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光武帝刘秀素以宽厚著称，唯独对马援刻薄寡恩。祝总斌先生撰文《马援的悲剧与汉光武》，认为光武晚年猜忌马援。祝先生是一代大家，这篇文章充分展现了先生解读细致、思维缜密的治学风格，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是检讨实证史学方法的上佳案例。王夫之《读通鉴论》有一篇专门讨论光武帝对马援不满的缘由，比较祝先生和王夫之的不同，有助于更深入地反思实证史学。在历史的关键处，实证史学无法避免价值判断，无法避免诛心——推测人物心理。要想在这两方面接近历史真相，必须对人性有深刻、敏锐的把握。
光武帝刘秀素以宽厚著称，史称：“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列侯，而太官无余。有功，辄增邑赏，不任以吏职，故皆保其福禄，终无诛谴者。”唯独马援是例外。马氏晚年出征武陵蛮，病死沙场，却因军事不利，引发光武大怒，追收新息侯印绶，家人一度不敢为其正式下葬。
祝总斌先生著有《马援的悲剧与汉光武》一文，认为光武晚年猜忌马援，“这种猜忌，并没有史料直接记载，但蛛丝马迹决不能忽视”。祝文对“蛛丝马迹”的求索，极见功力，思维之缜密在当代史学家中罕见其匹，令人叹为观止。本文因此选择这篇文章作为案例，来检讨实证史学方法。
一、光武“猜忌”辨
光武为何独独猜忌马援？这是祝文最可能引发的有力质疑，祝先生对此了然于胸，首先澄清这一点，专辟一节，分全国统一前和统一后，论证光武存在一以贯之的猜忌行为。值得注意，祝文没有选择从马援的特殊性入手，而是反过来，揭示猜忌的普遍性，是其高明之处。
如果光武一贯猜忌，怎么会获得宽厚的声名呢？祝文云：“如所周知，鉴于王莽篡位教训，汉光武一生‘总揽权纲’，‘政不任下’，对大将、大臣很不放手，实质上也就是猜忌，只不过因为在矛盾的处理上十分高明，后人评价他时往往不强调这一点。”（第99页）这一解释同样十分高明。不过，“猜忌”一词，不只是现象描述，而且带有强烈的负面价值判断，指无根据、非理性的恶意怀疑。光武帝担心权柄旁落，“对大将、大臣很不放手”是事实，但怀疑有没有根据，合不合理，是需要探讨的。祝先生没有进行必要的分析，直接将怀疑等同于猜忌，不自觉犯了一个错误，直接影响到他对下面这些事例的解读。
祝文举了三个全国统一前光武猜忌的例子。刘秀即位前，亲自统兵征战，以寇恂为河内太守，勉励他说：“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其主要任务是“坚守转运，给足军粮”。寇恂坐镇后方，表现非常出色：
时军食急乏，（寇）恂以辇车骊驾转输，前后不绝……帝数策书劳问恂，同门生茂陵董崇说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时据大郡，内得人心，外破苏茂，威震邻敌，功名发闻，此谗人侧目怨祸之时也。昔萧何守关中，悟鲍生之言而高祖悦。今君所将，皆宗族昆弟也，无乃当以前人为镜戒。”恂然其言，称疾不视事。帝将攻洛阳，先至河内，恂求从军。帝曰：“河内未可离也。”数固请，不听，乃遣兄子寇张、姊子谷崇将突骑愿为军锋。帝善之，皆以为偏将军。
董崇所云萧何事，见《史记》：“汉三年，汉王与项羽相距京索之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鲍生谓丞相曰：‘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于是何从其计，汉王大说。”
