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说不清我出生在哪儿。这事从侧面证明,我的降生平淡无奇,既没有府第烘托,也没有名医院名产科大夫背书,就像大地上多了一粒灰尘,任谁,都懒得去理会。连最亲密的家人,也绝口不提。只有我本人不甘埋没,曾撰文钩玄索隐。首先确定,我老家是阜宁县陈良乡,这是板上钉钉的。其次,陈良乡在划归阜宁县之前,隶属于建湖县,这也确切无误。我小学时填表格,起初籍贯写的建湖,而后改成阜宁。但是,近来翻阅盐阜地方史,愕然发现:射阳县创立于一九四二年四月,它早期的辖境,包括了陈良。两年后我出生时,陈良仍然归于射阳。就是说,我是地道的射阳人,是它的第一批新生代土著。
确定我和射阳的“血缘关系”,并不等于就能确定我具体的出生地。选项依旧有两个:陈良与合德。陈良是祖居的老家,合德是祖父创建的新家。这两处地方,一在射阳之西,一在射阳之东,相距一百多里。我出生时,究竟是在陈良,还是在合德,始终是个谜。
我也说不清我是出生在船上,还是岸上。因为老家也好,新家也好,似乎都没有父母的房子,他们住在船上。这么说,我是肯定出生在船上的了。仔细一想,又觉得不合逻辑。老家,是曾祖父创下的基业。曾祖父过世,祖父接手,祖父迁走,父亲是长子,理应有所继承,再说,一条小船,来来回回在苏北和上海之间跑单帮,哪里还能容得下大哥、二哥,大姐、二姐?岸上必然有房子,我当时太小,没记住。
母亲有次提到我出生后的“闹腾”,透露了可能的信息。母亲说:“你生下来后,总是哭,总是哭,白天黑夜哭个不停。迷信认为是前世阴魂作乱,不愿转世投胎。那天,你爸爸拿了一个畚箕,把你装进去,撂到屋后的垃圾堆。你一下子不哭了。从此变得很乖。”
母亲这里提到的“屋后”,究竟是谁家的屋后呢,难道不应是父母的吗?
我啰嗦这些并非出于矫情,实在是,一个人出生的地点,关乎他未来的命运。
我最早记得的事,是一岁多一点时的。这话说出来,恐怕谁也不信。大家知道,三岁以前的事,是记不住的,仅有极少数例外。我的一则记忆,恰恰就属于例外:那是大热天,那是一处旷地,地上有一堆火,火上烤着小猪,一帮穿黄衣服的男人,围着火忙碌……猪烤熟了,众人用刺刀挑着,大口撕咬……面目狰狞,火舌四窜。
我说不出自己当时是多大,也不晓得那是什么地方,什么人。若干年后,二姐告诉我:“那是日本鬼子,地点在爹爹(祖父)家西边闸口旁的河湾,猪是从陈爹爹家抢来的,毛都没刮,就搁在火上烧。大人远远地站着望,小孩子胆大的,走近了看。我十岁,你两岁,我驮着你,也凑过去瞧热闹。突然,不知哪儿飞来一团烂泥巴,正好砸着一个鬼子的鼻子,吓得他把嘴里的猪肉都喷了出来。跟着又飞来一块碎砖头。鬼子慌忙集合,排成两队,端着枪,四面张望。我怕出事,驮着你离开,你舞着手,不肯走。吃晚饭时,听爸爸和大哥讲,鬼子已经撤出合德,朝盐城方向移动,看形势要垮台了。”
我怎么也没想到,我与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竟然在这么小的年纪照面,那狰狞而又狼狈的形状,就此在脑海定格。我也没想到,我后来大学的专业是日语,每逢和日本人打交道,眼底总会浮现那张“老照片”。日本侵略军溃败前的一幕被一个婴儿记住了,记住了而且终生不忘,这是天意。
二姐说我两岁,是虚岁。查射阳县志,日本侵略军是一九三九年冬天进驻合德,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九日仓皇撤退(半个月后,日本天皇就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的我,满打满算,仅一岁零三个月半。
两岁的事我说不出,缺少特别的参照物。也许哪一天我会忽然抽出一根线头,一扯一大串,这会儿还不行。三岁,四岁,五岁,那印象就多了,密密麻麻,重重叠叠。重叠得最多因而也记得最牢的,是回老家。一条水路,从合德到陈良,途经中兴镇、陈洋、小关子、老屋基、沟墩。射阳是老区,一九四六年实行土改,我家是贫农,分得十一亩水田。父母那时已移住合德,田给三叔父代管,每年栽秧、割稻,都要回去。平时我是跟着祖父祖母过,趁着这机会,父母也会带我回老家玩一趟。
