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认同意识，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形成的思想基础和精神纽带，在古代经历了6个发展阶段，即夏商周时期随着“中国”观念的出现，中国认同观念也开始产生，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认同观念正式形成；秦汉时期经过多民族中国的建设，汉民族在华夏民族发展的基础上正式形成，中国认同观念获得了初步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认同观念呈现出多样化发展态势；隋唐时期，在汉人中国观念回归的基础上，又以礼别华夷、华夷互化、华夷一家等多民族中国观念为纽带将隋唐与周边少数民族连接在一起，中国认同观念获得了进一步升华；辽宋夏金时期，各个民族及其政权均自我认同为“中国”、中国正统和中国历史发展谱系中一员的思想观念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和一体性；元朝实现大统一，多民族凝聚为中国的观念有了进一步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已现端倪，后经明朝和北元均认为自己是中国历史发展谱系一员观念的发展，到了清朝乾隆时期，随着国家统一事业的完成，具有中国认同意识的各个民族齐聚到清朝中国这一共同旗帜之下，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民族即中华民族正式形成。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认同； 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国正统；五德终始说
学界对中华民族形成问题研究的成果较多,虽然都认为中华民族是由中华各族凝聚而成,但多为历史发展进程的描述性书写,少有对中华各族为何能够凝聚到一起(即中华民族形成的动因)的理论性研究成果问世,因此尚未解决为什么一些民族能够凝聚在一起形成中华民族而另外一些民族却走上独立发展或加入外国的道路并成为外国民族的问题。本文认为,中华各民族能够凝聚到一起的最主要的动因和思想基础是中国古代各民族均具有中国认同意识,不仅华夏汉族及其政权具有自我认同为“中国”、中国正统和炎黄子孙的思想意识,少数民族及其政权也具有自我认同为“中国”、中国正统和炎黄子孙的思想意识,少数民族在主动将自己纳入中国历史和中国正统发展谱系的同时,也认同华夏汉族及其政权属于“中国”,具有少数民族与华夏汉族同为“中国”的思想观念。华夏汉族及其政权虽然有人对少数民族及其政权自我认同为“中国”和中国正统采取不认同态度,但也有人对少数民族及其政权自我认同为“中国”和中国正统表示理解和认同,并逐渐出现后人认同少数民族及其政权为“中国”的发展趋势,也出现了华夏汉族和少数民族同为“中国”的思想观念。正是由于中华各族均具有中国认同意识,才使各个民族和政权逐步凝聚到“中国”这一共同旗帜之下,进一步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中华民族正式形成。
有关中华民族形成于何时的问题,学界存在不同认识,或认为中华民族形成于虞舜时代,或认为中华民族形成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或认为中华民族形成于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或认为中华民族形成于“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战争时期”,“是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最终实现的”,或认为“中华民族在国歌声中诞生”,等等。笔者认为,民族可分为狭义民族和广义民族两大类型。狭义民族是文化共同体,不具有政治属性,主要指具备斯大林所说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四大特征,或具备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具有共同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心理认同六大特征的具体的某一个民族共同体,如汉族、匈奴族、蒙古族、满族等等。广义民族是指具有或某种程度具有民族特征的包括两个狭义民族以上的多个狭义民族的人们共同体,既包括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们共同体(如古代民族、近代民族、现代民族,奴隶社会民族、封建社会民族、资本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民族等)、某一语系的民族(如汉藏语系民族、阿尔泰语系民族、印欧语系民族等)、某一种经济类型的民族(如采集民族、渔猎民族、游牧民族、农业民族等)、某一区域的民族(如东北民族、亚洲民族、美洲民族等)、某一政治地位的民族(如统治民族、被统治民族、压迫民族、被压迫民族等),也包括一个国家政权内部的多个狭义民族,比如唐朝民族(唐人)、清朝民族(清人)、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等等,这种类型的民族是以一个国家为代表的民族,可以称之为“国族”。广义民族中的“国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具有政治属性。中华民族属于广义民族中的“国族”,其形成也可以按照狭义民族的“四大特征”或“六大特征”的形成去泛化理解。中华民族一词虽然为梁启超于1902年最早使用,但据中华民族形成时应该属于“国族”分析,那时的“国族”应该是指清朝国家的民族。梁启超使用的“中华民族”一词,应该是对已经存在的中华民族实体的理论概括。一般情况下,人们对中华民族实体的认识一定是在中华民族实体形成之后,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形成一定是在梁启超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之前。本文即认为中华民族形成于梁启超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之前的乾隆统一全国时期,是清朝以中国认同为纽带,将边疆各族与内地各族连接在一起形成的。
