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春 马溢澳:中国历史不应等同于汉民族发展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5 次 更新时间:2019-06-18 07:39

进入专题: 中国历史   汉民族   少数民族  

赵永春   马溢澳  

内容提要: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汉族人数最多,文明起源最早,文化发展最快,一直主导中国历史走向,但我们不能用汉民族发展史代替中国发展史。因为,中国古代“中国”一词除了具有指称华夏汉族及其政权的涵义以外,还有指称“中原”的涵义,应该包括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还有指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即“懂礼即中国”)的文化涵义,应该包括“懂礼”的有文化的少数民族;还有指称“国家”政权的涵义,应该包括受汉族国家或中原国家政权管辖的少数民族;中国古代,后来政权也称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为“中国”,即中国古代的“中国”还有“继承性中国”的涵义,更是与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密不可分。可见,中国古代,汉民族仅仅指一个单一的民族,而“中国”则不仅包括汉民族,也包括“中国”的少数民族。认识汉民族发展史,仅仅是认识汉民族一个民族的发展史,而认识中国历史则需要认识属于“中国”的各个民族的发展史,不能用汉民族发展史代替整个中国发展史。我们在认识中国各个民族历史时,尤其要注意从“继承性中国”的内涵中去认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各个民族的历史,即从“后人看中国”中去认识“中国”,才会得出比较切合实际的结论。

关 键 词:汉族  少数民族  上溯法


关于何谓中国的问题,学界虽然几经讨论,但还是有人主张用华夏汉族及其政权代表“中国”,认为少数民族及其政权不是“中国”。国外学者公开宣称只有华夏汉族才是“中国”,大力宣扬“长城以外非中国”,“汉族以外非中国”,等等。新清史学者也用汉族代表中国,认为“清帝国和中国并非同义词,而是一个超越了‘中国’的帝国”①等等。国内一些学者虽然没有公开说只有华夏汉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不是中国,但字里行间仍然宣传华夏汉族是中国的观点,有关“华夏中国”“汉族中国”的说法又成为流行语言,甚至有人说“高句丽不必是‘唐王朝管辖下的地方政权’,吐蕃也不在当时‘中国(大唐帝国)版图’,现在的东北、西藏虽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控制范围内,但是,历史上它们却并不一定全是古代中国的领土”②,显然是在用汉人所建立的唐王朝代表中国,认为不受唐王朝管辖的少数民族不是中国。按此逻辑,辽金不受宋朝管辖,辽金的领土不在宋朝版图之内,辽金也不是中国。这种思路,无疑是将汉族王朝等同于中国,视“中国”为汉民族单一民族国家,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自然就不是中国了。于是,“崖山之后无中国”,元朝是中国吗,清朝是中国吗?又成了人们比较关心的扑朔迷离的疑问。

不可否认,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汉族人数最多,文明起源最早,文化发展最快,一直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民族,并主导中国历史走向,但我们不能用华夏汉族发展史代替整个中国发展史。因为,汉族发展史仅仅是汉民族一个民族的发展史,而中国历史则是包括各个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也就是说,中国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包括各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国”一词并非仅仅指称华夏汉族及其政权,还有指称“中原”的地理涵义、指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即“懂礼即中国”)的文化涵义、指称政权的“国家”涵义,以及后来政权称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即继承性“中国”)的多个政权为“中国”的涵义,等等。按照这些“中国”的涵义去认识中国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中国”一直与少数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绝不仅仅是华夏汉民族一个民族的“中国”,而是包括各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的“中国”。


一、具有“中原”涵义的“中国”,包括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


中国古代,“中国”一词具有指称“中原”的涵义,虽然主要是一个地理概念,但也有用以指称在这一地区生活的人们,亦即“中原之人”的意思,也就是说,应该包括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

有人认为,炎帝、黄帝出自西北的氐羌或北狄③,后来进入中原,与中原土著居民融合形成华夏民族。古代文献也记载说“大禹出于西羌”④,后来进入中原,建立夏王朝,成了中国圣人。商人源于东夷⑤,后来进入中原,建立商王朝,成为众所公认的中国王朝。西周“文王生于岐周,卒於毕郢,西夷之人也”⑥,后来进入中原,建立西周王朝,成为中国人所羡慕和赞赏的典型的“中国”王朝。可见,夏商周时期,就有大量少数民族的先人进入中原,与中原土著居民即华夏族先人融合形成了华夏族,并逐步发展和壮大了华夏民族,成为众所公认的“中国”民族的主体。毫无疑问,我们所说的“中国”就应该包括这些进入中原并成为“中国”民族始祖的少数民族。

秦人原来也是西戎之人,后来进入中原,统一各国,按“中国”指称“中原”的涵义,也成了中国。两汉时期,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有很多,拱卫京师的军队有“越骑”“长水宣曲胡骑”“池阳胡骑”“乌桓胡骑”等⑦,都应该是由少数民族组成的军队。据陈连庆研究,“西汉一朝所使用的少数民族士兵,包括匈奴兵、西域兵、南越兵、西南夷兵和羌胡兵”⑧。越人进入中原者有很多,史书记载,在闽越发兵围攻东越时,东越即请求汉朝出兵相助,并“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⑨,大量进入中原。匈奴人进入中原者更是无法统计,除上述进入中原地区的匈奴兵以外,还有赫赫有名的匈奴人金日碑等人,都成了“中国人”的一分子。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并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匈奴人刘渊建立汉、刘曜建立前赵、赫连勃勃建立大夏,羯人石勒建立后赵,氐人苻健建立前秦,羌人姚苌建立后秦,鲜卑人慕容皝建立前燕、慕容垂建立后燕、慕容德建立南燕,拓跋什翼犍建立代国、拓跋珪建立北魏、宇文泰拥立元宝炬建立西魏、高欢拥立元善见建立东魏、高洋建立北齐、宇文觉建立北周,等等。如果按中原就是“中国”理解,这些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应该是“中国”。

