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宇 陈帅:“数字冷战”再审视:从互联网地缘政治到地缘政治话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29 次 更新时间:2023-04-17 23:30

进入专题: 地缘政治   互联网   国际传播   数字冷战  

洪宇   陈帅  

摘要:以“数字冷战”为转折,全球媒介的属性、格局与观念正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基于社会-技术复合体的媒介定位,论文将互联网纳入到世界体系的结构与周期中,从而将“数字冷战”置于连贯的帝国传播结构中理解。在历史性语境中,互联网地缘政治亦指涉以主体间性为中介、重构互联网媒介的实践行动。为了跟踪并阐释全球格局过渡期中守成霸权所采用的认知、意义与行动,论文以特朗普政府的互联网政策话语与行动为研究对象,诠释其地缘政治逻辑:即,在优越主义心理与政策偏好总体不变的情况下,问题化互联网自由框架,确立网络安全框架,从而形成一种伺机重塑的行动架构。拜登执政后,互联网物质空间以及互联网媒介叙事依然将是大国战略较量的焦点。

关键词:互联网地缘政治;地缘政治话语;媒介叙事;社会技术复合体;国际传播


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以技术意识形态化与战略遏制为特征的“数字冷战”1,促使人们正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内涵——在美国居于顶端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即帝国架构中,传播体系是组织、实施、维护、表征权力的基础设施,对权力在全球范围内的分配与流动发挥着直接的影响作用2。诚然,收集信息、生产信息、建构知识在任何时代都是权力得以确立与放大的手段,传播基础设施自19世纪中期以来亦成为塑造全球政治经济与信息秩序的关键要素3。但恰如詹姆斯·德里安(James der Derian)指出的,当前网络域以人机连接、高速传递以及全球性媒体为形态,使传播与技术具有影响全局的至关重要性4。自1980年代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陷入低潮,数字传播及其治理再次突破相对封闭的专业领域,成为影响全球秩序未来的关键枢轴。

在特朗普政府“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全球战略影响下,全球格局亦进入大国战略较量期,互联网媒介政治化加剧,中国努力形成新全球化方案。鉴于此,国际传播研究亟须廓清互联网地缘政治这个时代性命题,即互联网在地缘政治历史结构中扮演何种角色以及与传统地缘政治的异同。作为通俗提法,“数字冷战”概念于2013年由一家美国网络安全企业提出,为冷战思维与安全议程在网络治理领域的持续发酵提供舆论载体,并且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转化为一系列地缘战略行动。诚然,美苏对抗的冷战格局已不复存在,中美两极在数字经济与互联网治理领域的战略竞争也并不必然导致冷战,因此“数字冷战”作为一种概念建构具有争议性。但不可否认,大国权势交替已成为影响互联网政治的显著性机制,而数字传播领域的战略关系亦在极大程度上反向影响着形成中的国际新格 局5。有鉴于战略竞争将是中长期进程,有待追问的经验问题是:守成霸权采用何种认知、意义与行动框架,来延续所谓的“帝国传播”,即对帝国架构起到支撑作用的网络体系及其文化传播?

本文以阐发理论概念与检视经验趋势为双重目的。首先,基于社会-技术-文化复合体的理论前设,将网络媒介纳入世界体系的结构与周期中,以此界定互联网地缘政治及其所涉的历史结构、空间政治以及行动者属性。作为理论概念,互联网地缘政治超越媒介一元论,转而在媒介建构中识别结构与历史逻辑,为锚定中美技术较量以及特朗普执政遗产提供语境与依据。地缘政治话语则是地缘政治逻辑透过政治行动者形成的表征与实践,是探究历史性而非结构性视野下大国行动的另一个分析层次。随后的经验部分,以特朗普政府的网络政策话语为地缘政治话语样本,从媒介视角衡量其特殊性与延续性;借助政治话语理论与科学技术社会学资源,着重刻画互联网地缘政治话语中涌现出的新框架:即,在优越主义心理与政策偏好总体不变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显著地问题化“互联网自由”媒介叙事,建构并显现“安全威胁论”,以此伺机重塑可规制性互联网的长期走势。如弥尔顿·穆勒(Milton Mueller)指出,框架转移将催生新的政策行动,地缘政治话语亦是引导实践的认知框架6。最后,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与网络安全框架为对象,分析与话语变迁相伴的实践逻辑,发现规制趋势,以此更好地理解并预测美国互联网全球战略,为中美关系提供分析路径。


