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读通鉴论》和《宋论》中，王船山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细致分析，指出正道而行是取得成功的唯一保障，认为这是永恒的规律。权谋无助于成功，只会授人以柄，引火自焚。但在千变万化的现实处境下，当事人只有顺应形势，把握时机，才能伸张永恒的理。此外，人无法掌控的不可知因素，可能导致结果偏离规律，但检讨不可知因素毫无意义。这对基于实证的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构成了一定挑战。
关键词：《读通鉴论》 《宋论》 规律 权谋 形势 不可知因素 实证
王船山《读通鉴论》和《宋论》，是众所周知的史学名著。不过，他对历史人物的评说，往往有出人意料的“奇怪”论断，让人难以理解。笔者曾以船山对岳飞的批评为例，尝试展现他不同于现代学术的理性逻辑。好比发生车祸，交警到场后，任务是确定事故双方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现代历史学者，承担的就是交警的工作。船山不然，他站在司机的立场，要探索的是，在路况极为糟糕、周围车辆完全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下，怎样才能避免事故发生。
本文拟延续前文的任务，进一步剖析船山独特的历史研究法。下面就从《论语·尧曰》的一句话说起：“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船山解释道：
夫人而欲为君子，力持其正而无邪，勉于义而忘利，可以为君子矣，而未可为也。理有恒而命无恒，猝投以不测之吉凶，而所守者丧矣。天之命，天之理也。修吉悖凶，常也；吉而厉，凶而无咎，知天命我以理，而非以数，然后其为君子也不回。不知命，则以为无命而违乎天，以为听命而弃人也，君子之志摇，而君子之贞丧矣。
意思是，有志为正人君子者，能够坚持正道、见义勇为，似乎就可以成为君子了，实则未必。猝不及防遭遇噩运，往往会改变人的信仰。这里，船山提出了一个重要说法：“理有恒而命无恒。”理指人世间的行为规范，源自天，是天通过人性塑造的内在要求。所谓“修吉悖凶”，即循理则吉，悖理则凶。但命运叵测，人事的吊诡之处在于，循理可能倒大霉，悖理却平安无事。正确理解这一现象，是君子自我成就的关键。
有志者应当认识到，“天命我以理，而非以数”，天塑造的人性要求循理而行，而在人所能把握的范围内，循理也是保证获得好结果的唯一方式。至于命运之叵测，不在人的掌控之内，是人无法窥探之奥秘，也是人无从干预的。只有清楚这点，有志者才能坚定不移地走君子之道。否则要么以为“无命”，一切都是人事的自然结果，否定“修吉悖凶”；要么“听命而弃人”，将人事完全归结于不可知的命运，同样放弃循理而行，最终都会丧失君子信念。
船山这一论述，将天理指导下的行为和取得的结果紧密联系到一起，认为“修吉悖凶”即俗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常”，“修”就是循理而行，是在人所能掌控的范围内获得好结果的唯一方式，此即“理有恒”。而实际结果之叵测，是人无从干预也无法理解的天意，应存而不论，此即“命无恒”。对人事做这样的理解，容易被认为是迂腐的老生常谈。船山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读通鉴论》和《宋论》中，通过对众多史事的详细剖析，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上述观点。下面就此展开论述。
表面上，使有志者动摇的是厄运即“命无恒”。实则很多时候，遭遇厄运并不是因为“命无恒”，而恰恰是因为对“理有恒”的认识太肤浅。也就是说，正确认识“理有恒”是正确对待“命无恒”的前提。“理有恒”与义利之辨密不可分。《孟子?梁惠王上》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所谓“何必曰利”，并非排斥利。他的论证从两个方向展开：首先，一心求利只会给自己带来灾难；其次，行仁义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朱子解释道：“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徇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接着又引述程子的话：“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船山也指出：“义非以为利计也，而利原义之所必得。”在阐释《大学》时，船山也提到：“如使义而不利，利而可以为利，犹可言也。乃义亦何尝不利？但有国者不知以义为利尔。”
一般人往往认为，上述看法不过是书生之见。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船山提供的实际案例。郭子仪是安史之乱中挽救李唐的第一功臣。代宗永泰元年（765）,大将仆固怀恩勾引吐蕃、回纥等三十万众入侵，郭子仪领命率万人御敌，陷入重重包围。所幸仆固怀恩暴卒，吐蕃、回纥出现罅隙，郭子仪派人拉拢回纥，希望能共同对付吐蕃。回纥首领药葛罗要求郭子仪面谈，郭氏手下众将纷纷劝阻，郭氏不从，只带了几个人奔赴敌营。最后成功说服回纥，不仅自己毫发无伤，唐室也转危为安。船山评论道：
兵凶战危，以死为道者也。以死为道，然后审乎所以处死之道；审乎所以处死之道，然后能取威制胜，保国全民，不战而屈人之道，咸裕于中，而得其理。由其功之已成，观其所以成功，若有天幸；乃其决计必行之际，甚凶甚危，而泰然不疑，若不曙于祸福生死以徼幸，皆人之所不测也。不测之，则疑其智之度越而善操利钝之枢。夫岂然哉？知死为其道，而处之也不惑耳。
一般人看待此事，一开始往往认为郭子仪的成功是“天幸”，但对他在如此凶险的情况下，果断得近于鲁莽，又会怀疑郭子仪的城府深不可测，其智谋有改天回日的神奇效果。船山以为不然。走上战场，就应当做好赴死的准备。郭子仪正是明白这一点，将生死置之度外，所以能够冷静分析局势，从容不迫地采取行动。
回纥要郭汾阳相见，汾阳知战之必败，而唯以身往赴之之一策，可以抑锋止锐而全宗社。于斯时也，固不谓往之必死也，亦不谓往之必不死也，虽死而无所恤焉而已。故药葛罗情穷而辞屈，慑于其不畏死之气，则未知杀公以后胜败奚若，而心已折，气已馁矣。决于死，则情志定；情志定，则神气平而条理现。免胄投枪之际，一从容就义者大雅之风裁也。
郭子仪清楚，开战毫无胜算，身赴敌营是拯救国家的唯一机会。做决定时，他对结果并没有把握，去不一定会死，但也不一定能活着回来。重要的是，郭子仪不畏惧死亡。回纥没想到郭子仪敢轻身前来，如临大敌，药葛罗拈弓搭箭，严阵以待。骑马而至的郭氏摘下头盔，扔下手中的枪，向敌人亮明身份，表达诚意。此时他气定神闲，有条不紊，船山盛赞：“一从容就义者大雅之风裁也。”药葛罗没来得及理性衡量杀郭子仪后能否战胜唐军，就已被郭子仪的风采所震慑，所谓“心已折，气已馁”，终于就范。
处死之道，致一而已。致一则神全，神全则理裕。理处其至裕，而事必应乎其心。凡人之情，局于目前而迷于四际者，固不足以测之，遂相与诧之曰：其不可测也，有若是哉！不则其有天幸乎？夫恶知所守之约，为恐惧疑惑之所不得乘哉？