人们都认为,建立隋王朝的杨坚家族和建立唐王朝的李渊、李世民家族都是汉族,其实,杨坚家族和李渊、李世民家族都与少数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杨坚家族在北周时期被赐鲜卑姓普六茹,杨坚本人又娶鲜卑独孤氏为妻,因此,宋末元初人郑思肖曾说“普六茹坚小宇那罗延,僭称隋,僭谥文帝,普六茹译姓曰杨,夺伪周宇文辟之土,而并僭陈之天下,本夷狄也”⑩,谓隋文帝杨坚为“夷狄”。唐朝皇帝李渊、李世民家族,也与少数民族密不可分,李氏家族在西魏时被赐姓大野氏,唐高祖李渊的母亲为鲜卑独孤氏(隋文帝独孤皇后的姐姐),也就是说,李渊身上有一半少数民族的血统。李渊又娶鲜卑纥豆陵氏窦氏(北周上柱国窦毅与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所生之女)为妻,所生之子李世民也娶鲜卑长孙氏为妻,到了李世民的儿子唐高宗李治之时,已经很少汉人血统了。如果我们将李渊、李世民的身世再向前追述的话,恐怕李世民身上少数民族的血统会更多。基于此种认识,宋人朱熹才说“唐源流出于夷狄”(11),宋末元初郑思肖也说“李唐为《晋·载记》凉武昭王李暠七世孙,实夷狄之裔”(12)。退一步讲,即使杨坚、李渊、李世民不算夷狄,但他们所继承的后周本来就是鲜卑人掌控的天下,入隋以后,自然有大批鲜卑等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成为“中国”不可或缺的臣下之民。

五代十国时期,在占据中原地区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之中,就有三个朝代即后唐、后晋、后汉的建立者是少数民族沙陀人,可以想见,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不会很少。与五代同时兴起的辽王朝,有大量的契丹等少数民族进入燕(今北京)云(今山西大同)等中原地区。继起的女真人,灭亡北宋,占据整个中原地区。史书记载,“金人据有中原,诸州皆屯戍女真、契丹军”(13),“犹虑中原士民怀二王之意,始创屯田军,及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14),将女真等少数民族大量迁往中原地区,并依据“中原即中国”的理念,标榜自己就是“中国”。这些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到元朝时都被称为汉人了。

元朝时期,有大量的蒙古等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并很自豪地以“中国”自居。明朝虽然恢复了汉人统治,但仍然接收了原来中原地区包括众多少数民族的各族人民,同时,又将大量蒙古和女真等各族人迁入中原,仅洪武四年(1371),就“以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六十户”屯田北平府(15),到正统元年(1436),“京师达人(主要指蒙古人,也包含女真人),不下万余,较之畿民三分之一”(16),中原地区并没有成为汉民族一个民族独自居住的地区,仍然是多民族聚居区。清朝统一全国,更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据说,满族入关时,从盛京(今辽宁沈阳,当时盛京管辖整个东北)迁移北京的人流,“凡经三十五六日,男女相踵,不绝于道”(17),后来,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更是无法计算。

可见,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原”地区都不仅仅是汉人聚居区,而是有大量少数民族杂居期间。因此,用一国之中心或天下之中心的“中原”地区指称“中国”时,不仅指称中原地区的汉族人,也包括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这个涵义的“中国”概念,仍然是一个多民族的概念。


二、具有“懂礼”涵义的“中国”,包括“懂礼”有文化的少数民族


中国古代“中国”一词,除了具有指称汉族和中原的涵义以外,还有在“天下中心”的基础上派生出“文化中心”的涵义。一般认为,“中国”懂文明,知礼义,有教养,文化水平最高。古人认为,中国与四夷文化差异最突出的表现是是否懂“礼”,所行合乎“礼”的要求即是“中国”,不符合“礼”的要求,即是夷狄。韩愈曾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18),也就是说,不管你原来的种族如何,只要遵循“中国”之礼就是“中国”(华夏汉族),遵循夷礼就是夷狄。因此,“中国”(华夏汉族)和四夷是可以互相变化的。春秋时期的吴国,虽然是西周正统姬姓周太王及其后人所建,但由于他们没有奉行“中国”之礼,也不是中国。“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19),晋虽然被视为“中国”,但不奉行“中国”之礼,就变成了夷狄;楚虽然属于夷狄,但奉行“中国”之礼,就变成了“中国”。中国古代历史上像这样发生民族变化的事例很多,少数民族变成“中国”(华夏汉族)的事例,更是屡见不鲜。因此,按“懂礼”的涵义去认识“中国”,也应该包括“懂礼”的有文化的少数民族。

春秋战国时期,西方的秦还被视为西戎,南方的楚、吴、越还被视为南蛮,但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交融,到了秦朝统一全国,都变成了“中国”。两汉以后,北方的匈奴不断进入中原,受汉族文化影响,本民族特征逐渐消失,到了隋唐时期,全部变成了汉人。乌桓、鲜卑也是这样,进入中原以后,受汉族文化影响,与汉族文化差异逐渐缩小,到了隋唐时期也变成了汉人。

隋唐时期,在民族不断发展变化(即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对不以地域论民族、不以种族论民族而以文化论民族的思想理论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如,皇甫湜曾说,“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义也,所以为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于地哉。杞用夷礼,杞即夷矣”(20)。陈黯曾作《华心》说,“苟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之,有华夷乎?夫华夷者辩在乎心,辩心在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21)。程晏也作《内夷檄》称,“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窜心于夷,非国家之窜尔也,自窜心于恶也。岂止华其名谓之华,夷其名谓之夷邪?华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华其心者。是知弃仁义忠信于中国者,即为中国之夷矣。……四夷内向,乐我仁义忠信,愿为人伦齿者,岂不为四夷之华乎?”(22)他们都认为,不论地域和种族,只要其行为合乎礼义,就是华,就是“中国”,中国人如果不懂礼义就是“中国之夷”,四夷的行为合乎礼义,就是“四夷之华”。不以地域论民族,不以种族论民族,而以文化论民族,符合隋唐时期匈奴、乌桓、鲜卑、羯、氐、羌融入汉族,以及边疆民族心向华夏的历史发展大势。