一、全球互联网媒介:观念与物质的接洽


近年来,互联网地缘政治在政治乃至大众话语中频繁出现,但悖论地在传播研究中缺位。这从若干相关领域便可窥见一斑。主流互联网治理研究对地缘政治总体持回避态度。一方面,治理研究在规范性意义上反对在网络主权观念下建立网络治理,主张国家之于技术-市场-社会复合体的最小化干预;另一方面,其在分析层次上限于评估网络治理对互联网及网络传播的影响,但鲜少反思互联网如何支撑、折射、改变全球秩序7。在国际传播研究中,传统领域聚焦英美帝国传播史8,尚未容纳新兴大国与秩序转移的经验视角。进入数字传播时代,中国已超越中心-边陲的二分格局,国际传播研究也一定程度上去西方中心主义9;但是,中国学者总体以网络全球化冲击国家为逻辑起点,侧重考察舆论话语权重构10,却尚未从全球性主体视角关注互联网这个全球媒介本身的架构、属性、流变及效果。

当前,此种盲点已难以回避。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的广泛应用,互联网深度介入生产与交往,成为国内外变局中的重要枢轴,因而催促新的理论阐发。国际关系学者认为,技术诱发的巨大外部性已不可避免地导致互联网的制度化、地缘化乃至军事化11。这种对传播基础设施的重新审视,折射出新一轮对国际秩序属性的批判性回潮。自1980年代以来,后唯物论主导国际关系研究,甚至遮蔽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所批判的帝国传播与冷战物质史12。比如,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奈(Joseph Nye)认为,信息时代的“软实力”不依托硬实力——传播渠道爆炸式发展使得传播能力的独占权不再是政治斗争的焦点,取而代之的是信息声誉13。但是,在后冷战时期,随着西方军事干预激增,其所展现的硬实力与锐实力令人难以回避;特别是21世纪以来,以遏制“他者崛起”为目的的新冷战,驱使批判学者重访帝国理论14。在帝国理论视野下,拉荻卡·德赛(Radhika Desai)指出,在国际共运以及反殖运动的压力下,美国主导的战后多边主义体系总体延续帝国主义格局下以西方为中心的悬殊秩序。为推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美国引导多边主义演变为“跨国资本主导的多边主义”,并辅之以世界主义意识形态。不无悖论地,美国虽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始作俑者,该进程却在美国国内加剧社会不均,在全球范围内造就多极、多中心、区域主义趋势,甚至孕育出中国等少数代表新秩序可能的反霸权力量15。由此可知,互联网既是资本主义多边主义的试验田,也是世界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技术表征,还是既有世界及社会秩序陷入危机的爆发点,始终内蕴着地缘政治面向。然而,主流国际关系研究终归以传统安全理论为诠释坐标,而批判国际关系研究也尚未对互联网“媒介”的特殊性、政治性以及可争议性展开专门思考。

就传播研究而言,突破口在于直面媒介本体的政治性。根据胡泳的提炼,网络传播的本体研究总体遵循“传播工具变革——传播方式变革——生存方式变革+传播关系变革+价值关系重构”的基本线索16。尽管该线索摆脱那种视基础设施为“真空”的媒介无意识,但仍清晰地呈现一种以媒介技术为基点的一元论倾向。克里斯托夫(Ladis K. D. Kristof)在评价前现代地缘政治观念的自然决定论时曾指出,环境不可从环境所容纳的人及其主观视野中抽象出来理解17。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自然决定论与北美媒介哲学产生共鸣,一度助长“科技无域”的去政治媒介环境想象。所产生的认知效果表现在对于全球互联网体系中内置权势、历史主体以及混合格局的漠视,进而之于体系变迁缺乏解释力。当前,面对数字冷战的现实条件,媒介技术一元论已不足以支撑起理解互联网社会形态及其变迁的认识论。

假设本体论是实用研究乃至现象研究的基础18,那 么在科学技术社会学影响下,互联网本体论实然已发生演化——从视互联网为网络协议的技术一元论到物理-逻辑-内容嵌套复合体的媒介一元论,从视赛博空间为社会交流的虚拟空间论到技术-社会-文化复合体的社会物质形态 论19。在 科学技术社会学的理论设想中,互联网媒介是观念与物质的接洽。其一,在发展与扩散的过程中,技术嵌入主体与语境,由此形成的复合体体现特定时空下的观念、利益与组织,从而拥有“系统动 量”(momentum)20;其二,作为社会塑造技术体系的主要手段,政策法规无法脱离关于媒介技术的社会想象及其所根植的政治经济土壤,而政策法规所采用的社会技术想象和安全风险认知又将形塑实践与对策,从而影响媒介物质性21;其三,社会-技术-文化复合体的政治性不仅停留在多利益攸关方之间的低阶政治,还在高阶政治中成为外交斗争的主要手段和领域22。在此意义上,政治主体与媒介环境之间主客互构:一方面,政治主体在既定的媒介空间政治中根据偏好制定策略23;另一方面,“地理”、“自然”、“环境”、“空间”不是外在于全球经济、意识形态以及政治考量的静态客观背景,而是承载社会关系和期望的建构产物,是政治主体竞相影响的观念性与物质性政治。那最新的本体论该如何回应互联网地缘政治的理论命题与现实热点?


