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反刍与前瞻

——在第二届沙湖之畔当代中国法哲学论坛“法治中国境域中的价值、规范与秩序”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

（2021年5月29日，湖北大学会议中心思齐厅）

前记

几天前南宁张树成同学传来一个文本，原来是同学们将我今年五月间法哲学会议上所作的口头总结发言整理而成的文字稿。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文字整理稿竟达七千余言，可见当时我如何率性而讲，没有打住自己了，也许过于动情，根本没有注意到手机上谢晖教授对我的提醒。时间在不知不觉之间又过去近五个月了，现在浏览树成传来的这个文本不禁让我又重新回到那一个时刻，让我再一次感觉到生命的美好。生命如流水般，大多是平淡的，无味的，所以偶尔涌起的波澜就成为记录生命的时刻，成为生命中的闪光点。法国哲学家加缪在《局外人》中说，一个囚徒在监狱中被禁锢着，但只要他哪怕曾经有过一天的生活，他也可以靠对这一天的回忆过得充实。这个说法似乎有理，但是一个没有任何波澜的生命如何引起生命的自我关注呢？可知构成生命的时刻是重要的。但如果没有文字记录下这样的时刻，大约也将消失在生命的黑洞之中吧。正因此我必须感谢树成、诗钰、巫小玲等同学，因为他们将五月间一个庸常的时段标注成了我生命中的一个时刻。此记。

魏敦友

匆草于武汉武昌沙湖之畔，湖北大学4-2-5-601

2021-10-14

引言

谢谢尊敬的、亲爱的董书萍教授，谢谢各位尊敬的师长、学友、兄弟姐妹和同学们全身心地参加今天一整天的会议！这使我非常感动。现在我其实有点小轻松，轻松的是什么呢？我让顺峰老师把我们今天各位教授的发言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总结和厘清，以减轻我自己对每一位教授发言进行评论的负担。为此，要特别感谢顺峰教授！我现在便可以放开手脚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谈一谈我对这次会议召开的一些背景的思考和理解，也谈一谈其他几个问题。

其实，我筹划这个会议已有半年多时间了，就是去年十月份的会议结束之后不久，我就在想下一次会议怎么开这个问题。有一天走在路上，突然有一个语词就蹦到我的脑海里面，这个语词就是“法治中国境遇中的价值、规范与秩序”，我赶快去办公室把这个语词记了下来。从那个瞬间，我就产生了要召开今天这样一个会议的渴望。在会议筹划的过程之中，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也得到我们湖北大学哲学学院以及两个学弟的支持，一个是宋伟老师，一个是王振老师。今天我在开幕式上虽然没有点他们两个的名字，但是他们两个也像大家一样，是精于学术、追求纯粹学术的学者，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身上有不逐名利的纯粹的精神，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他们非常支持我。他们说：“魏老师，我们支持你，你要十万块钱我们没有，但是我们可以给四万块钱。”我说：“啊？给我四万块钱啊？那这个会议就可以开了。”而且有两位不具名的律师，他们在知道我要主持这个学术会议时说：“我们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分别给你二万和三万。”我一听，就觉得这些钱加起来的话，这个会就可以开得很好了呀！所以我就马上着手准备起来，而且那几天我的思维非常活跃，我在心中慢慢产生一个宏大的构想，我就想到既然去年可以做第一届，今年就可以做第二届，有了第二届的话，那么沙湖之畔法哲学会议就开场了，就有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一直搞到退休。虽然还有四五年我就退休了，但这样至少可以搞到五六届。之前我就想每年搞两次，春夏之交和秋天各一次，比如说五月份一次和十月份一次。因为我们生命的时间可能还比较长，但是学术生命的时间好像慢慢的正在迫近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有一种使命感。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觉得这次会议可以启动了，名称就叫做第二届沙湖之畔当代中国法哲学论坛，这是去年没有想到的，也就是在筹划的过程之中，我自己的心也慢慢地明亮起来，我就想把这个工作继续推进下去。因为今天的会议结束之际我有一个最后的总结，那么最近这几天，我就在想，我要讲什么呢？去年的总结会，我是即兴讲的，事先一句话也没有准备，等到徐亚文教授讲话完了之后我才即兴地讲，讲着讲着我自己都觉得很有趣。我记得去年讲了三个话题，第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开会？第二个话题是开了个啥会？第三个话题是我们还开不开会？讲了这三个方面，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还挺有趣。