唐朝以后逐步兴起的契丹人也接受了这种“懂礼即为中国”的以文化论“中国”的思想观念。史书记载,“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论语》,至‘北辰居所而众星拱之’,道宗曰:‘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邪?’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则又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中国),何嫌之有!’卒令讲之。”(23)即主张按“礼法”“文物”亦即文明区分中国(中华)和四夷,认为契丹文明已同中华无异,不再属于夷狄,并在此基础之上,明确自称“中国”(24)。确实,契丹文化经过与汉文化的交融,文化差异逐渐缩小,契丹人与汉人逐渐融合,本民族特征逐渐消失,到了元朝,成为“四等人”中的“汉人”,已经完全变成汉人了。

女真人也是这样,他们进入中原以后,极力反对按种族、按地域区分中国和四夷,也主张按文化区分贵贱和尊卑,即主张按文化区分中国和四夷。史书记载,金朝皇帝完颜亮“读《晋书》至《苻坚传》”,曾“废卷失声而叹曰:‘雄伟如此,秉史笔者不以正统帝纪归之,而以列传第之,悲夫。’”对史家修《晋书》时没有把建立雄伟事业的苻坚放到记载皇帝之事的《本纪》中去写,而是放到与将相大臣同等地位的《载记》中去写,大为不满。完颜亮还对蔡松年等人说:“朕每读《鲁论》,至于‘夷狄虽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朕窃恶之,岂非渠以南北之区分、同类之比周而贵彼贱我也”(25)。极力反对按地区、按种族区分贵贱尊卑,主张按文化区分贵贱尊卑,认为少数民族如果取得“雄伟”的事功,也应该与汉人同等看待。由于女真人也主张以文化论中国,认为女真人有文化,也不比汉人差,因此,明确自称为“中国”(26)。进入中原地区的女真人,也像契丹人一样,经过与汉族等各民族的融合,到了元朝时期,都变成了“四等人”中的汉人。

元朝时期,虽然有一些人出现“蒙古化”倾向,但仍以“汉化”为主流。“元时,蒙古、色目人听就便散居内地”(27),不仅有大量蒙古人通过学习汉文化,减少与汉人的差距,变成了汉人,也有大量其他少数民族将本民族文化融入汉文化之中,逐渐泯灭了民族界限,也变成了汉人。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即统计出132位具有儒学、文学、礼学等文化素养并逐步“华化”的西域各族人(28)。陶宗仪在其所著《南村辍耕录》里记载了“汉人八种”,即包括“契丹、高丽、女直、竹因歹、术里阔歹、竹温、竹赤歹、渤海”(29),清人钱大昕认为《元史·镇海传》记载的“‘只温’盖即‘竹温’之转欤”(30),唐长孺据王国维《观堂集林·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认为“《辍耕录》之竹因歹、竹温、竹亦歹者并即“主因”之异译”,术里阔歹“疑即主儿只(女真)之异译”(31)。不管怎么说,都反映了元朝时期有大量少数民族由于受汉文化影响而变成汉人的历史事实。

明朝时期,除了接收原来元朝时进入中原地区的蒙古人,还不断接收北元等北方和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之后,在汉文化的影响下,逐步放弃了本民族的一些生活习俗,也通过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变成了汉人。满族在入关之初,保留有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后来,清朝统治者虽然一再强调“国语骑射”,保持本民族文化,并推行一些试图将一些人“满化”的政策,也出现一些人“满化”趋势,但最终仍然阻挡不住“汉化”的洪流,大批满族人习用汉族文化和风俗习惯,逐渐放弃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变成了汉人。

可见,中国古代用“中国”一词指称“懂礼”等文化时,更是超越了种族界限,不仅包括那些逐渐采纳汉文化并逐渐融入汉族之中的少数民族,也包括那些没有融入汉族之中但也“懂礼”,有文化的少数民族。用“中国”一词指称“懂礼”等文化时,“中国”绝非华夏汉族所独有。


三、指称汉族政权和中原政权的“中国”,包括受汉族国家政权或中原国家政权管辖的少数民族


中国古代常常用“中国”一词指称政权,主要指称华夏汉族政权和中原政权。当用“中国”一词指称华夏汉族国家政权或中原国家政权时,也包括受汉族国家政权或中原国家政权管辖的少数民族。

由于受“汉族中国”和“中原中国”的影响,古人常常认为周边的少数民族不是“中国”,但在周边少数民族接受“汉族中国”或“中原中国”管辖之后,又说这些民族和地区纳入“中国”或者进入“中国”,也成了“中国”的一部分,承认这些受汉族政权或中原政权管辖的少数民族是“中国”。如,春秋战国时期,常常不承认南方的楚国是“中国”,后来,秦始皇灭亡楚国,设置黔中、闽中等郡,又进军岭南,设置南海、桂林、象等郡,将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统一纳入秦朝国家政权管辖之下。秦朝称“中国”,这些受秦朝国家政权管辖的地区及其少数民族也就成了“中国”的一部分。汉代也是这样,在西南地区设置犍为、牂柯、越巂、沈黎、汶山、益州等郡,在南方设置南海、苍梧、郁林、和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等郡,在东北地区设置乐浪、玄菟、临屯、真番等郡,对这些地区进行直接管辖,这些地区及其少数民族也就成了汉朝国家政权管辖地区的臣民。汉朝称“中国”,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就成了“中国”。也就是说,用“中国”一词指称秦王朝和汉王朝国家政权时,不仅仅指称秦王朝和汉王朝管辖下的汉族人民,也包括秦王朝和汉王朝管辖下的少数民族,在这里,“中国”一词与汉族是不等同的,“中国”和汉族并非是一个完全相同的概念。

