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化的发展，历来是在取舍、继承、创新的相互关系中演进，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地揭示了传承中华文化的内在逻辑，对于我们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意义重大。

关键词：“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文化生命体

文化的发展，历来是在取舍、继承、创新的相互关系中演进，构成了取舍与继承、继承与创新两对相互连接的矛盾。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对传承中华文化内在逻辑的深刻揭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文化自觉。

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实践中通过精神活动和理性思维所创造的文化成果，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经历了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如同任何历史产物一样，它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要求，具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例如“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认知体系，它又反映了中华民族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关系中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智慧，具有跨越时空、超越国界的普遍价值，例如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性充分显露，作为其意识形态方面的中国传统文化随之陷入“危机”。在社会变革和西学东渐的压力下，有识之士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改造。辛亥革命以后，新文化运动兴起，竖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批判封建文化的旗帜。鲁迅是重要旗手，他在自己的散文和小说中，抨击封建文化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这一时期，各种文化方案先后问世，社会各界争论不休，复古主义和全盘西化是两个极端，缺失的都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辩证分析的方法。毛泽东指出：“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的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直到“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中国人才在古今中西文化的冲突中逐渐形成了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科学态度，明确了构建中国文化新形态的发展方向。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认知体系中强调“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等自我革新和变化发展的观点，被马克思主义“激活”，产生了积极的“启蒙”作用。

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有所舍，才能有所取。舍就是批判和反对，取就是保留和继承，取与舍的根据不是主观好恶，而是客观现实的需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新中国成立以后，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为突出。在全面梳理和深入阐释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反对各种形式的复古主义仍然是思想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

正确的取舍，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分析和鉴别。一是要有历史的态度，区分和鉴别在中国封建社会不同发展时期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思想。中国封建社会有一个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作为其意识形态的文化思想也有一个从适应历史发展、具有现实合理性，到不适应历史发展、丧失现实合理性的逐步演化过程。毛泽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经指出：“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因此，传统文化的历史影响和社会作用也要具体分析，例如，法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和清末时期的历史影响和社会作用就不宜同日而语。二是要有阶级分析的观点，区分和鉴别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不同的文化思想。在封建社会，封建制生产关系是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的“普照的光”，由此也形成了对其他社会意识起支配作用的封建主义核心价值观，遮蔽和压抑了人民群众在实践中产生的对社会不平等的反抗意识和对社会发展的进步要求。因此，“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三是要有辩证否定即扬弃的方法，区分和鉴别中国封建社会各种文化思想的两重性。文化的复杂性在于它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仅存在于文化领域，也存在于每一种文化形态的内部，都既承接着过去也通达着未来。“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尊重历史不是要“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沈宗骞《芥舟学画编》）。四是要有世界的眼光，区分和鉴别中国封建社会形成的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不同时期的历史影响和地位。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它的历史价值的分析不仅要根据中国经济政治的发展，而且要与世界文化发展相比较。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不仅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而且也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为一种世界的文学”。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的某些“片面性和局限性”只有在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中才能比较充分地显露出来，因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也只有在充分借鉴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过程中才能实现。

二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萃取的精华，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取舍中的继承，体现了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其中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和突出的和平性，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但是这种文化的原始形态，形成于一定的历史环境、问题意识和话语体系中，带着旧时的思想逻辑和表达方式，因此，“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好取舍与继承矛盾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处理好继承和创新这对矛盾关系，“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有着深刻因果联系的递进关系，离开了创造性转化，难以有创新性发展，推陈才能出新，推陈的本质就是创造性转化。在思想史上，只有通过创造性转化，才能实现螺旋式上升的发展。

一般而论，创造性转化是指对一种思想文化体系进行内容和形式上的调整、改造、重塑，使之转化提升为具有新思想内涵的话语体系，以适合时代发展和实践发展的需要。从创造性转化至创新性发展，是一切文化发展的规律性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中国传统文化二千多年的发展，历经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汉学等不同的学术发展时期，这种递进中的演化，都内在地蕴含着创造性转化，其中尤推宋明理学。

