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汲取性增长与浪费式增长:表现及其根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7 次 更新时间:2024-10-20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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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 (进入专栏)  

导读:“无序式增长”的极端情形就是“浪费式增长”,它典型地体现在“形象工程”“短命工程”以及重复建设、投资失误和职务消费等方面,并成为社会腐败的主要诱因。造成“浪费式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性;第二,责任执行机制的无效性。当财权和事权不对称且地方政府的事权越来越大时,地方政府就会寻求税收之外的土地收入,从而产生了不断扩大地政府支出;同时,当缺乏一个有效的机制来保障事权的执行时,越来越庞大的土地收入就会被用于满足官僚个人偏好的相关领域,从而诱导出错误的政府投资。因此,“浪费式增长”的根源就在于监督体系的缺位:在缺乏有效的监督体系下,地方官员往往偏好采取一些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采用一些不可持续的竭泽而渔的增长方式。最后,“浪费式增长”也可看成是“汲取性增长”的极端形态,其中,不仅出现了不公正的资源转移,而且产生了真正的资源浪费。

 

一、引言

完整的财政分权安排首先体现在权责的对称上,表现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权与事权的对称性。但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在实践中却越来越背离了这一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在财政收支日益呈现出“反向剪刀差”的对比式变化,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日益不平衡。在这种情形下,地方政府就致力于寻求税费之外的其他财政来源,其中,依靠土地转让、土地批租的运作以及土地出售就成为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首选,这就导致了土地财政的出现。但与此同时,由于土地财政同样缺乏制约,那么,伴随着土地财政收入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就会导致土地资源被大量浪费,城市呈现无序式扩张以及腐败也迅速涌现。相应地,中国社会经济就迈入了一种浪费式的发展路径,这典型地体现在:大量建设的缺乏实际用途之“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层出不穷的质量低下之“短命工程”、屡见不鲜的无效规划之投资失误、普遍存在的追求创租之重复建设、奢侈享受的政府官员之职务消费,等等。显然,这里提出的“浪费式增长”概念比“粗放式发展概念”具有更广的内涵:粗放式发展主要是针对生产中使用低效率而言的,浪费式发展则不仅包含了低效率和没有任何价值的生产,而且包含了非生产领域的活动。

因此,“浪费式增长”的基本含义就是,只有GDP数字提高而无社会福利提升的增长,或者说因为资源使用极其无效而导致福利提升远不符资源支出的增长。譬如,当我们在一块乡村的田间新建体育设施时,体育设施带来的价值就低于农地的价值,更没有体现为之付出的资源的价值;相应地,这种建设的结果就是,人们的福利水平将随着GDP的上升而下降。就此而言,“浪费式增长”就比阿西莫格鲁等人提出的“汲取性增长”更为偏至和极端:毕竟“汲取性增长”是指收入和财富集中到少数精英手中,精英阶层为了攫取更多利益往往也会鼓励增长,因而收入和财富的集中就只是资源的转移而不是浪费;相反,浪费式增长则是将资源配置到并不会提升社会福祉的领域,仅仅是提升了GDP数字。为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借用创租、寻租和租金耗散来理解:创租和寻租仅仅是一种再分配的转移支付,体现了资源的转移,而并不必然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相反,租金耗散则体现了资源的浪费,这包括寻租活动中的资源支出,寻租活动引发的其他寻租或避租活动,资源配置到低效或无效的领域,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贿赂本身不是一种社会浪费,伴随着贿赂却产生了行贿的交易成本,由此支出的时间和金钱就构成了社会浪费。

由此来审视“浪费式增长”就可以发现:一方面,它所包含的大量活动并没有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有些反而降低了人们的福利水平;但另一方面,根据目前的GDP核算体系,这些活动和资源支出都被计入了GDP值,从而使得这些行为被合理化。为了便于读者更直观地认识当前社会的浪费式经济增长这一现象,这里分类列举了一些案例。这些案例都曾经过国内各主要媒体报道过,也是反向推进制度改革的重要依据。

