兔捣药的内容。
后羿与嫦娥及其故事在时代发展及文化传承中，经由官方与民间不断地发掘，其内涵不断丰富，也更具文化魅力与时代色彩。
中国古代神话在与时俱进中展现了中华文明的不断进步，其所蕴含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精神与“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创新理念，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挑战、锐意进取、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引领着中华民族不断地征服自然、改造世界，不断地推陈出新，不断地向人类贡献中国智慧，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的巨大创造力和创新力。
三、中国古代神话的统一性揭示了文明交流的价值认同
统一性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信念，揭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历程，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古代神话有鲜明的族群性，又有突出的民族性，是族群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在中华文明早期阶段及后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古代神话是区域文化的主流文化与核心文化，其主要功能是构建区域文化体系，以实现文化认同与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引导着区域民族结成多元一体的文化统一体与命运共同体，塑造着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中国古代神话突出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形象塑造、图腾统一、中心神与帝系构建、民族融合等方面。
(一)神话形象与神格融合统一
中国古代神话在形象塑造上表现出突出的统一性，很多大神兼具多种神格于一身，如：盘古是开辟神、始祖神，女娲是开辟神、始祖神、禖神、送子娘娘，炎帝是始祖神、火神、太阳神，蚩尤是战神、兵神，嫦娥是月神、帝喾的妻子、后羿的妻子、月仙，等等，他们很融洽地统一到一个形象上。不仅如此，两个人物也合二为一成为一个形象，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是典型代表。
太昊伏羲氏是太昊与伏羲的合称。初时，太昊是东夷部族首领，伏羲是西部部族首领，太昊与伏羲没有关系，故在先秦典籍中太昊与伏羲是分而言之的。当伏羲部族东进与太昊部族在中原融合成为太昊伏羲部族时，为太昊伏羲合称打下了基础。太昊伏羲氏合称最早见于西汉末，始作俑者为刘歆。他在《世经》中把伏羲与太昊、炎帝与神农并称，后来的《汉书》《世本》亦称“太昊伏羲氏”，后世史籍相继采纳此说，官方民间也认可太昊伏羲氏之称谓。
炎帝神农氏是炎帝与神农的合称。先秦之时，炎帝、神农分属两人或两个部族。神农是母系时代向父系时代过渡的部族首领，炎帝是父系时代的部族首领。战国晚期至秦汉间的《世本·帝系》载：“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也。”但此说并没得到认可。《淮南子》《史记》等皆把“神农”与“炎帝”作为两个人看待，分而述之。后经刘歆推崇炎帝神农氏之称谓才为后世认可。在古人的建构与尊崇下，炎帝神农氏不仅成为农耕文明的开创者，也跻身三皇之列。
这种把上古神话人物统一起来的原因是时代政治的需要，客观上反映了民族和合、文化融合的实际情况，是文明统一性特性的有力证明。
(二)龙图腾的统一
上古时代，部族众多，图腾各异，龙、虎、牛、熊、羊、蛇、鸟、蛙、枫、竹等图腾分属不同部族。龙图腾成为各部族认可的统一图腾，其间历程漫漫。
女娲之“娲”也即“蛙”，蛙即女娲部族初始图腾，后为蛇图腾，故文献载女娲“人首蛇身”或“人面蛇身”。蛇是龙的糅合体，也被视为龙。龙图腾部族统一黄河中原地区后，女娲部族归于龙部族，改信龙图腾。
东夷太昊(也称太皞)部族最初的图腾是鸟，被称为东方鸟夷，后来又变为龙，故曰“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左传·昭公十七年》)。伏羲最初的图腾为虎[4]57，后来又变为蛇，其形象为“人面蛇身”(《列子·黄帝篇》)、“蛇身人首”(《帝王世纪》)。当伏羲部族东迁与太昊部族融合为太昊伏羲部族后，由于龙图腾超自然的力量及其丰富的内涵精神，他们改信龙图腾，并用龙图腾的旗帜来统领中原各部族，其部族支族也用赤龙、黑龙、青龙、白龙、黄龙、勾龙、应龙、御龙、烛龙、虬龙等名来区分。
