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丽华 陈晓未 李娅 赵俊臣:云南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升级版完成后的可持续发展建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4 次 更新时间:2025-01-15 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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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丽华   陈晓未   李娅   赵俊臣 (进入专栏)  

2021年11月以来,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围绕“基础牢、产业兴、环境美、生活好、边疆稳、党建强”的目标,在全省374个沿边行政村(社区)启动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如期顺利完成后,2024年7月又决定到2025年,幸福村建设为两年巩固提升期,把沿边行政村(社区)打造成为全省乡村振兴的典范,全国稳边的示范、富边的样本。

随着以硬件为主的边境幸福村三年计划和两年巩固提升行动即将圆满完成,下一步将进入以软硬件并举、继续巩固提升的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对于新阶段的工作,我们提出如下建议,供决策参考。

 

一、云南边境幸福村建设取得的举世触目伟大成就与经验

 

云南有4060公里边境线,25个边境县(市)、110个沿边乡镇、374个沿边行政村,是祖国西南安全稳定的重要屏障。2021年7月,云南省印发《云南省建设现代化边境小康村规划(2021—2025年)》,建设范围为25个边境县(市)的374个沿边行政村(社区),覆盖3824个自然村;建设时限为2021—2025年,2021—2023年初步建成,2024—2025年巩固提升。主要目标是到2025年,把沿边一线的行政村(社区)建成“基础牢、产业兴、环境美、生活好、边疆稳、党建强”的现代化边境小康村。沿边民族地区治理能力显著增强,形成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廊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村,边疆各族人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扎根边疆、心向中央。

目前,云南边境幸福村建设取得的举世触目伟大成就与做法,可以从以下方面看出。

 

一是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精心谋划。

2021年11月以来,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认真学习、深入落实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国必治边”的战略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先后给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沧源佤族自治县边境村的老支书,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回信,勉励大家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为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继续团结奋斗,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基础牢、产业兴、环境美、生活好、边疆稳、党建强”的目标,在全省374个沿边行政村(社区)全面推开、纵深推进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一期目标如期顺利完成。2024年7月,省委省政府决定到2025年,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为两年巩固提升期,把沿边行政村(社区)打造成为全省乡村振兴的典范,全国稳边的示范、富边的样本。

 

二是省级财政巨额投入

云南省在财政尚不宽裕情况下,省财政多方筹措幸福村建设资金,到2023年底共下达统筹资金135亿元,每个行政村(社区)平均支持3700多万元,到2023年底共实施建设项目13423个,完成6项19个指导性指标。

 

三是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

云南全面优化边境村寨基础设施的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稳步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有序实施农村自来水普及、电网供电、行政村5G网络覆盖等项目,迅速补齐水、电、路、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全面改善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截至目前,云南省374个沿边行政村(社区)电网供电可靠率达99.83%,实现自然村100%通硬化路目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提升至90%以上,5G网络覆盖率已达100%。

同时,云南省374个沿边行政村(社区)启动了以提升整体村容村貌为重点的绿化美化工程,各村(社区)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开展绿美乡村建设,注重保持肌理、保存风貌,结合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保护,推动农村人居环境从基本达标迈向提质升级。截至目前,云南省25个边境县(市)已全部达标国家卫生县城,374个沿边行政村(社区)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0%,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覆盖率达86%,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0%。

 

四是县村致富产业已经形成。

在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过程中,云南省始终把发展致富产业作为重要留人举措、促进农户增收重要手段,全力实施农村居民、脱贫人口持续增收三年行动,建好“一县一业”“一村一品”和特色产业基地,积极发展天然橡胶、茶叶、咖啡、坚果等优势重点产业,有效带动边民增收。目前,云南省374个沿边行政村(社区)均已创建一项主导产业,成立一个以上规范运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10万元以上,形成了稳步增收的模式。截至2023年底,云南省374个沿边行政村(社区)的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所在县(市)农村平均水平以上,人口数较2019年增加1.6万人,

 

五是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政策向抵边村寨倾斜。

目前,云南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政策向抵边村寨倾斜。334个具备建设条件的沿边行政村(社区)皆建有幼儿园,适龄儿童入园率和远程教育覆盖率均达到100%,沿边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六是党建促强边富边固防。