作为中华民族形成思想基础和精神纽带的中国认同意识,应该包含哪些内容,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的“中国”一词具有用来指称一国之中心的京师(包括中央、中央之城、都城、国中、王畿等)、中原、华夏汉族、文化、国家、天下(九州、五服之内)、继承性中国等多种含义,中国认同即对各种含义的“中国”的认同,是对中华各族的认同,包括民族认同、地理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历史认同等多个方面,而各个民族及其政权自我认同为炎黄子孙,自我认同为“中国”和中国正统,则是这一认同的直接表达形式。中国认同意识的实质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笔者认为,古代的中国认同意识的发展演变与中华民族的形成,主要经历了6个历史发展阶段。下面即按这6个历史发展阶段,分别对古代的中国认同意识的演进与中华民族的形成问题作一简要讨论。
一、先秦时期：中国认同意识的形成
夏商西周时期,“中国”观念和用文字记载下来的“中国”观念开始出现,中国认同观念也随之诞生。春秋战国时期,在用以指称华夏和华夏文化“中国”观念出现的同时,礼别华夷、中国之夷、华夷都是炎黄子孙、华夷互化等“中国”和中国认同观念也开始出现,标志着中国认同观念正式形成。
学界一般认为,1963年在陕西宝鸡贾村塬出土的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记载的“宅兹中或(国)”与《尚书·周书·梓材》中记载的“皇天既付中国民”,是目前发现的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中国”。虽然学界多认为这两篇文献所说的“中国”是指天下中心的洛阳地区(即后来所说的中原地区),但据各种史料分析,这两篇文献所说的“中国”已具有多重内涵,除了具有用以指称天下中心的洛阳地区、一国之中心的京师以外,也具有用以指称中国国家政权(即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政权)的内涵,也就是说,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中国”,已经具有指称西周为“中国”的内涵了。目前,虽然没有见到夏商时期已经出现文字记载的“中国”,但在西周初年出现文字记载的“中国”以后,认同夏商为“中国”的文献记载屡见不鲜,如《孟子》记载:“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后来尧使禹治洪水,“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学界一般认为,夏禹时期已经建立夏王朝国家,尧任用大禹治水时期,虽处于国家建立前夕,但到大禹治水成功以后,夏王朝应该进入国家形态,“中国可得而食也”的“中国”,应该包括“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的地区,完全可以引申为夏朝国家管辖地区,如是,孟子所说的“中国”一词就应该具有指称夏朝国家政权的内涵。孔颖达为《礼记·檀弓上》作疏称:大禹通过治水工程,扩大了“中国”范围,因定乐名为《大夏》。所说的“中国”,也指夏朝国家政权。《毛诗·小雅》称:“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犭严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率,遣戍役,以守卫中国。”周文王之时,西周还是商朝属国。文中所说“以天子之命”讨伐昆夷和犭严狁的“天子”,应该不是指周文王,而是指商王(殷王),所要保卫的“中国”当指商朝国家。孙诒让《墨子间诂》为《墨子·兼爱》中篇武王告泰山辞“以祗商夏”作诂云:“周初称中国为商夏,周季称中国为殷周”,亦认为周朝称商夏和殷周为“中国”。可见,夏商时期虽然没有出现文字记载的“中国”,但周人和春秋战国及其后人均认同夏商为中国,说明中国观念自夏王朝建立之初就已经出现了。随着用以指称一国之中心的京师、天下中心的洛阳地区和国家的中国观念的出现,时人认为自己属于一国之中心的京师(中国)、属于天下中心的中原地区、属于夏商周(中国)国家臣民的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观念以及商人认同夏朝为“中国”、周人认同夏商为“中国”的中国认同观念也随之诞生。
春秋战国时期,地处中原地区以华夏族为统治者建立的周、卫、齐、鲁、晋、宋等政权被认同为“中国”,并随着“中国”一词用以指称华夏族和指称华夏文化含义的出现以及受到“贵中国(华夏——引者注)、贱夷狄”“内中国(华夏——引者注)、外夷狄”等思想观念的影响,又产生了认同华夏和华夏文化的中国认同观念。同时又出现了不以地域和华夏种族区分中国和夷狄而以礼等文化区分中国和夷狄的思想观念,认为中国华夏可以转化为夷狄,夷狄也可以转化为中国华夏的思想观念,对懂礼的“夷狄”也可以称“中国”表示认同。其间,又出现了认同进入中原地区的四夷为“中国之夷”的思想观念,比如杜预为《左传》“虢公败犬戎于渭汭”作注称:“犬戎,西戎别在中国者”;又为“狄灭温,温子奔卫”作注称:“盖中国之狄灭而居其土地”。孔颖达为《左传》“卫人及狄盟”作疏引刘炫的话说:“春秋时,戎狄错居中国”,又为《毛诗·大雅·皇矣》作疏称:“患夷者,患中国之夷”。宋人刘敞《公是先生七经小传·论语》也曾说过,周末时,“戎夷与中国杂居”,“子欲居九夷,盖徐州莒鲁之间,中国之夷非海外之夷也”。《朱子语类》称,朱熹曾说过“古者中国亦有夷狄,如鲁有淮夷,周有伊雒之戎”,等等。均认为“中国”之内也有“夷狄”,并被认同为“中国之夷狄”,“中国”一词成了不仅指称华夏族的概念,而且成了包括“中国之夷”的概念。这一时期,一些士人又构建了炎黄谱系,在将华夏族说成是炎黄子孙的同时,也将少数民族说成是炎黄子孙,比如《山海经》将犬戎说成是黄帝之子苗龙的后人,将北狄说成是黄帝之孙始均的后人,将氐(互)人说成是炎帝之孙灵恝的后裔,将苗民说成是黄帝后人颛顼之子欢头的直接后裔,等等。《世本》又称:有戎狄之风且被一些人视为戎狄的秦国为黄帝六世孙“伯益之后”,南方的吴国为黄帝之后的西周王族周太王之后,越国为黄帝后人祝融的后裔,被人们视为南蛮的楚国为黄帝之孙高阳(颛顼)的后人陆终的直系后裔,等等。这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在自我认同为“中国”的同时,又出现了认同懂礼的夷狄、进入中原的夷狄以及被称为炎黄子孙的夷狄为“中国”的思想观念,有关中国认同意识的各种观念都已经出现,标志着中国认同观念正式形成。
二、秦汉时期：中国认同意识的初步发展
尽管有人不认同秦朝的中国性和正统性,但也有人对秦朝属于中国以及秦朝也是中国正统王朝的性质表示认同。两汉不仅认同两汉政权管辖下的各个民族都属于中国,还通过炎黄子孙认同和“天下一体”“天下一家”等思想观念,构建了一个比两汉王朝国家管辖范围还要大的中国,中国认同观念获得了初步发展。