“少昊”即“少皞”，为太昊之后东夷部族的首领。《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少皞氏“以鸟名官”，说明少昊部族是崇鸟的民族，即以鸟为图腾。其后裔归依黄帝后，也改为龙图腾了。著名后裔嬴姓秦人初为鸟图腾，后改信龙图腾，其统一华夏各部也是以龙为旗帜的。
炎帝姓姜，“姜”从“羊”从“女”，象征女性管理羊群，炎帝起初以羊为图腾；炎帝开辟了农耕文明，其形象“人身牛首”，羊图腾变为了牛图腾；炎帝族与黄帝族融合后，炎帝族也改为龙图腾[4]73-74。其实，从炎帝的出生看，他是龙裔，他是其母任姒游华阳感神龙而生的龙子。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载“黄帝，有熊国君”，其初图腾为熊，而在很多古籍中都言黄帝是雷神的儿子，具有龙的形象。《史记·天官书》注黄帝“人首蛇身”，《论衡·骨相》言“黄帝龙颜”，《路史》称黄帝“日角龙颜”，《列仙传》曰黄帝“自以为云师，有龙形”。黄帝成为中原华夏联盟新盟主后，打出龙图腾的旗帜统一了中原各部。其后裔子孙颛顼、唐尧、虞舜、夏禹都把龙作为图腾。神话时代的黄帝时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中原各部族都归顺于龙，龙图腾得到空前统一，并在后世得到继承与弘扬，成为中华儿女联结的纽带、中华民族融合的黏合剂、中华形象与精神的象征，积淀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共识与情感认同，充分昭示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三)黄帝中心神地位与五帝体系的确立
中国古代原生态神话以各部族为中心，神帝众多、英雄辈出，伏羲、帝俊、太昊、少昊、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等帝王异彩纷呈，盘古、女娲、蚩尤、共工、夸父、精卫、刑天、后羿等英雄目不暇接，另有水神天吴、火神祝融、木神勾芒、日神羲和、月神常羲、旱神魃等自然现象的专司之神，还有昆仑山神陆吾、天山神帝江、青要山神武罗等山主山神。这些祖先、英雄与主神各居其区，各司其职，各自独立，互不统属，他们之间缺乏一个统领众神的中心神，也缺少一个安居众神的统一体系。随着社会的进步、部族联盟的出现，以黄帝为核心的中心神和以五帝为系统的神话体系构建完成。
黄帝通过阪泉之战、涿鹿之战使自己成为中原不可撼动的新盟主，成为华夏族的领袖。黄帝后裔尧、舜、禹也通过战争与怀柔，不断征服、感化周边的南蛮、东夷、西戎、北狄，使之归顺华夏，黄帝的核心地位不断得到巩固与加强。
黄帝核心地位的构建，不仅依靠武力征服，更需要文化认同，于是以黄帝为中心的五行五帝与以黄帝为首的历史五帝的神话体系开始构建。
五行五帝的构建是五行学说附会神话的结果。五行学说盛行后，“木、火、土、金、水”五材结合“东、南、中、西、北”五方对神话进行附会，于是出现了“东方木正句芒，南方火正祝融(朱明)，西方金正蓐收，北方水正玄冥，中央土正后土(句龙)”(《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五小神，以及东方大帝太嗥、南方大帝炎帝、中心大帝黄帝、西方大帝少嗥、北方大帝颛顼五方大帝。这种五方大帝处于一个平面上，而黄帝居于平面中心位置。
历史五帝的构建是神话历史化的结果。夏代开始了神话的历史化，同时也掀开了历史五帝建构的序幕，其主要做法是祖神合一。夏人认大禹为祖先、殷人认契为祖先、周人认后稷为祖先，他们都是黄帝的后裔。《国语·鲁语上》记载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鮌(鲧)、禹、契、冥等一系列神话人物的功德及如何祭祀，把他们视作历史人物划入历史文化序列。这个序列中的人物之间没有亲缘关系也没有传承关系，但后天“历史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已在其列。战国前期之前，古帝众多，没有“五帝”之称，直至战国中后期，“五帝”之名方才出现，《荀子·大略》曰“诰誓不及五帝”，《荀子·非相》曰“五帝之中无传政”，但此时虽言“五帝”，“五帝”为谁还没有统一，且也不局限于“五”之数。直到战国末期才最终确立五帝为“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其实的《五帝德》《帝系》讲述了五帝之间的代际传承与血缘关系。司马迁遵循“华夷同源、天下一统”理念，在《史记》确定了“五帝”说法，并把夏商周三代、列国诸侯及苗裔、匈奴等皆纳入以黄帝为首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五帝”历史序列中，至此历史五帝得以定型，且为时代文化与社会民众所认可，直至今天。
