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周崎，中共青岛市城阳区委党校副校长。
本文刊发于《泰山学刊》2025年第6期。
［摘 要］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百余年来，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以《宣言》思想为指引，宣讲、传播马克思主义，致力于为广大人民谋取福祉。这一实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理念高度契合。“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宣言》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关键在于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呼应，而“大同世界”理想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具有深厚的心理基础。因此，党的理论宣讲者应善于以儒家文化诠释、宣讲《宣言》，摒弃“坐而论道”，注重“起而行之”，以实现个人使命与国家发展的统一，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智力支撑与实践案例，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振奋中国精神。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儒家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自信；大同理想
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一百余年来，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以《宣言》思想为指引，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致力于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取福祉。《宣言》的思想与两千多年前儒家“至圣先师”孔子在《礼记·礼运》中倡导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高度契合，由此可见，《宣言》思想在中国具有深厚的文化与思想土壤，两者呈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内在关联。《宣言》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关键在于它与儒家文化一脉相承。“大同世界”理想不仅是平民百姓向往的“桃花源”，更是千年来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矢志不渝的追求目标，在民族心理中具有深厚根基。因此，党的理论宣讲者要善于以儒家文化诠释、宣讲《宣言》，摒弃“坐而论道”，注重“起而行之”，将经典思想落实于实践，以实现人生价值与历史使命。
“树高千丈总有根，水流万里总有源”，这一文化传承逻辑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历史自觉高度契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这一论述再次提醒广大党员干部需明晰自身的历史起点与未来方向。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其深刻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的局面，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新阶段。而在此之前的1920年8月，陈望道依据日文版和英文版《宣言》完成全文翻译，促成了《宣言》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宣言》中译本深刻影响了老一辈革命家，推动他们走上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纲亦以《宣言》为指导制定。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是《宣言》精神的忠实传承者。
《宣言》的发表在世界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党纲，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更开启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世界上几乎所有先进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接触马克思主义，均以《宣言》为起点。毛泽东曾回忆道：“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此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便从未动摇。邓小平也是在法国阅读《共产主义ABC》和《宣言》后，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宣言》是近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170多年来，《宣言》被译成200多种文字，出版数千个版本，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之一。近20年来，西方各类机构评选“千年思想家”“最具影响力学者”等，马克思均名列前茅甚至高居榜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范围内再度兴起“马克思热”，引发对《宣言》《资本论》等著作的重新关注。事实证明，《宣言》的真理力量是久远的，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
一、回应时代问题，契合实践需求
任何经典著作的价值均需置于当时历史背景中审视。《宣言》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核心在于其精准回应了当时的时代主题，深刻把握了社会发展矛盾，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矛盾解决路径。从历史背景来看，《宣言》诞生在19世纪中叶无产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之际，既是时代诉求的集中体现，亦是时代精神的凝练。
（一）经济与阶级条件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快速发展期，其生产方式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型从总体上说已趋于成熟。这一时期，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对生产关系的适应性提出更高要求，生产社会化趋势使生产资料日益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充分暴露。