但是，这次就不一样了，最近这两三天我就一直在想，今天我要讲什么。昨天我在宿舍时突然有三个方面的话题蹦到我的脑海里面：第一个话题还是跟去年一样，为什么要开会？第二个话题就是怎样开会？第三个话题呢，其实就是刚才书萍老师的一个问题，也可以说是一辈子纠缠着我们的一个话题，那就是生命的意义何在？如果我这个总结可以给一个标题的话，那就是：生命的反刍与前瞻。下面我就简单围绕“为什么开会”“怎么开会”“生命的意义何在”这三个方面来与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感触。

一、为什么开会？

首先，我讲第一个话题：为什么开会？

组织大家开会，其实我很不擅长。我们都是读书人，读书人就是多读书就行了嘛，对吧？有朋友碰到一起聊聊天就可以了，结果你搞那么多人在一起开会。有时候就会觉得很繁杂、很繁琐，事情很难。但是我到广西待了20年之后，又回到了我的出发之地，引发了我的很多想法。去年在我的师兄戴茂堂教授的大力支持之下成功举办了第一届会议。当时他说，你开会，没问题，不用你有什么组织能力，你只要叫一些朋友过来就行了，有人帮助你筹备会议。所以去年的会就开得非常顺利。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今年的会议有很多工作要自己去做。所以我就想，有人帮忙和没人帮忙是不一样的，是吧？你就是有通天的本事，比如像张镭这样有大本事的人，如果没人帮你也是掀不了天的，是吧？我今天还在路上想，如果说这次会议没有我们同学们的大力支持的话，那也根本开不成了。所以我今天早上就说到了四重感谢，包括感谢参与会务工作的同学们，有同学们的参与才有了这个会议的顺利举办。但是我现在想说的是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为什么要开会，也就是说促使我这么去做的原因是什么。

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我心中的一个结。现在是我打开这个结的时候了。我原来是学哲学的，但是最近这20多年我是在法学的圈子里头。我曾经说有哲学的鱼塘，有法学的鱼塘，我在20年前从哲学的鱼塘蹦到法学的鱼塘，在20年之后又从法学的鱼塘蹦回哲学的鱼塘。转眼20多年过去了，在法学的路上遇到了很多精彩的人。我们今天在沙湖之畔开会，很多好朋友好兄弟都来了。在某种意义上讲，我就想借助会议这种方式使朋友们一些生命之中的精彩再次重新绽放出来。我希望它绽放得更美、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我现在讲到这时突然想到今天这个会议，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有一个纪念友情的意义。我还清楚的记得2002年的时候，我应谢晖兄长的邀请，到烟台参加山东法学会组织的一个法律教育的会议。那次会议我有幸成为特邀嘉宾，我当时受宠若惊。我在哲学界开会都还是一个小兵啊，第一次在法学界开会就成了特邀嘉宾，真实受到了隆重的礼遇。在我到烟台之前，我先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去参加了袁贵仁老师和韩震老师他们组织的一个文化战略研讨会。在那一次会议上，我第一次碰到了好兄弟沈湘平教授。