祝文指出，寇恂“派兄子寇张、姊子谷崇诣光武，实际上是作人质，‘帝善之’，怀疑才未发展”（第99页）。这里“怀疑”就是猜忌的意思。姑且不论光武的怀疑合不合理，寇恂送侄子和外甥作人质，光武就打消了疑虑，这不恰恰说明，光武的怀疑是适可而止的吗？以亲生儿子为质，照样起兵谋反者，历史上比比皆是。建武五年，隗嚣遣长子隗恂入质，但第二年就选择了造反。真正猜忌的人，不会因为有人质，就放松警惕。
第二个例子是耿弇：
（建武）四年，诏（耿）弇进攻渔阳。弇以父（耿况）据上谷，本与彭宠同功，又兄弟无在京师者，自疑，不敢独进，上书求诣洛阳。诏报曰：“将军出身举宗为国，所向陷敌，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征？……”况闻弇求征，亦不自安，遣（耿）舒弟（耿）国入侍。帝善之，进封况为隃麋侯。
耿况时为上谷太守，当初和渔阳太守彭宠一起投奔刘秀，而后者此刻已经发动叛乱。耿舒、耿国是耿弇的弟弟。祝文云：“表面上（光武）没有对寇恂那样‘数策书劳问’，但从‘帝善之’，即对送人质赞赏推测，恐怕汉光武还是通过其他渠道暗示了这一意图的。”（第99-100页）
这一推测似乎并无必要，没有暗示不代表没有怀疑。史称弇“自疑”，又谓况“不自安”，明确说是父子两人的自发行为。耿况本与彭宠关系密切，光武此时生疑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所以父子都要主动表明态度。
第三个例子是冯异：
（冯）异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书思慕阙廷，愿亲帷幄，帝不许。后人有章言异专制关中，斩长安令，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帝使以章示异。异惶惧，上书谢曰：“臣本诸生，遭遇受命之会，充备行伍，过蒙恩私，位大将，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国家谋虑，愚臣无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诏勑战攻，每辄如意；时以私心断决，未尝不有悔。国家独见之明，久而益远，乃知‘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当兵革始起，扰攘之时，豪杰竞逐，迷惑千数。臣以遭遇，托身圣明，在倾危溷殽之中，尚不敢过差，而况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测乎？……”诏报曰：“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
“豪杰竞逐，迷惑千数”，冯异上书中这八个字非常重要，这是光武容易产生怀疑的根本原因，而非生性猜忌。上书分两层意思。先是表明心迹，对光武的军事才能远出自己之上认识很清楚，暗示决不像“迷惑”的众“豪杰”，没有以卵击石的妄想。接着用事实说话，当初最混乱的时候，自己都谨守臣节，如今天下逐渐归于一统，自己又爵位尊崇，怎么可能生出异心？
祝文评论道：“幸亏冯异处理得很好，立即上书谢罪，特别是宣称自己一切战功，全靠汉光武英明指挥方才取得，暗示决不可能也没有胆量背叛，光武这才放心。”（第100页）首先得指出，祝文没有引用紧跟着上述引文的内容：“（建武）六年春，（冯）异朝京师。……留十余日，令异妻子随异还西。”其次，“宣称自己一切战功，全靠汉光武英明指挥方才取得”，似有讥讽冯异大拍马屁，光武因此放松警惕的嫌疑。廖伯源的解读与此不同：“此类书奏，虽不无阿谀之意，但大致当是事实；否则恐有讥讽之嫌，非臣下所敢言。则光武之军事才具甚高，似可肯定。”想，光武这样的英主，冯异若一味吹捧，非但不能去除其疑心，反而会使光武更加怀疑他居心叵测。窃以为，刘秀虽称中兴，其实与刘邦无异，都是在异常艰难的群雄逐鹿中争得天下。可想而知，其必有大过人处，方能蛰伏群雄。王夫之就认为，刘秀是三代以下最杰出的君主。冯异对光武的推崇，完全可能出自真心。冯异这番话的目的，是证明自己很理性，一定会慎之又慎。帝制时代，臣下上书要对君主表达足够的敬意，某些在今人看来很夸张的措辞，其实是礼仪的一部分，司空见惯，未必有特殊含意。最后，光武能够因一封上书而“放心”，并允许冯异妻子随其西归，同样说明其怀疑是适可而止的，说明光武是高度理性的，甚至可以说大度。