秦朝统一全国以后,在称其国家政权为秦的同时,也称秦朝为“中国”,比如李斯不同意攻打匈奴时谏称,秦朝如果进攻匈奴,将会出现“靡弊中国,快心匈奴”的局面,称秦朝为“中国”。同时,秦朝也认同受秦朝管辖的原春秋战国时期有戎狄之风的秦和被人们称为“戎蛮”的楚、吴、越以及受秦朝管辖的黔中、闽中、南海、桂林、象郡等边郡的少数民族为“中国”。秦始皇在秦朝以中国自居的基础上,进一步自我认同为中国正统。他采纳邹衍有关“终始五德之运”的正统学说,按土、木、金、火、水五行相克的关系排列出黄帝为土德、夏朝为木德、商朝为金德、周朝(西周和东周)为火德的中国正统发展谱系,在承认夏商周等历史为中国历史的基础上,以“代周火德者必为水德”的思想观念而确立秦王朝为水德,将秦王朝排列到周朝之后的中国正统发展谱系之中,明确表达了秦王朝是中国正统发展谱系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的思想观念。秦王朝自我认同为中国和中国正统,虽然不为一些人所认同,但也有人认同,例如隋唐时期的颜师古为《汉书》“秦人”作注时“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宋末元初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时称:“秦威服四夷,故夷人率谓中国人为秦人”,明代于慎行说:“汉初,朔方匈奴亦称中国为秦人”,清人王士禛也说:“谓中国人为秦人”,等等。甚至有人将获得秦始皇用蓝田玉制成并由李斯书写“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的传国玺视为受天命而为中国正统的标志,形成了“以得玺者为正统”的历史传统,说明秦王朝自我认同为“中国”和中国正统,也获得一些时人、后人和少数民族的认同。
以两汉时期形成的汉族为统治者建立的两汉王朝,在自我认同为“中国”和中国正统的同时,也出现认同少数民族为“中国”的思想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第一,汉人对与西戎有着直接联系的秦王朝的“中国”性虽然具有认同与不认同两种倾向,但实质却是予以认同的。在西汉王朝建立之初,曾以秦朝“与戎狄同俗”而不认同秦朝的中国正统地位,由汉王朝直接继承周朝火德之运而为水德之运,将秦朝排列到中国正统王朝发展序列的闰位。汉武帝时采纳公孙臣、贾谊等人建议,以汉土克秦水的汉承秦的观念将汉朝的水德之运改为土德之运,开始承认秦朝的中国正统地位。汉武帝以后,刘歆等人不认同秦朝的中国正统地位,按照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的关系,重新排列了以伏羲(太昊)为木德、神农(炎帝)为火德、黄帝为土德、少昊为金德、颛顼为水德、高辛(帝喾)为木德、唐尧为火德、虞舜为土德、夏禹为金德、殷商为水德、周(西周、东周)为木德、西汉为火德的中国正统发展谱系,将秦王朝重新列入中国正统发展序列中的闰位,视为非正统,不认同秦王朝的中国正统地位。王莽新朝代替西汉以后,采纳刘歆的五德终始学说,并按五行相生的关系,以王莽新朝继承西汉火德而自为土德之说,颁行天下。东汉政权建立以后,不认同王莽新朝的中国正统地位,直接以西汉火德自居,以表明东汉与西汉是一个政权的思想观念。西汉后期至东汉时期,虽然不认同秦朝为中国正统,但都珍视秦始皇用蓝田玉制成并由李斯书写“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的传国玉玺,逐步形成了得传国玺者为正统的思想观念,实际上还是承认了秦王朝的正统地位。第二,两汉王朝都自我认同为中国,在称其政权为“汉”或“大汉”的同时,也称其政权为“中国”,不仅认同进入两汉王朝所设中原各郡的少数民族为“中国”,也认同受汉王朝设置的犍为、牂柯、越巂、沈黎、汶山、益州、南海、苍梧、郁林、和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乐浪、玄菟、临屯、真番等边郡管辖的少数民族为“中国”。东汉大思想家王充曾说:“古之戎狄,今为中国”,中国不仅仅指华夏汉族或中原地区,而且包括受汉王朝管辖的各个少数民族。第三,两汉在认同先秦时期出现的少数民族也是炎黄子孙的华夷共祖观念的基础上,提出匈奴、古朝鲜(箕氏朝鲜和卫氏朝鲜)等也是炎黄子孙的思想观念,对匈奴、古朝鲜也属于中国表示认同。第四,两汉时期,又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九州中国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用“中国”一词指称“九州”“十二州”“天下”“五服”和四海之内,构建了一个“天下一体”(中国一体)、“天下一家”视域下的比两汉王朝国家管辖范围还要大的中国。不仅认同华夏汉族及其政权的中国属性,也认同一些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中国属性,中国认同意识获得了初步发展。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认同意识的多样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认同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重视中原“中国”观念的应用,汉族及其政权经历了一个并不十分在意是否被认同为中国到自我认同为中国意识逐渐增强的发展和演变历程,而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则积极地自我认同为中国和中国正统,并主动将自己所建政权排列到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国正统发展谱系之中。
三国时期,据有中原地区的魏国在自我认同为中国的同时,并没有认同以汉族为统治者建立的蜀国和吴国为中国。孙资曾说:“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罢弊”,高堂隆也在上魏明帝书中说:“今吴、蜀二贼,非徒白地小虏、聚邑之寇,乃据险乘流,跨有士众,僭号称帝,欲与中国争衡”,即称魏国为“中国”,称蜀国和吴国为“二虏”“二贼”。然而,蜀国和吴国对魏国未称其为“中国”并不在意,也称魏国为“中国”而没有自我认同为中国,诸葛亮在赤壁战争之前曾对孙权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即称魏国为“中国”,而没有称蜀国和吴国为“中国”。吴国孙策在临终前曾对张昭等人说:“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也称魏国为中国而没有自称“中国”。
