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立春: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行动逻辑及前景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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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拜登政府   意识形态   中美关系  

石立春  

 

内容提要:拜登政府执政以来“萧规曹随”,沿袭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愿景与目标,对华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斗争不断加剧,其战略意图仍是遏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霸权。拜登政府重拾对华意识形态攻击的政治战理念,奉行联盟战略、善用涉华热点敏感议题炒作的攻击战术,精心打造了以民主价值观统领对华全领域的战略竞争格局,对中美关系乃至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深远影响。拜登政府发起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有着自身的优劣势,未来走势充满不确定因素,对此,我们既不能低估其能力与已经取得的效果,又要密切关注其客观困难与主观意愿的上下波动,采取措施有效应对。

关键词:拜登政府;意识形态;战略攻势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萧规曹随”,沿袭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愿景与目标,将“中国是美国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近乎全面的敌对威胁和竞争对手”定位为中美关系的最基本性质及其对华政策的唯一重心,进一步强化对华竞争的联盟战略,以“民主国家联盟构想”兼顾地缘战略竞争与区域治理议题,发起对华意识形态的新攻势。2022年10月12日,拜登政府在中国共产党“二十大”召开前夕,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全面谋划了“竞赢”中国的系统性工程,明确强调未来十年是“取胜关键”,与“二十大”报告中“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形成鲜明对比。拜登政府以民主价值观为统领的对华新攻势,将进一步加剧中美战略竞争,干扰中国发展进程,增加地区安全风险,势必引发中国的自我变革调适与强力反制。深度剖析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战略缘起、行动逻辑、未来走势,对于研判中美关系走向,探究应对方略,防范“颜色革命”,实现民族复兴具有战略性和现实性意义。

一、文献回顾

拜登上台以来的新一轮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深度契合美国推行价值观外交,大搞“民主促进”的历史传统与政治偏好,引发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国际问题研究等多个领域专家学者以及相关智库机构的关注与思考。

第一,在追溯历史渊源,尤其是与特朗普政府的对比中,审视拜登政府的新一轮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相对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理念和单边主义执念,拜登政府上台后调整外交政策,升级“印太战略”,更加强调盟友、伙伴等小集团网络,更加注重在外交、经济、军事乃至地区治理议题上多管齐下,对华展开全方位战略竞争,竭力在太平洋岛屿地区打造完善“蓝色太平洋伙伴”,实现对中国的强力制衡。这是美国对华意识形态遏制战略的当代表现,深度契合了美国意识形态层面根深蒂固的霸权思维、政治层面两种制度较量的定位、经济层面资本利益的驱动,呈现出“长博弈”遏制计划、全方位遏制手段、孤立主义遏制思维、“全政府”遏制方式等主要特点。

第二,从战略、战术层面系统考察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从战略上来看,在拜登政府眼中,美国面临的最重要战略问题是能否和世界上其他“民主国家”共同维持一个以“自由民主价值观”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或者世界是否会滑向一种由“威权主义”主导的国际秩序,因此,拜登政府将美国民主体制视为重振对华长期优势的根本所在,强调必须发挥这种优势才能增加战胜中国的机会。当前,拜登政府以民主价值观统领对华全领域竞争,精心谋篇布局,各手段之间协调性强,基本形成了“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局面。从战术上来看,美国协调欧盟、日本等盟伴持续强化“大西洋价值观联盟”,已经达成对华发动意识形态攻势的政策协调共识,在人权、价值观议题上借新疆、香港等具体问题,协调立场、对华施压,将成为常态。在此,意识形态既是目标又是手段,具有极强的工具性价值。

第三,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前景研判。一种观点强调,虽然中国在很多问题上表现强势,但并没有彻底改变两国间“竞争性相互依存”的本质,美国政界近年来过于关注和夸大了中国的优势,陷入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R. Schlesinger)所说的“巨人恐惧症”,同时,作为一个军事大国,中国没有能力在“不摧毁自己的情况下摧毁美国”,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很难上升到对美国价值观构成生存威胁的程度,有关中国对美国意识形态方面的威胁也被夸大,事实上,中国政府对输出其治理体系兴趣不大,无证据表明中国人在强迫或积极劝说各国效仿他们的经验,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将趋于缓和。持相反立场、观点的专家认为,中美关系合作的基础和前景正在迅速消失,美国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真正改变中国,也不可能改变中国“谋取地区优势”和“主导亚洲秩序”的意图,因此,拜登政府将会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前景并非简单的走向缓和或者强硬。拜登政府将在谋求实现价值观外交与追求商业利益、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防范中国”和“与中国合作”、正常贸易与高科技限制、战略与战术等多维平衡中,与中国形成新的竞争性共存关系。对此,中国应高度重视美国联盟体系不断加强、日益将主要矛头对准中国的现实,妥善应对美国联盟外交战略带来的各项挑战,防止出现“反华联盟”或者国际体系再次陷入阵营对抗与集团冲突。