老家建在高墩,南临马泥沟河,传说唐王李世民东征,在此留下御马的蹄印。西傍一条小河,无名。放眼四处俱是河道,密织如网。墩子上一排草房,坐西朝东,北边住的是三叔父家,南边住的是三祖父家。门前长着两棵老槐树,那真是高,在幼小的我看来,简直钻入云霄,我曾经煞有介事一本正经地想过,要把多少棵老槐树连接起来,就能爬到天上。
老槐树予我最早的美学诱导,来自它的整体长势。有一天我偶然观察到,老槐树是长在墩子东边的,枝枝丫丫都朝东南倾斜,大人说,那是跟着太阳跑的,但是它的根须,没有向东南延伸—东边悬空,南边还有余地而是向西北蜿蜒,一路挺进到三叔父家的墙脚,有一截露出地面,三叔父把它深埋进土,顺便给拐了个方向,朝东北,免得拱坏屋基。瞧,枝枝丫丫向东南发展,根根须须却朝西北爬伸,树木天生就懂得生存哲学,越是高大,越讲究平衡。
屋后是一片竹林,细瘦,茂密,挺秀,砍下来可以作篱笆、竹帘、钓竿、风筝、竹蜻蜓——最后一项是我的手工课,我是笨,制出来的玩意儿总是飞不过别人。
父亲有项绝技,把细竹竿竖在右手拇指外侧,来回大幅度晃悠,竹竿就像被拇指吸牢,中途绝不会落下。父亲甚至能将扁担搁在右小臂内侧,如是表演。我让父亲教我,怎么教也学不会。父亲说,这要用巧劲、趁劲。啥叫趁劲?不懂。长大后才豁然:一切高超的表演都是艺术。
高墩北边是牛棚,牛棚北边是水车。牛是农家的坦克,当它犁田,我跟在后面吆喝,恍若有坦克大兵的洋洋得意。踩水车是大人的游戏,一般四人一组,双臂担在横杠上,双脚踩动脚拐,说说笑笑,快活郎当。小孩子无份,每想尝试,大人总说:去,去!等再吃十年饭。
十年饭是多少碗啊?好想赶快把它扒拉完。
水车北边有一道板桥,连接河那边的神秘世界。一天,我尝试躲开大人,独自过桥探险,眼看走了一半,侧面一阵狂风刮来,立脚不稳,扑通一声跌进水里。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并不觉得怕,只感到耳朵嗡嗡响,身子忽忽悠悠,一个劲地往下沉,沉,沉到后来,脚底触到一片坚实,本能地使劲一蹬,迅速向上浮,我浮得好轻松,好自在,头顶一片白花花的亮光,我冲着亮光拼命举起双手——桥上恰巧有大人经过,一把将我从水中拎起。
至今记得人家说的话:“你命大,三四岁的伢子,掉到河里,居然不慌不乱,举着双手向上浮。说句迷信的话,就像下边有人托着。”
后来母亲带我过桥。桥那边有大周庄,那里住着我的二姨,门外有棵钢橘树,那果子只能玩,不能吃。几年后我读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私塾先生解释,这枳,就是钢橘。一地的风水如何,人不说,树说,果实说,花呀草呀的也会说。大周庄过去有大曹庄,那是母亲的娘家,我没见过外公外婆,他们早已搬去上海,好在有的是曹姓的亲戚。一位表舅说他去过西安,问西安在哪儿,答说西北。如今,我在纬度远超西安之北的北京生活了半个世纪,提起西安,印象还是西北——我的方向感一塌糊涂,仿佛总闹不清身在淮南抑或淮北。
发生在合德新家的事,当然更多,更密,主题就是念书。如果把幼年视作蒙昧期,念书就是实实在在的启蒙。我有一篇《末代私塾生》,里面有详细的描述。再说一篇无字天书。
一天晌午,与小伙伴在镇子西边的野地里玩耍。突然雷声隆隆,风雨大作。赶紧撒开脚丫,拼命往家跑。跳过沟沟坎坎,穿过瓜园、菜地,冲上一道小闸,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淋成落汤鸡。一脚跨下闸桥,发现地面是干的,抬头,莫名其妙而大妙的是,天上居然亮着太阳。回头望,小闸西边雨还在哗哗地落。咦,就隔着一道闸,顿成晴雨两个世界。稀奇,稀奇,真稀奇!我反身走回闸西,走进雨里,复反身走回闸东,走进阳光,如是往返,开心极了,也觉得神圣极了。“东边日出西边雨”,唐人刘禹锡早就描绘过,只是,我还得等好多日子甚至好多年头才能读到,而且读到了也未必能领会造物主的深意。老天爷见爱,提前为我泄露天机。雨落在小闸那边的土地上,也落在了我的心上。一朵思辨的花,在暗中悄悄绽放。我漫长的一生离不开大自然多情的启迪:再大的风雨尽头,也会有灿烂的阳光。
(卞毓方,作家,长期供职于人民日报。射阳合德镇人,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