在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过程中,云南省坚持抓党建促强边富边固防,实行“五级书记抓边防”和边境线“五级段长制”,健全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富边固防工作机制,推进边境立体化防控体系建设,374个沿边行政村(社区)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达标,党群服务中心基本公共服务覆盖率达100%,沿边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感召力和战斗力不断增强。

 

七是引进现代化管理理念与方式。

云南边境村普遍引进实施网格化管理,深化“五户联防”“十户联保”邻里守望模式,推进“军警地共建”,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地理信息系统(GIS)等技术,打造“一屏知全域、一网管全局”智能化边境管控模式,推行“党群服务和社会治理中心”、“乡贤+基层社会治理”等做法,不断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有效模式。开展普法强基补短板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跨境违法犯罪,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创历史新高。

 

二、边境幸福村奔向更加幸福需要“幸福感指数”

 

以软件为主、继续巩固提升的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的主要任务,建议定位在党中央提出的“让沿边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得更牢”。

这里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的“获得感、安全感”比较好理解,而“幸福感”相对抽象,需要深入研究与结合云南边境实际制定具体标准、并拟定出可操作性行动方案。为此,建议将“民幸福”列入建设标准之中。

幸福是一种主观的生活状态与生命体验,包括愉快情绪、舒适感、满足感与成就感等主观情绪情感体验,是一种综合的积极心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同时,在一些语境中也可以作为对生活价值的评价。人类的幸福往往被量化为可以测量的“幸福感指数”, 可以理解为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

第一.民众的幸福指数主要与收入、生存成本两个因素相关,幸福指数与收入成正比,与生存成本成反比。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收入越低,幸福感越差,生存成本越高,幸福感越差;生存成本越低,幸福感越强。当前,要特别注意边民子女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生存成本提而可能使幸福感降低的问题。

第二,幸福感还来自于农户本人与周围人的比较:个人收入高于周围人时,幸福感更强;收入不及周围人幸福感就差。这种周围人可以是亲戚朋友,也可以是邻居、同事或所在城市居民,主要是自己见闻所能及,且比较关注的范围。当然,还要关注周边邻国邻村的收入比较,要保持始终高于他们的状况。

第三,幸福感还与未来预期有关,如果收入很高,而对未来预期收入不稳定,那幸福感就会很差,如果未来有稳定的预期,那幸福感也会很强。为此,要落实农村社保(低保)、医保、灾害保险,以提高边民的收入预期、养老预期、安全预期。

 

三、经营管理人员(乡村CEO)的培养、选拔、激励与监管

 

云南乃至全国的乡村振兴示范村已经发现经营管理人员的培养、激励与监管是个突出的短板,边境幸福村建设也不例外,主要是三件难题:一是幸福村建设一开始县乡镇机关投入了不少人力,村干部都是当成中心工作而不取酬的,这在短时期可以依靠政治觉悟,但是长期就必须合理计算报酬;二是一开始由于县乡干部成立专班直接抓,村级的合作社经济组织有个接手管理和善于管理的问题;三是村级管理团队接手后有个团队建设问题,特别是乡村经营管理人员也称CEO的培养、选拔、激励、待遇与监督问题。云南乡村振兴示范村以及边境新福村的做法,一般是选拔有文化并在城里创业的年轻人动员回乡充任。这就有一个胜任的问题。

乡村经营管理人员也称CEO,首先有个培养问题,在此,在李小云教授及团队帮助下,云南昭通学院于2021年11月启动乡村CEO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招募55名乡村CEO学员进行培训。该项目旨在探索解决欠发达地区乡村经营性人才匮乏问题的有效模式和路径,为乡村人才振兴提供经验和创新方案,目前已经探索出一整套体系化的乡村CEO培养知识产品,包括一套培养乡村CEO的系统性方案、一个乡村CEO“由入到出”的规范性制度、一批先导性乡村CEO人才和一套乡村CEO典型实践案例。建议在全省推广这一经验,特别是在沿边市州大专院校引进这一培训行动,为沿边幸福村每村都培养出至少4-5个乡村CEO,包括懂事章、总经理、财务总监、销售总监。