国内外学者、智库机构围绕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意识形态输出,从不同学科、多个视角进行考察,拓展了研究视野,积累了丰富资料,在研究路径上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不过,单从对华意识形态攻势问题上来看,学术界对该问题的专注度不够,更加倾向关注拜登政府对华的经济、科技、军事、安全政策,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隐性”攻势,往往是将其置于“印太战略”的其中一维,致使成果较为分散,对涉疆、涉港、涉藏、涉台等议题的分析,缺乏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统领,对变化规律、未来走势研判不足。对此,要进一步提高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问题研究的关注度,将其拔高至中美战略竞争的层面予以考察。结合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共存”态势,从政治战理念、联盟战略、热点敏感议题炒作等维度,系统考察新一轮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行动逻辑、优劣条件,洞悉新一轮攻势的烈度与深度,研判变化规律、未来走势以及中国的战略应对。

二、拜登政府对华的新一波意识形态攻势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沿袭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愿景与目标,发起对华新一波意识形态攻势,是美国对华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斗争不断加剧的客观产物,其战略意图仍是遏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霸权。

(一)拜登政府对华的意识形态攻势日益激烈

相对于特朗普政府时期更多关注国内事务、对外奉行“孤立主义”外交原则,拜登政府更加关注国际事务,提出“民主国家联盟构想”,召开“全球民主峰会”,在跨大西洋和印太等地区打造“民主联盟”,对外“民主输出”、推行“颜色革命”的战略主动性不断增强,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日益激烈。

拜登政府转变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实施的高度排外的“美国优先”战略以及对华竞争的“全面脱钩”手法,不过,在对华竞争的战略主线上,沿袭了特朗普政府2018年2月批准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强调的“打击中国的战略方针”,继续将中国定位为在印太地区乃至全球最主要的战略挑战,“美国唯一的全面性的敌手和竞争者”。2022年3月28日,美国国防部在提交国会的2022年《国防战略》(NDS)中,将中国明确定位为“最重要的战略对手和国防部日益紧迫的挑战”,强调美国必须“优先考虑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挑战,然后才是俄罗斯在欧洲的挑战”。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时期更加侧重于经济、科技领域的对华战略竞争,拜登政府的对华方略极力渲染中美两国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对立,将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定位为“自由民主世界”与“敌对威权大国”之间的斗争。2021年3月4日,拜登政府发布了《更新美国优势:临时国家安全指南》,以十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审视中俄战略挑战,聚焦印太、欧洲、西半球地区。这是拜登政府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讨论中美关系:“‘自由民主世界’在内部遭遇腐败、不平等、社会极化等问题,在外部面临敌对威权大国的挑战……以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等综合实力衡量,中国是唯一可能对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持续挑战的国家”。2022年10月13日,沙利文(Jake Sullivan)就《拜登—哈里斯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发表讲话,专门谈到:“中国正在国内外推动一种非自由主义愿景,自信地在经济、政治、安全和技术领域与西方竞争。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意重塑国际秩序,能力又在不断增强的竞争者。”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重心并非“备战”,而是以布林肯(Antony Blinken)外交政策演讲的“3C理论”——“在应该竞争时竞争,能够合作时合作,必须对抗时对抗”为基调,“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拜登政府不断强调中国的战略威胁,“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只有中国同时具备在全球范围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意愿与能力,中国的挑战将会长期存在”,但是转变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全面对抗”方式,更加注重竞争、合作与对抗手段的平衡,其目的仍是试图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让中国接受西方的价值观,遏制中国的崛起步伐。2023年5月,七国集团广岛峰会再次强调:“七国集团没有与中国脱钩,也没有向内靠拢。与此同时,七国集团领导人认识到有必要回应人们关切,捍卫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示关切,呼吁中国不要进行干涉活动或破坏我们民主制度的完整性”。

(二)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动因

拜登政府发起新一波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深度契合其对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对全球民主衰退、美国国内民主困境的价值认知,以及拜登本人及其执政团队、民主党人的外交政策理念。

第一,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战略主动性不断增强,是美国对中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和“21世纪最大地缘政治考验”战略定位,将中美竞争建构为“自由民主价值观”与“威权主义”相博弈的客观结果。

拜登政府以民主价值观为统领,强调对内修复美国及其盟友的民主宪政体制,对外大搞“民主输出”,推行“颜色革命”,以求不断调整改善“民主国家”的政治文化和治理效能。2021年3月25日,拜登召开入主白宫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在发言中明确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全球意识形态的竞斗,“这是21世纪民主的功用与专制之间的战斗。我们必须证明民主管用”。4月29日,拜登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美国的生存取决于向中国证明民主能够胜过专制。”2023年7月14日,拜登在纪念“被奴役国家周”讲话中,再次以“自由”与“专制”的对立话语评判中美关系:“反对压迫的斗争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结束。专制势力继续卷土重来。在中国和其他地方,我们看到了对法治、民主、人权,甚至对真相本身的再熟悉不过的蔑视”“美国自豪地与所有为自由而战的人站在一起”。