全国统一后，云台二十八将中排名第三的贾复“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与高密侯邓禹（排名第一）并剽甲兵，敦儒学。帝深然之，遂罢左右将军。复以列侯就第，加位特进。……既还私第，阖门养威重”。排名第四、第八的耿弇、朱祜也同样交出了兵权。“云台二十八将中地位、声望最高的前10位，除了吴汉（排名第二），以及统一前已死的寇恂、岑彭、冯异、祭遵、景丹外，全都被罢除了兵权。”祝先生认为，这和光武“统一前猜忌大将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第100页）。
其实，《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早就针对类似质疑，作出了回应：“议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职，至使英姿茂绩，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图远筭，固将有以焉尔。”“势疑则隙生，力侔则乱起。萧、樊且犹缧绁，信、越终见葅戮，不其然乎！”西汉初年诸功臣的命运，令人扼腕！“故光武鉴前事之违”，“优以宽科，完其封禄，莫不终以功名延庆于后”。朱绍侯先生认为：“刘秀不让功臣参政，还是从保护功臣的角度出发的，所以当列侯交出军权以侯就第之后，刘秀则优礼相加。……在历代开国帝王中，像刘秀这样对待功臣者，可以说并不多见。”这不能说是猜忌——无根据、非理性的恶意怀疑。
对于地位、声望俱隆的吴汉，何以逃过光武的“猜忌”，祝文引述《东观汉记》，解释说，汉“‘性忠厚，笃于事上。自初从征伐，常在左右，上未安，则侧足屏息，上安然后退舍’。‘当出师，朝受诏，夕即引道，初无办严之日。’一句话，十分恭顺谨慎，‘故能常任职，以功名终’”（第101页）。窃以为，这恰恰证明光武并非无根据、非理性地恶意怀疑。对于值得信任的人，他信赖有加。
但是，祝文又引《后汉书·吴汉传》：“汉尝出征，妻子在后买田业。汉还，让之曰：‘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遂尽以分与昆弟、外家。”接着评论道：
当年萧何由于遭到刘邦猜忌，故意用贱价强买民田，以表示自己没有政治野心，吴汉妻子是不是也听到什么风声：怀疑吴汉重兵在握，不很可靠，所以要仿效萧何，剖白自己呢？很有可能。不然，早不买，晚不买，为什么偏偏要在吴汉率军出征中急急忙忙买田宅？当然，吴汉又把田宅分给了别人，但这并不等于原来不存在猜忌。或许吴汉别有考虑，以为凭恭顺谨慎便可保全富贵，仿效萧何多买田宅，反而会过于露骨地暴露对光武帝的戒心，加深君臣隔阂，于己不利？（第101页）
祝先生思维之缜密，可见一斑。然窃以为，史书的意思很明确，吴汉在家时，不允许妻子买田宅，所以妻子在其出征时有所行动，并非察觉不利风声。
祝文这一节的结论如下：“总之，凡位高望重之大臣，谁恭顺谨慎，谁不揽权，特别是不揽军权，谁就可以少遭猜忌，保全富贵。”（第102页）重臣热衷揽军权，招致怀疑，不是咎由自取吗？
二、“马援事件”解读
