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主体性是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和文化自信的依托，集中反映在“我是谁、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主体性意识中。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意识经受了外来文化思想的冲击和磨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实现了新的觉醒与复兴。习近平文化思想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意识新的觉醒和复兴的又一次历史性升华。

关键词：文化主体性意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习近平文化思想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主体性是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和文化自信的依托，集中反映在“我是谁、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主体性意识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意识经受了外来文化思想的冲击和磨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实现了新的觉醒与复兴。

一

主体是相对于客体的存在，主体性是主体的根本属性。相对于自然界，以国家和民族这种社会共同体存在的人是主体，自在、自主、自为是国家和民族应有的主体性。人是文化的存在物。所谓文化的存在物，是指人是在原始自然界的基础上不断创造自己的生存条件并对这种创造活动有自觉意识的存在物。人的主体性集中体现为文化的主体性，反映在“我是谁、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主体性意识中。

由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主体性形态及其主体性意识也有所不同。《周易》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历史性概括，体现了行走在天地之间的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坦坦荡荡的君子之顶天立地的阳刚之风和浩然之气，蕴涵着中华民族在精神文化上自觉的认知、自信的理念和自强的意志。这种文化主体性意识在历史的发展中展开为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成就了数千年中华文明的辉煌，塑造出中华文明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突出的连续性，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突出的创新性，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突出的统一性，化解冲突、凝聚共识的突出的包容性，群己合一、共生并进的突出的和平性。从现有考古资料看世界文明的发源，中华文明虽然在时间上不是最早，但在农耕文明的发展程度上却是最高且唯一绵延不断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

15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生，欧洲先后发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18世纪60年代又发生工业革命，西方发达国家率先进入现代化。中国由于长期处于封建社会，闭关自守，没有跟上工业革命的步伐，逐渐落伍。“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入侵和国门被打开，我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随之涌入。自那以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惨痛历史，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经历了剧烈变革的阵痛。” 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先进的中国人举起“振兴中华”的大旗，在探索和开辟民族复兴道路的过程中开始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意识新的觉醒和复兴。

最初的努力是向西方学习。在如何学西方的问题上，先后形成了三种有代表性的方案，一是洋务运动中张之洞等提出的“中体西用”主张：在保持中国伦常经史之学的“道统”不变基础上，“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二是戊戌变法中康有为等提出的“复古主义”主张：从儒学的古典文本中考证出挽救国难的经世致用的现代处方，“托古改制”；三是新文化运动以后陈序经等人提出的“全盘西化”主张：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纽带，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礼。这些主张都有着对中国未来向何处去的文化忧患和良苦用心，但是也都带着那个时代的复杂性所给予的历史局限性。在思维方式上，由于“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既不能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又不能正确认识西方文化，因而在实践中难以被历史所认可。随着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先后失败，这些主张也逐渐退出了中国思想界的前台。

面对不断加深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危机，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和准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探索、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意识新的觉醒和复兴。

在这个过程中，五四运动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五四”以前，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借用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武器来与封建主义的旧文化作斗争，虽也曾颇有声势，但“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领导者，革命性质是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这个历史性的变化确立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意识新的觉醒与复兴的性质和方向。

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这种精神上的主动主要在于：第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趋势，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南；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揭示了文化与经济的现实关系，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道路指南；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揭示了世界万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本质特征，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方法指南。由此带来了两个深刻的变化。一是中国文化恢复和发展了主体性意识的批判精神，形成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现代视域。即一方面，“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另一方面，“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二是中国文化恢复和发展了主体性意识的创新精神，形成了“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现代要求。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了中华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民族的”即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科学的”即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和客观真理的；“大众的”即它是民主的，主张为全民族大众服务和属于全体人民的。毛泽东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意识新的觉醒与复兴的宣言。它表明，“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思想文化建设决定于经济基础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马克思主义带给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思想解放和理论自觉，成为了中华民族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和社会活力的重要来源。“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让中华民族以新的主体性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铸就了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将中华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主体性意识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

二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华文化主体性意识在近代以来得以有新的觉醒和复兴的根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史无前例的重大影响，其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性变革需要超越资产阶级眼界的新的指导思想。二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来源不同，但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在价值观上有高度的契合性。尤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中的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奠定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例如《礼记》以“天下为公”论大同社会、《孟子》以“民为贵”论政治基础，《汉书》以“实事求是”论治学态度、《西铭》以“民胞物与”论人与自然万物关系等等，都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相通的。

从价值观上的高度契合到实践中的深度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其历史性的成果先后体现在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这些成果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实践需要基础上的相互结合成为了相互成就。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理论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种相互成就造就了一个新的主体性文化生命体，它的历史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过程是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方位是人类文明新形态。

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所昭示的未来社会的历史形态，但是不同的国家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走向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不可能千篇一律。马克思曾预言中国革命将会产生“中国社会主义”，而“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 历史证明了马克思的预言，“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党的历史上看，是在百年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中形成的；从中国近代史上看，是在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从文化渊源上看，是在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积淀的传承发展中形成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接受社会主义的文化基础，而且是社会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深厚根源，其哲学思维、社会理想、道德意识和奋斗精神等都深深融进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各个方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单一制国家形式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创立，推进和发展了人类政治文明，重要的原因是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等有着深刻关联和继承。实践证明，“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