神话中心神与五帝体系的确立标志着以黄帝为中心、为核心的神话体系的确立，完成了从各部族原生态神话到华夏民族共同体神话的演进，也标志着华夏民族共同体的真正形成，至此，中国古代神话和后世历史在以黄帝为核心与五帝体系统属下都能找到源头和发展遵循。
(四)众多部族融归华夏族
华夏民族的形成是神话统一性的典范，最能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远古时代，中华大地氏族众多，万邦林立，它们在不同区域独立生活，互不统辖。在漫长的部族征战中，弱小部族逐渐被强大部族剿灭、吞并、征服，最后形成中原华夏集团、东部东夷集团、南方苗蛮集团三大部族联盟。至此，以炎黄为核心的华夏集团的华夏族并没有停止融并其他部族的步伐，黄帝“抚万民，度四方”(《史记·五帝本纪》)，涿鹿之战擒杀了东夷九黎首领蚩尤，东夷大部归于华夏族，黄河中下游地区诸部族也归于华夏族。帝尧时，尧帝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于东夷舜，进一步加强了华夏族与东夷族的融合关系。对于南方的苗蛮集团，尧、舜、禹三帝从未放弃对其的融合，他们通过征战与感化，征服、融并了苗蛮集团的大部。华夏族通过外向认同、外围民族通过内向归依，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华夏族不断壮大变强，形成了“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禹会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述异记》卷上)的“万邦来朝”气象，催生了华夏族多元一体的复合制政权夏王朝的建立，实现了“众民乃定，万国为治”(《史记·夏本纪》)的“天下统一”局面。随后，商王朝、周王朝进一步融并周边民族，壮大了华夏族。秦、汉帝国更是实现了华夏族的“大一统”，出现了以华夏族为核心主体的真正民族——汉族。汉民族的形成，不是一个民族消灭一个民族，而是“五方之民”归融华夏族，其前提基础是认同共同的祖先炎黄，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
中国古代神话突出的统一性，使神话形象丰富多元，各种图腾归服于龙，确立了神话的中心神，建构起了以五帝体系为核心的神话体系，揭示了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共同追求与价值认同，实现了民族的大团结大融合，进而也阐明了“大一统”的发展历程。后世基于“大一统”的政治现实，不仅华夏汉族尊炎帝黄帝为始祖，承认龙图腾，周边民族也通过“祖溯炎黄”将自身纳入与华夏同祖共源的政治秩序与历史系统中。这种族源建构，不仅确立了政权的合法性合理性，也促进了多民族的融合共生，造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与宏大气概，坚定了中华民族“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维护并促进了文化的认同、文明的进步、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
四、中国古代神话的包容性体现了文明开放的博大情怀
包容性是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体现了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恢宏格局与博大情怀，是对中华文明开放品格的深刻凝练，是实现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中国古代神话一主多辅，多样性并存，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模式，这种模式是建立在包容性基础之上的。包容性是中国古代神话的显著特征，铸就了中国古代神话的博大情怀，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一)中国古代神话多元并存
中国古代神话不是个体的神话、单一的神话，而是部族的神话、民族的神话、多元的神话。部族神话尊崇民族神话，民族神话接纳部族神话，部族神话与民族神话和平相处于中国古代神话里，共同为民族文化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力量。新石器时代，太昊、伏羲、炎帝、黄帝、东夷等部族都有自己的部族图腾、部族英雄、部族神话，它们流传在各自部族的生活区域里，成为各自的区域核心文化。随着部族联盟的出现，居联盟主导地位的部族神话成为联盟区域的主流神话和核心文化，其他部族的神话也被纳入部族联盟整体神话中。华夏集团联盟出现后，黄帝神话成为主流神话，炎帝神话成为辅助神话，其他被纳入联盟中的小部族神话在尊崇联盟主流神话的同时也信奉着自己的神话。这些神话在联盟集团中互相包容，多元一体，共同丰富繁荣着中国古代神话。