经过了上述一番“背景”交代，祝文方转入正题，阐述马援何以遭猜忌。尽管光武一贯猜忌，但通常手段“十分高明”，而对马援则表现异常。因此祝文不得不处理马援的特殊性。祝先生指出，马援“有大志，有仪容，有口才，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马援还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关于其军事才能，依据是“汉光武对自己的军事才能极为自负”，“然而连他也不得不承认，‘伏波（马援任伏波将军）论兵，与我意合’，‘每有所谋，未尝不用’。这种殊荣，在群臣中仅此一见”（第103页）。这一判断于后文考证关系重大，笔者预先说明一点保留意见：一个杰出参谋的军事才能，和一个杰出统帅的军事才能，差别甚大，久经沙场的光武帝不可能不清楚。马援作为主帅指挥的大战役，只有征交阯和平武陵蛮，一胜一败，差强人意。
强调马援如此优秀，是为了解释光武何以会猜忌他。但马援的优秀一以贯之，光武的猜忌一以贯之，为何马援到了晚年，才遭猜忌呢？祝文云：
马援以上特点、长处，在一定条件下，即马援抛弃隗嚣，投奔光武，“孤立群贵之间，傍无一言之佐”，不可能对皇权构成任何威胁时，汉光武决不会挂意。而且其所以从讨隗嚣开始，汉光武日益信任、重用马援，甚至超过从龙功臣，除了军事才干外，恐怕正是看中了他的“孤立”和无助。这应是汉光武驾驭大将和功臣的一种策略。
但是到建武二十年以后，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第103-104页）。
如此一来，光武曾重用马援不仅和后来猜忌马援不矛盾，反而共同指向了其一以贯之的结构性特点。可能的质疑不仅不再是障碍，反而成了强力佐证，可谓化腐朽为神奇——通过形势变迁解释历史，时间是一个核心要素，所谓“彼一时，此一时也”。
那么，形势变化何在呢？第一，“马援地位、声望大大提高，和当年的邓禹等相去已不甚远，特别是征交阯，斩征侧、征贰，爵至新息侯，‘吏士皆伏称万岁’。按《后汉书》卷四五《韩棱传》，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据此清代赵翼说：‘则汉时（万岁）已属至尊之专称矣。’虽然当时限制还不严格，但吏士欢呼，毕竟反映马援甚得军心”（第104页）。
所谓马援地位、声望直逼当年的邓禹等人，核心证据就是出自《后汉书·马援传》的“吏士皆伏称万岁”。然祝文所引赵翼说，只交代了部分内容。在《陔余丛考》中，赵翼首先广征史籍，证明直到唐末，“万岁”仍是“上下庆贺之通称”，其下方引《后汉书·韩棱传》，谓“汉时已属至尊之专称”，结论是“民间口语相沿未改，故唐末犹有以为庆贺者”。从其所引史料来看，东汉以“万岁”为庆贺语者甚多（《马援传》亦在其列），稀见“至尊之专称”，可知《马援传》之“万岁”断与至尊无涉。再者，《马援传》明言征交阯凯旋后，“朝见位次九卿”。其于当年邓禹等，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第二个证据如下：
汉光武统治仍不稳固。西汉末全国人口五千九百多万，经过战乱，大量减少，东汉初恢复极慢，到光武末年也才只达两千一百万。所以当群臣建议封禅泰山时（建武三十年），汉光武诏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
由于此故，汉光武常怕内部发生变乱。《后汉书》卷一八《臧宫传》：上书请伐匈奴，汉光武“诏报曰：……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此诏虽发布于马援死后两年，但这种看法，他早已有之。所谓“国无善政”，主要指社会经济恢复没有搞好，与稍后所说“百姓怨气满腹”是一致的，其可能导致的后果便是：祸起萧墙。对此，汉光武长期为之忧虑，而且时间越靠前，经济恢复越差，他的忧虑应该也越大。至于“灾变不息”，据《续汉书》的《五行志》，也是臧宫上书前五六年间比较突出。