东晋离开中原,偏安江南,也没有自我认同为中国的强烈愿望,曾称东晋建立之初有女子从十六国控制的中原地区来到东晋境内为“有女子……自中国来至江东”,没有称东晋为“中国”。同样偏安江南的宋、齐、梁、陈自我认同为中国的意识却不断增强,《宋书》记载的“中国”有两处指称刘宋政权;《南齐书》“中国”一词共出现9次,主要用来指称华夏、汉族及其政权,有1处指称南齐政权;《梁书》“中国”一词共出现24次,主要用来指称汉族建立的南梁政权和历史上的华夏、汉族及其华夏、汉族建立的政权;《陈书》“中国”一词共出现4次,主要用来指称华夏汉族以及汉族建立的南梁和南陈等政权。这些说明南朝时期汉族及其政权自我认同为中国的观念逐渐回归。东晋虽然自我认同为中国的意识不强,但却强调自己是中国正统,并按五德终始的正统学说,以西晋金德自居,标榜自己和西晋是同一个政权,同样是属于金德的中国正统王朝。东晋之后的宋、齐、梁、陈则以东晋正统继承者自居,分别依据五德终始学说中五行相生的水、木、火、土的德运,进入中国正统发展谱系。
与东晋南朝并立的十六国和北朝,虽然多数是由少数民族为统治者建立的王朝国家,但他们进入中原以后,便拾取中原中国、礼别华夷的文化中国和炎黄子孙等观念而自我认同为中国和中国正统,并积极地将自己排列到中国历史和中国正统发展谱系之中。匈奴人刘渊认同司马迁等人关于“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的说法,以“汉室之甥”的名义,声称自己是汉高祖刘邦的传人,将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汉政权纳入两汉之后的中国历史发展谱系之中。匈奴人赫连勃勃也“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建立“大夏”政权,以夏王朝中国继承者的身份进入中国历史发展谱系;巴氐李寿建立的“成汉”政权,则以两汉和蜀汉中国继承者的身份进入中国历史发展谱系。前后赵帝王也声称自己是“中国帝王”,并按五德终始的正统学说,以西晋金德的继承者自居,按金生水的关系确立自己政权为水德,将前后赵排列到西晋之后的中国历史发展谱系之中。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政权,也声称“其先有熊氏(黄帝——引者注)之苗裔”,以周初封召公奭于燕建立燕国和汉初封卢绾于燕重建燕国为继承对象,特定国号为“燕”,后来,又以继承前后赵水德而为木德自居,将前燕排列到西晋、前后赵之后的中国正统发展谱系之中。建立前秦政权的氐人也声称:“其先盖有扈(大禹之后——引者注)之苗裔”,以继承慕容燕木德而为火德自居,将前秦排列到西晋(金德)、前后赵(水德)、前燕(木德)之后的中国历史发展谱系之中。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也以炎黄子孙自居,声称:“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称自己为鲜卑拓跋氏,并以战国时期华夏人建立的魏国和三国时期汉人建立的曹魏为继承对象,特定国号为“魏”。北魏政权建立之后,有人主张北魏应该继承前秦火德而为土德,将北魏排列到西晋(金德)、前后赵(水德)、前燕(木德)、前秦(火德)之后的中国正统发展谱系之中,北魏孝文帝则采纳北魏直接继承西晋的金德而为水德一派的意见,将北魏直接排列到西晋之后的中国正统发展谱系之中。东魏、西魏均标榜与北魏是一个政权,仍以水德自居,继续将自己排列到西晋之后的中国正统发展谱系之中。由东魏和西魏发展而来的北齐和北周,也自我认同为中国。北齐阳斐在给东郡太守陆士佩的书信中,曾引用《诗经·大雅》的话说:“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劝陆士佩“宜轻徭薄赋,勤恤民隐”。此处的“中国”,不仅仅指京师,也具有指称北齐国家的内涵。建立北周政权的宇文觉曾说:“予本自神农(炎帝——引者注)”,明确称自己是炎帝后裔,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北周以“周”为国号,寓有继承华夏人建立的西周和东周之用意。北周武帝宇文邕时,辛昂曾率军赴“巴州万荣郡”平叛,“令其众皆作中国歌,直趣贼垒”。所说“中国歌”,当指据有中原的北周歌曲,也具有用“中国”指称北周的内涵。北齐和北周都以魏政权的继承者自居,也按五德终始的正统学说,以继承魏政权水德而为木德自居,将北齐和北周排列到西晋(金德)、魏(北魏、东魏、西魏,水德)之后的中国正统发展谱系之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及其政权经历了一个对于自己是否被认同为“中国”并不十分在意到自我认同为中国意识逐渐增强的演进历程,而各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则积极自我认同为“中国”和中国正统,并在认同中国历史发展谱系的基础上,积极将自己所建政权排列到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国正统发展谱系之中,不仅成为少数民族及其政权跻身于中华行列重要的思想和理论渊源,也使这一时期中国认同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特点和态势。
四、隋唐时期：中国认同意识的升华
隋唐均自我认同为中国和中国正统,汉族中国的思想观念虽然获得进一步张扬,但由于隋唐与少数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少数民族有着特殊的理解和宽容大度的包容,因此,隋唐并不否认少数民族的中国性,多民族“中国”的观念获得了进一步升华。
首先,隋唐认同魏晋南北朝各政权的“中国”属性,并以魏晋南北朝继承者自居进入中国历史发展谱系和中国正统发展谱系。隋朝的王通认为,“中国盛乎皇始(北魏拓跋珪年号——引者注)”,“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为乎!中国之道不坠,孝文之力也”,即认同北魏为“中国”。唐代成书的《隋书·突厥传》称突厥佗钵可汗“控弦数十万,中国惮之,周、齐争结姻好,倾府藏以事之”,所说的“中国”与周齐相对,无疑具有指称北周和北齐之意。隋朝建立以后,按五德终始的正统学说,以继承北周木德而以火德自居,将隋朝排列到北朝之后的中国历史发展谱系之中。唐朝建立之后,以继承隋朝火德而为土德自居,标榜自己是继承隋朝并上承北朝等各个朝代的中国政权,也具有认同北朝正统发展谱系的思想意识。五德终始学说是一种单线性发展的正统学说,隋唐认同北朝的正统发展谱系,就应该具有将南朝列入正统发展体系之闰位而不认同南朝正统地位的思想倾向,可事实上,隋唐在认同北朝正统发展谱系的同时,也认同南朝的正统发展谱系,标榜隋唐是在继承南北朝正统的基础上进入中国正统发展谱系的中国政权,实际上是用复线性发展的历史取代了五德终始单线性发展的正统学说,既认同北朝各个政权是“中国”和中国正统,也认同南朝各个政权是“中国”和中国正统。唐朝李延寿将南北朝历史改写成《南史》和《北史》,也有认同南北朝各个政权都是“中国”和中国正统的思想观念。后来,唐朝又将《魏书》《北齐书》《周书》与《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一起列入中国正史“十三史”之中,也具有认同南北朝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思想观念。