夏代信仰龙图腾，以龙作为神话主体，但不意味着凤神话的消亡。同时，夏朝对以契为首的殷部族、以稷为首的周部族，以及东夷皋陶、伯益等部族的神话予以包容，夏朝并没有因为强大和居统治地位而废除殷人、皋陶等的玄鸟崇拜及周人的农神社神崇拜，而是允许他们各自的神话信仰。殷取代夏后，这个以鸟为图腾的东方民族，在弘扬鸟神话的同时，接纳了夏神话与句龙社神崇拜，同时允许夏遗民在自己的范围内祭祀自己的先祖。在神话面前，夏和殷选择了尊崇与包容。周取代殷后，整体上接纳包容了殷神话传统，继承了夏商以来的“皇天上帝”和社神等神话，也允许殷遗民有自己的社庙，祭祀自己的先祖。夏、商、周本来族群不同，在神话方面都选择了包容，且因神话包容走向了部族融合。春秋战国之时，邦国及“四夷”向华夏靠拢首先是神话的认同与一体化，很多邦国及“四夷”积极认黄帝为祖先，确认自己的华夏身份，如：楚国说自己是颛顼的后裔，而中原华夏接受了他，承认其华夏族身份；东夷西迁的秦国也认为自己是颛顼之后，并积极参与华夏族的行动，为周朝守西陲，护平王东迁，被周平王封为诸侯，获得了华夏族的合法身份。秦朝建立起了大一统帝国，其在信奉华夏神话的同时，接纳了春秋战国神话，包容楚神话、齐神话等。汉朝建立后，包容了前朝的神话文化，建构起了五帝神话系统，把其他神话都纳入这个体系之中。后世把这种包容性传统一直传承了下来，丰富了神话宝库，助力了文明的发展。
(二)龙凤的形成与容合
龙是什么？龙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物，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图腾与精神信仰。《说文解字》曰：“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宋人罗泌《尔雅翼·释龙》言：“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从龙的形成与发展看，龙是由现实中的多种动物如“蛇、鳄、鱼、马、牛、鹿”等和某些天象如“雷电、云雾、虹霓、龙卷风”等人为容合而虚构的神物。
凤是什么？“凤”是中国古代神话中与“龙”互补相伴的神物。《说文解字》曰：“凤之象也，鸿前麟后，鹳颡鸳思，龙文龟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宋人罗泌《尔雅·释鸟》言：“鸡头，燕颔，蛇颈，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许。”同龙一样，凤也是由多种动物如鸡、鹰、燕、乌、鹳、鹤、孔雀、驼鸟、龙、麒麟等和某些天象如太阳、风等人为容合而虚构的神鸟。
龙和凤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两大图腾，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翼。龙与凤的形成彰显了中国古代神话的包容性。龙与凤形成后，其形象与观念遍布中华大地，在全国各地大同小异，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特性。
(三)盘古与盘瓠的叠合
盘古因开天辟地之功而为华夏民族传颂，其起源地与核心区在中原地区，然而对盘古的信仰，在南方特别是岭南地区却胜过中原地区，中国的盘古庙宇也主要分布在岭南地区。南朝任昉《述异记》载岭南有“盘古祠、盘古庙、盘古国、盘古墓”，说明南朝以前盘古信仰在岭南地区就十分兴盛。岭南的盘古信仰以瑶族、畲族、客家人为信仰主体。其实，岭南瑶族、畲族等对盘古的崇敬源于其对祖先盘瓠的崇敬。范晔《后汉书·南蛮列传》载，帝高辛氏时，有犬戎入侵，帝悬赏能取犬戎将军头者把女儿嫁给他。最后，帝所养的名为槃瓠的狗取了犬戎将军的头。帝把女儿嫁给槃瓠，他们生了六男六女，其后代叫“蛮夷”。“槃瓠”即“盘瓠”[5]358、419。“蛮夷”泛指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后演化为瑶、畲、壮等民族。据此可以说盘瓠神话非汉人神话，“槃瓠神话是中国南部少数民族祖先起源的神话”[6]90，也是图腾神话。在范晔等人记载盘瓠神话以前，在岭南地区，就有与盘瓠神话内容大致相仿的少数民族的盘瓠神话，如：瑶族的《盘瓠王》(《盘古歌》《盘古皇歌》)、畲族的《狗皇歌》(《盘瓠歌》《高皇歌》)、苗族的《盘王歌》等。瑶、畲、苗等少数民族坚信自己的祖先是盘瓠，世代传颂祖先盘瓠开辟土地和创造人类的功德。
然而，华夏文化南下后，在岭南出现了盘古与盘瓠的混用、融合或曰叠合，两者在很多方面难以区分与区别，或曰不加区分与区别。如很多地方，盘古神殿里供盘瓠，盘瓠庙里供盘古，瑶族“盘古王节”活动形象是“狗头人身”的盘瓠，畲民之祖先为盘古而实为盘瓠。盘古与盘瓠在瑶、畲、苗族居住的绝大部分地区是没有区别的，原因是音近：夏曾佑认为盘古与槃瓠音近，当同所指而为一物[7]8；马长寿也认为盘古与槃瓠音近，二者或为一物[6]148。宋代肇庆瑶人所建的盘古祖殿实为盘瓠祖殿，殿里供奉着盘瓠；到了元代，共处一地的汉、瑶人共同把它改为十皇殿，供奉5位瑶族祖先神“后土皇、高辛皇、盘古皇、衡山皇、白马皇”和5位汉族祖先“轩辕、神农、伏羲、颛顼、少昊”。而例外的是，在广东畲族的神明崇拜中，对盘古和盘瓠的区分是相当清楚的。