现代化是赶上时代、实现民族复兴的基本过程，工业化是其必经的阶段。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打破了清王朝的闭关自守，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中国进入了世界现代化潮流，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在旧的社会制度下步履艰难。尽管民族工业有一些发展、外国资本也有一些进入，出现过上海的“十里洋场”、天津的工业、武汉的军工生产等，但总体上国家是贫穷落后、战乱不已。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才真正具备了推进现代化的社会条件。1953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一化三改造”，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长期探索和实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些鲜明的特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中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用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现代化是文明的进程又是新的文明的塑造。近代以来，人类文明的走向就与以工业化为动力的现代化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和人的发展相统一的历史进步趋势，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一方面，要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公平正义与环境资源保护节约程度不断提高的统一；另一方面，要实现社会良性发展与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条件不断得到积累的统一。这两个方面能否实现、如何实现，决定着现代化的进程、性质和水平。

西方资本主义虽然先行开启和走出了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形成了“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 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但是由于资本逻辑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一种没有走出“野蛮”的文明。这种“文明中的野蛮”，不仅在于“过度劳动，把工人变成一种役畜”，也在于商业危机期间所发生的“生产过剩的瘟疫”，使“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 还在于“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于是，当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和民族（例如中国）抵制比奴隶贸易更加卑鄙的鸦片贸易、保卫社稷和家园时，便出现了“奇异”的现象——“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

“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达到而且已经达到了高度的文明。” 苏东剧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承担起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历史任务，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之所以“新”，就在于它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这种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自觉、自信、自强，是中国能够实现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的发展可以有“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之路的设想、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文明观、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的重要原因，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意识新的觉醒和复兴的鲜明现代特征。

三

走自己的路，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意识近代以来新的觉醒和复兴，是这条独立自主道路的必然产物。

首先，这一主体性意识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它的历史基础是中国社会大变革。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和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现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进行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其次，这一主体性意识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它既是古代的也是当代的，是古为今用，“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同时，它还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洋为中用，以“他山之石”琢自家之玉，把跨越时空和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和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议题就是“古今中外”问题，在古今问题上有过“厚古”或“薄古”的讨论，在中外问题上有过“共同性”或“差异性”的讨论。其实，文化发展的正常生态在历时性上是传承创新，在共时性上是多样统一。以今非古或以古非今、以差异排斥统一或者以统一排斥差异都既不是古今文化也不是中西文化的内在本性，以古鉴今、古为今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要求。植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中国当代文化，秉承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使“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随着历史文化的发展，“古今中外”问题会不断拓展它的理解视域，形成更高的认识要求。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是方法论的选择。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意识所内涵的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是更新对“古今中西之争”的传统理解，更为合理地认识古今中西问题的重要方法论指导。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一主体性意识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它的文化篇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

“体用”是中国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指本体和作用，存在于三种关系中。其一，实体和属性的关系，“天者定体之名，乾者体用之称。故《说卦》云：‘乾，健也’。言天之体以健为用。”（孔颖达《周易正义》）其二，本质（道、理）与现象（器、气）的关系，“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朱熹《答黄道夫》）其三，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校邠庐抗议》）

习近平文化思想赋予“体用”以新的时代意义。其“体”之大道理是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根本原则，贯通着守正创新这个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

习近平文化思想，其“用”之大途是“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自从毛泽东提出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之进行了八十多年的接续努力，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文化强国”的任务，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专题论述“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确立“文化强国”的国家战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目标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了进一步的论述和部署。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这种体用结合，体现了21世纪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所具有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品格和风貌。在理论上，一方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魂脉；另一方面，推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根脉，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在实践上，一方面，筑牢了道路根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另一方面，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使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

四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正处在新时代向新的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上。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影响更为深刻，经济全球化进程要求我们有更加充分的文化自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我们有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我们有更加努力的文化自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中提出：“发展最终应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纵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仅需要经济的强大，而且需要文化的昌盛，是否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走在时代前列、引领时代发展的重要依据。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政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总是以思想文化上的觉醒和觉悟来把握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推动事业发展，这是党的鲜明特征和显著优势。这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深厚的历史基础在于：5000年文明发展史中，中国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拥有十多亿人口、在精神上文化上高度团结统一的国家；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连绵几千年发展、从未中断，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适合我国实际、符合时代特点、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拥有1亿多名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紧密组织起来、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信才能自强。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要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养成昂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态。”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意识新的觉醒和复兴，走过了一百多年历程，经历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的转变，每一次转变都是一次历史性升华。习近平文化思想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意识新的觉醒和复兴的又一次历史性升华，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并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展现出了强大伟力。

富有生命活力的思想文化是顺势而发又是与时俱进的。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意识新的觉醒和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产物，它植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引领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推进而不断发展丰富。面向未来，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以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为了实现这种历史的必然，需要我们自信自强、守正创新，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与政治、经济的变革发展相比较，文化变迁的时间更为漫长、内容更为复杂、任务更为艰巨。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是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保障。

杨伊佳，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助理教授，北京，100871；杨河，宁波东方理工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教授，浙江宁波，31520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历史自信、历史主动精神研究”（23AZD002）阶段性成果。

本文刊发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5年第4期，引用或转发请据原文并标明出处，文章注释请参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