即建武二十二年五月“日有蚀之”；同年九月发生汉光武即位后最大一次地震……汉光武诏报臧宫虽在建武二十七年，但诏书中所反映关于祸起萧墙的担心，按理说，在“灾变”更突出的前几年，只会更强烈。这前几年中谁有资格成为汉光武怀疑、猜忌的主要对象呢？就是马援，也只有马援。除了前述家世、仪容、学识、军事才干及威望、地位不断提高等因素外，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马援不但不肯像当年邓禹、贾复、吴汉等功臣那样“功成即退”，相反，不断请求握兵出征。建武二十年马援从交阯得胜归来，因爵封新息侯，食邑三千户，对汉光武感激涕零，便对谋士孟冀求策曰：“今我微劳，猥飨大县，功薄赏厚，何以能长久乎？先生奚用相济？”孟冀不能对。马援自作聪明地说，要想长久固宠，办法就是不断请求出击匈奴、乌桓，“马革裹尸”，以显示自己的无限忠心，“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谁知，与马援的主观愿望相反，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做恰恰进一步遭到忌讳。一个具有种种优越条件，特别是军事才干杰出，而功名又已提高到使吏士伏称万岁的大将，再掌握了重兵，将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联系“国无善政，灾变不息”，汉光武怎么能够还坦然处之，而不疑虑重重？（第104-106页）
以上论证让我们清晰地看到，祝先生读书精细，擅于串联表面上没有联系的零散史料，勾勒出一幅历史大图景，同时也擅于在形势变化中捕捉人物心理。这是我们应当认真体会、学习的。尽管如此，笔者并不同意这一结论。
光武的确担心“祸起萧墙”，但他怕的是民众揭竿而起，再度出现绿林、赤眉那样的大军，而非权臣篡位。此其一。其二，诚如祝先生所言，平交阯后马援封侯，食邑三千户，声望达到了个人生涯的顶点。马氏因此对光武感激涕零，感慨“今我微劳，猥飨大县，功薄赏厚”。同年底匈奴、乌桓侵扰陕西，马援自请出边御敌，光武“诏百官祖道”，给他送行。可见马援的声望是光武一手造就的。如果光武担心权臣篡位，而且“时间越靠前，经济恢复越差，他的忧虑应该也越大”，怎么会这么做？其三，此番匈奴、乌桓入寇，不过是小骚扰，事态并不严重，既然马援“不断请求握兵出征”是引发猜忌的最重要原因，光武怎么会答应他的请求？其四，建武二十四年武陵蛮叛乱，也不过是芥藓之疾，光武怎么会甘冒如此大的风险，让马援再握重兵？其五，祝文一再赞扬马援，称其见识、能力超群，而光武猜忌多年来一以贯之，马援怎么会视而不见，做出如此愚蠢的举动？
祝文还检讨平武陵蛮之役，举出了两条光武猜忌马援的重要证据。其一，“汉光武在批准马援请求的同时，又委派马武、耿舒等大将随同出征。这两人都与马援不睦”。但是，祝文接着说：“马武后来两次诬陷马援。”（第106页）后文又云：“马武的陷害当系根据梁松带来信息，迎合光武之意。”（第110页脚注）也就是说，马武诬陷马援，发生在马援死后，并无证据表明此前两人不睦。
耿舒的例子，需详加分析。据《马援传》，出征前夜，马援对友人杜愔谈道：“吾受厚恩，年迫余日索，常恐不得死国事。今获所愿，甘心瞑目，但畏长者家儿或在左右，或与从事，殊难得调，介介独恶是耳。”章怀注云：“长者家儿谓权要子弟等。”《资治通鉴》采录了马援的话，胡三省注曰：“援固已虑耿舒之难与共事，梁松、窦固之迩言矣。”认定“或与从事”指耿舒，“或在左右”指梁松、窦固。祝文赞同胡说，并提供证据，谓梁、窦二人“都在汉光武前说马援坏话”，出处标明“《后汉书》卷十上《皇后纪上》”（第106页）。而耿舒在进军路线上和马援发生分歧，后来军事遭受严重挫折，耿舒给哥哥耿弇写信，批评马援，耿弇将此信上奏，引发光武大怒。这就是胡氏认定“或与从事”者指耿舒的缘故。