东汉末年，佛教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思想悄然传入，至魏晋南北朝已渐成气候，形成儒、道、释三家互相消长又连横并存的局面，使儒家自西汉以来“独尊”的地位趋于式微，以致韩愈作《原道》，发道统断裂之感叹。究其原因，诚如陈寅恪所言：“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理学虽然是儒学的传承，但是由于融入了佛学（特别是禅宗）和道家的思想，补充、丰富、提升了儒学的形而上性质，使之有了新的面目，这是它得以成功回应佛老挑战而使儒学重新占据正统地位的重要原因。从程朱理学发展到陆王心学，是对传统儒学创造性转化的进一步推动，体现了中国哲学应对逐渐加深的社会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的智慧，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走势。陈寅恪高度评价宋明理学：“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

西方文化的发展也是在创造性转化中进行，从古希腊罗马文化到中世纪文化，再到近现代文化，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思想文化也在批判性反思中不断推陈出新，其中最具革命性的变革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中孕育形成的资本主义文化精神，在十九世纪欧洲日益深化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中显露出其固有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应运而生，这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为它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在创立这个新学说的过程中，“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百年奋斗历程，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总是以思想文化上的觉醒和觉悟，来把握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引领事业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沃土上的中国化时代化，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机统一，毛泽东思想是第一大历史性成果。其中，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形成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不久，在如何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就出现了教条主义。为此，恩格斯特别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中国革命是在一个东方农业大国展开，没有先例可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左”倾教条主义曾经一度占据了统治地位，带来了严重危害。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了在全党确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对《汉书》中的“实事求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一解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深刻精辟而又通俗生动的表述，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典范。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继续深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历史任务，就是“把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得出的重要结论，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但同时他们还强调指出，每个国家和民族由于历史文化的不同，将会形成走向未来社会的不同具体道路。马克思生前曾经预言，中国革命将会产生“中国社会主义”，而“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

李大钊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在阐明社会主义是未来中国的必然选择的同时，初步论证了中国搞社会主义的独特性。他指出，社会主义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殊性结合的一种制度（共性是普遍性，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时，必与英、德、俄……有异”。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苏为鉴、走自己发展道路，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直到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结论”，其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这 “两个结合”是有机的统一，第一个结合内在地包含了第二个结合，因为中国具体实际主要就是指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第二个结合是第一个结合的基本所在，因为经济、政治的思想精髓都集中在文化中。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已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踫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在这些“承继下来的条件”中，文化具有特殊的地位，积淀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活旨趣、精神品格、价值追求、故土情怀和社会理想，形成了一种历史的“集体记忆”，是这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思想动因和精神动力。在世界文明发源地中，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不是最早，但却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文明的文化标识和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就是因为它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习近平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

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

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又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认识深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创新。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及教训表明，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三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首先，在意识形态上，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是来源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观上实现高度契合的新的思想结合体。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深层次注入马克思主义，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

这个新的思想结合，以其新的文化生命张力打开创新空间，有力地作用于当代中国的道路、理论和制度，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顺应历史发展的政治文明思想和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创造性转化地融入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指导理念，在超越时空的“深刻关联”中带来了又一次思想解放；让我们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能够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对“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自觉认识和坚定信念。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它集中体现在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发展道路正确性的确认和坚持上，因为道路问题从来就是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根本性问题。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历史的主题，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又一次摆在了中华民族面前。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重新确立，就是在探索、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它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强有力地巩固了中华民族文化上的坚定自我，筑牢了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使中国共产党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

其次，在历史形态上，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具有中华文明深厚底蕴的中国式现代化成果。世界现代化的历程始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这些西方国家率先走出了一条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虽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并不意味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模式和标准。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是由其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条件、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国情不同，现代化途径也会不同。