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提升，大量产品滞销积压，形成供过于求的局面，最终引发经济危机。资本家为减少损失，将危机后果转嫁至工人阶级，通过克扣工资、延长工时、大量使用童工等方式加剧剥削。1839年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近42万名工人中，近半数未满18岁；采矿业对童工的压榨更为严重，甚至出现招收年仅4岁的儿童入矿做工的情况，而普遍招工年龄则为8—9岁。数据同时显示，当时英国工人平均死亡年龄仅为17岁。马克思对此予以强烈谴责，指出“资产阶级像吸血鬼一样，并且是吮吸儿童的血”，并深刻批判“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残酷的剥削必然引发反抗，19世纪欧洲工人阶级斗争此起彼伏。从19世纪初英国工人破坏机器反抗压迫的“卢德运动”，到1830—1840年代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等欧洲三大工人运动，新兴无产阶级逐步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斗争形式亦从“自发斗争”转向“自觉斗争”，这标志着欧洲无产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斗争内容与形式发生根本性变化。工人运动的诉求从“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优化工作环境”等经济层面，延伸至“消灭私有制、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争取普选权”等政治层面；斗争方式从分散、无组织的反抗，升级为游行、集会、示威、起义等有组织行动，斗争对象亦从个别资本家转向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尤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共产主义初期组织，为工人阶级政党的诞生奠定了组织基础，成为《宣言》产生的核心阶级条件。
（二）思想基础
19世纪初叶的欧洲思想界呈现出波澜起伏的状态，孕育着革命性变革，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富养分和历史机遇。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出生于特利尔城一个律师家庭，1830年10月，12岁的马克思进入特利尔中学学习，该校校长维腾巴赫聘请了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教师，使马克思自幼得到民主思想熏陶。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考试作文中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17岁的他已确立“为人类而工作”的宏大志向。
1835年10月，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学习法律，第一学年结束后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柏林大学曾先后由德国古典哲学大师费希特、黑格尔担任校长，浓郁的哲学氛围使马克思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大学期间，马克思广泛钻研哲学、历史学、法学等领域知识，致力于探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莱茵报》工作期间，他以犀利的文笔，抨击普鲁士政府的专制统治，坚决维护人民权利；1843年在巴黎居住期间，他积极参与工人运动，在革命实践与理论探索的结合中，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1845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首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为创立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他博览群书、广泛涉猎，不仅深入研究哲学，还积极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努力从人类文明成果中汲取养分；即便在晚年，他仍不断拓展研究领域，留下了大量历史学、人类学、数学等学科的研究笔记。正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其墓前讲话中深刻指出：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一生的两大伟大发现，正是这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转变为科学，为共产主义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
（三）写作过程
马克思积极参与工人运动，与恩格斯共同推动无产阶级政党的筹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前身为“正义者同盟”），最初是由德国无产阶级手工业工人组成的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1847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完成改组。同年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委托起草党纲，当时马克思28 岁、恩格斯26岁，两位青年仅用一个多月时间便完成了党纲起草工作，即《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宣言》以德文在伦敦出版发行。
《宣言》吸收了恩格斯1847年6 月、10月为同盟起草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共产主义原理》的核心思想，并根据恩格斯建议，摒弃教义问答形式，采用内容连贯、逻辑严谨的论述方式，更好地实现“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的目标；同时，将带有基督教教义色彩的口号“人人皆兄弟”修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自此，共产主义者同盟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工人组织。该同盟以《宣言》为党纲，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成为国际化的工人阶级政党。《宣言》以深邃的历史视野穿透现象、把握本质，以严谨的逻辑剖析资产阶级本质，在深刻洞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资产阶级的历史定位，成为无产阶级的思想灯塔，它照亮了共产党人的斗争道路，为当时及此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提供了思想指引与行动纲领。
二、把握《宣言》要义，探寻初心使命
《宣言》文本由“正文”与“序言”两部分构成。在语言风格上，《宣言》是马克思著作中最脍炙人口、文字优美且通俗易懂的作品，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德文版《宣言》时，充分考虑到当时工人阶级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现实，力求语言朴实流畅、通俗易懂，以减少工人阶级的阅读障碍，使《宣言》成为工人阶级的“知音”。不过，受英语定语较长及语言转换差异影响，部分中文译本的表述相对晦涩。
《宣言》正文的核心内容，是直面当时无产阶级在斗争中面临的困惑与问题，以群众语言回应群众疑虑，本质上回答了无产阶级与共产党人“从哪里来”“是谁”“要到哪里去”三大基本问题。七篇序言则重点强调“结合实际灵活运用《宣言》”的原则。
（一）资产者和无产者：回答共产党人“从哪里来”