窃以为，胡三省以后见之明推测马援出征前的顾虑，未必妥当。《后汉书·皇后纪上》云：“（马）援征五溪蛮，卒于师，虎贲中郎将梁松、黄门侍郎窦固等因谮之。”事情发生在其死后。当然，此前梁、窦已对马援不满，但并未公开挑战马氏，他未必知晓（详下）。胡氏指实“或在左右”者即梁松、窦固，并非没有疑问。而耿舒对马援的不满，一则是公事，与私人恩怨无关，二则也发生在出征之后，怎么能据此推断马援出征前就忧虑和耿舒“难与共事”呢？
更重要的是，窦固是建武五年归附光武的河西窦融的侄儿，而梁松是随从窦融归附的武威太守梁统之子，马援称之为“长者家儿”固当，但耿舒在刘秀未称帝前就随父兄投靠光武，被任命为复胡将军，建武五年封牟平侯，资格远比马援老，马援怎么可能称其为“长者家儿”？
祝文提供的第二条关键证据，是光武看到耿舒信后的反应：
（光武）怀疑马援不肯全力平叛，而是拥兵自重，别有企图呢！……所派“乘驿责问援，因代监军”的人，恰好是女婿梁松，也决非偶然。除女婿可靠性大这一因素外，还因为梁松与马援有隙，必然会认真、仔细地收集材料，从而有利于搞清马援问题的性质，以释心中疑虑（第107-108页）。
祝文且云“马援与梁松嫌隙由来已久”，“汉光武不可能不清楚”（第106-107页）。
梁松对马援不满，真是尽人皆知的事吗？关于梁松有憾马援，史书提供了两个事例。其一云：“援尝有疾，梁松来候之，独拜床下，援不答。松去后，诸子问曰：‘梁伯孙（梁松之字）帝壻，贵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惮之，大人奈何独不为礼？’援曰：‘我乃松父友也。虽贵，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其二曰：
（援）兄子严、敦并喜讥议，而通轻侠客。援前在交阯，还书诫之曰：“……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讫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将下车辄切齿，州郡以为言，吾常为寒心，是以不愿子孙效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时为越骑司马。保仇人上书，讼保“为行浮薄，乱群惑众，伏波将军万里还书以诫兄子，而梁松、窦固以之交结，将扇其轻伪，败乱诸夏”。书奏，帝召责松、固，以讼书及援诫书示之，松、固叩头流血，而得不罪。
这两件事导致梁松对马援心生恨意，但在其出征交阯前，梁松并没有表现出来，而且有史料表明，马援可能并不知情。就在建武二十年末，马援行边，光武令百官送行时，他对梁松、窦固说了一番话：“凡人为贵，当使可贱，如卿等欲不可复贱，居高坚自持，勉思鄙言。”这是长辈对晚辈苦口婆心的劝导。马援常有类似举动。如果他清楚两人因此已对自己深为不满，想来不会重蹈覆辙。
祝文思维之缜密，还体现在如下一段：
值得注意的是：汉光武派出梁松驿责等，似乎只表示了对马援的不满，而没有透露内心深层次关于祸起萧墙之虑，所以梁松等也没有从这方面迎合。这正是汉光武的高明之处。因为他懂得：只要有了不满的表示，与马援有隙的这批人，自会周密调查，如果马援真有不轨行为，是决不会漏掉的。结果经过这批人一再罗织，以及一些赶浪头人的揭发，最后证实：怀疑马援有不轨行为，纯属自己过虑……在驿责、收侯印、发了一通脾气之后，就将此事丢在一边（第109页）。
也就是说，不仅马援不明白光武之猜忌，梁松也不清楚，还有位列云台二十八将第十五名的马武，也未“探得光武深层次意图”（第110页脚注）。祝文之所以补上这一笔，是因为意识到，否则他们诬陷马援，就不会仅仅是军事失误、贪图财物了。
但是，如祝文所云，光武猜忌多年来一以贯之，邓禹、贾复、耿弇、朱祜、吴汉、窦融等人都一清二楚，而梁松、马武居然毫无所知，不是很奇怪吗？尤其马武，建武十三年“屯虖沱河以备匈奴”，十五年随吴汉“北击匈奴”，后“坐杀军吏”，武“诣洛阳，上将军印绶”，“因留奉朝请”，被剥夺了兵权。此番重新出山，事后即“上印绶”。马武不知晓光武猜忌马援，更显得不可思议。