隋唐国家的“中国”与汉族也不是一个概念。史书记载,唐朝武则天时期,王方庆“拜广州都督。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32),认为“地际南海”的广州属于“中国”,“中国”不是指中原的地理概念,也不是指汉民族的民族概念,而是指唐朝国家政权管辖范围的概念。唐朝的广州为隋南海郡,属岭南道,有大量少数民族居住,唐朝时期的“中国”应该包括这些少数民族。李华撰《东都圣善寺无畏三藏碑》称,无畏“其先自中天竺回”,“路出吐蕃”即至“中国西境”(33),也是用“中国”指称唐朝国家政权管辖范围,包括唐朝管辖下的“西境”的少数民族。韩愈在其所作《送郑尚书序》中讲了“耽浮罗、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腊、于陀利之属”等“海外杂国”之后说,“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34)。这里所说的“外国之货日至”,无疑是指“海外杂国”的货物运至与“海外杂国”接壤的“中国”等地,即将包括与“海外杂国”接壤地区在内的唐朝说成是“中国”,“中国”也是指唐朝国家管辖范围,包括与“海外杂国”接壤地区的少数民族。宋人江少虞引《倦游录》说“南蕃呼中国为唐”,并说“太宗洎明皇擒中天竺王,取龟兹为四镇,以至城郭诸国皆列为郡县。至今广州胡人,呼中国为唐家”(35)。明人于慎行也说“东南海夷称中国为唐人”(36),又说:“唐开元、天宝间,中国强盛,自长安西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所谓万二千里,盖包西域属国而言”(37)。可见,用“中国”指称隋唐国家政权时,并非仅仅指隋唐境内的汉民族,也是指包括西域在内的受隋唐国家政权管辖的少数民族。隋唐是“中国”,这里作为国家概念的“中国”与汉族是不能等同的,仍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概念。

宋朝“中国”也是多民族国家。北宋大臣苏洵曾说“国家分十八路,河朔、陕右、广南、川峡实为要区。何朔、陕右,二虏之防,而中国之所恃以安”(38)。苏洵所视河朔、陕右、广南、川峡等“中国”的边疆地区,有大量少数民族居住。北宋神宗时期,“朝廷遣沈起、刘彝相继知桂州,以图交趾”。“岭南进士徐百祥屡举不中第,阴遗交趾书”,称“百祥才略不在人后,而不用于中国,愿得佐大王下风。今中国欲大举以灭交趾,兵法:‘先人有夺人之心’,不若先举兵入寇,百祥请为内应。”“于是交趾大发兵入寇,陷钦、廉、邕三州”。“朝廷命宣徽使郭逵讨交趾,交趾请降,曰:‘我本不入寇,中国人呼我耳。’”(39)岭南进士徐百祥认为自己有才略,但屡试不中,不得重用,因此对“中国”怀恨在心,挑拨交趾说“今中国欲大举以灭交趾”,劝交趾先发制人,进攻“中国”。徐百祥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就是指北宋国家政权。交趾听了徐百祥的话,发兵进攻中国,被中国打败,请降,曰:“我本不入寇,中国人呼我耳”,称徐百祥为“中国人”。徐百祥是岭南人,交趾所说的北宋“中国”,无疑是包括“岭南”等地区在内的“中国”,文中称交趾进攻“中国”攻陷“钦、廉、邕”等州,即视“钦、廉、邕”等州为“中国”之地。宋代的岭南地区,有大量少数民族居住,这条史料所说的“中国”就包括岭南地区及其在其地生活的少数民族。宋神宗也说过:“中国兼燕、秦、楚、越万里之地,古所以胜外敌之国皆有之”(40),所说“中国”,包括“燕、秦、楚、越”等地,“中国”不是指“中原”,也不仅仅指汉族,应该是指包括“燕、秦、楚、越”等地少数民族在内的整个宋朝国家。南宋时,宗室赵与时在其成书于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的《宾退录》一书中称“汉儋耳郡,本朱崖之地,唐为儋州,本朝为昌化军。中国极南之地也”(41),视汉朝的儋耳郡、唐朝的儋州、宋朝的昌化军(朱崖之地)为中国极南之地。据文中之意分析,赵与时所说的“中国”,应该有指汉朝、唐朝和“本朝”的意思。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北宋熙宁六年(1173)改儋州为昌化军,绍兴六年(1136)改为昌化县,绍兴十四年(1144)复为昌化军。可知赵与时在这里所称的“本朝”,或指北宋,或指南宋,或指两宋。再据赵与时主要活动于南宋时期分析,“本朝”当主要指绍兴十四年以后的南宋王朝。所说“中国”的含义与此相同,也应该指称南宋王朝。南宋“中国”的昌化军,本汉朝的儋耳郡,有大量少数民族居住。