第二,对华发起意识形态攻势,推行“颜色革命”,深度契合了拜登政府对全球民主衰退、美国国内民主困境的价值认知,以及拜登本人及其执政团队、民主党人的外交政策理念。

《经济学人》在《2021年全球民主指数报告》中,强调“全球民主指数”处于1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世界民主状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衰退,对此,拜登深表认同,“在过去10年里,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超过半数的民主国家至少在民主方面经历了衰退”“当我们在2021年12月聚集这里时,世界上太多地方的情况是,民主的最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民主在某些方面已经连续衰落15年”。但是,面对全球民主衰退、国内民主困境,拜登及其执政团队的应对措施并没有放在西式自由民主制度上,而是指向中俄等“威权主义”的挑战,“民主衰退趋势面临的全球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需要共同面对:来自独裁者的外部压力,他们寻求提高自身的实力,在世界各地输出和扩大其影响力,并证明其压制性政策和做法是应对当今挑战的更有效方式”。由此,拜登政府将解决全球民主衰退、国内民主困境的现实诉求,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对立相衔接,建构出一套对华意识形态进攻的话语表达与行动框架。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战略主动性增强,与民主党人热衷面向全球“民主输出”,擅于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选举中推波助澜,谋划“颜色革命”以及拜登的个人因素有关。“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台湾“太阳花运动”、香港“占中运动”,均发生于民主党执政时期。美国副总统、民主党人哈里斯(Kamala Harris)在第一届“全球民主峰会”的讲话中,着重强调:“民主目前受到威胁,而且15年来一直在下降。”美国前众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Nancy Pelosi)关于“香港修例风波”的不当言论,及其执意窜访台湾,也能看出民主党对全球“民主输出”的执念。拜登本人担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或资深成员长达12年,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实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也热衷于大搞“颜色革命”。美国出兵伊拉克和阿富汗时,他为之大开“绿灯”;担任奥巴马政府副总统时便以美官方代表的身份,亲自策划指挥了2013年“乌克兰危机”。2021年1月23日,拜登上任三天之后,美国便策划参与了俄罗斯的全国性抗议游行活动;2021年12月,他在“全球民主峰会”提出“即将到来的(捍卫民主)行动年”,2022年1月,哈萨克斯坦便爆发未遂的“颜色革命”。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的干涉力度不断强化,“面对世界和平稳定、民主价值观、自由本身遭遇的威胁,我们做了我们一贯做的事情:美国挺身而出。北约加紧了行动。我们在欧洲、亚太地区以及印太地区的合作伙伴都挺身而出。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加紧了行动”。

三、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行动逻辑

拜登政府重拾对华意识形态攻击的政治战理念,奉行联盟战略,善用涉华热点敏感议题炒作的攻击战术,精心打造了以民主价值观统领对华全领域的战略竞争格局。

(一)重拾对华意识形态攻击的政治战理念

拜登政府新一轮对华意识形态攻势中,十分注重舆论话语建构,在核心话语与话语框架上呈现为:以“历史终结论”否定中国,“中国威胁论”抹黑中国,“中国崩溃论”唱衰中国,“中国责任论”捧杀中国等。

第一,以“历史终结论”否定中国。拜登政府鼓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的至高地位,“民主——透明、负责任的民有、民享、民治政府——仍然是实现持久和平、繁荣和人类尊严的最佳途径”,从意识形态上宣扬西方自由民主对决社会主义的绝对胜利与历史终结,将中美关系建构为“民主价值观与威权主义”的对立,谋求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文化,在国际上持续削弱中国话语权,抹黑玷污中国国家形象,以“确保太平洋两岸的和平,捍卫我们共同的价值观,促进我们的繁荣”。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将中国早期抗击疫情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与“中国体制阻碍”相衔接;面对中国抗击疫情取得的巨大成功,他又改称:“有两个例子,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新加坡,它们通过威权主义的方法成功地控制住了这场危机。”

第二,以“中国威胁论”抹黑中国。拜登政府继续秉承“中国威胁论”的对华舆论主调,以中美关系非友即敌的二元对立话语,视中国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从经济、科技、国际安全、意识形态等领域,全方位攻击污蔑中国。拜登及其执政团队的核心成员,比如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等都是“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2023年4月27日,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就“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地位”发表讲话,再次渲染中俄两国的巨大威胁:“中国继续大规模补贴钢铁等传统工业部门,清洁能源、数字基础设施和先进生物技术等未来关键产业。美国不仅失去了制造业,还削弱了决定未来关键技术上的竞争力。经济一体化并没有阻止中国在该地区扩张其军事野心,也没有阻止俄罗斯入侵其民主邻国。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变得更负责任或更合作。”面对中国在高新科技领域的迅猛发展态势,拜登政府将意识形态问题与科技问题相糅合,推行“小院高墙”战略,将一般性技术问题政治化,反复动用“长臂管辖”策略,对华为、TikTok、中兴、海能达等中方企业强力打压,寻求制裁。此外,近年来美国社会带有浓厚种族主义倾向的“黄祸论”也在不断抬头。