二、世界体系框架中的互联网地缘政治


为了进一步阐明互联网复合体的地缘政治维度,本文借用政治经济地理学最新发展,即结合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的世界体系与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D. Kondratiev)提出的历史周期,以此在互联网地缘政治中容纳政治经济分析、危机理论、信息社会理论24。在空间维度上,世界体系涵盖: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一体化发展,从中起到支撑、中介与调节功能的国家间关系,部分去国家的国际都市与技术平台,以及不均衡的地方性和日常性经验。在时间维度上,霸权更迭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阶段性特征,其动力源自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所诱发的生产方式迭代,并进而表现为空间重构。这即是说,资本积累需依托特定空间,周期性危机则意味着旧空间的贬值与新空间的确立25。对于霸权体系而言,权能与空间相互转化:即,经济衰落意味着失去对制度性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控制能力,从而导致由“物质、观念、机构”组合而成的霸权系统裂解,并最终丧失影响整体空间政治的权能26。那么,互联网以及网络传播何以纳入该时空矩阵及其变迁?下文针对互联网媒介的地缘政治形态,就其与传统地缘政治之间的异同,从历史语境、空间政治以及行动者属性做出界定。

第一,互联网地缘政治源于资本主义数字化发展的历史语境。自1970年代,美国在计算与通信领域推行私有化改革,壮大了以技术资本为代表的新社会力量,改变了国家-社会关系,并随后在全球掀起一场以政治经济改革和制造共识为内核的数字化浪潮27。自此,互联网与网络传播植入了制度性权力、资源性权力以及“知识即权力”治理术等传统政治权力类型,成为支撑霸权系统与帝国传播的基础性“权力资源”(resource power)28。反之,正因为互联网发展根植于帝国传播史,即霸权结构乃至帝国主义特征内置于互联网复合体的经济结构、意义系统与制度安排中29,地缘政治压力亦可以改变互联网复合体的观念与物质构成。尤其在扩展、停滞、转型的资本主义周期中,停滞与转型促使各个空间主体围绕新技术经济、权力资源以及社会技术想象展开争夺;争夺过程充斥着难以协同的政治行动,由此加剧动荡,甚至加速权力转移和空间重构30。就传统地缘政治而言,数字技术已深刻改变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运行,数字优势会带来优势地位,数字衰退则预示着权力转移。

第二,互联网地缘政治是围绕互联网社会形态与空间结构所展开的政治行动。除了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所关注的不均衡产权控制以及产业聚集之外,互联网地缘政治中的“地缘”还指向“新媒介-新场景-新行为”意义上的新空间生产31。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空间与传统空间既勾连又区别。首先,延伸于传统社会地理,互联网具有物质性,即在地的基础设施、权威机构、政策法规、组织形式以及劳动关系影响着互联网的社会形态;其次,区别于传统社会地理,互联网由超国家机构、国际产业链、基础设施、信息体系、网络公众、符号传播共同组成,是物质性、关系性、虚拟性相交织的社会空间新体系,滋生新的身份认同、社群关系与权力机制;再次,呼应于传统社会地理,组织全球政治经济的资本主义与霸权关系已延伸至并部分吸纳互联网,并借助网络赋予的传播机遇形成新策略,进一步实现提升军事能力、扩大说服、实施掠夺式积累,以及规训并捕获剩余劳动的目的32。由此可知,互联网地缘政治中的“政治”——即谁规制以及以何条件——指向基于该新兴社会空间,为了确立权威、边界、规则乃至规范,所涉的合作、对话、博弈、抗争等政治经济文化过程。

第三,互联网地缘政治的社会动力来自国家-资本-社会的依存与牵制。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政治理论所建构的政治—经济二分法,互联网地缘政治内在于资本主义体系,既承认国家为维系或挑战全球秩序而扮演的经济性、竞争性和正当性角色,也承认跨国技术资本集群内部的竞争及其与掌握军事、行政、财政、舆论能力的权力集团达成的结盟与博弈。在互联网支撑的超国家与次国家场域中,技术社群与民间组织亦构成替代性政治力量,但也与国家、市场、阶级以及国际关系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33。此外,新技术经济应当支撑何种社会关系的规范性命题——军事化新自由主义、绿色资本主义抑或生态社会主义——在国家政府间、跨国资本集群,以及民间社会内部都存有争论34。上述庞杂的社会过程聚敛到互联网治理领域,使之成为重要政治性场域。事实上,网络治理已历经几轮演进,从自由至上主义、技术主义、社群主义、多利益攸关方模式直至当前多边多方混合模式35,变化的本质在于网络传播和目的为何、由谁定义。