认清了该干的事，个人利害在所不计，才能在危险面前坦然自若，保持清醒的头脑，举止恰到好处。凡人不然，患得患失，四顾茫茫，进退失据。在他们看来，郭子仪要么拥有神秘的本领，要么纯粹是运气好。他们哪里知道，郭老令公不过是持身守正，“为恐惧疑惑之所不得乘哉”。郭子仪不顾生命危险，一心为国，这是从义不从利。他终于因此拯救国家，生前身后极尽殊荣，又岂非利之极致？
郭氏并非孤证。唐末大乱，杨行密割据淮南，死后长子杨渥继承兵权及弘农郡王封爵。杨渥少不更事，权力逐渐被左右衙指挥使张颢、徐温窃取，最后被两人暗杀。除掉杨渥后，张颢召集诸将，“夹道及庭中堂上各列白刃”，厉声问曰：“嗣王已薨，军府谁当主之？”意在胁迫众人推戴自己。不料三度发问，无人作声。张颢怒气冲冲，这时杨渥的幕僚严可求上前悄悄对他说：除了您没人能撑起这场面，但您现在出头恐怕为时尚早，驻扎各地的刘威等将领当年曾和先王杨行密平起平坐，资格都比您老，不会甘心听您的号令，不如扶立幼主，“诸将孰敢不从”！听了这番话，张颢默然良久。
于是严可求偷偷以杨行密夫人史氏的名义写了一份谕令，当众宣读，称“先王创业艰难，嗣王不幸早世”，次子杨隆演当立，“诸将宜无负杨氏，善开导之"。张颢“气色皆沮，以其义正，不敢夺”，只好不情愿地推戴杨隆演。事后，大将朱瑾跑到可求居所，感慨道：“瑾年十六七即横戈跃马，冲犯大敌，未尝畏慑，今日对颢，不觉流汗，公面折之如无人；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远矣。”船山评论道：
极乎凶顽不逞之徒，皆可守吾正而御之以不迫。然则孔北海抗曹操而不胜，亦其恢廓不拘之有以致之，况裴枢、赵崇辈之以轻薄犯朱温哉？
哪怕面对穷凶极恶之徒，也可以坚守正道，从容不迫地化解凶险。他先举了两个反例：汉末名士孔融对抗曹操，唐末大臣裴枢、赵崇等对抗朱温，都惨遭屠戮。船山以为，还是孔融、裴枢等自身存在不足，孔氏潇洒不拘礼，裴氏轻薄，于大中至正之道都有亏缺。
张颢、徐温公遣牙兵攻其主而杀之，庭列白刃，集将吏而胁以奉己，其暴横不在曹操、朱温下也。严可求以幕僚文笔之士，从容而进，折张颢吼怒之气，使之柔以悦从；颢之凶威，不知何以遽若春冰之消释，唯其羁靮而莫之能违。勿谓淮南小国也，杨渥非天子也，张颖无董卓、萧道成之位尊权重也，白刃当前，一叱而腰领已绝，奚必卓、道成而后能杀人哉？
可求所秉者正，所忘者死，夷然委命，而不见有可惧者，即不见有可争，其视颢犹蜂虿耳，不触之，不避之，徐用其割制而怒张之气自消。朱瑾曰：“瑾横戈冲犯大敌，今乃知匹夫之勇，不及公远矣。”无他，瑾虽勇于杀人，而不能无畏死之心，愤然一往，理不及而莫持其终也。
张颢敢于弑主，公然亮出白刃胁迫诸将，凶残不在曹操、朱温之下。严可求一介书生，从容化解了张颢的嚣张气焰，使张颢不自觉地被可求所左右。论者或以为淮南不过是个地方小政权，张颢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严氏做到这点，没什么了不起的。但要知道，当时张颢一声令下，众人人头落地，恐怖气氛和面对董卓、萧道成这样的奸雄时有什么两样？
可求之勇来自浩然正气，在死亡面前，他淡定坦然。连死都能放下，张颢就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洪水猛兽，没必要血脉偾张，和他拼命，那不过是只有毒的蝎子，不去撩拨他，冷静地与之周旋，就可以对付他。这和朱瑾的血气之勇，高下粲然有别。
大概有人会说：郭子仪、严可求这两个例子，形势虽凶险，但并不复杂，真遇上错综纷乱的情境，光凭正气有用吗？船山对狄仁杰的探讨就是为了回答这样的质疑。狄仁杰是唐代名臣。武则天称帝，取代唐朝建立周朝后，狄仁杰是女皇非常信任的人。但狄仁杰忠于唐室，极力劝阻武则天立侄儿武承嗣为继承人，并说服武氏将亲生儿子、被废黜的唐中宗李显从流放地召回神都洛阳。虽然狄氏死在武周末年，但后来正是经他推荐出任要职的张柬之等发动政变，逼迫武则天让位李显，恢复唐朝。因此，狄仁杰被认为是再造李唐的大功臣，追封梁国公。船山评曰：
涉大难，图大功，因时以济，存社稷于已亡而无决裂之伤，论者曰：“非委曲以用机权者不克。”而非然也，亦唯持大正以自处于不挠而已矣。以机权制物者，物亦以机权应之，君子固不如奸人之险诈，而君子先倾；以正自处，立于不可挠之地，而天时人事自与之相应。故所谓社稷臣者无他，唯正而已矣。
对于这类没有经过激烈的生死角逐，审时度势、以较和平的方式挽狂澜于既倒的神妙事迹，论者总是认为，主角一定是智多星吴用这样的人。船山以为不然：“亦唯持大正以自处于不挠而已矣。”玩权谋，君子哪里斗得过小人？先倒下的一定是君子。所谓社稷之臣，在天昏地暗之际，唯有以正自处，不授人以柄，才能保留力挽狂澜的一线希望。
孔融之不能折曹操以全汉者，忼慨英多，而荡轶于准绳者不少，操有以倒持之也。周顗、戴渊密谋匡主而死于王敦，几以亡晋，夫亦自有咎焉。愤而或激，智而或诡，两者病均，而智之流于诡者，其败尤甚。虽有奇奸巨憝杀人如莽之气焰，而至于山乔岳峙守塞不变之前，则气为之敛，而情为之折。
船山再次提到孔融。孔氏慷慨英多，但不守礼法，结果被曹操抓住了把柄。他还提供了另一个“反面”例证。琅琊王氏是东晋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元帝时王敦称兵犯顺，进逼建康，而其堂兄王导及一众族人在朝为官，有大臣劝元帝尽行诛杀之。关键时刻，周顗力保王导，拯救了王氏一门。但在当时非常微妙的政治形势下，周顗为了避嫌，在王导面前摆出了一副与王氏不共戴天的架势，使不明就里的王导怀恨在心。
王敦攻占建康后，忌惮威望素著的周顗和戴渊，有意除之，征求王导的意见，得到默许。后来，王导在宫中发现了周顗申救的奏章，愧悔不已。周顗不仅断送了自家性命，还加重了东晋王朝的灭亡危机，因为他的行为没能促成王导和朝廷同心同德，倒使王导在反方向上走得更远，同时他本人身系国家安危，其死是对朝廷的沉重打击。孔融受丑恶现实刺激，偏离了正道，而周顗则是迷信权略，走上了诡道。两相比较，智流于诡，结局更糟（关于这点，第二节还有更详细的讨论）。
巨奸大憝虽杀人如麻，气焰熏天，但在如山岳般峙立的正人君子面前，也会“气为之敛，而情为之折”。船山感慨：“呜呼！斯狄梁公之所以不可及也！”
或曰：“公之所以得武氏之心而唯言是听，树虎臣于左右而武氏不疑，此必有巽入之深机，以得当于武氏，而后使为己用。”考公之生平，岂其然乎？当高宗时，方为大理丞，高宗欲杀盗伐昭陵柏者，公持法以抗争，上怒洊加而终不移……再刺豫州，按越王贞之狱，密奏保全坐斩者六七百家，当籍没者五千余口免之：此岂尝有姑尚委随，而与世推移，以求曲济之心乎？
其尤赫然与日月争光者，莫若安抚江南，而焚淫祠一千七百余所。是举也，疑夫轻率任气者亦能为之，而固不能也。鬼神者，即人心而在者也，一往而悍然以兴，气虽盛，心之惴惴者若或掣之，昧昧之士民竞起而挠之，非心服于道而天下共服其心者，未有不踟躇而前却者也。故曰：赫然与日月争光者也。