其实，盘古与槃瓠是有区别的：前一个是开辟神，即华夏民族公认的开辟神；后一个是始祖神，即岭南瑶、畲、苗族等少数民族的始祖神，也只在岭南地区被信奉。广东的瑶族认为其祖先有两个：盘古和盘瓠。对岭南少数民族而言，他们既崇拜盘瓠，也崇拜盘古。岭南客家人崇拜的是创世神盘古，然而由于客家人长期与瑶、畲、苗等少数民族杂居，在他们的信仰祭祀中，盘瓠也在其列。
盘古与盘瓠神话在岭南的交流与叠合，不仅反映了神话演变的轨迹，显示了文化的交流融合与认同，同时也昭示了岭南民族分化与融合的过程，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四)中国古代神话包容共存
中国古代神话在内涵上也是一种包容的存在。嫦娥奔月神话在内容上存在背叛与忠诚、生与死的矛盾，还有神话与仙话共处一体的叙事；后羿射日神话存在英雄与恶主、生与死的矛盾；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神话存在着太阳温暖慈恩与曝焦严酷的矛盾；鲧禹治水神话存在着疏与堵、父与子关系的矛盾。这些矛盾以对立出现在一起，又相互包容统一起来，而最终成就一个完美的神话，这就是神话的包容性。
中国古代神话在功能上也表现出一种肯定与否定的包容性存在。如汉高祖“赤蛇斩白蛇起义”是一例典型的政治神话，表面上是“立于蛇成于蛇”，其实隐喻着“赤”与“白”的五行对抗，这种用神话对秦王朝进行对抗和打击，反映了肯定与否定力量的同时存在，昭示着灭秦兴汉的合法性。
中国古代神话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搭建起了族群神话互鉴、互融、互通的平台，将多元神话汇聚为共同神话，使神话形象、神格、内涵、功能、主题等不断丰富发展，构建了传统文化的龙凤两翼，在书写神话发展史的同时，也书写了民族融合史与文化发展史，突出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助推了文化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加速形成、共同发展、不断壮大。
五、中国古代神话的和平性昭示了文明互鉴的价值理念
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一贯追求与价值理念，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坚定信念。中国古代神话从诞生到发展，一直秉持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一直践行着“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天下大同”的理想信念，深刻昭示了中华文明和合共生的价值追求。
(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盘古化生万物是中国古代神话开篇之作的重要内容。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肤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本，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绎史》卷一引)，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天人合一观念与和合观念的有机统一。女娲“化育万物”，“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山海经·大荒西经》)，体现了人与人的和谐。伏羲画卦在对自然与社会的认知中寻求人与自然的对应与统一，探索天人合一，以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羲和生十日”“常羲生十二月”、钟山之神烛阴(或曰烛龙)“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等等，也都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对应关系，突出了和合的目的。
(二)神话形象和睦包容
中国古代神话人物众多、形象各异，且每个形象自身也十分怪诞，融多种形象要素于一身，各个要素相互包容，和谐地统一成一个个鲜明的神话形象。
《山海经》记载了很多两性同体、杂种、怪物等复合形象：人面鸟、人面蛇(烛阴)、乘黄等；许多畸形人：大人国、中容国、司幽国、三首国、长臂国等；还有东海神禺