《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聚焦资产者与无产者从哪里来，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剖析，揭示“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明确“资产阶级的灭亡与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本章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展开，并得出一个关键结论。
第一，跳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局限，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全局出发，揭示“自原始社会以来，一切阶级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规律。第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演进逻辑，详细分析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母体中孕育、产生、发展、壮大直至走向全球化的过程，同时指出资产阶级无法解决自身矛盾、最终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马克思客观地肯定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但同时强调，资本的无限扩张性终将导致资产阶级走向灭亡。第三，指出有资产者必有无产者：与资产阶级同时产生的工人阶级，受资产阶级剥削、为资产阶级劳动，面临生存危机；为维系生存，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得以彰显，不懈抗争成为其必然选择。
本章的核心结论“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贯穿《宣言》全文，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原理之一。通过分析资产阶级的发展与灭亡规律，本章明确了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掘墓人的历史使命，并指出无产阶级完成使命的关键路径是建立自身的先锋队组织——无产阶级政党。
《宣言》第一章还描绘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悲惨处境：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他们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一描述与儒家思想对社会不公的批判高度一致。《论语·季氏》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孟子·梁惠王上》则批判“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 。可见，《宣言》与儒家思想均以强烈的道德义愤揭露社会贫富对立与剥削压迫现象，均认为此类状况违背道德准则、不可接受。
（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回答共产党人“究竟是谁”
《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开门见山回答“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问题，明确“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即“共产党人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本章围绕“共产党的性质与纲领”展开，既阐明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也界定了共产党人的性质与特点，同时驳斥了资产阶级对共产党人的各类责难，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内涵，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最终目标是夺取政权、发展生产力、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
针对资产阶级“共产党消灭私有制会导致工人工资被取消”的谎言，马克思对“私有制”作出明确划分：其一为“生活资料私有制”，即用于改善人民基本生活的资料，不仅不应被消灭，还需予以保护；其二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此类私有制是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工具，必须被消灭。
本章末尾描绘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消灭阶级、消除剥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理想与《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的大同理想具有某种一致性。二者均倡导“和而不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和谐理想。从共性来看，《宣言》与儒家思想均构想了“超越个体私利冲突、追求集体福祉与社会和谐”的理想愿景，均批判极端个人主义；从差异来看，《宣言》的“联合体”建立在阶级消灭的基础上，而儒家“大同”更多体现为道德化的、包含等级差序的和谐理念。
（三）社会主义思潮批判与政党策略：回答共产党人“要到哪里去”
《宣言》第三章“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与第四章“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指明了发展方向，使在黑暗中探索的工人阶级看到希望。
第三章聚焦“批判当时的错误社会思潮”，从政治层面剖析了当时流行的各类社会主义（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等），揭示这些思潮的本质缺陷，丧失了在工人阶级中的阶级基础与思想土壤，无法为工人运动提供科学指导。第四章则阐述“共产党人对其他党派的策略原则”，核心是“处理好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兼顾革命原则性与策略灵活性”：共产党人需立足现实，积极参与并支持当前的革命斗争（包括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同时不能偏离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与最终目标。
《宣言》结尾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明确了奋斗方向：“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获得整个世界”是共产党人斗争的最终结果。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将建立全新的社会形态：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与政权的主人，社会治理方式实现全面革新；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核心特征。
（四）序言的核心价值：回答共产党人“如何运用《宣言》”