二、“形象工程”

所谓“形象工程”,是指某些地方政府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官僚不顾群众需要和当地发展的实际需要而利用权力大搞的劳民伤财、浮华无效却有可能成为自己和小团体政绩标榜的工程。例1.根据2007年6月25日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广西省宜州市动用1/4财政收入建筑了豪华办公楼。例2.2010年5月在上海世博会开幕之际,江苏省经济欠发达的阜宁县耗资数百万元兴建“山寨版中国馆”。[①]例3.阜宁县2009年度投资近5000万元兴建包括“山寨版悉尼歌剧院”在内的六类38项城建工程。[②]实际上,这种“山寨版悉尼歌剧院”在郑州、青岛很多地方都有兴建,而且,“山寨”已经成为当前各地公共建筑的一个显著特色。再举几个例子:(1)山寨白宫就在中国各地到处泛滥,如安徽的阜阳市颍泉区政府、浙江玉环县人民法院、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华西村的白宫;(2)山寨版天安门城楼也开始涌现,如临沂尧庙、银川的南熏门;此他如临沂的天坛、华西村的山寨美国国会大厦、珠海国会大厦、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的仿美国国会大厦。[③]例4.陕西省凤县政府为了大力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业,耗资6.5亿打造月光城,打造“人造月亮”和“人造星星”。[④]

显然,这些“形象工程”的建设大多不是社会大众所急需的,也与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很不相称,更与人民生活水平的均衡发展需求极不相符。更为甚者,一些形象工程本身就是直接以损害社会大众利益为基础的。例如,浙江丽水市缙云县大洋镇的部分领导干部与西峰村部分村官为骗取政府“形象梯地工程”补助款,以骗上欺下、串通勾结、恐吓、殴打、拿刀砍人等高压手段强制村民将本村坐落大湖岗的山场给他们开垦成所谓的“形象梯地工程”。[⑤]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620人进行的一项调查就发现:97.5%的人表示自己身边存在形象工程,其中50.0%的人表示“很多”,同时,高达70.0%的人明确表示“反对”兴建形象工程。[⑥]那么,当前各级政府为何如此偏好这些“形象工程”呢?究其原因大致有二:(1)各级官员主要为自己官位着想,且好大喜功,试图为自己脸上添光贴金;(2)权力无限、缺乏制约,主要领导掌管着财政支配大权,缺乏民主决策的机制,缺乏公开监督的保障。更为甚者,这些“形象工程”充斥在当前社会的各个角落,甚至高校也不例外:不仅在学科建设上搞“形象工程”,甚至直接在硬件建设上也搞“形象工程”,如中国人民大学中的大型雕塑。

三、“短命工程”

“短命工程”充分体现了决策的不合理、质量的不过关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源严重浪费。例1.投资2.5亿兴建的沈阳五里河体育场素有“中国足球福地”之称,2001年10月7日见证了中国男足挺进世界杯决赛圈的历史时刻;但是,2003年沈阳市申办2008年奥运会足球赛分赛场获批,市政府放弃改建计划而将仅仅使用了18年的五里河体育场拆除,并以16亿的价格将地块拍卖,再投资19亿元新建一座奥林匹克中心。例2.沈阳夏宫是1994年投资两亿元人民币建成的市民水上娱乐中心,是当时亚洲跨度最大的拱体建筑,1997年入选沈阳十大景观、辽宁省五十佳景;但是,所在地块被规划用于房地产开发,只有15岁的夏宫在2秒内被炸成一堆瓦砾。[⑦]例3.2004年3月由重庆市万州区原龙宝管委会投资2500余万元建设的“三峡明珠观光塔”,在2005年4月17日被突然叫停,并于2008年5月被爆破拆除。[⑧]其他,2006年10月建成仅20年“坚固得像碉堡一样”的山东青岛市著名地标建筑青岛大酒店被整体爆破,2007年1月建成仅13年的浙江杭州西湖边的最高楼——浙江大学湖滨校区3号楼被整体爆破,2010年2月建成仅13年的江西南昌著名地标五湖大酒店被整体爆破,2010年3月落成不满10年且耗资3000多万元的海南海口“千年塔”被拆;2010年7月位于北京建国门黄金地段、建成刚20年的凯莱大酒店停业拆除。[⑨]更为甚者,一些建筑“出生即死亡”:安徽合肥维也纳花园小区1号楼在正常建设了16层而尚未完工时被整体爆破,市政府的理由是小区影响了合肥城市景观中轴线的山景。