鸦片战争的爆发，打破了清王朝长期坚守的闭关自守局面。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使中国被动地卷入了世界现代化大大潮。在制度腐败的旧中国，中国现代化的步履艰难而缓慢。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它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例如工业革命、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世俗文化、城市化建设等；另一方面，它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五个基本特征。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而且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是将现代化与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对独立自主的发展信念结合在一起，二是将现代化与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对小康-大同的社会理想结合在一起，三是将现代化与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对和谐中国与世界和平的价值追求结合在一起。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一种新的以民族复兴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

最后，在社会形态上，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具有中华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是文化的进步状态，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又产生了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认识人类文明的发展，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多种诠释理论，从意识形态上看，有西方自由主义的看法和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之分。

在西方自由主义看来，欧洲文明发展史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正道。从古希腊时代以来，欧洲就逐步形成了民主、自由、个人主义传统，而东方世界则延续了古代的王权制度的专制主义传统。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开启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塑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道路，引领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欧洲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中心地位。在这种“欧洲中心论”即“欧洲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中，现代化即是西方化，欧洲既是世界历史文明的源头，也必是其归宿。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一概否定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一定时期有一定中心的看法。从历史上看，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世界各个国家或民族之间会有快一些与慢一些、水平高一些与低一些之分，发展快一些和水平高一些的国家或民族会形成一定的引领地位而成为“中心”，马克思恩格斯不否认这种历史事实的存在。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就肯定过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但是，他们历来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在他们看来，决定文明进程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是动态的、不平衡的，因而任何“中心”都是历史形成的，也必然会随历史演进而变化。“世界贸易中心在古代是推罗、迦太基和亚历山大里亚，在中世纪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在现在以前曾经是伦敦和利物浦，而现在则是纽约和圣弗朗西斯科、圣胡安-德尼加拉瓜和莱昂、查格雷斯和巴拿马。世界交通枢纽在中世纪是意大利，在近代是英国，而目前则是北美半岛南半部。”文明的形式是多样的，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有在历史中形成的特色和优势，形式多样的文明在世界历史潮流中的发展态势是此起彼伏、相互依存和相互借鉴的，没有什么绝对不变的东西。作为历史的产物，资本主义的存在也是暂时而非永恒的，它没有也不可能终结人类文明的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思想中，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从属于共产主义文明形态，具有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性质。列宁在领导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独特的历史地位，指出：“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每个人的劳动量分配产品。”又说：“我们在剥夺了地主和资本家以后，只获得了建立社会主义那些最初级形式的可能，但是这里还丝毫没有共产主义的东西。拿我国目前的经济来看，我们就能看出，这里社会主义的幼芽还很嫩弱，旧的经济形式还占很大的统治地位”。

列宁的这些看法，实际上确认了社会主义社会具有相对独立的文明形态的意义，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他领导俄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提出很多重要的看法。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建设。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项事业的进程最终随着苏联解体而中断。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模式僵化了。”

苏东剧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地继续着建设社会主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事业，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主题是民族复兴，历史基础是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方位是社会主义，三者有机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在21世纪的兴起，引起了一些西方人的质疑和指责，其重要原因，正如习近平深刻指出的：“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

历史的真实是：与西方不同，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了具有基本文化共识的大一统的国家共同体，虽有改朝换代，但家国结构稳定持续，保证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虽然形成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历史中，但是它的根脉是在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这并不是说中国在古代就有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及实践。严格地讲，科学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中揭示的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实现条件。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根脉于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一是指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高度契合的思想因素，例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等等，是中国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深厚文化土壤；二是指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积累着认识和处理家事、国事、天下事的丰富经验和智慧，例如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等，是中国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鲜明文化标识；三是指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渗透着看待世界和历史的辩证思维，例如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等等，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能够行稳致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能够充满活力的独特文化源泉。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中华文明的坚韧就在于自强不息。正是这种坚韧，使中华文明具有将民族性与现代性相结合的内在可能性。“两个结合”将这种内在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在由此产生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走自己道路的必然性；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