明朝“中国”也包括大量少数民族。史书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思明府称安南脱峒二县兵攻思明府永平等寨,安南则称思明府攻其脱峒等处,明太祖朱元璋乘安南国王遣使来贡时,以书谴责安南国王,“言其作奸肆侮、生隙构患、欺诳中国之罪。复敕广西布政使司,自今安南入贡并勿纳”(42)。明太祖谴责安南国王“欺诳中国”,应该是指安南称思明府攻其脱峒等地,无疑是将思明府等地说成是“中国”之地。思明府是与安南接壤的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不在少数。明成祖朱棣也曾对安南说“广西思明府亦奏尔夺其禄州、西平州、永平寨之地,此乃中国土疆,尔夺而有之,肆无忌惮,所为如此,盖速亡者也”(43)。明确称“禄州、西平州、永平寨”等地为“中国土疆”,自然包括其地的少数民族。洪武三十年(1397),明太祖针对“礼部奏诸番国使臣客旅不通”之事,称“洪武初,海外诸番与中国往来使臣不绝,商贾便之。近者安南、占城、真腊、暹罗、爪哇、大琉球、三佛齐、渤尼、彭亨、百花、苏门答剌、西洋邦哈剌等凡三十国,以胡惟庸谋乱,三佛齐乃生间谍,绐我使臣,至彼爪哇国王闻知其事,戒饬三佛齐礼送还朝。是后使臣商旅阻绝,诸国王之意遂尔不通”(44)。明太祖朱元璋在这里所说的“中国”,与“海外诸番”并举,指称明朝国家政权之意非常明显,所说“中国”无疑包括与“海外诸番”接壤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永乐元年(1403)九月,礼部尚书李至刚奏:“日本国遣使入贡,已至宁波府。凡番使入中国,不得私载兵器、刀槊之类鬻于民”(45)。称日本使者进入宁波府为进入“中国”,“中国”应该包括宁波府(春秋时越国之地)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称,“凡宝石皆出井中,西番诸域最盛,中国惟出云南金齿卫与丽江两处”(46),称云南金齿卫与丽江为“中国”,“中国”无疑应该包括云南金齿卫与丽江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中国”与汉族并非是完全等同的概念,“中国”仍然是指多民族国家。

可见,中国古代用“中国”一词指称华夏汉族国家政权时,也包括受汉族国家政权管辖的少数民族,“中国”无疑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称谓。至于辽、金、元、清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在中原建立的王朝,境内的少数民族更是不计其数。这些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在中原建立的政权,都自称“中国”(47),并没有将“中国”等同于汉族国家政权,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政权、并非是汉民族一个民族的国家政权的性质。清朝乾隆皇帝,就曾在强调清朝是“中国”的同时,极力反对将“中国”等同于汉民族国家的行为。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有大臣在与缅甸往来文书中写有劝缅甸“归汉”等话语,乾隆阅后,大为不满,谓“传谕外夷,立言亦自有体,乃其中有数应归汉一语,实属舛谬。夫对远人颂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况我国家中外一统,即蛮荒亦无不知大清声教,何忽撰此‘归汉’不经之语,妄行宣示,悖诞已极”(48)。认为大清王朝可以称“中国”,可以称“天朝”,但不能用“汉”来代替,批评那些用“汉”代替“大清”的作法是“悖诞已极”。确实,“汉”只能是指“汉族”或“汉文化”,而“中国”(大清王朝)则是指包括汉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汉”是不能代表大清王朝或“中国”的。因此,乾隆皇帝将大臣劝缅甸“归汉”视为“不经之语”,明确表达了清朝国家并非是汉民族一个民族的国家而是多民族的“中国”国家的思想观念。


四、具有“继承性中国”涵义的“中国”,包括为“中国”所继承的各个少数民族


中国古代的“中国”一词,还有“继承性中国”的涵义,即后来的政权称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为“中国”的涵义,“中国”的这一涵义,更是与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密不可分。

由于中国古代“中国”的涵义较多,有时看不清楚什么是“中国”,于是,有人提出通过“从边疆看中国”“从周边看中国”来解决“何谓中国”的问题。由于中国古代疆域模糊,“内外”模糊,也就是说很不容易说清楚哪些属于“边疆”,哪些属于“周边”,于是,“从边疆看中国”“从周边看中国”,就很容易被人误读成为“从外国看中国”(49)。何为“内”何为“外”都说不清楚,怎么能从“边疆”和“周边”看清楚“中国”呢?不如从“后人看中国”中去寻找答案,因此,笔者曾提出中国古代曾存在“继承性中国”的观点,即中国古代存在“后来政权称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为‘中国’”的情况(50)。

“后来政权称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为‘中国’”(继承性中国),即是“后人看中国”的意思。“后人看中国”,即是从后往前看中国的意思,实际上是一种上溯中国历史和疆域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的“倒推法”或“逆推法”(51),是人们研究历史常用的一种方法(52)。

比如,中国的原始社会并未出现“中国”一词,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还没有“中国”观念的诞生。但后人都认为“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是中国猿人,仰韶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是中国的原始文化。其实,在这些猿人及原始文化遗址中并未发现带有“中国”字样的器物,但人们还是称这些原始文化为中国原始文化,无疑是通过这些猿人和原始文化后来都为“中国”所继承的历史事实而运用“倒推”的研究方法而得出来的结论。实际上,那些反对用“倒推”的方法认识中国历史的学者,也承认“北京人”等猿人是中国猿人,也承认仰韶文化等原始文化是中国原始文化,口中反对“倒推”,而实际也在运用“倒推”的研究方法去认识中国的原始文化。

夏、商、周时期的人们也没有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因为那时还没有用“中国”一词指称夏、商、周国家政权。目前,人们普遍认为1963年在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上记载的周武王克商廷告上天所说的“宅兹中或(国)”与《尚书·周书·梓材》记载的周成王所说的“皇天既付中国民”,为最早出现“中国”一词的史料,并将那时出现的“中国”一词释为“京师”“王畿”等等。说明,夏、商时期“中国”一词还没有被创造出来(53),西周初年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也不是用来指称整个西周国家,不过是用来指称“京师”“王畿”而已。也就是说,夏、商、周国家政权都没有自称“中国”,但后来的各个朝代皆以夏、商、周三代为典型的“中国”,以尧、舜、禹、汤、文、武为“中国”圣人,就是通过“倒推”历史的研究方法而得出来的结论。那些反对“倒推”历史的学者也承认夏、商、周是“中国”,实际上也在运用“倒推”历史的研究方法,没有必要再去大张旗鼓地反对“倒推”历史的研究方法。如果我们能将夏、商、周的历史“倒推”为“中国”历史,为什么不能将夏禹、周文王最初生活的西夷和东夷地区的方国也“倒推”为“中国”历史呢?同样是“倒推”,厚此薄彼是不是有些不公平呢!有人说“从来都没有自古以来的中国,没有自古以来的中国疆域。最早的‘中国’就是‘华夏’,‘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大致就是华夏天下的初始范围”(54)。承认“华夏”是最早的“中国”,恐怕也是“倒推”出来的,如果能将华夏族建立的夏、商、周“倒推”为“中国”,也应该将后来为“中国”所继承的夏、商、周旁边的方国“倒推”为“中国”,如果将夏、商、周及夏、商、周旁边的方国都“倒推”为“中国”,好像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不算是什么问题吧。如果我们只允许别的国家说“自古以来”,我们自己不能说“自古以来”,那么,中国的领土岂不都成了侵略别国领土而来,那样说的话,恐怕与史实不符吧。