第三,以“中国崩溃论”唱衰中国。拜登政府谋求通过军事施压、经济遏制、技术围堵、互联网平台的“颜色革命”等手段,阻止中国崛起、甚至促使中国崩溃。拜登上台以来,美国主流社会“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媒体不厌其烦、“花样翻新”地从体制、经济、生活环境等维度炮制“中国崩溃论”的陈词滥调,以当初对战苏联的手法,大打“舆论战”“认知战”。2001年发表《中国即将崩溃》的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Gordon Chang),近年来频频鼓吹“中国崩溃”:2021年7月8日,他在《国会山报》发表署名文章,预测“中国会成为下一个进入阿富汗坟墓的帝国”。南加州大学林丹(Daniel Lynch)、布鲁金斯学会葛艺豪(Arthur R Kroeber)、素有“美国最有影响力中国问题专家”之称的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等专家学者,长期考察中国的人口、两岸关系、金融政策、政治体制与司法改革等问题,多次预测中国崛起的悲观前景,持续唱衰中国。

第四,以“中国责任论”捧杀中国。拜登政府承继以往美国历任总统的“中国责任论”话语表达,表面承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要求中国承担“额外责任”,比如,以中国近年来发展耗费世界大量资源的话语逻辑,要求中国在气候、环境等议题上承担额外责任。拜登上任的第一天便签署法令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继而在全球范围借助气候、碳排放等问题对华施压,比如,强调中国要对“一带一路”项目实施中的污染现象及碳排放承担责任,采取金融手段制裁沿线国家的化石能源产业投资项目等。2021年11月3日,拜登在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26)期间,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中国“不尽责”“不努力”;会议中,美国等西方国家多次谈及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问题,美国《每日野兽》新闻网站撰文专门批判“中国正在破坏COP26会议上的重大气候承诺”。2023年5月,七国集团广岛峰会发表领导人公报再次呼吁:“中国在《巴黎气候协定》和《昆明—蒙特利尔协定》框架下,就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危机、自然资源保护等领域,包括在国际论坛上与我们合作,解决脆弱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和融资需求、全球健康和宏观经济稳定问题。”

(二)奉行对华意识形态攻击的联盟战略

拜登政府刚上任便提出“重建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的口号,继续奉行以实力为原则的战略思想,强调对华战略竞争关系,但同时,又谋求国际竞争效益最大化,不过多地增加对外资源投入,由此,采取了推行价值观外交、动员国际意识形态联盟的方式,协调多维力量对华全面攻击,以求形成“反华大合唱”的全球政治效应。

第一,“印太战略”下的“二三四五”联盟伙伴矩阵。当前,“印太战略”是拜登政府强化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打造国际联盟的重要抓手。

2021年以来,拜登政府着重从联盟关系、前沿外交、经济角逐、军事威慑等维度,大力推进“印太战略”。2022年2月11日,拜登政府发布《印太战略报告》,系统阐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要利益、战略意图及行动方案,再次突出中国的战略威胁:“中国正在整合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在印太地区谋求势力范围,寻求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大国。”在报告中,拜登政府持续鼓吹美国民主价值观,将推行自由民主、保障人权等作为干预主导地区事务的主要政策抓手,以维护印太地区自由民主、抵制外来干涉胁迫之名,行打压中国、维护美国全球利益之实。2022年6月1日,布林肯在讲话中再次批判中国寻求的秩序是“不自由的”,美国追求的则是“不完美但自由的秩序”(Imperfect But Liberal Order),竭力将中国描述为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与“挑战地区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强调要在印太地区维护和推行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

为打造印太地区反华的国际意识形态同盟,拜登政府十分注重盟伴关系的重建与修复,“当民主国家站在一起时,我们会加强和扩大彼此的努力,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民主国家挺身而出,不仅为我们自己的人民,而且为全世界,共同领导和解决问题”。拜登政府在印太地区的反华意识形态同盟,既包括以往军事同盟、对话沟通机制的修复与升级,又涵盖新型伙伴关系的构建与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传统双边军事联盟,主要涉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对此,拜登政府动作频繁,意在修复地区的联盟关系;拜登政府十分重视、组建了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升级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充分发挥美英加澳新“五眼联盟”(FVEY)的情报收集与共享功能,进一步加强了与东盟各国的伙伴关系,强调“赞成东盟的中心地位”。韩国对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反应积极,尹锡悦政府紧跟出台了韩国版“印太战略”,“该战略提出了一种综合的方法,表明了尹总统和国民对维护法治和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承诺”,同时,韩国还主动担任了第三届“全球民主峰会”的东道国。2023年5月,七国集团广岛峰会期间,拜登与岸田文雄(Fumio Kishida)着重强调“美日联盟是印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础”,与澳总理艾博年(Anthony Albanese)共同发表《澳美领导人联合声明——我们时代的联盟》,持续宣扬“以民主、法治、保护促进人权的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美澳同盟。

第二,“反华大合唱”效应的全球政治期待。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联盟战略,在印太地区选择所谓的“民主国家”,打造俱乐部形态的“小多边集团”,目的在于能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反华大合唱”的政治效应,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