有人质疑：狄仁杰能取得武后的信任，甚至推荐忠于唐室的人也不被怀疑，一定是通过曲意迎合的过人技巧，将武后迷惑。船山反驳道，从狄氏生平来看，他不可能是这样的人。曾有人误伐太宗昭陵的柏树，高宗欲处以极刑，当时狄仁杰任司法官员，据法力争，不顾高宗盛怒，坚持己见，最终迫使皇上改变了主意。高宗死后，武则天以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废黜李显，立另一亲生儿子李旦为傀儡。垂拱四年（688），太宗第八子越王李贞在豫州起兵失败，狄仁杰出任豫州刺史，负责处理涉案人员，他顶住中央司法机构的压力，保全了大量无辜人员。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狄仁杰奉命出使江南，一举捣毁了淫祠1700多所。在一般人看来，这件事的意义显然远远不如上面两件事，但船山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称此事“赫然与日月争光者也”。他解释说，表面看起来，似乎意气用事的人也能做出这样的举动，实则不然。对鬼神的敬畏，深藏于人的内心。一时兴起，拍着胸脯冲上前去，稍稍冷静一点，脖子后不免生凉，加上愚昧的当地百姓在愚昧的读书人带领下百般阻挠，没有不踟躇四顾、乍前乍却的。唯有真明白天地大道而且其端方正直深受众人敬仰的伟大人物，才能把事情办成。
由此思之，唯以道为心，以心为守，坦然无所疑虑，其视妖淫凶狠之武氏犹夫人也，不见可忧，不见可惧。请复庐陵，而树张柬之等于津要，武氏灼见其情而自不能违，岂有他哉？无不正之言，无不正之行，无不正之志而已矣！
狄仁杰大公至正，坦然无所疑虑。在他眼里，“妖淫凶狠”的武则天和普通小人没什么分别。正道直行，我行我素，“不见可忧，不见可惧”。呈请召还中宗李显，推荐张柬之，聪明绝顶的武则天怎么会不明白他的用心，但又能怎么样呢——以母子至亲打动武则天，她会有恶意吗？狄仁杰的成功之道，岂有他哉：“无不正之言，无不正之行，无不正之志而已矣！”
或曰：“公苟特立自正，无所用其机权，则胡不洁身不仕，卓然而无能浼辱；乃姑事之而后图之，则抑权也，而非正也。”曰：武氏无终篡之理，唐无可亡之势，天下愦愦，弗之察耳。三思、承嗣以无赖小人，淫昏醉梦，而结市井椎埋之党，逐声狂吠，庸人视之，如推车于太行之险；大人君子视之，一苇可杭之浅者也。秉正治之而有余，何为弃可为之时，任其爚乱，以待南阳再起，始枭王莽于渐台，而贻中原之流血乎？天下无正人而后有妖乱，丛狐山魈足以惑人之视听，武氏亦犹是而已。范我驰驱，无求不获，公亦坦然行之，而何机权之足云！
船山最后提到了对狄仁杰的另一种质疑：既然特立独行，坚守正道，就应洁身自好，拒绝出仕武周，而狄氏既奉武氏为帝，又图谋恢复李家天下，这不是权谋，又是什么？船山的回答：“武氏无终篡之理，唐无可亡之势。”武则天的侄子、异想天开的武三思和武承嗣，不过是跳梁小丑，结交一班上不得台盘的匪类，狂犬吠日而已。难道非得放弃“秉正治之而有余”的机会，任由武三思等闹得天下大乱，再像刘秀那样起兵南阳，血流成河，才恢复唐室吗？武则天不过一时“偏能惑主”的“狐媚”，以正道御之，自然就我羁络，无求不获，狄梁公“坦然行之，而何机权之足云”！
以上所论郭子仪、严可求、狄仁杰，都属于正面案例，船山也提到了反面例子如孔融等，但都是附带论及，下面再分析船山专篇讨论的反例。刘邦建立汉朝后，对兄弟、众子实行分封，形成传统。至汉景帝时，爆发七国之乱，但叛乱很快被平定。主谋吴王刘濞是刘邦的侄子，起兵扬州，一度形势大好，大将田禄伯建议分兵两路，主力扑向河南，和朝廷大军对垒，自己则带领五万人为奇兵，沿江淮西上，从武关进入关中。从军事角度而言，这确实是一招妙棋。但吴太子提醒父亲：“王以反为名，此兵难以借人。人亦且反王，奈何？”因此，吴王没有采用田禄伯的建议，最后被汉军主力阻挡在河南，兵败身死。船山评论道：
甚哉名义之重也，生乎人之心，而为针铓剑刃，以刺人于隐者也。故名以生实，而义不在外。苟违乎此，疑在肘腋而先战乎心。夫欲有所为，而无可信之人，必危；有可信之人，而固不敢信，必败。
时下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名义，即是非观念，不过是外部环境强加给人之意识的。船山则认为是非观念人皆有之，与生俱来，是之谓良心。大庭广众之下，大奸大恶可以表现得毫无畏惧，完全不顾名义的呼唤。但他们内心深处，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在干坏事。内心的不安意味着自我怀疑，连自己都不相信，当然更不会相信身边的人。欲有所作为，却找不到值得信赖的帮手，成功的希望何在？
吴太子之谏王濞曰：“王以反为名，此兵难以借人，人亦且反王。”以此疑田禄伯，不遣循江、淮入武关，而坐困于下邑。其不信禄伯而因以败也，则太子任其失；藉令假禄伯以兵，而禄伯且反也，亦未可知。是两穷之术，而姑保其可疑。太子固曰：“王以反为名，兵难以借人。”名不正，义不直，浮鼓其忿欲以逞，其中之铓刃，常不去于肺肝。是以无名无义而欲有为于天下，即以之攻无道而不克，况以之犯顺哉？
儿子提醒刘濞小心手下人不忠，因此刘濞没有采纳田禄伯的良谋，结果顿兵坚城，土崩瓦解。凡人头脑简单，只看到既定事实，会慨叹太子失策，但假如真把人马交给田禄伯，谁有信心他不会倒戈？两害相权，还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吧！就这样，名义如针尖刀刃，会在暗中给无忌惮之人带来肺腑之伤。
故自疑者必疑人，信人者必自信也。自不可信，人不可保，疑之而隳功，信之而祸亦起。苻坚以不疑而亡于慕容垂，安庆绪以不疑而亡于史思明。吴太子之言，固天理显露之一几，以震小人而褫之，恶能强哉！恶能强哉！
船山最后举了两个因不疑而自取灭亡的例子。苻坚是十六国时期最具戏剧色彩的君主，世人无识，往往慨叹命运无常，殊不知淝水之战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不过是天理对妄人的小小惩戒。和王莽一样，苻坚一心想当圣人；也和王莽一样，苻坚以为，只要外表模仿圣人，就能让天下人虔诚地顶礼膜拜。一个争夺权力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屠夫，却天真地以为，只要对失败者展现无边的仁慈和信任，就能征服人心。他力排众议，对慕容垂委以重任，最终吞下了苦果。还有连猪都不如的弑父者安庆绪，因为相信史思明，丢了脑袋。顺便说一句，历史上屡见不鲜的起兵反叛，一开始势如破竹，但一旦遭遇小挫折，顷刻间数十万军队一哄而散。为什么？
前面谈到，船山特别反对权谋，义不仅体现在目标上，也体现在行为方式上。在他看来，迷信权谋会引火自焚。后唐开国第一功臣郭崇韬的遭遇，是个典型例证。
同光三年（925），后唐庄宗李存勖决定讨伐割据四川的前蜀政权，有人推荐后梁降将段凝，郭崇韬反对：“段凝亡国之将，奸谄绝伦，不可信也。”后来朝臣推举名将李嗣源，也被郭氏谏阻：“契丹方炽，总管不可离河朔。魏王地当储副，未立殊功，请依故事，以为伐蜀都统，成其威名。”李嗣源是李存勖之父李克用的养子，时任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镇抚河北以应对契丹。魏王李继岌是庄宗长子，未来的继承人，郭崇韬建议以继岌为主帅，以塑造其威望。庄宗采纳其意见，并以郭氏为副帅。
船山曰：伐蜀之役，郭崇韬谏止段凝为帅，议正而事允矣；其复止李嗣源之行，则崇韬之自灭与灭唐也，皆在于此。
崇韬请遣继岌，固知继岌之不可独任而必需己副之，名为继岌，实自将也。崇韬之辞镇汴州也，曰：“臣富贵已极。”至此而又贪平蜀之功利，岂冒昧不止哉？盖以伐蜀为自全之计。而反以此自灭者，何也？
段凝不堪大任，船山赞同郭崇韬的意见，但阻止李嗣源赴蜀，被认为是郭氏自取灭亡且导致后唐颠覆的败招。郭崇韬推荐李继岌，当然清楚毛头小伙子只是象征性地坐于中军帐，辅佐他的人也就是实际上的主帅非自己莫属。郭氏并非贪婪不知足之徒，想借此博取功名，而是准备全身而退，不料却断送了自己。