乡村CEO当然需要有理想和情怀,要热爱乡村,但同时,又不能只靠情怀,不能否认他们的基本待遇。实际操作中,乡村CEO的现金工资不能太高,高过了村干部、乡干部甚至县里的干部,将脱离群众,造成左邻右舍矛盾。其实,古今中外对经营管理人员激励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股权激励。边境幸福村要不要引入?如果引入?在此需要深入研究的:一是随着人才要素产权价值得到尊重与实现,终究有一天,人才要素产权的总价值将会超过现有“物本要素资源的总价值”;二是在一个相对成熟的经营管理人才市场,经营管理人才的供给将比较充足,而不像现在那么紧缺,可以通过招聘方式,选择最优秀的人员充任。这样一来,人们感叹的乡村CEO难培养难选择的问题,将可以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

当前最紧迫的是,作为过渡,怎么样通过招聘方式选定合格的乡村CEO?在一个合作经济组织里为乡村CEO界定多少股权才合适?在此的依据,一是马克思说的脑力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以及按劳分配默认个人天赋两个原则,必须坚持;二是个人能力的培养及其培养费用、风险性补偿等;三是有的地方合同条款规定的抵押金的补偿等;特别是社会对管理人才供给的稀缺性。而且,这些观点里,都不含有对国家或集体财产以及村民劳动的无偿占有。

对于包括乡村CEO在内的经营管理人员的监管,一直是困扰我国国企、合作经济组织的一个难度不小的难题。本来,我们国企的经营管理人员的监管从设计上看是完善的,同级的纪检委监管、人大代表监管,到普通百姓监管,机构不少,但是漏洞仍然不少,由此造成腐败行为屡禁不止。那么,作为边境幸福村级合作社经济组织管理人员的监管,仍然需要多管齐下,关键是这些管理人员是不是真正招聘,真正民主选举、民主监督。

 

四、新建合作经济组织的巩固、发展与提升

 

在边境幸福村建设中,政府的投资是很大的,其中的引水、通电、修路、通讯、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属于政府必须负责的,另一些产业等经营性项目建成后一般都交由或新成立村合作经济组织经营,从而有一个合作经济组织的接受、运营、保值、增值与提升问题。

首先,政府投入需要界定。按经济学的观点,政府投入基础设施,属于本职范围;投入经营领域,本意是要保值增值的,这就需要有个原始界定、移交、移交后的合作经济组织承诺保值增值,以及合作经济组织利润分配等问题。

其次,政府投入界定后移交后,将变成成为集体资产或合作经济组织资产,需要量化为股权。实践中集体股产权有个虚拟问题,如何解决需要继续探索。股权在市场化运作中需要遵循市场规则,而市场化规则很多,其中之一是流动,因为股份在流动中体才能体现出价值,才能增值升值。没有流动,价值很难体现出来。幸福村合作经济的股份,包括政府投入界定股份、农民自投、集体资产量化和外来投入等,怎么流动?怎样保证流动安全?实践中发现有的示范点已出现外来人愿意和当地人合作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吸引社会资本、减轻政府投入的重要选择。与外地企业的合作,是求之不得的。问题在于外地的众多的小额资金愿意来,欢迎吗?一种情况是外来人入股当地的集体股份、公司股份;另一种情况是外来人和村民共建(村民提供宅基地,外来人提供建设资金),利益共享。这些都需要探索、总结和推广

其三,边民们创造出许多新合作经济组织的形式,包括劳务合作与资产资金合作,需要总结推广。例如甘蔗主产区、核桃和澳洲坚果主产区收获季节的劳务合作(外村人乃至城里人来打工帮助收获)。资产合作中村民有的以宅基地、汽车、拖拉机等入股,有的以现金入股,有的管理人员以管理经验折股等等,既需要大胆探索,又需要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范。

其四,合作经济组织利用政府投资获得的利润,当然属于合作经济组织成员(包括其他投资股东)共享。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先富帮后富的原则,也理应在增值后有一部分用于支持对其他非示范村的扶持。当然,这里讲的帮扶,并不是让示范村把利润一部分拿出来送给其它村,而是通过合作协作、吸收外村人自愿来打工等形式。显然,这些也需要研究、探索和试验。

 

五、充分发挥金融成为边民增收乃至新福村建设的作用

 

在三年行动计划和两年升级版的建设中,云南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所需资金主要由政府投资,而在可持续发展阶段,政府必然逐步减少投资,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户所需产业经营资金将不得不从社会特别是金融机构获得。邓小平1991年1月28~2月18日在上海视察时提出的:“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6页)中共中央多次决定,要求加快“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农村金融体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落实中央决定,将是云南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的一条必须走的道路。