“短命工程”在全国各地出现的频次之高、造成的浪费数额之大,触目惊心。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就曾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新建面积达20亿米2,使用了世界上40%的水泥、钢筋,建筑的平均寿命却只能维持25-30年。而根据中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100年;同时,另一组数据则显示,英国、法国、美国的建筑统计平均使用寿命分别为132年、85年和80年。[⑩]那么,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短命工程”呢?究其原因大致有四:(1)政绩所需,每届政府上台为政绩都大搞形象工程,且一届政府一个想法,从而就会拆除原先的“形象工程”;(2)短视所致,城市建设规划缺乏科学性、严肃性以及对民意的尊重;(3)利益驱使,土地价格快速上涨使得地方政府对新建筑“痛下狠手”以获取更多的土地财政所如;(4)监督缺位,在“短命工程”频现的后续责任缺乏追究机制,从而决策者拍脑袋决策可以毫无后顾之忧。

四、决策失误

决策失误主要体现为政府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因为能力的不足、信息的不充分以及市场的把握不当等造成的投资偏差。例1.1999年1月1日建成的48米的小巨蛋原是镇江二十一世纪乐园最大的一个亮点,但二十一世纪乐园却逐渐沦为一个空壳,周边绝大部分地方都开发成了楼盘,成为高档居民小区,因而小巨蛋在2010年也被拆除而兴建“帝宝”五星级大酒店。[11]例2.2001年青海省委、省政府开始实施“西繁东育”工程,平安县被确定为“西繁东育”工程项目县,2001年平安县政府先后动员下河滩村农民自筹近200万元兴建了84座高标准封闭式牛羊育肥棚圈,又动用政府资金近150万元为该项目建成了水、电、路、兽医站等齐全的配套设施;但是,到了2005年,很多羊圈已空空如也,85个高标准封闭式牛羊育肥棚圈中有60多个已“羊去圈空”,余下的羊圈也远远没有达到设计时每圈200只羊的养殖规模。[12]例3.重庆市黔江城区政府2005年起投资1000多万元在城外修建了新的正阳殡仪馆,占地45.8亩,可容纳公墓1500多个,有1幢综合楼和7个单门独户的吊唁厅,2007年主体完工后打算2008年投入使用,但是,这个耗资巨大的“民心工程”建成后却从未使用过,以致正阳殡仪馆里早已荒草丛生。[13]例4.重庆丰都名山风景区是国家4A级旅游区,主要由全国著名风景名胜古迹点名山、全国最大动态人文景观鬼国神宫和国家级森林公园双桂山组成,但是,这个投入7亿元打造鬼国神宫的却是很多人吃饭穿衣都成问题的贫困县。[14]例5.内蒙古鄂尔多斯耗资50多亿打造、面积达32平方公里的康巴什“鬼城”,尽管康巴什的基础设施一应俱全,有办公大厦、行政中心、政府建筑、博物馆、电影院和运动场,但原本是用来安置100万人口的康巴什却很少有人入住。[15]