位尊权重，其主已疑，内有艳妻，外多宵小，稍稍裁正，众方侧目，故忧内之不可久居，而欲息肩于闾外，上挟冢嗣，下结众将，相倚以安，冀可远谗人之怨以自立于不拔之地，可谓谋之已工矣。
乃不知谗佞交加之日，顾离人主左右，握重兵，据腴土，成大功，媢忌益深，在廷者又以睽离不亲，心皆解散，固将益附奸邪而听其嗾噬；况乎奄有王建畜积之藏，多受降将邀欢之贿，蹑钟会之已迹而益以贪，则必罹卫瓘之网罗而弗能辩。诛死在眉睫而不悟，其工也，正其愚矣。
郭崇韬功高震主，引起了庄宗猜疑。偏偏他大权在手，有意清理积弊，让很多人寝食难安，树敌众多。所以他觉得朝廷不能再待了，想离开这是非之地，在四川找个退路，既和准太子搞好关系，又手握重兵，足以自保，可谓工于心计。
不过，人算不如天算。郭崇韬离开朝廷固然让众宵小松一口气，不再侧目而视，但他打下四川，又立奇功，且坐拥天府之国，也会让小人们更加妒忌。而人不在皇帝身边，难以发挥影响力，小人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谗言。朝臣中原本和他有交情的，因为他的离去，失去了依傍，反而会投靠奸臣，听其指挥攻击郭氏。三国时，钟会伐蜀成功，欲谋反，被监军卫瓘设计除掉。现在郭崇韬虽无逆谋，但试图拥蜀自固，行迹与其有相似，更何况郭氏将前蜀君主多年积聚的财富几乎全部纳入囊中，又大量收受前蜀降臣降将的贿赂，比钟会尚多一款贪污罪，最后无以自白，被李继岌设计除掉，势所必然。危险迫在眉睫，却毫无警觉，自以为是妙计，恰恰是其愚蠢之处。以上说的是郭氏入蜀，自取灭亡，下面谈何以灭唐：
李嗣源有河上先归之衅，载入汴决策之功，假之以兵，资之以蜀，则且为王建，而为朱邪氏树一劲敌于西方；故崇韬身任之以抑嗣源，损其威望，而使易制，俾存勖无西向之忧，其为存勖谋也，亦可谓工矣。
而不知蚕丛一隅，以叛易，以守难，若欲窥秦、陇出剑阁以争衡于中国，则诸葛且不能得志，故曹丕曰“囚亮于山”。嗣源即怀异志，恶能度越重险以犯顺，何似擅河朔之富强，拊汴、洛之项背，建瓴南下，势无与遏邪？畏虎豹之在山林，乃驱之以居园垣之右，便其噬攫，而崇韬不知也。
后梁贞明四年（918）胡柳陂之战，李存勖一度大败，混乱中李嗣源独自率军渡过黄河北归，由此和李存勖产生了嫌隙。而灭亡后梁的奇袭汴州（开封）之役，设计者正是李嗣源。这样一位功勋卓著却和皇上有嫌隙的猛将，如果让他带兵入蜀，难保不步前蜀开国君主王建之后尘，割据四川，成为朝廷（李存勖出身突厥沙陀部，本姓朱邪，祖父朱邪赤心因镇压庞勋兵变有功,唐朝赐国姓李，故船山称“朱邪氏”）在西边的大患。郭崇韬为朝廷着想，阻止李存勖派遣李嗣源征蜀，不让他有机会扩大政治影响，便于掌控，亦可谓工于心计。
不过，四川一隅之地，天高皇帝远，发动叛乱容易，要保境自固就难了，若想以此为基业，逐鹿中原，连诸葛亮也办不到。所以曹丕有句名言，说诸葛亮据蜀，等于囚禁在巴蜀群山之中。即便李嗣源确有不轨之心，又能怎么样？而他留在河北，兵强马壮，对定都洛阳的后唐朝廷是直接威胁，日后举兵反叛、篡位成功的正是李嗣源。郭崇韬此举，等于是担心山林中的虎豹伤人，却把它们驱赶到村落附近！
朱邪氏之寇，深于腹心矣。继岌，欲使立功以定储者也，而杀崇韬者继岌；董璋、孟知祥，所倚以镇抚诸将而定蜀者也，而乱蜀者璋与知祥：抒忠而逢怒，推信而召逆，自后观之，其愚甚矣。乃一皆崇韬之夜思早作，自谓十全之远虑也。
由此思之，退而全身，进而已乱，岂智计之能胜任哉？抑强止逆、弭妒消嫌之术，岂有他焉？勿尸功，勿府利，靖诸己以立于危乱之中，则猜主佞臣与震主之权，皆翕伏于镇定之下。崇韬固不足以与于斯也，祸败速于反掌，足为永鉴已！
最后，船山总结说，郭崇韬给朝廷和他自身带来了毁灭。他本想给李继岌创造一个立功的机会，从而巩固储位，而杀郭崇韬的人正是李继岌；他推荐董璋、孟知祥出任东川、西川节度使（唐代四川分东川、西川），希望依靠他们安定蜀地，而日后导致蜀中大乱的正是董璋和孟知祥。郭崇韬忠于李继岌，却遭遇这样的结果；他信任董、孟，却迹近引狼入室。事后看来，似乎愚不可及，可当初这是他日思夜想，自认为找到的万全之策。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不论自我保护，还是建功立业，权谋是靠不住的。不论是避免引起小人的妒忌和君主的猜疑，还是对付权臣、逆臣，为朝廷保驾护航，都只有一个办法：不贪图名利，哪怕身处危乱之中，依然淡泊自如，宁静以致远，雄猜之主也罢，奸佞小人也罢，嚣张权臣也罢，敌意都会在无形中消解。
《读通鉴论》中还有一个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典型例子，那就是唐玄宗的孙子，最终平定安史之乱却使藩镇坐大的代宗。藩镇问题是唐后期政治的核心议题，困扰朝廷直至唐室覆亡。这一局面的形成，是因为安史之乱即将平定之际，代宗听信宦官程元振的谗言，杀掉了讨叛功臣来瑱，使得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与朝廷离心离德。
但船山首先指出，来瑱罪有应得。来氏依附宦官李辅国，得以出任驻扎襄阳的山南东道节度使，他在任上收买人心，打造私人势力，先后拒绝朝廷征召和调任淮西节度使的命令。代宗即位后，表面上重新任命来镇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暗地命令此前已宣布接替来氏的裴茙率军奔赴襄阳，逼他交出权力。不料来瑱兴兵对抗，大败裴茙，并将其押送京师，反过来逼迫朝廷处死了裴氏。事后来瑱主动入朝请罪，代宗表面对他宠信有加，用为宰相，但很快程元振诬陷来氏和叛军通谋，遂被处死。船山云：
唐藩镇之抗不受代，图不轨者，盖自瑱始。杀瑱而藩镇怨，纵瑱而藩镇抑骄，两俱致乱之道；杀之而咎其刻，不杀则必听之，而抑咎其偷。已成之咎，怨之所归，不知反此而咎又将在彼矣。肃宗以来，骄纵养痈，势将必溃，饬法以诛瑱，固非淫刑以召叛也。瑱不死，仆固怀恩溪壑之欲，又岂易厌乎？
他认为，杀掉来瑱固然会招致各地藩镇兔死狐悲，对朝廷不满，但纵容来氏只会让藩镇更加骄横。杀了来瑱，代宗被批评刻薄寡恩；如果不杀，则会被批评姑息养奸。凡人只看到发生的事实，却不知代宗不这么做，一样会受非议。自代宗之父肃宗以来，为了平叛对将领过于纵容，藩镇和朝廷的冲突是迟早会发生的，代宗申明法纪，诛杀来琪，并非滥施刑罚。安史之乱后期主持讨叛的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养寇自重，没有肃清安史余部，在河北留下了四位投降但未缴械的叛军首领，且拒不入朝，借口就是来瑱之死。但即便来瑱不死，野心膨胀的仆固怀恩之流就会服从朝廷的调遣吗？船山强调，代宗的错误，不是诛杀来瑱，而是处置的方式不对：
刑者，帝王所以惩天下之不恪也。刑滥于不当刑，人固自危，而犹不敢欺，且冀其偶失而终能不滥，则疑怨不深。唯刑施于所当刑而不以其道，天下乃测其刑之已穷，而怨其以机相陷也，乃始挟毒以相报。
刑罚泛滥，施及无辜，固然人人自危，但还不敢欺侮朝廷，而且总还希望这只是天子一时之失，对朝廷的疑忌和怨恨不深。如果有罪当诛，却不公开罪行，而是找借口除掉，天下人会推想朝廷已经丧失了公开执法的能力，怨恨朝廷用卑鄙的陷阱对待臣民，才不惮以歹毒的方式进行还击。
当来瑱襄阳跋扈之日，唐不倚之以讨贼，瑱固无恃以胁唐。藩镇林立，势不相下，瑱即叛，祗以速亡，则使正名声罪，以致天诛，夫岂有大害于社稷哉？而惴惴然将迎之不遑，杀裴茙以媚之，虚相位以饵之，鱼脱于渊，然后假通贼之诬辞，加以不当辜之辟。藩镇之怨，非徒怨也，固将曰：瑱拥兵不入，唐固无如瑱何，唯倔强者可以免祸，而瑱自投其囮，吾知戒矣，留贼以为援，抗命而不朝，鹰隼扬于寥天，岂矰弋之能加哉？
