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宇:关于国际传播理论体系自主性重建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07 次 更新时间:2023-04-17 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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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宇  


国际传播是多种问题研究的汇聚点,实践性很强,学科学术研究的发展主要是以实践为导向,教学工作也更多地停留在提升学生的叙事能力上。但是随着国家对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需求越来越大,未来国际传播的教学和科研怎么做,也尚在研讨之中。一方面需要从叙事能力下沉到思维能力,重视学生的跨国战略性思维培养,另一方面要对国际传播的理论体系进行反观、反思、重构、重建。

国际传播的话题非常多,从全球新闻的制度到技术政治、文化政治、流动秩序、地缘政治等。从研究的层面来说,西方的文献基本以机理研究、机理学派为主,研究的是国际传播为何形成现有的架构、格局。范式上的不同使得我们有时候会感到困惑,如何更好应用西方文献,同时又能做出基于中国需求的创新,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国际传播理论体系自主性重建

第一,锚定。一方面,找到国际传播中心在哪里,另一方面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观和评判。

第二,发现。区分话语中心的杂音,识别认识论上的多元性,进一步挖掘对话的空间。

第三,转型。借助于他者的视角产生转型,在西方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之外的其他思想理论、思想资源,包括一些没有被充分挖掘的实践做法都可以称之为他者,借助这种他者的视角可以重构国际传播理论。

国际传播兴起于北美,在冷战中得到学术方面的建制化发展。总体的理念是要把西方的媒介制度推广到全球各地,并且相信这个媒介会产生宏观的效果,通过日积月累的内容灌输,改变非西方国家群众的世界观,最终能够挑动起全方位的社会变迁。所以,北美国际传播研究是背靠西方中心主义展开的。

在这种理论主导的范式之外也存在着批判的理论,有的是北美学者,有的是拉美学者,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对于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以及其对亚非拉国家造成的伤害进行了非常尖锐的批判。总的来说,他们认为全球南方国家长期被遏制在依附型的发展路径上,原因就在于全球北方国家的跨国企业借助政府的政策能够垄断全球市场,包括传播和媒介的市场。因此,批判学派对于当时整个冷战时期的国际传播格局有着非常清醒的认知。

但批判学派在认识论上仍然有其局限性。这些批判者们并没有直接反对资本主义文明或者反对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下建构起来的世界秩序。这种认识论上的盲点或者局限导致的结果就是,这些批判者们一方面批判北美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对于第三世界国家从事的,试图要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思想、新实践、新抗争关注不足,甚至是缺乏关注的,即便关注了,可能也缺乏理论化的认识和理论层面的处理。

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在理论上存在主流和批判的两种学派,同时反殖民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围绕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掀起了大讨论,思想来源就是这个批判理论,但由于批判理论的局限性,运动最终瓦解,美国于1984年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得这场运动最终走向了历史的低潮。到了20世纪80年代,国际传播秩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并不是向着更加民主的方向发展,相反走向了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地,国家的力量在衰退或者国家和资本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互联网崛起,全球的媒体也经历了市场化、私有化、跨国化的改造,所有的变化拓展强化了西方中心传播格局。整个80年代发展趋势是进一步强化了西方中心以资本为动力、以技术为载体的国际传播的垄断格局。

在这样的格局中,中国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有观点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博弈式的融合,通过融入世界,同时又保留了物质层面、观念层面很大的自主性,因此能成功地在国际竞争、国际分工中持续地培养自身的能力。因此中国成为在国际传播格局中一枝独秀的力量。

在新闻传播领域,中国的传播格局也发生了变化,国际传播不仅仅是几家央媒在展开,以非公企业社会主体构成的互联网也已经成为传播格局中很重要的板块;在数字空间维度上,总体来说中国遏制住了西强东弱的态势;在数字传播的意义上,中国基本上可以说是和西方处在一个并驾齐驱的位置,尤其是在科技和娱乐领域的投资。在这样的语境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需要国际传播理论转型。我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入手:破、立、创、拓、融。

破是由外向内看,抓住西方新自由主义共识瓦解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立是南南传播,通过他者重构传播与发展理论。

创是内外并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自我构想与自我实现。

拓是新功能区,数字文化走出去。现在渠道更加多元,近几年一些新兴的传播渠道,包括游戏、网文之类的数字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发挥了比较显著的功能。

融是治理领域,具备社会主义精神的新世界主义。最终中国需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或者具有社会主义精神的新世界主义,或许这种新世界主义的实践场景应该体现在全球治理的领域,如何给理论找到实践的彼岸、如何在治理的领域发现实践的张力并且化解实践的张力非常重要。


(本文系作者在浙江省区域国别学建设与共建“一带一路”研讨会暨浙江师范大学非洲区域国别学院揭牌仪式上的主旨报告,不代表本网观点。中国社会科学网 王晏清/整理)

(作者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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