一方面,奉行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联盟战略,有助于进一步协调盟伴、涉华利益相关方的立场,从而在争取“统一声音”中强化对华重大举措的“国际统战”,不断弱化乃至于切断盟伴与中国的战略联系。当前,拜登政府正是在持续渲染中国“意识形态输出”“战狼外交”等概念中,以民主价值观为统领,巩固传统联盟,拉拢相关国家与地区,在地缘政治上形塑对华的合围态势:2021年5月,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高调举办“2021哥本哈根民主峰会”,猛烈批判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在峰会上呼吁全球“民主伙伴”加强合作,大谈威权国家势力扩张给民主价值带来的威胁,“港独”组织“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等人出席;英国前首相约翰逊早在2020年5月便提出组建“民主十国联盟”(D-10),共同应对中国的威胁挑战,与拜登提出的“民主国家联盟”构想不谋而合。2021年1月,七国集团会议期间,约翰逊再次提出讨论组建“民主十国联盟”问题;韩国积极响应美国“印太战略”,主动担任第三届“全球民主峰会”东道国等。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以民主价值观为抓手,在印太地区展开密集外交攻势,致使近年来中欧、中英、中日关系相继出现波折,其“印太经济框架”的战略实施,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更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涉及台湾、南海问题的频频干涉,进一步恶化了地区安全局势,乃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周边战略环境。2021年9月16日,继欧洲议会大比数通过《新欧中战略报告》后,标志欧盟官方整体性“印太战略”的《欧盟印太合作战略》发布,10月21日,欧洲议会通过《欧盟—台湾政治与合作关系》报告,将台湾纳入欧盟的“印太战略”,鼓吹提升欧台关系,这是欧盟进一步强化对华价值观外交的重要表现。2023年7月13日,德国根植于欧盟对华政策以“政硬经软”的姿态,出台史上首份“中国战略”,在政治方略上基本沿袭了德国《国家安全战略》措辞,在一些触及中方底线问题上甚至比2023年“北约维尔纽斯峰会”《联合声明》更加激进。这些都可以视为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联盟战略实施的“蝴蝶效应”。

(三)涉华热点敏感议题操作煽动的攻击战术

拜登政府协调盟伴立场,持续强化“大西洋价值观联盟”,基于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和西方霸权主义逻辑,以人权、价值观为旗号,围绕涉华热点敏感议题煽动炒作,多点强化对华的意识形态攻势。

第一,大搞“人权外交”,炒作煽动涉疆、涉港、涉藏议题。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以维护保障人权、自由民主价值观、国际安全、同盟外交等为旗号,围绕中国新疆、香港、西藏等地区,反复炒作人权、民主、少数族裔和信仰自由等议题,频频干涉中国内政,对华施压。

拜登政府将国内治理的劳工政策与对华意识形态竞争的“人权问题”相耦合,以不断增强的对华“人权攻势”,谋求获取更大的政治红利。在新疆问题上,拜登政府不顾中国人权保护的事实,强调“解决强迫劳动问题一直是本届政府的优先事项”,将新疆产品定位为“强迫劳动”的产物;2021年12月23日,拜登签署《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UFLPA,又称“涉疆法案”),禁止从中国新疆进口产品,发布“新疆供应链企业警告”,胁迫涉及农业、手机、棉花制品、能源矿产等多个产业的美国企业退出新疆。欧盟、英国、加拿大等“盟伴”也纷纷跟进,以“严重人权虐待”为由发动对华制裁。2021年6月13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再次要求中国在新疆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在香港问题上,拜登政府联合欧盟、英国、加拿大等,反复炒作自由、民主、人权议题,动作频繁:2021年3月12日,针对全国人大关于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举措,“七国集团”外长与欧盟高级代表认为此举将“削弱香港的民主成分”,表示严重关切;5月27日,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对此,布林肯再度发表声明:“美国与我们的盟国和伙伴一致发出强烈的呼声,要求实现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对香港人民承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2023年7月,拜登公然扬言“香港的局势,包括中国最近采取的从根本上破坏香港自治的行动,继续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非同寻常的威胁”,将延长所谓的“针对香港局势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一年。在所谓“西藏人权问题”上,拜登政府也是极力炒作,2023年5月,七国集团广岛峰会联合声明中继续妄谈:“我们将继续表达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切,包括对西藏和新疆强迫劳动问题的严重关切。”2023年5月,美国发布《2022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在“中国(包括香港、澳门、西藏和新疆)”专栏中,再度以“种族灭绝”“打压宗教”之名,在涉疆、港、藏等地区问题上谋求制华遏华。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积极利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平台纠集盟伴共同对华施压,比如,2023年3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2届会议期间,美国便以“人权问题”为由纠集多国持续抹黑诬蔑中国。