第四,互联网地缘政治是整体地缘政治中具有“突变”可能并且能“辐射”全局的子领域。在资本主义“不均衡且混合发展”的总体规律中36,不平等共生关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孕育出显著的竞争关系37。最突出的是中国:其通过“博弈式融合”,积累资本与技术,依托本地市场形成相对独立于西方权力集团的互联网生态,并在核心领域实现局部崛起,进而有可能改变全球秩序38。比如,由于中国企业华为掌握5G网络的关键性技术,新型网络结构中的国家-企业联盟的技术位次或将改变,全球网络布局中国家-企业联盟的市场份额或将重置。此外,网络媒体、数据总量、根服务器、海底电缆等数字要素的汇聚情况也构成中国影响国际局势的资源性能力39。在此基础上,互联网治理的特性有利于新兴大国把政治经济实力转化为新的话语关系和话语权力40。根据爱普斯坦(Dmitry Epstein)等学者,网络规则的决策权分布在异常庞杂的公共政策领域,由法律、市场、技术、话语以及实践共同构成,还是国际、区域、国别、行业等不同梯度的程序以及理念相互碰撞与整合的产物41;上述“系统之系统”体制为新兴主体、区域结盟及其另类主张提供一定空间。

至此可见,美对华发起数字冷战并非偶然,其具有资本主义地缘政治内核,首先由经济周期、权力迭代、空间转移所驱使,其次在现阶段集中于网络智能技术资源的地缘分配、网络空间的社会政治结构,以及社会技术想象的话语争夺。就互联网媒介而言,科学技术社会学侧重于媒介复合体的“体制化”过程42,互联网地缘政治恰恰揭示媒介体系——及其框定的观念与物质——所具备的可争议性和可规制性。


三、变局中的地缘政治话语


当全球实力结构与战略关系处于过渡状态中,结构性的抽象规律通过置身于社会历史语境中的行动者及其话语与行动打开,在互联网媒介环境中也是如此。科学技术社会学发现,大型技术系统在形成“动量”之后,并非“自主”,而仍会在结构性压力下经由政治主体的反思举措而发生显著转向43。换言之,在历史性而非结构性语境中,互联网地缘政治不限于客观的实力对比,还指涉以主体间性为中介、不断重构互联网复合体的实践行动44:即,政治主体对于媒介空间秩序的感知、表征与实践是实现地缘政治的社会性和过程性机制,主体间的反思与重塑起到激活互联网地缘政治变化的作用。为了说明地缘政治话语,本节首先联系语言使用的外部语境,随后勾勒其内在话语结构,最后指出过渡期语境下守成霸权的认知取向。

首先,作为政治认知机制,地缘政治话语兼具思维惯性和释义弹性,是政治主体对认知语境作出的记录与反应45。其核心是地缘政治符码,即一套“语法”规则;这套规则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由社会关系中的话语实践与行动实践以不同形式、程度、组合得到再现或流变,从而维系或改变社会现实46。在霸权稳定期,各国的地缘政治符码相对稳定,由此共同构筑世界秩序的稳定格局。然而,当经济危机挑战霸权系统,既有世界秩序动摇。为了应对世界变局,各国将重新界定并实践其地缘政治符码,所产生的综合效果则是形成中的世界新秩序47。换言之,地缘政治话语是联系历史语境与政治行动的认知桥梁——其容纳国家身份的继承性与世界秩序的预判性,既折射实然的世界秩序,又预判未来的应然秩序——因而不是被动的描述性框架,而是活跃的外交决策,具有组织秩序、确认身份的介入力量。