决策失误在地方政府及其各部门已经见怪不怪了,大连的海景别墅、南昌的四星级酒店、武汉建成才5年的别墅区、福建投资千万的小学……等等,这种巨大的资金投入,换回来的却是资源的浪费和人民经济负担的加重。那么,为何会频频出现如此严重的投资失误呢?根本上就在于投资决策机制出了问题:缺乏行之有效的科学程序,而往往由某些领导基于个人喜好所独断。有人就形象地称之为:“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橡皮擦擦,最后全靠领导一句话”;相应地,领导的决策则被形象地称为“三拍”:一拍脑袋,就这么定;二拍胸脯,我负责;三拍大腿,又交学费了。更为重要的是,对涉及公共事务的决策缺乏基本的问责制,这个问责制至少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项目建设的科学合理性,是否真正实现了服务大众的目的;(2)项目建设过程的合法性,是否存在官商勾结和利益输送等问题。

五、重复建设

重复建设充分体现了决策者的短视性和功利性,其中短视性体现了决策者没有长远的战略眼光,而功利性则在于重复建设中孕育了大量的创租机会。例1.投资数十亿元的成都市两河森林公园分别于2007年、2009年举办过两届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随后被遗弃,但同时政府又投资40亿元新建“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短短三年内两次打造非遗类主题公园。例2.位于兰州市城关区黄河中心滩的中立桥是1996年经甘肃省计划委员会批准修建专为行人及小汽车专用“钢桁梁悬索桥”,但自1997年11月主体结构完工后大桥一直没有投入使用,也没有维修、养护过,这座荒置了13年的兰州黄河大桥在2010年6月被拆除,仅拆除费用和补偿费就高达4000万元,但同时兰州市又计划投资1.5-1.9亿元在拆除之地重建新的黄河大桥。[16]例3.北京建于1985年门头沟体育馆是奥运火炬从房山区传入门头沟区的第一站,区政府在2008年曾花费上千万元作了翻新以迎接奥运火炬接力;但2010年门头沟区政府开始对这座体育中心进行拆除,并打算建一所更大规模更先进的体育中心。[17]

同样,我们也需要思考:为何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重复建设问题?这固然与规划的不合理有关,但同时也与政绩观和腐败有关。一方面,每一项重复建设都增加了GDP值,从而成了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不管这种经济增长是否提高了人们的真实福利水平;另一方面,重复建设中的每一项工程招标、拍卖都扩张了主管者的权力,从而为其腐败创造了机会。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地方官员的决策不是根据当地的实际需要,而更主要是实行上级制定的政策;这样,各地的政策偏好就会雷同,进而产生出全国性的重复建设。譬如,在当下的“旅游强国”浪潮中,各个地方就致力于挖掘吸引游客的人文和自然景观,借历史和当下名人之名而打造各式名人故居、休闲度假区等,于是掀起了新一轮重复建设;但同时,这些花巨资打造的景观,既没有多少游客,也没有后续资金支持,最终就转化成“烂尾工程”。

六、奢侈消费

奢侈消费充分体现了当前财政支出缺乏有效监督的事实,因此,地方官员得以将稀缺性的资源用于满足个人福利方面。例1.经济不发达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市2006年一年财政收入仅4.08亿元,却耗资9328万元修建市政中心大楼;为了符合人均建筑面积标准而通过审批,宜州市把所有市直行政、事业单位都列入入住名单,多达194个单位共1513人,而在大楼内实际办公的在编工作人员不足800人。[18]例2.河南省级贫困县濮阳县斥资千万建办公楼,濮阳县政府大楼比濮阳市政府大楼还气派,被当地群众称为濮阳的“天安门”,而与此同时,濮阳县还有数万平米的学校教室仍是亟需改造的危房。[19]事实上,最近几年修建豪华办公楼已成了一些地方的病态时尚:重庆忠县黄金镇耗资400余万元修建了一幢仿“天安门”城楼样式的豪华办公楼,陕西三原县大程镇政府花费280多万元修建了一栋五层、拥有120多间房的办公大楼,广东东源市仙塘镇徐洞村打着“招商引资”的旗号斥资400万违规兴建了一幢豪华办公楼,院子里有停车场、假山、喷泉、草坪,其中村主任一张办公台就花了7000元……[20]