当初来瑱坐镇襄阳，不听调遣，如果朝廷放弃倚重他讨贼的想法，来氏就失去了要挟代宗的资本。朝廷应当声讨其罪行，即便来瑱反叛，在藩镇林立、各不相让的局面下，只会加速灭亡，不会对国家构成威胁。而代宗小心翼翼，生怕出事，杀了裴茙来讨好来瑱，又用宰相的位置骗他留在京师，然后通过诬陷将其除掉。如此一来，各地藩镇节度使不仅怨恨朝廷，还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来瑱拥兵跋扈，唐廷无可奈何，一旦入朝，等于自投罗网，只有养寇自重、拒不入朝才能免祸。
孱主庸臣之伎俩，在奸雄心目之中，以怨为名而非怨也，倒持魁柄以相制而相持也。藉令当瑱违命之日，下尺一之诏，责以不可贳之法，使束身归阙，则姑贷其死而贬之，不则举六师以急清内贼，则河北群丑，且震动以弭其邪心，况方在立功、反谋未决之怀恩哉！
奸雄看穿了代宗的伎俩，以朝廷不公为名，反而掌握了主动，得以抗拒朝廷。假使当初代宗公布来瑱的罪行，来氏入朝请罪，则从宽免死，将其贬黜，否则兴兵讨伐，那河北的安史余孽，就不敢拥兵自重了，更何况仆固怀恩当时还抱着为朝廷立功以邀富贵的念头，哪里下得了决心反叛呢。
因为藩镇问题的重要性，《读通鉴论》有两篇用于检讨代宗的错误。以上介绍的是第一篇，重点是阐明错误的实质及其后果，第二篇则进一步剖析代宗犯错的根源。代宗“柔弱宽纵”，以致藩镇骄横，“天下瓦解”，这是古人的共识。船山以为不然，代宗是承袭老子至为阴险的欲取先与之术，试图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不过，“一人之机，固不足以敌天下也”一个人想靠玩心机来控制全天下的人，怎么可能呢？
代宗以之固为宽弱以极悍戾者之骄纵，骄纵已极，人神共愤，而因加之杀戮也不难，将自以为善制奸慝而必死于其手；乃天下习知其术，而受其与，不听其取，乘弱制之以不复刚，终处于无何而权以倒持，安足以驰骋哉？自敝而已矣。
代宗故意示弱，希望这能让跋扈的藩镇节度使忘乎所以，肆无忌惮，从而造成天怒人怨，然后有机可乘，将其诛杀。他自认为这是制伏奸恶的无上妙法，但天下人一旦明白了其权术，在其示弱时乘机扩张、巩固权力，却并没有忘乎所以，依然保持冷静，就不会给代宗留下可乘之机。所谓“至柔”，根本无法驾驭“至刚”，最终成了倒持太阿以授人的笑话。代宗曾用这一办法对付宦官和宰相：
李辅国恶已极而杀矣，程元振恶已极而流矣，鱼朝恩恶已极而诛之俄顷矣。假手元载以杀朝恩，复纵元载以极其恶，而载又族矣。当其姑为隐忍，则辅国由三公而王，唯其志也；程元振位骠骑，激怒群情，挫抑汾阳，唯其志也；鱼朝恩总禁兵，判国学，隶视宰相，发汾阳之墓，钳制朝政，唯其志也：然犹曰宦官已掌禁军，有不测之防，弗能骤计也。元载以一书生，贪猥无状，自可折箠以鞭笞之者；乃颜真卿为之坐贬，杨绾为之左迁，李少良为之杖死，且寄邺侯于江外，一唯其荼毒而莫之禁。其处心积虑，欲甘心于载者已非旦夕，且必俟其恶盈而后殛，使害已播于天下，乃以快刑杀于俄顷。凡诛四肘腋之臣，皆以老氏之深机图之，而借口以号于天下曰：吾非忍杀之也，彼自杀而我因之也。亦险矣哉！
夫四奸者，依附左右，弗难制者也。不若是而诛殛之也有余，即若是而诛殛之也，亦弗能抗也。故代宗得以用其机而终投其阱。乃怙此以为胁持天下之具，饵藩镇而徐图之，则愚甚矣。
李辅国是肃宗朝的宦官头子，权倾朝野，代宗即位后更为专横。代宗表面尊其为尚父，又加司空、中书令（宰相），晋爵博陆王，暗里扶植程元振以取代李氏，最终将其诛杀。程元振一度权势滔天，比李辅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后被流放蛮荒之地。代之而起的鱼朝恩重蹈覆辙，代宗又假手宰相元载将其除掉。元载得势后，代宗故伎重演，任其揽权，胡作非为，最终元载夫妻和三个儿子都被赐死。
安史之乱后宦官控制了禁军，天子不敢贸然动手，还可以理解。元载不过一介书生，贪得无厌，残害忠良，代宗却也对其百依百顺，一定要等到他恶贯满盈、毒流天下，才发出雷霆一击。诛杀李、程、鱼、元，代宗都是处心积虑，一忍再忍，以此塑造自己的形象：不是朕刻薄寡恩，是他们自取灭亡。这何其阴险！
四个权奸都是代宗身边的人，不难制伏。不用欲取先与的手段，诛杀他们很容易；采用这一手段，他们也没有能力反抗。所以代宗施展其权术，如其所愿，四人乖乖就范。但用这招来对付藩镇，就太愚蠢了。
来瑱不臣已著，举天下以讨一隅，易矣；而饵之以宰相，诬之以通贼，然后杀之。仆固怀恩已反，势且溃败，而犹为哀矜之说以恤之。于是枭雄之帅，皆测其险诈，即乘其假借之术，淫威既得而不复可制。故怀恩受副元帅而后叛，田承嗣受平章事而终不入朝，李灵曜、崔阡、朱希彩、李正己、李宝臣皆姑受其牢笼，而终逸于柙阱。一人之险，何足以胜天下哉！徒宽纵之而莫之能收。故曰：其愚尤甚也。
来瑱的例子已见上文。仆固怀恩叛乱，唐廷大震，形势一度颇为凶险，所幸怀恩病死，其部众行将溃散，代宗居然假惺惺地感慨：“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耳。”于是奸雄都看透了天子的阴险——利用其隐忍让自己变得更为强大，然后轻松绕过陷阱。当初仆固怀恩就是得到了天下兵马副元帅的职位后才反叛的（元帅是代宗长子李适，后来的德宗），安史余孽之首田承嗣接受了宰相荣衔，却始终不肯入朝，李灵曜等也都吃下鱼饵，拒绝上钩。“一人之险，何足以胜天下哉！”人的心机再狡诈也难敌天下，结果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元载死，晋杨绾而任之，意且与绾结深谋制群雄而快其夙恨。绾早卒，乃戢意而废然返耳。藉其不然，诛夷行于一方，则四方愈为摇动。然而无虑也，元载杀朝恩而帷盖之恩不保，绾虽忠，亦必虑及于此，以自处于不才之散木。挟诈之主，未有敢与深谋者也。
代宗铲除元载及其党羽后，提拔杨组出任宰相，有意借重杨氏，设计制伏诸藩镇。不料杨绾过早辞世，失去臂膀的代宗不得已打消了念头。否则以代宗亟待发泄的长期挫败感，难免会贸然采取杀鸡儆猴的策略，引发全国动荡，局面更难以收拾。当然，这是过虑，即便杨氏不死，事态也不会发展到这一步。元载替天子除掉了鱼朝恩，却换来了走狗烹的结局。杨绾虽是忠臣，也一定会想到这点，为自身安危考虑，不敢出谋划策。一个阴险的君主，谁会死心塌地为之效劳呢？
信乎老氏翕张取与之术，适以自敝。孰谓汉文几杖赐吴之智，为能制吴之死命乎？帝王之诛赏，奉天无私，犹寒暑之不相贷也。邪说兴，诐行逞，宝此以为术，而天下之乱日生，可勿戒与！
船山指出，由此可见，老子欲取先与之术，只会伤及自身。这里他提到了汉文帝的例子，需稍加展开。汉文帝时，吴王刘濞称病不朝，有心谋反的事态明朗化。文帝对局势的发展有清晰的判断，刘濞越是犹疑拖延，对朝廷越有利，所以他没有采取针锋相对的行动，而是赏赐刘濞几（坐时用于倚靠）和杖，以示安抚，使其没有借口发动叛乱。但是，船山强调，仅仅安抚本身，不足以消弭叛乱：“几杖之赐，欲以销其雄心而待其自敝，非玩也。中有所恃，则可静以待动，而不为祸先；无已，则固有以胜之矣。柔而不陷于弱，本立焉耳。”汉文帝的行为，不是示弱，更不是让步，他已经做好了吴王铤而走险的应急预案，只是不愿在时间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过早出手而已。这和唐代宗的所作所为，判然有别。最后船山感叹，帝王之刑赏应大公至正，以刑赏为权术只会导致天下大乱！