那一次我也到了《法制日报》的评论部见到了两位朋友，一位是秦平，一位是杨悦新，20年过去了，但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在这里特别谈到秦平和杨悦新两位老师也有一个小小的因由，就是我到了南宁之后，我对法学一无所知，当时心里头有个模模糊糊的想法，即我要对当代中国主流法学家们的法学著作进行知识论的谱系研究。首先进入我眼帘的就是谢晖教授的《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这本书，我读了之后当然觉得很好，但是读得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心生疑惑。法治信仰，“信仰”是一个宗教的论题，而“法治”是一个理性的论题。信仰与理性之间，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当这样一些观念冒出来之后，我就胡乱地写了一篇文章投到《法制日报》，居然就发表出来了。谢晖教授看了之后，很认真对待，我对他是不具名的批判，他对我进行了一个非常严厉的点名批判。后来我又写了反驳文章并也要点谢晖教授的名，但是被秦平和杨悦新老师给删掉了。这就是跟《法制日报》以及跟秦平和杨悦新两位朋友的一个交集的开始，再后来陆陆续续就有很多交集了。但是，大概是几年前我应俞荣根老师的邀请到西南政法大学去参加一个会议，主要是纪念杨景凡先生的百年冥诞。在这个会上我碰到了《法制日报》的一个记者，叫尹丽。本来这次会议我也邀请她来，她也非常想来，但因为临时有事没有过来。我那次在西南政法大学碰到尹丽之后非常高兴，连忙问她是否认识秦平，她说秦平老师认得呀！我就继续问认识杨悦新老师吗？她说杨悦新老师不大认得。转眼我又十多年没有跟秦平老师她们联系了。后来尹丽回到北京之后，她就把秦平老师的微信推送给我。但是很遗憾我从秦平老师的口中知道，杨悦新老师在多年前已经去世了。后来我就和丽君约着去见秦平老师，好像又过了两年也没去成。我有一次突然在网上就看到，秦平老师也去世了。这些年我想起这些事情来，心里挺难过的。（哽咽）

那次在北京和湘平老师分手之后，我就到了烟台。我还记得和谢晖老师一群人去崂山，去大海边大声的吼叫。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山谷回响，我们看谁叫得声音大呀！那个时候只有30多岁，现在转眼20多年过去了。所以我今天开这个会，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有纪念我与谢晖教授、湘平教授两位兄弟友谊的意思，这也是对我自己进入法学领域20年的一个回响。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我把这个总结发言称之为“生命的反刍”的原因。在我的生命之中，有很多的节点，在这些节点上遇到了一些很好的人，有很多的美好。我就希望在我人生的后半段，把这些生命中的美好都让它重新绽放出来。

今天这个会，我们一起讨论当代中国一个非常重大的主题，就是李瑜青老师所说的法哲学的问题，刚才万川老师所说到的公平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个法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我觉得如果得不到很好澄清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人就做不到安所遂生，也做不到解决所谓的全球秩序的建构这样一些问题。所以为什么开会，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我的回答是，我从哲学到法学，一路之上20年来，见到了很多美好的风景，碰到了许许多多可亲、可敬、可爱的人——可亲如兄弟、可敬如师长、可爱如稚朋。兄弟平和相宜故可亲；师长不怒而威故可敬；稚朋天真脱俗故可爱。这是我对可亲、可敬、可爱的理解所写的一段话。

就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我就想起了曹雪芹为什么写《红楼梦》。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开篇就写他自己何以要写《红楼梦》。曹雪芹先生讲：“自己庸庸碌碌不足道，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他写《红楼梦》的一个想法，我觉得跟我今天要开这个会议是一样的，就是要使生命之中的美好得以重现。我今天在沙湖之畔来推动当代中国法哲学的这样一个系列的会议，我又回头读到《红楼梦》的开篇的时候，我觉得我与曹公有心同此理之感。这是我讲到的第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要开这个会。

二、怎么开会？

接着，我讲第二个话题：怎么开会？

其实我最近这两年也有不断的考虑，就是要怎么开会，要怎么来有效地动员我们的兄弟姐妹们来到沙湖之畔，我现在基本上就是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来推进。刚才已经说过了，在20年来的法学道路上我碰到了很多卓越的学者、好兄弟、好师长，那么我就想到如果这些好兄长、好师长能够带着他们的学生来到我所在的沙湖之畔，来展演他们内在的学术，展演他们内在的精神的话，我觉得这应该是我生命之中又一件幸事。我曾经在学术路上碰到这些好兄弟、好师长的时候，他们的思想正在形成之中，但是转眼之间，大家都年长了，生命也在成熟，学术也在成熟，现在到了应该结出果实的时候了。