同时,奢侈消费还表现为一些官员的直接消费。例如,2009年1月,安徽省蚌埠市国土资源局被曝光在一家五星级酒店一次饭局花费公款2万6千多元,其中各类好酒价值近1万2千元,人均消费上千元;2009年2月,深圳市建设局网站的一份公告显示,深圳市目前在职局级干部和处级干部可以享受包括足疗、按摩在内的疗养待遇,局级干部标准是4000元/人年,处级干部是2100元/人年。[21]2009年12月下旬就相继有四起案例被媒体接连曝光:抚顺市财政局采购7部每部市价约2300元的iPod4当作U盘使用,苏州交警部门采购iPhone4用作监控设备,黑龙江公安厅采购价值超过4万元的笔记本电脑,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法院采购两台零售价每台约52800元豪华电动按摩椅。[22]显然,这些“离谱”采购存在大量的吃回扣等腐败行为。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冯培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就指出:中国目前大约有400万辆公车,每年消耗超过2000多亿元,其中真正用于公务的约占1/3;公款吃喝每年不少于2000个亿元,官员公费出国一年耗资已经超过3000亿元。[23]

七、浪费式增长的周期性

上面所举的这些“形象工程”、“短命工程”、重复建设以及决策失误的案例主要发生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这些问题后来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也曾一度花大力气来清理。不过,尽管这些例子是过去发生的,但具有普遍的警示意义。罗斯巴德说:“政府‘投资’其实是政府官员铺张浪费的‘消费’的特殊形式。”[24]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事实上,只要有效的社会监督体系没有建立起来,这些问题就不可能真正解决,而是会周期性地呈现。例如,自2020年以来,“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不仅有死灰复燃的趋势,而且还呈现不断变异和升级的趋势,如盲目上马的乡村振兴建设项目、烂尾闲置的民生设施建设、劳民伤财的“人造景观”、违规举债的“地标建筑”,这些工程往往被广大群众诟病为“精致”党务、豪华“办节”、“内卷化”文旅。纵观这些以民生、文旅、基建、数字系统为名而大力建设的项目,不难发现这样两个特点:(1)从项目的用途来看,许多不仅是非必要、非急需的,而且严重脱离了群众需要和当地实际;(2)建设的资金来看,不少地方都是在财政非常吃紧的情况下通过举债等方式来建设的,从而往往难以有后续预算支持,最后留下的就是一地鸡毛。所有这些都引发社会大众的巨大反弹。

大体上,我们可以将新的形象工程分成四类来分析。(1)冠以党建和政治的名义,大肆筹办党建设施、党性教育培训机构、离退休干部康养基地等。例如,有地方在休闲文化广场放置着“有困难找党员、要服务找支部”的红色大字,光制作安装费就要数十万元,这就是将党建标牌当成景观项目来实施;再如,一些地方投入巨额资金在村一级和城市社区建设“党建综合体”,不少地方在革命圣地建起了超豪华党校。(2)打着民生的旗号,建设豪华政务大厅、文化广场、音乐喷泉、群众文化馆博物馆等。例如,陕西商洛镇安县总投资达7.1亿元建设镇安中学,除了主体建筑外,还有“鲤鱼跳龙门”水景、假山瀑布群等内部景观;郑州、开封等地以引黄调蓄灌溉、民生供水为名大量引用黄河水搞“人工造湖”,进一步加剧水资源利用的严峻形势。(3)喊着发展的口号,建设超大数字屏幕、城市夜间激光工程等,这是打着发展数字经济或人工智能的旗号。例如,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和副主席李再勇在主政贵阳期间极力推崇发展大数据产业,称在反腐方面要打造“数据铁笼”,构建大数据监管技术反腐体系,但这套“数据铁笼”并没有管住李再勇及相关下属的胡作非为。(4)顶着“文旅”的帽子,在“绿水青山、乡土味道、全域旅游、美丽中国”热度下,甚至一些脱贫县也大肆举债建旅游区。譬如,山东青岛城阳区上马街道仅2022年就投资了9000万元,要将包括刘家社区在内的7个社区打造成为美丽田园示范村,但这些社区在强弱电改造、道路硬化工程等方面也存在质量问题;江西某县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勒紧裤带”投入6.8亿元建设“中国之最、世界一流”的进士园,但游客寥寥。