在船山的启发下，笔者不揣浅陋，冒昧补充一个案例。袁世凯是当之无愧的权谋大师，玩弄清廷、革命党于股掌之中，最终却被愚不可及的儿子诓骗！正所谓“一人之险，何足以胜天下哉”！
船山反对权谋，认为坚守正道才是成功的唯一法宝，容易引人误解，将其主张和教条主义混为一谈。事实上，在船山看来，所谓浩然正气，不是意气用事，不是愣头青，傻乎乎往前冲。他在《四书训义》中说：“夫所谓义者，唯推而广之，通人己、大小、常变，以酌其所宜，然则于事无不安，情无不顺。”义者，宜也。所谓正道，是对复杂现实有清醒认识的前提下，做出的恰如其分的回应，有所为有所不为。
认清现实，不代表讲权谋。如上所述，狄仁杰屈身武周，不是权谋，因为他没有刻意迎合武则天。船山认为岳飞应当隐忍，也和批评唐代宗隐忍并不矛盾。他的意思是岳飞没必要高举北伐大旗，刺激决心已定的宋高宗和秦桧，而是应当暂时蛰伏，等待时机。这既非同流合污，也和唐代宗的阴险杀机存在本质区别。关于义和复杂现实的关系，《读通鉴论》和《宋论》中还有不少案例。下面我们先来介绍他对唐后期武宗杀郭谊一事的评论。
会昌三年（843），藩镇主帅刘稹反叛，朝廷调集大军征讨。第二年，因形势不利，刘氏心腹郭谊杀了刘稹投降，希冀得到重用，不料被武宗处决。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批评武宗说：“杀降，非信也。失义与信，何以为国！这一看法，船山并不同意：
杀降者不仁，受其降而杀之不信，古有其言，诚仁人君子之言也。虽然，言各有所指，道各有所宜，不揆其时，不察其故，不审诸顺逆之大义，不度诸好恶之公心，而唯格言之是据，则仁人君子之言，皆成乎蔽。仁蔽而愚，信蔽而贼，不可不辨也。
儒家政治传统认为，诛杀投降的人是不应当发生的残忍行为，接受投降后杀人同时也是不守信用的行为。船山当然认同这一传统，但他指出，不能对此进行教条式的理解，不能无视千差万别的具体情境，无视内心感受，将其奉为必须无条件执行的空洞的抽象原则。否则的话，这一传统蕴含的美德仁爱和守信，会蜕变为愚蠢，堕入陷阱。
所谓杀降不仁而无信者，为两国交争，战败而倒戈，与夫夷狄盗贼之胁从而自拔者言也。或党恶之志固不坚，或求生之外无余志，则亦生全之，或且录用之，而蠲忿怒以予维新，斯允为敦仁而崇信矣。
不杀降传统的诞生，有其特殊政治背景，主要针对两种情况。一是两国发生冲突，战败后投降。兵将为国家出征，义不容辞，如果没有在战争中犯下特别的罪行，投降后可以免于追究责任。二是外族入侵或内部叛乱，从犯因作恶的想法本来就不坚定，或者纯粹出于求生意志而投降（并不打算以此邀功），也可以不计前嫌，给他们一次机会。
刘稹之叛，郭谊为之谋主。及夫四面合围，三州已下，稹守孤城而日蹙，谊与王协说稹束身归朝。稹既从之欲降矣，谊乘其懈，杀之以自为功。武宗与李德裕决计诛之，夫岂非允惬人心之公恶者，以行大法？而司马温公讥其失信。其信也，非其所以蔽而愚且贼者乎！
郭谊的情况完全不同。刘稹反叛，郭谊正是出主意的狗头军师。等到军事形势极端不利时，又是郭谊和王协劝说刘稹投降朝廷。就在刘稹决定放弃抵抗时，郭谊等乘其不备，杀害了刘氏，向朝廷邀功请赏。这种人神共愤的恶棍，唐武宗和宰相李德裕将其诛杀，岂非天理人情之至！司马光反对这么做，难道不是把守信教条化，让守信成了恶人的避风港吗？
乱人者不殄绝之，则乱终不已者也。怀以仁，而即乘吾仁以相犯；结以信，而即怙吾信以相欺者也。而唐藩镇之乱，率因此而滋。自禄山为逆以来，拥戴之者，岂果侥幸其主之成大业，而己为邓禹之效尺寸哉？人挟好乱之心，而嗾其主帅以为逆魁，以弋利于己。故李宝臣、薛嵩、田承嗣首自反噬，而果获分土拥尊之厚利。盖当劝乱之日，已挟自私之计，上胁朝廷，下睨其主，流血千里，主族亦赤，无非可罔利之左券。而朝廷果以姑息而厚酬之，位兼将相，泽及子孙，人亦何惮而不日导人以叛逆哉？
兴风作浪的人不铲除，祸乱就无法平息。对他们仁慈，他们会利用仁慈得寸进尺；和他们谈信用，他们会把信用当成施展诡计的工具。唐代藩镇长期动乱，就是这些人造成的。从安史之乱开始，支持叛乱的人，难道真以为遇上了真命天子，甘效犬马之劳吗？不过是唯恐天下不乱，怂恿主子出头，好从中渔利罢了。安史部将田承嗣等一看形势不对，反戈一击，荣华富贵果然就到手了。他们当初鼓动主子反叛，就是出于自私，既靠主子来胁迫朝廷，又把主子视为可以随时出卖的奇货。百姓流血千里，主子举族丧命，在这些人看来，都只是个人牟利的筹码。如果朝廷像他们希望的那样，赏赐高官厚禄，甚至子孙都沾光，谁会不乐于劝人反叛呢？
卖主之腰领以求荣，主族夷而己诧元功，计当日之为藩镇者，侧目而寒心，自非狂騃如刘稹者，未有不以杀王协、郭谊为大快者。频年身膏原野之鬼，与痛哭郊原之寡妻孤子，固且不怨稹而怨协、谊。故二贼?伏诛，而后武、宣之世藩镇无叛者。既有以大服其心，而裨将幕僚，知无他日幸免侥功之转计，则意亦戢，而不敢导其主以狂狺。杀一二人而全天下，仁也；杀无恒之人以行法，信也。高帝斩丁公，而今古称其义，况躬为逆首者乎？
郭谊、王协卖主求荣，屠戮刘稹一族，连襁褓中的婴儿也不放过，以此自居平叛首功，当时的藩镇主帅恐怕没有不以朝廷诛杀二贼为快事者。那些因刘稹反叛而死于沙场的冤魂，以及他们留下的孤儿寡母，此时也不会再怨恨刘稹，而是把满腔怒火投向郭、王二人。换言之，二贼之死，普天同庆，都颂扬朝廷圣明。此后武宗、宣宗两朝，藩镇再没有发动叛乱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朝廷措置得当，藩镇节度使心悦诚服，不敢轻举妄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手下的人知道，叛乱如果失败，自己非但没有论功请赏的机会，连性命也难保，也就收起坏心思，不敢怂恿主子冒险一逞了。杀了一两个恶棍，以避免生灵涂炭，这才是仁慈；杀了反复无常的小人，以维护正义，这才是守信。
且刘稹既从谊、协之谋以欲降矣，谊可容，稹独不可降乎？杀降者，谊也；杀谊者，所以杀杀降者也，而何尤焉？唯项羽施之于敌国之赤子，李广施之于解辫之夷狄，则诚恶矣，未可以为反复倾危之乱人，引以求曲宥也。
而且既然刘稹已经听从郭谊、王协的劝告，决定投降，朝廷可以接受郭谊投降，难道唯独不允许刘稹投降？也就是说，杀降的人正是郭谊自己。诛杀郭谊，不过是杀了杀降的人，有什么错吗？只有像项羽坑杀二十万秦卒、船山在这段末尾提到了汉高祖斩丁公一事。李广诈杀八百降羌这样的事，才属于不仁无信，不能援引这样的案例，为罪大恶极的反复小人辩护。
船山的结论是：“施大仁，惇大信，各有其时，各有其情，各有其理。以一言蔽千古不齐之事变，适以自蔽而已，君子所弗尚也。”仁与信当然是永恒价值，但承载仁与信的行为没有永恒不变的答案，在千差万别的具体情境中，仁与信也会有千差万别的表现。将美德理解为教条，只会扼杀美德。这就是为什么《大学》把格物致知视为正心诚意的前提。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东晋末年，宗室司马道子、元显父子相继执政，局面混乱不堪，长江中游的大军阀桓玄兴兵作乱。当时能和他抗衡的只有掌握北府兵的刘牢之，而刘氏与司马元显不睦，有意借桓玄之手除掉元显，然后伺机除去桓氏，于是投降了桓玄。桓玄进入建康掌握朝政后，迅速削夺了刘牢之的兵权。刘氏准备渡江北走广陵，纠集人马讨伐桓玄，不料部众星散，遂自缢而死。船山云：
成败之数亦晓然易见矣，而苟非间世之英杰无能见者，气焰之相取相轧有以荡人之心神，使之回惑也。天下不可易者，理也；因乎时而为一动一静之势者，几也。桓玄竖子而干天步，讨之必克，理无可疑矣，然君非君，相非相，则理抑不能为之伸。以力相敌，而力尤不可恃。恶容不察其几哉？