三、王夫之的观点及其史学方法
王夫之《读通鉴论》有一篇专门讨论光武帝对马援不满的缘由。祝文引述其说“（马援）贪俘获之利”，认为“这种评论当然极不公平，十分武断”。注云：“因为除捏造的明珠之谮，没有任何史料记载马援在战争中有掳掠贪利行为，相反的倒称他将光武赏赐‘尽班诸宾客’，见《后汉书》本传。”（第110页）
我们且来分析船山的看法：
平陇下蜀，北御匈奴，南定交阯，（马）援未可以已乎？武溪之乱，帝愍其老而不听其请往，援固请而行。天下已定，功名已著，全体肤以报亲，安禄位以戴君，奚必马革裹尸而后为愉快哉！光武于是而知其不自贵也。不自贵者，明主之所厌也。夫亦曰：“苟非贪俘获之利，何为老于戎马而不知戒乎？”明珠之谤，有自来矣。老而无厌，役人之甲兵以逞其志，诚足厌也。……好战乐杀而忘其正命，是谓“逆天之道”。
马援出征武陵时，已经六十二岁。祝文也指出，马援一意马革裹尸，是为了“长久固宠”（第106页）。而船山推断光武对马援心生厌恶，正是因为他老而弥贪的表现。马援贪的是宠幸，而非“俘获之利”。所谓“夫亦曰”，是解释明珠之谮的由来——马援的行为，很容易引起别人的猜疑，认为他是为了“俘获之利”才不顾年迈而出征的。
船山批评马援为了固宠，“好战乐杀”，有一个证据。马援死后，“军士多温湿疾病，死者太半”，监军宗均“虑军遂不反，乃与诸将议曰：‘今道远士病，不可以战，欲权承制降之何如？’诸将皆伏地莫敢应。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国家，专之可也。’乃矫制调伏波司马吕种守沅陵长，命种奉诏书入虏营，告以恩信，因勒兵随其后。蛮夷震怖，即共斩其大帅而降，于是入贼营，散其众，遣归本郡，为置长吏而还”。船山评论道：
武陵蛮之叛也，刘尚之全军偾焉，马成继往而无功焉，马援持之于壶头，而兵之死者大半，援亦殒焉。及乎援已死，兵已疲，战不可，退不能，若有旦夕歼溃之势；而宗均以邑长折简而收之，群蛮帖服，振旅以还，何其易也！其易也，岂待今日而始易哉？当刘尚、马援之日，早已无难慑伏，而贪功嗜杀者不知耳。使非均也，以疲劳之众与蛮固争，蛮冒死以再覆我军，虽饥困而势已十倍矣。
呜呼！一隅之乱，坐困而收之，不劳而徐定。庸臣张惶其势，以摇朝廷之耳目，冒焉与不逞之虏争命，一溃再溃，助其焰以燎原，而遂成乎大乱。社稷丘墟，生民左衽，厉阶之人，死不偿责矣！
刘尚、马成、马援付出了那么大代价，办不成的事，宗均却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下，轻松办成了。其实武陵蛮本不难平定，马援等人“贪功嗜杀”，一味依靠铁血手段，反而让事态大大恶化。如果不是宗均转变策略，按照马援的设想推进，武陵蛮叛乱会演变成难以收拾的大动荡。
祝总斌与王夫之，结论孰是孰非，尚在其次，更有意义的是方法的比较。祝文近万言，不仅将直接史料一网打尽，而且旁征博引，最大限度地网罗了可能具有潜在关联的史料，这是实证史学推崇的最稳妥的做法。而船山读《通鉴》，仅就所见的有限材料，大胆演绎，他哪来的如许自信？
窃以为，在船山看来，把握历史真相，最重要的不是尽可能收集相关材料，而是对关键史料反映出的人性的复杂性，要有足够深刻、敏锐的体察。不论马援的贪婪，还是光武的厌恶，都不是基于实证意义上足够可靠的材料，而是诛心的结果。
那么，船山诛心，依靠什么呢？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奠基人费孝通先生，早年致力于引进西方学术，晚年则对中国传统别有一番体会：
理学讲的“修身”“推己及人”“格物致知”等，就含有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特殊的方法论的意义，它是通过人的深层心灵的感知和觉悟，直接获得某些认识，这种认知方式，我们的祖先实践了几千年，但和今天人们的思想方法无法衔接，差不多失传了。