第二,刻意突出台湾、南海议题的意识形态色彩。拜登政府以自由民主、维护人权为旗号,将不同性质的台湾、南海议题混淆捆绑,公开干涉中国内政,致使这些议题的意识形态色彩日益浓厚。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拜登政府沿袭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系统性意识形态攻击与宣扬台湾“民主成就”并行的策略,以“一法三报六保证”持续虚化美方的“一个中国”政策,纠集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盟伴联合行动,将支持乌克兰抗俄与支持“台湾民主”混为一谈,不断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致使美国在台湾议题上的对华“新冷战”意识形态倾向不断强化。拜登政府一再宣扬捍卫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大肆宣扬“中俄轴心论”,打造围堵中国的“热爱自由的国家的全球联盟”,反复炒作“台湾民主”受到大陆威胁,积极拉动台湾当局投入美国主导构建的全球“价值观联盟”与“高科技联盟”阵营。拜登政府在指责中国“威权主义”“专制政权”“侵犯人权”的同时,高度评价台湾的所谓“民主成就”,认为台湾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民主国家”和重要的安全与经济伙伴,在国际社会上是一股“向善的力量”。2021年12月,拜登政府要求台湾参加“全球民主峰会”,再次强调:“台湾是一个领先的民主国家……可以为实现此次峰会在国内外反对独裁主义、反腐败和促进对人权的尊重等方面做出有意义的承诺。”2021年“全球民主峰会”期间,台湾参加了由政府和其他伙伴组成的“焦点小组”工作,并在两次民主峰会期间继续制定计划、寻求增强“民主韧性”。2023年“全球民主峰会”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他们(台湾)再次受到邀请,这符合我们的非官方关系和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这个政策没有改变,仍然以《与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六项保证》为指导。台湾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方式与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是一致的,这一政策没有改变,基本上将反映我们在2021年采取的做法。”

拜登政府的南海政策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叙事”,将“自由开放印太”与“南海问题”相衔接,利用自身国际话语优势,以意识形态语言制造话语对立,持续抹黑中国的南海形象,不断增加中国在南海的行动成本,为介入南海事务寻求合法性,打造在黄海、东海、南海、台海、印度洋等多点位的安全联动态势,持续强化自身联合盟伴遏制中国的能力。拜登政府不断渲染中国在南海的“军事专制”,声称“南海地区是基于规则的海上秩序受到最大威胁的地区,而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胁迫威胁了这条海上通道的自由”;重提2016年“国际法庭南海仲裁案”,宣称中国的南海政策是“主张非法、行为非法”,攻击中国2021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渲染炒作中国与南海沿岸国家的冲突,以及所谓的“海上民兵”问题等。2023年5月,美澳领导人联合声明再次强调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权利”,“强烈反对在南中国海采取破坏稳定的行动,例如在有争议的岛礁上进行军事化,危险地使用海警船和海上民兵,以及破坏其他国家海上资源开发的努力。对中国违反国际法的过度海洋主张和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单方面行动表示关切。”拜登政府的一系列举措,旨在将中国在南海形塑为“规则破坏者”,相对应,美国是“航行自由”的“秩序维护者”,南海其他声索国是“受胁迫者”,“同盟—伙伴关系”网络的民主国家是“自由、开放”的“捍卫者”。

第三,全球抗疫的政治化。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奉行阴谋论、在病毒溯源、追责中国等议题上的“政治化”做法,同时将疫情防控与价值观外交相结合,谋求不断提高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与政治领导力。

一方面,拜登政府继续以阴谋论在疫情起源、抗疫模式等方面肆意污蔑中国,“关于这次疫情的关键信息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从一开始,中国的政府官员就一直致力于阻止国际调查者和全球公共健康共同体成员进行评估”。2021年2月,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世卫组织考察组明确表示实验室事故引发病毒泄露、病原体从中国一家机构泄露出去是“极不可能”的,对此,拜登政府表示不能接受,沙利文随即发表声明强调美国“对世卫组织如何得出这一结论存在疑问”。2021年5月26日,拜登要求美情报机构在90天内提供“对新冠病毒起源的最新分析,包括它是源自人类接触了受感染的动物,还是源自一起实验室事故”,这一要求带有明确的对华指向性,但是,经过三个月时间的调查,美国多数机构得出“中国官员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并不知情”的结论,致使拜登政府假借病毒溯源污名化中国的计划破产。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更加强调价值观念与长远利益,将全球抗疫战略化为中美意识形态影响力的竞争,以重塑美国软实力、全球领导力,同时也向全世界昭示:“世界主要民主国家携手协力,民主制依然是最有效的政府形态”。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全球公共卫生(抗疫)成为美国对外援助的重点领域之一,2021年6月10日,在英国康沃尔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拜登强调,要将全球抗疫视为与中国意识形态影响力的竞争,宣布准备采购5亿新冠疫苗捐献给92个低收入和较低收入的国家和非盟;6月11日,拜登与英国前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倡导,七国集团与“嘉宾国”澳大利亚共同宣布向发展中国家免费提供10亿新冠疫苗。拜登本人高度评价了美国在全球抗疫中的巨大贡献,“为我们在过去几个月里共同完成的工作以及我们为全世界接种疫苗所做出的承诺感到无比自豪”,同时多次指责中俄两国的“疫苗外交”,这种将全球抗疫政治化的做法,深度契合了“拜登主义”的价值要义:“我们必须保证民主政体——从我们自己的民主政体开始——能够提供我们时代诸关键挑战的解决办法”。