走正道才能成功，这本来显而易见，可往往只有不世出的英雄豪杰才能认识到这点，是因为现实中各种势力此起彼伏，相争相胜，让人目眩神迷。成败之理不会因现实而改变，但需要根据形势的变化选择行动的时机。桓玄不知天高地厚，冒犯朝廷，刘牢之讨伐逆臣一定会成功，就理而言毋庸置疑，然而东晋天子没有天子的样子，宰相没有宰相的样子，顺成逆败之理似乎无法在现实中得到伸张。那么对刘牢之来说，该抛弃正义与否的考虑，只去衡量双方的实力对比吗？但赤裸裸的所谓实力更加靠不住。这种情况下，把握时机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玄犯历阳，司马休之走矣，尚之溃矣，玄所畏者，刘牢之拥北府之兵尔。牢之固曰：“吾取玄如反手。”牢之即有不轨之心，何必不诛玄而挟功以轧元显，忽怀异志以附玄，甚矣牢之之诈而愚也。唯刘裕见之也审，故与何无忌、刘敬宣极谏牢之，以决于讨玄。斯时也，刚决而无容待也，几也。
桓玄大军逼近建康时，刘牢之说过，北府兵击溃叛军易如反掌。当时对局势体察最敏锐的是刘氏部将，后来开创刘宋王朝的刘裕，曾和刘牢之的外甥何无忌、儿子刘敬宣极力劝谏刘牢之出兵讨伐桓玄。时机稍纵即逝，必须果断出击，刻不容缓。就算刘牢之心怀不轨，怎么就没想到，铲除桓玄正是击败政敌司马元显的最佳资本？结果刘牢之抱着做黄雀的幻想投降了，拱手将控制朝廷的机会让给了桓氏，正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玄已入建业，总百揆，督中外，布置腹心于荆、江、徐、兖、丹阳以为巩固，而玄抑矫饰以改道子昏乱之政，人情冀得少安。牢之乃于斯时欲起而夺之，不克而为玄所削，众心瓦解，尚思渡江以就高雅之于广陵，其败必也。敬宣且昏焉，又唯刘裕见之也审，直告牢之以不能，而自还京口，结何无忌以思徐图。斯时也，持重而无患其晚也，几也。
桓玄进入建康后，整顿朝廷，并在地方布好了棋局，同时为收买人心，一度对司马道子造成的官场乌烟瘴气有所清除，没给刘牢之留下任何可乘之机。相反，局面平稳后，桓玄就对他下手了。如梦初醒的刘牢之又妄想渡江投奔驻扎扬州的女婿高雅之，刘敬宣也昏了头，鼓动其父起兵讨伐桓氏，但部众不听指挥，作鸟兽散，刘牢之只能吞下苦果。对局势有清醒认识的只有刘裕，他当面拒绝刘牢之，劝说何无忌和他返回北府兵的老巢京口，静观待变。和桓玄进入建康前不同，此时孤注一掷注定会失败，唯有蓄势不发，等待时机，才是胜手。后来桓玄公然篡位，正是刘裕适时出击，平定了这一祸乱。
夫几亦易审矣，事后而反观之，粲然无可疑者。而迂疏之士，执一理以忘众理，则失之。狂狡之徒，见其几而别挟一机，则尤失之：无他，气焰之相取相轧，信乱而不信有已乱之几也。裕告无忌曰：“玄若守臣节，则与卿事之。”非伪说也，乱有可已之几，不可逆也。又曰：“不然，当与卿图之则玄已在裕目中矣。所谓间世之英杰能见几者，如此而已矣，岂有不可测之神智乎！
时机宜动还是宜静，并不难判断，事后都看得清清楚楚，不存在争议。而事情发生时，迂腐者容易陷入教条主义，以卵击石；狡诈者则往往自作聪明，妄图从中渔利，结局更可悲。归根结底，都是被现实中你争我夺的虚浮气焰所迷惑，对正义没有信心，不相信混乱中蕴藏着恢复秩序的时机。刘牢之决定起兵时，何无忌找刘裕商量对策，刘裕对他说：“桓玄若守臣节，当与卿事之；不然，当与卿图之。”前半句并非虚与委蛇，而是洞察形势的实在话。桓玄如果到此为止，没有篡位的妄想，动乱自然慢慢平息，他主持朝政没什么不可接受的。这种情况下，轻举妄动是逆天，是不义。而后半句则表明，刘裕同时做好了充分准备，以应对桓玄自取灭亡的逆天行为。不世出的英雄豪杰对时机的敏锐体察，如此而已，哪有什么玄之又玄的神秘智术！
总之，顺成逆败是永恒之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无须当事人的努力，永恒的理会自然得到伸张。千变万化的现实下，不变的理隐藏在微妙的时机中。除了“几”，另一个与“理”紧密相连的概念是“势”。《四书训义》云：
不知物所必至之理，则不知物有难遏之势……有理也，而即有势……夫苗，就其未得势者言之，弱植之草尔。当七八月之间旱，无以助其生理，而且以挫折其生机，则槁矣。当其槁，亦且谓苗之终无能为也，而非也。天油然作云矣……沛然下雨矣……苗感天而动，得势而昌，浡然而兴矣……有御之者乎，抑于此而彼又兴，亦且袖手无术而听其蒸动尔……其势如是，而孰能御之……势者，理之准也。
这段话想强调的是，儒家所谓理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图景，而是扎根现实、顺应现实的必然规律。这不是说理屈服于现实，正义屈服于武力；相反，公理一定可以战胜强权，但必须顺应现实才能做到这点。船山举了禾苗的例子。天旱不雨，禾苗奄奄一息，看上去毫无力量可言；而一旦下雨，禾苗就会疯长，外力难以干预。禾苗要生长，是理；有理就有挡不住的力量，也就是势。反过来说，顺应形势的发展，是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何谓顺应现实，《宋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对于王安石变法，船山站在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派一边，认为是祸国殃民之举。但尽管立场相同，他对司马光掌权后迅速全盘推翻新法的做法，进行了严厉批评。《宋论》云：
极重之势，其末必轻，轻则反之也易，此势之必然者也。顺必然之势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君子顺乎理而善因乎天，人固不可与天争，久矣。天未然而争之，其害易见；天将然而犹与之争，其害难知。争天以求盈，虽理之所可，而必过乎其数。过乎理之数，则又处于极重之势，而渐以向轻。君子审乎重以向轻者之必渐以消也，为天下乐循之以不言而辨，不动而成，使天下各得其所，嶷然以永定而不可复乱。
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镐，会自然而然丧失伤害人的力量。理是自然规律，顺从事物发展的自然趋势。都知道拔苗助长不对，而有种特殊形式的拔苗助长，其危害性往往会被人忽略。打个比方，老虎闯入村庄，咬死了一个人，饱餐一顿后开始慢慢平静下来，这时有人急了，敲锣打鼓，召集全村人立刻打老虎。受了惊吓的老虎跑了，村民安全了，可不定哪天它又会来。当初应该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无须兴师动众，不动声色地设计捕杀，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治理天下，革除弊政，也是如此，所谓“不言而辨，不动而成，使天下各得其所，嶷然以永定而不可复乱”，就是这个意思。下面船山先举汉武帝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汉武帝锐意有为，而繁苛之政兴，开边牟利，淫刑崇侈，进群小以荼苦其民，势甚盛而不可扑也。然而溢于其量者中必馁，驰于其所不可行者力必困，怨浃于四海者，心必怵而不安。故其末年罢兵息役，弛刑缓征，不待人言之洊至，而心已移矣，图已改矣。其未能尽革以复文、景之治者，霍光辅孝昭起而承之，因其渐衰之势，待其自不可行而报罢。于是而武帝之虔刘天下者，日消月沈，不知其去而自已。