其次,具有认同隋唐管辖下的各族都属于“中国”的思想观念。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在突厥攻破高昌四城之时,称高昌“有二千人来归中国”,所说“中国”即指隋朝国家政权。隋炀帝西巡,裴矩曾“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帝见而大悦”,“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也是称隋朝国家为“中国”,应该包括隋朝管辖下的各族人民。唐人使用的“中国”一词,有时不包括周边的少数民族,有时又包括周边的少数民族,用来指称唐朝管辖下的各个民族。唐太宗在突厥突利“率其众来奔”时曾说:“欲中国久安,尔宗族永固,是以授尔都督”,所说的“中国”,即指唐朝。唐高宗不喜欢天竺“自断手足,刳剔肠胃”等杂技,曾“敕西域关令不令入中国”,即是认同包括西域各族在内的整个唐朝国家的民族都属于中国。武则天时期,王方庆曾“拜广州都督”,“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即是认同“地际南海”的广州及其管辖下的各个民族都是“中国”的思想观念。韩愈在其所作《送郑尚书序》中讲述“耽浮罗、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腊、于陀利之属”等“海外杂国”之后,说:“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称唐朝为“中国”,称“海外杂国”为“外国”。被认同为中国的唐朝,并非仅仅指中原或汉族,应该包括与“海外杂国”接壤的受唐朝管辖的少数民族,也是认同唐朝各族都属于中国的思想观念。
再次,具有认同懂礼的少数民族也属于中国的思想观念。隋唐时期,在对各个民族充分理解和爱之如一思想观念和施政方针指导下,对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礼别华夷和华夷互化的中国观念作了进一步阐释和发挥。韩愈将孔子作《春秋》的主要思想概括为“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皇甫湜认为“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义也,所以为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于地哉。杞用夷礼,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陈黯著《华心》,称:“苟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华夷乎?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盖华其心而不以其地也”,《文苑英华》卷364《辩论二》也有相同记载。程晏作《内夷檄》,也称:
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窜心于夷,非国家之窜尔也,自窜心于恶也。岂止华其名谓之华,夷其名谓之夷邪?华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华其心者。是知弃仁义忠信于中国者,即为中国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悖命中国,专倨不王,弃彼仁义忠信,则不可与人伦齿,岂不为中国之夷乎!四夷内向,乐我仁义忠信,愿为人伦齿者,岂不为四夷之华乎?记吾言者,夷其名尚不为夷矣,华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
由此可见,程晏也提出了少数民族懂礼即是“中国”,而中国之民忘弃仁义忠信就是夷狄的思想观念。隋唐大臣对礼别华夷和华夷互化思想观念的进一步发挥,似不受隋唐管辖范围的限制,不仅认同懂礼的隋唐管辖范围之内的少数民族属于中国,也认同懂礼的不在隋唐管辖范围之内的边疆少数民族属于“四夷之华”,也属于中国。唐太宗又接受少数民族为其所上“天可汗”的称号,用“天下一家”的中国认同的思想观念,将唐朝各族与周边各族连接在一起,使古代的中国认同观念获得了进一步升华。
五、辽宋夏金时期：中国认同意识的多元一体化
辽宋夏金之间虽然存在认同与不认同的认识,但却逐步走向认同,中国认同观念呈现出由多元向一体的发展趋势。
首先,辽宋夏金在继承历史上中国认同观念的基础上,均自我认同为“中国”。辽朝是以契丹族为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建立政权之初即以契丹为国号,“契丹”既是族称又是国号,其义为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当代学者即实认为,1930年出土的《辽道宗哀册》篆盖上的契丹小字“契丹”二字于义为“大中”,“契丹国”就是“大中国”的意思。刘凤翥认为,契丹小字中“契丹”二字的原意是“中央”,并认为在辽统和元年(983)至咸雍二年(1066)汉字文献记录辽朝国号为“契丹”时,契丹文字记录的国号是“大中央契丹辽国”,将契丹放在辽之前;在咸雍二年至保大五年(1125)汉字文献记录辽朝国号为“辽”时,契丹文字记录的国号是“大中央辽契丹国”,将辽放在契丹之前。无论是将“辽”放在契丹之前,还是放在“契丹”之后,前面均冠有“大中央”一词。“大中央”为何意?刘凤翥认为,“‘中央’也可视为国号‘中国’的‘中’。倘如此,则是同时使用‘中、契丹、辽’三个国号”。其实,这些石刻契丹文字中的“大中央”以及即实、刘凤翥等人所释契丹小字“契丹”于义为“中央”“大中”等就是“中国”“大中国”的意思,这可以从刻于辽天祚帝天庆八年(1118)的《鲜演大师墓碑》中有“大辽中国”一语得到验证。元代成书的《辽史》还记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耶律)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这则史料固然表达了辽太祖对“中国”的无比仰慕,但也说明辽太祖已经开始以“中国”自居了。从中可以看出,辽朝自建国之始就没有自外于中国。宋人更是依据其具有传统中国观念的优势而自我认同为“中国”,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离开了天地之中的中原地区,但南宋人仍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甚至有人为了附会南宋为中国的观念,“谓今中国于地为东南”,其说虽为一些学者所纠正,但宋人称南宋为中国的认识并没有改变,南宋乔行简曾言:“金有必亡之形,中国宜静以观变”,真德秀也曾上疏说:“金有必亡之势,亦可为中国忧。盖金亡则上恬下嬉,忧不在敌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即称南宋为“中国”。建立西夏的党项人称自己为属于炎黄子孙的拓跋鲜卑的后人,也以炎黄子孙自居。史金波曾依据榆林窟第15窟西夏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4)的汉文题记“愿惠聪等……免离地狱,速转生于中国”的记载,谓:“这也直接表明当时西夏人认为西夏属于中国”。以女真人为统治者建立的金朝,也自我认同为中国。海陵(完颜亮)意欲伐宋,其嫡母徒单氏不同意,曾劝谏说:“国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又自中都至汴,今又兴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国”,所说的“中国”,即指金朝。金世宗时,依附于宋朝的吐蕃族系人青宜可等“以宋政令不常,有改事中国之意”,也是称金朝为“中国”。可见,辽宋夏金都自我认同为中国。