费先生还谈道：“别人的内心活动不能靠自己的眼睛去看，靠自己的耳朵去听，而必须联系到自己的经验，设身处地地去体会。”
窃以为，费先生准确地描述了船山的方法：在阅历与修养基础上形成的对人性的感悟。
前面提过，祝文在讨论马援的特殊性之前，先揭示光武猜忌的普遍性，是其高明之处，这同时也反映出实证史学的一个特点——重视普遍性。换句话说，实证史学有这样的偏好——视不寻常的历史事件、人物为表面现象，尽可能为其寻找隐藏的结构性原因，将其“日常化”，仿佛“日常”就代表了真实。这一偏好根深蒂固，几乎没有人反思：这会不会有抹杀历史丰富性、将历史模式化的风险？
不过，实证史学方法和王夫之的方法，差别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大。祝先生注重“蛛丝马迹”，而对“蛛丝马迹”的探讨，几乎每一步都离不开对历史人物心理的推测，而推测的出发点，也是对人性的认识。从根本上说，造成不同结论的，不是方法是否实证，而是对人性看法的不同。
比如，祝先生根本不相信吴汉的解释：“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大概在他看来，这种道德化的言语，不过是利益考量在某种历史形成的结构制约下的粉饰之辞。同样，在他看来，君主的位置会改造人性，使得君主一定是专制、猜忌的。所以，尽管他认识到马援的目的是“长久固宠”，依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事实是一片耿耿忠心，换来的竟是一场暴风骤雨。这个悲剧的下场恐怕是马援始料所不及的。古来君臣关系相处甚难，于兹又添了一个新的范例。”（第113页）思维缜密的祝先生，居然没意识到，“长久固宠”和“耿耿忠心”是矛盾的。
史学素养远比王夫之深厚的祝先生，会犯这样的错误，恐怕得归咎于潜意识中对人性的教条认识——自私是人性唯一重要的内容。在这一隐藏的人性论的指引下，掌握权力的帝王都被认为会不择手段地巩固、扩张权力，无一例外。而臣所谓忠，也无非是个人利益诉求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吴汉如此，马援当然也是如此。“固宠”和“耿耿忠心”的矛盾，就这样被忽视了。祝先生带着对人性的偏见看待马援事件，他看到的是对偏见的进一步证明。
另一方面，“猜忌”是一种事实描述，但描绘的并非价值中立的现象。“耿耿忠心”更是如此。如果将类似具有明显价值倾向的词汇驱逐出史学，历史将变得无法理解。而这些价值判断的形成，建立在对人物行为动机的推测之上。对于潜藏的动机而非外在的行为本身，从根本上说，实证主义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依赖对人性的认识，即诛心。
实证史学必须检讨隐藏的一系列偏见与价值判断，刻不容缓！
附记：
初稿完成后，老友潘星辉兄指出：“实证”只是一种方法，问题出在“偏见”——实即20世纪初“新史学”（史学西方化）以来形成的有关传统政治的“刻板印象”。拙文欲针砭的其实是“新史学”的“偏见”，而非“实证”。
是说诚然。纯粹就概念而言，实证史学当然不等于西方化的史学。不过，“实证”本就是个舶来概念，而在现代中国，史学的西方化（社会科学化）正是借“实证”之名方得以大行其道。换句话说，“实证”正是史学界拒绝反思“偏见”的挡箭牌。拙文欲揭示的，也正是今人所谓“实证”，其实并不实证。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5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