汉初奉行黄老政治，以休养生息为国策。武帝时发生了重大转变，对内采取种种措施敛财，崇尚奢靡，又以严酷的法令钳制民众，对外实行扩张，穷兵黩武，劳民伤财。武帝本人英明强干，又提拔了一批符合心意的小人，政策走向似乎势不可当。但事情做过了头必然造成国力空虚，强行推动不可行的事必然难以为继，民怨沸腾必然在统治者的心头投下阴影。所以武帝末年，不等臣下劝谏，就主动改变了政策。武帝在世时尚未革除的遗留弊政，托孤大臣霍光在辅佐昭帝时，并不急于出手，而是看着弊政在现实中越来越难以运行下去，最后自然中止。就这样，汉武帝给天下带来的祸患，随着时间流逝，不知不觉中就烟消云散了。
船山认为，宋神宗和汉武帝类似，一开始也是气势如虹，锣鼓喧天，但弊政蠹国害民是铁的事实，这决定了其高潮就是下坡路的起点。神宗晚年，新政已经陷入困境。其子哲宗继位后，因为年幼，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太后一向反对变法，于是司马光等人卷土重来，掌握了朝政。船山云：
哲宗立，众正升，因其欲熸之余焰，撤薪以息之者，平其情，澄其虑，抑其怒张之气以莅之。其不可行者，已昭然其不可行；无所利者，已昭然其有害。敝而弗为之修，弛而弗为之督，三年之中，如秋叶之日向于凋，坐而待其陨矣。而诸君子积怒气以临之，弗能须臾忍也，曾霍光之弗若，奚论古先圣哲之调元气而养天下于和平哉！
王安石变法推行有年，此时那些行不通的政策、行不通的地方已经昭然若揭，那些毫无益处的举措给百姓带来的伤害也已经有目共睹。司马光等人要做的，就是顺应时势，控制好对新政的憎恶和愤怒，对其运行不加督促，运转不灵也不予维护，听之任之，平心静气坐等新政寿终正寝。中国政治传统特重孝道，有“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说法，而司马光诸君子受情绪左右，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急不可耐地全面废除新政，连不学无术的霍光都比不上，更不用说他们日夜追慕的儒家先哲！
牛之斗虎，已毙而斗之不已，牛乃力尽而死。安石既退，吕惠卿与离叛而两穷。吕申公、司马温公以洎孙固、吴充，渐起而居政地。彼蔡确、章惇、王珪、曾布之流，无安石博闻强识之学、食淡衣粗之节，岂元祐诸公之劲敌哉？操之已蹙者，畏之已甚；疾之已亟者，疑之已深。授之以不两立之权，而欲自居于畸重，则昔之重在彼者轻，而今之重在诸公者，能长保其重哉？
天方授我，而我不知，力与天争，而天且去之矣。夫岂有苍苍不可问之天哉？天者，理而已矣；理者，势之顺而已矣。此之不察，乃曰：“天祚社稷，必无此虑。”天非不祚宋也，谋国者失之于天，而欲强之于人以居功而树德者为之也。
牛虎相斗，明明牛角已经捅进老虎的肚子，老虎呜呼哀哉，牛却依然使出全力，不肯放松，最终力尽而死。王安石罢相时，他选定的接班人吕惠卿已经因为和他发生严重冲突，离开了政治中心。剩下的变法派头目，没有王氏的学识和操守，对司马光等人构不成重大威胁。而司马光等如临大敌，非要在政治上宣判他们的死刑，活生生制造出了势不两立的局面。曾经不可一世的变法派如今走了下坡路，而如今风光八面的反对派，就能永远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央吗？
时势已经把司马光推上了胜利者的位置，他却懵然无知，结果白白葬送了大好形势。当时有人提醒他，行为过激，会有隐患，司马光义愤填膺地回答：“天若祚宋，必无此事！”船山感慨上苍主宰人世的手段就是理，而理没有不顺应时势的。不是上天不保佑大宋，而是司马光自己违背了时势，违背了自然规律，才造成反对派后来又被全盘否定，正义事业惨遭失败。
王安石变法是否祸国殃民，现代史学界存在两极化的看法，我们不在这里检讨船山的这一认识是否正确，仅仅指出一点：抛开争议不论，船山的如上论述，只需要将其中指代王安石新法的地方替换为一般意义上的弊政，就能理解他的见识有多高明。
行文至此，相信会有读者质疑：从古至今，不行正道成功者比比皆是，何来“理有恒”之说？且看《孟子?尽心下》的这段记载：
盆成括仕于齐。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见杀，门人问曰：“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
朱子引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设使幸而获免，孟子之言犹信也。”好比醉驾会被抓，没被抓只是运气好而已。当然，现实中醉驾逃过法网的人可能不少，但丝毫不会影响醉驾会被抓这一判断的有效性。船山所谓“理”，徐氏所谓“常”，就是这样的判断。不行正道，耍权谋，成功了，是“幸”，运气罢了。因为权谋必定会留下破绽，别人没抓住，那是侥幸。一个人想取得成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犯错误上。这么做是赌博。人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赌博是靠不住的。这就是儒家的认识。
不过，质疑者会从另一个方向发起挑战：堂堂正正，又深明事理，善于应变，所作所为没有任何可指摘之处，照样可能失败。确实如此。保不齐那天回纥首领药葛罗突然来劲，把郭子仪宰了。这是“命无恒”，运气不好。儒家向来主张，尽人事，听天命。这里所谓天命，是指人无法掌控的因素。吴飞依据《尚书?君奭》，这样来阐释周公的天命观：
（周公）说：“天命不易，天难谌。”乃至：“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天命不易”强调的是天命之难，“天不可信”同样指的是天道不可测度，而不是不该相信天命。正是因为天道不可测度，无法预测天命倾向于谁，人能控制的，只是做好自己的事，因而才要在德上面下功夫，才可能使文王得到的天命不至于废止。就像面对一个喜怒无常的帝王，能够取悦于他的唯一办法，就是做好自己的事——但做好自己的事，未必就一定能带来好运。
船山亦云：“天，有可以知者也，而气数之不齐者，则但能信之以理而不可必……天不可知，亦信其理而已。”理性有它的限度，人不可能掌握世界的所有奥秘。“理”是人能把握的规律，但现实中还存在人无法掌控的不可知因素，可能会使结果偏离轨道。对人而言，思考无法掌控的不可知因素毫无意义。人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就是循理而行，做好你自己，不去理会无法掌控的不可知因素。这才是最理性的。
子曰：“君子有不幸而无有幸，小人有幸而无不幸。”君子直道而行，只会因非自身因素遭遇不幸，绝不会心存侥幸；小人反之，不幸咎由自取，得到好结果都是出于侥幸。小人有幸，醉驾没有被抓；君子喝酒就不开车，这才是万全的正道。某种意义上，现代社会科学似乎主要关注小人之道。追求实证，可能会使我们偏离真相。而儒家的“理”，如同科学实验排除了各种干扰因素后，发现的最真实、最根本的因果关系。
引自《北大社会学刊》第4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54-89页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