其次,辽宋夏金又在自我认同为中国的基础上,自我认同为中国正统,并努力将自己所建政权排列到中国历史和中国正统发展谱系之中。辽圣宗曾派遣骨里等“驰驿取石晋所上玉玺于中京,并作《传国玺诗》,辽兴宗又“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利用他们从后晋手中获得的假传国玺,大力张扬辽朝是中国正统的思想观念,同时按五德终始的正统学说,以继承后晋金德为水德自居,将辽朝排列到隋(火德)—唐(土德)—(后梁)—后唐(土德)—后晋(金德)之后的中国正统发展谱系之中。宋朝更是以中国正统自居,并在构建隋(火德)—唐(土德)—后唐(土德)—后晋(金德)—后汉(水德)—后周(木德)中国正统发展谱系的基础上,确定宋朝继承后周木德而为火德,将宋朝排列到后周之后的中国正统发展谱系之中。西夏定国号为“夏”,寓有继承夏商周时期的“夏”等华夏、汉族政权之意,又称其国名为“白上国”或“白高国”,以继承唐朝土德为金德自居,将西夏排列到唐朝之后的中国历史发展谱系之中。金朝更是自我认同为中国正统,但对金朝应该继承历史上哪一个王朝的看法则没有形成一致意见,金章宗采纳尚书省建议,以继承北宋火德自居而“更定德运为土”,将金朝排列到北宋之后的中国正统发展谱系之中。金朝虽然在继承哪一个王朝的问题上意见不一,但在称金朝为中国正统的问题上则不存在任何分歧。
再次,辽宋夏金之间虽然存在不认同的现象,但逐渐出现互相认同的发展趋势。辽、西夏、金在自我认同为中国的同时,也认同宋朝为中国,但在是否认同宋朝为正统的问题上存在不同认识。辽人在自我认同为中国正统的同时,不认同宋朝为正统;西夏虽然具有自我认同为正统的思想倾向,但仍然认同宋朝为正统;金人在自我认同为中国正统以及认同北宋为中国正统的问题上不存在分歧,但在是否认同南宋为正统的问题上则存在不同认识。宋人既不认同辽、西夏、金为中国,也不认同辽、西夏、金为正统。到宋金后期,金人中出现一部分人认同辽、宋、金都是中国,都是正统的思想观念,其封爵制度也多仿辽宋制度而行;宋人中也出现一些个别人依据金人据有中原地区的历史实际而认同金朝为中国的思想观念,如宋人陈亮就曾在上宋孝宗皇帝书中,劝宋孝宗不要“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国于度外”,建议宋朝经略荆襄“以争衡于中国”。这里的“中国”,既有依据传统的中原即中国的理念称中原地区为中国的意思,也有称占据中原地区的金朝为中国的意思,无疑是对金朝也属于中国的一种观念认同。宋人杨存中在完颜亮南侵及金世宗在东京(今辽宁辽阳)自立时曾说:“葛王(金世宗——引者注)既立于尔邦,西兵已兴于中国”,称反完颜亮武装兴起于金朝为“兴于中国”;洪迈在接伴金朝使者期间曾对金朝使者说:“唯界首一事,旧以淮为境,至中国取接”,称之前宋朝接伴使要到金朝境内迎接金使为“至中国取接”;倪思在宋光宗不肯向太上皇宋孝宗问安期间出使金朝,行前请示光宗说:“陛下屡愆问安之期,中国犹知有疾也,脱虏酋以为问,臣将何辞”,称金朝都知道宋光宗因为有疾病而不向宋孝宗问安之事为“中国犹知有疾也”。所说“中国”,都是指金朝。可见,辽宋夏金之间虽然存在认同与不认同现象,但逐渐呈现出互相认同的发展趋势。
辽宋夏金虽然分属于不同政权,具有多元性质,但辽宋夏金都自我认同为中国和中国正统,在中国认同意识方面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一体性和统一性,再加上辽宋夏金之间也出现了由不认同向认同方面的发展和变化,使这一时期的中国认同观念呈现出由多元向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正由于辽宋夏金均具有中国认同意识以及出现向互相认同的一体化发展趋势,才使辽宋夏金各族以中国认同为纽带,逐渐连接在中国这一共同旗帜之下,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向前推进了一步。
六、元明清时期：“中国”认同意识的定型与中华民族的形成
元朝实现大统一,各个民族逐渐凝聚到元朝中国这一旗帜之下,中华民族的形成已现端倪;明朝时期,虽然出现明朝与北元对峙的形势,但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大元中国的继承人,在中国和中国历史认同方面则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清朝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了乾隆时期,再次完成全国大统一,中国认同观念走向定型,中华民族正式形成。
首先,元朝各族人都具有中国认同意识。元朝初年,汉族大臣魏初在元世祖忽必烈“宴群臣于上都行宫,有不能酹大卮者,免其冠服”时上疏说:“臣闻君犹天也,臣犹地也,尊卑之礼,不可不肃。方今内有太常、有史官、有起居注,以议典礼,记言动;外有高丽、安南使者入贡,以观中国之仪”,提醒元世祖注意礼仪之“威仪”,“以尊朝廷、正上下”。魏初在这里所说的“高丽、安南使者入贡,以观中国之仪”中的“中国”,无疑是指元朝国家。元朝时期,不仅元朝统治下的汉人认同元朝为中国,蒙古等少数民族也认同元朝为中国。如蒙古人完泽和蒙古化的西域康里人不忽木,在元世祖欲发兵征伐安南时曾说:“蛮夷小邦,不足以劳中国”,蒙古人哈剌哈孙在元成宗时有人主张出兵征服八百媳妇国时说:“山峤小夷,辽绝万里,可谕之使来,不足以烦中国”,蒙古化康国王脱脱之子铁木儿塔识在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日本派遣间谍入元“刺探国事”时说:“正可令睹中国之盛”,等等,就是蒙古等少数民族认同元朝为中国的典型范例。元人又按照中国传统观念有关修撰前朝史书就是继承前朝法统的观念,按照辽、宋、金“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编撰体例修成了《辽史》《宋史》和《金史》,不仅具有认同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建立的辽、金和以汉族为统治者建立的宋王朝都是中国正统的思想观念,也具有元朝试图在承袭辽宋金正统的基础上进入中国正统发展谱系的强烈愿望。元朝各族人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一员,都愿意将元朝纳入中国历史发展谱系和中国正统发展谱系,为中华民族的最后形成奠定了基础。