春秋战国时期,只有地处中原地区的周、卫、齐、鲁、晋(韩、赵、魏)、宋、郑等政权被视为“中国”,秦、楚、吴、越等政权则被看成是夷狄,不是“中国”。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国家都为秦王朝所继承,就都成了秦王朝历史的组成部分。秦朝称“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历史也就都成了秦朝历史(即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这就是我们今天都将春秋战国的历史写进中国历史的原因。承认春秋战国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也是通过“倒推”的研究方法得出来的结论。

三国时期,人们一直称魏国为“中国”,蜀国虽然声称继承汉室,但没有自称“中国”。如诸葛亮曾对孙权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55),称魏国为“中国”,没有称蜀国为“中国”,也没有称吴国为“中国”。但后来的各个政权都承认三国是“中国”,没有疑义。蜀、吴二国的历史作为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不是当时的说法,也是“倒推”历史的结果。

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何谓中国”,也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十六国时期的后赵按照“五德终始”的正统学说,标榜继承西晋金德而自以为水德,自称“中国”正统。前燕皇帝慕容儁自谓获得象征“正统”王朝的“传国玺”,公开宣称自己是“中国”皇帝(56),又以后赵水德政权的继承者自居而确定前燕政权为木德。前秦明确自称“中国”(57),并以继承前燕的木德而自以火德为运,标榜自己是继承前燕“中国”的正统王朝。北魏以及后来分裂的东魏、西魏和北齐、北周政权自称“中国”的史料更是屡见不鲜。十六国和北朝争相自称“中国”,但不承认东晋和南朝为“中国”,说东晋“自弃中华”(58),称南朝为“岛夷”;东晋和南朝由于离开了中原地区,虽然较少直接称自己的政权为“中国”,但他们也不承认十六国和北朝是“中国”,称他们为“夷”“索虏”,等等。隋朝统一全国以后,按“五德终始”的正统学说,确定隋朝继承北周“木德”而为“火德”,北周是北魏、西魏、东魏、北齐的继承者,北魏又是继后赵、前燕、前秦而发展起来的政权,如此推算,隋朝就成了十六国和北朝的继承者。史书透露,隋王朝在宣称自己继承了十六国和北朝的同时,又以灭亡南朝陈国为由,标榜自己是东晋和南朝的继承者。如此一来,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历史就都成了隋王朝历史的组成部分,隋王朝称“中国”,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历史也就成了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唐朝也是这样,他们标榜自己是隋王朝的继承者,并将隋王朝的历史接过来变成自己的历史。唐朝李延寿将南北朝历史改写成《南史》和《北史》,承认为隋唐所继承的南北朝各个政权都是“中国”。后来,唐朝又将《魏书》《北齐书》《周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等书列入中国历史“正史”系列,形成中国正史“十三史”之说,也是唐朝对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承认。可见,当时很难说清楚“何谓中国”的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历史作为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是隋唐根据自己继承了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历史而确立的,无疑是根据隋唐这一继承者的身份“倒推”出来的。

五代十国时期,只称五代为“中国”,“四夷、十国皆非中国”(59)。十国等政权也称“五代”为“中国”,并没有自称“中国”(60)。后来,十国为北宋所继承,都成了北宋历史的组成部分,北宋称“中国”,“十国”历史也就成了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

虽然辽、金、元都自称“中国”,但不为宋人以及一部分汉儒所承认。元人则以辽、宋、夏、金继承者自居,分别撰写《辽史》《宋史》和《金史》,确立了“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61)的编撰体例,承认了辽金的“中国正统”地位,不仅将辽、宋、金历史纳入本国历史组成部分,还将西藏纳入中央直接管辖范围,吐蕃藏族的历史也就成了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62)。这就是我们说唐代吐蕃虽然不受唐朝管辖但仍属于“中国”的原因,也是我们在写中国少数民族藏族的历史时,没有仅仅从元朝开始写,而是将整个藏族历史都写进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的原因(63)。

明太祖朱元璋最初不承认元朝是“中国”,但很快就转到承认元朝并进而承认辽、金、十六国、北朝是“中国”的立场上来。他曾谴责高丽王说:“朕观累朝征伐高丽者,汉伐四次,为其数寇边境,故灭之。魏伐二次,为其阴怀二心,与吴通好,故屠其所都。晋伐一次,为其侮慢无礼,故焚其宫室,俘男女五万口奴之。隋伐二次,为其寇辽西缺蕃礼,故讨降之。唐伐四次,为其弑君并兄弟争立,故平其地置为九都督府。辽伐四次,为其弑君并反复寇乱,故焚其宫室,斩乱臣康兆等数万人。金伐一次,为其杀使臣,故屠其民。元伐五次,为其纳逋逃、杀使者及朝廷所置官,故兴师往讨,其王窜耽罗捕杀之。原其衅端皆高丽自取之也,非中国帝王好吞并而欲土地者也。”(64)明确地将辽、金、元帝王与汉、魏、晋、隋、唐的帝王并列而共同称为“中国帝王”,无疑是承认辽、金、元都是“中国”的意思。朱元璋还曾谴责日本国王说:“若叛服不常,构隙中国,则必受祸。如吴大帝、晋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获男女以归”(65),认为日本“构隙中国”,才导致晋慕容廆、元世祖等出兵讨伐,将十六国时期的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慕容廆是十六国时期前燕政权的奠基人,被称为前燕高祖)和元朝都作为日本“构隙中国”的对象,称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和元朝为“中国”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明太祖朱元璋还以元朝继承者自居,组织学者编撰《元史》,后来又将《辽史》《金史》和《元史》一并列入中国正史系列,形成中国正史“二十一史”之说(66)。可见,明朝不仅仅将汉、魏、隋、唐等汉族王朝视为本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也将慕容燕、辽、金、元等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建立的王朝视为本国历史的组成部分,明朝称“中国”,慕容燕、辽、金、元的历史也就都成了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