其次,地缘政治话语从霸权所处的观察者视角建构话语策略,以此来挤压竞争性认知与想象。作为话语结构,地缘政治符码言及本国利益、外部威胁、应对之策以及正当化理由48;作为话语策略,其从本国利益出发,定义他国的实力、权力、利益、价值,以及敌我亲疏类别,以此“空间化”世界政治49;作为社会实践,地缘政治符码通过学术话语、政治话语乃至大众话语的互文性得以再现,但国家首脑与外交社群具有不对称话语权;作为知识权力,地缘政治话语包含全球、区域、地方等若干梯度,而世界强国通过高阶性符码,表达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与权力诉求,由此凌驾并影响弱小国家的低阶性符码,新兴大国在话语层面的上位趋势则会被守成大国视作对既有秩序的挑战50。可见,地缘政治话语既表征认知环境,又容纳话语策略,是诠释并实施地缘政治的实践性载体;守成霸权所持地缘政治话语及其流变能够影响他者、激活实践,产生物质性、制度性与政治性后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格局过渡期,地缘政治话语实践不仅是“语言使用和语境的结合体”51,亦记录着守成霸权对变局的政治认知。经验研究已表明,美国的地缘政治认知——以话语与行动实践为表征——已在延续中呈现转折。根据吉尔摩(Jason Gilmore)和罗林(Charles Rowling)的梳理,优越主义是美国国族想象的标志性构成。该认知结构包含两重心理维度,即美国的独特性和他国的低劣性;并且,此种心理结构还转译为特定的外交政策偏好,即单边主义与普世主义52。然而,以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为转折点,美国政治内部出现对优越主义的疑虑。为此,奥巴马政府一方面积极阐释并维护美国优越主义,另一方面务实地预见“后美国时代”的来临。他实施的“全球接触”外交战略,不同于克林顿时期的全球干预,也不同于小布什式的新保守主义。在此意义上,作为国族身份的优越主义与作为外交实践的霸权主义逐步“脱钩”53。

特朗普入阁后,亦体现出美国地缘政治认知的转折。其政府着重锻造安全话语,即将优越主义地位看作亟需安全战略保障的“指涉对象”,由此以安全为名实施战略举措54。在贸易领域,特朗普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严重伤害”美国利益为由,采取经济国家主义的零和博弈与冲突思维。他的三道行政令指向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贸易赤字和产业衰退,将贸易与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挂钩55。此外,美对华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向。2017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诬称中国与俄罗斯为“修正主义”国家,视中国为“战略竞争者”,并宣称大国竞争时代到来。需注意的是,地缘政治与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特朗普政府通过经济国家主义动员底层民众,却对内深化不利于劳工阶层的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对外试图重塑对美国跨国资本集团不利的多边主义贸易体系56。

那么,在美国的互联网政策话语实践中,政治认知的转折及延续如何与媒介叙事再融合?席勒(Dan Schiller)指出,在全球数字传播格局中,美国长期享有凝视权,并建构出一套关于自由竞争、自由流动以及“技术无域”的媒介历史叙事,从而将美国塑造为超越主权关切的自由秩序全球代理人57。在此框架的协助下,美国并行不悖地推行以超主权安全为内核的优越主义58。然而,随着前文言及的结构性变局,守成霸权正做出应对,即挑起数字冷战。为此,有学者认为认知变化是主要动因59,从而强调特朗普的“反建制”特质60。然而,在识别独特风格之余,有必要把诱导数字冷战的政治认知,尤其是政治认知与媒介叙事再融合而成的互联网政策话语综合体,放在连贯而非割裂的帝国传播历史脉络中理解,既看到其惯性,又看到其弹性,以此对中长期走向有更准确的把握。为此,下部分的经验研究将地缘政治话语假设为语言使用、政治认知以及语言使用环境的结合体:即,政治认知兼具限制性与使动性,因此会催生出迭代的、自相似、具有精细化趋势的话语分形结构 (fractal patterns)61;作为政治认知产物,地缘政治话语在新认知语境中表征事实,同时在新框架中折叠传统认知,因此同时呈现出迭代与相似,并以此支撑政治实践的演化与连贯。



四、作为地缘政治话语的美式网络安全观


本部分以特朗普政府的互联网政策话语作为语料素材,诠释媒介叙事何以地缘政治化。为反映白宫在制定网络政策中的领导性角色62,仅考察联邦行政法规。根据鲍尔斯(Shawn M. Powers)与雅布隆斯基(Michael Jablonski)对美国互联网政策的主题分类,我们使用“cyberspace”并分别结合“cybersecurity”、“intellectual property”、“confidential information”为关键词,对数据库Westlaw进行检索,收集范围为2017年1月20日至2019年11月27日。经去重,共有“行政决定和指南”85篇;发布方以白宫、司法部、国土安全部为主63。笔者对文本展开归纳式编码(inductive coding),在发现文本总体符合地缘政治话语特征后,再结合吉尔摩和罗林、鲍德温(David Baldwin)、卡维提(Myriam D. Cavelty)关于优越主义、安全考量以及媒介叙事的已有类别,针对性地刻画地缘政治框架中涌现出的主体、主题以及关系,并交叉检验、查找遗漏,最终对语料对象的语境与语意展开阐释。