1848年2月《宣言》发表时，马克思未满30岁、恩格斯未满28岁。作为一部历史文献，《宣言》的部分观点需随时代发展、工人运动实践的变化而补充或修正。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72年至1893年先后撰写七篇序言，这一时期（前后45年）几乎涵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期参与工人运动、开展理论创作的全过程（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发表两年后，恩格斯逝世）。从序言内容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期的重要理论成果（如《资本论》《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等），均在序言中有所体现。尽管《宣言》正文撰写于1847年11月至1848年2月，但序言的补充使《宣言》的理论体系贯穿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思想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从而奠定了《宣言》“马克思主义经典之首”的地位。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版序言中明确指出：由于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因此，就《宣言》的实际运用来说，毕竟已经过时。“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为解决“文本历史局限性与实践发展需求”的矛盾，二人选择以“撰写序言”的方式，对正文内容进行补充、丰富与发展。1872年版序言还明确了后人对待《宣言》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一论述的核心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灵活运用”，反对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若照抄照搬、思想僵化，便是对《宣言》精神的背离，因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发展思路解决实际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此外，七篇序言还系统阐释了《宣言》的基本思想。马克思逝世后三个月，恩格斯撰写德文版序言，将《宣言》基本思想概括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他强调“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 。这一概括包含三大核心原理：其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二，阶级斗争原理（一切阶级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其三，无产阶级解放原理（无产阶级解放需经历“阶级解放—民族解放—全人类解放”三个层次，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即“无产阶级只有通过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这三大原理分别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阶级社会发展规律”“无产阶级解放规律”。
三、坚定信仰信念，笃行不负时代
170多年过去了，当代中国人仍需深入学习《宣言》。2018年4月23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通过重温经典，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追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理论源头，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任何工作均需“争取人心”，而“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延安时期，毛泽东曾与胡耀邦探讨“政治的内涵”，指出政治就是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因此，学习与运用《宣言》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引导更多人坚定跟党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使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正是以通俗语言传播马克思主义，使革命队伍不断壮大。反之，若马克思主义者“自说自话”，脱离群众需求、无法用群众语言解决实际问题，经典理论便会“脱离实际”，丧失生命力。
（一）坚定崇高信仰
《宣言》自1848年2月问世以来，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在关于现实社会的所有著作中，很难找到一部像《宣言》这样在世界上传播如此之广，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影响如此巨大而深远的著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评价：“《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共产党宣言》是第一次全面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伟大著作，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矗立起一座马克思主义精神丰碑。”《宣言》的问世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对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武装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宣言》能够影响人的思维方法、价值取向、整体素质与人生道路选择，因此宣讲《宣言》对培养合格社会主义公民（尤其是领导干部与青年大学生）具有重要意义。《商君书·战法》提出：“王者之兵，胜而不骄，败而不怨。”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人，便如“王者”一般：顺境时不骄傲狂妄，逆境时不气馁怨尤，面对利益诱惑不动心，分析国际事务时能穿透现象把握本质、不随波逐流。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临诸多挑战，但“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坚定信仰是克服困难的根本支撑。
对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关乎国家命运的核心工作。科技固然重要，但再先进的科技也无法保障“主义不变色”“思想不变质”。苏联的教训尤为深刻：其解体并非因缺乏原子弹、航母等硬实力，而是因信仰缺失，导致社会主义阵地失守、群众认可度下降，甚至共产党员麻木不仁。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播种者”必须坚定崇高信仰，否则就是“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 。
（二）坚守人民情怀
《宣言》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这表明，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代表工人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理念高度一致。唐代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提出：“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对当代中国而言，共产党人的“根本”“泉源”“德义”，便是人民群众。从百年党史来看，正是人民群众用“小米饭”哺育共产党人，用“小推车”支援人民军队。能否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立场，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与“试金石”。