四、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前景研判

拜登政府推行价值观外交,构建民主联盟,对华发起新一波意识形态攻势,对中美关系乃至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深远影响。拜登政府发起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有着自身的优劣势,未来走势中也充满着各种不确定因素,对此,我们既不能低估其能力与已经取得的效果,又要密切关注其客观困难与主观意愿的上下波动,采取措施有效应对。

(一)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优劣势

拜登政府对华新一波意识形态攻势,受到国内治理、盟伴关系、中国反向塑造行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优劣势明显。

第一,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有利条件。当前,美国仍然是世界上GDP第一的国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长期位居西方世界的霸主地位,全球政治领导力略显衰颓但仍然存在,全球话语权优势明显。拜登政府推行的价值观外交历史悠久,热衷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大吸引力,再加上部分国家与中国存在利益纠葛,或者担心中国全球影响力上升,因此,拜登政府对华攻势引发了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近年来,欧盟对华推行价值观外交,以自由民主、人权为由反复炒作涉港、台、疆、藏、南海议题,跨大西洋联盟共有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已经成为欧美协调对华关系的一面大旗。2023年7月,“北约维尔纽斯峰会”发表《联合声明》,连篇累牍、老调重弹,以浓厚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肆意歪曲中方立场和政策,刻意抹黑中国,声称中国的政策严重挑战着北约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是对“欧洲—大西洋安全”的系统性挑战。此外,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也是积极响应。从操作层面来说,拜登政府在印太地区选取所谓的“民主国家”,以俱乐部形态的“小多边集团”展开对华行动,方便、快捷、高效、可操作性强、成本较低。

第二,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面临的挑战。拜登政府推行价值观外交、对华发起意识形态攻势,除去中国应对挑战的反向塑造能力因素,还要处理好奉行自由民主理念的理想主义与注重现实利益的实用主义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拜登政府对华价值观外交难以实现与本国现实利益之间的平衡,其内政外交难以有效兼顾对华的战略实施。拜登接任总统的美国,正处于疫情肆虐、“黑命贵”运动持续蔓延、极端种族主义盛行、社会严重分化的“美利坚分众国”状态,其欲强化对华战略竞争,必须有效兑现修复国内民主、应对新冠疫情、恢复国内经济、妥善处理种族歧视等竞选承诺。当前,国内治理状况严重掣肘着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战略行动,以“自中而外、自下而上”为指导思想的“拜登经济学”毁誉参半,最终效果如何尚待观察。中美两国的巨大合作空间,美国国内进步人士对拜登政府系列做法的担忧与反对,也在持续消解着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新冷战思维”。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联盟策略的实施,必须处理好与盟伴的关系,极易陷入盟伴协调困境。特朗普政府时期频现的“坑队友”行为严重损伤盟友对美国的信心。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以“美国回来了”为旗帜,积极修复盟友关系,但是美国全球政治领导能力的衰颓已是事实。同时,美国还必须处理好盟伴内部的利益诉求,在印太地区,除了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能够与拜登政府的对华方略保持高度一致,东盟国家、印度等大多数国家并不想放弃对华合作,或者公开成为中国的“对手”。欧盟近年来在对华价值观外交方面,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不过,其对华关系的战略自主性不断增强,再加上中欧之间的巨大合作空间,他们更愿意当“棋手”,而不只是“棋盘”或者“棋子”,势必影响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统一意志。

(二)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未来走势

拜登政府发起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是综合考量国家利益后的战略决策,受到中美两国关系走向的影响,呈现出以下发展态势:

第一,从战略上来说,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服务于美国的“印太战略”,将随着对华战略调适发生转变,但是,遏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霸权的决心与意志不会改变。同时,中美两国的竞争性共存关系,决定了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击的矛盾性,以及沿袭特朗普政府“全面脱钩”方略的不现实性,因此,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强化联盟战略、对华精准打击将成为一种常态。

一方面,拜登政府发起的新一轮对华意识形态攻势,代表了美国精英阶层打压中国的决心与意志,固然国内治理面临的诸多挑战会制约其对华攻势,但是,遏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全球霸权的目标将长期存在。我们强调拜登政府国内治理面临诸多挑战时,应当看到:拜登政府上台以来,随着1.9万亿美元救市款、1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3.5万亿美元规模的2022年财年预算框架草案的相继通过,2021年美国GDP不仅扭转了2020年负增长的局面,更是达到了5.9%,创1984年以来历史最高值,2022年GDP增长率恢复至2.1%,聚焦产业政策的“拜登经济学”也取得了初步业绩;美国社会的严重撕裂与社会文化震荡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一度愈演愈烈的“黑命贵”运动不断降温;2022年中期选举民主党优势得到巩固,拜登政府以跨党派议案团结国会两党议员、打造强硬反华立法体系的行动颇为自如;此外,美国民主制的固有韧性、拜登本人“绝地反击”式的激情都不应被人们忽视。因此,今后一段时间内,拜登政府及美国后续政府将不断强化对华意识形态攻势。