我就想到怎么开会呢？那就以一个或者两个学者为中心来开会。比如说去年表面上是以孙国东为中心来开会，实际上也有纪念邓正来先生的意思。去年的会议主要讨论的主题是公共法哲学的问题，今天张镭教授也对去年的会议做了一个回应，但是公共法哲学只是一个表皮、一个入口，其根本的问题还是法学的自主性、文化的自主性等等这样一些核心的话题。今天王勇教授试图从“敦煌法学”绽放出中国自主性，这也是自主性的话题，就是我们中国人要如何做一个人，我们中国如何作为一个真正自主性中国而存在。当然也还有李瑜青老师讲到的自由的话题。我觉得李老师有一句话讲得非常之好。我原来还想把这句话放在第一个话题里来讲，结果讲着讲着就漏掉了。李瑜青老师在回应谢晖老师质疑的时候说：“人的结合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人如何来结合，这才是问题。”这句话我特别喜欢，很有深意。比如说我自己是一个个体，我跟谁在一起有很多偶然性，是偶在的是吧？一路之上我会碰到谁，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2002年的那一年碰到了湘平老师和谢晖兄长呢，是不知道的，但是结果就碰到了，我的生命就因此而放光彩了。这种人与人的结合，在我生命经验的记忆之中就永存下来了。而且那一年之后有两个好姐妹今天已经不在了。所以这样一些生命的记忆就会深深嵌在我的生命经验里头，永生难忘。我多想借这个时机让她们重新活过来。我今天特别欣赏湘平老师讲到的，死而不亡为寿。秦平、杨悦新两位老师虽然已经去世了，她们去世时大概50岁左右吧，但是她们永远活着，她们是死而不亡的寿者。虽然她们不可能留在我们中国法学思想史上，但是我想她们的精神跟我们、跟中国的法学学术是永远在一起的。

我们去年以纪念邓正来老师这样一个内在的精神，以孙国东《公共法哲学：转型中国的法治与正义》这本书的出版为契机，开了一次会。那么我想今年的这一次会议，就是要拓展法秩序的思考，因为我是在法哲学研究中心，同时要把哲学因素引进来。原来想的是借谢晖老师的十卷本的系列丛书为契机来开这个会。但是我想同时把湘平老师引进过来，他作为哲学代表，谢晖老师作为法学代表，那么法学和哲学的这种融合，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我自己的预期。所以究竟怎么来开会？我现在的思路慢慢清楚了，就是以我的生命之中碰到的一些重要的学者来展开。我认为，在当今中国思想界居于核心地位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有自己的思想范式的这样一些学者来到我们沙湖之畔，共同讨论一些法哲学的深层问题，是有重大学术意义的。我也可以借此来进一步学习、进一步交流并对他们表达我心中的敬意。今天的会议是以谢晖兄长和湘平兄弟为两个轴心进行展开的，一个代表法学，一个代表哲学。我想以后会继续来展开这样一些学术活动，以老师们为轴心，然后带动他们的学生来参加会议，进一步使学术的薪火生生不息。总而言之，我想以后要进一步推动沙湖之畔法哲学的研究，在推动的过程之中，希望得到大家的关注、参与和支持。这是我讲到的第二个话题。

三、生命的意义何在？

下面，我讲第三个话题：生命意义何在？

这个话题也是我昨天早上还躺在床上的时候脑海里突然涌现出来的。其实这个话题跟刚才书萍老师的一个困惑有关系，我先讲我的话题，然后再回应书萍老师的困惑。（笑）

昨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我脑海里面突然就想到了两个词，我意识到这两个词很不一样，就赶紧把对这两个词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一个词是“羡慕”，另外一个词是“感动”。怎么会想到这样的两个词呢？我也觉得很奇怪，可能就是要我在今天的这样一个场景把它讲出来吧。我想到，羡慕跟感动是有根本的区别的。羡慕好像多他性，他性就是别人的。羡慕可以解释为对他人所获得的名利和权势的关注和觊觎，这个关注和觊觎之中有很多嫉妒的成分，甚至有恨的成分。我昨天早上想到的跟李瑜青老师今天提到的人的羡慕嫉妒恨，有契合处。羡慕，我想这是因为人性之中的幽暗意识会让人想到，为什么不是我拥有权势呢？这是羡慕。但是我马上想到，羡慕中绝没有感动的成分。如果说羡慕属他性的话，那么感动就属于自性的。我们对于一个拥有名利和权势的人，我们会觉得他令人羡慕，我们也会羡慕他，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对他有敬重感。这里我特别想到康德，我觉得康德是研究敬重最令我感动的一个作家。而他也讲道德律的问题，也就是说，人在绝境之中依然还是守住自己的道德律，这样的人是令人敬重的。敬重与感动，我觉得是同一层次的范畴。康德讲，一个人为什么让人感动，为什么让人敬重呢？也就是说他能坚守基本的规则。在一个权势人物面前，我们低头，但是我们的灵魂并不低头。也就是说我们对一个权势的人物，我们羡慕他，但他绝对不会让我们感动，我们也绝对不会敬重他。因为很可能，他的权势、名利，取之无道，很有可能是厚黑而取之的。歌德也曾经说过，当我们路过一个使我们敬重的人身边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向他脱帽以示敬意。当然这个脱帽，不是我们头上的实在的帽子，而是心灵之帽。