、北海神玄冥、西海神巨乘、河神冯夷等水神，青要山神武罗、昆仑山神陆吾、平逢山神骄虫、天山神帝江等山神。他们首先是自身的和谐，其状人面鸟身、人首蛇身、人身龙首、人面豹尾、马身人面、虎身九尾、人面虎爪、人面鱼身、浑敦无面目和谐地统一于一体；其次是相互之间和谐、与自然及社会的和谐，他们自居其域、各司其职、相安无事，他们和谐共存于《山海经》描述的神话的世界里，和平相处在中国古代神话里。
神话始祖与英雄的形象也很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女娲，“人面蛇身”(《山海经·大荒西经》)，“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楚辞·天问》王逸注)，“蛇身人首”(《帝王世纪》)；伏羲，“蛇身人面，牛首虎鼻”(《列子·黄帝篇》)，“龙身牛首”“龙唇龟齿”(《春秋合诚图》)，“蛇身人首”(《帝王世纪》)，“庖羲氏蛇身人首”(《帝王世纪》)；炎帝，“人身牛首”(《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弘身而牛颠，龙颜而大唇”(《路史·后纪三》)；黄帝，“日角，龙颜”(《史记·五帝本纪》正义)，“(黄帝)人首蛇身，尾交首上，黄龙体”(《史记·天官书》注)；蚩尤“疏首虎拳，八肱八趾”(《路史·后纪四》)；共工人面蛇身(《淮南子·地形训》高诱注)；夸父“其状如禺而文臂，豹尾而善投”(《山海经·西山经》)；奢比之尸“兽身、人面、大耳”(《山海经·大荒东经》)；等等。这些不同的神话形象与事物，其状怪异，但很和谐地集合在一身。神话的这种和合性成就了一个个鲜明的神话形象，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特性。
龙与凤是中国古代神话的重要形象。作为神物，龙与凤自身都是多种动物与天象的容合体，它们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和平、和睦、和谐、互鉴互补，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反映了人们对天地万物的包容和合理念，形成了民族的和谐观，体现了民族的尚和精神，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三)神话发展和合繁荣
在中国古代神话的发展过程中，有两个特别明显的特征，即神话仙话化和神话佛教化。神话与仙话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因子，在人类社会早期，神话的影响力与软实力远高于仙话。但仙话为了为自身的发展，附会、篡改神话来丰富提升自己，出现了神话仙话化，神话与仙话融为一体，共同丰富传统文化宝库，推动文明进步。神话与佛教是两种不同的异域文化，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汉代传入中土，始初水土不服，遭遇中土文化围攻。为此，佛教为了在中土站稳脚跟，附会、篡改神话来宣传佛教教义，出现了神话佛教化，衍生了大量的佛教神话，佛教与神话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异域文化因素融为一体，和谐相处在中土的土地上，推动着古代神话的发展，繁荣着传统文化，推动着文明进步。
(四)从战争到和平
中国神话史的民族融合以交往交流为桥梁，以交融和平为目的，但也利用战争来达到和平目的。
阪泉之战是炎帝和黄帝两大部族的战争。当“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时，“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史记·五帝本纪》)。面对炎帝不能平定叛乱诸侯，并对诸侯侵陵时，黄帝以道义促使部落之间相安友好，以武力征伐强暴，制止叛乱，换取和平，取代炎帝。阪泉之战，不是通过战争杀戮来征服诸侯平定天下，而是通过战争实现融合、达到和平。阪泉之战促成炎黄二帝“握手言欢”，结成了炎黄联盟，以炎黄集团为核心的华夏集团雏形初现。
涿鹿之战是炎黄集团与蚩尤领导的东夷九黎部族的战争。“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淮南子·冥览训》)。涿鹿之战打得非常惨烈，双方各施战法逞强，各请救兵助战。战争以炎黄集团胜利而结束，但黄帝并没有赶尽杀绝，“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迁恶者于有北之乡”(《拾遗记》)。另说战败的蚩尤被黄帝擒杀；或曰成为黄帝的臣子，为黄帝开道；被迁往邹、屠之地及其他黄河中下游的蚩尤东夷九黎大部，融入了炎黄的华夏集团，壮大了华夏集团；另有一部分南迁西南地区的部族与当地土著杂居融合，但最终他们也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两次战争皆是围绕华夏集团的形成而进行的，其最终目的是和平。