《宣言》所揭示的共产主义愿景与中华民族历代追求的“大同世界”理想存在着某种契合性。《礼记·礼运》所谓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与《宣言》所强调的“共产主义社会”有着可会通之处。由此可见，共产主义在中国具有深厚的文化和思想土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落地生根，与中国人民对“大同”理想的追求密不可分。
从文化实践来看，“大同”理想在中华民族具有深厚的文化认同：中国古代历次农民起义，均以“大同”理想激励人民反抗压迫，以“等贵贱、均贫富”等口号凝聚力量，始终向往“财产公有、人人劳动”的大同世界；在数千年历史中，“大家族共同生活”是普遍现象（如福建土楼、山西乔家大院、广东开平碉楼等），兄弟不分家、家庭和睦共处的案例有很多。“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家国情怀深入每一个人的精神血脉，“家齐而后国治”。调查显示，大家族和谐共处的核心经验是“利他思想”，即“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完全可以创造性转化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中。
“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荣光。明晰“从哪里来、是谁、要到哪里去”，便能坚守初心、站稳人民立场。这是共产党人的核心利益，也是解决各类复杂问题的根本出发点。
（三）践行知行合一
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本学问”，更不是“花拳绣腿”，而是能够改变世界走向、国家前途与个人命运的科学理论；对共产党人而言，马克思主义更是实现人生理想的重要法宝。因此，对待《宣言》需坚持“学用结合”，既要“学好”理论，更要“用好”理论，以《宣言》思想指导实践。
改革开放后，受经济大潮冲击，部分学者认为群众不再关注马克思主义经典，陷入“学术圈自说自话”的困境：在小范围学术圈内构建理论体系、玩弄概念游戏，最终丧失群众基础。群众不愿读其著作、不认可其观点，而这些学者却浑然不觉。这一现象具有潜在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从小做起，就是要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因此，宣讲党的经典理论绝不能照本宣科，需通过“喜闻乐见、贴近生活、形式多样、打动人心”的方式，将理论落实于实践。在个人层面收获幸福、实现家庭和谐；在单位层面营造团结互助、友善和谐的氛围；最终通过理论落地“打动人心、穿透人心、改变人心、净化灵魂”，唤醒个体良知，提升社会道德水平与文明风尚。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需兼顾“党的经典理论研究”与“普及应用”，明确共产党人的共同目标“将来要到哪里去”。马克思主义学者不同于普通研究人员，既要开展经典理论研究，更要注重“经世致用”。如果我们的文章和著作不为读者喜爱或无人问津，最终返回造纸厂回收，那么它就不再是精神产品而是弃品或废品。因此，广大党员干部要敢于直面经济、社会、文化、国际领域的现实问题，回应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为解决问题提供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智力支撑与实践案例，摒弃“坐而论道”，注重“起而行之”；要讲好中华民族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改革开放的故事，特别是要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对共产党员与坚定马克思主义者而言，需先学深悟透《宣言》道理，再以《宣言》指导实践。只有自身沉心实践、实现“知行合一”，宣讲才能“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有血有肉有灵魂”，真正吸引并打动他人。任何理论、学问若脱离生活、脱离群众，便是“无用之论”；自己未践行、不真信的“道理”，绝不能高谈阔论、纸上谈兵。自己不信，如何使学员信？自己不懂，如何让学员懂？正如教育家若自己子女教育失败，其教育理论便缺乏说服力一样，当前的理论宣讲需避免“学究式说教”，不能将《宣言》讲得僵化枯燥、丧失生命力，更不能将宣讲等同于“大学生考试”（唯学分、唯过关）；宣讲者需先学习感悟、收获幸福、摆脱烦恼、树立信仰、培育奉献精神，再以生动、有说服力、有感染力的方式分享给他人。
（四）坚定文化自信
当代坚定马克思主义者开展党的经典理论宣讲，需把握两大核心：其一，马克思主义是“为之献身的信仰”，需坚贞不渝、不为任何困难动摇；其二，“中国人”的身份与“中华文化血脉”是根本，需“认祖归宗”、不可改变，绝不能“数典忘祖”。因此，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让马克思说中国人的话，让古圣先贤说当代人的话，让经典说老百姓的话”，使每个人都能听懂并受益于中华文化与党的经典理论，锲而不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坚定文化自信，并不意味着“闭关锁国”，若脱离世界文明发展大道，必将落后于人类历史进程。宣讲与运用《宣言》时，需以开放姿态学习、吸收、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尤其是西方文化中的积极成分），为我所用；需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保持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与先进性。但必须明确：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绝不能走“全盘西化”道路。实践证明，“拿来主义式的全盘西化”“分化中华文化”“诋毁中华文化”等路径均行不通。当前，国际上仍存在“西化”“分化”中国文化的企图，国内亦有少数人“妄自菲薄”，鼓吹“外国月亮比中国圆”，在文化领域侵蚀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打击文化自信。因此，在文化交流融合中，需坚决摆脱“文化自卑”，坚定文化自信，反对“全盘西化”。借鉴外来文化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始终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不动摇。
《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地位不容置疑，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均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也蕴含了儒家文化的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代表。因此，要使《宣言》成为群众喜爱的经典，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需深入基层、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诠释党的创新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文化“相得益彰、薪火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