明人虽然标榜汉族中国复兴,但也认同少数民族为中国,并在认同少数民族为中国的基础上,以元朝继承者自居,进入中国历史发展谱系。明太祖朱元璋曾对高丽国王说:
朕观累朝征伐高丽者,汉伐四次……魏伐二次……晋伐一次……隋伐二次……唐伐四次……辽伐四次,为其弑君并反复寇乱,故焚其宫室,斩乱臣康兆等数万人。金伐一次,为其杀使臣,故屠其民。元伐五次,为其纳逋逃、杀使者及朝廷所置官,故兴师往讨,其王窜耽罗捕杀之。原其衅端皆高丽自取之也,非中国帝王好吞并而欲土地者也。
朱元璋将辽、金、元帝王与汉、魏、晋、隋、唐帝王并列,共同视为中国帝王,就是认同辽、金、元也属于中国的一种思想观念。朱元璋又在谴责日本时,说日本“构隙中国”,曾受到“吴大帝、晋慕容廆、元世祖遣兵往伐”,也是认同三国时期的吴国、晋时慕容鲜卑所建燕政权和以蒙古为统治者建立的元朝都属于中国的思想观念。朱元璋又在高丽索取“文、高、和、定等州”土地时,以其地“旧既为元所统”,自当归属于明朝为理由予以拒绝,明确表达了明朝是元朝继承者的思想观念。同时,朱元璋下诏修成了《元史》,又将元世祖与三皇、五帝、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汉高祖、汉光武、唐太宗、唐高祖、宋太祖并祀于历代帝王庙,在认同包括少数民族政权的中国历代王朝的基础上,将明朝排列到元朝之后的中国历史发展谱系之中。明成祖朱棣因安南屡侵占城,特“遣使赍敕谕安南国王”,称“前以尔屡侵占城,故谕尔讲信修睦”,“而广西思明府亦奏尔夺其禄州、西平州、永平寨之地,此乃中国土疆,尔夺而有之,肆无忌惮,所为如此,盖速亡者也”,称属于明朝的禄州、西平州、永平寨之地为“中国土疆”,无疑是用“中国”指称明朝国家,包括禄州、西平州、永平寨等地的少数民族。明仁宗时,兴州左屯卫军士范济在上疏中说:“天命我国家混一天下,物阜民安,九夷八蛮朝贡中国”,称九夷八蛮朝贡明朝为“朝贡中国”。明神宗万历时期,黄国鼎说:“中国苦倭久矣,而闽泉郡为甚”,称明朝屡受倭患为“中国苦倭久矣”。“刑科给事中姜性自闽差还,疏陈闽事”时说:“琉球归命中国,无岁不来”,称琉球归命明朝为“归命中国”。所说的“中国”,都指明朝国家,包括闽泉郡、琉球等地的少数民族。与明朝并立的北元政权,也声称他们是大元中国的后裔,是大元中国的继承人。他们一直以“大元”为自己所建政权的国号,并遵循中国古代自秦朝以来即形成的得传国玺者为中国正统的思想观念,十分珍视他们从元顺帝手中获得的传国玺,甚至以他们手中握有元朝传国玺而炫耀他们建立的政权是比明朝更有资格继承元朝正统的正统政权。明朝和北元在当时虽然分属于不同政权,但他们都声称自己是大元中国的继承人,在对中国和中国历史认同方面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表明“明朝与北元正是在元朝遗留的版图上形成的两个政权”,中国历史“又经历了一次南北朝对峙时期”。
以满族为统治者建立的清朝也自我认同为中国。康熙七年(1668),康熙为顺治皇帝建《孝陵神功圣德碑》,盛赞顺治皇帝完成“大一统之业”,称:
东至使鹿使犬等国,西至厄内忒黑、吐鲁番等国,北至喀尔喀、俄罗斯等国,南至琉球、暹罗、荷兰、西洋、海外等数百国,见海不扬波,咸曰:中国有圣主出焉。梯山航海。莫不重译来王。
即称顺治皇帝为“中国圣主”。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与俄国签订《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正式用“中国”一词取代大清。条约签订之后,康熙又“遣官立碑于界”,“勒满汉字及鄂罗斯喇第讷蒙古字于上”,其中的汉字碑文中凡与俄罗斯对称之处,皆用“中国”,不用大清,“中国”一词完全成了大清国号的代名词。康熙之后的雍正皇帝在辨析华夷关系问题时曾指出,“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称清朝开拓疆土为中国开拓疆土,也称清朝为“中国”。乾隆皇帝更是称清朝为“中国”,并对“汉”和“中国”的概念进行了严格区分。他在看到大臣撰写的清朝与缅甸往来文书中写有劝缅甸“归汉”的词语后十分不满,曾训斥大臣说:
传谕外夷,立言亦自有体,乃其中有数应归汉一语,实属舛谬。夫对远人颂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况我国家中外一统,即蛮荒亦无不知大清声教,何忽撰此归汉不经之语,妄行宣示,悖诞已极。
认为大清王朝可以称“中国”,可以称“天朝”,但不能称“汉”,他认为“汉”只能代表汉民族或汉文化,不能代表清朝(中国)多民族国家,对“中国”和“汉”的概念进行了明确区分,多民族中国与汉族中国的概念最终完成了分离,“中国”和中国认同观念走向定型。
清人也认同中国历史,并努力将自己纳入中国历史发展谱系之中。努尔哈赤时期试图通过继承辽宋夏金时期的金朝之法统,进入中国历史发展谱系。皇太极时期从北元手中获得元朝“传国玺”以后,又将继承金朝之法统改为继承北元之法统并进而继承大元之法统,进入中国历史发展谱系。清人灭亡明朝以后,又改为继承明朝之法统,并以明朝继承者自居,开始着手修撰《明史》,就是意欲通过继承明朝之法统进而继承大元、辽宋夏金之法统,进入中国历史发展谱系。实际上,清朝不仅认同并继承明朝之法统,也认同并继承北元之法统,上接中国历史各个朝代之法统,进入中国历史和中国正统发展谱系。认同为自己所继承的各个朝代管辖的民族都是中国民族,认同为自己所继承的各个朝代领有的土地都是中国的土地,不允许这些地区分离出去,也不强行将原来不属于自己所继承的各个政权的领土纳入进来。
按照这种“继承性中国”的认识,乾隆平定了阿睦尔撒纳变乱和天山南路回部大小和卓的变乱,又出兵打败廓尔喀的入侵等,建立了“十全武功”,最终完成和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为具有中国认同意识的各个民族提供了“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的“共同地域”。在这一共同地域中生活的各个民族可以使用不同语言,清朝统治者也曾大力提倡和推行满语,但并未改变汉语成为全国人民通用语言的情形,“共同语言”这一民族特征也有所体现。乾隆时期,在这一共同地域内生活的人们,已经打破原来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互相防范的壁垒,经济文化交往不再受到限制,经济交流日益频繁,经济生活互相影响,趋同性逐步增强,“共同的经济生活”这一民族特征也在逐步形成;清朝统治者反对“华夷之辨”,倡导“华夷一体”,到了乾隆时期,经过清人正统形象的塑造,清人自称“中国”和中国正统意识增强,各民族中国认同意识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强化。喀尔喀蒙古不投附俄罗斯而归附清朝,土尔扈特部在其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不远万里回归祖国,就是这种认同的突出表现。随着各民族中国认同意识增强,各族人民认为自己是清人(中国人)或者认为自己是清朝(中国)管辖下一员的观念深入人心,“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民族特征也已经具备。这说明,到了清朝统一全国以后,受清朝管辖的各个民族在具有中国认同意识的基础上,统一凝聚成为清朝国家民族,统一的清朝国家民族的“国族”正式形成。清朝的国号虽然称大清,但他们又自我认同为中国,因此,清朝国家的民族也就成了中国国家民族,中国国家民族属于“国族”,实质就是中华民族。这表明清朝统一全国以后,中华民族实体已经正式形成。到了清末,中华民族这一称呼逐渐流行。