黄帝神话蕴含着“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一方面，黄帝时代，许多部落慕黄帝威望，前来归从，协和万国，天下太平；另一方面，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史记·五帝本纪》)，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和睦和平。
黄帝的和合思想深刻影响了后世，推进了华夏集团的发展壮大进程。帝尧时危难受命，其用武力驱逐四凶，特别是对于四凶之一的南方苗蛮集团的三苗，“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吕氏春秋·召类》)，尧“窜三苗于三危”(《尚书·尧典》)。通过战争与和合，尧乱中得治，稳定了华夏集团联盟，达到了“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史记·五帝本纪》)。帝舜帝禹时，也对三苗进行过征伐，舜“南征有苗”(《淮南子·修务训》)，“舜伐有苗”(《荀子·议兵》)，“禹功三苗”(《战国策·魏策》)。尧舜禹主张以战争的方式来构建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同时也主张以道德秩序构建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征战之外也利用和平手段，对三苗进行感化：“禹劳心力尧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荀子·成相》)；“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德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韩非子·五蠹》)。舜南巡三苗施文德教化，以礼感化三苗，有苗乃服，与华夏修好。经过尧、舜、禹三帝的努力，三苗一部分也成了华夏族的一分子，华夏族的范围扩大至江南地区，为“华夏族国家”政权——夏王朝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华夏族的形成及华夏族国家政权的建立而言，战争是一种手段，包容是一种胸怀，团结是一种品格，和平才是目的。正是这种“包容”“共生”“和合”的价值观，使古代众多部族或民族归宗炎黄、凝聚华夏，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建立起了团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是中国人独特的价值观念，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意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力量。
综上，中国古代神话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既是文明的见证者，也是文明的助推者，蕴含着“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性，其连续性的禀赋，孕育了古代神话与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活力，成就了古代神话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诉求，展现了古代神话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秉性，实现了古代神话与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目的。文化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民族的团结，国家的强大，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新时代传承弘扬神话文化，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既是中华文脉的赓续发展，也是凝聚中华民族的现代力量；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之需与精神力量。
注释：
①炎帝又号烈山氏，“烈山”意为烧山，早期的种植不是牛耕锹种，而是耒耜火耕，即农业的火耕时代。
②“五种”即“黍、稷、菽、麦、稻”五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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