另一方面,中美两国的竞争性共存关系,尤其是在风险管控方面作出的诸多努力,决定了对华“全面脱钩”的做法行不通,拜登政府发起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时,势必要处理好价值观外交与现实利益追逐、竞争与合作的关系。经过两年多内政外交的努力,拜登政府推行“印太战略”,以价值观外交统领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战略布局合理战术手段得当,基本上形成了全面打压中国的态势,不过,在战略展开的具体实践中,因支撑战略攻势的资源投入不足,目标与手段不匹配,部分战略手段的建设性不足、破坏性较强,盟伴立场动摇、分化,尤其是俄乌战争对美国全球战略资源再配置的影响,以至于对华意识形态战略攻势推行不畅,效果不甚显著。目前,从拜登政府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盟伴立场态度、全球政治领导力等方面综合审视,恪守实用主义,选取所谓“民主国家”,打造反华制华的俱乐部形态集团,对华精准打击,将成为一种常态。当然,也不排除因突发事件,中美爆发直接、全面冲突的可能。

第二,从战术层面来说,构建“民主国家联盟”,推行价值观外交与人权外交,炒作涉疆、涉港、涉藏等敏感议题,充分发挥台湾地区在“民主国家联盟”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将是拜登政府及后续美国政府制衡中国、强化意识形态攻击的重要抓手。

一方面,拜登积极构建“民主国家联盟”,宣布召开“全球民主峰会”,引发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期待、响应与支持。假如拜登政府提出的“民主国家联盟”构想、“全球民主峰会”,与“北约峰会”“七国集团峰会”等已有机制相衔接,走向常态化,极易成为其在全球范围内打造反华制华统一战线的催化剂。另一方面,拜登政府以价值观为统领的对华意识形态攻势联盟战略实施,离不开涉疆、涉港、涉藏、涉台等地区议题的炒作与煽动。无论是对华推行价值观与人权外交的需要,还是为了联合东海、南海、台海等区域利益声索国,以及出于国内政治情势的考量,拜登政府都将继续炒作相关议题,以获取更大政治红利。在台湾问题上,美台关系走向与中美关系、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关系的走向密切相关,今后,美国将继续府会协同、大打“台湾牌”,进一步强化美台安全合作,不断发展美台实质关系。台湾“民进党”当局今后也会积极迎合拜登政府的价值观外交,持续渲染大陆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威胁与挑战,扭曲丑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形象,甚至公开拒绝“一国两制”,挑战、冲击中国大陆的底线。

(三)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战略应对

面对拜登政府及美国后续政府对华发起的近乎全面的意识形态攻势,以及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下的民族复兴大任,中国应当坚守战略定力,保持高度警惕,把稳方向,避免碰撞,量力而为,量利而行,节约成本,防范风险,妥善应对,强化对外反向塑造能力,稳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一,要持续推进意识形态工作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不断夯实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国际话语权。面对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推行“颜色革命”的常态化,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持续强化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具体来说,进一步强化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以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为重点,不断拓展新时代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守住“红色地带”,压缩“黑色地带”,争取“灰色地带”,不断提升广大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自觉抵制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颜色革命”的侵害;进一步健全意识形态工作制度、法律法规,有理有据、合法合规地开展意识形态工作,不断丰富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容、创新形式、拓展载体与方法,实现意识形态工作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进一步推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媒体融合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不断提升运用新兴媒介抵制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渗透、对外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多元文明沟通交流的能力,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

第二,要进一步强化中国的反向塑造能力,持续消解拜登政府以民主价值观统领、奉行联盟战略、炒作涉疆涉港涉藏等敏感议题带来的巨大危害。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战略展开,势必给中国和平崛起、印太地区的安全稳定发展带来诸多干扰。作为被攻击的一方,中国要不断强化自我调适、持续提高对美的反向塑造能力,“面对美方发难,中方坚决捍卫国家利益,防止中美关系‘脱钩’,同时把握斗争节奏,争取中美关系转圜发展的空间。中国将有能力主动塑造未来的中美关系。”面对拜登政府联合盟伴发起的对华新一轮意识形态攻势,中国的反向塑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利用自身庞大的市场与经济实力,反向塑造与包括美欧日澳等在内的利益关系,拒绝对抗,扩大合作,深化各层级实体交往,持续巩固合作共赢主基调,扮演好世界经济复苏的“推进器”、国际局势发展的“稳定锚”;积极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化对外交往的议题塑造能力,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议程设置权、国际规则制定权、文化软实力与国际话语权;坚持创新驱动,增强发展动能,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不断提高我国在高新科技领域影响、参与规则制定的能力;促进新时代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反向影响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经济发展理念、社会治理规则等。

 

石立春,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来源:本文刊发于《战略决策研究》2024年第1期,第60-84页,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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