总体而言,优越主义、安全考量以及媒介叙事之间呈现若干主题性关系,并组合成为一套互联网地缘政治话语。一方面,互联网及其治理是捍卫超主权安全与优越主义的政治空间,这是自克林顿政府以来得以延续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不同于前几届政府,地缘政治新变局动摇优越主义的现实基础,进而改变关于互联网媒介的历史叙事。反观奥巴马执政期间,互联网自由不仅指代优越地位,并且暗渡超主权安全策略,因此上升为美国外交基石,即美国以互联网的开放性与连结自由来维护帝国传播格局。但随后,在斯诺登事件以及2008年之后“数字衰退”的冲击下64,美式互联网自由的公信度与可行性均裂解。为此,特朗普政府以优越地位处于危险境地为由,以安全威胁为认知反应,对国际关系进行重新表征,并辅之以对决行动。如果说显现的媒介自由与隐蔽的超主权安全曾是美国互联网政策的“天平两端”的话65,特朗普政府则着重明示超主权安全的不确定性以及为了其延续所亟须的战略举措。具体的话语策略阐释如下:

第一,就威胁来源而言,特朗普政府宣称安全威胁主要源自主权国家,并以信息流动“失序”为由,主张对网络生态与供应链进行干预。国土安全顾问博塞特(Tom Bosset)认为网络空间趋于恶化,网络攻击主要来源于其他国家,部分来源于非国家主体。实际上,网络安全是有近四十年历史的话语资源“蓄水池”,积累相关社群对不同安全风险的话语认知;经典威胁类别包括:计算机病毒的生物隐喻、“无名”且具有主观恶意的社会政治主体,以及复杂系统的内在风险66。特朗普政府在调用网络安全话语资源时,选择性凸显以国家为单元的恶意社会政治主体。尽管安全威胁的“外部化”建构会动摇美国的优越感及安全感,但在外交事务中也能团结国族政治身份。研究发现,负面讯息会扰乱既有的“美国优先”认知路径,但也会激活认知补偿机制,这导致美国更积极地“贬低”他国67。实际上,美国炮制的“中国威胁论”在美国政府高层已主流化。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Kirstjen Michele Nielsen)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中国正实施长期的、整体性的影响力渗透(influence campaign)。

特朗普政府在扩大安全威胁范畴的同时,积极地对安全防御领域进行具体化表述,以此提出重塑物质传播与传播信息的施政思路。总统行政令指出,美国是高度联通的国家,因此极端依赖安全可靠的全球互联网。国土安全部认为,除了网络攻击与网络犯罪等传统威胁之外,意识形态领域的敌对势力正成为一种重要威胁,需要在社交媒体中得到清理。然而,威胁“泛在化”会带来“失序”印象,从而消解政府所代表的政治秩序68。因此,特朗普政府亦积极地明确安全领域:例如联邦网络,电力、金融、电信与医疗系统等关键性基础设施,恐怖主义网络宣传,暗网中的非法加密传播。修复美国在物质传播领域的主导能力,正成为应对信息流动“失序”的主要策略。

第二,就谁的安全与价值依托而言,特朗普政府问题化“自由互联网”的媒介观,主张要捍卫自由国家的网络主权。特朗普团队强调,主权是现代文明基石,但正受到“信息战”侵蚀,因此认为“无域”或“无差别”的互联网已不复存在,并以此呼吁筑牢自由国家主权。特朗普第二任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H.R. McMaster)亦宣称:“历史并未终结,自由世界的胜利并非注定,正处在对决的关键时刻。”该退守立场与克林顿、布什、奥巴马政府形成显著反差。奥巴马政府开创网络外交先河,即以网络媒体为载体,开展进攻型政治传播,培育政治代理人,进行网上政治动员。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曾在其自传中总结道:“用网络外交取代政治疆域。”69 著名的“互联网自由”讲话,亦体现网络外交宗旨:即,以主动界定对象国受众的心理愿景为起点,持续接触,从而输出西方价值与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自由”作为一种“具有权利主体性”的媒介想象,基建于美国彼时在数字传播领域首屈一指的单极能力70。由于网络外交最终激化全方位信息战,帝国传播在网络结构与信息流动层面均受到挑战,特朗普政府以“受害者”认知为基础71,形成一种角色划分并展开战略动员,以期重塑全球媒介。

第三,就安全手段而言,特朗普政府力图摆脱奥巴马时期的“激励合作”策略,形成可执行威慑力。国土安全顾问认为,奥巴马政府在部署和执行威慑战略方面过于软弱。为此,特朗普政府通过强化安全认知框架,建构出安全与不安全之间的灰色地带,并在该中间地带增设中介性制度与防御性机构72。其中,一场抵御朝鲜网络攻击的反制行动,成为被反复征用的标志性事件。在该事件中,近三十家网络服务商基于自愿原则,为国土安全部提供实时分析。国土安全部以该事件为契机,从自愿原则转向主动建制,部署一个依托私营企业的合作与问责机制,以此形成世界领先的网络风险分析与干预能力。