八、浪费式增长的根源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种种的粗放式投入造成了当前中国社会的浪费式经济增长,这种浪费式经济增长是无序式经济增长的扩大化。如果说无序式经济增长是无序市场中个体行为所促发的话,那么,浪费式经济增长就是在监督缺位下地方政府所主导的结果。相应地,浪费式经济增长又赖于两方面的支持:一是庞大的土地财政收入,二是缺乏有效的财政支出监督。一方面,中国的财政分权主要界定了中央和地方的权利结构,却缺乏相应的责任规定,更没有可以有效监督的责任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通常就会通过土地出让金以及相应的工程建设来扩大自身权力。另一方面,中国的财政预算是软约束的,地方政府不仅可以向受其影响的当地银行机构借取可能用不归还的资金,而且还可以通过土地拍卖等方式弥补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甚至可以随着调任而将所有的问题留给后任;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就会竭其可能地扩大投资而不需顾忌是否具有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大多是在这种制度安排的激励产物,由此也就出现了大量的“短命工程”和重复建设,其中有些是由决策失误造成的,而另外一些则是有意识的逆向选择的结果,从而也就蕴含了大量以权谋私和官商勾结之类的腐败现象。事实上,从上面的典型案例中可以看出,很多豪华工程都发生在经济贫困地区,因为这为那些掌权者提供了腐败的机会:有了工程,势必要汇聚大批资金,不论是银行贷的、企业捐的,还是上级拔的;进而,渠道一多,混水摸鱼的机会也就越多。

最后,需要指出,中国的土地交易迄今都没有实现真正的市场化,很多土地交易都是在台面下进行的;相应地,土地如何定价以及定价多少通常都是由那些掌权的官员决定,其中也潜含了大量的寻租空间。有研究就指出,由于中国土地要素是由地方政府所垄断的,并且土地出让方式的“双轨”并行和地方政府对土地协议出让价格握有相当程度的自由裁量权,这为政府寻租和企业寻租提供了可能,权钱交易、以地牟利等腐败行为通常也就难以避免。[25]正因如此,土地财政的背后往往隐匿着土地腐败:一些房地产商之所以能拿到地,就在于他和权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些房地产商本身就具有政府背景。例如,根据国土资源部统计,仅在1999年到2002年期间,全国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达54.9万件,涉及土地面积12.2万公顷;[26]进入2003年后随着房地产的急速升温和膨胀,与土地和房地产有关的腐败现象更为严重。事实上,迄今被查的涉案官员五成以上都与房地产商之间牵涉利益纠纷,重大案件包括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社保基金案、山东省委副书记杜世成的崂山违法批租土地案、北京市海淀区区长周良洛的违规批地案、湖南郴州市市委书记李大伦的嘉禾拆迁案、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的为情妇承揽工程案、重庆规划局副局长梁晓琦任意调整容积率和用地性质,等等。更为典型的是鸡西市副市长李传良,他在任期间凭借其职务由自己实际控制的公司承揽各项工程,后被查封的房产1021处、土地和滩涂27宗、林地8宗等,涉案金额超31亿元。[27]造成如此腐败现象的根源就在于,缺乏一个有效的监督体系。

 

[①]这座名为“中华情”的雕塑,仅雕塑上部钢结构、装修及灯光亮化工程造价就达200万元,广场其余部分耗资则约150万元。(“江苏贫困县投数百万建‘山寨版中国馆’遭质疑”,http://china.nfdaily.cn/content/2010-05/04/content_11604038.htm.)