所以当我在宿舍里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中国社会是否有必要完成一个心性的转变，也就是完成从羡慕到敬重或者感动的一个转化。我觉得唯有如此，我们的法治中国才有了一个心理的基础。因为羡慕有偶然性，一个人突然当了大官，赚了大钱，有很多是偶然的。对这个偶然性问题，刚才万川老师还讲到了，很多年前的晚上有人还看见马云在长安街上哭，结果后来他突然就成了全国的“马爸爸”了。但是不知道的人还是很羡慕他，但是你知道的话，其实也就是那么回事了。所以我觉得敬重跟感动才是必然的，因为它是人性最内在的、高尚的一个成分。

最后，我想回应一下我们可爱的书萍老师。实际上和书萍老师一转眼也有六七年没见面了，我们是六七年前在郑州召开的由张斌峰老师主持的逻辑学会议上有一面之缘，当时对书萍老师就有非常好的一种好感。我这次在筹划会议的时候，就特别邀请了书萍老师，但是书萍老师一直到会议召开前的最后时刻才给了我一个肯定的答复。昨天我见到她之后，她说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才上了飞机。所以书萍老师的到来，其实就像她所说的，历尽了千辛万苦才来到了我们的沙湖之畔，跟我们来相会。书萍老师最后有一个感慨，我觉得她这个感慨跟我刚才所说到的生命的意义应该是有关系的。书萍老师的感慨是，大众的生活与学术的人生为什么如此的迥异？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只要衣食无忧，就可以安所遂生了。但是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抑郁的沉重的心理负担，会使他抬不起头来，会使他忧虑重重，做不到安所遂生。

其实心安的话题，可以说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最忧郁的一个话题。我们在《论语》里面也读到了关于心安的问题。孔子就提到过怎么安心的问题。我最近几年听《金刚经》，至少听了两百遍。我看我的心是越来越不安。（众人笑）蒋勋说，不惊不畏不惧。蒋勋谈到他到加拿大去奔他的父亲的丧，他手里拿着他爸爸送给他的《金刚经》，反复的诵读。读到“不惊不畏不惧”的时候，略有安慰。但他说，一旦碰到事情了之后，心依然是不安的。比如说，我告诉大家，今天这个会开到现在我的心才慢慢的安了。为什么？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个会很有可能会受到意外因素的影响，比如疫情的原因，这个会可能开不成。但是我很高兴的是，我们的会议顺利召开，也马上进入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我的心就慢慢安下来了。因此我要特别的感谢大家。就像书萍老师所说到的，普通人安所遂生，但是作为一个学人，他的价值意义在哪里呢？那就是智慧的薪火相传。我觉得我们这代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作为学人是很不幸福的。我妈妈在去世之前经常跟我说，敦友啊，你读书，读那么多的书，你怎么到晚上还要到办公室去啊？人家都是打麻将，你为什么不去喝酒、打麻将呢？（众人笑）我妈妈她就觉得，你那么辛苦当年考大学干嘛呀。对呀，我说，妈妈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我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就跑到办公室去，待在那里，看书啊，写作啊。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我们待在办公室里头，拿着一些艰深的著作，好像这个时候才安所遂生吧。（众人笑）我觉得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还是有责任感的。我经常喜欢说的话题是，我们是应法治之运而生的人物，所以我们也就安法治之运吧。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祝福大家！（众人鼓掌）

（录音整理：巫小玲；校对：陈诗钰、王景山；全面校核：应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