清朝以明朝和蒙古政权继承者自居而自称“中国”,他们将明朝历史、蒙古历史和满族历史纳入本国历史组成部分,也就是将明朝历史、蒙古历史和满族历史纳入了中国历史组成部分。后来虽然有人不承认清朝是“中国”,并试图重建“汉族中国”,但很快就转到承认清朝是“中国”,重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多民族“中国”的立场上来,明确了中华民国继承清朝中国的疆域和人民的思路,符合历史实际。如此一来,清朝历史就成了中华民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也就成了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这种认识,已经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

可见,中国古代“后来政权称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为‘中国’”(即“继承性中国”)时,不仅包括华夏汉族及其政权,也包括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充分体现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特点。这种从“后人看中国”中去认识中国,不但不会造成“时代错乱”,相反则更容易认清历史上的“中国”。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汉族人数最多,文明起源最早,文化发展最快,一直主导中国历史走向,但不能用汉族一个民族的发展史代替多民族的中国发展史。因为,中国古代“中国”一词除了具有指称华夏汉族及其政权的涵义以外,还有指称“中原”的涵义,应该包括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还有指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即“懂礼即中国”)的文化涵义,应该包括“懂礼”的有文化的少数民族;还有指称“国家”政权的涵义,应该包括受汉族国家或中原国家政权管辖的少数民族;中国古代,后来政权也称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为“中国”,即中国古代的“中国”还有“继承性中国”的涵义,更是与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密不可分。可见,中国古代的“中国”并非仅仅是汉民族一个民族的“中国”,而是一个多民族的“中国”。汉民族仅仅指称一个单一的民族,而“中国”则不仅仅包括汉民族,也包括属于“中国”的少数民族。认识汉民族的历史,仅仅认识汉民族一个民族的发展史就可以了,而认识中国历史则需要认识属于“中国”的各个民族的历史,不能用汉民族发展史代替整个中国发展史。如果我们所撰写的汉民族发展史的著作和中国发展史的著作,是一个样子,称汉族发展史也行,称中国发展史也行,那就是混淆了汉族发展史和中国发展史的区别。毫无疑问,中国发展史不应该仅仅书写汉民族一个民族的发展史,而应该书写属于“中国”的各个民族的发展史。然而,历史上除了华夏汉民族以外,哪些少数民族的历史属于中国历史,哪些少数民族的历史不属于中国历史,如果仅仅从历史时期的“当时”去看的话,很难看清楚,不如借助于“后人看中国”的认识,从“继承性中国”的内涵中去认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各个民族的历史,即从“后人看中国”中认识“中国”,才能得出比较切合实际的结论。采用这种“倒推”历史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不仅不会造成“时代错乱”,相反倒更容易看清楚历史上的“中国”。

注释:

①Evelyn S.Rawski(罗友枝):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the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98.转引自葛兆光:《宅兹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1页。

②葛兆光:《宅兹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2页。

③刘起釪:《周姬姜与氐羌的渊源关系》(《华夏文明》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炎黄二帝时代地望考》(《炎黄春秋》(增刊),1994年第1期);刘毓庆:《黄帝族的起源迁徙及炎黄之战的研究》(太原:《山西大学学报》,2008年5期)、《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周人出于白狄说》(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版);沈长云:《上古史探研·周人北来说》,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④陆贾撰,王利器校注:《新语校注》卷上《术事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页。范晔:《后汉书》引《帝王纪》曰:“夏禹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夷之人也”。也有人认为“大禹出于东夷”(见李昉等:《太平御览》卷464《人事部·辩下》),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孟子》卷8上《离娄章句下》,北京: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2725页)。

⑤关于商人起源,学界虽然认识不一。但认为商人起源于东北辽水发源一带(即今内蒙古赤峰一带)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⑥《孟子》卷8上《离娄章句下》,北京: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2125页。也有人认为“文王生于东夷”,见汉陆贾撰《新语》卷上《术事第二》;崔鸿《十六国春秋》卷1《前赵录·刘渊》;《十六国春秋》卷13《后赵录·石勒》;房玄龄等《晋书》卷63《邵续传》;《晋书》卷101《刘元海传》;《晋书》卷108《高瞻传》,等等。

⑦参见班固:《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汉书》卷66《刘屈氂传》;《汉书》卷99《王莽传上》;范晔《后汉书》卷13《隗嚣传》;《后汉书》卷39《刘般传》;《后汉书》卷117《百官志四》,等等。

⑧陈连庆:《西汉与新莽时期的少数民族士兵》,《史学集刊》,1984年第2期。

⑨司马迁:《史记》卷114《东越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80页。

⑩(12)郑思肖:《心史·杂文·古今正统大论》,上海广智书局,光绪三十一年本,第107页,第106页。

(11)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36《历代三》,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245页

(13)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1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71页。

(1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8,绍兴十年十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225-2226页。

(15)《明太祖实录》卷66,洪武四年六月壬午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246页。

(16)《明英宗实录》卷25,正统元年十二月壬戍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510页。

(17)[日]稻叶岩吉著:《满洲发达史》引《鞑靼物语》,杨成能译,东亚印刷株式会社奉天支店,1940年版,第266页。

(18)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1《原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19)(汉)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卷2《竹林第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页。