七、结语
中国古代各个民族,无论是在分裂时期还是在统一时期,无论是华夏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具有在自我认同本民族的基础上自我认同为炎黄子孙的民族认同观念。不仅自我认同为炎黄子孙,也认同其他民族为炎黄子孙,即华夏汉族认同少数民族为炎黄子孙,少数民族也认同华夏汉族为炎黄子孙,已经超越了本民族(古代的狭义民族)的界限,无疑是一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观念。中国古代各个民族还具有自我认同为中国、中国正统以及认同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政治认同观念,即无论是华夏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认同自己属于“中国”,认同自己所建政权属于“中国正统”王朝,虽然在自我认同为中国和中国正统方面存在他者之间的认同与不认同的不同认识,但逐渐走向互相理解和认同,在中国认同和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认同等方面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也超越了古代狭义民族的界限,也是一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观念。中国古代各族还具有认同华夏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以及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认同观念,不仅少数民族认同华夏汉族文化,并努力学习华夏汉族文化,华夏汉族对少数民族文化也给予一定程度的理解和认同,大量吸收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不断地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增添新鲜血液,超越了古代狭义民族的界限,是一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观念。中华各族还具有认同中国历史并试图将自己所建政权排列到中国历史和中国正统发展谱系之中的历史认同观念,即无论是华夏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认同中国历史,认同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是中国王朝,并按照五德终始的正统学说,将自己所建政权排列到中国历史和中国正统发展谱系之中,虽然在中国历史认同方面存在一些华夏汉人排斥少数民族的思想倾向,但少数民族都认同中国历史并努力将自己排列到中国历史和中国正统发展谱系之中,也逐渐获得包括一些华夏汉族的认同,也是一种超越古代狭义民族界限的思想观念,也是一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意识。
中华各族自始至终都具有中国认同观念,而外国民族则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它们或者没有中国认同意识,或者最初具有中国认同意识但后来发生变化而努力构建本民族历史,并不愿意将本民族及其政权纳入中国历史和中国正统发展谱系之中,最终发展成为外国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一员。有人说,日本也曾自称“中国”,也是一种“中国”认同意识。其实,日本自称“中国”,只是一种以我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尤其是日本在德川时期(即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时期)以“中国”自居,主要是与清朝争做东亚领袖,并非是对中国的思想认同。实际上,日本以“中国”自居,并没有认为日本人也是“中国”一员而将日本纳入中国历史发展谱系的意图,而是在努力构建日本为天照大神后代的自己的历史发展谱系。也有人说,朝鲜以“小中华”自居,也是中国认同的思想观念。实际上,我们并未见到高丽和朝鲜建国之初以“小中华”自居的中国史料,只是在高丽史料中见到明末清初时朝鲜宣称自己是“小中华”,其目的是要与他们瞧不起的所谓夷狄的清朝争夺历史地位,并没有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将朝鲜纳入中国历史发展谱系的意图,而是在努力构建朝鲜是“檀君朝鲜”之后的自己的历史发展谱系。还有人说,越南自称“中国”,也是一种中国认同的思想观念。实际上,越南在宋代以前一直属于中国,具有中国认同意识并不奇怪,但他们独立以后,就不再强调自己是中国人而强调自己是越南人了,这从越南为了反对清朝官员称他们为“夷狄”而向清朝请求称他们为“越南国”而非请求称他们为“中国”就能看出来,说明越南也在构建自己的历史发展谱系,努力与中国在政治上划清界限。由此可见,日本、朝鲜、越南虽然有时自称“中国”,但他们并没有认为自己也是“中国”一员,也未将自己纳入中国历史发展谱系之中的意图,而是在努力构建它们自己的历史发展谱系,并宣称自己是日本人、朝鲜人、越南人,这与中华各族的中国认同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
正是由于中华各族都具有中国认同意识,都声称自己是中国一员,都愿意将自己所建政权纳入中国历史和中国正统发展谱系之中,才使各个民族逐渐凝聚到“中国”这一共同旗帜之下,形成了中华民族。
赵永春，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辽宁师范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