[②]“江苏阜宁耗资5000万打造山寨‘悉尼歌剧院’”,http://news.qq.com/a/20110503/000188.htm.

[③]“组图:各地山寨建筑考问政府的形象工程”,http://yule.kuwo.cn/yl/st/News?id=29559&page=1.

[④]“陕西凤县斥资6.5亿建人造月亮山体挂星星”,http://news.qq.com/a/20081231/000319.htm.

[⑤]“史上最牛的所谓‘形象梯地工程’项目”,http://bbs.news.163.com/bbs/photo/128348067.html.

[⑥]“97.5%的人确认身边存在形象工程 七成人反对兴建”,http://news.china.com.cn/local/2011-03/22/content_22190264.htm.

[⑦]“政绩工程等致国内建筑短命 平均寿命仅25-30年”,http://tieba.baidu.com/f?kz=1076191359.

[⑧]“重庆万州形象工程三峡明珠塔被拆除”,http://www.zgjrjw.com/news/gdxw/200916/9593543812.html.

[⑨]“政绩工程等致国内建筑短命 背后有房地产开发身影”,http://finance.sina.com.cn/g/20110511/07559822765.shtml.

[⑩]这“人造月亮”是个5米2的大屏幕,它和周围数千盏太阳能灯一起,照亮凤县的夜空,晚上向县城望去,群山上如同银河倒挂。(“政绩工程等致国内建筑短命 平均寿命仅25-30年”,http://tieba.baidu.com/f?kz=1076191359.)

[11]“江苏镇江高48米的‘世纪巨蛋’开始拆除”,http://news.runsky.com/2010-02/25/content_3505817.htm.

[12]“风光过后成摆设 谁为政府“形象工程”负责?”,http://news.xinhuanet.com/focus/2004-07/13/content_2285212.htm.

[13]“中国各地‘短命工程’频现 无人为巨额浪费问责”,http://news.qq.com/a/20101125/000752.htm.

[14]“重庆丰都拟砸七亿建‘鬼城’ 当地人批浪费”,http://news.sohu.com/20080811/n258741972.shtml.

[15]“实拍:鄂尔多斯‘鬼城’”,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0-05/10/c_1284242.htm.

[16]“兰州黄河大桥荒置13年将被拆 政府损失达2亿”,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0617/07258124826.shtml.

[17]“北京门头沟体育中心翻新仅两年被拆”,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1026/11028845176.shtml.

[18]“广西宜州耗资近亿建办公楼 相当全市财政收入1/4”,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4562/5909149.html.

[19]濮阳县22个乡镇中有7个乡镇在黄河沿岸,生产生活条件落后,大多数群众还在贫困线以下勉强度日,每年都需要上级拨数亿元资金维持财政运转。(“河南濮阳县斥资千万建办公楼 被称‘天安门’”,http://news.qq.com/a/20070202/002048.htm.)

[20]“把豪华办公楼当作举报信去彻查”,http://news.sohu.com/20070302/n248468693.shtml.

[21]“遏制‘三公浪费’需要‘细化公开’”,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11114615.html.

[22]“iPod、iPhone离谱采购频现 专家建议纪检查腐败”,http://www.jiatx.com/news/2010-12-30/10159573_3.htm.

[23]“岑科:为什么民众不以偷税为耻?”http://finance.ifeng.com/news/opinion/jjsp/20090317/452624.shtml.

[24]罗斯巴德:《人,经济与国家》,董子云、李松、杨震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95页。

[25]张立彦:“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目标取向研究”,《城市问题》2007年第11期。

[26]赵晓:“农村土地制度”,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6-05/30/content_4619653.htm.

[27]“外逃鸡西原副市长李传良涉案逾31亿元,查封房产千余处!”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12879761228641718&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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