(20)皇甫湜:《皇甫持正集》卷2《东晋元魏正闰论》,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2年版,第1078册,第73页。

(21)陈黯:《华心》,见李昉等《文苑英华》卷364《辩论二》,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364页。

(22)董浩等辑:《全唐文》卷821,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650页。

(23)洪皓:《松漠纪闻》,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18页。

(24)赵永春:《试论辽人的“中国”观》,《文史哲》,2010年第3期。

(25)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42,引张棣《正隆事迹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0页。

(26)赵永春:《试论金人的“中国”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

(27)赵翼:《陔馀丛考》卷18《元制蒙古色目人随便居住》,北京:商务印馆,1957年版,第355页。

(28)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

(29)陶宗仪:《南村辗耕录》卷1《氏族·汉人八种》,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页。

(30)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9《汉人八种》,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柒》,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44页。

(31)唐长孺:《山居存稿》,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79页。

(32)刘昫等:《旧唐书》卷89《王方庆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97页。

(33)李华:《东都圣善寺无畏三藏碑》,董浩等编《全唐文》卷319,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39页。

(34)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第284页。

(35)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7《安边御寇·南蕃呼中国为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9页。

(36)于慎行:《榖山笔麈》卷13《称谓》,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8页。

(37)于慎行:《榖山笔麈》卷12《形势》,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5页。

(38)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4《衡论·重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何朔”,宋刻本作“河朔”,是。此处作“何”,误。

(39)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3,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48页。

(4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2,神宗熙宁八年四月戊寅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401页。

(41)赵与时:《宾退录》卷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

(42)《明太祖实录》卷137,洪武十四年六月丙辰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2169页。

(43)《明太宗实录》卷33,永乐二年八月壬申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583页。

(44)《明太祖实录》卷254,洪武三十年八月丙午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3671页。

(45)《明太宗实录》卷23,永乐元年九月己亥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426-427页。

(46)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下《珠玉第十八·宝》,崇祯刻本第58页A面。

(47)参见赵永春等:《中国古代东北民族的“中国”认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48)《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784,乾隆三十二年五月庚午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43页。

(49)外国人多将华夏汉族政权等同于“中国”,认为少数民族不是“中国”,今日亦然。因此,“从周边看中国”,不用看就知道结果,那就是只有汉族及其政权才是中国,少数民族及其政权不是中国。

(50)赵永春:《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的背离与重合—中国古代“中国”国家观念的演进》,《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4期。

(51)孙祚民赞成研究中国历史用“上朔(溯)法”,但不赞成研究中国历史疆域用“上溯法”(《建国以来中国民族关系史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评议》,《东岳论丛》,1987年第1期)。其实,中国历史和中国历史疆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很难将二者区分开来。

(52)历史就是讲过去的事,讲过去的事就是要回头看各个历史时期的事。我们所说的“中国历史”,“中国”都是指当时的“中国”,“历史”则是指当时“中国”的“昨天”,研究中国历史就是要研究当时“中国”“昨天”的事。因此,研究历史不能不采用“上溯法”。

(53)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国”称谓始于商朝:胡厚宣即认为,商也称中商,“当即后世中国称谓的起源”(见胡厚宣:《论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民国丛书》第一编《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田倩君也认为商称大邑商就是称中国之义,“准此‘中国’称谓的起源定然是从商代开始的”(见田倩君:《“中国”与“华夏”称谓之寻原》,台湾《大陆杂志》,1966年第31卷第1期)。然商朝毕竟没有出现“中国”一词,不能作为商朝始称“中国”之依据。

(54)邹思聪:《靠不住的“自古以来”与走不出的“边疆中国”》,《经济观察报书评》公众号,2017年3月21日。

(55)陈寿:《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915页。

(5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99《晋纪二十一》,永和八年十一月丁卯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131页。

(57)前秦攻克凉州以后,议讨伐西边氐、羌,秦王苻坚曰:“彼种落杂居,不相统壹,不能为中国大患,宜先抚谕,征其租税,若不从命,然后讨之”(《资治通鉴》卷104《晋纪》,太元元年十二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280页),将氐、羌不能成为前秦大患说成是不能成为“中国大患”,所说“中国”无疑是指前秦。说明前秦已经以“中国”自居了。

(58)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00《晋纪二十二》,升平二年十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172页。

(59)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1《十国世家年谱第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81页。

(60)赵永春:《从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试论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及其疆域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3期。

(61)权衡撰,任崇岳笺证:《庚中外史笺证》(卷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页。

(62)笔者认为,一些民族或政权在其为后来“中国”所继承之前,未被外国政权管辖过,其民族后来为“中国”所继承,属于各个民族共同凝聚为“中国”的一个部分或称一个分支,其民族从其为“中国”所继承之日开始,就成了“中国”民族。“中国”在继承这些民族和政权的同时,也继承了这些民族及其政权的历史,该民族及其政权的历史也就成了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这与那些从外国迁入中国的民族有所不同,那些从外国迁入中国的民族,如19世纪以来迁入中国的朝鲜族、16世纪初从越南等地迁入中国的京族、18世纪以后从西伯利亚等地迁入中国的俄罗斯族以及19世纪初从伏尔加河流域迁入中国的塔塔尔族,等等,这些民族作为中国民族的历史,只能从他们迁入中国之后算起,迁入中国之前的历史不属于中国历史范围,不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

(63)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持编写的中国55个少数民族简史(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就是按照这一“继承性中国”的原则编写的,每一个少数民族简史都是中国少数民族简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各个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

(64)郑麟趾:《高丽史》卷137《辛禑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1958年版,第756页。

(65)《明太祖实录》卷138,洪武十四年七月戊戌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2174页。

(66)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6《十七史》、《监本二十一史》,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柒》,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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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东岳论丛》2018年1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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