集体防御不止于国家对国内私营企业的问责,还在于全球范围的结盟与追堵,即建构跨国性的自由国家主权。比如说,美国与盟友建立了欧洲反混合威胁卓越中心,以保障自由国家的“主权”稳固并胜出。此外,特朗普政府企图以美国安全为基准,制定全球网络行为标准。在谈及何为网络攻击时,美国国土安全顾问认为,北约发布的《塔林手册》虽重要,但是美国政府拒绝向对手暴露意图(telegraph our punches),因此一方面拒绝鉴别,另一方面申明零容忍。司法部官员亦强调,在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将依据美国国内法来推动网络空间法治。可见,特朗普政府具有标志性的退群行为延续单边主义传统,但这并不等同于放弃美国长期秉持的普世主义和帝国传播霸权地位。


五、制度行动和互联网地缘政治影响


至此可见,安全框架问题化“技术无域”与“互联网自由”的媒介历史叙事,着重通过敌对与脱钩重新扩大美国霸权能力;但是,该框架排斥美国政治体制中的全球主义主张,更没有提出有效化解与超越既有格局中社会关系根本矛盾的技术路线。即便如此,该地缘政治话语已转译为特定制度化行动,从而影响可规制性互联网的未来走势。本部分聚焦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以下简称CFIUS)和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以下简称NIST),个案分析美式网络安全观支持下的政治行动73。这两个机构是近年来中美技术争端中的主要机构行动者, 均以“全政府”为运作方式,并联合私营部门与盟友。总体可见,在安全框架的支撑下,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大幅提升网络安全机构的统领力,以国家安全战略为名重塑创新生态与供应链,另一方面以数字经济一体化为关切,打造全球规则共同体,以此输出以美国网络安全战略为基准的网络安全框架。

(一)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自20世纪70年代成立至今,CFIUS已针对特定国家进行几轮行政改革74。最近一次出台的是《2018年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8,简称 FIRRMA)。该法案于2020年初正式生效,意在更全面且严格地审查中国在美高技术领域投资。法案提出者科宁(John Cornyn)认为,近年来激增的中国投资具有战略目标,是“武器化”投资75。CFIUS的新负责人弗多(Thomas P. Feddo)亦指出,技术变革打通贸易及投资与国家安全之间的连接,导致军事对商业结构的依赖76。至今,该法案已产生显著效果:自2016年,在CFIUS审查的交易清单中,中方收购交易占比显著上升;法案出台后,中方所遭遇的“撤销”、“阻止”或“强制剥离”案件更是明显增多,这直接导致中方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和风险投资大幅度缩减77。

在机构层面,FIRRMA对CFIUS作出“首次全面性”改革78。除了提高CFIUS的行政级别、扩大CFIUS与总统的行动权限之外,还扩展了CFIUS的审查范围:即,有可能触及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敏感个人数据的非控制性投资79。CFIUS不透明的审查机制也赋予它更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一方面,总统、国会以及利益集团可以频繁介入,要求CFIUS审查中国在美科技行业的投资;另一方面,CFIUS严禁披露用以判断外国投资是否威胁国家安全的相关标准,这导致外国企业难以知晓是否需要提交交易审查以及何种内容需要审核。值得注意的是,加强安全审查,在美国政界、商界、智库享有广泛共识80;作为法案,FIRRMA亦不太会受政府更迭影响,因此会产生长效的地缘政治影响。在CFIUS的示范下,亚洲与欧洲国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监管力度亦普遍增强,并且多针对中国81。

(二)NIST网络安全框架

NIST 网络安全框架(以下简称NIST框架)旨在帮助联邦政府各部门以及私营企业应对网络风险。虽然框架制定的过程汇集学者、官员、私营部门等多种利益攸关方,美国政府始终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是,特朗普政府施政的路径、目标、效果均有别于前任政府。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由于国会的网络安全立法停滞不前,白宫另辟蹊径,于2013年颁布关于开发网络安全框架的行政令。但鉴于私营部门反对,奥巴马政府从未将该框架设立为企业必须遵循的强制性标准,因此框架的影响力有限82。为了形成政府与关键基础设施企业之间的集体防御机制,特朗普政府采取不同策略。2017年,总统行政令指示所有联邦机构使用NIST框架83,这意味着任何与美国联邦政府开展业务的公司也必须遵循,否则将被排除在政府合同之外。