世界发展学家早已发现,发展中国家农民急切需要金融服务、而农村金融服务不能满足需要的问题。发展经济学家更是阐明,农民都知道四个道理:一是贷款能作为赚钱本钱,增加收入;二是穷人都有旺盛的贷款需求,而不是“金融抑制”;三是穷人都愿意使用、也能使用好金融贷款;四是农民有良好的金融信誉。而且,农民特别是贫困户获得金融服务是他们应得的“人权”,体现了社会公平。而这些,正是现代农村金融的理论基础,更是发展学的基石之一,也是乡村振兴以及边境幸福村建设的题中之义。

令人欣慰的是,实践家们早已成功进行了多种农民特别是穷人贷款尝试。孟加拉国吉大港大学经济学教授穆罕默德·尤纳斯在1980年代初创立的“乡村银行”(又称“穷人银行”)小额信贷扶贫到户,成为非政府组织、非金融机构的乡村信贷扶贫模式(简称GB模式),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益最好、运作最成功的小额贷款扶贫到户。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杜晓山教授团队引入中国实验获得成功,此后绝大数国际援华农村发展项目都在复制,也被认为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有效模式。云南省1990年代中期曾经试点后在全省推广获得成功。

鉴于小额信贷扶贫需要有一个庞大的组织机构、运行成本过高,一个由贫困村民自己所有、自己运作、自己监督、自己受益的贫困村互助基金,应运而生。中国最早的村级互助资金是1995~2000年间创立并运作的贵州省威宁草海社区基金,由村民管理,主要向贫困户贷款,后因操作人员工作人员调离而中止。2000年云南省社科院经济所在“中国云南省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项目(YUEP)”中,在48个自然村试验村民自己所有、自己运作、自己受益的基金、基金按照小额信贷的原则运作,获得成功。2006年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财政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试点贫困行政村互助基金,至2008年10月已推广到全国贫困地区,但是这种基金有两个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每个贫困村仅有的政府投入本金较少,难以满足要求;二是同其他扶贫资源一样,有一个宝贵资源被村中干部、富人等精英捕获的问题。据汪三贵教授等基于5省30个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村的经验证据,发现互助资金存在较为明显的精英俘获现象,达0.31。

云南边境幸福村建设也已经显示出金融在村民增收中的重要性。西双版纳州河边村在李小云初到时贫困诊断,发现该村处于债务不断累积的状态,被当地农村信用合作社划入了不能继续提供贷款的村。在李小云的帮扶下,河边村已经摆脱了贫困村,政府和社会的巨额投入没有理由再继续下去,那么该村的发展就不能不依靠金融,在正规金融对富裕户保证贷款的同时,对一部分低收入户和相对贫困户的金融需求,也就有必要引入村民基金,让村民基金成为示范村的可持续性的“核心”。问题在于,村民基金只有坚持小额信贷的原则才能从制度上排除非贫困农户、非低收入户的精英捕获,而只有排出了非贫困户,这种资源才真真正正为低收入户和相对贫困户所用。在此,小额信贷的原则主要是:小额度使非贫困农户“看不上用”,整借零还的程序使非贫困农户“不耐烦用”,较高利率使非贫困户“不值得用”。如果不坚持这些原则,肯定会出现资源到不了贫困农户低收入农户手里的问题。

此外,有的试点示范的幸福村农户相对富裕或者有存款,怎么样把这些存款引入建设,也将是一个有待探讨的大学问。

 

(本文作者:徐丽华,云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晓未,云南省社科院农村发展所副研究员;李娅,西南林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赵俊臣,云南省社科院二级研究员)

参考文献

1,兴边富民幸福长!云南全面完成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云南民族时报 2024年07月30日 16:36。

2, 张志远:推进云南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中工网2024-04-30 15:19。

3,字强:云南“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的四个样本,新华社客户端2022-09-15 08:39。

4,沈迅:昭通市乡村CEO培养计划班42名学员圆满结业,云南网2024年12月31日 09:25:00。

5,赵俊臣:李小云教授实践和发展微观发展学的努力,爱思想2024-05-07 08:51。

6,胡联,汪三贵,王娜:贫困村互助资金存在精英俘获吗——基于5省30个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村的经验证据,经济学家201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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