NIST框架正对全球网络安全规则的生成与演进产生影响。网络安全框架是塑造全球网络安全标准、应对网络环境碎片化的途径之一,但是全球范围内较少国家主动开发此类框架84。而NIST框架的开发和修订一直以“适用于任何部门”以及“服务于国际合作”为目标85。实际上,在美国政府的外交努力下,NIST框架的应用范围已不限于美国。欧盟、意大利、以色列、乌拉圭均参考或直接采纳NIST框架;在所有采用网络安全框架的企业中,NIST框架占37%,所占比例最高86。由于数字经济的全球发展基建于全球协同的网络安全办法,能否领导通用规则的制定将影响美国的数字领导力。因此,NIST框架虽然不像FIRRMA一样经常登上新闻头条,但已成为中美关系中的“关键因素”87。


六、结语


以数字冷战为切入,本文展开互联网地缘政治的结构性与实践性分析,并基于此在理论上提出全球格局过渡期的动力特征——政治主体对媒介空间秩序中结构性压力的感知与表征是实现地缘政治的社会性、实践性和过程性机制,而主体间的反思与重塑具有激活互联网地缘政治变化以及塑造互联网复合体的物质性效果。对于国际传播研究而言,全球媒介的属性、格局与观念将在全球格局过渡期中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

首先,诱发数字冷战的结构性压力应置于连贯而非割裂的帝国传播历史脉络中理解,互联网作为社会技术复合体得以生成的政治历史语境需得到重申:即,互联网发展遵循资本主义全球化总体逻辑,并且是美国维系既有世界秩序的权力资源。由于中国的局部性崛起预示全球秩序新可能,数字冷战一方面印证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为维系既有全球秩序持续发动“新冷战”的基本判断88,另一方面也说明互联网作为新技术经济、基础性权力资源以及社会技术想象已成为引导全球秩序转移的关键性领域。为此,本文阐发的互联网地缘政治概念基于世界体系与历史周期,聚焦正在形成中的全球格局过渡期,观照该进程中围绕新技术经济、传播基础设施以及新空间生产的媒介政治。

其次,在构成互联网媒介的社会技术复合体中,地缘政治正从隐蔽机制成为显著机制;该范畴的结构性压力,经由政治主体——尤其是作为传播主体、交往主体以及行动主体的守成霸权——在政策法规领域的战略举措,重塑着可规制性互联网。以特朗普政府互联网政策话语为对象,本文揭示出互联网媒介的历史叙事是地缘政治主体竞相影响的认知、意义与实践界面。互联网政策不仅容纳媒介话语,还折叠进传统地缘政治认知要素,即优越主义与超主权安全。然而,在“互联网自由”框架难以保障优越地位的认知语境下,守成霸权的政治认知酝酿出新的地缘政治话语框架:即,以自由世界受威胁为由,在优越主义心理与行为偏好总体不变的情况下,形成一种以敌对分化、战略动员并伺机重塑为特征的网络安全行动框架。然而,该地缘政治话语框架,并未就如何化解美式全球化的结构性危机提供有效出路,正因为此而受到美国盟友以及国内外全球主义建制派的诟病。

最后,本文对互联网政策话语以及与之相伴的制度性实践的分析还表明,特朗普政府继承美国历届政府秉持的“美国优先”的政治底线,但是表达出美国精英对自由秩序所基于的多边体系的深刻质疑89。自克林顿政府以来,互联网及其治理一直是兑现超主权安全与优越主义身份的政治空间,并且以“互联网自由”——即互联网开放性与连接自由——为实现途径。但是,随着网络结构与信息流动的结构性重组,美国政府以安全风险和主权对决为显现的替代框架,重点强化外国投资委员会与网络安全框架这类“全政府”网络安全机构,结合主权与联盟手段,以期重塑互联网生态圈、重组国家间权势趋势。可以说,随着“互联网自由”的可行性瓦解,特朗普政府在根本上改写互联网媒介叙事,从而激活安全措施和安全机构。

鉴于“互联网自由”框架的位移以及网络安全框架的确立,拜登政府有望延续全政府模式的安全架构,继续联合“自由世界”国家对华采取强硬措施;同时,为了巩固美国在制定全球通用原则过程中的领导力,拜登政府将以伸张基本隐私权为由,对商业技术寡头加以规制。然而,拜登政府如何在互联网媒介叙事中进行创新,还有待观察:比如说,是否会重新启用自由框架?是否会纳入绿色资本主义乃至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议程,以此对内缓解社会关系中的掠夺、排斥与驱逐,对外重构技术经济领域中对华合作关系?总体而言,互联网物质空间以及互联网媒介叙事已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焦点。为化解大变局风险、推动信息和平与网络安全,中方所采取的复合化手段不仅需要以壮大自身实力与能力为目标的物质性思路,还应当充分关注美方在这场数字冷战中所调用的互联网地缘政治话语,由此实现以观念应对观念的传播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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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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